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伴随着候选人之间愈演愈烈的战火硝烟，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层矛盾——代际冲突，也悄然浮出水面，吸引了越来越多公众和学者的目光。为此，法意特意编译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all Ferguson的文章《代际冲突（The Clash of Generations）》，以及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MorleyWinograd和马里兰大学博士Michael Hais合写的文章《民主党人的代沟（The Democrats' generation gap）》，从代际冲突的视角下，思考美国选民的社会基础差异和历史变迁。两篇文章的作者都直接或间接的肯定，赢得年轻的千禧一代，是希拉里一派选举获胜的秘诀所在。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冲突

代际冲突是一种全球现象（比如阿拉伯之春），也由来已久，但从越南战争和1968-1972年的总统初选活动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老人和年轻人在对总统候选人投票的态度上，有如今日一般的巨大鸿沟。美国政治语境中的“代际冲突”目前指的是1946-1965年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老一代人（Baby Boomers，相当于中国的文革一代，也可以向下延伸至改开一代）和1981年之后出生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相当于中国80后一代，以及更年轻的90后、00后）之间的冲突。从民主党内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二人之间的较量可以看出，这两个群体在投票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弗格森指出，桑德斯所获总票数的四分之一都来自年轻选民，30岁以下选民中，有71-29%都偏向桑德斯，而希拉里的只占10个百分点。哈佛政治研究院最新的民调也显示，26-30岁年龄段的千禧一代女性更愿意相信桑德斯，她们认为桑德斯能带来更好的工作，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女性的生活”。但是，希拉里在30-35岁的千禧一代中更具竞争力，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已经稳定并开始建立了家庭。而在年龄超过45岁的选民中，希拉里的民意支持优胜率可以媲美桑德斯在年轻选民中的优胜率。

福利国家体制是代际冲突的罪魁祸首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弗格森认为导致这种代际冲突的罪魁祸首不是人们惯常以为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恰恰是他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人们通常将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归结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市场决定一切的逻辑推高了学生债务、医疗成本，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又导致一个惨淡的市场就业前景，这一切无形中增加了年轻一代的生存压力。但弗格森认为，真正能解释这一切的是美国二战之后实行的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它创造了工会、为人们创造了在公共部门就业的机会、为年老的工人提供了丰厚的退休金和福利，为大众提供高补贴甚至免费的医疗体系。而在政府开支入不敷出的时候，社会民主分子们便发行债务，并声称他们是在从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

弗格森指出，这种模式的恶果就是直接导致了1970年代的大通胀。尽管当时人们试图通过购买财产和改革福利国家体制来缓解通胀，并且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减少了赤字和债务，但免费医疗和公共福利的各种诱惑力最终让这种改革半途而废。夭折的福利改革，再加上人类寿命的延长，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系统带来巨大负担，而这一切负担都转嫁给了年轻一代人。

弗格森引用Laurence Kotlikoff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政府未来支出和未来收益之间，以及年轻一代和老一辈财政负担之间的差异。Laurence估计，若想填平目前的财政鸿沟，需要联邦马上增加53％的税收，或者削减34％的开支。但显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这意味着“我们将子孙后代陷入了圈套之中”，年轻的以及尚未出生的美国人要么需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支付更高的税金，要么只能获得更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或者是这两个选项的结合。这违反了埃德蒙•伯克所谓的“在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以及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因此，代际冲突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更存在于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之中。

代际对话：如何可能

那该怎么办？对此，弗格森并没有给出答案，而Morley Winograd和Michael Hais的文章则试图结合千禧一代的代际特征，试图为希拉里胜选给出一些建议，他指出：为了赢得选举，希拉里需要在确保自己在中年群体的高支持率前提下，不断加强和年轻一代的对话，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赢取他们的支持，最终通过这种代际的对话和利益承诺来弥合二者之间的巨大鸿沟。

Morley和Michael认为年轻群体的3个重要的特点，为希拉里提供了可能：

首先，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宽容的一代。他们有反对歧视的决心，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票选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还体现在对非异性恋、移民、女性等群体的权利之维护上，而这些都是希拉里所支持和主张的；

第二，他们也是美国最可沟通的一代。他们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对世界充满好奇，故希拉里可以联系自己做美国国务卿的经历与他们对话，谈她是如何设想帮助千禧一代使用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软实力工具，来与世界各地建立联系，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和包容的未来；

第三，他们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代。他们同时兼具人口统计学的多样化和观念上的统一性，他们中的40%都是非白人，且他们中的20%有一方父母是移民。这个数字意味着他们将塑造美国未来几十年间的社会与政策，他们的一些观念将为民主党内联盟的建立，甚至是超越党派的联盟的建立提供肥沃的土壤。这些观念具体表现在：（1）他们在移民、同性恋权利、公民权利和经济不平等等一贯传承的问题上，持更加自由的立场；（2）他们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把事情做好”的决心，皮尤民调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相比起同意“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弊大于利”的民主党人，千禧一代民主党人更偏好将矛盾化解在地方，而非依赖遥不可及的官僚系统；（3）他们倾向于通过合作和协作来实现“双赢”而非“我赢你输”，他们难以苟同 “政府几乎总是低效浪费”、“政府不能为需要帮助的人做更多”等之类的想法，他们也最有可能对“通过军事力量实现和平”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由此可见，某种程度上，千禧一代的部分特点与希拉里“志同道合”，但代际鸿沟的客观存在，使得希拉里一方面需谨防诸如特朗普等民粹主义之流利用漏洞，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自身优势，“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对于此，Morley和Michael认为，希拉里不要试图直接与千禧一代对话，而是要与她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对话，即那些超过45岁的人，与他们建立一个永久的代际联盟，因为他们是千禧一代的养育者、塑造者。另外，她必须对千禧一代所关心的问题保持足够的重视，如大学教育成本问题，老一代不需要借钱去读高中，千禧一代和未来的后代也应被免去接受更高等教育的费用，因为这个层级的教育对于美国今日甚至未来的经济至关重要。此外，千禧一代与老一辈之间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前者的收益是后者社保、医保福利不被削减的保证，因此，千禧一代应获得同工同酬的工作、父母都应有育儿假、都起码应获得最低保障工资，等等。

从根本上说，代际冲突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它是社会前进的基本形式之一。冲突的激化说明了社会前进速度的加快，若能扬长避短、顺利度过，此后社会的发展又会是另一番动人风景。两位作者最后指出，只有使老一辈美国人明白，他们与千禧一代有着共同的事业，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从千禧一代所创造的更亲切、更公平的经济中获益。这是架起代际鸿沟两岸的桥梁，也是希拉里展现其领导能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