摘要
12月20日晚，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晖在“人文清华”讲坛开讲，介绍人文学科在诞生、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以及人文学科在当代所面临的五个挑战。汪晖教授认为，目前人类的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崭新阶段，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数字技术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连人的生产过程都有可能面临重大变化。而19、20世纪形成的知识范式越来越难以解释社会变迁中的诸多问题，人文学科形成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逐渐暴露。人文学科在全球化、区域化进程中，面临着如何估价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布，如何去估价自身的人文传统等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事实上也是人文学科在近代形成的前提。如今的知识分类需要重新思考现代的学科制度跟中国知识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今天的雾霾很严重，古语有言：“观天文，察时变；观人文，化成天下”。当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走入一个很紧张的氛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古诗放在唐朝是写雪景，带有一些阐意。现在如果变成对雾霾的描写，有点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带有现代主义的味道。
我们平常谈到自然跟人的关系更多的是自然的部分，今天我们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尤其是有关人的知识，从生成到当下面临的挑战，今天我们主要探讨当代的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挑战。
人文学科诞生过程中的四个特征
人文学科的历史形成，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前提，沿着这四个问题展开，现代人文学科诞生和发展包括四个维度。
首先，现代人文学科在欧洲是在神学或者是在中国是在经学逐渐制取它的支配地位、它的神圣性的过程中形成的。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人文学科提供的是后神学、后经学的价值，即世俗的人的价值，所以，现代人文学科跟启蒙运动、跟欧洲史有非常深的关系。以北洋水师学堂为例，现代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直接从传统中演化出来的，而是救亡图存的产物，动机和目的是在富国强兵的构架下，所以当时并没有简单的三个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这样明确的分类。五四文化运动则激发了学科改革，在这种救亡图存背景下的文化辩论，既不同于西方早期的欧洲神学内部无条件追问的传统，又有别有诸子百家、稷下学宫的争鸣辩论，跟原有的中国以经学为中心的文史知识发生了断裂。
其次，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一直处在与科学领域的博弈中，既深受现代科学方法的影响，又力图证明自身不同于科学及其方法的自主位置。科学理念进入中国后在当时是一个总体的概念，里面并不区分出严格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分解。对传统的世界观、传统学制的冲击，首先来自于自然知识，依靠实证的知识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来替换传统的世界观。所以，科学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知识，而且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科学替换传统世界观，成为宗教一般的新信仰。
第三，现代人文科学是在东西碰撞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其学术分科深受欧美大学学科分布的影响，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叙述密切相关。科学的限度在哪里？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知识吗？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等所有问题吗？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等争论，都曾试图澄清和解答这些问题。正是在这场辩论当中，许多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科学知识之外建立自主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科，将这些学科从科学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变成一个自主的、相对独立的领域。所以人文学科是从科学分类学当中分离出来的，与自然科学并列成为现代大学学术分科体制的一部分。
最后，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知识界的形成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专门化的学术研究与思想文化运动互相促进。我在担任《读书》编辑期间，《读书》有如圆桌，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思想派别、不同观点立场的人，可以在圆桌上进行重要的辩论，这些激烈的辩论能够促进知识的发展，激发年轻一代探求问题的热情。而在今天的大学里，很多的知识领域，包括学术项目都是以项目作为指导的，通过SSCI CSSCI等统计制度来展示学术成果。但是那个时代最灵活的恰恰是思想争论，而不是统计的数字。
当代人文学科面临的五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伴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的进程，人文学科的内容和分科都面临着新的调整，如何估价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布，如何思考人文学科与不同的人文传统的关系？
现代人文学科的分类跟传统知识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都有自己文化的内容和规范，这些历史脉络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于西方式的近代分类学中。怎么去估价人文传统，怎么估价在人文传统中产生的旧的成果和新的成果对于当代的意义？这是现代人文学科形成过程中自然的被排斥和压抑的部分，我们需要重新去看待，重新调动起来。也就是说，在今天的知识分类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代的学科制度跟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代的学科制度的形成跟东西方关系、跟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平衡的分类：一种是从19世纪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许多中心地区的国家发展了很多关于周边地区、以及其它地区的知识。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其他的学科，都是伴随着对世界的扩张产生的，这就是早期的区域研究。而在中心地区之外的其它国家，为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将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历史中。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不仅是在中国，即便在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历史系也是围绕自己国家的历史，占据了整个历史学科的绝大部分。
德国的历史系大概75%以上甚至80%的学者、教授都是研究德国史的，其它20%左右研究世界历史，而美国有非常发达的区域研究，这也和美国的历史有关。在中国，除了关注于本国的知识之外，主要关注欧美的知识和其它发达国家的知识。而对于亚洲周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在世界范围内有发言权的中国学者寥寥无几，整个知识领域处在非常弱的状态。更严重的是，由于知识领域相对较弱难以激发起人们投身于这些知识、工作的热情，年轻一代的优秀人才很难进入这些领域，人文学科的学科分布问题在今天尤其需要改变。
首先，是改变知识的视野和分布。
其次，我们要超越过去殖民主义的知识、冷战的知识，形成新的全球的关于不同区域的知识，人文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在于分类的意义，而是要明确提出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乌干达的一位学者在清华的讲演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基础建设的投资，但当地人还想知道，中国到底要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新秩序？这不仅是知识的问题，也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这对大学将来的变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的使命？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把人类导向一个彻底的从宗教领域走出来的世界，社会学家韦伯将这个过程称作“脱媒”。但今天的社会是什么现象？伴随着世俗化、所谓市场化的深化，宗教的各种传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这个语境中如何界定人文学科的使命？
人文学科介于两种力量之间：一种是经济的力量，尤其是拜物教的力量，人的价值、人的精神在拜物教面前处在样的位置，这是人文学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这样的拜物教的盛行，它的反动重新出现，即又出现了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的现象。
这个问题对于人文学科、人文学者来说为何重要？因为人文学科、人文学者的形成本身就是跟宗教世界观在斗争、博弈、纠缠，在既内在又摆脱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所以过去常说，现代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是以“上帝之死”作为前提的，但是现在上帝又复活了，而且是诸神在复活。每个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包括它的宗教传统，包含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一部分价值。但是人文学科本身是关于人的学科，而不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在这种现象下，人文学者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具体到中国，首先，中国现代的人文传统，能否提供一些自己的方法、价值观，去理解现代的、当代的现象。
其次，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不像欧洲是在一神教的历史里出现的文明，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世俗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对当代世界有没有意义？人文学者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许多现代知识的前提相关。
第三个挑战：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学科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对其发展保持批判性的思维？
现代的人文学科是在和自然科学的联系和分离当中诞生的。如今，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数字技术、生态科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对人类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在学科分立的条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学科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对它的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这是整个现代人文学科的使命之一。
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改造的是什么？基因技术会改造生命本身，人的寿命由于财富的积累、技术的发展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人的社会关系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现代社会有了数码、网络，年轻一代的社会关系、社会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传统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对于人和身份的认识，可能由于对技术的不了解，或者不能内在追踪它的发展理解其中的变迁，而无法对这个现象作出有效的回应。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但是需要对这个过程、边界加以反思，我们继承近代以来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成果的同时，也该思考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如何跟自然科学之间重建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第四个挑战：如何估价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
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人文研究的领域和边界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跨语言、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因为数码技术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空间。如何估价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一定程度上数码技术所提供的新空间，也是一种所谓的空间革命。随着近代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航海技术的发展，从过去的陆地到海洋时代的到来，是新一轮空间的革命，导致了整个人类对于国家、主权、领土范围的认知，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因为空间革命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新一轮的空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什么？人文学科的学者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应对这样的挑战。
第五个挑战：在学术分科的条件下，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如何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如何在专业化背景和市场化条件下重塑“知识界”？
学术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学术如果没有分科的话很难持久的积累和发展。但是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如何能够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专门知识的积累；如何在专业化的背景和市场化的条件下重塑一种真正有自主性的知识领域和知识界。这就要形成一个文化的、知识的新空间，来思考这样的挑战。这是在19世纪、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地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成果，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相互激发、相互自主的知识领域，新思想的发源以及专门学科之间跨界的对话是比较难的，这些知识领域的对话和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现实问题之间关联的呈现也是比较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方面物质资源，包括研究的资源，越来越系统的制度化的研究条件正在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知识领域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了。当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当代的世界在我看来是19世纪和20世纪形成的基本前提和范畴遇到巨大挑战和危机的时代。例如美国的选举、英国的状况、包括中国社会的许多变迁，既有的知识的范式很难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反思，例如媒体报道、各种各样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技术性的，很少再出现像19、20世纪针对某一现象大规模的知识的运用和文化的讨论。
这些是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事实上也是人文学科在近代形成的前提，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于搜狐教育《智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