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不通音信，我忽然想到到网上了解一下磊然的近况。

没有想到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她2009年6月26日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伤。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她是我在长期翻译生涯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好编辑之一，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杰出的翻译家（《真正的人》、《日日夜夜》、《教育诗》、《毁灭》以及屠格涅夫许多小说，都出自她的译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屠格涅夫选集》也是她主编的）。我非常怀念她。

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1950年代初。我和王以铸（著名翻译家，时任人民出版社编辑）在人民出版社院里闲谈，他突然提醒我：“看，那是磊然！”磊然是我心仪已久的翻译家。她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早在1947—1949学俄文时，我就读过她的翻译作品。这次看到的只是一个颀长苗条、娉婷秀丽的背影。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了二十来个文学翻译家到社里开会，研讨翻译问题。我也忝在被邀请的来宾之列。会场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里。讨论了些什么问题，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吃午饭的情景。大家坐在食堂里，没有招待员，磊然和陈斯庸（20卷本《高尔基文集》责任编辑，有多种译著）从窗口给大家端菜 端饭。两位翻译界前辈和德高望重的编辑来做这种事，使我很惊讶。而他们却非常自然，非常热情。他们的朴实作风，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跟她真正交往，是几年之后的事。她主持《屠格涅夫选集》的翻译工作。她邀我译《春潮》。我对她说，“《春潮》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她说，“我们是做文化积累工作，应该提供最好的译本，我信任你。”我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我知道这个任务的分量，便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译稿，交给了她。没过多久，我们就见面了。她把译稿还给我。我一看，十来万字的译稿，她从头到尾在上面都用铅笔都作了修改。我从195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解》开始在商务、人民、中国青年等十几家出版社先后出过大大小小三四十本书，没遇见过这么负责任的编辑。我对她的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我看到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我们俩中文用词习惯不同造成的。我知道，每人有每人的用词习惯，要说服对方是很困难的。因为初次打交道，她又是我景仰的翻译家，而且她那么器重我，我不能顶撞她，但是我又不能不 坚持自己的译法。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有理有据地跟她进行讨论。我指出她修改的一个地方说，“中文某某词典有我这样的用例 。”她毫无愠色，很平静地说，“我的修改，只是为了供你参考，所以才用铅笔。你觉得不合适完全可以用橡皮蹭掉。”我还要继续跟她讨论，她说：“不必了，我的意见仅仅供你参考。如何取舍，完全由你决定。”这样，我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了译稿。这部译稿刊登在她主编的《屠格涅夫选集·中短篇小说集·下》里。十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屠格涅夫文集》时，张福生先生又把它选入该文集第五卷里，他来信说，他认为《春潮》所有的译本里我这个译本最接近原作。这里，我应当说，我的译本里也有磊然女士的许多心血。她的修改，我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但对我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的确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通过译《春潮》，我们成了朋友。我到北京出差，常到她家里去看她。有一次，我跟她谈到了巴金的翻译。我说我想写一篇论巴金翻译的文章。她对我说，她做过巴金译本的责任编辑，巴金非常谦虚，她说她做巴金译作的责任编辑时巴金给她来过很多信。我提议我们一起来写一篇论巴金翻译的文章。她欣然同意了。后来因为我忙别的事情，此事就被岔开了。再后来，我旅居美国，远隔重洋，不仅没有机会见到她，甚至断绝了音信来往。论巴金翻译的文章，只好由我一个人来写了（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巴金文学翻译艺术简论》）。

她逝世的消息，使我又想起了她。她为发展中华文化做了那么多贡献，该心安理得地休息了。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2010年10月于洛杉矶

原载2011年4月18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