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常生活中政治的回归为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生成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方式及议题设置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转向,集体记忆、虚拟网络等多种要素诱引、消解和塑造着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态度,并将政治态度的生成与话语权争夺进行有机统一,通过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而探求变动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静态化呈现景观。
关 键 词:日常生活/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政治话语权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15JDSZ3005)。
作者简介:齐尚晓(1981- ),男,河南辉县人,安徽工程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讲师(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的“日常化”转向
(一)日常生活界定及其政治回归
日常生活常以琐碎的、繁杂的、零散的客观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虽然身处其中并习惯于它的客观存在却难以把握其整体面貌与运行轨迹,“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其中的绝大部分我们都不能给出任何解释。……我们只能说,它们就在那,我们做了而已”[1](P3),很少有人愿意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更妄论对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本质进行探索。在当前学界中,对日常生活的界定和研究存在着不同见解或者议题争议。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日常生活是与非日常生活相区别的私有领域,两者之间截然不同,即“人的生活是由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这两部分构成,日常生活是指以家庭为基点的,主要属于个人和私人领域,具有重复性和狭隘性的人的日常消费行为、交往活动和思想、观念活动的总和。而非日常生活是指以社会为基点,主要属于社会领域,具有不断进步性和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总和。”[2](P35~38)这种观点根据活动空间属性特征,将统一性的整体生活分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而既有研究成果中对这种空间属性特征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内的非日常生活的关注程度和研究热情是有目共睹的。而作为另一半的日常生活呈现的是一种微不足道、拥有自我话语和活动领域的平凡景观,它虽然长期脱离学术研究视野,不受重视,但却无处不在,其魅力也逐渐被学者们所发现和挖掘。
以法国学者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学者们致力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构建,不仅将日常生活纳入到学术考察领域,还将研究的范围不断进行扩大,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学术交叉,并逐步走向学术共同体架构。时至今日,日常生活已成为社会多学科领域研究的新视域,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促动日常生活研究与时代众多议题和新元素相融合并呈现出现代化特性,而原属于非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研究触角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从结构和内容等方面改变着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形式。其中,政治研究回归日常生活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意义非凡,“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青年始终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3]。青年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青年群体对国家发展而言,是希望和未来的象征。“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4](P36),青年群体身上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大学生群体正处于青年时期的关键阶段,作为代表性的青年群体,它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来。政治参与是大学生群体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其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参与的深度与有效性。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态度源于日常生活中对政治的认知反应,它是通过日常生活将分散的影响因素凝聚而产生的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结果,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政治认知进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情感表达,它最终影响和制约着群体的政治行为倾向。面对多元社会思潮冲击,当前的政治文化教育路径已然从传统官方的、公开的、正式的“灌输”向日常生活中的“润物细无声”式路径转化,政治文化也全方面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在其中生根、发芽,促发身处其中的大学生群体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发生细微的变化,并使其政治活动方式发生转变。
(二)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方式转向
政治活动与时代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时代,因其时代特性不同,政治活动的方式也必然有所区别。近代青年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有“五四运动”等。其中,大学生群体是重要参与者,活动的内容和目的与其时代背景一致,行动方式为典型的街头政治,斗争方式是走向街头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常伴随着激烈对抗。这种活动方式涉及范围广,常获得工人阶级等群众力量的支持,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意愿,并对当时政府施加强大压力,最终能取得一定的预期结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彰显了大学生群体浓厚的爱国情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大学生群体的爱国情感需求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融为一体,青年群体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稳定、发展和强大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政治情感深深地根植于日常生活中,其政治行为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性,他们的政治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对党和国家拥有高度的忠诚度,是新中国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有机力量。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为中国借鉴他国的先进性经验提供了新平台,使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期。值得警惕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一贯抱有强烈的敌对心态,各种西方价值观念与社会思潮通过各种路径日益侵袭到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观、消费观、发展观等,希望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优势来吸引大学生群体,进而影响其对国内外形势与政治事件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原则。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意志薄弱的青年大学生在敌对分子的煽动下也曾出现过政治认识偏差和不当政治行为,对国家稳定和发展造成过不良影响,而这种现象也引发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方式和有效性进行深刻反思。随着国家发展与日益强大,政治生活超然于日常生活范畴,成为非日常生活领域中具有自我话语体系的存在,普通社会阶层与国家统治阶级政治中心的距离感逐渐扩大,参与政治的热情悄然冷却,但对青年大学生群体政治教育的紧迫感却没有消失。教育界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标识着高校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它将青年群体重新有序地纳入到高考轨道,规模化地进入到高校,进入到专业化、体系化的知识培育与技能训练中,进入到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日常生活中,政治教育也随之进入日常生活。因此,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方式发生转向:一方面,政治与大学生群体的疏离感使得原有的政治活动被日常生活所侵替,旧有的政治活动方式悄然转变;另一方面,以日常生活为基轴的新的政治活动方式逐渐占据了人们的视野,也促使国家在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政治文化教育与宣传路径上发生转变,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转向日常化。
(三)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议题的“日常化”
政治活动日常生活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客观地讲,日常生活具有时代性,它的存在形式和内涵特征必然与历史发展的步伐相一致,并将其自身固有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时代融合后予以延续。在此进程中,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认知常会出现偏差,即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进行人为隔离,将之一分为二,划分为各自独立的自我领域。实际上,日常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源泉,“日常生活影响着社会活动,影响着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运转形式。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衣食住行,人们必须进行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活动,由此产生了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经营活动、公共事务、技术操作等一系列活动。这些非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在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发展。”[5](P28～30)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深刻认知,必然影响和改变着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日常生活化的中心议题。对大学生群体而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处世之道已然失却存在意义,而在革命时期中出现的爱国政治狂热与激情也随历史之轮的滚动烟消云散并回归于理性轨道。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在经历与日常生活割裂之后以一种新姿态重新融入,其中心议题转向“日常生活化”。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方式相比①,当前内地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转向是中国政治进步的集中展示,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社会基层群体里的自我创新,是政治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两种途径进行融合的勇敢尝试,是国家政治教育宣传从外力灌输向内在生成转换的强力附着点。它是政府政治意志和话语权进行展示的新平台,政治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需要大学生群体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历史经验证明,政治冷漠与政治狂热两种极端的政治态度皆无益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转向意味着原本被视为最普通、最平凡的领域将蜕变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地,有序的政治参与也成为当前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在大群体政治态度的成因要素体系中日常生活要素将占据重要位置,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融合为群体政治态度形成提供了新的促发因素。
二、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生成的影响要素
(一)日常生活中集体记忆对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诱引
一般讲,“日常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人总是以特定的把自身作为起始的观点来理解他生于其中的世界,并寻求和根据这同一观点来操纵这一世界,他借以发现世界的过程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6](P3),日常生活常被视之为个体的自我领域,个体性与独立性是日常生活主体自我宣扬的特性。而个体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互动中趋向群体化,大学生群体就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个体由于某种中介因素或兴趣的存在而自主建立起来的自组织,高校校园地域是其现实载体,校园文化是其内在联系的纽带,校园活动是其行为外显。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除却衣食住行外,还包括综合能力学习、校园各项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政治活动等。其日常生活特征为个体性与群体性并存、分散性与整体性并存。在从不同地域到同一大学的流动过程中,个体逐渐走向群体,而源自于不同自我日常生活中的分散的个体记忆向具有共同话语的集体记忆过渡和转换,为群体政治态度的生成提供新的考量因素。“当个人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7](P19)。在这种屈服群体意志、隐藏自我意志的过程中,个体性消弭,群体性凸显,时代的同一性、文化的相似性、生活的趋同性使得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记忆得以凝聚与共存,并增强了群体的集体存在感和归属感。“‘记’带有在当前为了将来有用而加以认取的意思,‘忆’是为了当前有关而回想到过去经验。事实上,在当前很难预测将来之用,大多是出于当前的需要而追忆过去。”[8](P21)集体记忆是个体基于记忆共享在群体互动中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不同个体日常生活中繁杂的、琐碎的、分散的记忆碎片汇聚成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深深根植于群体,成为群体文化的价值内核,进而影响和决定着大学生群体在政治活动中日渐成型的政治态度。政治态度受大学生群体内部共享集体记忆的诱引,形成一定的喜好与价值偏向,从而可将政治态度划分为狂热型、关注型、旁观型、冷漠型、抵触型。每一种政治态度都与其集体记忆中认取的某一历史片段载体中已有的政治活动遥相呼应,它常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将记忆中的片段有意或无意地通过日常生活拓印到人群脑海中,进一步转换为其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的政治性源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赋予的不只是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凝聚,还有消解。
(二)日常生活中网络因素对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塑造与消解
政治态度具有变动性,受时代外在因素的影响明显。对大学生群体而言,网络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影响和改变着他们政治活动的方式。一方面,现实中街头政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街头游行示威赋予当局者舆论压力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实现政治利益的现象在国内鲜有发生,早已被正规化、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所代替。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兴起,为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新平台。大学生在网络世界掌控一定的话语权,并通过网络平台对国事、家事、天下事进行评论,还可以借助微博等新媒介与政府官微互动进而表达他们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与此同时,大学生群体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也掺杂着不和谐的声音与行为,甚至还出现通过“网络暴力”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现象,网络的隐匿性为其提供了肆无忌惮的发泄平台。因此,必须警惕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的消解政治教育的不良因素。“日常生活一直暗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抵触,表现出日常生活观念从‘泛意识形态’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去意识形态’。由于当代社会结构复杂化、生活模式多样化、文化发展多元化,导致社会心态变动性、价值评价多维度、思想观念差异性,社会期待也自然发生变更。”[9](P75～83)网络时代将这种消解性进行了无限放大,它为国内外社会思潮、言论、学说提供了孕育、发酵的土壤和传播路径,使其潜移默化渗透进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其对政治的认知与情感表达,冲击着变动中的政治态度。目前,网络中存在着多元的价值观念与各种学说,甚至是奇言怪论对已有的历史事实尤其是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进行解构,予以戏说或无根据的修正,将政治神圣感与神秘感彻底打破,不断地消解着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记忆,并使其陷入“历史虚无”之中。在此过程中,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态度呈现的是一种无意识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往往导致政治走向极端化的政治抵触与反抗,它和政治狂热一样,如果对其熟视无睹、不加引导,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三)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发展取向
政治生活来源于日常生活,又超脱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种种“陷阱”。从历史来看,无论当时的政治活动氛围如何狂热与痴迷,最终一切都会返回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归于平淡。这种狂热与平淡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陷阱”,大学生群体常会被这种循环论调所蒙蔽,常常在面临不同的选择中迷失自我。实际上,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知并非一蹴而就,它受国家意识、国家意志与外界势力对抗结果的影响,它通过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对国家的认同、对该群体意志的消解与重塑来培育,进而培育出合适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最终规避日常生活中的“陷阱”,逃脱循环论调,这个过程是异常缓慢的。目前,不同国家间的对抗选择放在影响其他国家的青年群体观念之上,对此,习近平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4](P54),这是对国家强大与发展的精准判断、本质认知和整体掌控,青年群体被视为国家间的博弈筹码,而青年群体对国家政治的认知与态度决定着这个筹码的重要程度。日前,网络中兴起并在现实中流传着一股解构、戏说历史人物的潮流,如对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等英雄人物与事迹进行颠覆性解读,这种现象不能以娱乐化闹剧一言蔽之,它暗示着一种否定历史、淡化政治符号、混淆意识形态的有意行为。这股潮流往往由网络大V或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引领,其对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态度诱引可想而知。它消解了大学生群体已有的集体记忆,混淆了记忆片段,模糊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界限。它截取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片段并进行无限扩大,丑化、扭曲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甚至是领袖,直接动摇了政府公信力,极易误导大学生群体政治认知出现偏差、政治态度出现极端化。大学生群体在政治认知的过程中,其认知基点是国家利益,这是一切政治活动合法化的基础。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培育必须处理好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必须要学会正确对待和认识历史。认真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并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反思历史,决不能心血来潮、一哄而起,或只强调阴暗的一面,不去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全盘否定过去,不仅违反事实,而且是有害的,更是可耻的。”[10](P194)当前,少数人在对历史解构时往往超越了历史本身,掌控的话语权中镌刻着复杂的意识形态烙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处角落,侵扰着社会各层群体的思想和意识。因此,要避免或抗衡这种侵扰,必须掌控话语主导权。日常生活因素的涉入使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出现新取向,它通过日常生活中群体政治话语权与政治态度互动构建得以实现,它立足于群体自身的认同与整合,依靠群体自身功能的发挥,引导群体以理性的视角对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认知,培育群体的政治情感,促发群体的政治心理,规范群体的政治行为。
三、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生成
(一)群体政治话语权的思想演进与现实认知
在以平凡、大众化为标识的日常生活里蕴含着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无数宝贵经验和思想精髓,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观念,塑造着每一代的青年群体。“纵观百年,青年价值诉求的基本走向:从激越的理想主义向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方向迈进;从政治语境与深层文化的焦灼中思考民族和个人的命运;懂得义务更强调利益,关注集体更维护个体;放眼全球,谋求更大、更高发展空间,更安全的生存环境和更具幸福感的生活。”[11](P9)归根结底,无论多么激烈的革命、多么残酷的战争、多么纠结的道路选择,最终只是为了能使大众拥有正常日常生活而已。政治离不开民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21世纪以来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中国道路的确立、中国梦的实现等无一不是日常生活转向的突出体现。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立足点脱离不了日常生活,其政治目的是通过不同路径谋求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历史由不同的时间片段和故事内容所构成,但大学生群体对于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在这些不同时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其与时代相符的现实认知差异感而已。“人们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一方面,主体总是要根据自己对信息的认识,加以选择、创造特定的概念、词语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主体在对信息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过程中,必然要融入主体自身的价值判断,使之为自己及其所在的群体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话语必然是一个语言符号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体,即它既是由一定的符号、概念、词语、语音、语法等所构成的语言符号,同时又反映了特定的认知、情感、意志。”[12](P35)大学生群体在政治活动中使用的话语体系包含着群体对政治的价值判断,它由一定的政治语言符号和能够体现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的政治态度构成。大学生群体政治活动目的的实现依赖于这种能够展示群体政治利益,彰显群体政治态度的话语权,相比于其他社会阶层,这种话语权处于弱势。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衡其政治态度的形成,而政治态度也影响和制约着其政治话语权的获得和展现。对大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具有较好的社会声望,但是因其年龄、身份等因素影响,他们不具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因而,政治话语权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双向互动成为脱离这种困境的必然选择。
(二)群体政治话语权与政治态度的“互惠”构建
在政治参与的众多主体中,大学生因其年龄、身份等客观条件限制,不能作为完全独立的政治主体全面参与其中,而政治生活与其群体身份紧密关联,从而形成大学生群体特色的政治话语权。大学生群体政治话语权建构起对应的政治态度模式,并在双向互动中使两者的对应关系变得清晰化、层次化。大学生群体政治话语权的获得途径有三种:首先,由外界赋予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规范形成。它一般由国家政府权力机构对公民的政治权力和权利的内容、性质、应用范围和实施原则都进行详细的、专业的划分与条文规定,政治话语权的分享与获得也以此为前提。政治话语权的获得方式其实暗含着对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预期方向与集中展现倾向,其取向范围集中在政治关注、政治旁观、政治冷漠之间进行线性变动,政治狂热与政治抵触出现的可能性极低。其次,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群体一起通过政治行为获得。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一般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社会群体掺杂在一起进行的。它多属于从众行为,被诱导倾向明显,主导性缺失,群体间对话语权分享缺乏明确界定;它不是偶然的、随机的,常常与一定的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相关联,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话语权是变动的;同时,其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对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明显,从而制约着其对话语权的争夺。作为大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政治活动必然与其他的生活片段相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日常生活,其对于日常生活的认知和态度必然影响和制约着群体政治态度偏向及其争夺话语权的主动性。最后,由网络世界发起并经刺激—反应模式生成。网络在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高使用率、占有率、控制率等特性,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形式,它无形中弱化与消解了政府在传统意义上对政治的控制力。这种对传统的反叛与一贯以个性、独立、张扬自居的大学生群体趣味一致。网络在现实中多个政治事件中的重要影响力使各国政府都无法回避网络政治话题,网络政治话语权的争夺日益白热化,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占据着相对优势。大学生群体网络政治参与逐渐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认可,与现实政治活动一起构成大学生群体日常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网络的特性为其政治话语权的获取提供了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保持着较高的政治热情。随着日常生活大学生群体政治话语权与政治态度的互惠构建,原本处于变动中的群体政治态度也逐渐“静态化”。
(三)变动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静态化”
日常生活的政治回归是一个长期、持久、稳定的过程,政治的日常生活转向为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生成带入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大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色彩单调不可认知的,相反它蕴含着多样化的领域、包罗万象的生活内容,能够被分析与认知。它不只是哲学批判中抽象的理论概念,更是抽象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活动不是其日常生活的唯一内容,它与其他生活领域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日常生活。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的认知是有限的,政治情感表达方式可变,其政治态度处于变动中。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的变动性与日常生活的政治回归紧密相关,它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探索和尝试,一种在五种常见的政治态度类型之间的徘徊,一种在探索和徘徊中寻求相对静止、成型的政治态度。“一般规律是政治态度的转变要经历服从、同化、内化三个阶段”[13](P39～43),大学生群体的身份特征将这种转变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限制。在这种限制状态下,话语权与政治态度的互惠构建过程中出现政治态度“静态化”,它属于一种相对的“静态化”。这种静态化得益于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的认知,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才能全面地、本质性地对政治进行剖析,才能产生明确的政治动机,生成稳定的政治态度,引导群体选择合理的政治情感表达途径,实施相应的政治行为。日常生活的政治回归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视野拓宽到日常生活中,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原有的政治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分析模式,使研究和分析更加深入到本源,更加接地气。这种分析视角“真正站到大众的立场上,认同大众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用平民化的思维和语言来揭示大众的生存状态,从而在精英文化下和主流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之外,形成一种大众的自己话语权力——即关注现实的、当下的日常生活,从彼岸的乌托邦理想回归到生存、人事关系、金钱、时尚、娱乐等俗事中来。”[14](P99～101)日常生活的政治回归深化了大学生群体对政治的认知,使相距遥远的政治生活变得近在咫尺,更加日常化。这种回归并非以政治意识笼罩日常生活,并非以政治目光审视日常生活中的大众,而是回归一切生活的本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总是通过特定的情感方式、思考方式、话语方式、行动方式,表达其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各种观念等。所以无论人们愿不愿意观察、善不善于或能不能发现,日常生活始终流动着看似互不关联、片断、偶然、微妙、隐秘的‘小事件’。这些‘小事件’是绵延持续的生活之流不经意地跃动,是人们可观察到的日常生活的‘拐点’。”[15](P13)日常生活中这些“小事件”和“拐点”的存在,将政治生活的原生形态完全呈现,[16](P62～66)它也为深化研究大学生群体政治态度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注释:
①如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街头政治式的政治运动裹挟着青年大学生群体,依附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以“反中”为政治口号,对当局者表达不满,其背后隐藏着国外势力的推动,它是以分裂国家为其政治目的的,特别需要警惕。
原文参考文献:
[1][英]戴维•英格利斯.文化与日常生活[M].张秋月,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胡敏中.论日常生活和日常认识[J].求是学刊,2000,(3).
[3]詹勇.一开始就扣好人生的扣子[N].人民日报,2014-05-05(04).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王慰.论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J].教学与研究,2002,(11).
[6][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7][法]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许列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吴学琴.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
[10]李慎明,陈之骅.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1]陈亮.中国青年与百年思潮[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
[12]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3]彭希林.论青年政治态度的结构、特征与转变[J].中国青年研究,2012,(11).
[14]张贞.从“日常生活”看大众文化的平民意识[J].当代文坛,2005,(2).
[15]孟伟.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本文刊于《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