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西方的冲击下，近代中国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的总体性危机。深受功能主义方法论和费边主义理论影响的费孝通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该方案主张在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等原则的前提下，从重建乡土工业出发进行渐进式改革并以此推动中国现代性和新型文明秩序的构建。在“救亡压倒一切”的历史情境中，费孝通的现代性方案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却折射乡土重建方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乡土重建方案及其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提出的历史命题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
[关 键 词] 西方冲击；乡土重建；社会有机论；现代性方案
20世纪30—40年代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10余年间，费孝通撰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民族志作品和《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之理论性著作，陆续出版了《初访美国》、《重访英伦》等域外随笔和政治杂论。这些文字会聚了费孝通对“旧邦新命”这一历史命题的系统思考，构建了一个以乡土重建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激流中，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饱受批评甚至一度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20世纪80年代以降，青年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被重新发现。“乡土工业”、“双轨政治”、“差序格局”等概念成为解释乡镇企业、基层政治、“三农”问题、新型城镇化、中国人行动模式等问题的重要学术资源。在这种资源利用中，有学者将费孝通的一些概念装点进自己的论著中，或对之不断地建构、误解乃至扭曲；亦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青年费孝通的某一文本、概念或研究主题，对之进行义理阐发、脉络梳理或理论扩展。前者工具化解读不仅未能进入费孝通思想的内在理路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问题意识的真正价值，而后者分立式诠释在解构青年费孝通思想体系完整性的同时亦模糊了其核心旨趣和总体关怀。
毋庸置疑，青年费孝通所处的时代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乡土中国”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早已发生深刻裂变。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费孝通在最具激情和想象力的青春岁月和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中所忧思的“旧邦新命”这一历史命题却至今仍未完结。在古今中西间蹒跚前行的中国现代化所呈现的乱象与病象、挫折与曲折、困顿与彷徨已然折射出青年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诊断始终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性和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准此而论，青年费孝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乡土重建方案所立基的问题意识、沿循的思想路径、擘画的理想图景仍有待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大历史”中予以完整性地重温与再思。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为分析进路，通过对费孝通早期著述（1949年之前）的系统阅读及其历史情境、时代精神、社会思潮对个体化的思想生产所可能的影响的深入考察，试图勾勒和还原青年费孝通的思想世界，以此敞开被遮蔽的思想价值、激活我们的问题意识。
一、乡关何处：西方冲击下的中国忧思
晚清以来，西方的冲击引发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解组和严重失调，而传统城乡一体化的断裂和城乡背离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受到的侵蚀尤为深重。面对西方机器文明的挑战，中国农村经济表现出空前的脆弱和颓势。1911—1933年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出现大幅度逆差，大米进口增加十倍、棉花增加十四倍、小麦增加万倍，其结果是“谷贱伤农”。 中国连续发生的大面积水涝、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危机。仅1934年的水、旱、蝗虫等灾害所受损失总数即在十亿元以上，受灾人数为国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农村经济破产引发了亘古难有的秩序危机。“民国改建迄今，无岁无地，不苦兵祸。始则拥兵自卫，继则争地以战，终则不戢自焚，破坏国家，糜烂社会。”[1]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普遍贫困化成为失地、失业、离村、饥饿、死亡、骚乱、暴动、民变等社会问题的温床，约束和规范农村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乡土伦理随之瓦解。中国农村危机可谓是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政治混乱和文化失调的整体性崩溃。
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崩溃引发了知识界的普遍焦虑，“到民间去”、“拯救农村”的呼声一时间响彻云霄。19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风起云涌，各种乡村实验区总计达千余处。[2]乡村建设运动主要集中于教育、信贷、灌溉、卫生、交通、技术和良种推广等层面。其中，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晏阳初认为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不在于经济与政治而在于“人”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大多数的农民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象，这四大病象乃为民族衰老、堕落和涣散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平民教育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由此达致民族自新和再造。梁漱溟则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严重失调和社会的全面崩溃而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的行为也在破坏乡村，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3]131所谓“新的礼俗”某种意义上即是在新的处境中完成创造性转化的礼治秩序。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一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在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与乡村建设派主张渐进改良所不同的激进革命的道路。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旅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农工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4]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和领导下，农民运动从要求减租减税到抗租抗税再到打倒地主豪绅直至最终没收地主土地。这种往而不返的激进运动所引起的震撼远远超出了知识界。
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民运动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关于中国出路的两种主张，即改良和革命。改良派主张立足中国实际、从农村的具体问题入手，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寻求农村复兴；而革命派则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内部的阶级结构和外部的殖民体系，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真正挽救农村于崩溃。由胡适、杜亚泉、千家驹分别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东方杂志》和《中国农村》就乡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刊发了大量文章，激起了“中国农村的出路哪里”的大论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论战接续了晚清时代的“体用之辩”、五四前后的“东西文明论战”、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1930年代前后的“社会史大论战”。从“体用之辩”到“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之问，持续绵延的“思想战”不断形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具有高度的“态度同一性”，即希望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自新自强，但在“究竟以什么文化及其价值为准则或目标确立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的变革方向”[5]1292这一关键议题上却聚讼纷纭。无论是偏于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还是趋向保守的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论抑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西调和论和中西会通论均是知识分子在西方冲击所引发的中国危机这一历史情境中重估中国文化、寻求民族出路的智识努力，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民族情感和危机意识的影响而“罩上了一层非理性的铁幕。”[6]238这层铁幕无疑会妨碍人们客观认识中国文化而无法使其“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7]433
立志为中国文化找出路的青年费孝通苦于从当时的书本和课堂中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而当时一般论述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缺乏正确观念。[7]431在吴文藻、史禄国、罗伯特·派克、A.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等名重一时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影响下，费孝通逐渐确立了以农村社区为观察对象、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视角认识中国的研究理路。[8]在费孝通看来，只有“到实地去”才能在激变的社会中获得真知识、摆脱西方话语的宰制以及避免无谓的论争，也只有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视角才能洞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脉动和“乡土”文明的现代命运。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尝试性地运用跨文化比较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特性、政治运作等进行了深入论述。无论是民族志作品还是理论性著作抑或域外随笔和政治杂论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即是“乡土”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命运。
费孝通的这一学术旨趣最初在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得以完整地展现。在这部跨越文野之别、从异域迈向本土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志中，费孝通以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为调查区域，全景式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呈现了西方冲击下中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陷入崩解和失调的过程和图景，深刻分析了乡土重建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战。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发现了这本书的关怀：“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9]278事实上，“是西方化还是灭亡？”这样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在费孝通那里似乎并不存在。费孝通坚信，“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中国的未来前景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10]69问题在于，现实让这一愿景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中国改革者试图直接转渡西方社会制度的实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解组，而各种形式的“复旧”实践则无助于中国危机的化解。费孝通深感“在这年头，‘左’、‘右’都似有出路，又似乎都不是去路。”[11]57
在寻求中国现代性与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双重历史语境中，费孝通深入考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并试图从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动力和可能性出路。费孝通发现，中国既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纯粹的农业国家也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农业手工业相分离，其农村经济结构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相辅共生的结合体。农工相辅的经济结构既是中华帝国人地矛盾较为突出却又能够持续运转的根源也是其在西方机器文明冲击下顷刻陷入危机的病灶。正是基于这一发现，费孝通认为中国工业化乃至现代化之路并不必然需要沿袭西方模式。同时，青年费孝通所处的时代既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病伴随着帝国主义扩展和世界大战爆发而集中显现的时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致城乡结构失衡、贫富严重分化、矛盾冲突尖锐的时代。在上述语境中，费孝通初步提出了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方案，即通过以农民合作为基础、以公平均衡为旨归的乡土工业重建渐次复原中国社会的完整性以及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方案表面上与时代潮流严重相悖，但它所涉及的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基层自下而上的社会重组道路？[12]在某种意义上，乡土重建方案是一个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着力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创生出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
应当看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初步提出的乡土重建思想是贯穿其早期著作的核心线索，有一个前后相继、深化延展的脉络。在写作《江村经济》之前，费孝通思想的经验基础主要来自于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民运动。彼时的费孝通主张，乡土重建既不能“硬手硬脚的尝试”也不能“单刀直入”地破坏原有社会的有机性，[13]258必须在“研究清楚”[7]431—432的基础上进行总体性变革。《江村经济》之后，费孝通以云南呈贡县的魁星阁为实地调查工作站，引领许烺光、张之毅、谷苞、史国衡、胡庆钧、田汝康等学者对农村土地、工厂劳工、民间宗教、族群关系、基层政权等进行实地调查。如果说国内的实地调查为费孝通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1943—1944年的一年访美和1946年末至翌年初的3个月旅英生活则为费孝通从异域反思本土、从传统反观现代提供了机遇。此时的费孝通以西方现代性为基点批判传统、以中国传统反思西方现代性，从中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构造原理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与西方迥然有别而中西文明各有优长和弊病；同时指出，单线性的社会进化论和一元性的西方现代性抹杀了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所谓的“铁律”并没有事实的根据。[14]169因此，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必须且应当在“乡土中国”的基础上渐进式、选择性地吸收和融合中西文明的优点，以此化解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要言之，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方案是以西方为他者、以中国为根据、以社会团结和人性完整为旨归，强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接榫、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融通，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转型。
二、社会有机论：乡土重建的思想路径
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空和语境的产物。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思想无法脱离“西方冲击下的中国反应”这一结构性背景。所谓“中国反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西方冲击所造成的中国裂变，一是中国知识界面对民族危机所做出的集体回应。前者属社会情境而后者则为思想情境。在“中国反应”的双重情境中，费孝通着眼于社会解组的种种表现及其后果，重新思考修复社会团结的可能。“社会团结何以可能”这一涂尔干式问题成为费孝通乡土重建方案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关怀。沿循这一问题意识，费孝通既未将“寻求富强”作为现代性方案的终极追求也未选择激进变革为拯救民族危机的有效途径，而是视构建以社会团结和人性完整为基础的新型文明秩序为最终旨归、以渐进改良的方式为达致这一目标的路径。考镜源流，这一与时代主题牴牾扞格的现代性方案在很大程度上烙上了功能主义和费边主义的思想印痕。
众所周知，由欧洲古典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所开创的功能主义传统，经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丰富、拓展和倡扬而成为20世纪人类学的主流范式。功能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有机论。社会有机论将社会类比于生物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有机配合、均衡和谐，社会的发展有如生物一样自然演化，如无外部环境的遽然改变，社会有机体亦不会发生突变。费孝通一生的研究几乎从未离开以社会有机论为基础的功能主义这个工具，或者说社会有机论成了他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费孝通坦陈，斯宾塞《群学肄言》的阅读、1928—1930年东吴大学两年医学预科的学习经历以及1933—1935年在清华大学师从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所接受的体质人类学训练为其接受功能主义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对费孝通产生深刻影响的派克所开创的城市生态学亦具有较强的社会有机论色彩。在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之前，费孝通最先接触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布朗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费孝通接受了功能主义的另一代表马林诺夫斯基的学术规训。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均以生物性的拟化思维将社会比作有机体，主张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观察社会。不同的是，前者强调社会有机体中每个部分的需求满足而后者更加关注每个部分之于社会完整性的功能供给。瑶山、开弦弓的实地调查经历让费孝通更倾向于布朗的功能主义。总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著作更为关注社会有机体的完整性以及这种完整性所对个体需要的限制。
负笈英伦期间，费孝通在学术上受到功能主义的训练而在思想取向上则打上了费边主义的烙印。费孝通于1936—1938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此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正是以社会改良主义著称的费边主义的大本营。当时的著名学者如S.韦伯夫妇、G.华莱士、H.拉斯基、R.H.托尼等均是费边主义的重要成员。费边主义的理论渊源颇为复杂，包括社会有机论、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基督教哲学等，而以社会有机论的影响最为鲜明。费边主义认为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必须依赖社会秩序的不断调整和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如同生物有机体通过新陈代谢来维持个体生存一样。新旧制度的交替是从旧制度逐渐进化到新制度，在这种进化过程当中，任何时候都无需破坏整个社会组织的连续性或者把整个社会组织突然地加以改变。[15]因此，任何重大的、根本的变革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以防因速度过快而引起社会失序，同时变革应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费边主义在某些方面与英国历史颇为印合，如“英国不流血革命的传统”。费孝通对之颇为歆慕并认为“容忍旧的形式”是英国民主形成且不发生流血革命的重要原因。[16]152从《江村经济》对托尼著作的引述和《重访英伦》中有关拉斯基和英国工党的内容可以看出，青年费孝通在思想上认同费边主义。
综上可知，青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的经历对其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仅是功能主义的重镇也是费边主义的大本营，而作为方法论的功能主义和作为社会思潮的费边主义则共享社会有机论这一思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青年费孝通与其说是功能主义者或费边主义者，毋宁说是社会有机论者。在社会有机论的视域中，社会是一个功能和谐、自足一体的循环系统，因外部环境改变而导致的功能失调应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修复，而不应采取任何形式的激进变革。依循社会有机论的思想路径，乡土重建应从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机理出发，秉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等原则渐进地复原和重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之间微妙、和谐地搭配。
原则之一：总体性。作为一个社会有机论者，费孝通认为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紧密相连、脉脉相关，中国这样一个被派克称之为“完成了的文明”的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更是配合得微妙紧凑。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的改变都应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17]116晚清以来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苦难引起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激烈反应，各种形式的改革实践或革命行动不绝于时。费孝通对此评论道：“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么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你激动了感情，那一部分应该打倒，那一部分应该拆毁，但是愈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打倒，一部分一部分的拆毁，这整个的机械却愈来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是不可终日。”[7]431—432费孝通强调“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10]69社会改革因此应坚持总体性原则而不能仅着眼于某一层面或先行推进单向度的改革。在费孝通眼中，当时中国的技术下乡、法律下乡等试图改造农村的实践即背离了这一原则。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拯救农村势必引用新式生产方法，输入科学技术。江村经验却表明，直接把机械送到农村去时常会发生很多不良的后果。[10]117法律下乡亦复如是。1929年生效的新《民法》赋予男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而新的继承原则与旧的严格按照父系传嗣、单系继承原则相冲突。其结果是新法被悬置而无法付诸实践。尤可堪忧的是，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尚未变化时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非但无助于社会团结的修复反而会加速其崩解。[18]156在工业化问题上，费孝通大声疾呼“我们不要把工业看成了一个单独发展的东西，不要以为工业的发展一定有利于国家及人民的。若没有了完善的制度，势必踏英美的覆辙，形成一个畸形的社会。”[13]251—252
原则之二：嵌入性。在一定意义上，乡土重建是一场以制度变革为引擎的现代社会转型。在这场转型中，新制度与旧基础之间的关系成为无法绕开的问题。政治上的抑或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秉持“新——旧”二元思维，围绕社会转型议题陷入了对峙状态。费孝通反对新旧截然对立的思维，认为“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型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19]125这就意味着制度变革抑或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与现代”这两股力量相互角力、共同作用的渐进过程，连续性与断裂性同时存在、混合其间。在此过程中，新制度必须嵌入于既定时空中的人际关系、社会需要和地方性知识中方能获得合法性和发挥有效性。如果“一般人民知识不足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13]259江村经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以大量笔墨描述和分析金融制度、学校制度、保甲制度、法律制度等新制度未能完全嵌入于当地居民的知识形态、社会需要或既有的社会结构而最终陷入或“名实分离”或难以为继或引发失序的困境。在费孝通看来，社会是一个部分与部分之间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任何因素的脱嵌都将引起社会有机体的失调甚至崩解。近代中国之所以陷入总体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冲击导致乡土工业脱嵌于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人口流动脱嵌于乡土社会的伦理格局；同样地，各种试图拯救民族危机的革命或改革之所以失败亦因未能嵌入于既定时空中的人际关系、社会需要和地方性知识。因此，乡土重建在坚持总体性原则的同时亦应秉承嵌入性原则。
原则之三：主体性。在费孝通的视野中，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机体上有着本质性差异，任何移植或嫁接西方制度的努力都将无助于社会团结的修复。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由那些深信只有效法西方才能使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都赞同引进外国那些远离中国文化之根的理论，结果造成了中国旧制度的毁灭和社会秩序的混乱。[20]140效法西方产生的挫败和西方现代性的弊病暴露促使部分知识分子逐渐从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和尺度对中国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转向以反思西方现代性为契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5]1328这一转向意味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试图摆脱西方现代性的话语支配，从中国社会机体的内在构造出发重新寻找“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写作《江村经济》时，费孝通深信中国社会变迁受到传统力量和现代动力的双重影响，其结果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传统的复旧。[10]69时隔数年，费孝通重返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演讲中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比较并倡言“让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19]14在费孝通看来，西方文化在技术上求进步而忽略各社会组织上求配合，结果导致人际紧张和人性异化，而中国文化注重社会结构的完整性却忽略科学技术。但“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19]13因此，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应立足“乡土”、坚持主体性原则，而非将以西方现代性为依凭的社会图景当成中国社会重建的理想图景。
综上可知，费孝通是一个试图超越激进与保守的改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1946年国民党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以及1947年中国民主同盟的被迫解散使得费孝通从独立于国共之间转向支持共产党。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费孝通完全向“左”，其依然坚持英国式改良主义道路而对俄式的或暴力革命式的共产主义以及阶级斗争持保留态度。事实上，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方案正是沿循社会有机论这一思想路径于1947年之后完成了整体性设计。
三、再造文明：乡土重建的现代性擘画
处于民族危亡和历史转折之际的费孝通所忧心的与其说是经济重建和国家重建毋宁说是中国文明的重建。作为后五四之子，费孝通再造文明的智识旨趣无疑是赓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这场运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从情绪化的表达转向理性的反思。新文化运动早期，知识界在引入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持激烈否定的态度，所谓的“新文化”即指现代西方文化，建设新文化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及至后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西方知识界出现了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中国知识分子追慕的“新文化”已从西方现代文化转换为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有待于创造的文化。[21]承新文化运动之遗绪，费孝通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检讨已具较高的“自觉”。这种“自觉”绕开了文明优劣论、东西二元论这一逻辑陷阱，从中西文明所赖以衍生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各自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与马克思的观点颇为相近，费孝通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明形态。[22]427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根基是“匮乏经济”而西方现代性则建基于“丰裕经济”之上。“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的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在丰裕经济中则相反，是修天以顺己，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19]10匮乏经济所孕育出的文化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契洽而丰裕经济所孕育出的文化则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前者压抑科学和竞争而后者则与之相反。正是由于上述文明间的差异，中西相遇不可避免地置中国于悲剧性境地。“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19]8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转型方能适应新的处境，但转型的方向不应亦不必然是已经给整个世界造成灾难的西方文化。费孝通冀望在超越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构建一种融会中国传统文化之长处和西方现代文化之优点的新型文明体系或曰中国现代性。那么，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根基是什么？抑或中西文明融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在西方工业扩张导致中国农村工业崩溃的历史语境中，费孝通给出的答案却是“乡土工业”。
费孝通所谓的乡土工业包括下列几个要素：（1）农民不必放弃农业而参加工业；（2）工业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3）工业的所有权属于参与其中的农民；（4）工业原料主要由农民供给；（5）工业收益最大限度地惠及农民。[19]85费孝通认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乡土工业，这些工业分散在无数的乡村而非集中于都市。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以及佃农与地主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农业技术、劳力需要、人口数量、农场面积、乡土工业、地租数量、地主权利等因之构成一个有机的配合。在西方机器工业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的有机配合开始解体，“第一个脱栓的齿轮是乡土工业”。[19]69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传统经济里早已潜伏着的土地问题，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空前爆发，农民纷纷离村流向城市。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和乡土社会的伦理格局随之瓦解，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危机。知识界开出的药方大体分为“以农立国论”和“以工立国论”，前者以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而后者以杨明斋、吴景超、张培刚等代表。费孝通的方案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主张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出发，“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里长出民族工业”，[19]139逐渐实现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向乡土性的现代工业的转化。
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论既与当时西方盛行的以城市为中心、高度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机器工业模式相悖也与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主张发展都市工业救济乡村的思路不同。乡土工业论着眼于城乡关系的有机统一，认为嵌入于城乡关系的乡土工业能够将城市与乡村有机统一起来，以此实现“乡市合拢”和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从理论上，城市与乡村应是相关相成的一体，城市的兴起将会带动乡村的繁荣。在现实中，费孝通却发现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在西方冲击和乡土工业崩溃的过程中从相成走向相克，城市兴起和乡村衰落成为近代以来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城市工业的兴起引起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和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因此遭到破坏，传统伦理日益式微。城乡关系的断裂和相克不仅导致农村人才和资本的大量流失而且破坏了乡村社会的有机循环。尤其是现代教育的输入更是加剧了城乡之间有机循环的断裂和恶化，造就了大量的“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19]59费孝通对此指出，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只输入了西方文化的上层，却没有把维持这上层的底子——经济基础——搬过来，最终导致大量人士沦为流落于东西文化之外的寄生阶层。费孝通深切意识到复兴乡土工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他看来，乡土工业不仅是维系城乡和谐均衡的纽带而且是既能适应现代化又能保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社会组织方式。[23]费孝通之所以强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立足“乡土”而非城市的深意即在于此。
在当时被批评为“开倒车”的费孝通认为乡土工业的前途决不在于纯粹以体力作动力的生产方式或各自为政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方法，而在于西方新式技术与中国传统手艺精神相融合且嵌入于城乡关系、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这一主张建基于费孝通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反思之上。一战的爆发和英美的游访让费孝通看到，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西方机器文明在造成人性异化的同时也破坏了社会完整性。在机器文明中，人使役于机器和资本，个人沦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的一个工具，人与人之间只有工作上的联系而没有道义上的关切。机器文明非但没有增进人类福祉、社会团结反而是其最大的破坏力量。费孝通认为机器文明中的人性异化和社会解组根源于技术和机器脱嵌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此为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深层流弊。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可以输入机器，可是也许绝不能输入社会方式”。“我们主张在旧的传统工业的社会机构中去吸收西洋机器生产，目的就在创造一个非但切实，而且合乎理想的社会方式。”[24]51在费孝通看来，西方新式技术和中国传统手艺精神相结合是提高生产效率、防止人性异化、增进民众福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之途。
在费孝通的理念中，乡土工业重建绝非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或机器引入的过程，“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机器；而是一种新社会组织的建立。”[25]383新社会组织“实现一切生产器具俱由参加工作的农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权力由合作员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员公平分配”的经济制度。[13]253这一社会重组的过程显然不能沿袭以城市为中心、高度机器化大生产的英美式或苏联式工业化模式，而应建立在工业分散于农村和农民间相互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乡土工业方案隐含了民主与平等这两大前提，即发展工业不能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也不能将之排斥在工业管理之外，发展工业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一种平衡的文化。”[13]259在达致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乡村以及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下乡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困难。[19]135之所以成为“困难”，在费孝通看来，一是由于以城市为取向的现代教育无法供给一般人民所需的文字知识且“夺去了一乡的领袖人物”，[26]470二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在技术知识与规范知识之间发生分离而难以真正融入乡村社会。令费孝通深切忧虑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将技术知识、规范知识融为一体并以之服务于人民，其结果不仅不能正确领导中国社会变迁反而沦为破坏社会团结的力量。[27]248—251
费孝通显然明白乡土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政治条件。在《江村经济》、《乡土重建》等著作中，费孝通一再强调经济民主的实现需以政治民主为基础。“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能用选举票去影响政治，必然可以确立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政府，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限制私人财富的无限累积，必然会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于是也必然会走上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经济道路，以达到经济民主。”[28]197—198深谙西方政治民主运作逻辑的费孝通转向中国历史寻求民主的本土资源。费孝通发现，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而权力的运行则分为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这两条轨道。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和绅权对皇权的限制为地方自治提供了政治空间。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传统的政治双轨被拆除、地方自治遭破坏。过渡时代的中国应从传统的双轨政治向现代双轨政治转型。“宪法和民主都是在加强自下而上的那条轨道。宪法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民主是使政权对选民负责。”[29]205尤应“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19]135费孝通和张君劢、张东荪等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强调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但前者认为政治民主的功能不仅在于保障经济民主的实现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民主精神对于社会的基本贡献，可能是和宗教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相同的。民主精神所要表现的也就是在个人差别的底层有社会同一性存在。”[30]11一言以蔽之，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重建社会有机性的前提和基础，二者有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综上而言，乡土重建方案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理想图景及其实现的可能之途所做的具体擘画。费孝通认为重建乡土工业是迈入中国现代性的前提，而工业嵌入于城乡关系、技术嵌入于社会结构、制度嵌入于地方性知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互构等则是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具体条件。申言之，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一个技术下乡、社会重组、教育改革、政治再造、制度更替的总体性进程。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遭遇新与旧、中与西、城与乡的冲突。根深蒂固、复杂多面的中国传统与外部输入的西方现代性之间的抵牾与龊龌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是一种命定的悲剧。
四、结语
毋庸置疑，青年费孝通所设计的乡土重建方案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5]1309方案。在此方案中，乡土中国是一个温情和谐、自我循环的社会有机体而非充满冲突的阶级社会，与乡土中国相位育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现代性的敌人”反而是中国社会重建不应且不能脱离的根脉；在社会变迁这一关键性议题上，费孝通主张在坚持总体性、嵌入性和主体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新旧相容的渐进式改良而非激进的暴力革命。费孝通冀望以传统与现代的接榫和城市与乡村的融合降低社会转型所可能造成的断裂和阵痛并以此逐渐构建一个公正、民主、和谐、幸福的美好社会。这一现代性方案最终未能成功转换为制度实践。这种实践意义上的失败也许根源于费孝通在客观历史的断裂与心史的延续之间所表达的思想本身就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31]238—239或许如同几乎所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那样，虽然拥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却无力在学理层面解决所意识到的问题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落实自己的设想。[32]然而，这种“失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扩展却愈加彰显青年费孝通的思想重量。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以公正、民主、自由、均衡、和谐为价值承诺的社会制度在实践中却造成了城乡失衡、区域分化、族群矛盾、结构紧张、道德崩解、人性异化、秩序危机等诸多问题。围绕中国现代化所展开的种种争论似乎始终无法超越革命/改革、激进/保守、西方/中国、传统/现代的二分思维。这种二分思维所形成的话语秩序和中国现代性的实践悖论使得中国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前景愈加晦暗不明。在“改革”成为当代中国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这一语境中，重返费孝通的乡土重建方案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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