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是我国著名哲学家、 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陈元晖先生 （1913—1995年） 诞辰一百周年。 “一生布衣， 半世坎坷。唯读书是好，非真理不从。 ” 陈元晖先生的夫人赵洁珍女士亲自撰写在陈元晖墓碑上的文字， 生动地概括了陈元晖先生波澜壮阔的教育与学术生涯及其与教育的不解之缘。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是我们今天办好教育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深化教育改革、 积极开展教育学研究、 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 “薪灭火也传，光前复耀后”的教育学思想
坎坷的人生历程和丰富的教育生涯，历练了陈元晖不屈的性格和坚毅的教育研究品性。陈元晖戏称自己为 “杂家” 。他不断地从多学科视域为教育学寻求研究思路和发展出路， 正如公木先生在陈元晖挽词中所概括的：“生得其所久， 死而不亡寿； 薪灭火也传， 光前复耀后” 。而最应得到传承、 “耀后” 的便是陈元晖丰富的教育学思想。
（一） “先办好附中，才能办好教育系”
1950 年，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张如心延请陈元晖创办教育系， 陈元晖认为： “先办好附中，才能办好教育系” 。陈元晖强调， 教育理论一定要和一线实践紧紧捆在一起， 因为教育理论有鲜明的应用性， 时刻离不开一线的实践。离开一线的实践， 理论就变得苍白枯萎、 缺少活力， 教育思想是在实践的田野中火热地生成、 提炼出来的， “组建师大附中是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培养师资力量的教育实验和教育实习基地”［1］ 。陈元晖首先从三中选聘优秀教师， 并另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中招聘了一些优秀学生， 开始创办东北师范大学附中 （以下简称附中） 。面对初创的艰辛条件， 陈元晖说，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学校条件很差， 但是将来一定会好的， 国家刚刚解放，陈元晖先生的教育学家之路 *于 伟［摘 要］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 陈元晖先生历经不平凡的学术生涯， 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学的执着探索。他提出 “先办好附中， 才能办好教育系” ， 倡导 “教育家” 而非 “教书匠” 执教， 明确了教育学是 “使人聪明之学” ， 强调要 “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建设中国的 “新教育学” 等， 这些宝贵的教育思想与其丰富的教育实践、 长期积淀的哲学和心理学素养密不可分。［一切都是百废待兴。我们的任务是要办好师大附中， 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任务”［2］ 。陈元晖就是以这样的教育情怀率领这批教师筚路蓝缕、夙兴夜寐，将自身积淀的教育经验、教育理论不断地应用于附中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中。陈元晖80岁寿辰时，附中送给陈元晖书有 “创建附中， 功在百世” 的条幅。显然，陈元晖先生所创立的 “百世之功”不仅在于创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科，更在于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切实强调发展教育科学的实践取向，为教育学科的后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 示范作用。
（二） 附中老师 “要当教育家， 不要当教书匠”
陈元晖曾明确指出，“外国教育理论也是从他们的观点出发， 对他们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3］，不一定会适合中国本土的教育实践。为了突破理论束缚，培养优秀教师， 陈元晖要求附中教师 “要当教育家，不要当教书匠” 。要求教师有先进的教育理论， 更要有创造精神， 敢于突破传统教育的窠臼。在陈元晖看来，“使学生闻一知一的教学， 是一种 ‘教书匠’的教学，‘匠’ 的含义是墨守成规， 不敢发挥创造性； 而闻一知十的教学， 则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是 ‘教育家’ 的教学。教育家的教学和教书匠的教学， 区别就在于能否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4］“启发学生思维” 、 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陈元晖眼中 “教育家” 的重要标志。附中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影响力， 源于几十年来附中积淀的 “培养教育家”的浓厚氛围， 超过四十多位教师先后被评为特级教师、 国家级骨干教师等， 这在全国基础教育界并不多见， 而这与陈元晖创办、 发展附中的理念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教育学是 “使人聪明之学， 不是记问之学”
陈元晖鲜明提出，教育学是“使人聪明之学，不是记问之学”，教育学不是一门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学问， 而是一门让人学会思考、学会动脑、 提高思维能力的学问。1990年， 陈元晖回到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 在学术报告中对自身的教育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说：“这几年我强调培养学生， 是为了使学生聪明， 不是使学生记住好多东西， 重点应该放在培养思考力， 不是培养记忆力……所以， 我是主张废除考试， 或者要考试， 就是开卷考试。出教科书里的问题，这就可以比较，你读这门课， 和人家的见解不一样， 考出他不同的思考能力。高考怎么考呢？高考也是主要考你的学生记忆力。所以， 我们教师不是创造性的教师， 培养学生不是具有创造性的学生。 ” 对于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陈元晖而言， 这段表述直白而寓意深刻的教育学言论， 的确能够代表陈元晖毕生的教育学思考。教育学既不是 “实践科学” ， 也不是 “群众科学” ， 更不是“独立科学” ， 而是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为重点的科学， 是一门 “使学生聪明之学” 。 “你有什么教育思想， 你应该实践， 才能得出结论。教孩子， 不在于教他记多少东西， 学多少东西， 而在于把他教聪明了， 有自学能力， 自己懂得怎么去学习。 ”［5］ 这些深刻地折射出陈元晖作为一代教育学家所具有的学术态度和学科信念， 也恰恰印证了陈元晖积极为教育学寻找 “彩云” 的生命意义。
（四） 中国教育学要“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史研究专家， 陈元晖一直在积极处理中国教育学 “中” 与 “西”的辩证关系。陈元晖认为，“学习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与学习中国古代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都是需要的，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古为鉴，可知得失， 现在所说的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可以看到： 对某一位外国教育学家的介绍好的就是绝对的好， 就是无所不好， 不去分析这一位教育学家， 他的经验用在何时， 用在何地， 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一经验， 无条件地接受他的经验， 无条件地崇拜他， 这也是违反辩证法的。”［6］陈元晖以辩证的观点审视中国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开放与保守之间的关系， 强调中国教育学既要处理好自身的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问题， 又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外来教育思想文化的影响问题。陈元晖十分重视教育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教育遗产的深入挖掘， 他编著的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 将书院这一中国传统教育机构放在了教育发展的平台上来审视， 强调书院这一特殊制度形式的教育机构带给现代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而 《卓越的教育思想家 — —孔子》 、《孔子的德育思想》 和 《孔子的美育思想》 等则奠定了陈元晖在孔子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陈元晖倡导中国教育学要 “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陈元晖认为， 《礼记》 、 《论语》 、《孟子》 、 《荀子》 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四个源头。陈元晖将 《礼记》 看作 “儒家的教育学说的集大成的专著” ， 是中国教学论的重要发端。 “ 《学记》 是一本教学论， 是 《礼记》 中的教学论专文， 而 《礼记》 全书则应称为 《大教学论》 的教学论专著。 ”［7］《学记》 为中国本土化教育学的发展理路提供了思想史的线索。
（五） 建设中国的 “新教育学”
“善于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是构建本土中国教育学的重要路径， 建设中国的 “新教育学” 则是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未来指向。在陈元晖看来，“新教育学” 之 “新” 正在于它摆脱了传统教育学范式，破除了凯洛夫《教育学》 的束缚， 强调中国本土教育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现代阐释。“新教育学应该是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著作， 它不是 ‘进口教育学’，是自己二千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 ”［8“只有在总结了我们的教育学的丰富的宝贵的遗产后， 才能真正摆脱 ‘进口教育学’，而有‘出口的教育学’。” 在学术上，“中国学者应为教育学发展做出世界性的贡献”［9］ 。而这种 “世界性的贡献” ， 首先是 “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学理论遗产的继承， 不是以引用古人的只言片语为标志， 应该是一种系统的总结。当我看到某一本教科书中引了几句中国古人的名言， 来证实外国某一种理论时， 常有喧宾夺主之感”［10］ 。对教育学研究的执着追求， 让陈元晖首先想到的便是要系统总结中国现代教育学的现状、 不足与发展趋势。为此， 陈元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系统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后70年来我国当代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对蔡元培教育思想、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演进以及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等当代教育学重大命题进行了审视， 科学预测了中国 “新教育学” 的发展趋势。他认为， “新教育学应该是辩证法的”，“教育学要与未来学相结合” ，“人类是面向未来的，但没有教育的未来， 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 。陈元晖尤其重视自然科学与教育学的内在关系， 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成就对教育学的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教育学” 不是封闭的， 而是 “仍须开放门户， 吸收最新的其他部门的科学成果， 充实它， 丰富它， 来巩固它的科学地位， 孤立无援， 将难以使其地位牢靠”［11］ 。“我感觉教育学的突破， 还得靠自然科学， 要重视自然科学， 要研究数学能不能用在教育学上。 ”［12］ 对科学前沿命题的不断追索， 切实深化了陈元晖的教育学研究， 使 “新教育学” 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遗产， 而且更积极关注新近的学术研究成就， 教育学之 “新”正需要研究者切实认清当下所处的这种时空维度。
二、 “唯读书是好，非真理不从” 的教育学家之路
教育家首先应当是教育学家。陈元晖先生酷爱读书、 杂涉百家。陈元晖博古通今， 学贯中西。他能够在教育学研究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平， 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自学和读书。他一生积攒了一万多册书， 文、 史、 哲各类图书— — 70均有收藏。陈元晖自己说， 仅 《史记》 一书他就能背下来不少篇。很长一段时间， 陈元晖写文章时基本上不用查资料， 因为很多文献都已熟稔于心。这种对基本文献的占有特别值得教育学研究者学习。一生力求从多学科的视域转换中为教育学寻找 “科学” 基础， 其探索未知新理与开拓新兴边疆的学术生涯启人深思、 慰人至深。陈元晖所走过的教育学家之路， 无疑对当代教育学研究者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价值引领， 激励教育工作者朝着 “教育家” 的理想迈进。
（一） 深厚的哲学素养
成为教育学家、办好教育事业， 需要有良好的哲学思维。 “教育学如果不同哲学结合， 就失去理论基础， 缺乏理论基础的学科就不成其为科学” ， 而 “教育学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就是由于它忽视哲学。 ”［13］ 陈元晖堪称表率： 他精通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并坚持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教育学研究。他曾在 《哲学研究》 上发表过 《实用主义的真理论》 、 《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等有影响的论文。20世纪 80 年代， 我国出版了一套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其中哲学卷编辑委员会主任是胡绳，陈元晖是四个副主任之一， 并亲自参与起草了其中的 “外国哲学” 条目。陈元晖从延安时期开始便撰写批判西方哲学的著作， 撰写了多部批判实用主义、 实证主义、 马赫主义的专著， 分别在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元晖还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康德哲学研究专家， 曾两次代表我国哲学界到德国参加康德哲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在陈元晖看来， 当时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弊病之一， 就是千人一面、 缺少特色。虽然已出版了教育学教科书多达一百多种， 但拥有本土特色、 自成体系的著作却屈指可数， 盖因中国自己的教育学著作缺少哲学基础。 “我学哲学并不是 ‘改行’ ， 我也是想为教育学寻找一朵彩云， 把它托上天去。 ”［14］ 深厚的哲学素养使得陈元晖具有其他教育学家难以比拟的学术优势， 使之能够从不同的哲学维度审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尤其是高扬 “新教育学应该是辩证法的” 大旗，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深度探讨教育实践， 为其构建 “真正的教育哲学” 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良好的心理学素养
教育学发展始终与心理学密不可分， 教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更需要扎实的心理学功底。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专业的教育为其打下了扎实的学科基础。大学期间的陈元晖学习刻苦、 思想进步， 其论文多次获得相关奖励， 并以较难的 “知觉单元形成之条件” 为研究主题作毕业论文。新中国成立后， 参与筹创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并在其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长期担任 《心理学报》 等我国心理学界重要刊物的学术顾问， 并曾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 心理学卷的副主编。陈元晖撰写过许多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学术论文和著作， 是我国近现代心理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学者。如1960年， 在 《心理学报》发表的 《心理学的方法学》 一文中， 陈元晖强调重视自然实验法的意义， 肯定了实验法及数学法对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 重申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法心理学研究的正确性。1963 年， 发表的 《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一文， 不仅公正地评价了皮亚杰对儿童心理发展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而且重点论及了皮亚杰将数理逻辑移植到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陈元晖是曾与心理学家皮亚杰见面的我国少数学者之一。1979 年， 陈元晖所撰写的 《论冯特》 一书是 “文革” 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 这在冯特译著极少、 心理学被打成 “伪科学” 的时代里，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良好的心理学知识使陈元晖积极地从心理学视角关注教育问题， 深化教育学研究。1983 年， 陈元晖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陈元晖曾长期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副会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 71并曾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一届、 第二届成员、 召集人， 为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精湛的教育学研究
陈元晖一生出版多部教育专著， 其中许多著作都情透纸背、 力透纸背， 呈显着他对教育学研究的执着与眷恋。如从 20 世纪 40 年代在延安就开始写的 《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 、 50年代写的 《教学法原理》 、 60年代写的《中国现代教育史》 及80年代写的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 都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陈元晖出版过二十多本书， 基本上都收录在由他亲自审定并由其家乡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陈元晖文集》 中。陈元晖的教育学研究不仅具有浓厚的情感， 而且还具有独特的研究思路， 并先后在 《教育研究》 上发表 《教育科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1981 年第 2 期） 、 《 “人才学” 还是教育学？ 》 （1984 年第 8 期） 、 《科学与教育学》 （1985 年第 6 期） 、 《教育学不是记问之学， 而是使人聪明之学》 （1989年第2期） 及《一般系统论与教育学》 （1990年第3期） 等文章， 在全国教育学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
注重中国教育遗产的挖掘。陈元晖不仅撰写了 《中国现代教育史》 、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等著作， 还主编了多套很有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献集， 像 10 卷本的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 《老解放区教育简史》等。直至晚年， 陈元晖以八十高龄仍在尝试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轨迹进行重新整理与系统思索， 试图书写一部 “总结自己的优秀遗产” 、 属于中国当代话语又合乎教育发展逻辑的教育学史。病痛中诞生的六万余字的 《中国教育学七十年》 虽然只有中国教育学发展的 “尾” ， 但却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教育学老人的毕生追求。此书被誉为 “教育学今后良好发展的新起点”［15］ 。
注重对外国教育思潮的评介批判。早在1941 年 9 月至 1942 年 3 月， 陈元晖就在位于延安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整理了杜威教育思想批判材料约四五万字，［16］ 并撰写了 《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 一文； 20 世纪80 年代， 陈元晖又撰写了 《康德与近代西方教育思想》 的长文。他认为， “外国教育理论也是从他们的观点出发， 对他们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 ”［17］
注重教育哲学的研究。陈元晖认为， 中国最早的教育哲学应为 《中庸》 。教育科学应当包括教育哲学， 任何一门教育学都是教育哲学。同样， 任何一本哲学都是哲学教育学，因为它是教人们如何哲学地思考的学问， 是要研究如何教学的学问。教育哲学不是把教育学隶属于哲学， 也不是削足适履地把哲学隶属于教育学， 应当是并辔而行、 并肩前进，或者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要打破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论， 使辩证法成为研究教育哲学问题的重要思维方式， “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把辩证法引进教育学中来，”［18“只有认真研究这种过程， 研究运动的辩证发展的过程， 才能编写出真正科学的教育学来”［19］。陈元晖的教育学研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元晖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20］ ， 他主张 “在教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21］ ， 尤其偏重于应用辩证法来理解教育问题。就陈元晖的知识发生谱系而言，如果说最先进入陈元晖心智结构的是早年的国学知识，那么，康德的批评哲学使陈元晖洞悉了经验论及独断论的缺陷，而辩证唯物论则深深地在陈元晖的心智中注入了辩证分析的因子。［22］ 正是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指引下， 陈元晖对晏阳初的 “平民教育运动” 、 陈鹤琴的 “活教育运动” 以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 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23］ 这为今天研究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研究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元晖先生的学术历程虽然横跨多个学科， 但始终没有离开他深爱的教育学研究岗位。陈元晖曾对弟子王炳照深情地回忆说：“我在 1930 年秋季进师范学校开始学教育学， 到现在已过了一轮甲子， 到 1990 年整整60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都是以教育学为我的主要研究项目。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也是以教育学为主。 ”［24］ 这种对教育学执着的探索精神和真挚的情感， 这种以教育为原点坐标的学术人生， 这种在苦难历程中仍难割舍的教育情怀， 永远值得教育学的后来者认真学习。也似乎只有这种生命的韧性和宽和的胸怀， 才能真正寻找到 “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
参考文献：
［1］［2］张君贤.“教师要做教育家， 不要当教书匠” ［A］ . 于伟， 等. 教育学家之路 — —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 ［C］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1、 50—51.
［3］17］［19］陈元晖. 教育科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J］ . 教育研究， 1981， （2） .
［4］［11］［13］［14］陈元晖文集 （上卷） ［M］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2. 480、 494、 序3、 序4.
［5］赵洁珍. 忆元晖 ［A］ .于伟， 等. 教育学家之路 — —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 ［C］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7.
［6］陈元晖. 教育实践和教育科学 ［J］ . 人民教育， 1984， （1） .
［7］ ［8］ ［10］ ［18］ ［24］王炳照. 中国教育学史遗稿 ［M］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序、 113、 71、 71、 70.
［9］叶澜. 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 ［J］ . 教育研究，2004， （7） .
［12］陈元晖. 谈谈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五个前提问题［A］ . 于伟， 等. 教育学家之路 — —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 ［C］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79.
［15］ ［22］方文. 原道之路 — —学习陈元晖先生著作的一点体会 ［J］ . 社会心理研究， 1996， （1） .
［16］董纯才， 等. 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 ［A］ . 温济泽，等.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C］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59.［20］潘懋元. 一位教育与哲学双辉的学者 ［A］ . 于伟， 等. 教育学家之路 — —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 ［C］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
［21］顾明远. 怀念陈元晖先生 ［A］ . 于伟， 等. 教育学家之路— —纪念陈元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集 ［C］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
［23］于伟.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J］ .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5） .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基础教育合理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项目编号： 12SSXM006） 的研究成果；原载《教育研究》2014年第1期 P66-P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