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关 键 词：安全 国际安全 不确定 确定性 战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安全是人、国家与国际社会永恒的话题，甚至有时也是最重要的话题。①而根据《韦氏国际大词典》的解释，实现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安全的状态或特征。从主客观上讲，是指主观上没有恐惧、疑虑和担心，客观上免于危险；从程度上讲，从没有恐惧和疑虑到坚定、自信，有保证。②从这个意义来看，实现安全就意味着主客观上满足“有保证”的条件，而实际上，这也即是所谓的“确定性”条件。二是国际安全虽然有别于个人与国家的安全，强调的是人、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③，但在根源上，其实现的条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主要国家行为体确信自身处于一个相对确定的国际与地区环境之中，绝大多数个人行为体免受恐惧与危险而感到自信和有保证。
但是，与人和国家对“确定性”的诉求相比，地区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则是常态，这种常态性的变化不仅意味着有规律、可掌控的演化与调整，同时也可能蕴涵着不确定、难以捉摸的变动、变革乃至震荡。因此，人、国家与国际社会对“确定性”的诉求时常面临不确定与难以捉摸的冲击。受此影响，国际安全常因“确定性”难以得到保障而无法实现。因而，从理论上来讲，如何保障“确定性”而避免“不确定性”成为实现国际安全的核心问题。
然而，无论从理论抑或现实层面来看，“不确定性”完全不存在或能够得以全然避开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它植根于不断演化与挑战的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格局中。作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化的最新里程碑，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等多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之呈现出“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和格局大调整”的新局面。④如今，尽管全球经济形势趋向好转与稳定，但仍然增长乏力，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依然在持续演进，主要大国基于国际形势的日益变化也相继进行深度的战略调整。由此看来，国际体系大变革、国际格局大调整依旧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无疑，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不仅如此，作为国际体系单元行为体的国家抑或重要的个人，也能够给国际形势的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例如，特朗普及其治下的美国。根据观察家的看法，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三重：其一是特朗普政策主张在多大程度能得到落实的不确定性；其二是特朗普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三是特朗普能否顺利完成第一届任期的不确定性。⑤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头羊”位置，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在作用于美国国内发展与对外战略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全球形势，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对此，郑永年认为，“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⑥由此看来，国际社会实际上迎来了“不确定”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的大环境。
如何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的“确定性”则成为一个极具紧迫性和战略性的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每个单元行为体均应付诸思考的重要话题。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在评述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尝试剖析“不确定”时代对国际安全的深刻影响，进而在探讨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及其内涵之后，就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战略基础展开分析，并以南海安全“确定性”的重塑为案例对相关战略基础条件进行验证。
二、核心概念、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及其评述
在国际体系大变革、国际格局大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形势下，特朗普及其治下的美国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虽然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呈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状态，但由于国际安全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国际形势变化具有明显的常态性，“不确定性”对国际安全的挑战及国际社会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则是一个永恒的老话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缓解“不确定性”构成了实现国际安全的关键与核心。在这一核心问题中，“不确定性”则是关键的核心概念。就此，国内外众多学者给予了关注与研究。
“不确定性”显然并非是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有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形，也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家庭、国家或国际社会等)进行行为决策与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问题。⑦因而，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多个领域的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国际社会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个人等多类行为体，但在根本上，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而社会心理因素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因素⑧，“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属于心理、哲学层面的概念。在这里，“不确定性”是一个涉及“后常态”的概念，意指世界不再是稳定、固定不变的，一切不再是“常态”。⑨通俗而言，“不确定性”是一种有疑问、知识不完备乃至无知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或其某些方面处于不完全认知状态，进而导致了认知和所形成知识的不确定。⑩从哲学层面来看，“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是一对同时存在的概念，它与“确定性”同样，是一种局面或者状态。而这种状态有可能是主观的，它取决于行为体本身对这种状态的认知与把握；也有可能是客观的，正如郑永年所主张的，它是时势变化所致，也即各种客观力量变化与相互作用的结果。(11)
“不确定性”虽然源自社会、哲学层面的概念，但在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中，由于学科的属性及研究内容(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性，其呈现出与社会学、哲学层面显著的不同。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不同领域、不同范式下，“不确定性”概念既有共识性，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一般被视为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导致的结果(12)，主要是用于描述国际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互动关系，也即国际关系互动行为体通常了解自己的意图、利益和权力，但对互动的他者则难以了解。对于这类“不确定性”，饭田敬辅(Keiuke Iida)认为这既是战略互动行为体间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由于主观认知不完全导致(国际)体系分析的“不确定”。(13)对“不确定性”的主客观的不同认知，恰恰促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范式对“不确定性”的认知产生了分歧与不同的看法。
现实主义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长期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主流地位。在这一范式下，“权力”“意图”与“国家利益”向来被视为核心概念，而相关现实主义学者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如何产生与如何应对同样离不开这些核心概念。现实主义学者倾向于从客观角度来观察问题，因而现实主义范式之下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典型的战略互动不确定性或由于“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即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对国际关系互动中的其他行为体(“他者”)的行为意图、利益与权力缺乏完备的信息。简单地讲，国家现在与未来的意图均不可知，而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军事能力)也难以准确评估且变化不断，这两者综合导致了现实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14)为应对“不确定性”，现实主义学者大体持有两类不同的看法。一类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因永远无法把握“他者”的意图而处于“恐惧”状态中，因而国家必须把“他者”的意图做最坏的评估与假设，并在任何时候秉持“权力最大化”的行为准则。(15)另一类则是奉行“防御现实主义”的学者，他们将“不确定性”置于“安全困境”之下，认为国家对自身安全的相对诉求使“他者”处于不安全状态，并引发了由于“不确定”产生的不必要的冲突。鉴于此，他们认为军事技术、地理环境与“他者”的意图、动机的评估至关重要。(16)
理性主义学派尽管同样从客观角度来审视“不确定性”，但与现实主义学派相比，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理性主义学者认为，国家由于自视为国际体系的“善意者”(不会去主动攻击或威胁他者)，而“不确定性”则更多是由于自身对“他者”或这个世界的不完全认知造成的。因而在这一状态下，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所言，国家不应奉行“权力最大化”的原则，对“他者”的意图和动机做出最悲观的评估，而应在对其他国家信息保持敏感与进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去评估“他者”的意图与动机。(17)
理想主义学者同样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互动的一个“善意者”，但不同的是，他们将“不确定性”归结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性，来自人为的设计，是一种国际体系分析的“不确定性”。(18)因此，在理想主义学者看来，应对“不确定性”的途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公共权威，来规范前述人为设计及确保国家间关系的确定性与实现长久和平。而在这个超越国家之上的公共权威建立之前，“集体安全”——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捍卫国家间关系的确定性则被视为缓解和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路径。
与前述不同，认知主义与建构主义则主张从主观角度来审视“不确定性”。认知主义下的“不确定性”近似于哲学概念中的“不可知性”，认为客观世界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独立性与含糊性，因而主观认知者或国家对外政策决策者很难完整地理解客观世界。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他者”或客观世界并非不能完全认知，而由于观念、认同与规范的作用，行为主体在认知客观世界和“他者”方面实际上是约定俗成的，因而在建构主义者视野中，“不确定”的客观世界或“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构想的。(19)不过，由于规范与认同存在变化与社会化的属性，由自我构想的客观世界与“他者”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是不确定的。
由此看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同范式虽然均认识到缓解“不确定”在实现国家间安全中处于核心位置，但由于对“不确定”的概念及其如何产生存在着差别性的理解，在如何缓解“不确定性”以实现国际安全方面自然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看法。从国际安全的现实与实践来看，前述主要范式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均在发挥着程度不一的作用，但都不能单独解释与应对国际安全中的“不确定性”。为此，笔者希望在进一步揭示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和剖析现今“不确定性”时代对国际安全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吸收前述主要理论范式对国际安全“不确定性”的有益见解，提出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路径，并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塑造南海安全的进程为例进行经验性验证。
三、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
对于国家而言，实现国家安全是其首要的考虑。(20)不过，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安全的“确定性”诉求通常面临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一，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缺乏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也即体系的“不确定性”；其二，在确定自己权力、意图的情形下，却难以准确判断“他者”的权力大小、动机与意图，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可见，“不确定性”是国家实现生存安全面临的常态性威胁，使国际安全免受“不确定性”挑战变得日益艰难，从根本上冲击着实现国际安全所依赖的“确定性”本质与基础。
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根源上来自安全的内涵与属性。对此，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论述道，“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21)由此看来，“安全”既具有客观属性，也具有主观属性，但“安全”最重要的属性则体现为“主体间性”。它是国家间安全关系互动的产物。根据“安全”的释义，关于是否“安全”状态的界定是在关系互动中进行的，涉及各类各样的互动关系；与之相反，对于一个处于完全封闭的个体，安全的状态无论从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均是无法界定的。对此，潘忠岐认为，“安全是一种关系概念，自者的安全是通过与他者的安全关系界定的，他者的不安全也往往是对自者安全的潜在威胁和挑战”。(22)
总之，安全在概念与内涵上彰显出国际关系行为体对“确定性”的本质诉求。在“安全”语境中，国际关系行为体免受恐惧、疑虑与担心，而这些实际上是主客观“不确定性”所包含的共有含义——由于难以对客观世界或其他行为体实现完备的认知，国家常常会认为自身处在“恐惧”状态，担忧其他行为体的权力与意图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安全对“确定性”的追求因而也呈现为主客观两个层面。在客观上，安全的“确定性”属性指的是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没有受到来自其他行为体的威胁与挑战；而在主观上，安全对“确定性”的追求则主要指的是国际行为体能够积极评估其他行为体的权力、意图与动机，并认为其他行为体是善意的，而不会对其他行为体的权力、意图与动力处在“信息不对称”状态或对之做出最坏的评估。安全在主客观层面对“确定性”的根本诉求在奠定安全“确定性”本质的同时，也使国际安全同样不可避免地对“确定性”产生了执着的追求。
关于国际安全的内涵与基本的哲理，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其论著中提出了丰富的见解，他认为国际安全实际上是导致特定的预期结果、促进某些目的或价值的社会生活安排，而在其中最重要的是为维持社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目标，这就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的生命多半免于暴力伤害或毁灭；二是国际社会的相关承诺和协议多半得到遵守和履行；三是所有权多半保持稳定。这就是国家免受外部暴力侵害，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持。(23)结合安全的“确定性”本质，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中所展现出的关于“确定性”的本质：国家处在国际体系中免于“恐惧”和“不确定”的困扰，而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则使国家能够处在良性的国际秩序中以“善意”去积极评估其他行为体的权力、意图与动机，进而能够确保自身免受客观层面的暴力侵害与主观层面的威胁、恫吓与不安以及实现国家安全与保持主权、领土的完整。同时，由于国际安全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外部延伸，而是同处于国际社会中诸多国家间的安全关系的相互间良性互动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则可被视为同时包含国家个体安全、国家间安全与国际社会和平三重内涵。
在追求国际安全“确定性”的进程中，国家首要关切的是“自助安全”的确定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是首要的和最高的目标。(24)虽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确立的这一规范在后来不乏批评者，例如唐世平教授在强调恐惧与安全需求在任何时候主导任何国家行为动机的同时，又认为利益和荣誉同等重要(25)；又如社会认同理论强调国家对群体认同与更高社会地位有着同样的诉求，但是国家对生存安全的诉求作为国家对外交往与推进国际社会演化的核心驱动力地位并未改变过，其始终植根于国家的第一需要。(26)在这一根本性诉求的引导下，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自身安全的首要原则即为自助，而不能去等待他国的帮助，更不能盲目地去帮助他国。以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思维来看，“自助”原则的确定性在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权力以期追求自身的安全。然而，我们知道，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深陷相互猜疑和恐惧之中，一国追求自身安全的意图会增大他国的不安全感，因为每一方都把自己的举措解释为防御性，而把另一方的举措解释为可能的威胁，这也就是美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erz)在20世纪5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安全困境”。鉴于此，在追求国际安全“确定性”的进程中，国家首要关切的“自助安全”确定性显然不能纯粹地意指通过“权力最大化”来实现自身的安全，而是应该包括“自助”地去寻求他国的帮助以及善意地、“自助”地去帮助他国，例如小国对大国的“追随”“对冲”“结盟”战略以及大国对小国的安全庇护等。实际上，实现国际安全“自助”的确定性又可以延伸出下述两个内涵，即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和国际体系的“确定性”。
由于国家处在国际体系中，因而国家追求国际安全“确定性”的第二层含义即是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对安全的追求，使国家排斥“不确定性”和希望免受不安、恐惧与威胁，而在“确定性”之外，安全还有另外一个属性，也即“主体间性”。在国际社会中，安全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正如以往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不确定性”的界定，国家对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权力、意图与动机的难以捉摸或做出最坏的评估，都可能引发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不安以及引致行为体间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这就意味着，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的内涵主要指的是实现对他国权力、意图与动机的积极而富有善意的审视与评估。当然，由于针对国家权力、意图与动机的评估存在极大的难度，国家间安全关系实现“确定性”实际上面临着极为显著的挑战。犹如唐世平教授的分析，即使作为一个善意的国家，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依旧在战略制定之初就带来了麻烦：善意的国家可能错误地把一个恶意国家当作善意国家，也有可能把一个善意国家错误地当作一个恶意国家，这样就可能造成善意国家被恶意国家利用的风险，或使两个善意国家间出现“安全困境”和以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而收场。(27)这就意味着，国家在追寻国际安全“确定性”进程中，“自助”的“确定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有其重要性，但却不能满足实现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需要。由于对国家权力、意图与动机的积极评估存在难度，国家间安全关系难以捉摸，国家在“自助”选择时也往往倾向于保守与自利。因而，国际安全“确定性”还有赖于国际体系的“确定性”，而它则是评估一个国家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基础。
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在国际安全“确定性”寻求进程中虽然不是首要的原则与关切，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明确国际体系的“确定性”，一个国家就难以明确国家自身、“他者”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也不会明白它们之间处于哪种关系状态之中，那么对自身与他国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审视与评估，将因无法准确找到参照系而难以做到积极、客观与善意的评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国际体系的“确定性”不意味着忽视和拒绝承认国际体系演化的“常态性”及顽固地坚持国际政治本质的亘古不变。(28)由于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国际体系的演化动力始终存在，其变化具有显著“常态性”，而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下，国家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可能有所延续性，但即使在确保国家安全方面，也有不断渐变的内容。因而，国际体系的所谓的“确定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乃至现如今日渐呈现出的区域性，需要因时因地来进行具体分析。
国际安全对“确定性”的诉求是根本上的，这要求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国家安全必须同时照顾到国际安全“自助”的确定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及确保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其中，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则因关乎国际安全“自助”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与国际安全寻求国际体系的“确定性”相比，国际体系的演进却具有“常态性”特征，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变化乃至“不确定”是国际体系展现出的最大特点。现如今，随着“不确定”时代特点的愈加显现，国际安全对“确定性”的诉求深受影响。
四、“不确定”时代及其对国际安全的深刻影响
国际安全具有“确定性”的本质，这在根本上由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免受恐惧、威胁与不安的倾向来决定。这一倾向在要求国家自身安全自助“确定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确定性”的同时，也要求国际社会处在一个“确定性”的和能够完备认知的状态。然而，与国家对“确定性”的倾向性诉求相比，国家实现自身安全的国际体系实际上处在不断演进过程中。虽说国际体系的演化不等于“不确定性”，而国际体系的“确定性”也不等于体系的静态，但在“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下，国际社会的演变处在新旧格局交替但又没有交替完毕的状态。这意味着人类处于过渡时期，一个世界正在衰亡，新的世界却尚未成形，“不确定性”进而主宰了一切。(29)基于此，“大动荡、大变革和大调整”成为形容这一状态的关键特征。在这一情形下，国家对自身“自助”实现安全及确保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难免深受冲击，进而深刻影响着国际安全的实现。
当今国际体系中“不确定”的增强无论在客观层面，抑或是在主观层面，均有着显著的共识。在客观层面，“不确定性”根源于全球治理的“失序”局面。我们知道，向来自视为全球治理体系核心的西方国家频频出现诸般问题，例如经济发展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袭击频频及难民危机；与此同时，全球治理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失序”局面。而在主观层面，“不确定性”则源自日渐增多的对全球治理“失序”的讨论。虽然有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单极秩序)终结了(30)，但事实上，国际体系“失序”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且漫长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否终结及新旧国际体系交替进程均充满了“不确定性”。鉴于此，当今国际体系“不确定性”的增强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秩序是否走向终结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存在于全球体系及其治理的多个方面，且日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共识。因而，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主宰着国际体系及其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治理进程，而这些领域呈现出的程度不一的“失序”局面则实际上构成了“不确定”时代的主要表现。
首先，“不确定性”时代的表现集中在经济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两个层面。经济低迷和全球经济不振是全球经济领域“不确定性”表现的基础性因素。2008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国际形势呈现出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态势不仅存在，而且呈现出持续发酵的局面。(31)其中，全球经济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集体崛起，与之相比，美国、欧洲经济则呈现出不明朗或“一蹶不振”的局面；二是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面临不少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积极参与。(32)如今，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难题依旧存在。虽然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开放合作方面却日渐面临着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美国第一”为口号的“特朗普主义”。对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石方面实力明显不足，但这些国家又极其不情愿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做出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调整。(33)实际上，这是导致如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呈现出“不确定性”的根本因素。
其次，“不确定性”时代在世界政治领域也主要表现在全球政治秩序偏向保守主义及民粹主义泛起两个层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秩序同样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东西方权力转移相比以往显得更快也更明显，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断增强，其参与全球事务的积极性与作用更胜以往；其二，相比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与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思路与智慧的积极性，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则对外趋向奉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在全球治理领域不作为或胡乱作为。虽然如此，由于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对话、分工与权力分享尚不能与现实全球治理要求相匹配，传统发达国家不情愿就全球治理秩序做出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改变，传统发达国家以往在全球治理中积累的经验及其建立起来的相关规范依旧主导着全球治理，而这些无疑决定了新兴全球治理力量难有同等的参与程度及符合时代潮流与发展方向的全球治理经验。
在全球治理中，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治理主体的有效协调“缺位”及治理理念的保守，在使全球治理出现失灵与秩序滞后的同时，也使国际治理参与的权力逐渐分散到国际市民社会，而这促使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持续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使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其有效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34)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所言，世界政治在互联网时代将不仅仅是政府的领域，而随着计算与通讯成本的降低，世界政治的门槛降低了。(35)就内容与性质而言，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同时呈现出积极与消极的特性。一方面，在国家行为体之外，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大大增长，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还呈现为两个特别消极的形式，民粹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以保守主义与本土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义，由于力量构成复杂、思想特征和政治主张差异大，其政治作用和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实际上显著地增加了治理的难度。(36)民粹主义不断与西方保守政治思潮相互作用，深刻作用于西方国家政治与全球政治秩序。通过互联网平台，民粹主义的影响面日益宽泛，不断冲击着政府传统意义上对权力的掌控能力，更是加剧了传统政治秩序的“失序”态势及深刻影响着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者地位的全球秩序。(37)与民粹主义活跃在西方民主制度之中相比，恐怖主义则活跃于全球地缘政治失序和治理不足的地域。如今，恐怖分子及国际恐怖组织同样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富有保守、极端与暴力色彩的思想与言论。这不仅直接使国家和民众处在“恐惧”与不安的状态中，而且极大地威胁了地区与全球安全。
再次，在全球安全秩序框架与制度及其治理方面，“不确定性”时代的主要表现是安全秩序框架与制度失序、滞后。相比以往，如今全球安全议题引人注目的不再仅仅是国家间的传统安全议题，而是包括传统安全议题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内的“综合性”安全。由于包括恐怖主义、海上灾难、经济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具有群体性、地域性和全球性特征，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区域范围或全球范围相关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而它的解决则需要相关主要行为体(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努力。但由于治理主体协调“缺位”及规则与时代需要不匹配，现有全球安全秩序框架与制度所聚焦的依旧以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为主，尚且不能与共同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步伐保持一致的步调。这导致全球安全秩序与制度领域“不确定性”的三个结果：其一，全球安全治理主体的“缺位”，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参与治理协调不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能力欠缺；其二，全球安全治理秩序与制度的滞后，现有的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秩序明显落后于安全态势的发展，不能满足应对相关安全挑战的需要；其三，全球安全治理行动的“失效”或“效力不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既有“不作为”的一面，也有胡乱作为的一面。与此同时，由于治理秩序滞后与理念不到位，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这些威胁时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乃至出现无力应对的窘境。
受“不确定”时代全球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呈现出来的“失序”局面的影响，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多个维度的巨大挑战。
第一个维度是国际安全“自助”原则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显著增强的态势。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思潮与言论及安全治理“失序”的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在对自身权力、意图与动机进行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主义等消极情绪的影响，进而难以对自身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而客观的评估；同样地，国家对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评估也深受保守思维和消极情绪的影响。结果，国家陷入一种近似于“笛卡尔焦虑”的状态(38)，被怀疑、忧虑的侵扰以及难以摆脱“恐惧”状态，进而不自觉地陷入了由“不确定性”催生的安全困境中。(39)而国际安全“自助”原则的“确定性”所要求的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进行积极评估，积极寻求“他者”帮助、“善意”地帮助“他者”的基础将难以得到保障。
第二个维度是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将不可避免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政治秩序偏向保守及呈现出的种种消极因素，将使国家对国际交往中“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难以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进而使国家间安全关系变得更加困难。首先，由于受到保守情绪的影响，国家不情愿也不可能实现对“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积极评估。在这一情形下，一个“善意”与“恶意”的国家将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而这显著地增加了决策者就对外交往行为的决策难度，容易导致不必要的误会与摩擦、冲突。(40)其次，低迷的经济、保守的政治思潮和言论与泛起的民粹主义及一再抬头的恐怖主义使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不得不面临更多的复杂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区域性与跨国性，而且极具“不确定性”。因而在国家间尚不能有效协调、共同应对之前，这些威胁因素只会加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不和睦。
第三个维度是国际安全“确定性”所依赖的国际体系“确定性”将难有保证。2016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形势与外交”研讨会上用“变”与“乱”来概括当年的国际形势，他认为这种既“乱”又“变”的国际形势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担忧。(41)虽然说“变”是国际体系的常态，但以经济低迷、政治保守、安全失序与民粹主义、恐怖主义为代表的“乱”却明显增大了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受此影响，国家将失去积极客观评价“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基础，也难以认清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及准确判断国际体系的状态，而由此带来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安全的消极影响，将使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无从实现。
五、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路径及其战略基础
“不确定”时代在经济领域、政治层面与安全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保护主义、保守思潮与言论、安全秩序失序与理念落后、泛起的民粹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在构成这个时代“不确定性”主要元素的同时，也在多个维度深刻影响了国家对国际安全“确定性”诉求的实现，使国际安全面临诸多复杂而不安定的因素及使之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鉴于此，我们在弄清楚如今“不确定”时代的主要表现及其对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的实现是国家间实现长时期和平与保持国际体系稳定、和平的关键，如今它面临多个维度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当今“不确定”时代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路径及其战略基础依然需要聚焦于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不确定性”的缓解以及从这些方面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一，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依赖于一个以开放、公正与互惠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
全球经济低迷与保护主义的“抬头”是当今国际形势呈现出不确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同时，也使国家及国家之间处在“恐惧”状态及陷入难以捉摸的境地。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在他的著作中分析经济发展低迷与“恐惧”情感之间的关系，他以欧洲与美国为例，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情感、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始终笼罩着欧美。当全球经济不稳定和全球不信任危机逐步蔓延开来，恐惧感就一直在欧洲人思维中占据重要地位。(42)这种“恐惧”情感主要展现在两个突出的层面。其一，由于感受到经济不景气及失业问题的出现，欧美国家的政客与很大一部分民众在产生经济焦虑的同时，纷纷将矛头指向全球化，认为是“他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其二，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主要国家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长期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改变与这些主导地位的式微，深深地刺激了欧美相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的态度。这在使欧美国家产生“身份危机”的同时，也使它们在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中的态度呈现出消极化的倾向。
欧美经济发展低迷和治理问题频现催生了“恐惧”情感，这使欧美国家在社会层面与决策层面对参与全球化及开展经济合作产生了消极态度。在社会层面，集体的“恐惧”是民粹主义泛起的情感基础；而民粹主义在欧美的选举体制下与保守派政客相互作用，使欧美决策者对持续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合作框架持有怀疑态度。结果，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的合作框架面临欧美保护主义的威胁，受此影响，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不振，民粹主义持续在欧美国家发酵与蔓延。全球经济低迷带来的经济焦虑与集体“恐惧”情感、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三个逻辑结果：一是保护主义带来的对全球经济合作的消极态度极为容易加剧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情绪，而这种情绪极有可能蔓延到全球安全治理中；二是集体的“恐惧”带来的“身份危机”促使欧美国家对自身与他国权力、意图与动机的评估难以做到积极客观；三是由于国家间开放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面临挑战，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极有可能引发国家间对彼此合作的消极心理，不仅会降低国家间彼此采取“恶意”政策的代价成本，也会使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变得更有可能。
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替代保护主义，并通过政治磋商与谈判协力重塑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公正性”与互惠互利。全球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一个以开放、公正与互惠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最为积极的推动因素。若如此，集体“恐惧”与经济焦虑将被集体“希望”、积极的情感所取代，国家对自身及“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才可能持有积极而客观的评价态度。由此看来，一个开放、公正与互惠互利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将有利于奠定决策者与一般民众追求经济领域“确定性”的根基，进而也构成了国际安全“确定性”得以重塑的关键路径与不可缺失的战略基础。
第二，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依赖于“积极有为”政治安全理念的共享。“不确定”时代在政治领域主要以全球政治秩序偏向保守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受政治保守主义影响，在国际安全治理领域，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间难以进行有效的经验与权力分享，而传统发达国家虽然依旧主导着全球安全治理，但却表现为保守性的战略收缩的姿态，并在治理过程中“不作为”或“胡乱作为”。与此同时，在集体“恐惧”与经济焦虑的作用下，来自社会层面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网络扩散民粹主义主张及散播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想，民粹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结合催生出更为消极和倾向于不作为的全球治理参与政策，而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主张则通过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行动直接威胁着国际安全。在政治保守主义的作用下，一个国家难以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从而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理念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43)秉持保守主义政治安全理念的国家通常在安全理念层面奉行霸权安全观，将自身的安全凌驾于“他者”安全之上，或推行所谓的“占优”战略，(44)在国家间安全关系中追求相对优势，进而使国家间出现军备竞赛与相互猜忌及不必要的摩擦、冲突。
为缓解国际安全中的“不确定性”及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国家间共享“积极有为”的政治安全理念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积极有为”的政治理念在内容上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积极而有为的全球安全治理策略。不可否认，相较于新兴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态度偏向消极、保守，投入的力量也显著不符合其发达国家的身份。由于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难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面对这些问题上“独善其身”，而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与治理能力则对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相关全球性问题必不可少。第二，共享的、与时代需求相匹配的全球安全治理权力框架。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分享的不仅仅是经验及提供相关智力、财力的支持，而且应该建立全球治理权力分享架构，进而使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保持平等政治磋商与共同协作。第三，正确审视民粹主义的泛起及其对当今全球政治的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在西方选举制下有其合法正当性，而经济低迷不振使其拥有泛起的土壤与基础，也时常成为政客争相利用的工具。然而，其一旦成为决策者决策的基础，保守主义与极端主义(乃至国家恐怖主义)将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
“积极有为”的安全理念包括三方面内容：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相比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实质上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其基于一定的权力结构和物质条件，也有赖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与思想前提，离不开国际社会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价值的调节作用。(45)这意味着，我们通常认识的安全“自助”原则实际上更应带有积极寻求“他者”帮助或“善意”帮助“他者”的内涵，而并非追求所谓的霸权式安全或基于相对优势占有形成的可能导向“安全困境”的安全状态。相反，在积极、有效而客观评价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安全的战略选择可以是多元化的，积极寻求“他者”帮助或者照顾“他者”的利益，进而缓解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不确定性”，实现合作与共同努力下的共同安全(帮助“他者”同样获得安全)。(46)同时，全球安全治理的内容及其应对范围不仅聚焦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还应致力于共同应对经济领域、传统安全领域的普遍性威胁。
第三，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依赖于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与制度的“与时俱进”。全球性或区域的安全秩序与制度的滞后是“不确定”时代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国家间重视安全领域的秩序与制度创建，但相关制度与秩序的不完善依旧使国家间安全关系因自身与“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难以捉摸，表现为忧虑与不安的情绪。
国际机制对国家追求利益和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安全是有益的。(47)国际安全领域亦如此，甚至有学者认为，国际安全的实现也离不开国际安全规范与原则的调节作用。面对“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领域种种挑战的情形下，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与制度的“与时俱进”同样必不可少。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48)一个层面是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和制度应着眼于针对性的安全问题与挑战，使制度与问题相互匹配，从单纯协调国家间传统安全关系的层面转向不断兴起的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个层面是全球与地区安全秩序、制度同样应该符合世界权力格局的发展方向，安全秩序、制度与规则的完善与创新应以构筑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和睦关系为重要任务，实现二者在其中的积极参与和经验与权力分享。
可见，国际安全“确定性”的重塑是一项系统的涉及多维度的战略议程，需要以缓解全球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消除政治与安全理念层面的保守主义与建立“与时俱进”的全球安全治理秩序、制度与规则为基础。虽然各个领域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积极而客观地评估自身与“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维护国际安全的“自助”原则的“确定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及国际体系的“确定性”。因而，实际上，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上述路径也正是尝试对本文开篇所提出问题——如何缓解“不确定性”及保障“确定性”——的回答。
六、案例：中国—东盟重塑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
由于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纷争长期悬而未决、南海地区局势不时出现紧张局面，南海问题曾长期被视为地区安全问题的“火药桶”。如今，随着“不确定”时代的缓缓而来，南海问题的发酵及地区安全局势的走向也渐趋步入一个新时期。而这一时期中，虽然南海问题本身涉及的主要因素(例如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纷争、大国关系及中国—东盟国家关系等)并未改变，但已经有两个不争的变化：第一，南海问题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由单纯的主权纷争逐渐发展为兼具战略、外交与安全色彩的地区热点问题。(49)而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等南海地区国家而言，则是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第二，作为影响南海地区安全形势的基础因素，中国—东盟—美国间的“三角关系”互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其中同样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东盟在南海对话中的主要议题——如何实现南海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在构成双方共同诉求与致力于实现的目标的同时，却至今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50)透过中国与东盟国家南海对话与共同维护南海安全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的“确定性”路径进行经验验证。
在“不确定”时代，南海地区安全也难以“独善其身”，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首先，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来自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的“希望”与“焦虑”并存情感。不同于欧美国家在经济低迷不振下表现出的焦虑与保护主义心态，东南亚国家大多在经济发展方面展现出“希望”与“焦虑”并存的情感。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是其“希望”情感的主要来源，这既呈现为历史性的发展，又表现在当下。数据显示，在东盟成立50年时间里，东盟十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实现了巨大的飞越提升，由1967年的3.3％上升到2016年的6.2％，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与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力量；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国也长期保持着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和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形下，经济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健的增长态势。(51)而东盟国家在经济方面也有其显著的焦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受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与“美国优先”等欧美保护主义的影响，东盟国家经济正面临着显著的下行压力。由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以外向型为主，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因而，它们在发展不平衡的同时，也有些国家(如新加坡)明显受到了全球经济低迷与欧美保护主义的深刻影响。(52)第二，东盟国家在经济领域奉行多元化依赖与“大国平衡”的策略正在遭受对华经济依赖关系加深、不对称关系增强的影响。(53)在这一情势下，东盟国家对华“忧虑”呈现加剧态势，并日益倾向于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性对华政策(54)，并在全球经济合作层面寻求与欧美国家建立、完善更多的经贸投资关系。
受“希望”与“焦虑”情感的双重驱使，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安全方面展现出了两方面的政策倾向：一是安全“自助”原则的信心提振，这使东盟更乐意在南海安全事务中扮演更为积极而主动的角色；二是在安全“自助”信心增强的促使下，东盟国家更为倾向通过“政经分离”的方法，在中美间保持动态性的平衡。受此影响，在南海地区安全事务中东南亚的角色与分量呈现出增强态势，且由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引导，更多来自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大国的复杂因素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南海安全局势。
其次，南海地区安全“不确定性”来源于南海问题中日益复杂与不断烈化的大国竞争关系。南海问题向来颇受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关注。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等国家着眼于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纷纷，对南海政策做出调整，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更将南海视为地区战略政策落实的重要支点。在这一情形下，南海问题渐趋成为大国在南海地区展开竞争与博弈的焦点，进而为“大国竞争”关系所绑架。(55)这在“南海仲裁”与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由“南海仲裁”事件的发酵与发展，中国与美国围绕“南海仲裁”在法律与国际舆论层面展开的博弈与争论至今影响着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则意味着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渐趋直接与烈化，美国通过国际舆论、法律等手段竭力以“航行自由”行动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并以捍卫国际法的名义来维护美国在地区秩序与安全架构中的主导地位。中美等大国在南海竞争关系的烈化在使南海安全局势面临更多复杂因素影响的同时，也使东盟国家不得不面临着在中美“选边站”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地区多边框架“驾驶员”角色与“中心性”地位遭致冲击与削弱的事实。无疑，对南海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来说，这些因素带来了显著的“不确定性”。
再次，南海地区安全“不确定性”也与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对华忧虑与信任赤字有关。在东盟部分成员国看来，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也长期被视为是来自北方的重要的地区安全“威胁”，由于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对华不信任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56)东盟国家的这种认知，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变得更具真实性，也要比其他任何国家感受得更直接、更快。(57)例如，中国近些年来在南海维权态势的加强及进行岛礁建设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东盟国家视为一种安全“威胁”。(58)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对华认知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些国家对华未来的战略预判，它们担忧中国会成为一个依靠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去改变现状和武力收复领土的“霸权国”。(59)由此看来，信任赤字的存在实际上不仅持续影响着东盟国家的对华认知，而且长远地作用于东盟国家对中国未来权力、意图与动机的预判。这构成了南海地区安全“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着眼于未来，还深刻地影响着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共同塑造南海安全“确定性”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
在中国—东盟南海对话中，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至今依旧是一个核心话题，而南海局势的稳定与和平始终是中国与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间的共同利益。(60)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南海安全治理最基本行为体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方面进行了不少的努力。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而言，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是一项关乎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和平的战略性目标，围绕这项目标，中国与东盟国家则着眼于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实现的战略性、多维性与系统性，在经济、政治、观念与制度等多层面开展了双向的对话、互动与合作。
实现经贸关系的合作强化及增强彼此经贸关系的“确定性”是中国与东盟如何共同重塑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的战略基石。经贸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化与演进及“确定性”的增强是中国与东盟双向互动关系的核心元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关系呈现出快速发展状态。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75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26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以此，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61)到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中国在2012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则继续保持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62)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进入21世纪以来相互投资的规模也在渐趋扩大，特别是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出现了大幅增长的态势。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2000年至2006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23.14亿美元。(63)到2014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总额为124.05亿美元，其中中国首次超过东盟在投资总额中占据多数。(64)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首度突破百亿美元，增至146.04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87％，创历史最高值。(65)对于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关系方面开放合作的积极态度产生了两方面显著的效益：其一是“功能外溢”的效应。在这一视角下，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意愿很可能向安全合作与治理等其他领域转移，而这显然有助于双方“互信关系”的发展；其二是“成本效应”。随着双方在贸易投资领域关系的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将因“恶意”看待对方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与摩擦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因而这很有可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
实现双方政治对话的顺畅及在对话中实现彼此安全观念的认知，构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不确定性”的政治与理念基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对话始自20世纪90年代初，而此后的历史也表明，双方保持双边、多边等不同形式南海政治对话的顺畅将助力于南海安全的维护；与此相反，中国与东盟国家则处于南海对话的“停摆”时期，或不能相互“留面子”，南海地区安全势必因双方对话与合作意愿的弱化呈现出种种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双方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有效评估(66)，使“消极”情绪弥漫东南亚及引致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对话与共同参与南海安全治理中逐步形成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南海安全治理模式。(67)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安全观上日渐显示出其公正性与一致性，这依赖于双方在安全认知方面保持沟通与对话。由中国主张与首倡的“新安全观”强调“互信、互利、平等与合作，而后来的“新亚洲安全观”则以“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为核心内涵。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国家的安全观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安全观”，主张增强国家对外抗御能力，并更多地关注单纯军事安全以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防安全。(68)鉴于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实际上在安全观方面并无太大的出入，这为双方在南海安全治理中加强合作以期共同维护南海安全的“确定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政治安全理念基础。
最后，建立与完善中国—东盟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方面的相关规范、准则与秩序和制度等，将构成双方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确定性”的战略制度基础。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与悬而未决的南海纷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在加强中国—东盟南海对话的同时，双方倾向与致力于南海地区“行为宣言”或“行为准则”等制度性规范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双方不仅一再就和平解决争端进行了确认与达成共识，先后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2002年)及其落实指针，并已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开始磋商“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在2017年年中，中国—东盟共同形成与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为维护区域安全在相关安全机制的建设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既包括多边层面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框架，也有双方层面的一系列合作机制。东盟国家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决定是在其与中国有了正式接触后做出的，这为东盟在地区安全对话框架中引入中国做了铺垫。(69)中国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创始国家，不但作为东道国主办了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的一系列区域安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还主动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论坛发展的详细举措与倡议。这些无疑有利于提升东盟在区域安全中的主导地位及强化东盟地区论坛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对东南亚区域安全机制产生极为有益的促进作用。(70)而在双边层面，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也渐趋建立起相关机制，使双方的合作领域从非传统安全等低敏感领域(71)，逐步向传统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拓展。(72)
显然，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件等，中国与东盟在审视与评估彼此行为方面将得到参照性的信息，进而实现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全面理解；中国与东盟国家所搭建的一系列多边框架则在为双方提供顺畅对话平台的同时，也为确保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信关系的提升及促使双方合作意愿的强化，进而也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从“低敏感”领域提升到传统安全与高级政治领域，并将“不确定性”置于规范与机制的约束之下，使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共同形塑的机制、规范面前一起实现对彼此权力、意图与行为做出积极、公正与客观的评价。
七、结论
“不确定性”与“安全”是一对有着天然矛盾的词汇，“安全”意味着“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不安全。因而，缓解“不确定性”成为国际安全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对此，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例如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等，虽然已经进行过相关的研究，但这些理论视野由于受静态性与狭隘性的影响，均难以全然解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种种“不确定性”。
相比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更为凸显，更具主体间特性，因为它既受到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影响，又包括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与国际体系的安全。如今，“不确定”时代缓缓而至，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与世界机制建设等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在“确定性”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与世界机制等多个层面，它的“确定性”本质遭致的威胁与挑战则主要聚集在国家自身“自助”安全、国家间安全关系及国际体系等多个维度。那么，实现国际安全“确定性”在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世界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实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对于国家而言是首要的任务，也是一项战略性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应该从“不确定”时代的内涵及其对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的多维度挑战入手，在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政治对话与观念认知及制度改善等层面综合施策，使国家在平等互利合作中增进对彼此的信任关系，增加一个国家“恶意”评估“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代价和成本，并在顺畅、平等与有效的政治对话中实现相关观念与认知的分享，并把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面临的种种挑战尽可能地置于一个开放、有效与平等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环境之中。当然，在经济、政治与认知、规范与制度之外，我们同样还不能忽视的是，现如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等技术手段大规模使用，使我们规避“不确定性”或许有了更多的可能。
在“不确定”时代，作为亚太地区极其重要的一个热点，南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日渐受到南海地区部分国家经济焦虑、政治不信任、大国竞争等多项因素的牵引，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战略性议题。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重塑南海安全“确定性”的过程中，经贸合作关系的加强为双方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功能外溢)，并增加了不必要摩擦与冲突的成本代价，政治对话的保持与安全理念的共同认知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认知基础，并有了顺畅的沟通渠道。《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相关规范与制度的磋商、订立则有助于将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置于制度性约束之下。虽然目前南海地区安全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但是通过努力，中国与东盟国家却一再向外界表明，它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安全的“确定性”。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的经验性验证表明，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作为一项战略性议程，它的实现并不囿于某一个单一的范式，而是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
*文章的修改得到了《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与匿名审稿专家的积极指导，笔者对此表示感谢。文中疏漏、不当之处由笔者承担。
注释：
①人、国家均有着包括安全在内的多样化需求，除安全外，还包括发展、荣誉感与归属感等。而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以需求层次论举世闻名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对安全需求也相当重视，并认为对安全需求有时超过了最基础的生理需求。
②Philip Babcock Gore and the Merriam-Webster,Inc.,Webster's Seve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Springfield,Mass.,Merriam-Webster,1966,p.780.
③石斌：《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页。
④杨洁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2009年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载《求是》2010年第1期，第57页。
⑤刘胜军：《特朗普的三重不确定性》，[英]《金融时报》中文网，2017年3月15日，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762?page=1。
⑥郑永年：《中国为什么要躲避大国“命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7年4月18日，http://www.zaobao.com/zopinions/views/story20170418-750204。
⑦田野：《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理论探讨》，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第62-67页。
⑧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⑨[美]阿方索·蒙托里(Alfonso Montuori)：《心态的冲突——动荡时代中的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复杂性》，张大川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第2期，第40页。
⑩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24页。
(11)参见郑永年：《中国为什么要躲避大国“命运”?》，[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17年4月18日。
(12)在唐世平教授的研究中，“不确定性”等同于“信息的不完全性”(incomplete information)。参阅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4页。
(13)Keiuke Iida,"Analytic Uncertain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7,No.4(December 1993),pp.432-435.
(14)Evan Braden Montgoma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151.
(15)可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Evan Braden Montgoma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151。
(16)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Glaser)等则是这一看法的支持者。参见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p.167-214; 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Vol.50,No.1(October 1997),pp.171-201，等。
(17)Robert O.Keohane,"Institutionalist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276.
(18)[英]斯考特·布奇尔(Scott Burchill)等：《国际关系理论(第四版)》，庄浩云译，台北：时英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19)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的结构由共享的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决定，这些共享的观念指导着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身份的认同和利益的解释”。参见Alexander E.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391-425。
(20)“对国家军事安全的首要关切”实际上已经成为肯尼思·华尔兹以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种“规范”，视之为理所当然。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1)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转引自Roger Carey and Trevor C.Salm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2,p.13。
(22)潘忠岐：《实力与安全的背离——建构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础、原则和模式》，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页。
(23)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2nd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p.17-18.
(24)[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25)Shiping Tang,"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3(September 2008),p.451.
(2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4页。
(27)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13页。
(28)肯尼思·华尔兹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往往为了从更长时间维度来解释国际政治以及追求不受时空约束的广义理论，都曾明确宣称国际政治的本质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实际上，这是一种静态的体系观。可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74页。
(29)[美]阿方索·蒙托里(Alfonso Montuori)：《心态的冲突——动荡时代中的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复杂性》，张大川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7年第2期，第40页。
(30)国际研究协会前主席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单极秩序已经终结，而世界迎来了他认为的“复合世界”。可参见[加]阿米塔夫·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
(31)葛红亮：《新加坡对华转向谋求“确定性”》，环球网，2017年9月21日，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7-09/11268294.html。
(32)葛红亮：《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19页。
(33)杨卫东：《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6期，第4页。
(34)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9页。
(35)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p.116.
(36)林德山：《国际民粹主义新动向》，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8日，第5版。
(37)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Reprint edi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13,pp.26-28.
(38)所谓的“笛卡尔焦虑”一词来自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创造，用以指对于某个固定点、某块磐石的求索，而这种求索受到认识论怀疑及恐惧状态的深刻影响。以此，我们可以形容人类对确定性的天性追求及在不能得到“确定性”之后处在保守、黑暗、恐惧与不安情绪中而难以自拔。
(39)Evan Braden Montgom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p.151-185.
(40)Jennifer Mitzen,"Randall L Schweller,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 Security Studies,Vol.20,No.1(March 2011),pp.2-35.
(41)王毅：《在2016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6年12月3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21108.shtml。
(42)[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17页。
(43)David M.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Vol.12,No.1(Autumn 2002),pp.1-40.
(44)所谓“占优”战略是一个博弈论术语。可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错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45)石斌：《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20页。
(46)潘忠岐：《实力与安全的背离——建构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基础、原则和模式》，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页。
(47)[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6页。
(48)秦亚青教授认为全球治理规则的滞后主要表现为三点：规则滞后于世界权力结构的演变、规则滞后于安全性质的变化及规则滞后于相互依存态势的深化。参见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7-9页。
(49)朱锋主编：《21世纪的海权：历史经验与中国课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8页。
(50)葛红亮：《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第63页。
(51)东盟经济发展的数据来自东盟秘书处的报告。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立50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67年为4.3％，1984年为4.4％，1995年为8.1％，1997年为4.5％，1999年为3.4％，2005年为5.8％，2010年为7.5％，2016年为4.8％。在高增长率的推动下，东盟十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ASEAN Secretariat,Celebrating ASEAN:50 Years of Evolution and Progress,Jakarta,July 2017,pp.16-17.
(52)对新加坡来说，经济发展在经历低迷不振状态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不确定”全球经济合作政策及保护主义倾向的影响，因而很有可能出现“雪上加霜”的情况。参见葛红亮：《新加坡对华转向谋求“确定性”》，环球网，2017年9月21日，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7-09/11268294.html。
(53)葛红亮：《南海局势“失衡”下东盟的区域安全实践》，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页。
(54)王玉主：《利益捆绑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载《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第2-3页。
(55)葛红亮：《南海局势“失衡”下东盟的区域安全实践》，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页。
(56)Chang Pao-Min,"Vietnam and China: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9,No.2(September 1997),p.145.
(57)Evelyn Goh,"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eds.,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Global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77.
(58)张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59)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83.
(60)葛红亮：《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第63页。
(61)John Wong and Sarah Chan,"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Asian Survey,Vol.43,No.3 (May/June 2003),p.514.
(62)《201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4千亿美元 是2002年的7.3倍》，人民网，2013年7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23/c1004-22292436.html。
(63)参见ASEAN Secretariat,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7,Jakarta,2008。
(64)2014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总额为124.0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总额为62.55亿美元，占比50.42％；东盟国家对华投资总额为61.5亿美元，占比49.58％。
(65)商务部等：《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66)葛红亮：《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第63页。
(67)在长期的南海安全治理中，中国与东盟国家逐步形成了“东盟模式”与“中国模式”两类区域安全治理方式。关于“东盟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内容、特征等内容可参见葛红亮：《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第77-102页。
(68)葛红亮：《中国“新安全观”及其面向东南亚的外交实践》，载《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3期，第60-65页。
(69)张云：《国际政治中“弱者”的逻辑——东盟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70)聂文娟：《中国与东盟地区论坛(ARF)：从积极参与到创新实践》，载《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第20-22页。
(71)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在多边、双边渠道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可参见葛红亮：《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8页-152页；韦红：《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载《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2页。
(72)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地区安全中角色的日益突出，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不仅寻求对华进行武器采购，而且还加强和中国在防务方面的合作与往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