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AI时代，将出现由AI技术运用引发的失业潮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三个层面的思考，即它会是什么样的失业潮、对之应如何评价和如何应对？由于这些思考既要做事实判断，也要做价值判断，而做价值判断时还会关涉对未来应有社会的设定，这就只能由哲学来予以关照。这里给出的哲学思考是：AI性失业潮是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同时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自由王国即将到来的象征，因而对之根本无须惶恐，更不要加以阻止，而应积极推进。只是在推进过程中，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加速向自由王国驶入的过程中，要以缩短工作时间、轮换工作和尊严保障金为主的制度安排，来防止社会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维护社会公正，从而实现向自由王国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AI时代、AI性失业潮、专职智能机、价值考量、制度安排。
原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AI（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日益广泛的应用，意味着我们如果不是已在AI时代，就是正在步入AI时代。这个时代会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主要体现为生产越来越高效且轻松，生活越来越舒适且便利。但同时也会引出诸多社会问题，而其中的一个甚为重大的问题，就是已被人们意识到并广泛谈论的失业潮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由AI技术导致的AI性失业潮将是何种性质的失业潮？二是我们应当如何评价AI性失业潮？三是我们应当如何应对AI性失业潮？
现在还不知道AI性失业潮究竟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发生，但既然迟早回来，那就还是早作绸缪为好。
AI性失业潮问题似乎与以往的失业问题一样，属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问题，可是一旦又涉及到了对它的评价和“应当如何应对”的价值判断，并且若做这种价值判断还势必要以对未来应有社会的设定为依据时，它在整体上就变成了哲学的问题，只能由哲学来进行关照。确切说，是要由价值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用超验思辨的哲学方法来对它进行研究。因为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只能用来研究对象本身的事实或事实问题，却研究不了由人基于自己的需求所赋予对象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问题，自然也研究不了人和社会应当如何的问题。[1]
因此，以下就AI性失业潮三层问题顺序展开的论述，就属于哲学关照的绸缪。
一、AI性失业潮是什么性质的失业潮？
在对AI性失业潮将会是什么样的失业潮的预判中，人们是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
人们的普遍共识是：AI性失业潮将导致大量的传统职业甚至传统行业的消失，因而必须做好应对大面积失业的准备。早在2015年，国际会计业巨头普华永道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指出：“未来15年内，英国约有100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被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取代。到2030年，约有30%的英国职位将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德国为35%，日本为21%，而美国高达38%。另据麦肯锡预测，到2055年全球经济体的有薪工作中，49%将实现自动化，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为中国与印度”。[2]而最近的相关调查和研究结果是：“在当前传统行业全部820种职业、2069项业务（工作）中，有710项（约占34.3 %）工作可被机器人替代”。[3]
在此共识之下，人们的争议是：AI性失业潮究竟是相对失业潮，还是绝对失业潮？在此问题上，绝大多数讨论者都是相对失业潮论者，他们认为，AI性失业潮只是一个时期的大规模失业而不是永久性的大规模失业，随着新的工作岗位、职业和新的行业的诞生，人们的就业状况就又会逐渐回复到常态，并且他们还从多个方面给出了多种论证。而绝对失业潮观点持有者则不仅非常罕见，而且还是只有观点而缺乏论证的情况。具体说来，尽管有人指出AI性失业潮与以往不同，“因为人工智能和以前的生产工具有本质的区别”，却没有进而告诉我们这种“本质的区别”究竟是怎样的区别？更没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工具方面的本质区别就会使AI性失业潮不同于以往，变成绝对失业潮？[4]
若依笔者之见，AI性失业潮的确不同于以往，会是不能再回到常态的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并且，这个判断也是可以得到充分论证的。这种论证可以从相反观点即相对失业潮观点的所有论证都不能成立开始说起。
时下人们对AI性失业潮是相对失业潮的各种论证虽多，但概括起来看，在理论上仍然不外乎运用经济学中早有的两个套路。
一是运用大卫·李嘉图的套路，根据其技术进步在取消旧的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岗位和新的就业机会之观点，证明AL性失业潮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机器翻译在飞速发展，但翻译行业的从业者不降反升，因为“越来越先进的翻译工具反而使从前不能翻、不敢翻的大活儿，变得稀松平常”。又如，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客服“小蜜”虽然淘汰了一座楼的客服话务员，但同时面向各种细分功能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却成为了国家认可的新职业。从自动驾驶到自动客服，体验、评测、训练这些环节都需要大量对需求敏感，又懂得机器的劳动者完成。[5]再如，“无人超市将催生智能物流管理员、智能仓库拣货员、数据分析师等职业，而这些职业都将有望成为非常紧缺的新兴工种。”[6]因此，“所谓‘技术创新毁灭工作岗位’只是一种短期内的局部现象，技术对就业的创造性增长效应远超其‘创造性破坏’效应”。[7]
二是运用萨伊的套路，根据其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提升生产率会扩大产品需求，进而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不会产生长期的技术性失业之观点，论证AI性失业潮也不是绝对失业潮。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就为之举例比喻：如果有位制衣商购买缝纫机后效率提升，他可以裁掉一半的员工。表面看就业流失了一半，但实际情况是也会从其他方面增加就业机会。首先，制衣商因应用机器降低劳动力成本可获得超额利润，他无论是把它用于扩大再生产还是增加个人消费，都会增加就业机会。其次，其他制衣商为了市场竞争也会购置机器，这就使竞争加剧，于是制衣行业的产品价格全线下滑，由使用机器节省的成本也转移到消费者方面一些，加上衣服越便宜越能刺激消费，于是消费者在衣服上的消费会比以前多，这时整个制衣业所雇佣的劳动力也会多于使用机器之前。最后，由于使用机器，假设一件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购买大衣的消费者就可以将省下的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因此，“机器必然导致失业”乃是一种最顽固的“经济错觉”，每当一次工业革命到来，它都会跑出来影响经济决策。[8]
以上两种论证，尽管其因果关系说明合乎经济学原理阐释的经济规律，并且也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机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和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实际后果都相一致，却已不适用于解释这次AI技术革命带来的失业潮问题，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将在这次技术革命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属于用技术来增强生产者的体力和脑力，前两次增强的是体力，第三次增强的是脑力。与之不同，AI技术革命已经创造出了无人超市、无人银行、无人饭馆、无人驾驶、无人仓储、无人话务等无人的自动工作方式，接着再弄出无人旅馆、无人码头、无人物流、无人邮政、无人农场、无人工厂、无人医院之类自动机也不足为奇。不仅如此，AI技术的后续发展目标是要创造出通用人工智能甚至超人人工智能。时下已有的智能机，不论是非人形的智能机，还是人形智能机即智能机器人，如美国的阿尔法狗、埃及的索菲亚、日本的Shibuya Mirai，都还属于弱人工智能，是基本上只能完成一个单纯任务的专用智能机。而通用人工智能则属于强人工智能，能拥有像人一样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胜任人的任何工作，只是没有创造能力和自主意识。超人人工智能更胜一筹，属于超级人工智能，是达到了所谓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人工智能，不仅具备人类的所有能力，包括创造能力和自主意识，而且也比人类的各种能力都更为强大。[9]这就意味着，AI技术革命最终是要用创造出可以像人一样工作甚至比人还厉害的生产者或劳动力。既然如此，所有被它们顶替下岗的人类劳动力，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工作岗位可去，因为这时即便是新技术的运用又产生出了新的职业乃至行业，还是可以由通用智能机或超人智能机来做。试问那些被相对失业潮论者所设想出来的新职业，即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物流管理员、智能仓库拣货员、数据分析师等职业之类，和以“自雇就业、灵活就业等成为主要特征”的新产业和以陪伴为特征的新行业，[10]哪个不能被通用智能机和超人智能机胜任？正因AI技术革命不再只是对人力的增强，而是能产出可取代人的非人生产者，所以李嘉图的新技术会产生新就业机会的道理虽然仍是对的，但已不能用来说明AI时代不会出现人的失业潮。同样，萨伊、黑兹利特关于新技术提升生产率会扩大产品需求。继而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的解释也不再好用，因为这时只要再多生产些通用智能机或超人智能机，就能解决需要新增劳动力的问题。
当然会有许多人认为，AI技术将来再怎么发展也创造不出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AI技术只能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上进行运用，为人类承担一些简单的工作，而大量的稍微复杂的工作还是得由人来从事，因而用李嘉图和萨伊的套路来解释AI性失业潮不会是绝对失业潮的道理就仍然是有效的。
其实，我也不认为将来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会造出超人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在单体机上实现通用人工智能，使之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其理由将另文论述），但我相信将来的AI技术至少会造出比现在已有的专用人工智能更加高级的专职人工智能，它是指能独立从事和完成一种职业岗位的所有工作的智能机，如制造智能机、种植智能机、养殖智能机、教师智能机、医生智能机、律师智能机、法官智能机、新闻智能机、工程师智能机、经济师智能机、公务智能机，家务智能机，等等。事实上，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由美国科学家开发的高性能机器人FR2，会做多种家务，“被誉为全球第一种能够完成一系列综合性操作的智能型全能机器人”。[11]未来真正的专职智能机会以两种形式出现，即人形智能机的形式和非人形智能机的形式。人形智能机就是智能机器人，非人形智能机则是前面提到的各种自动工作机。专职智能机的种类会随着AI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当其覆盖到了所有的行业或绝大多数的行业时，就形成了整体意义即单机集合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AI技术也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强人工智能的水准。
于是，这时社会中仍需要由专人来承担的职业工作大致就只剩存在三个行业之中，这就是专业研究行业、社会管理行业和真人演艺行业，而其他所有工作则都会是不再需要由人来做的状况。包括还会再出现的新职业工作，最终也还是会被相应的新的专职智能机承担。换言之，这时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行业对人类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复存在。由于专业研究工作、社会管理工作和真人演艺工作做从来都需要不了多少人来做，而且这几个行业的从业者过多反而会不容易有工作效率，所以AI技术革命纵然是产生不了超人人工智能和单机通用人工智能，但只要有不断发展的专职智能机器人技术或智能自动化技术，AI时代还是必然会出现空前大规模的失业潮，并且是属于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
至于剩下的那三个行业的工作为什么不能由专职智能机取代的道理在于：专业研究行业包括各个门类的人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这类工作之所以必须由人来从事，是因为它们都属于对未知的探索，而所有智能机只能在人类已知的范围内工作，即根据由人设定的算法和给定的数据做事情。社会管理行业在这时除了包括原有的那些管理内容之外，还新增加了关于专职智能机的设计、生产、分配、使用和维修的管理，这些内容的工作之所以必须由人来从事，在于人是目的而专职智能机是手段，因而人和人的社会的续存与发展的决策，只能由人自己决定。真人演艺行业包括戏剧、曲艺、歌舞、故事片、电视剧之类的演员表演，这类工作之所以必须由人来从事，是因为人们虽然也可以欣赏智能机器人的表演，但仍会更喜欢看同类的表演，尤其当表演的内容是人的故事时。
二、应当如何评价AI性失业潮？
在确证了AI性失业潮是空前大规模的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对它进行价值评估，看其客观效果对人类社会是何影响，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以决定我们是阻止它的发生，还是允许或推进它的出现。
不是说AI性失业潮是不可逆的吗？这又如何能阻止它的发生？
这不矛盾。说其“不可逆”，是在我们不干涉AI技术的自由发展这个前提下说的，但由于人的技术只能由人发明、设计、操控，其发展也只能是人为的结果，所以只要人类社会做出了不准发展专职智能机的强制性规定，就一定可以阻止AI性失业潮的发生。这就像生殖性克隆人一样，以人类已有的克隆技术水平来说早就可以造出来，只因世界各国政府均不允许才没变成事实。
既然AI性失业潮的确是可以阻止的，我们自然就要考虑究竟是阻止它还是不阻止它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决断方式自然只能是：如果对它的评估结论是有利于人和社会，则不需阻止；如果对它的评估是不利于人和社会，才需要阻止。
按照时下人们对AI性失业潮的议论情况看，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视AI性失业潮为令人沮丧、恐慌的坏事或不利之事，否则那种总在想方设法找理由安慰人们说它只是可逆的相对失业潮的声音，就不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声音。而那些为数甚少的认为AI性失业潮是绝对失业潮的学者，也并没有说它是好事，不过是开始考虑在AI性失业潮来临之时，社会应该如何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存生活问题。实际上，从一直以来经济学、社会学和政府都把社会失业率高视为一个需要加以预防和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来看，也能知道人们和社会对于AI性失业潮的普遍评估结论一定是“不利”。
然而在我看来，在AI时代将由AI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绝对失业潮，实在是一个令人高兴和振奋的大好事！因为它意味着人类实现由马克思设想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的这个设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这段话：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2]
在这段话中，所谓“必然王国”，简单说，就是存在着必要性劳动的社会；所谓“自由王国”就是终止了这种劳动，从而存在于必然王国彼岸的王国，它体现的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而必要性劳动，就是指“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而必须要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物质生产一方面必须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另一方面必须以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为前提，这就形成了必然王国的“自然必然性”。并且，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物质生产会随着人的需要的扩大而扩大。正因人类永远不能没有物质生产，所以自由王国必须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过程中，首先要消除异化劳动，即由“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它不是劳动者自愿从事的为自己的劳动，而是被强制的为他人的劳动。消除异化劳动的方法，是所有生产者联合起来，将物质生产“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使之变成为生产者自己的生产。此后，再不断争取“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物质生产，从而逐渐缩小物质生产的时间，不断扩大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跃迁过程中，“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在尚无AI技术的时代，因为人类只能以提升用于增强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机器的效率作为缩短工作时间的手段，所以工作日的缩短只能被非常缓慢地推进，自由王国也只是一种关于遥远未来的憧憬。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每周五天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实施至今，已经延续了70多年未变，而以后何时能变，仍是未知数。不仅如此，在没有AI技术的条件下，人类更不可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无人化。也就是永远不能超越必然王国，到达物质生产的彼岸，进入自由王国。
AI时代则迥然不同，由于AI技术的发展最终会生产出取代人类劳动力的各种专职智能机，并且给人类劳动力剩下的三个行业也都不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所以只有在AI时代，才能终止由人类劳动力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才能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跃迁。因此可说，AI技术乃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加速器，AI时代乃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时代。而大规模的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的发生，则正是这个飞跃过程的伴生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将步入自由王国的一个象征或显著标志。其实，由于专职智能机几乎无所不能，AI时代不但能终止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劳动，也能终止所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那些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性劳动，包括日常家务劳动和精神生产中的重复性劳动。显然，如果人们还必须时常进行自己所不愿意而又避免不了的乏味劳动，那就也是一种不自由的状况。所以，真正的自由王国，除了要消除人力的物质生产劳动，也要消除人力的所有乏味劳动，是存在于一切必要劳动的彼岸的国度。
在自由王国，没有了必要劳动即必然劳动和乏味劳动，不等于没有了劳动。这时劳动还是有的，只不过全都属于自由劳动。自由劳动就是人自主自愿进行的劳动，而不是无奈的不得不做的劳动。自由劳动的主要形式是创造。基于人类的动物祖先就是靠不断地创造自造物才从猿变成人的事实，[13]可知只有创造性劳动才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才是一个人具有人的价值的体现，并且其创造力的大小也决定着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大小。正因如此，欲望展示自己的独特的本质力量，就成为了人的最大兴趣所在和进行创造的持续动力，而创造的成功则会让人由衷地感到快乐，获得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这就说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也就是自由王国的一个著名判断，即“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句中的“劳动”，[14]其实并不是指任何劳动，而是仅指创造性的劳动。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想方设法地缩短工作时间，扩大人的自由时间，以消灭除了自由劳动以外的其他所有劳动即非自由劳动。相对创造性劳动而言，自由劳动的其他形式，就是那些虽不具创造性但仍是自主自愿进行的劳动。这类劳动通常出于好奇心或某种爱好，比如通过自己动手做菜、做衣服或制作其他东西之类，来体验其中的乐趣。
进入自由王国之后，由于社会剩余的人类职业工作只有三种，所以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劳动都是在由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里进行的，都不属于职业劳动，但此时仅有的三种职业工作同样属于自由劳动。因为就专业研究工作来说，它本身就是探索未知的创造性劳动；就真人演艺工作来说，是那些喜欢表演并有出色表演竞争力的人才能获得在观众面前展示自己演艺才华的职业机会；就社会管理工作来说，由于只有最有智慧和最有德性的人才能成为公众的代表来为公众代理社会管理工作，并且社会管理工作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一些必要的制度创新，所以它也是令人欲望或羡慕的工作或自由劳动。
一个能让所有人的时间都成为自由时间或近乎成为自由时间的社会，就可以让人充分地发展自身能力，从而一方面能全面地享受生活，另一方面也能全面或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赋潜能，进行创造性活动，以展示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因而它是以人为目的的自由王国。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5]而这样的社会，岂不正是我们每个人一直以来都无比憧憬和十分渴望达到的社会？更值得我们放心向往的是，由于作为社会基本原则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个人的至善或幸福所在，也符合社会应有终极价值所必备的四个特征，即普适性、综合性、可行性和永恒性的特征，所以它也是唯一可以得到有效确证的社会终极价值和个人至善。[16]
既然如此，当我们预估到这个社会来临的象征即绝对失业潮时，又为什么要沮丧和惶恐？又何须阻止？分明该欢欣鼓舞地去积极促进和迎接才是。
三、应当怎样应对AI性失业潮？
在AI时代，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纵然有AI技术的加速器，也不会是在未来的某一天一蹴而就，突然降临，它仍然会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只是其所用的整体过渡时间会远远少于没有AI技术的时代。若从失业的角都说，就是AI性失业潮不会在某个时刻一下子达到最高峰，而是会逐渐地递增至最高峰。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社会中的失业人员一定会越来越多，并逐渐达到近乎全员失业的顶点。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主要还是靠工资收入维系，所以有工作与没工作的生活状况就差异较大，这就生出一个问题：在失业潮必然会不断加剧的AI时代，社会应当如何解决不断增多的无业者的生活问题，以及在无业者与有业者之间势必会出现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无业者既包括失业者，也包括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的人。由于无业者并不意味本人不想就业，而是社会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或就业岗位，所以在AI时代，社会若对无业者无动于衷，无所作为，默许他们的生活状况比有业者差太多就显失公正。甚者，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失序和动乱。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化解这个必然会出现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期的社会问题呢？
我们已知，自由王国就是以人为目的并人人享有同等充分自由的国度，因而自由王国一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政治上说，就是一个由所有人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既然如此，那个还在必然王国阶段但决意向自由王国迈进的社会，也就同样应该是并且只能是人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因为所有非民主的社会，都必定存在着要以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为生的统治阶级，他们绝对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统治特权，使社会变成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民主社会，自然也就更不会愿意把社会变成人人拥有同等充分自由的自由王国。这就说明，当我们为AI时代的失业潮绸缪社会对策时，只能以民主社会为背景，并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筹划。
民主社会的本质或基本原则可谓制度共定，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分有平等的制度安排权，所有的社会正式规则即社会制度都要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制定，以使其符合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若从反面说，就是以使其不损害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17]因此，对AI时代失业潮社会问题的公共决策，也要依此原则筹划，使之符合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能被每个社会成员所接受。据此可以设想和推定，一个能被每个社会成员接受的针对AI性失业潮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方案，应该有三个主要规定。
其一是随着社会工作岗位的减少程度来相应地缩短社会人均工作时间，从而使剩余的工作岗位能容纳尽可能多乃至不少于以往的工作者。以一个生产单位或用人单位来说，如果由于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原来需用90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可以用60个人就能完成，那么剩下的30个人，也就是占原有人员总数三分之一的人员，就可以被辞退。但是，如果这时将原来每天的工作时间也缩减了三分之一，那该用人单位就还是需要90个工作人员。而如果是将原来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二分之一，那就还得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即90+15=105人。将此道理推广到AI时代的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说，就意味当AI性失业大面积发生时，社会无论是将每周的工作日减少，还是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客观上都可以起到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效果。虽然这个缩短工作时间的规定同时也意味着由使用AI技术提高的工作效率，又被分给新增加的工作者的工资成本抵消一些甚至完全抵消，但它仍然是值得做出的制度安排选项。因为在民主社会，由技术带来的收益本来就该让所有的人分享。就一个用人单位来说，由技术带来的收益应该由单位内的每个成员分享，所以用人单位就不应该因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而裁减工作人员，而应是通过减少每个人的日均工作时间使大家共同分享由提升技术所减少的时间成本。
其二是当诸多社会行业被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取代而成为无须人类劳动力的状况，导致更大量工作人员失业，并且通过缩短工作日也不够解决失业问题时，规定在余下的仍需人力的社会行业中，除去专业研究行业，实行定期分批轮换工作的制度安排。具体做法就是对于每个工作岗位，以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或半年为一个周期，安排2个工作者轮换工作，从而变“一岗一人”为“一岗两人”。于是就会使整个社会的人力工作岗位总数，在原有数量上，又多增加了一倍。不过，这里存在三个需要得到解释的疑问。一是为什么专业研究行业不能实行定期分批轮换工作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工作是探索未知的创造性活动，没有经历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而形成的专业素质根本不能胜任，何况每个研究者的思路和创造性思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所有已经在开展的专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其他人，哪怕是同类的专业研究者所接替。而其他行业，如农业、工业、商业、物流业、服务业和一般公共管理等行业的工作，则都没有很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一般人只要经过短期培训都能胜任。二是为什么设定的轮换周期只是这四个，即一个月或两个月或三个月或半年？这是因为，在一年12个月之中，按一岗2人来计算轮换周期，无论是以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季度即三个月，还是以半年即6个月为周期，都能使这两人均等地分配12个月，而剩余的其他任何数目的轮换周期设定，则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三是我们为什么不设定更多批次的人员轮换工作，而只限定在2批次？我们的目的不是想尽可能多地扩大社会就业岗位总数吗？这是因为，每个批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只能按其工作期即每年中实际工作的月份给付，而不是按12个月给付，否则就会倍增用人单位的人力成本。也就是说，让2个工作者均分原来一个工作岗位的年工资时，每个人可以各得一半。但若再增加一个轮换人员即三人轮一岗，那每个人就只能各得岗位年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就显得收入过低，很可能难以维系正常生活。当然，两人各得一半岗位年工资也不算多，也属于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下降。不过由于这时是除专业研究人员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作者的工资收入都一样下降，所以他们相互之间也不会有怨言。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免收轮换工作者的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来减少平均工资下降的实际程度，以及通过提高非轮换工作者的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来缩小他们和轮换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其三是当AI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失业人数越来越大，乃至实施以上两项制度安排仍难以应对时，就需要通过创构和实施尊严保障金制度来彻底解决问题。该制度的基本规定是政府定期向每个国民发放一定数额的资金，以使他们全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而所谓有尊严地活着，是指既能过体面的日常物质文化生活，还有余力发展自己的潜能天赋。据此，“一定数额的资金”就大致应是那时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倍。因为至少要有二倍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资金，才算能过体面的生活，而另外的1倍就可用于自己的发展。于是，这时所有的人就都生活无虞，并可自由地发展自己，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其中自然也包括自由劳动。所以，此时每个失业者同时也是自由职业的劳动者。
问题是尊严保障金为什么要向所有人发放？难道有业人员的收入还不足以使他们有尊严地活着？这是因为既然尊严保障金所保障的是人的尊严，就每个人就应享有，若将有业人员排除在外，就构成了对他们的人权歧视。
还有一个问题是：覆盖全体国民而又如此高标准的尊严保障金从哪里筹集？政府财政是否能负担得起和持续负担？应该不足为虑，以下的分析和制度安排将证明这一点。首先，当社会实行尊严保证金制度之后，政府财政开支中就不再需要支出退休金、养老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救济金、高龄津贴、残疾人补贴、扶贫资金和各种助学金等费用，只需继续开支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的费用。而所有被取消的原有社保开支，就都可以转为尊严保障金。其次，在实行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由于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个人工资收入就变成了锦上添花的东西，企业给员工的工资就无须包含养活自己和养家糊口的费用，实际工资标准就会下降，这意味企业成本的减少和利润的增加，于是政府可以相应增收企业所得税，由此获得较以往更多的税收。再次，在实行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一切慈善事业就都失去了意义，因为这时已没有了需其关照的对象，即穷人和弱势群体。于是，以往人们为表达爱心而捐出的大量慈善资金和各种慈善组织的已有慈善基金，就全部都可以用于回报社会，变为尊严保障金的又一个巨大来源。复次，民主国家也需要有社会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就必须重视社会竞争的公平性。因而实行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社会就应取消私人财产赠予的制度。因为对私人的财产赠予实际上是赠予者给了被赠予者更有利于其进行社会竞争的物质条件，等于前者代替后者进行了一些社会竞争。不公平的竞争行为显然不能允许存在，于是此时就可以规定，所有想赠予的财产只能赠予社会尊严保障金，这就也可以增加尊严保障金的来源和总量。最后，同样基于维护社会竞争公平的考虑，政府可以通过大幅提高征收个人遗产税的方式来为尊严保障金增加更多总量。“大幅提高”的个人应缴遗产税，应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庸之道来确定，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竞争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社会竞争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用。据此估算，个人遗产税应增加到不少于遗产总量的95%，而遗产继承只能在遗产总量的5%或以下。鉴于迄今民主国家最高的个人遗产税率是50%，可知按新的规定，遗产税收入之增幅少说也是接近翻倍的。由于按95%征收的个人遗产税中除了现金之外，一定还会有继承人无权全部继承的土地、房屋、企业股份，知识产权、珍稀藏品等可以持续生利的资本性财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代的延续，这些形式的财富还会越积越多，这就又可将它们都作为尊严保障金的基金保留不动，持续生利，从而实现尊严保障金来源总量的持续累增和基数越来越大。因此，尽管尊严保障金制度较之以往，既极大地扩大了社保范围，又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社保水平，但它还是可以有稳定而充沛的来源，不仅没有短缺或不可持续之虞，而且其总量还会越来越大，以至可以逐步提高尊严保障金的标准。
对于筹集尊严保障金的五项制度，前四项应都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唯独第五项一定会遇到这种质疑：凭什么将遗产税率提高到95%甚至以上？这是因为民主国家看重公正、公平，如果社会需要有社会竞争机制来推动社会的发展，那在竞争起点上就应做到人人平等，其中就包括财产平等，所以就要设法避免有些人因继承大量遗产而在个人财产方面高出其他人很多，从而拥有明显的起点竞争优势。何况遗产是所谓“继承人”的前辈或亲属的劳动所得，竞争所获，本来就只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因而当遗产人去世，结束了自己的社会竞争之旅时，其遗产就应像任何竞技游戏都必然要有的“重新洗牌”一样，收归社会进行重新分配，以免社会竞争在世代交替中变得不公平。既然如此，政府将遗产人的遗产近乎全部收为尊严保障金，就不属于对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至于为何还要保留不多于5%的遗产继承，则是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遗产继承，或者会导致有些竞争者在竞得足够自己过一辈子富裕生活的财富之后，失去继续工作和竞争的动力，从而减弱社会竞争机制的效力；或者会导致有些社会竞争力强，从而拥有巨量竞争所获的人，任意挥霍浪费自己的资产，使世界资源总量无谓消损。可是，只要还允许有一定遗产继承的情形就截然不同。由于此时一个人的遗产总量越大，留给其后人的那一定比率的遗产数量也会越大，所以所有那些觉得还有必要为自己后代提供更好条件的人，就既不会丧失自己的竞争心，也不会挥霍浪费自己的财富。同时，由于此时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尊严保障金，都有开发自己才能的条件，加之还有义务教育制度和可以有维护教育公平的制度，所以那些有较多遗产继承的人，在人生之初相比其他人，一般只是会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至于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或更高的竞争起点。这就是说，此时的遗产继承虽然还是会导致人们之间的物质生活的不平等，但基本不会导致社会竞争起点的不平等。
以上关于缩短工作时间、轮换工作和实施尊严保障金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实施效果的说明，应当是可以经得起推敲的。因而只要把它们作为预案，当AI性失业潮来袭之时，就能持续地在社会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平等和收入平等。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社会无业人员的总数还是会越来越多，但工作机会的分配和收入的分配会一直是公正的。因此，这个预案作为AI性失业潮的对策，就一定会得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支持。
四、结语
行文至此，可以将以上对于AI性失业潮问题的三个层面的思考集中归纳一下了。这就是，AI性失业潮虽然是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但也是每个人所期盼的自由王国即将到来的象征，所以我们对之根本无须惶恐，更不应该加以阻止，而应积极推进。只是在推进过程中，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加速向自由王国驶入的过程中，要以缩短工作时间、轮换工作和实施尊严保障金为主的制度创新，来防止社会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以维护社会公正，从而实现向自由王国的平稳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当各种专职智能机取代了除专业研究、社会管理和真人演艺之外的所有人类劳动，使社会中的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都缩短为零和所有乏味的劳动都统统消失不见之时，社会应对AI性失业潮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自由王国时代就开始了。
注释：
[1] 韩东屏：《给出一个抗挑战的哲学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 黄鱼：《无人化=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8月18日第005版。
[3] 蔡恩泽：《AI将带来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10月20日第006版。
[4] 吴莎：《人工智能时代失业问题的解决之道——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2期。
[5] 饶高琦：《谷歌“造人”成功不是最惨失业潮的开始》《科技日报》2018年5月18日第007版。
[6] 黄鱼：《无人化=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8月18日第005版。
[7] 盛垒、权衡：《阿尔法狗”会引发失业潮吗》《解放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014版。
[8] 转引自陈岩：《“工业4.0”真会带来失业潮吗》《四川日报》2016年6月29日第010版。
[9] 陈自富：《强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技术合理性及其批判》《科学与文化》2016年第5期。
[10] 盛垒、权衡：《阿尔法狗”会引发失业潮吗》《解放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014版；黄鱼：《无人化=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8月18日第005版；蔡恩泽：《AI将带来失业潮?》，《人民邮电》2017年10月20日第006版；丁是钉：《应对AI时代的失业潮应作为国家策略》《中国企业报》2017年8月15日第001版。
[11] 杨先碧：《全能机器人》《检查风云》2015年第18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13] 韩东屏：《破解人之迷》，《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649页。
[16] 韩东屏：《论终极价值》《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韩东屏：《最大的价值观念：何谓至善》，《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2期。
[17] 韩东屏：《论社会形态及其演变》，《阅江学刊》2019年第1期；韩东屏：《制度的威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