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统治欧洲的时代
“中世纪”是一个带着不幸意味的名词，因为它出现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中世纪的人们是不知道这个名词的——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中间”，而是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所处的年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今天，我们使用中世纪这个词的时候，只是把它看作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个过渡。
“中世纪”也是一个带着贬低意味的词，学术界和普通大众的主流意见都认为那是一个黑暗、愚昧而灾祸丛生的时代——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已经成了一个同义反复的俗称。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最先提到“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的，是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曾经周游了欧洲列国，系统地考察了当时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状况，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他考察的结果，是认为相比较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自罗马沦陷以来的欧洲的文化完全不值得研究，所以他把这段古典文化上发展的停滞时期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彼特拉克主要是从文化上来定义中世纪的，那么欧洲中世纪的全貌（包括政治、宗教、社会等等）是什么样的？它与后来大规模爆发的黑死病都有哪些必然的偶然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在此简单的描述下中世纪的整体情况。
中世纪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所周知，是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开始。那么，古罗马帝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准确的日期已经无从知晓。一种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在公元476年，这一年古罗马皇族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被哥特族首领奥多埃斯废黜。当我们使用这个日期作为标志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其实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在公元4世纪（也许是5世纪，甚至是6世纪），古罗马的整个体系——行政的，行为的，还有思想的——逐渐被外来的体系所代替：古罗马其实就是这样静静地灭亡的。
在罗马帝国消逝的挽歌声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西方兴起：基督教教会。基督教在当时很受欢迎：它自身的优美，高尚的伦理观，不分贵贱的教义，还有它描绘出的天国的永恒远景，都使得人们对它心生向往。
事实上，很快基督教就暴露了它的霸气的野心——即控制整个社会。在中世纪后期时，基督教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它不但牢牢的控制着欧洲的精神世界，甚至控制着欧洲的世俗社会，并且它相当的独裁，对任何其他的意见都采取粗鲁的不宽容态度。当然，在这之前，基督教也有一段潜心经营的牧歌时代。
早期积极推广宗教的人们以其热情和努力成为了很自然的牧师和主教人选。与帝国的建制相仿，教会的组织也是按照行省划分的，每个行省的最高主管就是当地的主教。当帝国政府一步步衰落的时候，教会则在济贫救苦，担负起了领导和庇护人民的任务，事实上承担起了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在西方最早的一批主教里，罗马主教只是其中之一。直到公元5 世纪，他才被尊称为教皇，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主教一概都被称为“神父”。罗马主教的突出地位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罗马城在全帝国的地位，基督徒们认为圣徒彼 得曾在罗马城居住过并在此殉教，还有几位罗马主教的光辉事迹——例如“大”格里高利，他不但力保罗马免遭蛮族侵犯，大力推行社会公益服务，还热心传教，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早期的教会是僧侣的天下。苦修制度最早兴起于东方，特别是埃及。长期的流传使得他们的修行带上了很重的表演色彩，僧侣们常常会坐在一根柱子的顶端沉思，或是站在柱子顶端整天注视着太阳。这些现象到了圣本尼狄克 （约480－约 543）那里才有了改观。他制订了一整套关于苦修的制度，鼓励遁世清修，思考来世，同时摒弃了那些夸张做作的成分。在他的诫条里，每天的祈祷、赞美、学习和劳作都占了合理的比重。时至今日，有些修道院仍然遵循着这些诫条。从公元6世纪到10世纪，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一片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萧条中，僧侣们成为维系整个西方世界的纽带。
僧侣们热心传教，创建了很多大型的传教所。他们还利用相对安全的修道院图书馆，抄写旧书，写作新书，保存了很多古代文明的典籍。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负起了学校的职责——这也是当时仅存的学校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躲开现实，想要寻求真理，或是想要深刻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都可以在修道院里寻得慰籍。当时的修道院经常被比作一方小小的净土，是在邪恶的沙漠里的绿洲。教会的一些规程也形成于这个时期。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有很多人经常参与朝圣活动了。从东方传来的圣物崇拜也被逐渐接受，不过很快就走向极端，变成了无休止的圣物搜集竞赛。对于不当行为的赎罪和处罚的相关条例也以成文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像在大约公元600年的圣克勒班就制订过这些对于僧侣的规定：忘记说“阿门”要被鞭打6下；偷偷用刀在桌上刻划，鞭打10下；唱诗时走调，鞭打6 下……同时，教会确立了礼拜的仪式，编写了大量的赞美诗，组织成立了兄弟会（非神职人员的一个组织）。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也开始被人重视， 西方第一座纪念她的教堂——罗马的圣玛利亚•马觉利教堂就建于这个时期。
然而自公元11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巩固，整个欧洲都陷入战争和分裂之中。在此期间，罗马教皇的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欧洲已经彻底成了基督的奴仆，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基督教而展开的。在政治上，一个国家的政权必须要经过教皇的授权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正是凭借着宗教的力量，罗马教皇竟能对欧洲各国王侯随意发号施令，令他们俯首称臣。
与此同时，罗马教皇越来越不满足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一心想吞并基督教的另一大支派——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教会。更何况，这时在亚细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开始强大起来，他们不但占领了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而且还不断对欧洲领土发动进攻。于是在宗教幌子的掩护下，罗马教皇就召集欧洲各国君主，发动了长达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
从公元1096到1291年，欧洲各国曾先后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在战争中，无数人为之丧命，无数社会财富被消耗。然而随着最后一个据点的丧失，欧洲在这场战争中可谓一无所获。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向东方征伐时，另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也开始了向西方的征伐，这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铁骑。
自罗马帝国以来，位于欧亚大陆交接处的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地区，就一直是欧洲的势力范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里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充当欧洲东南面的一道屏障。1241年，蒙古王子拔都率领七万大军西征，目标直指欧洲腹地，从而使得东、西方两个世界再次发生碰撞。经过激烈较量，蒙古人成功地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几个国家，并在随后又经常与欧洲人发生战争。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生活相当的不安定。
宗教同样牢牢的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必须要遵守五花八门的宗教准则，否则地狱般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你的归宿——你敢说不信神的忤逆之言吗？可以，只是马上你就要被烧死！你想说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吗？不行！因为《圣经》中明明写着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你想天天洗澡吗？最好不要，因为基督是提倡禁欲的，而禁欲就包括不要太在意个人卫生这种俗事……中世纪是西方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高峰中间的低谷，充斥着愚昧和野蛮。宗教禁锢着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在与封建的基督教文化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资产阶级与封建基督教的斗争是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野蛮与文明、智慧与蒙昧、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
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如果通过时空旅行，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去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时代是不可理解的。那时候科学与宗教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经过了与基督教的殊死搏斗，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基督教提倡禁欲，教会认为洗身体是神圣的，不可以轻易亵渎，这使得这个时期的卫生状况及其糟糕：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基本不洗澡，也不理发；而且由于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导致无论是在居民家中还是在公共场所，基本上没有象样的厕所，更没有垃圾处理，大街上垃圾成山，臭气熏天，至于穷苦百姓，则经常是人畜共居；另外，中世纪欧洲的医学水平也很低下。因为教会垄断了医疗事业，不但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宝贵遗产弃之不用，而且不允许新的理论提出，否则将作为异端被处罚。正如后人所熟悉的，当时欧洲人在治病时，惯用的方法便是放血、催吐等手段。这些落后的治疗手段，往往造成更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即使瘟疫来临时，由于他们认识水平的局限，仍没有多大的改变，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恶化。
因此，自从人文主义者起，历史学家们对中世纪多持负面观点。在十六与十七世纪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针对新教徒的指责，天主教的改革者们也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图画：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而对“黑暗时期”许多现代的负面观念是来自于，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
后来，也渐渐的有一些思想不同意简单的否定中世纪。其中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就试图转变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评价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客观的说，基督教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一些的积极影响。“中世纪文化的繁荣，不仅表现为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的建构，而且也表现为罗马法的恢复，自然科学研究的苏醒，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精神推到了顶峰，使它成为西方历史的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一个信仰寻找理性支持的过程，这种寻找培养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绝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纪的母腹中逐渐孕育成熟的。”英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在欧洲文艺复兴前的数个世纪里，欧洲受教育的阶层在逻辑思维方面一直接受着一种严格的和精确的训练。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世纪是一个反理性的时代。
也许人们总是过于强调资本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忽视了人类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时基督教文化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黑死病爆发前和结束之后的欧洲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死神来了
你可知道，在14世纪的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等海上经常会有些船只在孤零零漂荡。当你靠近它登上去后会发现，上面所有的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全身发黑，恐怖得要命。
这是死神在狂舞。
“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1347年，在意大利南端、地中海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城，一位名叫迈可的牧师写下了上述一段话。而在他的周围，瘟疫正肆虐于整个城市，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人们开始悲叹是否世界末日真地降临了。以上情形，便是14世纪欧洲大瘟疫期间的一个片段。几百年来，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一直成为历史学家们大书特书的对象。作为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惨烈的一次瘟疫，14世纪欧洲黑死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黑死病爆发时，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在疾病面前似乎一律平等。有些人前一天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但夜里就突然发病，经过痛苦的挣扎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许多医生被感染，甚至比自己的病人死的都要快。街道上，尸体堆积如山。在海上，许多船只因为水手接二连三的死亡，而成为无人驾驶的“鬼船”。据说当英国伦敦发生瘟疫时，英国王室和许多富人都逃离了该城，有1万多房屋被弃置，有的用松木版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人们也没有办法打官司了，因为所有法律界人士全部去了乡村。
黑死病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从1348年到1352年，它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就这次灾难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恐怖心理而言，完全可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在今后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尽管准确统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不可能，但是许多城镇留下的记录却见证了惊人的损失，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死亡率要在50％以上。在许多地方，死人之多已无法掩埋，象随手扔掉的垃圾。 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的估算，这次黑死病对欧洲的袭击，再加上战争、饥馑等原因，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减少了至少一半，甚至于“很可能减少了2/3”。
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记载死亡了90000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数字高达1500人！
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700人因此丧命！
1335年的图卢兹城共3万人，1380年死的只剩8000人！
1347～1357年的10年，东诺曼底的人口减少30％，到1380年又减少30％！
1340～1404年，皮斯托亚城郊的农村，人口减少了60％；
根据俄罗斯摩棱斯克的记载，1386年只有5人幸存！
1467年，俄罗斯死亡127000人！
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薄伽丘在1348-1353年写成的《十日谈》就是瘟疫题材的巨著，引言里就谈到了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与薄伽丘同时期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学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对这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瘟疫则采用了更为直接的手法来描写。彼特拉克写信给他居住在意大利蒙纽斯修道院的弟弟。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个修士中惟一一个瘟疫的幸存者。
在几百年后，我们重读这封家书，仍然能够感受到诗人心中的恐惧：
“我的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我的弟弟！尽管西塞罗在四百年前就用过这样的开头写信，但是啊，我亲爱的弟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怎样开头？我又该在何处转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伤，到处都是恐惧。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哦，是啊，人们还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状况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祝福。而我们后世的子孙们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啊，是的，我们也许确实应该受这样的惩罚，也许这种惩罚还应该更为可怕，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赠予同样的命运……”
这场灾难在当时称做黑死病，实际上是鼠疫。鼠疫的症状最早在1348年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肿块，然后，胳膊上和大腿上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这也是黑死病得名的源由。极少有人幸免，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通常无发热症状。”
事实上，黑死病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因跳蚤叮咬而感染上的是淋巴腺鼠疫，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腋下会出现很大的肿块，继而转为坏疽。随后，病人的四肢也会出现黑色斑点，接着出现的症状便是腹泻不止，三到五天内便会丧生。肺鼠疫是因呼吸感染而致，患病者在大约三天内便会因肿胀甚至咯血而死。有些人前一天晚上上床入睡时还好好的，但经过一夜的痛苦挣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
黑死病最初于1338年中亚一个小城中出现，1340年左右向南传到印度，随后向西沿古代商道传到俄罗斯东部。从1340年到1345年，俄罗斯大草原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1345年冬，鞑靼人在进攻热那亚领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际，恼羞成怒的鞑靼人竟将黑死病患者的尸体抛入城中，结果城中瘟疫流行，大多数法卡居民死亡了，只有极少数逃到了地中海地区，然而伴随他们逃难之旅的却是可怕的疫病。
1347年，黑死病肆虐的铁蹄最先踏过康坦丁斯堡─拜占庭最大的贸易城市。到1348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都爆发了黑死病。1352年，黑死病袭击了莫斯科，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没过多久，这种残酷的现象在欧洲已经比比皆是，法国的马赛有56000人死于鼠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从鼠疫的魔掌中幸寸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疫病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鼠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大人成了鼠疫的第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送葬的钟声就不停的为新的死者哀鸣。甚至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曾由于爆发了鼠疫被迫暂时停顿下来。
1348年底，鼠疫传播到了德国和奥地利腹地，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鼠疫吞噬。维也纳也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
除了欧洲大陆，鼠疫还通过搭乘帆船的老鼠身上的跳蚤跨过英吉利海峡，蔓延到英国全境，直至最小的村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生活在英国中世纪的城镇里人们，居住的密度高，城内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传染性疾病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处理尸体的工人们自身没有任何防护，这帮助了疾病的蔓延。为了逃避死亡，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他们祈求上帝、吃精细的肉食、饮用好酒……
脍炙人口的欧洲童话故事《哈默尔恩的吹笛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小城哈默尔恩（Hameln）位于威悉河畔，是童话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哈默尔恩的吹笛人”在德语中的原意是“捉老鼠的人”。中世纪的哈默尔恩由于制粉业发达，那里的老鼠格外猖獗。因此，当地便出现了捕捉老鼠这样一个专门的职业，同时捕鼠人又通常是能演奏乐器的流浪艺人。据说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吹笛人，他能用笛声引出老鼠，并把所有的老鼠都带到河里淹死。
哈默尔恩的居民起先许诺付给他丰厚的报酬，但是当老鼠淹死后，居民们却食言了，不愿意履行诺言。后来，捕鼠人又来到哈默尔恩，这次他用笛声引来了城里所有的孩子，在悠扬的笛声中孩子们沉入了河底。吹笛人就这样惩罚了背信弃义的哈默尔恩市民。现在，鼠疫大流行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根据这个童话故事而改编的戏剧却常演不衰，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旅游节目。
黑死病给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以沉重的打击和深远的影响。黑死病登陆英国土地的同一年，英国土地上的牲畜也难以幸免。一个牧场有5000头羊突然死亡，它们尸体散发出恶臭，连野兽和鸟都不愿意碰一下。所有牲畜的价格都集聚下降，即便活着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里。
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导致劳动力短缺，很多村庄被废弃，农田荒芜。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而且以往的农奴也因此得以被释放，并被支付相应的工资。但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掉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紧随着黑死病而来的，便是欧洲许多地区发生了饥荒。
后来，各国国王相继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严厉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们，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钱，否则就让你的庄稼或者果实腐烂在农田和果园里。当国王得知自己的命令无论在雇主还是雇工一方都未得到执行的时候，就对所有教会土地所有者、庄园主、骑士、地主处以罚款；并对所有的自由农业工人处以100先令、40先令到20先令不等的罚金。后来国王又派人逮捕了许多雇工并把他们投入了监狱，他们不得不向国王支付很大数额的罚金，未被逮捕的雇工有很大的部分都躲藏到森林里去了。以同样的方式，国王还处置了许多的艺人。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英格兰人。但这个时候，死神也攫住了他们，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黑死病的泛滥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乡劳动力锐减、物价上涨、剥削加重、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等，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被黑死病吓得魂魄俱丧的人们希望避开传染源，许多人抛弃了手中的活计，寻找与世隔绝之地。大批官吏和神职人员为躲避灾难而将责任抛到脑后，放弃职守现象大量产生。在法国的许多城市，法院的法官竟出走一空。
由于穷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更差，类似鼠疫的传染病在穷人中的传播更为广泛。1561年，图卢兹的一名市民心安理得地写道：“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也要小心提防。”在当时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后，富人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总会让一个穷女人先在那里住上几星期，让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证明一切危险均已排除。这一切，恰如让—保尔•萨特所言：“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
此外，瘟疫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因死亡人数过多而带来的萧条景象，它对人们心理上的打击是更为严重的。许多存活下来的人因为忍受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而发疯，也有不少人因此自杀。而政府为了掩埋堆积如山的尸体，不得不释放监狱中的犯人。
直至1352年，黑死病的规模才渐渐减弱了。不过，这次流行并没有到此为止。直到15世纪末，欧洲每十年就遭到一次黑死病的袭击。至于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黑死病，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当代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说，1347年欧洲有8000万人，6年后变成了3000 万。此后300年间，黑死病还曾多次爆发，可能总共杀死了多达2亿人。黑死病直到1670年以后，才神秘消失了。
治疗的困惑
现在我们知道，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即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它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人类对待它首先要注意搞好卫生，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即使有人得了这种病，现代医疗手段也已经找到有效的治愈手段了。
但是在欧洲中世纪时，“黑死病”是突然降临到人间的，人们对它基本上一无所知。那时候，人们对待它的方法也千奇百怪。
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从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还是不断降临到人间。当时法国的一位医生曾经夸口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通过17次放血疗法终于治好了一位律师朋友的病。“倘若要是他落入什么江湖医生之手，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他对一位朋友夸口道。而法国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古依-乔亚克则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
也有少数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可是他们偏偏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面对瘟疫，米兰大主教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它们周围建起围墙，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瘟疫没有蔓延到米兰。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离已经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
事实上，隔离已经成了人类对付大规模传染病的常规手段。在此我们应该还记得几年前的非典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利用坚决的隔离手段迅速地遏制住了瘟疫的爆发。
瘟疫之村
英格兰德比郡的小村亚姆（Eyam）有一个别号，叫“瘟疫之村”。但这个称呼并非耻辱，而是一种荣耀。1665年9月初，村里的裁缝收到了一包从伦敦寄来的布料，4天后他死了。月底又有5人死亡，村民们醒悟到那包布料已将黑死病从伦敦带到了这个小村。在瘟疫袭来的恐慌中，本地教区长说服村民作出了一个勇气惊人的决定：与外界断绝来往，以免疾病扩散。此举无异于自杀。一年后首次有外人来到此地，他们本来以为会看到一座鬼村，却惊讶地发现，尽管全村350名居民有260人被瘟疫夺去生命，毕竟还有一小部分人活了下来。
有一位妇人在一星期内送走了丈夫和6个孩子，自己却从未发病。村里的掘墓人亲手埋葬了几百名死者，却并未受这种致死率100%的疾病影响。这些幸存者接触病原体的机会与死者一样多，是否存在什么遗传因素使他们不易被感染？由于亚姆村从1630年代起就实施死亡登记制度，而且几百年来人口流动较少，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家谱准确地追踪幸存者的后代。以此为基础，科学家于1996年分析了瘟疫幸存者后代的DNA，发现约14%的人带有一个特别的基因变异，称为CCR5-△32。
这个变异并不是第一次被发现，此前不久它已在有关艾滋病病毒（HIV）研究中与人类照面。它阻止HIV进入免疫细胞，使人能抵抗HIV感染。三百多年前的瘟疫，与艾滋病这种诞生未久的现代瘟疫，通过这个基因变异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直至今日，约十分之一的欧洲人天生对艾滋病具有抵抗力，这可能归功于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瘟疫———黑死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呢？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导致这场灾难的源头在哪？其次，它是怎样传播？
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黑鼠导致了这场大灾难。欧洲的“土著”鼠类是褐鼠，其本身并不携带鼠疫杆菌。过去，欧洲人认为，14世纪欧洲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原因是由于亚洲黑鼠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入侵了欧洲，赶跑了欧洲褐鼠，进而侵入了欧洲人的生活和谷仓，为东方报仇。因此，有些欧洲人竟毫无根据地将黑死病肆虐的原因归咎到印度和中国的头上。甚至在2000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还明确将这场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标注为“由亚洲黑鼠引起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研究表明：约在公元8世纪，即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便发现了黑鼠。公元11世纪时，在欧洲已有黑死病的记录。况且，褐鼠一般在房屋的地下室里建窝，而黑鼠则通常在谷仓里面居住，两种鼠类在占满各自的地盘前，彼此互不侵犯。因此，把这场大灾难完全归罪于黑鼠是不负责任的。
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中世纪时，整个欧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条件简陋。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当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可见到人畜共居的情况。许多城市鼠多成灾，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最终导致黑死病的大爆发。
作为证据，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只是解释了瘟疫传播的问题，并没有解释病源从哪里来。
事实上，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或是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使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剧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最终间接促成了这场可怕的大灾难。
随着人类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对鼠疫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鼠疫目前总体处于平稳状态。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Ａ•耶尔森在１８９４年发现并描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后来人们发现，鼠疫杆菌对干燥、热或紫外线抵抗力弱，煮沸１分钟即可被杀死，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但该菌对于低温抵抗力很强，在冰冻组织中能生存数月至数年。科学家还发现，如果能够在发病２４小时内进行抗菌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转危为安。
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瘟疫的规训与惩罚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黑死病的研究，然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对于黑死病的起源却有多种说法。英国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这场灾难的起源很可能是因为一颗小彗星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发生爆炸，造成灰尘遮天蔽日引发全球“核冬天”，并间接造成农作物绝收、饥荒和瘟疫大流行的恶果。而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通过研究黑死病的传播方式，可以得出结论，它并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由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引起的，并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染的。这种病毒的感染者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其死亡率高达50%-90%.
虽然关于黑死病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邓肯教授和斯科特博士提出一项理论却引起了众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们认为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黑死病可能只是暂时蛰伏，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黑死病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它给世界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从此非常注意对传染病的防治，国际上通常称其为“第一次卫生革命”。人们由于黑死病的侵袭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在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这样，欧洲的下水排污系统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英国伦敦那宽敞有如隧道的下水管感叹；除此以外，各国开始重视对垃圾的处理；火葬开始成为最重要的丧葬方式；原本位于房间中央的壁炉被移到了墙边；房间也变得更加坚固，开始采用灰泥或者石头来代替木版；并且，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鼠疫等传染疾病在发达国家已基本消失，只是在非洲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可以说第一次卫生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黑死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它毫无偏倚的把死亡带到每个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芜土地，由于没有劳动力，薪水不得不提高，农民有了收入来买下闲置的土地，结果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了拥有土地的新贵族，农奴阶层由此瓦解。
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艺术家的作品中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统天下，悲观和抑郁的情绪，赎罪和死亡的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题材，以至后来才发展出歌特式的风格。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黑死病看作是中欧社会大分野的转折点，因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随着大量农业资本的残留”，“造成了土地资本的大量剩余，由此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经济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得以满足从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使中世纪后期的人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复能力并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步”；而且“似乎是在经济的废墟上出现了像凤凰一般辉煌的知识文艺复兴”。相反，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人口生态危机，却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尽管这未曾妨碍“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由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创立一个交流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黑死病肆虐，大学宣布停课，政府不准人们离家远行。正是这个时期，有一位名叫伊萨克•牛顿的年轻人躲避到家乡沃尔斯索普，那些引起人类认识革命的伟大思想正是在牛顿闲赋在家的18个月里孕育的。在此期间牛顿不但创立出一门很重要的数学学科──微积分，而且颇有传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顿在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个正着，不料，这一砸竟砸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天才设想。
而黑死病给世界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则是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形式，这一影响促成了世界各国从古代的松散社会结构形式转变成我们今天的“全景敞视社会”。
根据黑死病之后欧洲各国颁布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应采取下列措施问。
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的房子、尸体之间活动的“乌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它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
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和富人指挥的民兵队伍”，在各个出入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以确保民众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还严防一切混乱、偷盗和勒索”。在每个城门应设一个观察站，在每个街口设几个哨兵。每天，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他们应“监视他们（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向街道的窗户，只有他们可在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从“锁门”之时起，每个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个确定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登记册一份交给区长，一份交给市政厅，另一份供里长每日点名用。在巡视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死亡、病情、抱怨、异常现象——都被记录下来，转达给区长和市政长官。市政长官对医疗处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指定一名医生负责。未获得该医生的便条，任何医生不得治疗病人，任何药剂师不得为病人配药，任何神父不得拜访病人。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背着市政长官隐藏传染病人或与这种病人打交道”。病情记录应该不断地汇总。每个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经过权力当局，经过他们所做的记录和决定。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窗乃至领孔封好后，点燃香料。香料燃烧时，整所房子被封闭起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在出口处受到检查，“当着住户的面，看他们是否在身上藏有进来时所没有的东西”。四个小时后，住户被允许回家。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度节目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关于瘟疫的政治梦想：瘟疫期间不是集体的狂欢节，而是严格的隔离；非但法律没有遭到践踏，相反，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对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位置、“真实”肉体、“真实”病情的排定。瘟疫作为一种既是真实的又是想像的混乱形式，有其医疗的和政治的相关规训方法。在规训机制背后，可以发现关于“传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开小差以及在动乱之时出现与消失、生存与死亡的人们的种种挥之不去的记忆。
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瘟疫患者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利和法律能够完全按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像；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构成各种规训方案的基础。
这一切就是自19世纪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养所、少年犯教养学校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医院中规训权力的常规运作情况。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这种模式运作，即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普通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普通人周围的、旨在给他打上印记和改造他的各种权力机制，都是由这种形式构成的，都间接地来自这种形式。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正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钦望塔。晚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屋子，每个屋子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屋子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屋子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降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屋子里住进一个病人、一个工人或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降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屋子里的人。这些屋子就像是许多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芬芳于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这样，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
在当代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监视手段：监视器。在制度和技术的配合下，我们有了更完善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学生、公司职员、甚至大街上的普通人都生活在这种普遍的监视中，生活在围绕着这种监视而建构的一整套制度中，简言之，我们生活在“全景敞视建筑”中。如此，说黑死病使我们的社会进化成“全景敞视社会”就理所当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