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土耳其

因为历史和现实，土耳其曾经长期奉行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近年来却在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之间摇摆。

土耳其是名义上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两个土耳其。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上较为西化，中产阶级是凯末尔主义的拥护者；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的基本盘和传统票仓。

土耳其的现当代政治史是精英主义政治唱主角，中东部居民的诉求长期被忽略。正发党执政后，政策上向这一群体倾斜，比如免费供应面粉和燃煤。埃尔多安当政十年间，土耳其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进程也惠及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正发党在各种选举中支持率较高。2007年10月，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将现行的议会选举总统制改为全民直选;总统任期由7年降至5年，可以连任一届。这为埃尔多安卸任总理之后担任总统并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之前土耳其总统由议会选举，不能连任。

土耳其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否决法案，有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现在的土耳其议会中，正发党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占据550个议席中的341个席位，而凯末尔嫡传、曾经长期执政的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仅有112个席位。因为长期的国企私有化政策带来的经济资本，正发党在埃尔多安长袖善舞的高超政治手段运作下，通过人事安排牢牢控制了行政权力，警察系统录用了大量教育程度较低却忠于正发党理念的人，正发党得以与世俗主义的军方分庭抗礼，并使后者在世俗与宗教博弈的铁锤案中败下阵来。

东西之间

加入欧盟屡屡受挫之后，土耳其人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只有在一部分土耳其人眼中，土耳其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另一部分土耳其人和西方人眼中，土耳其一直是个东方国家，而且只能是东方国家。在欧洲人的记忆里，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西征的记忆无法抹去。对于骄傲的土耳其人而言，奥斯曼帝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联合干涉之下被肢解的历史仇怨也铭记心底。

欧盟是一个以经济融合为基础，意识形态上高度同一化(基督教文明为基础，西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为核心)并逐渐延伸到政治一体化的超国家政治实体。在欧盟内部，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按照人口多寡分配，这一制度设计保证了欧盟火车头德国和传统大国法国对欧盟的引领作用。

对于深受外国移民困扰的法国和社会思潮普遍排斥土耳其移民的德国而言，欧盟乐于与土耳其进行经济合作却不愿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与其说是对一个穆斯林占人口96%的绝对多数的国家在宗教、文化、文明上可能造成的冲突的担忧，不如说是对一个超过7000万人口的年轻的大国加入欧盟后如何分配政治权力难以安排的警惕。

美国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政治势力对西亚北非动荡推波助澜，客观上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欧盟在土耳其国内政治问题上首鼠两端，结果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欧盟经常提到土耳其军方历史上的数次军事政变、未遂军事政变和干政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将其和土耳其在屠杀亚美尼亚人问题上的态度列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两大阻碍之一，却忽略了军人干政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保持稳定的一种独特方式。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军人监国的典型代表，在这些没有发生过类似中国的深刻社会变革的国家，虽然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和代议式民主政治，但政客当政后的政策无疑都首先向本党派、本地区选民、本家族或利益攸关势力进行资源倾斜。当这些政客捞取私利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军方就会进行干预，然后还政于民，这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传统。

对在土耳其国内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埃尔多安而言，他对国内政治生态和力量对比了然于胸，纵横捭阖、铲除异己、收纳权力这一套他十分熟练，但面对稍大一点的棋局，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比如土耳其外交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短视和破产，也意味着学者出身但缺乏政治实务操作经验的埃尔多安的外交智囊达武特奥卢的“新奥斯曼主义”的失败。埃尔多安对叙利亚的干预政策几乎遭到了国内所有在野党的反对，甚至包括了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

2013年，土耳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民众对正发党的不满，实际上是民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博弈，也是公平与效率的悖论。对中东国家而言，民粹政治只能带来混乱，威权统治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应该是确保效率兼顾公平，但现实却是政客中饱私囊，国家一片混乱和不满。

失衡的权力

伴随着中东地区很多国家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社会政策“向右转”，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极大转变。土耳其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私有化改革，自2002年至今埃尔多安执政的11年间，经济政策也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降低银行利率，刺激出口，对包括邮政、交通、电力、矿业等多个行业在内的国有资产进行了私有化，对欧美资本开放，埃尔多安内阁及其外围成员从中获得了大量利益。一部分人因掌握权力而腐败，另一部分因接近权力可以影响决策而腐败。三名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的部长辞职导致腐败案爆发后，埃尔多安长期以来刻意经营的廉洁形象遭遇危机。

土耳其裔伊斯兰宗教领袖费图拉•居兰因为与军方权力斗争失败而流亡美国，秣马厉兵十几年，在伊斯兰世界拥有难以想象的政治资源。费图拉?居兰目前在土耳其国内的影响力俨然如1964年流亡之后、1979年回到伊朗之前的霍梅尼，不仅有百万徒众，更控制着土耳其国内最大的资本集团和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在很多土耳其欠发达地区的报刊亭，唯一能看到的英文刊物就是居兰运动在美国编辑的印刷精美的宗教宣传刊物。在之前的数次选举中，居兰势力的基本盘为正发党提供了大量农村和中下阶层铁票。

费图拉•居兰及其所领导的势力代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与正发党有交集但不一致，在具体利益上更不一致，双方在需要合力应对军方之时结成同盟，但在炮制“未遂军人政变案”抓捕超过200名军官、并对1997年军事政变参与者进行清算以确保彻底清洗世俗派军方高层的过程中，埃尔多安与居兰势力进行了不间断的博弈。想要彻底清洗军方的居兰势力在司法系统中影响力大，想要控制冲突规模的埃尔多安不得不数次更换检察官，但因为居兰势力隐藏过深，无法进行有效的背景审查，埃尔多安最后也只能顺水推舟，虽然将军方世俗派高层全部清洗，但却在国内遭遇极大反弹。

当居兰势力与埃尔多安联合以平衡军方的三方博弈的权力结构平衡被打破后，埃尔多安和居兰势力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而且是以极为公开和相当不体面的方式进行。就目前的政治格局看，埃尔多安在行政系统内说一不二的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在双方都希望填补权力真空、新一轮的平衡真正形成前，未来几年的土耳其政局变数很大。

原载《社会观察》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