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2016年8月5日，举世瞩目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在开幕式上，为巴西赢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前总统卢拉及其政治门徒现任总统罗塞夫却双双缺席。因涉嫌选举假账及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案，罗塞夫正遭到国会弹劾，卢拉也在接受司法调查，两人所属的党派——已连续执政14年的巴西劳工党则面临下台窘境。
巴西的政治乱局已持续两年多，其背景是巴西正陷入史上最长的经济衰退期，这也是罗塞夫遭弹劾，劳工党面临下台危机的真正原因。而其推手则令外界瞠目——几千万曾直接受惠于劳工党经济民生政策的巴西新兴中产阶级。
在卢拉、罗塞夫及劳工党的领导下，巴西经济曾经历十余年快速发展期，并一跃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跻身金砖国家行列。在劳工党实施的鼓励信贷等措施的激励下，巴西民众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每年上百万人脱贫，近4000万人在劳工党执政时期跻身中产阶级。
按常理，这些直接受惠于劳工党的新兴中产阶级，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成为劳工党的政治拥趸。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经济危机袭来时，新兴中产阶级几乎立刻转向，成为了劳工党政府的最大反对群体。
2016年3月，巴西爆发史上最大规模抗议行动，参加的200多万人几乎全是中产阶级。2014年，罗塞夫以51.45%的得票率连任，而今年年初，罗塞夫的支持率一度跌到8%的谷底。巴西舆论分析，罗塞夫支持率的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支持。也正是中产阶级的倒戈，才促使执政联盟中的代表中间派利益的共和党、进步党等纷纷出走，执政联盟瓦解，劳工党空前孤立，难逃下野命运。
为何巴西中产阶级几乎在一夜之间倒戈？原因有二：一是出于返贫的恐惧，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二是中产阶级普遍受到更良好的教育，目光长远，自主性强，依靠博感情，回顾历史政绩使选民“感恩戴德”的民粹式动员方式，已无法延续其政治忠诚。
（二）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依靠经济发展来维系执政党的执政或统治合法性的做法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亚洲经济四小龙”以及后起的“亚洲经济四小虎”，几乎都是在一党威权或军事强人体制下，以经济发展为优先，执行政府主导的市场政策，依靠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和行政权力，排除一切经济发展的障碍，强力推动国家经济进步。以经济发展作为缓和社会矛盾和取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甚至唯一方式。
政治发展理论大师塞廖尔·亨廷顿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亚的这种发展模式也持“欣赏”的态度，认为后发国家应以发展和政府的有效治理为要务，不必拘泥于西方的政经体制。
然而，巴西劳工党的教训表明，即便是在相对民主的条件之下，主要依靠经济发展来获得政党长期执政或统治的合法性，也是行不通的，遑论一党威权和军事强人政党。一旦经济震荡，复述历史功绩将难以延续选民政治忠诚。
在这次政治危机面前，卢拉、罗塞夫以及亲左翼的巴西媒体，曾多次提及劳工党的“历史功劳”，呼吁民众不要“忘恩负义”，但新兴中产阶级丝毫不买账，弹劾案仍一步一步地成型。
韩国、台湾、泰国、印尼等东亚和东南国家和地区摆脱一党威权和强人政府的历史，也提供了印证。
比如印尼。1963——1998年期间，苏哈托在印尼实行了30多年的军事强人统治。在其统治中前期，苏哈托聘用苏联经济学家制定经济规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在第一个25年发展规划期间(1969—1994年)，印尼取得较大经济成就，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人均GNP由70美元增至650美元。印尼贫困人口持续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矛盾得到缓和，社会局面稳定。
然而，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印尼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从而引发政治危机。老迈的苏哈托这才发现，除经济牌之外，他的政府缺乏其他合法性来源，几乎无牌可打。不得已他和他的继任者哈比比挑拨印尼国内的“仇华”、“排华”情绪，引发震惊世界的“930”屠华事件，企图以民族矛盾转移焦点。但民族矛盾依旧无法解决政治危机，在经济危机摧毁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之后，苏哈托与哈比比先后黯然下台，印尼的军事强人统治宣告终结。
有论者提出，只要政策得宜，经济快速发展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并非没有可能。这样，经济发展只持续十几年的巴西就不足为“鉴”。笔者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但经济发展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本身也蕴含着这样一种威胁政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倾向：新生代选民未经历过经济艰难时期，视经济繁荣和物质充裕为理所当然，他们对执政党的感念和忠诚将世代递减。而另一方面，物质的充裕，也会将他们的政治诉求由单一的经济问题转向其他诸多方面，如公平正义、清廉效率、环境保育等等。
以台湾为例，在经过长达四十多年的经济成长之后，台湾新生代早已是生在物质丰裕中，长在物质丰裕中。经济贫困，对他们来说，只是教科书上偶尔提及的遥远年代，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未经历过。自然，也就甚少有年轻一代还感念国民党当初的发展功绩，台湾新生代选民支持国民党的比率要明显低于其他各年龄段。他们所关心的政治议题，也是反服贸黑箱、反课纲以及转型正义等非经济议题。
（三）
当然，合法性的来源不仅仅是民主及其最重要表征的选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熊彼特和李普塞特等学者，将民主等同于选举，提出选举是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来源之后，经受了许多批判和质疑。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良序合宜政体”的概念，认为合法性的来源包括基本正义、政府有效性、人权保护、国家爱好和平、政治决策的协商性。因此，合法性的来源除了民主、选举之外，还应包括宪政法治、平等正义、安全秩序、清廉高效等等。
巴西是一个西方公认的民主国家。劳工党长期执政是依靠在公平自由的选举中赢得大多数选民青睐，领导人亦遵循宪法的任期限制。然而，劳工党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在其他可获得执政合法性领域的表现几乎乏善可陈，政府的贪腐低效依然如故，司法体系不中立不作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率居高不下。所以，当经济发展停滞后，劳工党就无牌可打，迅速失去支持。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都存在类似巴西的问题，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贫富悬殊、贪污腐化、官僚低效、社会治安等问题却并未缓和，有些甚至因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尖锐，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亨廷顿在叙述东亚国家发展模式时，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可以不同步进行，乃至提出“腐败是发展的润滑剂”。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以外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将可能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将威胁到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适当地进行社会、政治改革也是必要的。
东南亚的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执政党的国会席位率一直高达90%以上。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除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和选举制度的原因之外，行动党成功的社会、政治改革也起到重要作用。
在人民行动党治下，新加坡有着世界上最廉洁和高效的政府，其清廉指数甚至超过许多欧美国家。行动党大力推行组屋和国民年金政策，做到“居者有其屋”和“老有所养”，社会结构相对平等。在治安方面，新加坡的犯罪率为世界最低。对于困扰区域其他国家的毒品、人口贩卖等问题，在新加坡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些社会和政治成就，极大地缓和了新加坡的社会矛盾。
巴西虽是西方认可的民主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条件并不相同，但病症齐全的巴西及劳工党亦足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及其执政党之“鉴”：任何国家的执政党都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就一劳永逸地取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