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随着全球史观念不断深入，“全球中世纪”在21世纪初的欧美中世纪史学界逐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学者们将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传统的中世纪研究时，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沟通和互鉴，以重构5—15世纪的全球流动图景。近年来，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打破“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进路。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探索中，许多新的学术概念和历史阐释框架产生。欧美史学界关于“全球中世纪”这一术语的内涵值得深入梳理，还应结合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对之加以反思和检讨。“全球中世纪”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概念，但对采取全球视野重审中世纪各文明之间的关系有启发意义。
随着全球史在国际史学界的高歌凯奏，其理论与方法不再仅仅局限于指导宏观的全球史或世界史研究和教材编纂，逐渐渗透到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领域中，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进行学术创新的助推器。21世纪初以来，在学界日益突显的“全球化下的古典学”以及“全球中世纪”即是显例。
本文试图以英语学界的中世纪史学界为中心，探讨其如何提出、形塑和界定“全球中世纪”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史学意义进行初步评价。对这一方兴未艾的重要概念进行梳理和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中世纪史学界的最新研究动向，还可利用中国学者在全球史理论与方法上的创见，激发扎实的研究成果，从而向国际学术界展现中国学者的观点。从全球史角度深入探索中世纪时期，在许多方面可以同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相互结合，为中国学者深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建构中国学派的“三大体系”、以中国视角建构前现代世界历史的演进发展和体系框架提供良好契机。尤其是随着国内全球史研究的迅猛发展，中国学者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贡献，中国学界许多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本身也是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专家，更可在此领域大有作为。鉴于此，本文拟对西方学者就“全球中世纪”概念的产生、内涵及其史学意义进行梳理，并对其中的局限和未来可能的研究进路加以反思。因所涉庞杂，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教正。
一、“全球中世纪”概念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史研究逐渐在美国兴起，并在90年代走向兴盛。这一学科方法最早缘起于教学活动，并在撰写教材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体系。每一个新概念的创制，常会引发诸多讨论，催生出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形成新的研究视角，甚至影响到一个学科的重塑。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大强化（Great Intensification）、大转型（Great Transition）等概念的创造，都引发了新的学术热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概念几乎都源于各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因此天然地具有“全球性”特征。
从学术传统来看，中世纪研究中的许多领域早已采取全球史视角，聚焦于跨洲际的帝国体系、远距离贸易路线的建立和发展、广袤地理区域的思想观念碰撞与知识交换，以及跨越大陆的移民、重要商品输出以及宗教传播活动等。在全球史研究中，贸易是最为常见的切入点。早在18世纪，苏格兰启蒙史学家威廉·罗伯特森就将贸易活动视为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认为从12世纪开始的大规模贸易复苏是中世纪时期对欧洲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为沃格林编订《政治观念史稿》的彼得·冯·西韦尔斯认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史学家们”最早意识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欧亚区域”，这个体系从时间上来说大约从500年持续到1500年，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中国、印度、拜占庭、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整个时空体系中所展现出的共同特征使其清晰地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文明。全球史研究的先驱威廉·H. 麦克尼尔也认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出现在公元1000年左右，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因世界贸易线路的深层次变动而产生的新格局。1989年，历史社会学家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力图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阐释结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构建了八个相互交错的世界体系。虽然在她的建构中尚未能将整个“旧大陆”涵盖在内，并承认这并非当下地理意义上的“全球性”，但已明确揭示东方世界在中世纪时期的主导性，并认为16世纪后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仍受这一结构的影响。
得益于全球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全球中世纪”概念在21世纪初诞生，并逐渐成为欧美中世纪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这一概念为中世纪史学家在理论思考与研究视野上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其合法性与独特性又何在呢？下文将主要阐述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全球中世纪”概念，最早缘起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中世纪研究教学活动。杰拉尔丁·亨在2004年担任该校中世纪研究中心主任，联合来自不同专业的五位教师和两位访问学者，共同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旨在“祛除欧洲中心化”的中世纪世界研讨班，并将课程命名为“全球交互连接：想象公元500—1500年的世界”（Global Interconnections: Imagining the World 500-1500 CE）。这一课程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美国在中世纪研究上的传统风格，在地理空间上极为宏大，且具有明显的跨学科趋向。一方面，该课程在地理空间范围上将欧洲及伊斯兰世界、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南亚、欧亚大陆、中国和东亚分别作为地理单元囊括其中；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将文学、社会、艺术史、宗教研究、女性研究甚至科技史、法学和语言学等都充分融合到课程单元中，形成了多元的跨学科深度融合模式。
在杰拉尔丁·亨等人的早期设计中，这门课程主要关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的移动性及其路径，重点讨论在相互联系的世界网络中，人口、商业、思想观念、技术乃至军队、宗教等如何流通，并阐明这种流动文化对地方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厘清研究中的落锚点（points of anchoring），亦即在建构上述网络中的重要元素，比如城市和国家、国家联合、地理区域、贸易集团和帝国等。与传统路径更为关注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等要素不同，这门课程的视角更多延伸到性别关系体系和少数族群流散等过去较少涉及的议题，以期更全面地探究不同社会中多层截面的延续与断裂。最后的一个关注点是时间划分，也就是在多元世界的框架下，不同文化地区如何划分现代和前现代的动态关系。
随着课程的进行，学者们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史视角对中世纪研究的巨大作用，相关学术组织、机构和网站随之建立。明尼苏达大学的苏珊·诺克斯与杰拉尔丁·亨在2007年发起了全球中世纪计划（Global Middle Ages Project, G-MAP），用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各种文献、器物和地图，以构建21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她们的网站也以此命名）。这项计划力图整合中世纪研究相关的数字化网站，除欧美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的中世纪抄本、音乐和艺术品图像外，还囊括了敦煌壁画、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业城市路线图等，通过共享快捷便利的网络资源，在一个跨越时间的全球网络中叙述更早时期文明相遇的故事。同样是在2007年，美国学者建立了中世纪全球化学术委员会（the Scholarly Community for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简称SCGMA）。大西洋对岸的英国学界也对“全球中世纪”概念产生浓厚兴趣，于2009年在牛津大学召开首次 “全球中世纪”研讨会。2012年，伊利诺伊大学组织了一场名为“中世纪全球”的学术会议，并创办一本同名刊物以支持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牛津大学则于同年建立全球史中心，爱丁堡大学甚至专门设立了“全球中世纪”的艺术史学位；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也建立了澳洲中世纪学者对全球中世纪研究的网络。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看出，英语学界再次引领了学术潮流的发展。
2018年末，英国著名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出版“全球中世纪”专刊，收录了以英国学者为主的11篇研究论文，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全球中世纪”的理论框架与实践形式。2019年5月，第94届美国中世纪学会年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其主题为“中世纪研究的全球转向”。这表明“全球中世纪”概念进入学术界主流，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回应全球时代历史写作的挑战，并在理论反思、范式建构与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
2015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霍尔姆斯和伯明翰大学的内奥米·斯坦登首次尝试解读“全球中世纪”的意涵和方法特性。她们首先强调，“全球中世纪”并非对全球史的简单效仿，也并非借助于其他时段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框架来解读中世纪，更不是要借用其他时代的范式来将中世纪时期描绘为现代社会的胚胎或者萌芽期，因为对其他时代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的直接借用，很容易造成封闭和扭曲“全球中世纪”的危险。这一概念的提出和深化，是希望呈现中世纪时期特有的地方性和全球性之间的张力，“交往”是最核心的研究理念。这不仅涉及人群迁徙和商品交换，更重要的是能够呈现出本地文化和远距离文化（且通常是异质文化）的融会甚至冲突，以形成动态关系。2018年，霍尔姆斯和斯坦登又为《过去与现在》的“全球中世纪”特刊撰写导言，将“全球中世纪”界定为一种研究方法，从全球聚焦的视野下，突出生活于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人，并再次强调要以当时的认识与理解来“界定当时的行为、统治、系统、信仰和实践等，而不涉及对当时人而言属于未知的未来”。她们指出，最需要强调的是中世纪时代的人们如何体验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而这种体验的根基就在于中世纪时期的多重中心、可渗透边界以及多元社会。从这个视角出发，中世纪世界不再是“走向现代”这个目的论线性发展的一部分，而是能够呈现出若干不同社会相互叠加后多重面相的独立体。
2021年，丹佛大都会州立大学的金柏莉·克里莫克和帕梅拉·泰勒两位从事中世纪妇女史和中世纪神话、抄本研究的学者联合博物馆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编撰了第一部以全球中世纪为主题的教材《500—1500年的全球中世纪语境：连接与比较》。在这部面向本科生的教材中，其基本时间划分仍然按照传统的欧洲历史模式，分别以公元900年、1300年和1500年为三个阶段节点，其中每个时期以宗教、经济、政治和社会四个宏大主题为支撑，同时也着意讨论当前学界更为关注的性别、移民和可持续发展等课题。在地理范围上，他们试图突破卢格霍德等聚焦于欧亚大陆的模型，将世界分为中美洲、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中海盆地、西欧与东欧、中东地区、中亚、印度次大陆和印度洋、东亚以及大洋洲等十个区域，强调以贸易线路、技术传播为连接线，但其主要讨论的内容仍然聚焦于西欧、拜占庭帝国、伊斯兰世界和中华文明。值得注意的是，除依赖传统文献和研究著作外，这部作品还大量地以绘图、抄本、器具等文物作为案例分析的材料，为读者提供了更直观的感受，同时也通过对《罗摩衍那》《一千零一夜》《萨迦》《西游记》等在各个地区流行的神话史诗进行解读，极大拓展了全球中世纪研究使用材料的范围。
二、“全球中世纪”概念的内涵与阐释
在建构“全球中世纪”的理论体系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要克服以中世纪西欧历史为标准而在学术研究中形成的“术语霸权”，因为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古西欧进行研究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球中世纪”建构的主要障碍。这种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始于欧洲人的远洋航行，这一观点将欧洲霸权论和“欧洲中心论”天然地内置其中。其二，学术界对“黑暗中世纪”的偏见，认为带有进步色彩的“全球化”很难与中世纪契合。这一理念倡导者们面临的首要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些偏见而建构真正的“全球中世纪”。一些学者强调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跨越传统的地理界限或者文明界限，对中世纪时期的思想文化、社会体系、经济结构等进行解读。如詹姆斯·贝里席所言，“一种全球的方法不需要是普遍的，但是应当跨越学科、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跳出“比较的”方法，采取“结合的”方法。总体来说，欧美中世纪史家在“全球中世纪”的建构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新问题，需要在地理范围、历史分期和知识框架等方面破除传统研究的桎梏，建立新的阐释框架与论述模式。
首先是地理空间范围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将部分区域的交往解释为“全球性”，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打破传统中世纪研究焦点的局限。传统中世纪研究聚焦欧亚大陆西部，尤其是以环地中海区域和近大西洋区域为中心，新的学术视野和方法体系需要打破传统中世纪研究在地理视野和研究材料上的局限性。在打破国家界限方面，中世纪学者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他们日常处理文献中所得出来的。早在1923年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亨利·皮朗就明确摒弃了历史研究中国家边界的限制，从而为从比较研究向普遍历史研究开辟了道路。马克·布洛赫则在1928年的第六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应当促进中世纪欧洲各个社会中的比较研究，进而使比较研究成为年鉴学派的重要特色。
全球史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跨国史。有学者认为，“全球中世纪”的研究应当真正立足于全球视野，打破原先以欧洲或者欧亚大陆为核心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将非洲与美洲纳入整体框架。然而，过分强调地域的全球整体涵盖性，会严重限制“全球中世纪”概念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运用。霍尔姆斯和斯坦登则试图阐明，中世纪视野中的“全球”关键在于落实到“当时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不能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界定中世纪世界所理解的“全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世纪时期无疑已经出现了跨越种族、文明和地域界限的“全球化”，即使规模比后来小得多。中世纪史学家罗伯特·莫尔认为，虽然在500—1500年的欧亚大陆同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之间的直接交往较少，但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政治管控上都有一个核心的特征，亦即“强化”。这种强化促成了一种有别于他者的认同感，使他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作为全球交往的初级形式，这种与他者的区隔和自我认同成为后来各文明相遇乃至冲突的基础。彼得·弗兰科潘也将全球中世纪涉及的区域问题视为理论反思的当务之急。他指出，一方面由于学者们难以运用多种语言去接触历史研究所必须的原始文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欧洲中心论”根深蒂固的传统模式造成的。因此，弗兰科潘建议在学术研究中不应只聚焦于小规模、高度可见、长距离交换中的精英思想与奢侈货物，而是应该下沉到民众和底层，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把握中世纪时期人们的理念、信仰和仪式。
然而，这种视角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那些没有或者严重缺乏文字资料的地区？在马克·威托看来，没有物质证据转向的中世纪全球史是无法想象的，对那些缺乏和没有文字的地区而言，考古艺术史等领域的构建显得至关重要。此外，跳出传统的历史文献，大量的文学资料能为“全球中世纪”研究提供更为广泛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视角。在“全球中世纪”的早期建构过程中，杰拉尔丁·亨和琳恩·雷米阐述了如何从《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以及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拉班·扫马等著名游记作者的作品中体现出 “全球中世纪”。研究者通过当时人们的所见所想所闻所遇来重构他们眼见耳闻的世界，尤其是当他们亲身经历了异质世界的多样性之时，多重文化间的冲撞和交融就都可以被纳入“全球中世纪”的理解当中。
其次，“全球中世纪”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时间框架，亦即在跨越多元文明边界的基础上如何确定“中世纪”的历史时间范围。当前大多数提倡“全球中世纪”概念的学者往往按照传统的欧洲中世纪时间框架划分，以5—6世纪作为这一时段的开始。然而，在罗马帝国世界之外的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这个节点事实上并无全球性意义。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基于西欧历史进程的划分方式是否适合非欧洲地区的文明进展？相比之下，见证了汉朝覆灭和罗马帝国分裂的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广泛传播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四世纪，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和中华唐朝世界性影响的八世纪等时间节点都更具有全球范围的重要意义。
在历史分期方面，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历史阶段划分极具代表性。虽然他本人从未明确使用过“全球中世纪”的概念，但为这一概念的发展奠定了时间框架基础。本特利的时间框架主要基于跨文化的互动，特别是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和远距离贸易。他以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为古典文明时期，以500年到1000年为后古典时期，以1000年到1500年为跨区域的游牧帝国时期。1500—1800年，跨文化交往呈现出前所未见的规模，越来越多的世界人群在这个时期被连接到一个日益紧密的交往与交换网络之中。威廉·格林建议在研究中采用具体历史研究阶段的文化和时间模式对“全球中世纪”进行划分，一方面强调不同历史发展背景中对历史阶段划分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体现不同背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时间认知的差异。他认为，对于欧洲历史而言，1500年并非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对于全球史来说，尤其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下，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体系肇始的1500年反而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中世纪时期的旅行、交换和交往有多发达，全球史自身还是从15—16世纪欧洲远航的地理大发现才真正开始的。当然，也有一些中世纪史学者认为，欧洲及其界限之外的世界早在12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与地理大发现同等重要的联系。近年出版的《剑桥世界史》第五卷，将500—1500年称为“拓展中的交换与冲突网络”，且特别突出这种交往的特性。
笔者认为，虽然这个框架貌似更为广泛，但仍是基于欧洲历史文化发展形成的古典、中世纪、近代划分阶段，在其他区域的历史发展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应。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等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常常有各自传统的历史阶段划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分期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甚至历史分期在历史书写中的表达还意味着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因此，非欧洲地区因其自身独特性有理由要求以“自成一格”的方式进行表述，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则急切需要多元文化背景学者们的共同合作。
最后，“全球中世纪”作为一个新概念或者新视野能提出哪些新问题、为历史理解提供哪些新的知识？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全球中世纪”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单就现有研究来看，早期的讨论仍然聚焦一些抽象概念上，如帝国、分流和转化、宗教和资源。作为“全球中世纪”概念的主要探索与推动者，霍尔姆斯和斯坦登也承认“全球中世纪”在方法论和学术实践层面上仍处于初步阶段，但值得持久地深入探究。她们呼吁更多地关注这个时间段中的人们如何理解、感知和认识全球化，在传统的商路贸易研究之外，探究历史中人类自身的活生生的体验。与此同时，还得避免从后设视角来重构全球化，而是要从区域性特征入手，发掘中世纪时期全球性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帝国”是中世纪研究长久以来的主题，尤其在19世纪中期英国以宪政史为中心的中世纪史研究兴起以来，帝国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要框架。德国学者康拉德敏锐地察觉到，美国的全球史研究先驱往往来自区域研究领域，英国的全球史则是“帝国史的翻版”。这一新视野不仅提供对不同帝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呈现帝国边界的流动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涉及以“全球视野”雏形探究中世纪世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奠基于帝国的形态、扩张过程与统治疆域之上。在分流和转化方面，学者们的视野仍聚焦于欧亚大陆，尤其是通过气候、瘟疫疾病、技术以及新马尔萨斯抑制（Neo-Malthusian Constraint）等方面的研究，以呈现从1000年到1200年的“欧亚转型”（Eurasian Transformation）。卢格霍德则主要通过对各大文化圈之间交流的研究，认为13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内没有任何霸权，而追溯到16世纪的“现代世界体系”则是欧洲根据自己的目的重塑而成的。这种反差恰恰足以证明，不同世界体系的特征绝非恒久不变的，没有一种单一的法则可以将世界组织起来。
宗教和资源的问题在此前研究中也有相当发展。杰里·本特利的《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以宗教的互动与传播为主线，并在此基础上将近代之前各文明的交往划分为“丝绸之路早期”“传教士、朝圣者和世界宗教的传播”“游牧帝国时期”和“面向新的世界秩序”。宗教人士在第一个千年中堪称欧亚大陆上最为活跃的迁徙者，除朝圣传统外更饱含传播教义的热情，使深层思想跨越大范围地理领域成为可能。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应该跳出带有浓厚拉丁基督教色彩的政教二元论，并尽可能地以所在地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宗教中的人，理解宗教在不同社会中的多样存在模式。但是，这就要求在研究中创造一些新术语或使原生文化术语进入西方学术体系当中，不能单纯依赖基于基督宗教的神学、礼仪术语去解读其他宗教中的现象。在资源方面，主要可以探究物质文化在物品的使用、再利用、改造及其在空间—时间中的传递所形成的网络。此外，他们也强调关注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对重要自然资源的获取、理解与运用，包括贵金属、森林、化石、动物制品等，并希望以这些具体的资源来重新构建中世纪时期的全球网络，使中世纪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
尽管学者们试图通过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革新来呈现“全球中世纪”的合法性和独特研究进路，但无论是在时间框架、空间范围，还是新的研究主题等方面，“全球中世纪”所倡导的结构都未能完全挑战过去的历史叙事框架。因为，这个结构的背后隐藏着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其潜台词是随着西方的治理模式和经济、政治权力向其他地区拓展，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西方历史学家们常常将全球性意识追溯到16世纪，因为当时欧洲人率先认识了地球的真实面貌中一直被隐藏的部分，他们获得了相较而言最完整的世界图景，并由此生发出一种全球性的想象。作为主要的开拓者，欧洲人也就变成了历史叙述中理所应当的主角。当欧洲人遭遇他者的时候，往往将这个遥远的社会描述为“非文明”的和原始的社会，因此，这种“遥远”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明程度上的。以西方文明程度的标准来看，这些文明甚至可以被视为不存在的，至少是需要被“改造、提升和救赎”的，西方式“现代性”的缺乏使这些社会被界定为原始的，从而也就为对他们的征服提供了合法性。
亚历山德罗·斯坦兹阿尼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史的出现应当是将每个国家的历史视为更广泛进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在这个广泛进程中，西方并不必然代表着进步。他认为，许多欧美学者虽然强调反“欧洲中心论”，却没有真正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进程。这些解读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添加了更多外来因素以作为解释的依据，却从未根本性改变过历史解释本身。特别是涉及一些更具欧洲中心主义意涵的术语，包括“全球文艺复兴”或者“全球启蒙运动”，都难免将欧洲的特殊性与优越性深嵌其中。“全球中世纪”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一理念提出的初衷在于摆脱“欧洲中心论”，但在历史分期方面，还是按照欧洲历史经验所产生的概念进行表述。此外，更有学者担心把“全球化”的时间边界上推到“中世纪”，反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中世纪”这种历史划分本身就是极端西欧化的表达。
三、“全球中世纪”的适用性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如前所述，全球史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天然内置的欧洲中心主义。“全球中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真正改变我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和理解，如何使整个的全球化过程不再是“蛮族”进入欧洲或者“欧洲”走向蛮族的历史。新的研究应当以一种真正的全球视野去审视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社会互动，并理解他们认知的世界及其边界。
西方学界倡导“全球中世纪”理念的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尚未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与方法，许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套用已有的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简单地将其移植到中世纪时期。整体而言，运用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对所谓的中世纪时代进行反思，能够开拓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然而，由于“中世纪”这个术语本身就极具争议性，西方学者目前进行的研究也仍带有浓厚的“西欧中心论”色彩。尤其是“全球中世纪”这个术语本身不够精确，且其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核心特征仍未得到清晰的阐明，这反而使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中拥有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和中国史学传统的滋养下，中国学者一直在通过着重强调整体视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弊端。早在20世纪中期，周谷城在《世界通史》中就已经指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的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强调在历史叙述中要“着重世界各地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在第二卷“亚欧势力的往还”中，周谷城的考察视野与当下的“全球中世纪”观念非常类似，关注不同文化、民族、宗教的群体之间的交往与发展，强调人民的迁徙、宗教势力的发展以及封建秩序的巩固。在《世界通史》中，他将亚历山大东征、大夏和安息的独立及波斯中兴、阿拉伯势力西进、十字军东侵、蒙古的兴起与西征等五个重要历史现象作为阐释中世纪历史的支柱，分析了欧亚文化的各自演进、交流与冲突。周谷城强调，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中没有重点，但在15世纪之前分区并立、往来交叉的互动关系，不能为“欧洲中心论”所遮盖。改革开放以来，吴于廑也特别强调“整体世界史观”，尤其是他在“横向发展方面”的论述上，强调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理念。虽然更侧重于近代早期的发展，但其旨趣与今天的“全球中世纪”理念十分相似。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理解“全球中世纪”理念需要着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必须认识到全球史在本质上是历史发展过程而非定型。正如吴于廑在解读马克思相关阐述时所言，世界历史并非一直存在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思想体系中，人类由最初的民族和地域孤立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不可逆的规律。究其本质，这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结果，且呈现出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演变。因此，全球史通常由相对孤立的点到一定范围的国家，再到较大范围的区域，并最终形成一种全球化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世纪时期所形成的仅仅是一些区域性的文明，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较之前代有所发展，但限于有限的物质条件，并未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因此，以“全球中世纪”来概括这个时代是不确切的。暂且不论“全球中世纪”的时间阶段划分是否正确，单就欧洲史意义上的所谓的“中世纪”时代而言，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核心特点是区域性发展和边缘性联合，但由于与世隔绝的美洲和澳洲尚未被纳入这个庞大的体系，尚未实现真正的全球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体系在中世纪时期的不规则性，用全球史的观点去看待中世纪社会时往往过分强调跨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不自觉地忽略了本土资源和内生性发展动力。事实上，全球史视野并不仅仅关注跨区域和跨文化的人类交往与交流带来的影响，也要关注某一区域文明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交流，进而促进对区域文明的横向研究与考察。
其次， “全球中世纪”试图从全球视野重构“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人类各文明区域的互动与交流，平等看待各个不同的文明。在具体研究中，应当避免对人类各文明发展中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平衡以及差异性的忽视。从1300年前后开始，全球经济活动呈现三个重要的趋势，包括在原有贸易线路上规模更大的长距离活动、在若干重要区域的货币化，以及欧洲商人在东半球控制的崛起。作为世界体系的转型时期，经济交往是这些发展的核心。然而，经济交往的联系并不必然导致思想上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将作为地理视野的“全球”引入中世纪研究中，能够促使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扩展。在中古时代各文明中找寻“全球性”的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认识到所谓的“现代性”在世界不同地区的频率和速度存在极大差异。各个地区文明的自身发展节奏理应得到承认和重视，在试图以“全球视野”将各个文明连接成一个整体时，更要关注各个文明的特性。因此，“多中心化”可能是更好的表达方式，“互动模式”则是这一理念的关键词。这种“多中心化”并非是相互孤立的，而是试图以多重网络将各个文明重新建构为一个整体。
最后，“全球中世纪”希望积极运用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来看待与理解中世纪时代，却使人们忽视独立的各文明所存在的共性研究。当我们聚焦11—12世纪，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相近时期，不同文明都经历了相似的思想文化运动或社会改革剧变。
比如，在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开始时，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了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欧亚两端的表现尤为明显。西欧出现了影响深远的“12世纪文艺复兴”，中国出现了华夏民族历数千载演进而“造极于天水一朝”的宋代高度文明。12—13世纪，在各个文明地区出现了多个“世界经济体”，这些区域的联结逐渐形成共同的商贸和思想传播网络，这种先期建立的区域性统一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近来的研究指出，11—12世纪的欧洲文明与华夏文明都经历了重大变化，古老的国家形态开始转型，新的国家形态进一步得到巩固。“精英论争”标志着统治阶级在人员构成和治理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也呈现为新模式。同时，这个时期见证了一些不同程度上的自治城市和群体的出现，这不仅促进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也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知识上的重大创新使知识成为可以与王权和神权相提并论的势力，更衍生出了培养各种领域精英的专门机构。罗伯特·莫尔明确指出，1000年前后，整个欧亚的农业文士（agro-literate）社会在社会运作和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各个社会之间的差异在11—12世纪的发展中迅速增强。例如，这段时期西欧经历的教士独身制运动和教会管理体系的建构，使西欧的天主教世界与拜占庭东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迥然不同，与印度、中国等社会结构更有天壤之别。然而，在其基本的社会运作模式上，各个文明之间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莫尔认为，这个时期的发展并非古老文明的复兴，而是一个新生的社会。因此，欧亚各文明之间的大分流不仅在19世纪，更可以追溯至12世纪。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中世纪”仍处草创阶段，学者们试图通过厘清重要的基本概念，进而呈现动态的、由下而上的全球视野中的中世纪。毋庸置疑，“全球中世纪”在各个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虽然，这一进路一直在抗拒移植全球化叙事模式，但在论述中无法避免全球史叙事的深刻烙印。现有研究将大多数的“全球性关联”简化为其他区域同欧洲的联系，而将这些地区本身丰富的历史内涵边缘化，成了“欧洲中心论”在中世纪历史研究中的翻版。“全球中世纪”这个概念试图拓宽地理和时间视野，深化对中世纪和全球范围内交流的理解，因此，我们不应再片面聚焦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建立，而要强调各个文明的多元、独立、共生、融合的发展。
鉴于这一研究领域需要涉及广袤的地域、语言、时间和各种学科知识，过高的要求可能使其研究“胎死腹中”，过于求全求大反而会造成主题的涣散与原创性研究的缺失。在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中世纪学者们尝试将全球化的网络体系引入中世纪研究领域，或可视为学者们对19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理解框架进行重构的一次重要尝试，甚至是另一次“中世纪学者的反抗”。这一方面有助于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甚至能突破“欧亚中心论”的隐形歧视；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全球史视野在中世纪研究中的投射，发现一些过去忽视的内容，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文明交流与冲突提供一些反思的素材。
夏继果、刘文明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世界史”观念体系建构过程呈现为自我主体消融、迷失于“他者”并逐渐“他者化”的过程，“世界史”由于几乎等同于“外国史”而将自我排除在外，新的世界史研究应当让中国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而不仅仅作为“局外人”或“被动者”。因此，笔者呼吁中国学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相关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中，摆脱传统学科领域划分的固化影响，将中国真正纳入全球视野下的古代中世纪历史叙述中；在解释框架上，应当跳出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简单类比，进一步彰显东方对西方的反向影响和自身在全球发展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