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摘要：由于各种已有的哲学定义均不能令人满意，种种“哲学不可定义”的说法开始弥漫，可是它们都立论不足，充其量只是陈述了一个迄今哲学还没有统一哲学定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不会有统一的哲学定义。寻找统一的哲学定义在当代尤显重要，它事关哲学及哲学工作者的安身立命。若想说清哲学需以科学为参照，二者的根本不同在方法，科学是经验实证，哲学是超验思辨。据此，哲学就是在用超验思辨的方法探索科学未答问题所形成的学问。这一哲学观，既符合哲学的全部发展史，也能包容各色各样的哲学理论；既可为哲学研究提供明晰的识别标准，也能对诸哲学学难题提供更为可信的解释；既不会束缚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也看不出会被将来的哲学超越、解构，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已经具有高度统一性或高度抗挑战性的哲学界说。

关键词：哲学、科学、超验思辨、经验实证、科学未答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种种谈论哲学的著述表明，当今的哲学研究者已经对定义哲学失去了信心。可我认为，给出一个抗挑战的哲学界说，使之成为具有共识性的哲学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1、哲学能否定义？

哲学是什么？

这是一个事关哲学本质的根本性提问，其它那些关于哲学的提问，如：哲学的对象是什么？哲学的特点是什么？哲学的主题是什么？哲学的功用是什么？哲学的使命是什么？等等，则都绕不过对“哲学是什么”的回答。

可这恰恰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迄今悬而未决。

已故知名学者高清海先生来武汉讲学时讲过一个日本笑话：为难哲学家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他哲学是什么？因为有“聪明人”之誉的哲学家们要么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要么是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事实的确如此。不少搞了一辈子哲学的人对之保持沉默，另一些人则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说法。如果这些不同的说法中能有一个被广泛认可也不会让解说哲学成为难题，但不幸的是，即使有某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也经不起仔细推敲。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1]这是国内哲学教材关于哲学所普遍采用的说法。这个说法尽管很普遍，但它其实并不是对哲学本质的揭示，更不能作为哲学的定义。因为“系统化、理论化”是所有学问的共同点，而不仅仅是哲学的特点。至于“世界观”，也不是哲学可以独享的荣誉。试问，有关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数学，有关世界物质运动与基本构成的物理学，有关物质的性质及转化的化学，有关地球生成演化及构成的地球学，有关宇宙生成演化的宇宙学，有关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的经济学，有关人类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的政治学、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和演化的社会学，等等，难道就不是“世界观”？显然也是的。可它们为什么不叫哲学而叫科学？

有人会出来辩解：哲学的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总看法”，而上面所说的那些科学，不过或者是只有关自然及自然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只有关社会及社会的一个方面，并没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观点，所以不能称为哲学。然而这样的辩解是无效的。我们知道，哲学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看法也是分成三个部分来论说的。既然这三个分开论说的部分的加和就可以叫哲学的世界观，那么上述那些科学再与大脑科学、思维科学的加和能不能叫哲学的世界观？何况社会学、地球学和宇宙学又怎么会不是对社会、世界、宇宙的“总看法”？

当然他们还可以继续辩解：虽然哲学和上述科学都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但哲学研究提供的是关于这三个领域的最一般规律的观点，而其他学科提供的则不是，所以哲学的本质特点是普遍性。将普遍性作为哲学的本质特点，也是一种有较多共识的哲学见解，受到不少哲学大家的首肯。如黑格尔就说：“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普遍存在”，“哲学要思考普遍的对象”；[2]罗素也说：“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问题时，哲学就诞生了”；[3]恩格斯则说得更明确：“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且不说这样的辩解已经等于承认光凭“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个说法并不足以区别哲学与其他学问，现在只问：由数学、物理学、化学提供的在整个宇宙都普遍适用的普遍规律，为什么就不如仅能说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的那个普遍规律更为普遍？这自然也是一个他们根本无法澄清的问题。

何况哲学也并不总是只研究最普遍的东西。不仅那些有如物理哲学、化学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与各门具体科学相伴的部门哲学所研究的东西肯定不是“最普遍”的东西，不仅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哲学子学科研究的肯定不是最普遍的东西，而且那些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有如诠释学的文本诠释，有如心灵哲学的心灵研究，有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之类，显然也称不上是“最为普遍”的东西。

还有，哲学其实也并非只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毫无疑问，哲学还研究人，并且是更为重要的部分。可是同样也研究人的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生理学、医学、人力资源学、人际关系学之类，为什么又不能被称之为哲学？难道这些学问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吗？显然也不是。其实没有哪门具体学问或科学是不系统化理论化的，而且它们也总是有关世界、宇宙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部分的看法。所以所谓“系统化”、“理论化”和“世界观”这三个东西以及“普遍性”，没有一个是与哲学的独特性即本质相关的。

实际上，把哲学说成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尽管在中国哲学界还算是普遍的观点，可在世界哲学界却一点也不普遍，它并不是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哲学从业者的共识。

除了以上两种关于哲学的看法较为流行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也常被哲学人士用来回答哲学是什么，这就是从解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弄出的一个命题：“哲学史就是哲学”（黑格尔原话为：“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5]

但当黑格尔如此说的时候，他显然不是在给哲学史下定义，因为“哲学”是“哲学史”的上位概念，我们只有先知道什么是哲学，继而才能知道什么是哲学史，而不是相反。同时，黑格尔如此说也不是在给哲学下定义，意谓“哲学就是哲学史”。如果这是在给哲学下定义，那就说明“哲学”这个被定义项还是一个待明确的东西。既然连“哲学”都有待明确，那“哲学史”肯定更是一个不明确的东西，如此又怎么能用它来定义哲学？黑格尔作为逻辑大师，当然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那么，当他如此说的时候，究竟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依我揣测，他不过是在告诉人们，哲学不似科学，没有一个能一统天下的范式理论。所以要想学习或研究哲学，只有去了解存在于哲学史中的各种哲学学说。

有关哲学的那些较为普遍的说法都难以成立，其余从未流行的各种个人之见就更不用去一一评说了。

人类有关“哲学是什么”的反思，是在近代得到空前增强，并提出诸多界说。尽管这些界说差异甚大，人们也一直没有放弃界说哲学的努力。可是到了当代，一种“哲学不可定义”的观点开始在哲学界弥漫。

有关“哲学不可定义”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哲学的不可定义性就在于它有无数个定义”。[6]可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因为只有一旦给出哲学定义就会导致定义的内在逻辑矛盾才叫不可定义，而无数无逻辑矛盾的哲学定义的纷纷提出，恰恰表明哲学是可定义的，只不过是定义的内容互不相不同罢了。

其二是高清海的论证，他认为：哲学研究人，是人学。人性不像物的属性那样是固定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哲学的性质也是变动不居的，并没有固定本质。这种说法的问题是，研究对象的性质不等于相关学科的性质，人性也不等于哲学的本质，所以从前者的无定性是推不出后者的无定性的。而且，既然高清海说哲学研究人，那就可以说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何况，当他说“哲学无固定性质”时，其实也已经给哲学定了一个性：无定性。

其三是说哲学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任何一种固定的哲学定义都会使哲学丧失其自由气质或特性。哲学的确有自由的特性或气质，但既然连自由本身都是可定义的，即我们从没听谁说过自由不能定义，那为什么有自由特性的哲学就不能定义？再说与上同理，当说自由是哲学的本性时，也是在定义哲学了。

其四是说想要给“哲学”下定义，必须有一个比“哲学”概念更大的概念，它可以使得“哲学”概念变成它的属概念。但因为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更高的概念,所以“哲学”概念是无法定义的。[7]然而这个说法实在太过轻率，哲学是学问的一种，“学问”不就是“哲学”的上位概念吗？“哲学”不就是“学问”的下属概念吗？

其五是较早论述哲学不可定义问题的李光程先生的说法，他借助维特根斯坦创造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做了个说明：“哲学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每一成员只有家族相似，没有共同本质。任何已有的和将有的哲学定义都只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不能代表整个家族。想想我们能否找到一个任何哲学家都同意的哲学定义便能支持上述说法。”[8]李光程的说法其实已不是说哲学不可定义，而是说哲学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即便如此，他的推论仍不成立。因为用“以往”断言“将来”，或用“已如此”断言“将如此”是靠不住的。诚如人类曾经飞不上天，不等于人类永远也飞不上天。休谟说得在理：企图用经验知识来证明因果关系前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会犯的错误之一是超越经验知识范围。因为我们只能经验过去，不能经验过去与未来的联系；只能经验个别事件，不能经验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我们不能用经验到的关系解释不能经验的关系。[9]所以，哲学迄今没有统一定义，不等于以后也不会有统一定义。

后来，同样认为哲学不可能有统一定义的陈嘉映先生是用一个比喻来做论证：哲学是一座迷宫，各种不同哲学定义只不过都是踏入这所迷宫的不同入口。意思是说，不同的入口，不可能使人们对迷宫有同一的见解。[10]但是，如果人们踏入的确实是同一座迷宫，那么只要他们能持续探索，就迟早会对整个迷宫逐渐形成大致相同的认识。何况，同样用比喻来说，我们还可以从高处鸟瞰整个迷宫，也可以对迷宫获得一致的看法。

李、陈二人的论证尽管无法服人，可迄今仍无一个统一的哲学定义现身也是一个事实。由此可知，“哲学不可定义”的命题若想成立，只能是“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哲学理论的统一定义”或“无法找到一个公认的哲学定义”的所指。

2、哲学是否需要统一定义？

既然已有的关于哲学无法找到一个统一定义的论证均不能成立，就意味着我们只要努力，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定义的。不过，这就又会产生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哲学是否需要寻求一个统一的定义？显然，如果不需要，即使我们能找到，也不该把力气浪费在这里。

我的回答是需要，理据如次：

第一，对任何对象的认知如果形不成共识或统一的界说，说明对该对象的了解越肤浅，更谈不上对它的深知。因看法越多，差别越大，越表明对对象的认识还在蒙昧阶段，哲学亦然。而尝试性地不断提出各种不同哲学界说并相互竞争，正是深化认识以达到本质性把握和求得共识的必要。

第二，其实不独哲学没有统一定义，所有学科起初都没有统一定义。要想有统一定义，必须经历一个从“多”到“一”、从“异”到“同”、从“无”到“有”的探求过程。事实上就是现在，也仍有不少学科的定义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甚至数学和物理学等，可我们却从未听说它们要放弃追索统一定义的努力。既如此，哲学为何要放弃？

第三，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连哲学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不能给哲学一个统一的界定，那么，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有关所谓哲学的一切，就很可能是属于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哲学。许多反对寻找哲学统一定义或否定存在统一哲学定义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哲学定义。李光程说：哲学没有统一定义，但哲学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旨趣下一个“工作定义”。[11]然而，他们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式的哲学定义，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他们自己搞得就是哲学研究。因为根据这种道理，任何一个按自己旨趣工作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在搞哲学研究，不管他是在研究服装还是在研究饮食，甚或是研究巫术。显然，要想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只能是在有了一个统一的哲学定义之后。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无统一哲学定义，将影响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两千多年来哲学没有统一定义不是也一直在蓬勃发展吗？以往的确如此。但是近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哲学的命运就越来越让人担忧。因为哲学不求统一界说的结果是对哲学的界说越来越随意。于是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认识其它事物的反向运动，它不是越来越清晰一致，而是越来越模糊混乱。在古希腊，先哲们对哲学的理解，还只是“追求善”（苏格拉底）、“爱真理”（柏拉图）、“研究有”（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差异；到了近代，知识论的解说成为主流，霍布斯认为，哲学是关于结果或现象的知识。[12]费希特认为，哲学是知识学，它以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为对象，所要阐明的是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知识的根本原则及其可能性，以及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13]可是现在，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教科书定义以外，说哲学是认识论的有之、说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的有之、说哲学是语言分析的有之，说哲学是人学的有之，甚至还有人说哲学是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14]更有甚者说哲学是音乐，是游戏。[15]这就干脆让哲学超出了思想活动的范围。可以承认，哲学是有许多表征，也与很多东西有关。可若仅仅依据其中的一条线索界说哲学，只能是盲人摸象，摸到象尾的说象如鞭，摸到象腿的说象如柱，摸到象身的说象如墙。可是，如果什么都是哲学，哲学必然丧失自己的本质和个性，变得什么都不是。胡塞尔所说：“形而上学的一再失败和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所形成的鲜明对照。”[16]诚如斯言。在科学昌盛并大肆扩展疆域的现代，哲学对自己身份的茫然无知，已使它找不到自己的家园，没有立足之地，面临生存危机，而对哲学的不求甚解和漫无边际的界说，更是让这种危机雪上加霜。

因此我认为，哲学要想获得安身立命之地，不论如何困难，也必须追问自身并努力探求统一的界说。即使总不成功，也不能放弃。何况也许这在今天已不是一件无法企及的事。

3、参照科学说哲学

以往说不清哲学，我看主要是方法上存在问题，这就是只盯着哲学说哲学。

窃以为，比较出差异，差异显特质。在对某个对象看不清楚的时候，选个参照物再看，不失为一法。

问题是该找什么东西来作哲学的参照？离哲学远的都不行，那样二者之间的差异会太多太大，以致我们无法发现其中哪种差异才真正是哲学的特质。据此，这个参照物就应该是靠哲学最近的东西。比如要揭示人的本质，就需要以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为参照而不是以石头为参照。

什么东西距哲学最近？是科学。因为二者本出一源，后来才有分殊，所以二者之间既有最密切的关联及相似性，又不是一种东西。这就难怪德国哲学家M·石里克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正确地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洞察哲学本质的最佳方法”。[17]因此，这里对哲学本质的回答，将以科学为参照。

以科学为哲学的参照，意味着我认为哲学不是科学。的确，哲学不是科学。哲学虽与科学有许多密切的联系，但与科学也有许多质的不同，前苏联哲学家尼基福罗夫曾从八个方面做过分析：一是从理论证明标准看，科学是用事实证明理论，哲学则不需要；二是从证伪标准看，科学存在可证伪性，哲学则不存在；三是从范式标准看，科学有占支配地位的范式理论，哲学则没有；四是从方法看，科学是用实验和归纳，哲学则用类似数学的演绎法；五是从所研究的问题看，每门科学都有研究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哲学则没有；六是从语言看，科学有越来越精确的专门语言，哲学语言则含糊不清、捉摸不定；七是从发展看，科学的发展是新理论淘汰旧理论的取代式发展，哲学则是后来的理论不能使在先的理论失去意义的叠加式发展；八是从真值评价看，科学的语句或观点是描述性的，可做真值检验，哲学的观点则不是，不能被做真值检验。[18]

尼基福罗夫的上述观点包含有对波普尔、库恩等西方学者的科学哲学理论的合理内容的汲取和综合，基本上是有道理的，只是他对科学与哲学这二者在方法、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区分还不够确当。因为，对哲学方法他是用比附来说的，并没直接告诉我们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方法；对问题的概括则过于绝对。不难发现，其实，哲学也有一些大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如“存在是什么”、“认识是什么”之类，至少在某个历史时期，就是被哲学家普遍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其实也有一些不是所有研究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如“哥德巴赫猜想”就不是所有数学研究者都喜欢研究的问题，如何提高水稻的产量也不是所有农学研究者都愿意研究的问题。

除了尼基福罗夫说到的这些差异之外，西方学界还有人依据哲学不具有理论验证的可重复性、知识的可积累性和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定量化等科学具有的特征来证明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无道理。

不过，在科学与哲学的众多差异中，要说其中的根源性差异，还是方法的不同，其它的不同，则均由不同的方法派生。科学方法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经验实证，即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获取研究对象的感性材料，经理性加工，主要是依靠归纳法进行总结，并力求引进数量概念和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描述，使之上升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或科学预测，再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去加以验证。正因科学理论源于对经验事实的提炼，并被经验事实验证，科学成为求真的事业，负责向人们提供真知、真理。

哲学虽然也向人们提供知识。但以上所有这些做法几乎都是哲学所没有的。哲学不作观察、不进行实验，不搞调查，不收集事实，也不用甚至鄙视归纳法，至于引进数量概念和数学描述方式虽偶有尝试，如笛卡儿的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类，却未成表述范式。哲学的方法是超验思辨，这种方法不从经验材料出发，而是在沉思中发现并提出令人惊异或费解的问题，然后通过构造超验的或没有经验对应物的概念、范畴或原理来对问题进行辨析、解释，并在不断推进的辨析解释中演绎出更多的概念、范畴和推论，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试想古今中外各位哲学大师的学说或各种原创性哲学学说，哪个不是这样建构的？

或许有人会提到数学也是一套概念演绎体系，为何数学就不是哲学而是科学这样的问题。数学与其它科学相比，确有特殊性，也是重演绎不重归纳，不过数学的根基还是扎在经验之中的。专门的研究证明：“数学的本质是经验性与演绎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19]这即是说，数学仍属于经验实证的科学。事实亦如此，虽然数学的公理或公设均不能由逻辑推论为真，但均可从经验中得到屡试不爽的验证，如1+1=2、两点间直线最短、两条平行线无限延长永不相交等等公理、公设均是如此。而哲学本身类似于数学公设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因是超验的，在经验中根本得不到证明。

正因为哲学的方法是超验思辨的而不是经验实证的，所以哲学的原理、观念和（最终）结论才是不能证实的，哲学的理论体系才是不能证伪的，哲学的语言才不是精确的和同一的，哲学的论述才不是描述性的，哲学的命题才是不能做真值检验的，哲学的发展才不是以新替旧的取代式的，哲学才没有自己的范式，等等。

大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可能会因“哲学不是科学”的结论而感到气馁、沮丧，可我以为这恰恰是哲学的骄傲和光荣。一个不是科学的哲学的存在表明：科学不能包打天下，成为“万能之学”。当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加剧之际，人类开始反思理性的狂妄。但需澄清，这里的“狂妄”，当是指科学理性而不是哲学理性。假如人类早点倾听哲学的“天人合一”或“应该如何”之类，而不是科学的“能够如何”、“能做就做”之类，事情或许就不会变得如此糟糕。关于哲学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处先说这些，后面还有论及。

要想确认学科基本方法是区分不同学科的关键，还需要回答两个可能被提出的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难道艺术也是以自己的基本方法与科学或其他学科相区别？

爱波·爱波斯费尔塔给出的是否定的回答：“艺术探索人的情感的深度，进而主要是表达信念和其他价值，而科学的目的是传达客观知识。这似乎是科学与艺术的基本差异。”卡西尔也持否定态度，只不过具体说法不同：“科学与艺术不仅有不同的目的，而且有不同的对象。”[20]

应该说，以上二人有关艺术与科学之差异的说法都是事实，但这些差异之所以会存在，还是源于基本方法的不同。艺术的基本方法是形象思维，即在想象中用语言、线条、图形、色彩、音响等不同手段来构成可感的形象。这种可感的形象作为形象思维的产物，所负载和传达的信息是作者对自然、社会、自我、他人、生活的体验与感想等，而文学、音乐、美术之类的作品就是其典型形态。因此，艺术与科学、哲学都不同，它不是用来提供普遍知识的，也不是用于答疑解惑的，而是用于表达、倾诉个人内心主观世界的感受、情感和心曲的。既如此，它里面自然会含有“信念和其他价值”。

第二个疑问是：宗教是不是哲学？如果不是，那宗教用的又是什么方法？

宗教不是哲学，而是信仰崇拜超自然力量或神圣化偶像的话语、组织、活动和生活方式之总和。这说明，宗教显然不是什么学科，它与哲学的差异，不是学科与学科间的差异，而是学科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或思想与活动的差异。因此，尽管宗教也有自己的方法，但绝不会是学科的方法。当然了，宗教哲学还是属于哲学的，其基本方法也仍与哲学一样，是超验思辨。所不同者，仅仅在于宗教哲学的超验思辨，是以神或上帝为基本预设。

经过以上考察，现在可以回到正题来回答“哲学是什么”了。

我的回答是：哲学就是在用超验思辨的方法探索科学未答问题时形成的学问。简之，哲学就是研究科学未答问题的学问。

根据这个定义，哲学的对象就是科学未答问题，而哲学的使命就是回答科学未答而人又要追问并希望有所答案的问题。通俗地说，凡是科学未研究回答的问题，就是该哲学思考的问题。

我如此界说哲学，不仅是比照科学的结果，同时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根据或证明。这就是：哲学史的证明、哲学仍有作为的证明和解释力的证明。以下依次来说。

4、哲学史的证明

从以往的哲学研究史可以看出，哲学研究的对象或范围总在不断演变，但其中也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哲学只研究科学未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不能用经验直接回答的问题。

人类神话时代之后的早期文明，尚无哲学，亦无科学。不过那些后来被称作哲学家的人，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关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一点在古希腊文明那里表现的尤为典型。如作为“西方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不仅研究世界的本原，也研究天文、数学和政治问题，据说他曾准确预言过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其后的毕达格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和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将思想的触角到处延伸。学园派的亚里士多德，更是一位对物理、生物、逻辑、心理、政治、伦理、经济、文学、形而上学都有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而亚氏以后的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在这一点上那个也与亚氏一脉相承。大概正因为古希腊时期总有那么一些对什么问题都喜欢苦思冥想、刨根问底的人和社团，所以毕达格拉斯才创造了“爱智慧”（Philosophy）一词来称谓他们事业。这个词很快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沿用，并在后世逐渐演变为“哲学”的专称。

为何古代哲学家研究的东西那么庞杂？

古希腊哲学家涉猎广泛甚至由此成为许多门科学的鼻祖，既不是由于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由于他们兴趣不定，而是由于那时这些领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科学，也没有科学与哲学的分工，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实证手段或自己特有的方法而只能借助哲学思辨。

虽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第一次将研究“具体存在”的学问（即后来所谓科学）和研究“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即后来所谓形而上学）做了划分，但当时实际研究中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的普遍混用（这在他自己的生物学研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表明，科学和哲学还没有实质性的区分。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论述中，“哲学”(philosophy)和“科学”(science)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并且他的“哲学”，既包括所谓“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的形而上学，也包括所谓“第二哲学”[second philosophy]的数学、物理学和其它具体科学。[21]这就说明两点：一是这个时期哲学和科学甚至在概念上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区分，“科学”这个概念，这时不过是“分科之学”的所指；二是“philosophy”这个词在此时还不等于后来的哲学，而是指整个爱智慧的事业，或整个知识体系。因而我们与其说他是在区分科学和哲学，不如说他是在给爱智慧的事业分类。这就难怪文德而班要说“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指具有更宽泛含义的“科学”。[22]

尽管这个时期哲学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不过思辨的哲学从没企图包办一切。

首先哲学不管可用日常经验解决的日常生活问题和要用形象思维与专门技艺来表现的艺术，也不管一开始就需要以经验方法、历史资料或专门技术为基本手段来研究的问题，所以医学、史学和起源于炼金或炼丹术的化学等，基本上都不在哲学的视域之中。

此外，所有哲学曾关注的问题，一旦有独立的科学过问或专门的解决方法，哲学就会悄然离去。

在历史上，哲学最早告别的大概是天文学，因为天文学要以大量的观察提供材料才有可能使学问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次可能是逻辑学。自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将逻辑学变成一门有范式的严密理论体系之后，逻辑学就成为如数学一样的精密科学而不再需要思辨，尽管现在它还被习惯地放在哲学的门下和高等学府的哲学系之中。继而告别的是必需以采集样本为扩充学科知识的基本手段的植物学和动物学，是故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再鲜有哲学家做这样的学问。再接着告别的是就是数学。公元4世纪，标志数学方法成形的欧几里德几何严密公理体系问世，导致哲学与数学彻底分手。至于后来笛卡儿、贝克莱、莱布尼茨、罗素等哲学家对数学的研究和贡献，则已不能与希腊先哲相提并论，称作“哲学研究”，因为他们在研究中用的是数学的方法而不是超验思辨。总之，在天文学、逻辑学、植物学、动物学和数学有了自己的范式及方法之后，哲学就不再插手其间。

近代以降，由于实验方法的成型，意味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的成熟，从而引发各门具体科学脱离哲学的高峰。先是经典力学率领整个物理学离开哲学，接着整个自然科学的集体出走，后来是社会学通过仿照物理学创建了适合自己的经验实证方法而获得独立，再后来是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等众多具体社会科学又效仿社会学，纷纷宣布自己的独立。还有众多在当代涌现的新兴学科，似乎更与哲学无染。

这就是说，在近代以前，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人类知识总汇或人类总体性知识体系，近代以来随着大量具体学科的众叛亲离，才缩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过程，文德尔班有一个比喻：哲学就象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中的国王，当他将自己的所有城堡及财富都分给了三个女儿之后，自己却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

这个比喻，挑明了哲学这时所面临的危机，即照科学如此这般的发展势头，哲学最终是否真会象李尔王一样，因再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而失去栖身之地，流离失所，自然消解？

对此危机，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继给出了差不多的回答，即宣布“传统哲学的终结”，同时只给现代哲学指出了语言分析这惟一的出路。恩格斯则更早就预言：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将来只能去研究“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23]然而，首创语言分析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是要把哲学打造成“科学逻辑学”的，所以即便他们说得对，哲学最终仍将因变成科学而彻底终结。恩格斯的说法同样不容乐观。如果思维过程确实存在某种固定的普遍的客观规律，那对它的研究也可能终究要被科学取代，从而导致哲学的消亡。事实上，当代已经出现的思维科学、大脑科学、神经信息科学，就正在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5、哲学仍有作为的证明

纵然如此，哲学仍然远未到终结的时候，而且也不是只能凭做一种事存活，而是天地广阔，大有可为。以下对哲学在与科学分家之后还能干些什么的说明，既是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同时也是对我的哲学界说即“哲学研究科学未答问题”的又一种证明。

哲学仍大有作为，具体体现为至少还有五大类问题需要由哲学进行研究。

其一是综合性问题。人类的思维与实践总在不断向前发展，于是每个时代也总会让人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有的还在各个学科之内，有的则超出具体学科的范围，属于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如核武器阴云下的人类安全问题、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生存问题、过度生产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市场经济改革引出的社会转型问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问题，世界一体化提出的世界政府问题,等等。众所周知，分门别类的科学是将对象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每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特定对象或研究范围。所以，当这种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出现时，就不会有任何现成的相应科学来过问。这时，那个从来也没有固定研究领域限制的哲学就派上了用场，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当然，鉴于这些综合性问题多是有因果关系在内的经验性问题，因而对这类问题的长期研究，也有可能会造就一门新的具体科学，这门科学因已形成有适合自己特点的经验实证研究方法而不再需要哲学的超验思辨并再次取代哲学。但是，只要人类思维和实践不会停下脚步，只要科学仍旧是分门别类的，那么，不论到什么时代，总还会有新的这样或那样的综合性问题等着哲学去破解。

其二是前提性问题。科学的前提性问题，即在科学研究开始之前就应该弄清的诸多问题。包括：科学是什么？有何特点？如何辨识？科学起于何时？如何发展？其中有无一定规律？科学研究什么？为什么要研究？怎样研究？这样的研究是否可靠？在研究中需要信守哪些规范？科学与人是什么关系？与社会是什么关系？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人或人类社会又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既不在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也无法用它们研究各自特定对象的经验实证方法去加以研究，就如无法用物理实验回答物理学的前提性问题一样。于是，对这些不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又历史地落在哲学的肩上。哲学用超验思辨方法对一般科学的前提性问题的研究，构成科学哲学；对具体科学的前提性问题的研究，构成各个部门科学哲学。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凡有一门具体科学存在，就必会有一门与之相应的部门哲学相伴，如物理哲学、数理哲学、生物哲学、语言哲学、历史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等。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的疆域其实也没缩水，它仍如当初一样，无处不在。

其三是反思性问题。所有人类思维成果或其文本，不论是科学理论、哲学学说、宗教经典，还是包括小说、诗歌、音乐、戏曲、图画、雕塑、照片、电影、电视剧等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无不蕴含有一定的信息，如何对其进行研读、解释和评析，以充分开发其信息，形成新的有意义的文本，就是反思性问题。反思性问题属于思想的思想，认识的认识，解释的解释，言说的言说，不需要处理经验材料，科学的经验实证根本派不上用场。而其高度的理性化特征，又让感性的形象思维无能为力。因而惟有同样高度理性化的哲学思辨才会管用，因为擅长于构造概念、调动概念、编排概念和推演概念的思辨，既能据此对文本进行分析，也能对文本进行阐发，还能对文本进行评判。所以，不仅人们以往对反思性问题的关照都用的不是别的方法，而且产生于当代的专门用于反思性问题的解释学，也是一种哲学。

其四是超验性问题。科学通常被认为是用来回答“对象是什么”的问题的，我把它称之为“是然问题”，其实并不尽然。科学能回答的“是然问题”，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研究的对象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而确定其确实存在；二是对这个对象“是什么”的回答，也建立在观察、实验、调查的实证基础之上。总之，这个是然问题必须是可经验的。反之，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是然问题，就是超出了经验范围之外的“超验性问题”，已不是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所能应付的。举例来说，“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之类属于经验性问题。而“世界的本元是什么”、“灵魂是什么”、“存在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和“人的本质是什么”之类，则属超验性问题。不难理喻，对煤只要通过化学实验分析其分子结构，就能正确回答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但“世界的本元”和“灵魂”之类，并不像“煤”那样，是一个人已经经验到的客观对象，而只是人推想出来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既然如此，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这些尚不确定的存在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说出它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存在”同样也是不可经验的，因为人们只能经验具体的存在者。在“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提问中，“社会”倒是人们已然经验到的对象，可“社会的本质”仍不是通过观察、实验、调查就能经验或揭示的。人亦如此，虽然人可以被做生理解剖和基因分析，但由此得到的均不是有关人的本质的回答。由此推广可说，所有超验问题均有难以用经验去实证的特点，所以它们也不属于只能用经验事实回答问题的科学研究范畴，而只能成为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超验性问题，自古以来也的确是在被哲学研究回答。

其五是价值性问题。一个对象是否具有或好或坏的意义，以及我们应当对它做什么之类，就是价值性问题。价值性问题虽然是我们可经验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但由于其事关客体和主体的关系，并且必须从主体方面去加以理解，因为对象的好坏意义总是对人而言的，所以价值性问题从来不被只单纯研究客体以求获得纯客观知识的科学所研究。实际上它也研究不了，因为价值不是事实。有关对象的事实，科学可以通过观察、测量、实验、调查等经验实证的方法加以揭示和描述，可是有关对象的价值，科学却无法通过任何仪器看到，也无法通过任何手段发现。但自由的哲学就不受这种限制，它不仅可以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客体，而且也可以用自我反思的方式来追问自身的价值。是故我们看到，人、人生、人类、社会、自然、万物、宇宙到底有什么价值或意义，以及人和人类社会应当如何发展等问题，也从来都是在由哲学进行研究。由此可知，哲学对价值性问题的研究，是永远都不能被科学取代的。虽然研究价值问题的价值哲学似乎只是哲学部落的一个“新生儿”，因为作为概括所有具体之好的价值概念只不过是19世纪末才由德国哲学家洛采首次提出的，而有关价值的系统理论的建立也不过百十年的历史，但价值问题和稍次一级的价值概念，即善、美、正义等，不仅实际上早就与哲学同在了，如古希腊哲学对善、正义、幸福、快乐的研究，如中国先秦哲学对仁、义、孝、悌、忠、信、勇的研究，而且一直贯穿于整个哲学史并被众多哲学家广泛讨论，以至于在任何民族、任何时期的哲学中都被不难找到它的显要位置。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价值研究乃是哲学的世袭领地和永久家园。

6、解释力的证明

一种具有统一性的哲学界说，除了能够符合哲学史和能够明确告诉哲学工作者该干什么之外，还应该能对哲学观中的各种令人困惑的哲学学难题显示出强解释力。因而如果我的哲学界说能对这些难题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界说的可取。限于篇幅，这里只选五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难题作为解释样本。

其一是哲学有没有定性？对此，一种回答是“哲学无定性”。这个观点由当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后逐渐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此命题的意思是：哲学的对象及主题是变动不居的，不同时期的哲学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哲学家亦有各自感兴趣的不同问题，因而哲学是无定性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或主题。“古代哲学以本体论为研究主题，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研究主题，现代哲学以语言为研究主题”。[24]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哲学有定性”，只不过对“定性”的确认有所不同，有人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不变的主题，有人称“普遍规律”是哲学不变的主题，有人称追求真理是哲学不变的主题，有人说人是哲学不变的主题……但以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其实都因不符合哲学史而经不起推敲。根据我的哲学界说，哲学应该是无定性和有定性的统一。哲学的无定性一方面表现为哲学在历史上确曾有主题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哲学经常研究科学尚未介入的问题，但随着这些问题逐渐被科学接手，哲学就不再过问。而哲学的有定性则表现为,至少价值问题研究自始至终都在被哲学研究，每个时代，概莫能外。

其二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定论？其中，“哲学问题无定论”的回答是陈修斋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他说：“事实上不仅对于哲学的定义无定论，对于哲学是否应有或能有定义问题无定论，对于哲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也都无定论。我认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25]这就是是说，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些没有一致或明确结论的“未决问题”。反之，能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就不是哲学问题。因而“哲学是一种没有统一对象，没有统一问题和统一答案的智力探险活动”。[26]有不少人对陈先生的观点强烈质疑，认为哲学问题也是有定论的，只是他们都没能拿出过硬的证据。对此，用我的哲学界说分析，可作这样的解释：在哲学问题中，有些问题的确是永远也不可能形成终解的，这些问题明显地存在于价值领域，如什么是至好，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之类。但那些在历史上因暂无科学过问而被哲学率先探索的问题，虽然后来因有科学接手乃至有了终解，也仍然是历史中的货真价实的哲学问题，如万物的始基问题、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物质的是否无限可分问题、生命的本质问题、人类的起源问题等等，就不能因为如今有了现代物理学、现代宇宙学、现代生物学和生物进化论的回答而认为它们原来就不是哲学家该管的哲学问题。事实上，只有那些已经有科学过问或其它专门方法研究的问题，才不再是哲学问题，也不再需要哲学去研究，即便是由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来研究也不是。不仅有些曾经的哲学问题是有定论的，而且也不是迄今所有的未决问题都必然是哲学问题，象恐龙灭绝之谜、玛雅文明灭绝之谜、宇宙起源之谜、暗能量之谜、哥德巴赫猜想等未决问题，就不需要哲学的思辨来回答。

其三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这是一个由西学东渐引出并被断断续续讨论了百余年乃至今天还有人谈论的话题。这场讨论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的确也没有），而是说没有哲学这门学问。美国已故汉学家莱特是“没有论”的代表，他说：“中国没有哲学。所谓的‘中国哲学’，只是一种思想（或思潮），介于古俗因袭惯例与严谨逻辑之间”。说中国古代无哲学，显然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标准下的判断。不过中学与西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殊异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面对此命题的挑战，国人设法做了不少回应，却不尽如意。如牟中三从哲学是任何文化都必有的构成因子的前提推出中国文化不会没有哲学的方法，韦政通用中国哲学就是土生土长的有自己宗教源头的哲学之思路论证中国有哲学的方法，虽然也算证明了中国自古有哲学，可并未回答：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否有质的不同。倘若确有质的不同，即使二者都叫哲学也不是一回事。冯友兰则很重视质的比较，据说他一辈子都在“选”中国传统学问中“有似”西方哲学的内容，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些内容，也就证明了中国古代有哲学。可这种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往往费力不讨好，因为要想宣布中学的“理、气、道体、大全”等概念、范畴有似西哲的“有、无、变、绝对”等概念、范畴，又是极难证明的。相对而言，胡适的方法值得称道，这就是从哲学是什么出发来看中国古代有无哲学。只是他为了证明中国古代有哲学而给哲学下的定义过窄，即“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27]结果这一界说反过来又会将西哲中探讨世界本原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那些学说排除于哲学之外。[28]但是从我的哲学界说出发，就不会导致上述毛病，并且也能使问题变得简单明了。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虽然不重自然、世界本原，无主客两分，也没研究多少催生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具有西哲的认识论传统，但公认的它对人性、人道、伦理、人之意义、天人关系等问题的偏爱表明，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而且研究的问题恰恰更有哲学性，因为它们或是属于哲学永久家园的价值问题，或是属于将来也恐难被科学接手的问题。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形式或那些被编入中国哲学史的文本，虽不及西哲文本那么具有演绎性和系统性，但它们仍属于用道、阴阳、五行、理、太极、气、大全等超验概念运思的思辨当无疑问。

其四是哲学是不是人学？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内哲学界，根据哲学基本理论就是研究人的存在、人的认识和人的价值的理论的观点，“哲学就是人学”的命题开始被提出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虽然目前仍有人对此命题表示怀疑或不予认可，但均未给出像样的反驳。以我的哲学界说看，将哲学本质上归结为关于人的学问的命题，不论有什么样的理由，显然不对。因为至少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行为科学、人际关系学等也是研究人的学问，而这些科学对人的研究内容又不能被哲学取代。实际上，当哲学以人为对象的时候，只能研究那些科学研究不了的方面，如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与意义、人生的目的与幸福之类。因此，哲学不能垄断、也垄断不了关于人的学问。由此推广，所有试图将哲学固定于某种实在的哲学界说，不管这种实在是宇宙、自然、社会还是人及人的思维抑或普遍规律，都应先看看它们是否只能归哲学研究。

其五是哲学有没有用？古希腊时就有人认为“哲学无用”，现今仍有许多人这么说，其中甚至不乏本身就是搞哲学的人。另一方面，则有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针锋相对地提出相反命题，即“哲学是无用之大用”。但其实两种说法的差距并不大。无用的用处，还不是无用？就如“0乘以无穷大”，其结果还是0。或者，即使有用，也是无处可用的“屠龙之术”。当然也有另外的解释，即“无用之用”是指没有直接的用处而有间接的用处；没有形而下的的价值而有形而上的价值。这一解释还往往以哲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曾起过的历史作用，如我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解放思想和社会改革之类，来证明哲学确有大用。且不说此种解释是否有道理，即使有理至少还是会给人们留下一个哲学只对社会有用而对个人无用的感觉。而以我的哲学界说论，哲学不仅有间接的用处，也有直接的用处；不仅有形而上的价值，也有形而下的价值；不仅对社会有大用，对个人也有大用。因为哲学回答科学未答问题，就是哲学的直接用处和实际价值的体现；而哲学价值论对个人选择人生目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指导，更是有助人安身立命的大用。实际上这种实实在在的大用，先哲苏格拉底早在2500年前就用一句“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的生活”告诉我们了。同样，哲学价值论也能通过对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终极价值的探讨，来为社会安身立命，也有实实在在的大作用。

7、余论

经过以上证明可知，我的哲学界说中的所谓“科学未答问题”，包括三种所指：

一是指历史上曾经没有对应科学研究的问题。如，经典物理学出现之前的物体运动问题、现代物理学出现之前的最小物质结构问题、现代生物学出现之前的生命本质问题、现代宇宙学出现之前的宇宙起源问题，等等；

二是指科学在目前还回答不了但以后有可能回答的问题。如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问题、由每个时代的人类思维和实践不断提出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综合性问题之类；

三是指科学肯定且永远也不能研究的问题，即前提性问题、超验性问题、反思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这四类问题均属“形上问题”或“形而上的问题”，即有形对象之上的问题，它们都是哲学研究的世袭领地和永久家园。

正因为“科学未答问题”有这三种类型，所以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范围也在当代出现了一些变化。存在论方面，由于宇宙学和高能物理学已经接手了关于宇宙本元和万物始基的研究，其研究范围出现了一些退缩，现在只研究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存在。知识论方面，由于思维科学、大脑科学、神经科学对认识的介入，一些认识问题也变成了可经验实证的科学问题，知识论研究范围也有退缩。在研究范围上，唯独没有任何退缩的是价值论，因为科学没有也没能力对价值性问题研究进行任何侵染。

价值性问题不仅是纯粹的哲学问题，而且在哲学研究的世袭领地和永久家园中居目的地位，属于目的性研究，而超验性问题、前提性问题和反思性问题则都属于哲学的手段性研究。因为这后三类问题只关乎对世界及认知的解释，只有价值问题由于能回答“什么为好、什么为坏”和“我们应当如何”之类，才关乎对世界的改造。人类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也不是为了认知而认知，更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才做这些研究，而是为了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去进一步回答如何改造世界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改造世界让自己生存发展得更好。因此，哲学的超验性问题研究、前提性问题研究和反思性问题研究，最终都是服务于价值性问题研究的手段。换言之，如果没有价值性问题研究这个目的性研究，其他一切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鉴于超验性问题研究存在于从本质上追问人的存在的存在论，前提性问题研究和反思性问题研究存在于知识论，价值性问题研究存在于价值论，可以说哲学的基本理论也有手段与目的之分，即价值论是目的性理论，而存在论和知识论都是服务于价值论的手段性理论。

弄清了该哲学研究的“科学未答问题”的所指，进而我们还能知道，哲学工作者用科学方法研究解释某个问题，不是在进行哲学研究；哲学工作者用超验思辨方法研究已经有专门科学及其方法关照的问题，也不是在进行有意义的哲学研究；号称在进行有意义的哲学研究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至少是科学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此刻，该回答或许早就有人想提出的疑问了，这就是：既然许多问题是科学迟早要回答或能回答的问题，那根本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精确的、真值性回答的思辨哲学何必要来凑热闹？

有必要，道理有三：

其一，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从时间上说，晚于哲学的超验思辨方法的出现，因而在历史上，科学的回答往往落后于问题的提出，于是哲学的超验思辨便因能率先提供解答而被派上用场。因为对人类不愿等待的“惊异”或好奇心来说，只要有答案、哪怕是含糊不清的答案，也总比没有答案好；

其二，许多科学尚未研究的问题，本来就是由哲学家通过思辨的方式发现并提出，而后才引起科学关注的；

其三，哲学对这类问题的追问、反思乃至理论建构，为科学的介入或用科学方法解释问题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换言之，不论是社会问题研究还是自然问题研究，最初无不是经由哲学探索，才由思辨的解释逐渐变为严密科学或准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海德格尔把哲学说成诸科学的起源，把诸科学的独立看作哲学的完成（或终结），[29]也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为许多科学都是在哲学的孵化中诞生的，所以哲学才堪称“科学之母，众妙之门”。

正因如此，人类也需要哲学提供的知识。由哲学提供的知识尽管因得不到充分证实而称不上是“真知”、“真理”，却可以说是“良知”、“良理”。因为它不仅能安顿人好奇的心智，补充科学在解释世界时的无奈与不足，并孕育、催生科学，而且还能为我们提供价值与意义，指导我们更好地改造世界，发展自身。就此而论，它比科学知识更能体现人类的智慧。

由于用超验思辨的方法解释问题与实证无涉，既难证实也难证伪，是故各种哲学理论之间不能互相取代、淘汰。一种哲学是否高明，并不是看其是否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而是看其对问题的辨释是否深刻周到、是否巧妙智慧，能否开人心智，其理论体系是不是具有逻辑自洽性，能否自圆其说。于是那些在深刻周到性、巧妙智慧性、开启心智性和逻辑自洽性、自圆其说性方面越强的哲学就越高明，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采信与追随。相反，那些在深刻周到性、巧妙智慧性、开启心智性和逻辑自洽性、自圆其说性方面越弱的哲学就越不高明，越不能得到人们的赞赏、采信与追随。

我对哲学的界说，既符合哲学的全部发展史，也能包容各色各样的哲学理论；既可为哲学研究提供明晰的识别标准，也能对诸哲学学难题提供更可信的解释；既不会束缚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也看不出会被将来的哲学超越、解构，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已经具有高度统一性或高度抗挑战性的哲学界说。

一个有关哲学的统一界说有可能在今天被成功提出，绝非侥幸与偶然，客观上它得益于三个本时代才齐备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给我们提供了“鸟瞰”哲学的必要“距离”。我们知道，对一个萌芽期的无名植物，是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的，只有等它长大成形，舒展开来，才可能看清它的全貌并预知它的未来。哲学也是如此。

第二个条件是19世纪以降，近、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凸现出科学与哲学的差异并最终导致科学与哲学的相互独立，这就又给我们提供了看清哲学的对照物。

第三个条件是价值哲学在当代的提出和建立，不仅使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更加明显，更重要的是也使哲学的目的论域或最终目的得以凸显。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价值论的形成，可谓哲学大树长成的标志。

不少人把哲学历经两千多年自问而仍不自知视为“丑闻”，可我认为这种发育期漫长的情况，恰恰又是哲学不同于各种科学的非凡之处。它象征着哲学正年少，还有更漫长的生命之路可走，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怎么反倒会“终结”了呢？

注释：

[1] 陈先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3页。

[3] [英]波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9页。

[5] 参见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分析》2010年第1期。

[6] 张理海、赵锦荣：《论哲学的本质》，《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7] 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分析》2010年第1期。

[8] 李光程：《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

[9]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10] 陈嘉映：《哲学是什么》，《读书》2000年第1期。

[11] 李光程：《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

[12] 张传有：《西方智慧的源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3] 张传有：《西方智慧的源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14] 周国平：《哲学与精神生活》，《方法》1998年第4期。

[15] [苏]托罗相：《哲学的价值》，《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2期。

[16]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17] [德]M·石里克：《哲学的未来》，《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18] [苏]尼基福罗夫：《哲学是不是科学》，《哲学译丛》1989年第6期。

[19] 林夏水：《论数学的本质》，《哲学研究》2000年第9期。

[20] 转引自于兰英：《谈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32页。

[22] [德]文德而班：《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24] 参见胡辉华：《论哲学基本问题》，《暨南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舒远招：《哲学何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贺来：《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哲学动态》2000年第3期。

[25] 陈修斋：《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6] 李光程：《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

[2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页。

[28] 此段有关内容参见陈坚：《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3期。

[29] [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