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都是经济转型的产物
我们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期与矛盾的多发期并存的关键时期。五中全会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系改革发展走向的全会。如何认识改革发展的形势和走势，特别是如何认识当前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会影响改革发展的步骤和速度。在改革发展中的受益情况不同，所站的位置不同，对改革发展的感受和认识自然不同。或者注重“发展”的一面，或者注重“矛盾”的一面。而对于改革发展的实施者来说，任何偏颇都可能坐失良机，或铸成大错。
谁也不能抹杀改革发展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中国今天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国际影响，都是改革之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可谓奇迹。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仍处在崛起和上升之势，发展的空间很大。如果被矛盾和问题所困惑、所纠缠，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我们就可能坐失发展良机。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和在社会发展方面的严重受益不均。前者表现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经济增长没有可持续性；后者表现为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这样的经济发展会冲破制度的底线。所以，我们不能用发展的成就来掩盖问题。如果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甚至进一步激化，则有可能断送改革发展的成果。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理清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传统体制弊端造成的，因而只需要坚持改革、破除传统体制弊端就行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改革造成的，因而否定改革。特别是2004年“郎旋风”引发的那场关于国企改革的大争论，之后国家叫停管理层收购、顾雏军被拘，和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报告，这些本来正常的总结改革发展经验教训、惩治利用政策的薄弱环节谋取非法利益的事件，被质疑改革、否定改革的势力所利用，否定改革的声音已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
我认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经济社会转型的产物。由于转型，传统体制的影响力还在，新体制的健全还需要一段时间，难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经济社会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也就是改革发展的成本。只不过，代价和成本不能太大，代价和成本应该由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体来承担。所以，面向新世纪，必须在深化改革、破除传统体制和完善新体制、加快经济社会转型方面着力，必须在降低改革发展的代价和成本方面着力，必须在促使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共同承担代价与成本方面着力。这一切，体现在五中全会精神的“六个必须”上。
二、改革发展的重大转变与新的历史起点
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高度评价这次全会，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极富标志性意义的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重大转变，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个重大转变集中体现为“科学发展观”已经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落实在当党和国家制定的重大发展规划上。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转变到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
如何认识这个重大转变，也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和速度的重要因素。有一个误区我们必须走出。这个“误区”就是基于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认为“重大转变”就是否定过去的改革发展和指导思想，认为过去的改革发展和指导思想存在严重问题才有“重大转变”，认为“重大转变”是否定过去改革发展的思潮的胜利。这些认识不仅严重歪曲了“重大转变”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也会严重干扰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
改革促发展。但改革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目的。所以，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战略设想决定了改革的路径依赖和战略部署，两者互为支点彼此相生相长。回到改革促发展的起点上，邓小平的总体设计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方先发展起来；第二步是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这是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战略设想，决定了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必须服从“两步走”。比如，从培育民营经济到壮大市场经济再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是传统体制外的改革。通过体制外改革的增量成果再促进体制内的改革，如国企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最终以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破除传统体制的弊端。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标识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是符合中国幅员面积大、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情，是英明的，正确的；同时，也标识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已经走完。所以，今天的“重大转变”是从第一步向第二步迈进的发展战略的转移，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开始。
毕竟，实现第一步的发展目标，“两个让”的路径选择本身就是非均衡发展思想。非均衡发展本身就隐含着非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冲击制度底线的风险。所以小平一开始就强调决不容许出现两极分化，决不容许出现什么新的资产阶级。理论上讲，“两个让”的实现必然是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拉开差距。非均衡发展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选择，考量着改革的决策者、领导者把握“度”的水平。实际发展情况是，前不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社会学研究杂志《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上发表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的结构已成“倒丁字型”，社会的紧张度比“金字塔型”还要强。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表明，进入排行榜的400名中国富豪共拥有6000亿个人资产，占2004年GDP的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有了自己的富裕群体可以列入改革发展的成就，是中国人的骄傲，但中国毕竟还要3000万绝对贫困的人群，年均收入不到6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与社会制度极不协调。在经济增长的成本上， 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5%，但煤炭消耗约占世界的30%，电力消耗占13%左右，钢材消耗占25%，水泥约占50%。而国家环保部门的调研结果认为，如果算上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2000亿元，还将扣去GDP的两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浪费和消费浪费以及一些地方和部门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等同样十分惊人。这些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第一步”的发展思路走，社会发展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尽快向“第二步”发展设想转变，而且向“第二步”转变已经刻不容缓。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重大转变的艰难。在社会发展方面，不同的利益群体基本形成，“重大转变”会触动基本成型的利益格局；在经济发展方面，业已成型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发展的惯势，“重大转变”会影响一个个蓄势待发的经济增长点；在发展思路方面，20多年的地方经验，特别是注重“短期效益”的经验已成为普遍认同的潜规则，“重大转变”会抑制这些潜规则。同时，被触动的利益格局、受影响的经济增长点和受抑制的潜规则等，会形成阻止“重大转变”的合力。无论是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还是向“第二步”转变本身，都会阻力重重。冲破这些阻力，只能是继续推进改革，“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全会公报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