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批判一个时代的哲学时，主要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当时的解释者分开加以辩护的论点上。在某一个时代中，各种不同理论体系的信徒可能同时不自觉地采取某些基本假定。这种假定看来十分明显，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假设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从没有想到过还有某些其他方法可以用来说明事物。在这假定之下，可能会产生出某几种有限的哲学体系。而这一群体系就构成了当时整个的哲学学说。
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
哲学的存在是因为人的世界存在。哲学之所以能因为人的世界存在而存在，是因为哲学能够对人的世界存在向自身展布并达向新的存在之境产生功用。塔莱朗说“人只有掌握方式方法，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哲学对人的世界存在的最大功用就是使人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人在荒原的世界里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的前提，就是掌握思考自我存在、认识世界和善于行动的一般方式和方法：“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大卫•伯姆)哲学就是为人的思考、认识和行动提供一般方式和方法的最高学问与智慧。
哲学就是对人的生存(其世界性存在展布达向归依新的存在道路即是生存)困境与追问。哲学在其生存困境与追问之途所结下的智慧果实，就是哲学思想。一般地讲，哲学思想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看待世界和人的基本方式——即通常所讲的世界观和人本观，二是认知世界、求知自我的方法论。
其实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面：看待世界和人的基本方式，是其方法论生成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态度，而认知世界和求知自我的方法论则是看待世界和人的基本方式所展布出来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如果将二者合起来，则是思考—求知存在世界和自我之世界性存在境遇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哲学对人的生存困境和追问的历史道路，所给人们留下的东西就是思考—求知存在世界和自我之世界性存在展布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性质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是哲学思想；哲学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最大功用，就是在其源源不断地开辟生存困境和追问之道路中，给人们留下了能够武装他们使其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思考—求知存在世界和自我之世界性存在展布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即是哲学思想。
1、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哲学意韵与认知视野
“方法”的存在涵义与生存论指向 近代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对方法的探索与构建，哲学工作的重心向认识论方法领域转移的开路先锋是笛卡尔。笛卡尔所创建手怀疑－求证论四步方法论，是建立在他对方法的独特信念基础上的，他认为，所谓“方法”即是指可靠的规则，它们是易于应用的，并且如果人们严格地遵循它们，就绝不会把假的当做真的，更不会引导人们无效地耗费精神上的努力，而是将能够逐步地和不断地增加人们的知识，直至达到对人们能力范围内每一事物的真实理解。笛卡尔把“方法”看成是行为展开所必须凭借的规则，而这种规则把人引向对知识的追求与获得，是人获得和形成知识的手段与途径。笛卡尔从整体上把握住了“方法”一词的基本含义：在西语中，method是名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第一，方法、办法，指活动过程中的手段或方式，尤其指为完成某事的一个经常性的和系统性的方法；第二，条理，规律，即为达到一个目标的众部分或众步骤的有序的安排；第三，程序，技巧，即特定学科或知识领域特有的步骤和技巧；第四，当其第一个字母大写(Method)时，即意即体验派表演方法一种表演技巧，演员回忆过去经历过的情感和反应并利用它们来与所饰角色取得共鸣从而使角色生动鲜明。Method的词源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拉丁语语methodus，即“方法”；二是来自希腊语methodos，即“追求”、“方法”。在希腊语中，methodos一词中的meta-意即“超越”、“在……后”；hodos意即“道路”、“旅行”；同时“方法”（method: meta + hodos→method）还暗指了一个详细地、有逻辑有条理的计划。概括地讲，方法即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其(行为展开)进行有序的安排，这种有序的安排展开为特定的(行为)程序和(操作)技巧，当这种运用(行为)程序和(操作)技巧而实现了其预定的目的之后，则就可以扩展开去解决相类似的目的性活动，因而，这种(行为)程序和(操作)技巧，就变成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法则(道路)，一旦人掌握了这种能够普遍适用的程序、技巧，其主体性的思维—认知能力就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因而，对规律性、法则性的行为程序和技巧的遵从和信仰，也就变成了人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而如果从科学探索角度看，方法(Method)是指决定一个主题的范围和界限，并确定在这些界限内可接受的获取真理的工作方式的准则、假定、程序和范例的组合，以此，方法问题本身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并成为哲学家进行哲学反思性质的基本特征。哲学家们对什么是合适的哲学方法并无一致意见。鉴别一个哲学学派或运动的标志，主要在于它所采用的方法，比如中西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充满了对辩证法的不同解释。近代西方哲学肇始于笛卡尔的怀疑方法，分析哲学为其语言方法所表征，而非分析的欧洲哲学为其现象学方法、历史方法和本文方法所刻画。在现代人类哲学史上，不少的哲学家们曾尝试模仿其成功科学的方法，例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然而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哲学家从哲学是科学的一部分或是科学的辅助这一观点得出其方法论含义，而其他人则从哲学先于科学并为科学及其他学科所预设这一立场来发展其对哲学方法的叙述。［1］但无论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哲学方法”论视野，都是体现了科学理性哲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向和价值论取向，而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是有其根本区别的，如果仅从其来源与指向来看，科学方法是来源于科学家对自然世界的困惑和求解其自然困惑所开辟出来的视野与道路，因而，它为人们探求自然世界提供某种规则、规律、(行为)程序和(操作)技巧；而哲学方法却是来源于人的世界性存在展布(生存)困境与追问所努力开辟的道路和追求，因而，它为人们自身之存在展布达向新的世界性存在之境提供道路、方向和其朝着某种方向开辟其生存道路的思维—认知基点、视角、视野、境界。有关于这种区别，则更可以从汉语体系中之“方法”一词的词源学探讨中得到更加的明确。
在汉语中，“方法”一词的基本含义是路、道路，引伸为①路线、路途、路程；②方向；③方法、手段、方式；④习惯、作风；⑤行业；⑥形状、状况、规模；⑧方面、点；通行权。从哲学角度讲，所谓“方法”即是从某点出发开辟道路，对道路的开辟既是一种权利(通行权)，也敞开为一种生存方式(习惯、作风)，更展布为一种手段、方式、途径。当履行这种权利、运用这种生存方式，并将其作为基本的生存手段、方式、途径运用于具体的生存活动之中，所开辟出来的是就是人求生与创生的领域性和求生与创生的状况与气势(规模)。因而，方法的探索与获得，既是一种权利的履行与探索，也是一种生存方式的探索与获得，更是其存在向生存方向展布之道路的开辟。由此，方法本身具有本体论、认知论和实践论意义：方法即是人的存在如何向世界和自身展布并达向新的完美存在之权利，并运用这种权利开辟求生与创生之道路的方式、手段。能够自主地运用其权利开辟自我生存之道路、手段、方式的人，就获得了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予以进一步的词源学探讨，则就发现：在汉语里，“方法”一词是由“方”和“法”两个单音节的词组成的一个合成词：“方”的词源学含义是指①与“圆”相对，意指有边有角的并且是边角相等的立体或平面体；方向、方位；②方面；③方正、正直。而“法”则是指标准、规范、办法。一旦把“方”和“法”组成一个合成词后，“方法”一词意指人为谋求其生存而不得不去求取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方面的问题的门路、程序。但这个以求解决问题的门路、程序首先得必须是方正的、正确的，能够站立得起来的，否则，这种门路就是歪的，程序是错误的。而一旦进入歪的门路，运用错误的程序来解决问题，问题也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正确解决。这种“门路”和“程序”必须是能够成为人的行动原则（标准）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现实规范，因而在这里“门路”就是原则，“程序”即是规范：没有原则的方法不成其为方法；没有规范的方法，也就根本谈不上是方法。
方法的原则性和方法的规范性规定了方法本身具有：一是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方法是人之世界性存在向世界和自身展布其生存道路之实践(求生与创生)经验总结，它总体现为某种生存实践行为达到既定目的的结果，即方法是某种目的实现的具体经验形式并上升到普遍的知识形式：比如踮着脚拿东西——这种方法就是已经尝试着踮着脚拿到了自己所想到的东西的个体经验的推广形态(即知识形态)。从对方法的选择与运用角度看，人们选择和运用某种方法而不选择和运用另一种方法，是在于其所选择的方法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解决某一问题的目的，比如形而上学方法却有利于人们思考和认知世界与人，而实证主义方法更能激发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行动。二是具体的途径性。方法作为人们思考—求知世界和人、解决生存困境与问题的门径和程序，其始终具有特定而具体的途径性，即一旦获得和运用某种方法，也就获得了能够解决此一生存困境或问题的正确途径，比如对形而上学的沉思方法的运用，着手解决人的世界性存在困境和求知的问题；而对实证主义之归纳方法的运用，则力求解决行动中的阻碍与难题。三是内含其明确的策略意识和手段意识。比如锻炼身体的方法都是使躯体得到健康的手段，每种不同的锻炼躯体的方法，有其身的策略性，泰极拳与跑步、健美操与俯卧撑，其所体现的方法都有以各自不同的策略意识和手段意识为主导。四是明确的操作程序性。任何一种方法在达向生存实践运用过程中，都必须要赋予明确的操作程序，否则，方法就不能成为人求知与行动的具体手段与方式。比如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要获得生存实践的运用，必须将其操作程序化，即“观察→实验→分析(枚举与推论)→归纳(综合、概括)”；再比如写理论文章的基本方法，有一整套相对固定的程序：感受思考→获得表达对象→读书思考疏理思维→拟定写作提纲(进行表达论题的分解)→动笔运思→修改完缮。
选择什么样的“门路”和“程序”来行动、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还必须涉及人的个性问题，因为，“法”者，规范也；“方”者，“棱”也。“方法”者，即有个性的规范也。没有个性的方法是不成其方法的。方法的个性性在于它的边限性，进一步看，方法的个性性是指持有它的人看待世界和人、思考存在与生存之困境和问题、采取行动的视力性。这种视力性最终取决于人对自我之存在世界(和对事物之)认知的视野性。因此，方法规定了人认知世界、人、事物的域度和认知世界、人、事物的力度。从这个角度讲，越具有广阔认知域度和强劲认知力度的方法，就越具有正确性和进步性，因为认知域度越广阔的方法，其求取解决问题的“门路”就越宽广；越具有认知力度的方法，其求取解决问题的“程序”就越具有规范性，而越具有规范性的方法也就越有力度感。
就其本质上讲，任何求取解决存在和生存困境与问题的“门路”和“程序”，都动力于人并归宿于人，因而方法永远是属于人的方法，是人的内在本性和力量对自身行动(内在的思想行动和外在的实践行动)的主观指导。人的这种内在本性和力量就其实质性的构成来讲，不仅属于思维性的和智慧性的，而且首先是属于心灵性的、意志性的和情感化的，因而方法的本性是人生命存在的本性，方法的力量是人的心灵力量、意志力量、情感力量的整体表征。因此，从词源学角度来理解，方法的方正性，实际上体现了开辟方法和运用方法的人的品质的方正性：方法是人的生命存在品格和人的生存品质的融会贯通。前人讲“法”要“规范”，“方”要“正直”——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学价值指向也就在这里。
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生存给予性 概括中西“方法”的意义指向：方法即是人开辟其存在道路的基本权利和正确路径与程序：当我们以其人开辟其存在(从存在向生存并由生存向存在)之道路的权利角度来审视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即是对方法的本体论探讨；当我们以其为人开辟存在之道路的路径角度来反观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则是对方法的认识论思考；当我们以其为人开辟存在之道路提供实践程序与规范角度来审视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则就是对方法的实践论探索。如果将其三者合起来，那么，哲学意义上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对人的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并达向完美存在之境所能够提供的助益，首先展开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勇敢地生存和创造性地生活的理性力量。
英国著名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在《人之上升》中指出：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而不得创造和运用方法，人之上升即人类文明前进的历史，人类文明前进的历史就是创造和运用方法的历史。但是，人类为其适应生存而创造和运用方法的历史过程却是自始至终充满了艰难曲折的选择进程：人“在冰天雪地中的游猎生活，是一种能够由他们自己加以调节的选择，并不象生物的突变(biological mutations)那样，是不可逆转的。所谓生物学的适应，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行为方式；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就是说，这种方式(就像其它发明一样)已为整个社会所接受。”这种后天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内在支撑点即是求知和思考世界和人之存在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发乎并扎根于人的生命存在本性，表现为人对世界存在和人自身存在的理性探索，“人类也成为自己生存环境的建筑师，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像大自然那样强大的力量。人类采用的方法一直是有选择和探索性的：行动总是取决于理解事物的某种理性方法。”这种诉诸于生存行动的理性方法，是哲学为其提供：哲学为“人们揭示了物质的内在本质，揭示了由这种结构所支配和反映出来的种种规律。人手从此不再局限物质的外形塑造。相反，它变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发现’的工具，因为在人的掌握之中，工具超越了它的直接用途，深入并揭示了材料内部隐藏着的性质和形式。正如一个人剖开了一个结晶体，我们发现了以这种形式存在的自然的内在规律。”［2］
方法之所以能够给人提供勇敢生存和创造性生活的理性力量，其根本在于人的世界性存在始终是生存化的：作为生存化的人面对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必然要本能地突显自己的本性而创造方法和运用方法来武装自己，从而使自己站立为人而追求完美存在，因而，方法成为人向世界和自己存在之也展布进程中追求主宰自己，改变环境，推动生活前进的必备力量。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向世界和自身存在之展布的必备力量，就在于方法融进了人自己的存在本性而通过意识地追求而上升为人理解事物、认知世界和把握自己的“理性力量”。对于存在着和生存着的每一个人来讲，生活就是行动！但生活的行动既要努力达向完美自己，又能赐益于他人、社会和整个生命世界，就必须得有理性力量做支撑。从根本上讲，没有理性力量做支撑的生活是一种充满堕落气的生活；没有理性的力量来规范和引导的行动，是决不可能是具有进步性的行动。因为，没有量性的力量做支撑和引导的行动，往往是没有存在方向、探求门路和实践操作程序与规范的野蛮与暴虐。
方法是世界性存在的人求取生存和创造性生活的理性力量，这种理性力量首先表现为一种求取生存和创造生活的现实工具：方法就是一种工具。方法的工具性集中表现在它是人思考人之存在、认知生命和人自我之生存的思维工具。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所选择的思维工具不同，其认识自我、认识人的角度和看待自我之存在世界的视野也就截然不一样：
“人是政治的动物。”（亚理斯多德）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
以上这些对世界和人之存在的认知差异，最终来源于他们各自所运用的思维工具——方法的不同。在泰勒斯的指涉视野里，水成了第一推动力；而在基督教教义里，上帝才是终极之源。在亚理斯多德的独特政治学方法的指涉下，人被无情地沦为了政治的动物；而当把人置于社会学的视野中，人就变成了一切社会化“关系”的网结物；卡西尔把万物都看成是符号，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种，非常自然地变成了“符号的动物”。
方法的工具性还体现在人思考世界、认知事物、认知对象的思维工具。就最终意义上讲，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孤独，一种充满了生命悲剧和生存悲凉的孤独。因为人所生活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外在于人的，就连人自己也是外在于自己的。在这种外在化的存在状况和生存处境中，世界永远都是一个圆浑的整体，人置于这一整体之中，为了生存和走向属于自己的存在，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去认知和求把握这个整体的世界。由于人身处其中，这就命运地注定了这种求取认知和把握的行为只能从一个侧面、一个层次、一个角度、一个渺小的偶然的“点”入手。人们能够从哪一个侧面、哪一个层次、哪一个角度以至于哪一具体的“点”入手来求取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这完全取决于人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换句话说：人成为人而存在，其谋求生存与继续存在的前提，就是要能够认知对象、认知世界、认知事物、认知人和自我，这首先要求人根据自己的存在本性而创造或获得一种认知的工具，这种工具就是求知和把握存在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
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在总结人类文明的上升的历史时说；“事实上，在人类上升的进程中，历来有两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并驾齐驱。一种是对世界的物质结构的解释。另一种是对生命进程的研究：研究生命的微妙之处，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个体与物种由生到死的循环往复。在进化论创立之前，这两种传统并未结合起来；因为在那以前，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也无从着手解决的关于生命问题的佯谬(paradox)。”［3］人向世界和人的存在求生存和人向对象和自我求生活的历史进程，就是他努力求解世界和对象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方法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这样讲，方法就是人类生生不息追求解读自我怎样才能成为自我，破译生命何以成为生命，解释对象为什么能够成为对象、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方式。这是因为，生命诞生于这荒凉茫茫的世界，人生存于这既无知来龙更不晓去脉、既瞻仰不到古人，也顾盼不及后者的孤独处境之中，没有根基，没有依凭，唯一可以凭借的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心灵、意志、情绪和对孤独与悲苦的永恒意识（即生命智慧），人不得不运用自己的这一惟一的财产来创造出他看待（思考、认识、解决）世界的片面性。这种看待世界的片面性就是人求取人的生存和创造人的生活的方法。在方法的引导下，人的生活获得了生存上的意义和价值。就这样，方法成了人的唯一的、也是最顽强、最有力的开疆拓土的方式。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一本书中曾经谈到：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他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的一生中，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有时候关于了解自己能否采取与自己思维不同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能否看到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事物这样的问题便会变得绝对必要。从一定程度讲，人类的伟大就在于人类有知识的武装，但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方法的产物。创造方法，探索方法，就是创造和探索知识，而运用知识的进程却始终是一个运用方法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福柯所讲的这番话具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性：知识的被创造，是一种智慧的结晶，因为所有被创造出来的知识都不同程度的包含了一种方法，体现了一种方法。而对知识的接受和对知识的运用并不必然生长出智慧：从接受与运用方面讲，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要能够成为运用者的智慧，必须一种正确的方法指引。因此，对知识的热情，只有先在地获得一种正确方法的前提下，这种热情才能收获一种生活的智慧。因而对知识的热情应该首先表现为对方法的热情，如果没有对方法的热情，单纯追求对知识的热情，最终是没有多少实际用处的。
对方法的热情的具体行动表现是对方法的生命化探索。方法的重要性也就从根本上体现在这里：生活充满了方法，生活的进程就是探索方法的进程；生活的进程亦是生命展开的进程，生命的展开是由方法来引导，生命对意义和价值的获得历史就是不断创造和探索方法的历史。也许正因为如此，科学和哲学才赢来了永远年青的存在和最迷人的微笑。因为，科学和哲学的前赴后继，就是不断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文明与前进提供更新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
“知识不是记录事实的断简残篇。首先，知识是一种责任，使人类始终如一，作为有道德的生物而保持自己的本色。只要你自己囿于陈旧观念的道德束缚，任其他人代你而治理天下，你就决不可能保持明达通变的本性。”
“历史不是事件，而是人。历史不是回忆往事的人，而是在现实中经历了往事的人。历史就是那位飞行员瞬间的决断，这一决断是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科学，以及自人类起源以来所有学到的一切智慧的结晶。”
“然而，每一个人，以至每一种文明，由于其必行之事的约束，仍将奋力向前。个人的义务、智慧的天职和感情的承诺，合而为一，促使人类不断上升。”［4］
人因其必须存在而要活着，就必须学会思考和不断思考，人之思考不仅要借助于方法，而且还因此而产生新的方法，而任何新的方法都是一种思想的成果：人要能够更好地活下去，必须有思想来武装，而思想得来的进程就是创造方法和探索方法的进程。就人的生存而言，方法即思想：一种方法体现为一种思想；一种思想包含着一种方法。因此，人要能更好地存在和生活下去，必须需要方法来武装，必须需要对方法的创造和不断的探索，当人类沿着方法的道路不断探索和创造——其所留下的足迹就是思想。因此，人类探索方法就是在探索思想：人创造方法就是在创造思想；人运用方法就是在运用思想。
探索和创造方法不仅在探索和创造思想，而且也在探索和创造存在和谋求生存的信仰：方法蕴含信仰，方法即是信仰。后现代主义在批评现代文明的失误时指出，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都来源于人类面对宇宙自然和万物世界的“自以为是”。在他们看来，“人类就本质来说优于其它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依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表现。”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它还是我们人类毁灭性行为的祸根。从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角度看，形成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把一种错误的并且是落后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作为了人的基本生存信仰：“我们首要的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但事实上，我们对于作为整个宇宙世界（以及对人自己）的任何认识，都是我们的观察、体悟和思维方式抽象出来的结果，这种方法有时候是极为便利，也很有功效。但是任何经由我们自己的思维抽象出来的东西都存在着某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方面产生于我们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宇宙自然、对象世界和人类自我生活的变化不居所造成。因此，一旦当我们把一种人为抽象的思维成果作为不变的工具来解释和解答千变万化的生命运动时，往往也就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或荒谬。这种错误和荒谬根源于方法而表现为人类对存在世界的毁灭性破坏。方法作为一种思维—认知的理性成果，它为我们更好的生存赢得了思想上的武装；而方法作为一种思维—认知的进程，它为我们思考、探索、解释、破译世界提供了心灵、意志和情感上的支柱。因而，方法最后以其自身对人之世界性存在的实用功能的迷人魅力而成为了我们得以自信地生存的精神信仰。这种精神上的信仰一方面使我们变得更加意气风发，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引向了自以为大、盲人摸象的片面道路，从而演绎出人类生存与发展道路中的种种悲剧，这种种生存的悲剧又成为鼓浪人类探索改变自身存在命运的不竭力量之源。
哲学思维方法与思想方法的自我构成 方法作为一种思维的成果和思想的进程，其对人的存在和生存的限度性和对人的生活和探索的限制性，其在于它自身构成品质的规定性。概括的讲，方法的自身构成内容生成它的特定品质规定：
方法始终是人的方法。这首先表现在方法是由人创造的，人创造方法的进程就是人面对存在困惑和生存问题而寻求解答和解决的探索行为进程，这一探索行为过程的最后智慧成果就是方法。在人探索和创造方法的进程中，始终是抱有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对自身存在困惑和生存问题的求真正解决和解答；不仅如此，人探索和创造方法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起点的问题，即人的探索行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某一既定的“点”出发的，这个既定的“点”，就是我们求知世界和人，探索问题、解释事物、消除困惑的思维基点。另一方面，人作为活动着的生命存在形式，他每天都面临着行动，人的存在与行动都必须要以某种既定的思想来武装，更要以某种卓有成效的方法为引导。而人类（以至于时代、社会、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选择怎样的方法来引导自己的存在活和行动，这同样面临着一个“选择的出发点”和“选择的立足点”问题，这个可供选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人运用方法的思维基点：方法的探索和创造融进了一种特定的看待世界和人的思维基点，由于这一特质，方法一经在探索中被创造出来，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既定不变的基点性品质；而运用方法却面临着对已有的众多方法的选择进程，这种选择行为始终是建立在选择者的文化个性和人格气质基础上的，选择者的这种文化个性和人格气质同样是确立在他能够立足于这个存在世界的那个自以为是的既有生存现实。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方法的选择同样具有了思维—认知意义上的基点性品质。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基点性，就是方法自身的基点性与运用方法的基点性的生命统一：当人类为了既定的存在和生活而行动——而不得不需要一种方法为引导时，人类就进入了对方法的选择领域，人类选择方法，是以既有的文化个性和人格气质为尺度的，当一种方法符合了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人格气质，我们就运用这种方法，反之亦然。
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不仅具有其思维的基点性规定，同时也具有视角性要求。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视角性是指方法本身所透露出来的那种能够指涉生命存在问题和生存问题的独特角度。每一种方法都有一个既定的思维基点，由于这一思维基点的规定性，每种方法都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视角问题。比如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它是以语言客观地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前提的，这种“语言的结构性”构成了索绪尔研究语言的思维基点，在这一思维基点的规定下，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性构成了索绪尔语言学方法的特定思维视角。
方法的视角性不仅来源于方法自身之思维基点的规定性，并且最终来源于人的存在和生活无可避免地外在于世界和对象的那种处境性。人的存在和生活之所以始终外在于世界和对象，就在于对象和世界是一个无限的并且是不定的圆浑整体，面对这个圆浑的整体世界，人不仅不能完全的进入而彻底地了解之——而只能外在地“看”；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看”只能取其一面、一侧、一角，这样一来，人类所“看”到的世界和人自己往往是残缺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片面的。当人类把一种“看”到的东西内聚为一种思维的成果时，这种思维成果就获得了一种残缺性、非完整性和片面性。由于这种“看”世界和人自己的残缺性、非完整性和片面性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因而，人类不得不努力地不断改变“看”的侧面、层次、角度，于是，方法的更新与革命也就在所难免。方法的更新与革命，就是不断改变“看”那个圆浑的整体世界和人自己的视角的运动。
站在某个具体的生存之点而看人之世界性存在，其所首先获得的是一种“看”的视角，这种“看”的视角必然把人的视力推向远方，从而形成其“看”的视野，因而，方法获得了视野的规定性。方法的视野性是指方法所能够或可能达及人的存在世界之空间域度(或者说视域)。方法的视野性是由方法本身的思维基点和思维视角所决定的。在人类的方法世界里，每一种方法，都具有自身的思维域度和思维所能力求达及的极限：结构主义方法所能达及的思维域度是世界的结构性，而世界的非结构性那一面却是无力于解释和解答；唯物论方法求解世界的最后极限是原子构成世界的基体性，而量子存在的波粒性和量子存在运动的测不准性却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它的指涉疆域；运用文化学方法来企图解决和解答一切生命存在现象和生存行为运动的努力，最终显得捉襟见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文化学方法的思维视野制约着运用者不可能突破其已有的“看”的视域(即视力局限)。由于方法具有其思维视野的限制性，所以任何一种方法都是片面的，对任何一种方法的运用都客观地存在着自我偏见性。因而，方法的真理性，方法所铸造出来的思想和智慧的真理性，永远都只是相对的，如果把它绝对化，那只能是一种认知的谬误和人对自我存在之堕落。
方法的基点性、视角性和视野性，此三者的共谋，形成了方法的层面性。方法的层面性是指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可能抵达事物内部的深度。比如说世界是生命化的，如果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这个生命化的存在世界，那往往就只能看到这个生命化的存在世界的内部构成性——即它是结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但如果采用一种神秘主义（东方哲学的领悟）方法来看待这个生命化的存在世界时，则自然可能深入到世界的内部，看到这个生命化的存在世界里的结构原来是被种种浑然一体的混沌“神”、“气”所包围着；而如果运用一种场的方法来观照这个生命化的存在世界时，则就有可能发现世界的内部不仅是线性的结构，同时也是非线性非结构的场化状态与进程；正如传统的心理学只看到了人的生命的意识性，而精神分析心理学却深入一步更看到了人的生命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内容一样。
基点性、视角性、视野性、层面性，此四者共同构成了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本身：基点性、视角性、视野性，层面性，此四者不仅是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且又是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基本构成内容，或者说，基点性、视角性、视野性、层面性构成了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生命整体。在这一生命整体中，方法的基点性是人选择方法和和运用方法的立足点，或者说是人类求取生存、看待生活、开创生命存在之境的基本立场和解释对象、破译世界、解答生存困惑的思维出发点；方法的视角性是人类认知事物、探求事理、思考问题的思维高度；而方法的视野性是人类看待世界、反省自我、理解生命的思维广度；方法的层面性则是人类领悟生命、洞识生存的深度。
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人本本质 方法永远是人的方法。从人的角度看方法，方法首先展布了人与自身存在和世界存在之达向生存领域的最现实和最基本的生存关系。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展布的这种人与世界之生存关系一经确定下来，就获得了一种关于人对自身与世界之存在及其展布(生存)的基本态度、情趣、意向。因此，当一种方法作为方法而被运用时，运用者就获得了一种看待世界和人的基本生存态度，运用者的心灵、意志、情感、思维—认知就被染色上了一种特定的生存情趣与生命意向。比如系统论方法所展示出来的基本的生存态度恰恰是整体主义观念，然而，这种整体主义态度所流卷的生存情趣和生命意向却是一种非人文的东西：客观的讲，系统方法是一种求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还原论，即追求把事物的根本性质还原为某一构成其事物的单一要素，因而，系统方法创造了一种单一的分析事物的模式和（机械性的）程序化的肢解事物的操作技巧。因为系统方法首先把事物假定为一个被抽象了的共相的整体观念，在这种抽象的共相性整体观念中，事物的个性化存在内容和感性化的生存运动状态全部被抹杀掉了。这种共相整体的观念之所以无所不能地幻相于世界的每一事物，就在于这种观念蕴含了一种类比学方式，而类比学方式却是剥落事物生存个性内涵并使其彻底地成为共相观念的绝对手段，类比学方式是支撑共相观念得以统摄世界和扼制事物生存个性的野性力量。
方法即思想；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思想性，首先体现在任何一种方法都是附丽于一种思想，是一种思想的精神抽象。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其内在的精神恰恰是他的“头脚倒置”的精神辩证法，而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反动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唯物论哲学思想，其最杰出的精神形式恰恰是他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思想性还体现在人对它的运用上：一种方法，一旦被人所运用，运用者首先获得了一种思想的洗礼，然后以这种思想为蓝本去看待世界、解构事物、要求生活和规范生命。索绪尔的语言学展示了一种结构的思想，一旦当人们欣赏并运用他的语言学方法来看待事物来解释世界时，就得首先接受其结构的思想浸染，然后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人们才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结构主义者，运用结构的方法来把对象世界一分为二地划分为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结构，从而得出这种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结构原来是一个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或者说是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因而，当人们这样来看待世界并解释和破译世界时，也就在重复地强化、宣传和传播结构的思想了。
人是思想的主人，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人又始终是某种思想的奴隶。人作为思想的奴隶，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方法的盲目与不假思索的崇拜上。因而可以说，就其本质上讲，人是方法的奴隶。人生的许多生存悲剧和人类文明的野蛮，都从这里开始。
人之能够独立而成为人，就在于他创造了自己的大脑的同时创造了文化。文化的被创造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他从此以后成了有意识有情感有头脑有文化的人——而高踞于万物之上，这些都人自视其能、自以为尊、自以为大的主观自恋的产物。文化产生的最大人类生存学价值和创生性意义，恰恰在于它使人在孤独无援中获得了一种分有的方式。这种分有的方式主要展开为两个方面，即分类世界和类比事物的方法。由于人类对分类学方法的创造和运用，那个圆浑整体的世界能够被人所分解变成了可能和现实，由于这种为我所用的分类，世界变成了人们可以主观地掌握的对象，人也由此从这个圆浑整体世界中走出来而独立为人成为了可能与现实。由于类比学方法的为我所用，被人类所任意肢解了的世界及其事物，又被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联系了起来，这样，人类随心所欲地在自我幻相中走进世界和事物又成为了现实。
分有世界和类比事物的能力构成了人类这种生物物种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人作为人的生存智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方法就是智慧。方法的智慧首先体现为一种生存的智慧。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理论，最为杰出地创造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还原主义的机械论方法。在这种方法的引导下，人类获得了并自豪的运用了这种方法创造出一个以征服和蹂躏自然为代价的大工业社会。然而正当人类踌躇满志于由牛顿赐予的生存智慧时，其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唯心论哲学和唯物论哲学是人类两大哲学传统，然而，无论是唯心论哲学或唯物论哲学，其所支撑的思维—认知模型和哲学方法却是同构的，即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型和二元对立的哲学方法。当人们运用这种类型化的思维—认知模型和二元对立的哲学方法来看待世界和人，人和世界被分类为非此即彼的对立统一图景，人类生存的困境也就在矛盾对立斗争统一中持续展开。［5］
不仅仅如此，方法的智慧还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在现代科学的量子风云中，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科学理论蓝图的论战，但从更深一个层次看，则是两种探索世界的方法的对垒：就其本质讲，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论战，实际上是两位时代科学伟人在宇宙自然世界的神秘氛围笼罩下对各自的生命智慧的殊死捍卫。
方法不仅是一种生存态度、一种思想、一种智慧，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所谓“世界观”，通俗的讲，就是一种观看（即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和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基本态度与倾向。方法的世界观性质，来源于方法本身的基点性、视角性和视野性，以及方法所展示的可能抵达世界和事物内部的层面性。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运动的，但不同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看待世界运动的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这种根本的不同最终来源于他们看待世界之方法的差异性。在亚理斯多德那里，世界的运动是属于性质性的运动；而在霍布斯、笛卡尔和牛顿的看待视野里，世界的运动是机械性的；但在爱因斯坦的理论蓝图中，世界则是以光速为极限的相对性（即有序性）运动；哥本哈根学派的世界却是在呈现出一种无法预测的无序运动，哥本哈根学派的这种运动观念，后来又被混沌理论所发挥到极致。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世界图景面前，哪一种图景完全体现了绝对真理呢？
方法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和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它是一种智慧，一种思想，但永远都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绝对真理。在人类生存之历史长河中，绝对真理从来就不存在，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和求解世界之迷的独特方式，都是人类在特定的存在进程状态和生存境遇中的特定生存体悟的智慧结晶，它本身就融进了人类在此一时代的文化视界和思维极限，而人类生存的文化视界和思维极限却又总是随着人类的生存变迁而不断改变(即更新、升华、拓展)。因而，世界观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和求解世界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时间性的——即始终呈现出变动不居的自我革命性。方法之于人的这一生存本质的规定性，决定人既是方法的创造主体和运用主体，又是方法的奴隶：由于前者，人类创造了永恒的文明阶梯——而不断上升；因为后者，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中不得不承诺绵绵无期的存在论悲剧。
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生成的境遇论指向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方法产生于人最初的自我觉悟。人的最初自我觉悟是发生在人之世界性存在之场中展布其残酷的生存竞争进程中，其大脑成长到能够意识自己的那一瞬间。人的最初自我觉悟的突显，就是人对世界性存在之自我的第一次(本能性的)分有：即本能地把自己的躯体分有为美与丑：人的最初自我觉悟的第一个成果是分类方式的诞生，这种最原始古朴的具有生命本能冲动的分类学方式，也就是人类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并且是永恒的文化图像和方法论景观。因此，方法是与文化同步产生，或者更进一步讲，方法的诞生开辟了文化诞生之路。所以，人类文化的河流，是以方法为河床为堤坝的：河水的汹涌，是文化的常新；河床的升高，是方法的前赴后继；河床之堤坝的时时溃决，是方法的横冲直闯所带动文化的野性泛滥。
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图景呢？这全在于方法之自我境遇性品质所躁动的结果。方法永远都是生存境遇化的：相对人类来讲，一种生存境遇必有一种解构其生存境遇的方法。正是因为如此，一个时代、一种生存境遇才创造出了属于这个时代、这种生存境遇的思想、智慧和真理；也正因为如此，真理才从来不具有永恒性：真理的这一既定性命运，根源于方法的时代境遇化；方法的时代境遇化，造就了真理的时代境遇性：方法的真理性本质就是方法的时代境遇性本质。方法永远都是时代境遇化的：一个境遇化的时代有一个解构这一时代境遇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那种企图以一种方法来一劳永逸的引导变化着的时代境遇的愿意，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流淌着一种浓烈的霸权思想——即企图通过对某种一尘不变的方法的维持而来建立起思想的霸权。就历史发展的实例来看，思想的霸权本质上是方法的霸权。方法的霸权就一定程度上讲，它构成了社会公共权力的专制——并从而实现对人进行更残酷、更野蛮、更缺乏人性内容的统治。因此，清醒的认识到方法的霸权性，对于更为理性的生存并谋求更新存在之境的发展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充分认识方法的霸权对人的生存与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危害性，首先得认识方法的时代境遇性，并深刻地认识到时代境遇的变迁需要方法的更新，这是每一个境遇化的时代的思想者所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和使命。
方法永远是境遇化的时代生存解构达向新的存在之境的精神产物：方法是境遇化的时代生存眷注的智慧结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境遇性存在困境和生存苦难，每一个时代的境遇性存在困境和生存苦难必然引来境遇化存在和生存的人类对它的普遍而持久的关注，并想方设法的求取对其存在困境和生存苦难的解决。由是，关注与思考时代之境遇性存在困境和生存苦难的进程，就是探索解决这一时代之境遇性存在困境与生存苦难的整体道路与宏观途径的生存进程，而这一生存进程也是人类生长存在论智慧的生命进程。方法就是对这一由时代之境遇性存在困境和生存苦难的眷注所孕育起来的生存智慧。而如果从文化创生的角度看，方法则是其境遇化的时代文化发展的价值方向：人是欲望无穷的生命存在者和生存谋求者，不同的时代境遇中的人，其所欲望的内容和求其满足的水准也是各不相同的，由于这各种不同内容、不同水准、不同需求的欲望的烈烈燃烧，自然地并且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科学尤其是技术的时代化进步。科学、技术的时代化进步，不仅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更新创造，而且首先促进了人认知世界和人之存在视野的拓宽和改造世界之力度的增强，同时也源源不断地刷新着人的思维、观念、情感、意识，激扬了人的创生意志与雄心。因而，在人的欲望的鼓动下，科学、技术永远地成为境遇化的时代生活的排头兵。由科学和技术涌动所开创的这一条永不停留的社会财富增长之路上洒下了时代最为自豪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面对人的种种无穷的欲望，以及面对科学与技术的自我前进开创的巨大社会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负面价值效应，哲学和美学以及各个领域的思想家们展开了他们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全面展开，又为变化着的境遇性时代增添了新的社会精神财富，这些源源不断地增长的新财富，就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方法就是其境遇化的时代之文化发展的价值方向的感性呈现状态：一个境遇化的时代开创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境遇性文化，任何一个境遇化的时代文化都蕴含了这个时代境遇最基本的精神价值方向，这种价值方向就是其境遇化的人看待世界和看待自我的基本思维基点、视角、视野、层面。
人这种特殊的生命存在者，其存在展布的生存进程无论处于哪种境遇状态中，他都是世界的存在者并且都是自然的世界存在者：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的大自然性不仅于在他之生命来源于自然，更重要的是人无论怎样努力走出自然，但最终还是要在走出自然的进程中不断地走进自然，这是人与自然的血缘关系，也是人的自然化命运。从根本上讲，人与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相联、融融一体的：在这里，大自然是母，人类是子。大自然养育了人类，这是为母的本能与责任，人类在自然的养育下能够很好地存在与生活，就势必要对大自然怀有一腔敬爱之心和回报之情，这是人类应有的生命伦理之具体体现和作为自然之子的必须义务：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双向给予性与被给予性，就是其根底生态关系的缔结。人类身处不同生存境遇而对这种现实的而且更是历史化的生态关系的意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眷注。生态眷注问题始终是一个具有特定生存境遇指向的时代性问题。牛顿时代之所以盛行机械主义的还原论方法，就在于那个时代的人口压力并不突出，生存资源不仅不存在短缺，而且尚还处于丰盈状态，由而给人类存在造成了一种生态意识上的错觉，即大自然就好比母亲，大自然的资源就如同母亲的乳汁，这母亲的乳汁有些像从大海里铺过来的管道里的水，孩子源源不停地并且是贪婪地吸吮母亲的奶水，经过肠胃的消化而变成粪尿排泄出去，又通过下水道流进大海，然后又变成了母亲的乳房（抽水管道）里的乳汁。——这就是世界运动，质量互变，能量守恒、物质不灭规律。20世纪相对18世纪，其自然存在状况和人类存在境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对这一变化，人们不得不发现，原来母亲的奶水经过婴儿的吸吮消化之后排泄出来流进江海河流再变成奶水的时候，其能量也就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被消耗了许多：世界是运动的，物质在世界运动的进程中是可以走向质量互变的，这一点是与牛顿时代没有多少区别，但运动着的物质在质量互变中却不能实现其能量守恒——这就是熵理论，或者说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给我们展示的生态眷注情绪，以及看待自然、世界和人的思维基点、视角、视野、层面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又最终以抽象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思维想方法和思想方法始终是对境遇性的时代生存原则的观念抽象。
任何一个境遇化的时代都有属于此一时代境遇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体系。时代的境遇伦理最为杰出地展示此一境遇化的时代的人性觉悟程度。孔子的伦理追求和由孔子及其追随者们创建起来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体系，只属于孔子们的时代。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的结束必然延展出新的时代的开始，人性的觉悟方向(程度)又开始了新的演变，因而，新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追求也就必然产生。所以，一味的抱残守缺于旧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不放，这实际上是人之境遇性生存的时代堕落，人性的罪恶也就势必充斥于生活，因为从本质上讲，境遇化的时代存在和生存如果继续滞留于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体系里，那始终是时代缺少进步的体现，而时代的落伍性，最终来源于思想（方法）的霸权对社会公共权力之霸权的维护与捍卫的结果。方法是境遇化的时代科学和哲学追求的最高成果，并最终通过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体系表现出来(即规范人的生存行为和社会之社会信仰)：进化论方法不仅是自然科学发展进入生物时代的最高精神成果，而且也是这一时代的人类哲学探索的理性结晶；结构主义方法和以系统论思想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方法的诞生，同样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探索世界的宏观构成和事物的微观结构的抽象表征，同时也是哲学由过去的古典主义走向认识论的全面确立的产物(即现代哲学摒弃了探索世界的内在起因，而走向对世界的外在构成秩序的考察)，这种由科学和哲学所共建起来的哲学方法，内蕴着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物质幸福论伦理理想和道德价值追求，并实实在在地喧哗着傲慢的物质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其总领如上精神内容的方法，恰恰是局部动力学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所以，境遇性的时代方法始终构成了此一时代的境遇伦理创设的奠基石。
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不仅是时代之境遇伦理和道德价值体系创设的奠基石，更生成出境遇化的时代的美学理想和审美原则、风尚：方法是时代美学旋律的最强音。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达向现代社会的胜利——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物质主义生存观念的盛行，把人类生存引向了对内在人性内容的遗忘，使人类在其自我“胜利”的陶醉中逐渐摒弃了对自我存在的检讨而走向了对外在功利的追求和对生活形式和谐的眷注，加之哲学对认识论道路的广阔开辟对人的感官主义生存情趣的推波助澜，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美学也就浪浪相逐，结构主义美学思潮，系统论美学思潮，解构主义美学思潮等等的泛滥，无不创造、运用或强化了一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如果说结构主义美学创造性地强化了结构的方法的话，那么，系统论美学思潮则把系统方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然而，解构主义美学思潮却是在对量子理论、热力学第二定律、耗散结构思想和混沌学理论等等的整体响应。因而，时代美学风格的更新、审美风尚的演变、美学理论的布旧鼎新，其实都是对时代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最后追求和最高呈现：存在主义哲学产生出存在主义美学理想和审美风格；现象学美学追求同样是现象学哲学方法的丰硕果实；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美学风格和审美理念，最终还是躁动于解构主义哲学方法。
概言之，任何一种哲学方法都是人类在其特定时代境遇进程中整体奋斗的智慧结晶。人类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的生存与发展历史是一条源渊流长的河，在其中，人类面对数不尽的存在苦难和生存困惑而进行境遇化的生存苦斗与谋求发展是源，而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则是推动苦难而困惑丛生的时代走向更高存在之境和更新生存发展之域的流。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境遇化产生，始终是以科学领潮，技术主流，哲学殿后，并以境遇化的时代社会心理的变奏为先导，以对时代之境遇化存在苦难与生存困境的突围为整体动员的。
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实践方向 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它能够被运用。方法的运用本质，主要体现在它对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引导性。方法运用的这一本质特性，来源于方法自身的性质规定性：方法不仅是一种现成的思维—认知工具，它首先是一种活的思想、智慧。并且，当人们意欲要运用某种方法时，必须首先把握它的精神实质，领悟它的神韵。一旦实现了这一步，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变成人自己的思想，成为人之精神的灵魂，升腾为人看待对象世界和人的基本态度，成为人们求知世界和人、解释事物、解决问题、消除认知蛛网的思维工具。
方法的运用始终是境遇性的运用：人们对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运用，总是针对境遇化的时代存在困惑和生存苦难而寻求解决的途径，方法就是企图探索其解决途径的思想武器和思维工具。
就其历史的经验看，对方法的运用存在着两种情况，即对方法的创新性运用和对方法的横移性运用。从最终意义上讲，任何方法的创造都是一种运用性创造：因为人永远都不是白板式的人，自从人类有了文化，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生命物：一个人，不管他是天才还是愚夫，他都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接受者，然后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的塑造者。从这个角度看，对方法的运用，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文化背景上的运用，或者更准确的讲，任何人运用方法，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的人类方法的吸取、选择基础上的。
方法的创新性运用是运用方法的第一种类型：方法的创新性运用是指在已有方法的基础上创新方法。创新方法是指对已有的人类方法的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哲学、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创新方法的首要前提是要立足于境遇化的时代存在问题和生存需要以及对未来存在之要求性，这是方法创新的客观依据。在这里，“境遇化的时代存在问题”是指时代之存在苦难和其存在苦难所展布的生存困惑——相共谋的这样一种进程境况；“境遇化的时代的生存需要”是指时代渴望消除其境遇性存在苦难并企图突围境遇性生存困惑这样一种现实的整体要求性。这里的“未来存在”是指境遇性生存所努力开辟的新的存在之境；“对未来存在之要求性”是指面对意欲开辟的新存在之境所可能生成出的存在苦难和生存困惑所需要解决的途径和必须解决以及可能解决的趋势。方法的创新除了必须具有其客观的依据外，还需要具备其主观方面的条件：方法创新的主观条件是指意欲进行方法创新的创新者的主体条件。方法创新的主体条件除了主体必须具备应有的时代文化（哲学、科学、美学、社会伦理、政治思想等等）意识和素养以外，更需要具备一种境遇性的探索精神、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以及对人类存在和世界生命的深重关怀意识与敬重情感。
方法的横移性运用往往具有一种时代的局限性。这种时代局限性最突出的体现在方法的运用主体往往缺乏一种应有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缺乏一种对时代人类存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深刻敏感品质，缺少一种对世界生命的真诚关怀情感。同时，在对方法的横移性运用时，运用者身上的时代文化视野往往相对狭窄，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来源于主体在接受人类文化遗产的进程中获得了某种文化片面性，在这种片面性的引导下自觉不自觉的走向了对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膜拜，从而形成对某种传统（老传统或者新传统）哲学方法的偏好。在这种主观偏好的诱导下，主体往往并不关心时代的境遇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惑而片面地运用（横移）某种方法来求解他所关心的领域性问题。因而，方法的横移性运用往往形成了一种时代性局限，这种局限常常体现出见树不见林的思维—认知视野和固步自封的僵化心态，从而难以达向对存在视域和生存前景的开放性拓展，由而盲目地排斥创新的时代性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排斥具有超时代品质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并将一切探索性的、创生性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视之为异端邪说。
哲学方法的运用分创新性方法的运用和横移性方法的运用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又可以产生出四种具体的形式，即方法的适应性创新、超前性创新和方法的求门式横移与求名式横移四种形式。
方法的适应性创新是指主体在敏感时代之境遇性存在苦难和感受时代之境遇性生存困境的基础上，为适应时代而企图消除其存在苦难、突围生存困境而自觉地昂扬起批判精神，不懈地革新旧有的方法，努力探索符合时代节奏和境遇方向的新型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并通过对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与创造，来重新思考世界和人，重新解释事物，重新审查生活，重新反省人的生存状况和文化的境遇化时代本质。方法的适应性创新所获得的结果是；人类的境遇化时代存在和生存获得了更新的思维工具和思想武器，因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诞生，不仅是哲学、思想前进的标志，也不仅是时代新型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存在论智慧和生命智慧的真正诞生。
方法的超前性创新是指主体不仅具有适应性创新的全部品质，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未来意识（包括未来存在意识、未来生命意识、未来宇宙自然意识、未来全生态意识、未来人类意识、未来世界意识、未来发展与创新意识等等）。因此在超前性创新者那里，批判精神更强烈，探索意志更顽强，超越品质更纯正：在探索中批判，在批判中超越，在超越中走向更加迷人的探索之途，构成了超前性创新者的生生不息的追求与永恒奋斗目标。
方法的超前性创新一经实现，这种被创造出来的新型哲学方法，不仅对时代的存在与生活具有强劲的震撼力，而且对人类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达向更新的存在之境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引导作用。在这种超前性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引导下，人类存在和其谋求生存发展将可能获得更大程度的理性品格，人类生存和个体生存在走向未来和未有的历史进程中，将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存在苦难并将有可能减少一些自我制造的生存困惑。
方法的求门式横移是指主体为了能够心安理得地存在和生活，而意识地寻求一种现成的精神支柱和生活的思维—认知工具，或者说主体为了对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方面的生存困惑而自觉寻找一种“以合我心”的现成哲学方法作为自己思考和探索解决此一困惑的思维工具。
对现有方法的横移性运用，其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主体不太关心求知未知的世界和人，而是努力关心已有的世界和人的存在，在这个一切都很清楚的已知世界面前，其主要的任务是对众多的人类精神成果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以“绝对的自我”为标准(而不是以变化着的世界或者发展着的时代境遇为依据)来选择符合自我意趣的哲学方法，并以此哲学方法作为其横移运用的对象。另外，主体一旦选择了“以顺我心”、“以合我意”的哲学方法，就会毫不保留地把这种选择得来的方法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和认识问题的底牌，从而这种被所选择到的方法也就变成了他得以心安理得地生存下去，或不遗余力地探索他所关心的生存领域的全部问题（时代人类的生存困惑或存在苦难）的精神支柱和生存信仰。换一句话讲，求门式横移是把对现有方法的选择和横移作为自己生活入门或探求领域性问题的入门方式、途径。
方法的求名式横移与方法的求门式横移有所不同，方法的运用主体在选择和运用方法时，不是为了生活与思维—认知的入门，而是为了要在探讨问题的领域中能别出心裁 、别具一格的确立自己。因此，这种求名式横移行为往往并不具有某种确定性的思维定势，只要某种方法能够达到或满足自己的标新立异，能够起到哗众取宠的作用，就会很快地把这种方法横移过来现炒现卖地作为自己的思维—认知工具。对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求名式横移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也可以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普遍呈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方法论热以及至当今“炒作国外学术新题材”的学术研究风尚，就是方法的求名式横移的最好展现。
方法的求名式横移，确实给生活或者研究的学术领域带来了新鲜气息，因为任何人对某种新方法的现成横移与运用，都可以在已有的生活或研究领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在于任何一种方法总是蕴含了不同的思维基点，表现出不同的思维视角，显示着一种不同的思维视野以及看待和观照问题的不同层次与侧面。但这种求名式横移与运用方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大于正面效应：一是表现在运用已有的方法来生活或从事研究时，其思维和思想往往居无定势，即研究者往往是跟着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方法后面跑，这样一来，对自己所从事的问题领域的研究和探讨往往难以以平静而严肃的心态来对待，所以就很难得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下去。因此，在研究的进程中始终随着方法的不断变化革新而左冲右突。二是这种求名式的横移方法的作风，往往养成一见到新的方法就要引来一用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经形成，其研究的对象性兴趣和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焦点往往就在暗中被转换了：即喜欢横移新方法的研究者们，其研究往往体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其整个研究活动都不是在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讨，而是在自身关注的领域不断地证明其所运用的新方法的正确性。由于这种研究的对象性兴趣和所要研究的问题焦点被暗中转换，从而导致了人们在研究中表面看来很认真很热闹，但实际上对问题的探讨却始终停留在表面而不能深入与拓展。因此，一旦兴趣于方法的求名式横移，其对领域性问题的研究，往往看似博大精深，实则流于浅表化。追究起来，擅长于对方法的求名式横移者往往心气很高，即总是希望自己在其所从事的这一领域或在其它更加广泛的领域能够名声鹤起；但实际情况是：自己的思想修养和思维修养又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自己又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感觉特别良好，不愿意付出应有的代价去弥补、去拓展、去升华、去深入和提升自己对人、对社会、对时代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以及对人类与宇宙自然的血缘亲情予以生命化体察与领悟，因而其研究总是在对象领域的外围做着哗众取宠的表面文章。
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探索者来讲，其精神探索领域始终要涉及到对哲学方法的运用，但由于对哲学方法运用的态度和方式不同，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效应是大有所不同的。总体来讲，这种不同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运用具有推动力效应。所谓方法运用的推动力效应，是指通过对方法的运用而实实在在地帮助人们开阔视野、提高认识，辨明事非，把握事物，有力地促进学术探讨的正常展开和推动时代精神探索的深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提升社会认知的整体水平和不断提高时代生活的整体思维水平，从而逐渐地实现对人的心灵、意志、情感、思维、思想、个性的解放。概言之，方法运用的推动力效应最终体现为对人的逐步解放。就一般而言，方法运用的推动力效应，主要体现在方法的创新性运用上：方法的适应性创新和方法的超前性创新，都可以产生一种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的推动力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生存之艰苦卓绝道路上，方法的探索才显得难能可贵；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其本质上讲即是方法创新的历史。但具体地看，在方法的创新中，超前性创新对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对人的文明与解放的推动力作用是比适应性创新要大得多，因为适应性创新出来的方法往往只具有时代性的思维视野和思想深度，而超前性创新出来的方法，不仅具有时代性的思维视野和思想深度，而且还具有超时代的思维视野和思想指涉的广阔度。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特别崇尚发现，这也是哲学思想领域的探索特别推崇独创的深层原因所在。二是方法运用的阻碍力效应。方法的阻碍力效应是指方法的运用最终变成了对人的思维—认知、思想和智慧的禁锢，它集中表现为运用某种现成的哲学方法把人的思想、认识、情感、意志引向已有和过去、引向绝对的外部或单向度的物质层面，使之成为浅表化的思维工具。方法的阻碍力效应的产生，往往是通过对方法的霸权的全面确立来实现的。
方法的霸权主义道路的确立，通常是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的：第一种途径是方法的运用者把某种既定的方法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联姻，使纯正的哲学方法变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话语本身，由此完成了对自身的思想性的霸权的主观定格。第二种途径是通过经院教化来实现，即当某种哲学方法成为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而贯穿在整个社会教育的内容体系中而成为这一整体教育内容的灵魂时，方法就完成了对自身的思想的性霸权的定格。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学术权威的社会性确立和对学术权威的社会性承认与崇拜来实现，即某个学术人或一群学术人或某一个学术圈的学术思想、学术地位得到了应有的社会化承认与确立后，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所凭借的方法也就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思想性的方法霸权的性质。一旦不思权变（即不思适应创新或不愿进行超前性创新）并一味的维护和极力张扬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哲学方法时，这种哲学方法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僵化的、没有多少时代生命内涵的东西；同时，由于有了这种绝对化的自我维护和自我张扬，自然地导致了这种固步自封的僵化哲学方法的社会化盲目崇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方法的思想性霸权就走向完整的自我定格。
方法在运用中产生其思想性的霸权的定格，往往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某种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在其产生的时代具有超前性，而在其后的时代所运用的进程中被其所运用的时代推波助澜（或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的方式，或通过经院教化的方式，或以学术权威的方式）为一种统一思维、统一思想、统一情感的工具时，这种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失去了自我开放性品质与内在灵魂感而沦为一种阻碍力，最终成为一种愚昧人和盲目人的腐蚀剂。二是横移性的方法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思想性的霸权而变成禁锢思维、阻碍思想、消磨意志、浅表化情感的堕落性力量，因为对方法的横移性运用的最真实最隐秘的动机恰恰是运用者在不自觉地证明所横移运用的方法的绝对正确性和绝对真理性，如果运用者一旦把这种强劲的心理动机推向极端，就可能凭借（个体或群体或学术圈）其日益确立起来的学术权威而把某种（某几种）既定不变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推向思想性的霸权的道路，从而导致学术舞台上和精神探索领域出现思维—认知千人一声、万人同调的大一统局面。
2、生态化综合方法生成的人类精神背景
人的世界性存在及其展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人的世界性存在及其目的性展布使世界存在得到突现并使世界存在获得了意义与价值。人的世界性存在始终是前赴后继的，这种存在之前赴后继性构成了人类存在及其展布的时代境遇性。因而，人类的世界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始终是其历史进程向新的存在之境开辟道路的表征，以此，对人的世界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的境遇化关怀与企求消解，构成了人类精神探索的主题。在对这一主题的全面展布之历史进程中，哲学是突围人之世界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而开辟人类存在新道路的基本方式和最高形态：哲学是为时代求解其世界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提供根本的思维—认知方法的基本方式。当代人类之世界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呼唤哲学必须为其谋求解决其特有的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而努力构建能够解决其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的思维—认知方法和价值体系：
“我们的星球面临着诸多的麻烦：技术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工业化经济导致了各大洲的生态灭绝；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产生了1亿贫困而饥馑的众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星球，正处于可怕的境地。因而，在我们思考摆脱这一行将毁灭的世界的方法时，须牢记，必须只考虑那些极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任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处境的建议都不值得一提。”［6］
当代人类之世界性存在苦难和生存困境最集中地展开为人的生态问题，即人与宇宙自然世界、人与地球、人与生命万物、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以及国家与国家之严峻生态失衡题所引发出来的存在的根基苦难和生存的普遍困境。这种存在的根基苦难和生存的普遍困境表现在物的层面是：新技术的推陈出新不仅开辟出新的资源财富来源和新的权力来源，社会动员的日益广泛性所激发出无限度的欲望膨胀，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市场—经济格局、新的利益分配方式不断产生，由此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整个世界出现全面的并正在从崩溃中迅速萌生新的价值要求和社会准则需要，由此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法和新的观念，这种崭新的思想、新的分类方法和新的观念，决不能从昨天的陈规惯例、沿袭的传统态度和保守程式中生长出来，它需要人类之世界性存在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共同孕育而开创新的哲学道路、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蓝图、新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这所需要开辟的新的哲学道路即是生态理性哲学道路，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蓝图即是生命—人本主义价值体系和道德蓝图，这种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即是生态化综合方法。
当代人类之世界性存在的根底苦难和生存的普遍困境，表现在人的存在精神和生存信仰方面，即是普遍缺乏扎根于心灵整体的那种深刻的知性：他们有情感和欲望的躁动，却没有心灵对世界对存在对自我的敏感与感动；有悟性，却没有灵魂；有对物质、性肉、感官快乐的无穷无尽的知性，却没对生命存在、对人的存在的自神自圣的精神向往；有物质幸福论和感性快乐主义的忙碌活动，却没有普遍的伦理理想和道德欲望：生活在当代处境中的人类，内心躁动着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理想和绝对经济技术主义浪漫情怀，其生存的目光始终投向当下、投向现实、投向实在利害得失，因而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态度看世界和人、看事物和问题，即一方面按照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图式而谋求生存，另一方面又按照不属于任何时代而只属于适合于自己的图式来谋求生存，物质—性肉主义和感官—享乐主义构成了当代人类的存在精神，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构成了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信仰。在这种存在精神和生存信仰的武装下，征服成为普遍的行动方式：征服人、征服历史、征服文化精神、征服自然、征服生命、征服地球与大地、生物圈和动物物种，征服所有的对象并把世界和人的存在作为征服的对象，并在征服中创造幸福、创造快乐与享受。这种征服幸福论所导致的历史道路与生存现实是：人类得以存在和生存的根基——自然、地球、大地、生物圈遭到严重的破坏并走向崩溃边缘，从而形成人之世界性存在的根底苦难和生存的普遍困境。因而，当代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人之世界性存在的根底苦难和生存的普遍困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重塑人，即使人类自身变得高贵、变得丰富、变得有根底精神和内在灵魂。因为只有人的本质变高贵了，变丰富了，也只有使自己重新获得存在的根底精神和生存的内在灵魂，他和自身的全体本质才可能共同成长起来，整个人类在道德能力与存在见识，生存创生能力与生态和谐力量之间才可保持内在的均衡，这时人类的新文明才可真正产生，人类的新道德形象才可真正展布，人的存在向自身展布并达向新的和谐存在之路才可由此得到真正的上升。而要达到此，需要新的哲学道路的开辟、需要新的价值方向的确立，需要新的思维—认知方式、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构建。因为只有新的哲学道路的开辟，才可为当代人类开辟出真正广阔的存在之路；只有新的价值方向的探寻与确立，才可使当代人类获得真正健康而充满内在活力和外在张力的存在精神和生存信仰；只有对新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重建，当代人类才可获得新的伦理理想、道德蓝图、生存尺度和行动原则。而开辟生态理性哲学之道路和探索创建生态化综合方法，构成了当代哲学的人类责任和历史使命。
生态化综合视域与“世纪图样” 怀特海讲：“每一种哲学都受着一种无形的思想背景所濡染。这种背景在该哲学的思想过程中从不显现出来。”［7］一种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融进了人类存在的根底精神和普遍生存信仰，人类存在的根底精神和普遍生存信仰构成了任何一种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及其内在价值方向。一种哲学赖以诞生的思想背景又总是感性地展布为特定的世界图样，一种特定的世纪图样内蕴含着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意向和价值蓝图。生态化综合方法是生态理性哲学的存在论气质和生存论视域，它得以孕育和生长的思想背景恰恰是20世纪图样向21世纪图样的完成。因而，要能真正领悟生态理性哲学和生态化综合方法，必须深刻领悟人类存在之世纪图样所蕴含的精神趋向与价值方向的历史演变。
“世纪”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概念，然却又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它的平常性在于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一个表示纪年单位的时间概念；它的神圣性同样来源于“世纪”概念的时间本质：时间之于世界来讲，即是生命。生命的存在现实，才使世界存在成为可能；生命的现实存在与向自身展布的历史进程，才使世界变得生气和生意成为现实，才使存在本身获得价值与意义。生命存在向自身展布的无形而感性的状态与进程，就是时间的流动：时间的流泄即是生命向自身的展布形态，生命向自身展布本身诞生了时间并使时间获得了自在流动。所以，时间始终是因为生命并朝向生命而流动的：时间的流动刻度着生命的朝向与进程，而“世纪”则是刻度人类生命之整体存在和生命世界之整体存在向自身展布的朝向和进程，进一步讲，“世纪”是标度和网结人类生命和生命世界之永恒“流动”的观念化和概念化的理性把握，虽然它是人类生命和生命世界之永恒流动的观念化和概念化理性把握，但它本身就是时间、就是生命的有机构成内容，所以它也随同人类生命和世界生命的存在展布而进入其永恒流动之滔滔河流中，因此，“世纪”应属于历史学范畴。同时，时间的流动始终是空间的分割与重组，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并不是时间的流动达到了那种长度，而是这一流动本身所分割和重组的空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世纪”又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属于生命世界和人的生存论范畴。“世纪”即是时空跃迁和历史演进的基本标志：历史的演进以时空跃迁为具体形态，时空跃迁必然蕴含人的思维—认知形态和方式的跃迁。因为人的世界性存在和生活所指涉的一切都是价值指涉，凡进入或获得这种指涉的事物(包括世界和人自身)都现实地构成了人为的——即人意识到的对象化事物。当我们用“世纪”作为时空整体运行的抽象标志时，其时间和空间已构成了人的意识的抽象化事物，“世纪”的跃迁，实质上是人对事物（时空世界——具体地讲即人的生命存在向自身和生命世界存在展布）的对象性意识的跃迁。从这个角度看，“世纪”又是一个关于人类意识—体验和思维—认知的概念，属于认识论范畴；而不同的时空意识—体验和思维—认知，总是不折不扣地流动弥漫着与之相适应的某种时空情绪，因此，“世纪”又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的意志—情感概念，属于深度心理学范畴。以此观之，“世纪”概念是属于内涵丰富，意蕴深邃，性向多元的文化人类学范畴和世界存在论范畴。只有当这样来看待“世纪”概念，才能真正领悟和把握到世纪向世纪的跃迁的巨大世界存在论意义和人类生存学价值；也只有当以这种态度和方式来看待世纪向世纪的跃迁，才能够真正在世纪的变迁中更好的面对人的存在和世界存在之整体状态与处境，严肃地探索世纪跃迁的时代精神指向与价值蓝图。
“世纪”的自我界定和标志是“世纪图样”。“世纪图样”是“世纪”独立存在并敞开其永恒存在价值的根本凭据。“世纪图样”是潜在地笼罩于这个世纪的人类存在和生活的基本精神框架和情绪氛围，它是由人类在特定世纪的生存中的整体时空意向和整体思维、情感、意志、心灵意向相生成建构的精神样式。他是理性抽象的，又是感性具体的：它的理性抽象性决定了它是相对恒定与不变的精神框架；它的感性具体性决定了它是流变不居的情绪(包括生命意志情绪、存在论情绪、生存论情绪、认知论情绪)氛围。比如16世纪和17世纪的“世纪图样”是各不相同的：在16世纪，批判性修正和创造性思考构成了这一世纪的基本精神框架，并从而翻卷着一股新的人文色彩和冒险情绪；而17世纪所激荡的却是一种科学理性情绪：这种情绪之成为该一世纪的精神主旋律，在于该世纪对新人文主义冒险精神的弘扬和光大，把宗教和科学引向了正面对立之境，由此形成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在这一冲突面前，宗教走向了自我溃退，科学进入了主导性领域。因为在这个时代的存在论意识和生存论体验与领悟中，人类生存的精神框架的生成建构主要依赖于两种相关而不相同的精神活动——即⑴宗教与道德信念和⑵寻求实证知识。当宗教和道德信念被坚定时，狭隘的界限将被施加于人类对其生存基本精神框架的自由探索，当宗教和道德信念不安全或发生冲突时，人类生存的基本精神框架将特别急迫地表现自己而更加开放于自由探索的状态。17世纪的宗教冲突把实证知识的探索推向了最大活力阶段，这一时代的各个领域都试图把数学证明的精确性引入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并包括哲学本身。数学的应用和精确的测度方法，理性经验和实证知识的量度化构成了这一世纪人类生活的基本精神依据和生活行为的客观评判尺度。17世纪实证知识之所以能战胜宗教与道德信念而形成科学理性主潮的世纪图样，其历史的因素恰恰是文化传统——毕达戈拉斯—柏拉图传统的发扬光大：毕达戈拉斯—柏拉图传统以几何关系来看待自然世界，并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而建构起来的。尤其是毕达戈拉斯传统用秩序处理现象，满足于发现某个精确的数学描述，并把这种描述理解为对宇宙终极结构的一种表达。毕达戈拉斯传统在17世纪的发扬光大的具体表征即是这个时代对数学的兴趣并成为这个时代科学的基础动力，而其现实的推动力量恰恰是机械论哲学：机械论哲学确信自然世界就是一架巨大的机器，这架巨大的机器是由某种内在机制所推动，因而机械论哲学努力寻求隐藏在世界这架巨大机器背后的机制，所以，机械论哲学所坚守的是关于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认为自然世界理智是透明的，其所关心的是自然世界诸个别现象的因果关系，因而他们力图从自然哲学中消除每一丝朦胧，发现主宰自然现象的是由不可见的机制所引发和推动，而这种机制是完全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熟知的机制。毕达戈拉斯—柏拉图传统的传统发扬光大与机械论哲学的兴起，这两种思想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从而形成相互的冲突，这种冲突“而且显然不只是数学科学受到了影响。由于它们提出了冲突的科学理想和不同的程序方法，远离了毕达哥拉斯几何化传统的科学，如化学和生命科学，都受到了这种冲突的影响。对机械因果关系的阐释常常站在与通向精确描述之路相反的路途上，科学革命的充分完成要求消除这两个主导倾向之间的张力。”［8］由于笛卡尔的努力而完成了这一使命，笛卡尔的普遍数学方法，使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获得了现代(17世纪)新生：普遍数学方法成为描述机械论哲学所信仰的自然机器的内在机制的基本手段，开辟出对抗和战胜宗教和道德信念而全面确立机械论自然秩序观的基本科学方法——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这里面引人注目的主要因素一共有三个：第一是数学的兴起，第二是对于无微不至的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第三是中世纪后期思想上过火的理性主义。我们说的这种理性主义，指的是一种信念，认为发现真理的途径主要必须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析，而且通过这种分析就能决定事物是如何活动和发生作用的。那次历史性的革命坚决地放弃了这种方法，而去研究前因与后果的经验事实。在宗教中这革命就表现为复溯基督教义之源，在科学里就表现为求教于实验和归纳法的推理。”因而，“17世纪终于产生了一种科学思维体系，这是数学家为自己运用而拟定出来的。数学家的最大特色是他们具有处理抽象概念，并从这种概念中演绎出一系列清晰的推理论证的才能。只要那些抽象概念是你要探讨的，你就能圆满地运用这些论证。科学抽象概念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提出了物质和物质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简单位置，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感觉、感受和推理，但不干涉外界的精神。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迫使哲学承认它们是事实的最具体的说明。”［9］
“世纪图样”是人为的杰作并为人的依据，它产生了人类对自我存在向生存领域展布的基本精神凭据的现实探索，并全力支撑、解释和解答人类生存的现实性与综合性。因为物质欲求所降临的种种灾难与桎梏，必将把人引向精神意念上的幸福和自由探索之途，而这种探索——对“幸福”和“自由”的界定和看待，又命运地凭据于人类存在的现实精神框架——“世纪图样”作为其实在的、终极的解释因素和内在尺度。如果说支撑17世纪人类存在精神活动的“世纪图样”是数学化的实证知识模型的话，那么18世纪的“世纪图样”则是对力学模型(即机械动力模型)的模仿：18世纪被历史上称之为“科学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科学革命正如那个时代的法国数学家让•勒龙•达朗贝尔(Jean Lerond d’Alembert，1717—1783))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世纪被称为……卓越的哲学世纪……。新的哲学化的方法的发现与应用，伴随各种发现的那种热情，宇宙奇观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某种理念的提升——所有这些原因即造成了心智的强烈震动，一如出于堤坝的江河一样，从各个方向漫延穿透大自然。”［10］这个“卓越的哲学世纪”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模型基础上并全方位解释牛顿力学模型的体现：牛顿的力学模型由三大原理构成，即惯性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的力学模型是对他之前的伽利略的自由运动理论、笛卡尔的运动守恒原理、惠更斯的离心力定律的继承、修正与完善，也是对17世纪科学的主要流派的科学思想所进行的总汇，并在此基础上对机械论哲学予以了根本上的修正，赋予它更为深度复杂的内涵，从而为后来两百多年间的西方世界的科学思想框架。牛顿认为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来说始终是不透明的，科学不能指望能够获得有关于世界和事物本质的确凿知识，科学解释只有在它能够从现象追溯到本质时才是有效的。然而自然是天定的，它的方方面面可能人类永远也无法理解，但是可以通过它的规律而进行数学化的定量描述，牛顿运用描述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和自然，从而形成一整套足以解释自然现象的理念。同时，牛顿还建立起对物理学的独特认识并从而成为后来科学的普遍信念：即物理学的目标是对运动现象做出精确的定量描述，尽管事物的最终本质无法理解，力的概念却能够被科学所接纳并用于科学的证明。“我认为这些原理并不是神秘的属性，它们并不是从事物的特殊形式总结出来的，而是从自然界的普遍定律，事物自身也正是依据这些原理形成的；透过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真理所在，尽管还不能发现它们的起因。因为这些是明显的属性，而它们的起因是神秘的。告诉我们每一物种天生具有一种神秘的具体属性，等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但是从现象中总结出二三个运动的普遍原理，然后告诉我们一切物体的性质和作用是如何遵循这些明确的原理的，这将是哲学上极大的进步，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原理的起因，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上述的运动原理，它们只涉及了一般的范围，而它们的起因留待于进一步去探讨。”［11］(牛顿)由于牛顿对以“力”为核心思想的力学模型的贡献，在人们看来，通过牛顿一种关于自然的科学已被创立，而关于精神的科学也得到创立。二者的目的必须保持同一。因为对任何一个真实的问题都有众多的错误答案，而正确的答案却只有一个。一旦这个正确的答案被发现，就最终放之四海而皆准，面临人类存在的最大需要是寻找那种可靠的发现正确答案的方法，牛顿已经寻找到并现实的运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而建起那样一门光照千秋的自然科学，因此对这种方法的仿效，同样将在人类精神领域获得并不亚于牛顿的丰硕成果。
由于“世纪图样”的产生是人为的并且“世纪图样”的存在是人为的，所以在有效的生存时空框架内，“世纪图样”始终激荡着一种自我坚韧的顽强性格和异己他物的排他情绪：不同的“世纪图样”总是标示着不同的世纪，“世纪图样”的变化产生着世纪的跃迁：机械动力模型和古典物理学所弘扬的拜物情绪被“历史图样”所取代时，18世纪也就随之消失而代之以19世纪。19世纪的“历史图样”把人类生存引向了由神到人，由关注上帝的存在意蕴到关切上帝的象征意趣，由所谓的客观的实证知识的量度化而装入人的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的主宰意志和走向对这种意欲主宰的无可主宰之模糊探索之途，并由是极大地激励着一往无前的科学（古典物理学）在艰难的自省中迈进了生物学领域，迎来了人类世界的真正科学时代——现代科学的到来，生成了削弱和消亡“历史图样”的人类精神动力——即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精神和文化人类学的整体意识。
思想、思维、视野与方法 “世纪图样”的生成、建构和消长，是一个前赴后继的历史过程——它孕育产生于世纪到来之前，并在此一世纪结束之后仍把自身的某种精神、品质积极地融化于下一世纪的“世纪图样”之中。18世纪的机械活力模型可以在古希腊思想中找到源头，机械活力模型和古典物理学所弘扬的拜物情绪里蕴含的那种普遍绝对的观念、意识很大程度孕育了19世纪的“历史图样”的历史精神。由于对这种历史精神的追踪，生物科学的诞生并引来科学界的伟大革命，横断科学、边缘科学应运而生，这一科学事实的出现标志了人类思维—认知世界和事物的方式、角度、视野再不是孤立的、狭隘的、内闭的，而是纵横开放、整体综合，人们把这一观察世界和事物的方式、角度、视野称之为文化人类学方法：
“19世纪最大的发明就是找到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方法进入人类生活中来了。如果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变化的细节，如铁路、电报、无线电、纺织机、综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谈，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方法本身。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础的真正新鲜事物。……。这整个的变化是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的。科学被人们认识到的地方多半是它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理，因而便显然成为实用观念的储存所。但我们如果要理解这个世纪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把它比成一个矿藏便比储存所更恰当些。同时，我们如果认为科学概念的本质就是人们所需要的发明，因而只要拿起来就可以用，那便大错而特错了。在科学概念与发明中间隔着一个绞尽脑汁的构思设计阶段。新方法中有一个因素便是设法把科学概念与最后成果之间的鸿沟填起来。这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向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进攻的过程。”
“世间经常有许多人把毕生精力都贡献到思想的某几个领域中。……但直到19世纪人们才完全意识地认识到知识在其一切部门中专业化的力量，找到了培养专家的方法，认识了知识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发现了抽象知识和技术进步相连系的方法，并且也看到了技术进步的无限前程。这一切事情，直到19世纪(主要是德国人)才彻底地做到了。”［12］
这种新方法的发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艺术或创造性活动都不能脱离持续的、不可转化的和有限制的事实。事物的持续性的意义在于它自己保持住自为的有限达成态。持续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阻碍的和不可入的；它在环境中显示出自身的位态。但它并不是自足的。所有事物的一切位态都参与到它的本质中来。它只有把自身所在的那个更大的整体汇合到它本身的界限中才能成为其自身。反过来说，它也只有在本身所在的环境中安置自己的位态，才能成为其本身。这种新方法的发明使人们由此发现：事物的变迁，世界的神幻莫测，最终都来源于人对它的态度和情绪的有所改变，认识和把握世界和事物的根本要义不是认识和把握行为本身，而是认识和把握认识事物的方法。在人们看来，识辩事物真伪的方法是多种可能性的，因为洞察事物的对象在其洞察的历史运动中存在着深度和广度上的转移，这必然要求洞察手段（方法）的随之掘进。这样，方法没有真伪之别，只有优劣之分；方法的寻求和发现，建设和拓展，则成了永恒的精神活动能力——它现实地构成了人类整个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奠定为其生成运动的坚实基础。
19世纪的科学革命的伟大性，还在于他把牛顿以来的以经典物理学为基本内涵的“科学”引向了以文化学为基本内涵的“科学”。19世纪的科学革命激荡了人类由来已久的基本信念，即那绝对、普遍、永恒的神化观念（不管是从“物”入手去建造它，还是从“精神”着眼去建造它），导致了20世纪那面目全新的“主体图样”的高悬。普遍、绝对的方法观的被无情扬弃，正是对那根深蒂固的神化观念的彻底批判；掘进性的方法观既是对“主体图样”的正面建树，又是对“主体图样”的全方位播散；这种方法观，是以主体性的人对世界的不同要求性：方法的掘进不仅是人对对象世界的分割和组合的再建构，也是人对人自身观照和洞识的深度化和广度化。由此“方法”构成了人类思想本身，人类思想的基本主题是对自我存在和存在界限的自由探索，20世纪的“主体图样”事实上直接淡忘了这一基本主题，并把人类思想探索引向了主体方法的认识论道路。这并不是人类思想探索的误入歧途，而是人类思想探索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僵化的古典本体论模式(机械论、活物论、惟灵论)中突围自我并走向全面革新和重建的必然历程。“主体图样”的建构、掘进式方法观的社会生活化，标志了那种僵化板结的古典思想（方法）精神的全面扬弃。人类思想探索的基本主题和方向的重新确立——为21世纪人类思想探索的新本体论化奠定了基础。
“主体方法”图像 20世纪的主体（即掘进式）方法观导引人类思想探索踏向认识论道路，其所结下的智慧硕果还在于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归结为认识活动：每一认识都基于对一种特定方法的认识，这种认识进程本质上是对方法的修正或重建进程，这一进程的演进速度和强度，决定着人类精神运动的速度和强度，更决定着人类思维—认知存在世界（自然、人、社会、自我、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展布着人为世界疆域的掘进和拓展的速度和强度。正是这一事实使人类不断地觉悟他的存在和他的生活：每一种生活样式的确立与消除，都首先是支撑这种生活样式的“方法”的产生和消亡，而一种“世纪图样”的消失与另一种“世纪图样”的诞生，同样是一种“方法”的消失与另一种“方法”的诞生。20世纪的精华性革命意义就真实无误的体现在它的“世纪图样”的“主体方法”化，并由此荡漾起了它的文化情绪。
20世纪的“主体方法”图像在三个方向、三个领域中得到集中体现和发展。第一个领域是古典人文科学领域，这个领主的发展以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建设为标志：哲学的建设主要体现在对古典哲学批判的同时追求认识论道路的全面开辟（如分析哲学思潮）和对新本体论的艰苦重建（如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等等）；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建设的主要标志是哲学方法的探索（如结构主义方法）。第二个领域是现代科学领域，生物科学的诞生给古典物理学带来全面复苏，同时刺激了化学和宇宙学的现代发展；而现代物理学，生物化学科学，宇宙学等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激励着生物科学自身的掘进和拓展。生物科学的全速掘进和拓展的突出标志恰恰是它那日新月异的以进化的观点和视野看世界和看人的方法。第三幅图像恰恰是在这样一个综合领域——即综合古典人文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于一体的方法论领域，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对方法论的探索和对科学前进予以哲学审查的科学哲学的诞生及其高度繁荣。
在20世纪的“主体方法”图像构成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方法论探索和科学哲学探索都在20世纪后期呈现出综合的趋势，方法论的综合体现在对方法论的新发现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的创造性开发运用的综合性上。前者的主要成就如系统动力学、现代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后者主要体现在运用各种现代方法广泛地、广角度地和多层次多侧面地研究同一对象。而科学哲学的综合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人们日益从许多看来并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现象中去寻找其内在的“相似点”和“统一性”，并由是做出定性的以至定量的理论概括；二是科学哲学研究开始了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综合性探索，如70年代中期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尼古拉•麦克斯威尔提出的“形而上学蓝图论”和美国科学哲学家G•格汀所提出的“概念框架论”等等理论构想，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综合趋势。第二，人文科学领域里的认识论发展和本体论重建都呈现新的融合趋势，即认识论探索以无视本体论而走向叩响本体论之门，这一趋势明显体现在哲学阐释学思潮的兴起；本体论重建思潮在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曲折的探索之后指向了对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和存在行为的关注，这一势态以存在论哲学(包括法国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和以德国的海德格尔为巨匠的基础本体论哲学之思的道路的开辟)思潮为标志。第三，现代自然科学在生物科学的带动下，以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的飞速发展，直接激励了各种边缘学科、横断科学的群星灿烂，这些边缘学科和横断科学恰恰都具有极浓的综合性色彩，而宇宙全息统一论和广义综合进化论则把方法的综合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宇宙全息统一论是研究信息系统乃至宇宙整体中普遍存在的全息统一现象、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应用即宇宙全息统一工程的科学。它是在哲学、中医学、气功学、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宇宙学、生物学等科学理论中所包含的统一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则认为，“进化不仅包含生物界变化的型式和变化的动力学，而且也同样包含宇宙变化的型式和变化的动力学”“进化不仅仅指生物物种的进化，而且指在我们认识到的宇宙范围内出现、存在、变化或消失了的所有事物的进化”。［13］基于这种思维，广义综合运用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通讯理论，动力学和动态系统理论，以及数学中的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和最重要的非平衡态热力学理论来研究世界的变化和种种变革的不可逆进程，来研究人类存在展布达向新的存在之域的不可逆进程：“进化是地球上产生出我们周围的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生物物种的过程。可是进化并不局限于生物物种：宇宙中的其他事物，即使不象生物物种那样产生出来，但只要它们是在时间过程中形成的，那它们就必然也经历了一个进化过程。”进化不仅是事物自身的展开过程，而且是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奠定谋求新展开的基础的进程，“从最低限度来说，每种进化都为下一种进化奠定了基础。从物理学领域的进化所创造的条件出发，才产生使生物进化得以起步的那些条件；同样，从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所创造的那些条件出发，才出现了人类(连同许多其他物种)得以进化出某些社会组织形式的条件。……进化是一个连续过程，所有已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有竭力要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不可能摆脱进一步的进化。在这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之内，只要遇到了所要求的压力和温度，任何一个氢原子都是一个必定要转变成氦的实体。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免于发生变异或走向灭绝。如果说人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似乎不再进化了的话，那末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他们确确实实在进化着：引导人缓缓向前进化的不再是遗传因素，而是社会-文化因素。任何一个现在存在的事物或人，它的未来并非仅仅取决于它的过去——它的进化，更多地是取决于它的现在，但那也是进化。进化是未来的创造者：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是进化本身继续展开的具体表现。”［14］因此不难看出，广义综合进化论的思维视野和思想方法不仅具有现代综合特色，而且具有了生态意味，更引人注目的是广义综合进化论对科学和对人类精神的看待，它认为科学和哲学经久不衰的根源在于对人类心灵无休止的渴求的满足，二者的使命都在于寻求意义建立秩序。世界的进化，科学的前进，人类精神的一往无前都是探求某种秩序并展开秩序的不可逆进程。
生态化综合方法 综观20世纪“主体方法”图像所孕育生成的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人类精神现象及其发展，已为21世纪“世纪图样”的生成做出了最灿烂辉煌的预设：被预设的21世纪所徐徐展布的是一幅生命生气灌注的“生态图像”，这一图像所关注和指归的对象是主体化的“生命”(特殊地讲是“人”)：生命的存在始终是生态化的，人是生命之一特殊形态，人的世界性存在及其生存展布同样是生态化的：人永远是生态化的人。所谓“生态化的人”是指人这种生命存在形式，在其向自身和世界展布自我的进程中始终要(创造和)接受一种强烈的合目的性的理性情绪和意识的激励，即不断获得一种个体存在意向和群化生态意识的本能诱导和鼓舞，这种存在意向和生态意识是历史的——对过去的反观，对未来的预设，对现实的正视，而不是情境性。这种存在意向和生态意识融汇为每一个个体的积极生命意志和生存情绪：自然、热情、沉稳的立足现实生活，宽容豁达地看待过去，激情满怀地追求未来。在这一“生态图像”中，过去不再是诅咒的对象或沉醉的乐园，或者说人站在过去面前，不再论为血气方刚却少不更事的小青年或沦为泛海沉浮之后的慕气沉沉的老人，而应该是成熟的壮年。在这里，过去只是人生的镜子，过去的历史将成为激励人更加健康地存在和生存的源泉（正面的和反面的）；现实不再是人苟且偷生的避难所或芸芸利绿的交易场，它是人之世界性存在展布达向新的存在之境进程中，熔炼和锻造自我之世界存在形象和健康生存人格的火炉，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火炉的熔炼运动之中，走向为着完满谱写自己而更加信心百倍的丰富自己、开发自己、掘进自己、升华自己之光辉灿烂的人生（人类）丰碑的树建之途。生态化的人，将淡忘结果，冷漠因果循环、拒斥一切抽象无物的观念和那些绝对普遍、神化的情绪；生态化的人关注世界和生命的完整存在、关注世界和生命之整体生态，关注整个人（自我、他人、社会、人类）的生态化存在、生存和生活，并脚踏实地地投身于历史化的此在生态运动之中，不徘徊，不犹豫，不叹息，不驻足，不自炫，不自足，不自我片面和自我偏袒，不自我遮蔽和自我封闭，磊落坦荡为他人，为时代，为社会，为人类、为整个世界生命的日益和谐与伟岸而塑造自我。
在“生态图像”中，“生态眷注”构成人类存在的基本生存意向和价值方向，在这一生存意向和价值方向的指涉及与激励下，人类精神探索将全面走向新的综合——即生态化综合。生态化综合是当代(21世纪)人类精神（思想、思维）的基本方法，这一基本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将在“生态眷注”的基石上敞开出三种趋向：第一，生态化综合是以世界所有生命在为基础、以人类之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终极价值化和终极意义化生存为起点、以世界和人的存在之整体展布达向新的(和谐)存在之境为目标的综合，因而，生态化综合将抛弃那种根深蒂固的抽象观念模式而真正突破观念抽象领域，驻足于人类存在展布的现实土壤(即整个世界存在和整个世界生命存在之现实)，从人类的实际生存境况出发并最终归指于对人类存在新境域的构建。第二，生态化综合方法为人类之世界性存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视野，它将引导人类真正突破静止、单一、平面化的和为我主义的生存状态，追求开放性、多元化、立体化的生存创生。生态化综合方法将把整个宇宙自然世界看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把人和人类的每一生存行为作为这个生命整体的自身运动，人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即是以宇宙世界的存在和所有生命的存在为前提；人的生存、人类生存事实地展开为宇宙自然和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人的历史、人类历史即是宇宙自然的历史和所有生命的历史。因此，看待每一个事物都必须是具备宏观整体、立体网络、运动变化的眼光，对待每一种生命都必须拥有一种平等的、慈爱的胸怀。第三，生态化综合方法将全力拆除那根深蒂固的、局部性的、学科性的、领域性观念，弘扬一种整体生态观和生态整体观，因为世界存在是整体的存在，人的存在是整体的存在，人类精神的破旧立新同样是整体的探索进程。近代以来的学科化、专业化、领域化方向从根本上分裂了人类的心灵、情感、意志，斩断了人与世界、生命与生命、人与人、人与人类之间的整体生态精神的内在联系，使之独立化、片面化，从而推动知识的接受、学术和学问的探索沦陷进对经验、知识、思想、智慧、方法、技能的单一化、封闭化和浅表化追求，以至于形成搞计算机操作的不懂物理学，研究历史的不了社会学知识，搞政治的只关心权力和权术，弄哲学的不懂伦理学，专事文学的不了解历史， 学古文的不懂老子的思想和智慧，学现代汉语的只知道抽象的语法观念，以国学为饭碗的人不懂中国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大谈生态主义的只停留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中心、自我霸权主义、简单的工具主义等等生存观念的滋生与泛滥，都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局部性的、学科性的、领域性观念相关联，或者说这种普遍泛滥成灾的根深蒂固的、局部性的、学科性的、领域性观念，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的种种危机的思维—认知和意识—精神温床。生态化综合方法将以一种崭新的哲学精神和智慧，来消毒人类这种积习已久的思维—认知和意识—精神温床：生态化综合方法将综合现有各种综合方法，拆除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阻隔之墙，清除那陈旧的“科学”观念和“学科”意识，使之达向对世界和人、生命和自然、现实与历史之整体视域。在生态化综合视野中，科学和学术即是对人的世界性存在之整体展布(生存)向新的存在之境的开辟道路与进程，在这一道路与进程中，不管其追求和探索的现实对象是什么（宇宙、自然、大地、人、社会、文化、伦理、宗教、艺术、历史），都是我（人类和人）为的和为我的，都是激荡着合整体存在目的的生态理性精神，这种合存在目的的生态理性精神，即是世界精神、生命精神、大地精神、人类精神和人的世界性存在精神和人的生生不息的世界性生存精神，这种合存在目的的理性精神所展布出来的人间之爱和生命之爱，即是博大精深的智慧之爱、宽容坦荡的物性之爱、生命之爱、人性之爱和人类之爱。这是当代人类科学和学术的基本品格和精神，这亦是当代人类哲学的基本追求与目标方向。生态化综合方法将全面弘扬这一品格和精神：在这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导引下，所有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探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有待于跨学科的方法、视野的参照，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首先是博学者，哲学家必须是科学家，科学家都是思想家的时代又重新回归于人类。在生态化综合视野中，人作为人，将是整体生态化的智慧主体和生态整体化的存在主体。
3、生态化综合生成的存在论境遇
人作为世界性的存在者，其从他成为人那一瞬间(即产生最初的文化意识那一刻)开始，就跨入了对流变不已的时间和广漠神幻的空间的忧惧不息的历史，因为神幻广漠的空间和流变不已的时间不仅是外在人和支配人的主宰力量，而且是把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前者使人痛感存在的无能为力性和生存的不可自主与不可自由性；后者使人痛感到生命存在的孤独性与生存的孤苦性。由此，拥有文化激情的人类开始了其反抗时空的历史：人企图通过这种反抗的智慧方式来把时空予以主观的形式化，并企图通过对其主观形式化的方式来凝固时空、来消除时空的自主运动。然而这一切只能赢得一时的消解，因为人发现，用形式化的方式来把广漠神幻、流变不已的时空平面化、静态化、凝固化，这只是人的一种精神幻相，外在于人的时空力量仍然无情地流动和变幻，但人又不甘心于自身的无能为力和孤独，所以他只有在自欺与无以自欺的矛盾运动中存在和生活，这一根本的存在境况构成了人的现实存在困窘与不堪容忍的生存痛苦，这种存在困窘和生存痛苦点燃了人类企图超越的意识和谋求创生的潜在意志之火，超越情绪激荡着人永恒地不满足于已有和现实，激励着人始终怀抱一腔理想的热血，对未来存在做着种种创设和谋划；人的创生意志时时煽旺生命之火焰，升腾着创生自我、创造未有存在世界之激情，以此超越已有和超越困境。因此，人类的创生意志和她那与生俱有的超越激情构成了人类摆脱存在困境和生命孤独的巨大潜在才智和力量，这种人类所固有的巨大潜在才智和力量，推动人类世纪图样生长的前赴后继，促成了21世纪生态图样在20世纪后期的诞生，使生态化综合哲学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崭头露角成为现实。
一切预设都是历史化的现实预设，一切预设都是基于其历史进程对现实生态整体图景的灿烂描绘并达向新的整体生态存在之境的渐进性展布。生态化综合哲学方法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对人类书写学〔1〕 的正面探索而获得诞生，这是21世纪“生态图像”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生活中的现实展开。这一展开本身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它具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必须性：因为一个世纪图样的消失与另一个世纪图样的生长，是一个前赴后继的消长运动，这一运动规律使每一世纪图样都有跨世纪性质：一种新的世纪图样往往萌动和诞生在世纪之交的生态进程中，并往往把其某种精神积淀为另一世纪图样的内在构成内容。21世纪的“生态图像”之诞生于20世纪末，并在该世纪90年代以对人类书写问题探索为最初的展开形态，这是20世纪人类精神探索的必然：因为自19世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诞生，一改物理学一统天下的独尊局面，生物学由此横向发展并在20世纪获得世纪性成就，这一成就的突出标志是与宇宙学结合而产生广义综合进化论。社会生态学的社会化确立和广义综合进化论的崭露头角、耳目一新，其迷人之处主要不在于其综合性，而在于其生态性，即人类精神道路的开辟表现为其历史化的此在生存为焦点的探索。20世纪的思想建设同样是自19世纪开始，人类那根深蒂固的古典本体论思想逐渐受到怀疑、批判、否定，到了20世纪，古典本体论走向了全面衰落，认识论思想由此得到全面确立；但单一的强调怎样认识世界，而不是关注世界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势必导致认识论探索的无根基性而逐渐走向自我沉沦。20世纪末认识论的沉论还有一个异常重要的原因，即人类对知识加以客观性或主观性地看待这种思维惯性——凡是以科学的姿态出现的知识都是客观知识，它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反之都为主观知识，正是这一深层的思维习惯导致认识论的自我重振——科学哲学鼎立于20世纪学术之林，并在20世纪后期朝着生态化和整体化方向发展，其突出特征不是综合化，而是对人类生存本体的关注。
20世纪科学建设的生态化趋向的产生和形成，自有其深层的文化学因素，那就是20世纪人类精神跨入了更高一级文明形态之中，其巨大智能潜力得到了相应的开掘，与此同时也获得了更多更深层的苦难意识，这种人之为人的苦难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能力，不断发现笼罩挟持人类的那种生活情绪的异己化，即人的存在和生存的非个人性、非人格性、非根基性，逐渐生成出人类对于自我存在的非根基性、非个人性、非人格化意识和生存的苦难情绪，这种意识和情绪弥漫着整个世纪，人类再度开始了对自我生存的终极眷注，在这种存在意向和生存情绪的陶冶下，以自我生态为支点的新时空观逐渐生发，这种时空观消融时空的主—客观界限，模糊了时空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的对立性：时空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力，而是随人的实际生态的演变而不断变迁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感性生存的人类既不生活在所谓的自然 （客观）时空之中，也不是生活在什么神化的主观时空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种具体的、流变不已的生态时空之中，生活在人对自我生存的不断意识、不断觉醒的时空之流中。正是这一时空意识和生存情绪促成了20世纪思想建设的综合性、本体化趋向，也正是科学建设的这一顽强趋向，为21世纪的生态图样在20世纪90年代书写学建设中正面展布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人类生存的巨手已经落下了2000年的帷幕，2000年的深远早已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人类现代文明终于以其前赴后继的艰难跋涉而忧郁凝重地迈向新的千年世界。在行进于千年新世纪的进程中，我们意欲要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创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要准备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中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给自己创造出什么样的存在形式？我们要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什么样的实际内容？这得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它，将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自己曾经亲手创造出来的历史和曾一度沉醉过的现代文明？这是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决定着新的千年世界的存在样式和人类的未来命运。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美学家桑塔耶纳也讲过一句相类似的话：凡不研究过去者注定要重复过去。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喧哗过去，则意味着消解现在和毁灭未来。从漫长的人类物种生命演化、成长史来看，纪元的历史 构成了人类最辉煌的文明史。因为这段历史进程把人类存在推向了现代，并不断地推动人类对自我存在的全新创造，其最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人类为自己的存在展布创造了繁衍生息和存活自我的能力；二是人类为自己的生存通向更新存在之境创造了创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世界的原发存在是存在者和潜在的原发生态语义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世界的实存性存在(即继发存在)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详见第4章)，人类的存在既要以世界存在和生命存在为先决条件，更要以自我物种生命的继续存在为其基本前提，以此，人类现代文明意识追求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创造自我繁衍生息和存活自我能力。繁衍生息与存活自我能力的形成和不断提升，是人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抗御自然力和创造生命再生力的结果。人类的这一伟大成就标明了他真正摆脱自然力的束缚而意气风发的走出自然独立地塑造人的形象：人是自己的杰作。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人口由迅速增长到膨胀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单纯是人类生育无度的体现，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生命存在意志和生存智慧不断创造和提升抗御自然力的能力之自然体现：人对自己的生息繁衍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它是一个有关于人类自身存在与生存发展的文化问题和文明问题。文明的程度越高，人的生息繁衍能力和存活自我的能力就越强。以此来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虽然其见解深刻无比，但却并不就是真理：马尔萨斯把人口的繁衍理解成是生物的自然规律，这从人类的存在事实和生存走向来看，是有些不切实际；人类生命自有属于自己的存在意志和生存智慧以来，其自我繁衍的行为、方法、迅速、质量既要接受生物物种的规律，更要接受人之自身尺度的规范和制约。人类的这种关于繁衍生息和存活自我方面的“自身尺度”，就是人类本身的意志、智慧、情感、力量的综合体现。20世纪以来人类自身对人口的控制，其目的是控制人类自身的生育繁衍力，但就其本质上讲，人类自身的生育繁衍力，恰恰是人类自己的存在意志、生存智慧和生活情感、力量在生育繁衍方面的集中展现。因而，控制人口的最终目的是在抑制人类的自身能力，所以这种自我抑制自身能力的努力也就显得异常的艰难，其原因在于：第一，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的物种生命，是要不断埋头于更新自我文明道路的开辟，而对这一道路之永无止息的开辟，恰恰是人类抗御自然力的能力不断提升的进程，因而要真正彻底地抑制人类的意志、智慧、情感、力量，也就事实上显得艰难曲折。第二，控制人口的全部努力是在抑制人类的生育繁衍能力，但与此同时，人类却又在不遗余力地提高存活自我能力，这种不遗余力的努力行为，恰恰又是在人为地打破物种生命的生态平衡规律，即提高生命的存活率，降低死亡率，人类生命展开的这种生态的非平衡性状况，恰恰又是极不利于对人口抑制的。第三，纵观现代人类历史，一切有关于控制人口的行为都是一种外部强制，这种外部强制力量并没有真正进入人类的内心而融化为一种内在的指导力量。形成这种状况的最终根源恰恰是人类自身文明精神还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应有的品质，即人类的存在意志、生存智慧和生活情感、力量，从整体上还处在一种蒸蒸日上的野性扩张状态，因而，要使人类能够自觉地获得一种理性地节制自己的意志、智慧、情感、力量的内在指导品格、精神和力量，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自我思维—认知模式和思维—认知方法，即生态化综合方法。
人类现代文明的又一个伟大成就是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创造物质世界的能力：在物种世界里，其它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一种适应性的存在，而人类存在却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这种创造性的存在形式就叫做文明：人类是文明的动物。作为文明的动物的人类，自然地把创造性的存在视为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在这一使命的驱动下，现代人类创造了有史以来最灿烂夺目的那一页恰恰是对物质世界的创造。这种创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把自己的意志、情感、智慧、力量对象化为源源不断的高水准的生活物质资源，使有限的物质生活变得了日益的无限化。这种种被创造出来的物质资源，不仅仅限于吃、穿、住、行等方面的，而且还包括权力争夺、生命屠戮、空间想象、时间创造等等方面的。二是最为杰出的体现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在现代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自己的意志、智慧、情感、兴趣、爱好、力量来安排自然世界，来整治自然世界：让大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可能是对人类在现代文明史上改造和征服自然世界的最精辟的概括。三是在现代文明史上，人类最最引以为自豪的大概应该是技术和对技术的全速进步：就物质层面看，人类前进和文明的直接推动力恰恰是技术：没有对技术的创造和没有对技术的不断创新，是根本不可能有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创造，更没有对自然世界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和征服的。因此，征服和改造自然世界，创造物质资源，此二者的真正实现，都是因为技术的功劳。技术既是改造和征服自然世界的工具，又是创造物质资源的动力。
如果说前纪元(比如西方的古希腊和前古希腊时代)历史中科学产生和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更多的是人类面对茫茫宇宙自然世界的那份惊诧感、好奇心、神秘感的话，那么纪元以来科学发展的动力则可能更多的是人类对技术不断要求的结果——人类对技术进步的狂热，现实地推动了现代人类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这似乎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首先，纪元之前的自然科学，恰恰又是哲学。纪元之前的科学与哲学的无分离性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探索的整体性方向，是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类思维—认识能力的低水准性。这种整体性地探索、求知宇宙世界和人的存在之谜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具有非功利性的惊诧感、好奇心、神秘感，正是当今人类所整体缺少的心灵动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以一种生态整体的眼光和态度来面对世界存在和生命存在的精神、品质、视野、境界，恰恰是人类现代文明所不该抛弃而又几乎完全抛弃了的最珍贵的心灵资源和精神财富。其次，哲学应该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对哲学的探索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崇高的象征。然而，现代人类文明进程却逐渐蜕变成为对哲学的傲慢与偏见的历史：纪元之前的苏格拉底以毕生的精力以至生命，创造了人类哲学的主题——即认识人自己，从而开辟了对人类自己的认识必须要立足于人的存在和谋求完美生存(即美德地生活)为出发点的道路，但是在随后的历史展开进程中，人类却使自己踏了与相此完全相反的道路：由于技术主义的主潮而形成对哲学的急功近利的要求性，哲学开始了屈辱于科学和技术的胯下匍伏前行。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人类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以至于最后滑入庸俗实用主义的深渊而欢呼不已，其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再不关心真正的哲学，而把哲学作为一种彻底实用化的技术，哲学的科学主义道路(比如科学哲学)和哲学的政治主义道路(比如政治哲学)以及哲学的文化主义追求(比如文化哲学)真正主宰了人类哲学的命运，因而，哲学消亡论成为了当今人类精神生活探索中的主题。追溯其原因，在于在人们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最重要的不是思考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因而，一旦哲学要对世界、生命和人进行存在性的和本源性的体验、领悟与沉思，它也就变得无用。由是在许多的场合，人们往往干脆把哲学与无用划等号，以至形成哪怕是接受过高水平现代文明教育的文化人以至于知识精英，则一生都不知哲学为何物，不知道哲学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更不知道哲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在这样一种存在性质与生存价值取向的文明背景中，哲学的悲剧不仅仅是哲学家的悲剧，而且首先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悲剧。再次，宗教是人类对自我存在和对世界存在的终极关怀。然而，随着纪元以来的人类现代文明的全面展开，终极性问题开始逐渐让步于物质生活问题，内在指导原则逐渐被外部强力原则所取代，人类由内在信仰转向了对外在信仰的绝对依赖，宗教由此与“精神鸦片”、“迷信”、“愚昧”等观念话语相为伍。这样，人类的内心从此失去了应有的和谐，矛盾、冲突、斗争、对立等等充斥了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世界也就随之变成了一个相互争斗和互相竞技残杀的舞台。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现代人类文明融进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智慧。当站在人类智慧的高峰，鸟瞰20世纪人类存在状况和生存取向，不得不沉痛的看到：踌躇满志的人类在跨入千年新世纪的道路上，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危机，因为20世纪的最高人类成就，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繁荣把物质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制高点，倒不如说是人类通过对自我繁衍生息能力和自我存活能力的积累性创造，为地球生产出了多达60多亿高耗费的生命：60多亿人口，60多亿张不断吞食自然资源的嘴，60多亿个欲望无穷的大脑，给这个原本和谐的世界带来了什么呢？自以为是、傲慢无情的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欲望满足，造成了成千上万种物种生命的灭亡。但在今天，人类仍旧在孜孜不倦地向物种生命进行扩张性的杀戮，而全然不知由于我们自己的嗜戮成性，使整个物种生态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应有的平衡。物种生态严重失衡，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谋求进一步存在与生存发展的根基。
无可否认，自20世纪以来，人类智者已经开始了觉悟，生态智慧已经从个别智者的忧患与呼唤中开始扩散为普遍性的存在意识，然而哪怕是在今天，人类仍然坚信自己是拥有绝对幸福权力的万物之灵。在这种绝对幸福论观念支配下和生存的外部强力原则引导下，人类铸造起了片面追求物质幸福的永恒之梦，人类向自然、向地球生物圈、向宇宙世界要霸权的观念、思想，仍然盘踞在当今人类生活精神舞台，成为推动人类谋求更新生存发展之最强劲最持久的动力。这种存在观念和生存信念，大到国际社会、具体到民族国家，一方面是高喊生态平衡、绿色自然，另一方面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野性无度的资源征服、土地征服、物种征服和对人自身的征服：征服世界、改造自然，蹂躏地球生物圈，掏空大地的财富、绝灭资源自生力，仍然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创造属于自己的物质世界的多重交响乐章。在这部混合着人的胜利与疯狂的交响乐章里，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污染越来越严重，人类可凭借的地球空间越来越小。然而更可怕的是，这种种生存危机并没有真正引来人类普遍的存在论意识与生存论觉悟，还依然如故地沉醉在向世界、向自然、向地球生物圈、向所有物种生命要霸权的无休无止的行动中，不仅不愿意求自拔，而且还把这种霸权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强力更加意气风发的地挥洒向人类自己：在全面征服、占有、掠夺、蹂躏自然与物种的同时，展开了人对人的战争；哪怕就是在今天，虽然“人类和平”、“共同幸福”、“自然家园”等等口号已经成为最新的时髦语，但弱肉强食仍然是人类世界最基本的法则：军备竞赛，核武器扩散，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经济侵略，人性践踏，以至于无处不把宣扬强力统治与绝对服从、阶级分裂与等级秩序、暴力控制与血腥镇压等等视为正当、合法。在这样一种傲气十足的霸权主义盛行的人类舞台上，贫穷、困顿、愚昧、盲目，漫延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权力崇拜，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享乐成性，充斥每个人的内心，人类最终堕落成为外部强力与物欲主义的真正奴隶。
面对这样一种生存现实，人类跨入千年新世纪就获得了更加深远的意义：人类文明迈向新的千年的深刻生存学意义，就在于人类必须在入口处就觉悟自己，拯救自己，超越自己，只有这样，文明的野蛮才不会再度的重演。人类要在挺进于千年新世纪的进程中重新觉悟自我、拯救自我、获得自我、超越自我，首先必须得重新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改变自我，即重新反省自我之存在意志和生存观念，改变自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只有这样，新的文明才会升起，生存的危机才可能消除，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地球、人与存在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种之间才能走向融融一体的和谐。
4、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思想源泉
人类心理学研究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利斯•哈曼在谈到当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及其未来人类的生存走向时指出：“如果我们想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自取灭亡的话，就一定得朝那个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包容那些被工业范式忽视了的超经济价值观，必须开发被科学忽视了的、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思维源泉。”［15］哈曼之要如是认为，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今天，工业范式已经严重地“不适用于具有生态弹性的全球社会以及持久的世界和平”。就一般意义上讲，“一般范式就是有关于个人、社会以及宇宙的一整套公认的设想；它包含一种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体系继而又指导个人和社会的活动。具体来说，从根本上看工业范式是价值观世俗化以及在中世纪末人的形象变化的一种结果。”［16］
表面上看，“范式”是一种有关于人的社会化生活和人的宇宙性存在的价值观念体系；但就其本质上讲，“范式”则是人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思维—认知模式，这种思维—认知模式内涵了人认知世界和认知自我的特定方式、方法。从这个角度讲，一种思维—认知模式就是一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而一种特定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是一种有关于人的思维—认知模式。
工业范式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对世界和自我的思维—认知倾向是：物质进步是人类生存通向理想境界的唯一大道。在这条充满阳光和欢乐的道路上，能够驾驭自然和人的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才是最有效的逻辑方式；而科学则是最可靠的知识形式；人类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人所获得社会化的物质幸福。——这些包含在工业范式中的存在信念和生存价值观念，全力推动了工业社会朝着地理探险和殖民掠夺的方向发展，朝着以科学主义统治和物质(资本)霸权主义为主流形态的大工业和后工业方向发展，并最终朝着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和以对物质占有和掠夺为快乐的当代社会方向发展。在这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统摄下，“人类头脑中作为人类精神价值观念基础的超经济前提排斥在外”［17］。当人类一旦把其精神价值观念基础的超经济前提排斥在人的生活之外时，就势必制造出人的存在危机：从最直接的角度讲，当今人类存在所面临的与自然、与宇宙、与地球生物圈、与人自我之间的严重失调所带来的种种生存论危机，都可以说是工业范式误导人类盲目追求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自然结果。但就其最终本质讲，傲慢的物质（权力是通向对物质占有的有效手段）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这一存在论信念和生存论价值观念体系，与其说是工业范式的体现，倒不如说是这一存在论信念和生存论价值观念体系生长起了工业范式。那么，支撑工业范式化的存在论信念和生存论价值观念体系的思维基础是什么呢？进一步讲，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人类思维生长点是什么呢？
是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
从人类文明史的生成来源看，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恰恰产生于人类的最初觉悟：即当人类从物种的人类走向文化的人类那一瞬间的觉悟，其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就随之而朦胧含混的产生了。西方文化经典《圣经•旧约全书》以神话的方式记载了世界和物种的诞生以及作为物种的人类如何走向文化人类的历程：作为物种的人类其诞生是上帝（即自然力）的杰作，作为文化的人类其诞生却是蛇的引诱（可以理解成物种演化进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本能性取向）而偷吃了禁果（大脑进化到一定程度本能地躁动起对自然世界和自我之存在的朦胧意识），这一偷吃禁果的行为，就是人类作为文化的人的真正开始：人类由此产生了属于人的最初文化意识：人类那最初的文化意识恰恰是对自己存在之身体的“看”，即本能地“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本身的不协调——自我的身体原来是一个美与丑的混合物，于是本能性地发动了作为文化的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初的一次文明行动，即用树叶来遮蔽丑陋的那部分身体的行动。人类的最初文化意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最为原始而又古朴的存在智慧，可以说是关于美和丑的伦理观念。然而，这种原始古朴的生存智慧所具有的永恒魅力恰恰是它的内在精神——即二元分有的类型化思维模式和认知倾向：人类正是在其最初的觉悟中本能地分有了自己的身体，朦胧地感觉到了这种二元分有对自己的重要性，因而在尔后的进程中，当人以这种本能性意识来“看”这个茫茫然的存在世界和自我时，意外地发现了你与我，男与女，突出与隐藏，天与地，高与低等完全是两两相对的奇异景观。在这种两两相对的“看”中，世界被突现了，人自我被照亮了！人类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意外的收获：这个混沌朦胧的存在世界原来可以通过这种分有性的“看”而变得可能掌握和可以掌握。于是，人类开始了对这种分有方式的自觉运用：人与世界相分离，天与地相对立，山与水不相容，白天与黑夜相对抗，鸟与兽不同类，人与物不同种……。一旦人开始以这样一种二元分有的方式来分类世界时，世界就变成了人所希望的样子，于是，为了使这个充满太多不确定性和太强流变性的存在世界能够完全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样子，人类不得不全面地和彻底地依赖于这种两两相对立的类型化方式。在这种思维—认知模式的指涉下，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物与心，动物与人类，以及国家、阶级、等级、敌我、好坏、优劣、贫富、贵贱、内外、表里、上下等等观念逐渐形成 ，最后发展到自然科学探讨自然规律，人文科学探讨人文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规律。
思维永远是人类之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生存本质。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构成了纪元以来人类文明的思维基石。在这种思维—认知模式的指控下，人类文明产生了两种貌似互不相容、而实际上相共生的基本思维模型，即以“物”为基点的思维模型和以“心”为基点的思维模型：前者把“存在”、“物质”预设为绝对主体、绝对主宰、绝对动因，它强求人思维和看待世界、人以及任何事物都得以“物质”、“存在”为大前提（起点）和结论（归宿），并从根本上否定“人”本身就是存在，就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形式，就是起点、动因和归宿；后者同样片面地强调主体、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绝对性，它把绝对化的精神预设为世界的第一因，强求人凡事都必须以“心”（精神）的律动作为衡量的绝对尺度。如果说，“物”的思维—认知模型把心灵、意志、精神、情感视为是物质、存在的派生物并从而沦落了人的话，那么，“心”的思维—认知模型同样把物质、存在看成是心灵、意志、精神、情感的派生物从而最终分离 了人、分离了生命，使人类不自觉地获得了一种抽象、片面、静止、孤立和僵化的人观念与生命观念。［18］
在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模式的底色里，人类永远是世界的主体和地球生物圈的主宰者，在整个存在世界里惟有人类才有资格、有权利获得幸福。在人类看来，获得幸福的基本方式就是尽其所能地创造属于人的物质世界。在纪元以来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以物为基点的思维—认知模型最终走向了对以心为基点的思维—认知模型的胜利。从表面上看，这种胜利的突出标志就是大工业范式的日益形成与迅速完善；但就其存在信仰和生存价值观念角度看，这种胜利则表现为：第一，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全面主宰与控制：今天的物欲主义横流和物质享乐主义漫延，以及片面地追求经济繁荣和以暴力为后盾的经济侵略行为的全球性扩张，无不体现了这一点。第二，科学成为了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先锋和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的斗士：现代人类对自然、对地球生物圈及其对人自身的征服、占有、掠夺、屠戮，都是科学技术与统治成就的完美结合：“当今，政治力量通过它对机器过程和手段的技术组织的支配来表现自己。发达的和正在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在它成功地发动、组织和开发了工业文明可资应用的技术、科学及机械生产力时，才能维持和保全自己。而这种生产力，超越了任何特殊个人和集团利益，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调动起来。”［19］在现代人类存在向自身和世界谋求生存的历史进程中，一切都在变化，惟有一种东西没有变，那就是以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观念为价值方向的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始终成为其生活的连续统，成为各种形式的统治成就的共同支柱力。绝对经济技术理性通过制造世界和事物之客观秩序的神话方式，不断地实现着其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即在过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是一种直截了当的人身依赖关系，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却通过客观秩序神话而取代了直截了当的人身依赖关系，从而奠定了新的统治基础：经济技术理性统治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变成了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关系：“诚然，‘事物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是，尽管这样，统治现在孕育出一个较高的理性，这也是真的。这一理性是社会的，社会在维持它的等级制度结构的同时，愈加高效地开发自然和精神资源，并且以更大的规模分配开发所获。这一理性的限制，以及它的险恶力量，表现在人被生产手段的渐进奴役中。奴役使生存斗争永恒存在，并扩大为整个国际斗争，而这使那些使用这种手段的人生活破产。”［20］第三，在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哲学变成了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和傲慢物质霸权主义的最实际的应用武器和最顽强的斗争工具：20世纪以来，哲学放弃了对人类生存之世界性存在问题的困惑和拷问，跟随在科学主义的潮流后面，扬起了片面、单一的认识论大旗，对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和傲慢物质霸权主义做着种种“合理”的解释和证明。第四，宗教所提出的根本性存在问题和终极生存意义课题，再不为人类所普遍关心，因为在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和傲慢物质霸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人的内在指导原则完全由外部强力原则所取代，在这样一种生存思维状况下，物质幸福主义的永恒梦幻曲，完全消解了人的灵魂，使人的心灵日益枯萎与贫乏。
在这样一种关于人的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生存思维舞台上，人类现代文明走向了对自身的全面堕落：“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21］马尔库塞的冷静必然产生马尔库塞式的解决途径。马尔库塞认为：“人在现时代所处的状况使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传统分野不再有效，因为原先自主的、独立的精神过程已被个体在国家中的功能即公共生存同化了。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22］马尔库塞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医治当今人类与自然、与地球生物圈、与宇宙世界、与人类自我之间的严重失调所产生的深刻生存危机，提出了医治的处方：即调整社会心理。然而，社会心理的问题远不只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和心理学问题，它是人类与自然、宇宙、地球生物圈以及人与内在的自我、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等等的整体生态问题，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而且更涉及到人类思维学和人类生存学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当从人类与自然、宇宙、地球生物圈和人与内在自我、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整体存在和生存入手，来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要求得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使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生命和生命真正达向和谐，促进人类生存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与进步，首先需要人类自己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改变自己那种积习已久的傲慢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存在论价值取向和生存论思维—认知模式，创建一种更符合于千年新世纪的人类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发展的新型价值体系和新型思维—认知模式。
破就是为了立，绝望的后面始终是希望，危机中包裹着勃勃新生的力量，这是人类开辟千年新世纪的现实处境。这种令我们忧郁而沉痛的处境，恰恰是新文明诞生的开始：
“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法和新的观念。”［23］
这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就是符合于千年新世纪人类之世界性存在和整体生态之生存发展需要的新理性，这种新理性即是生态理性，今天人类生存正处在从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向生态理性急剧转变的进程中：“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我们完全赞同勒克莱尔（Yvor Leclerc）的看法，他说：‘在本世纪，我们遇到继牛顿物理学在18世纪取得胜利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如是很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认识人性和认识自然界内的人类境况，是科学的一个中心课题。’”［24］生态理性作为人类新千年的新型哲学思想，其所形成的人类思维—认知基础和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是生态化综合。
5、生态化综合的认知方向
生态化综合方法是指宇宙自然学方法和人类文化学方法与社会历史学方法和物种生态学方法的整合化［25］。简单地讲，生态化综合方法就是指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世界和生命、看待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生存的思维视野、思想境界、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这是世界存在的自然事实，亦是人类和人存在的自然事实。只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无知，才使我们看不清世界和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完整的、整体的、不可分的。生态化综合方法非常强调“整体”，实际上就是努力在思维—认知方面却魅，使人类重新恢复对世界和人之存在整体和完整的意识与激情，因而，在生态化综合视野中的“整体”，不是观念抽象的整体，亦不是抹没了个性与生命的共相主义整体，而是个性与生命意义上的具体整体。这种具体的整体是建立在世界的生命化和生命的具体化(即个性化)基础上的： 所谓“世界的生命化”是指世界即是生命：整个世界都是具有生命的，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并且，这个生命化的存在世界的展布运动是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这种内在化的生命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掌握，但是绝不可以人为地抽象为干瘪的条款，也不可能按照人为的意志来进行所谓的“有机组合”，更不可能用“系统”、“结构”、“层次”、“等级”等等观念来规范和肢解。所谓“生命的具体化”是指生命不仅是组织化的，而且还是自组织化的整体形式，它具有不可分割性，一旦进行分割，生命就不成其生命而走向了反面：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一个具体的生命整体，它的具体性就在于它的不可分割性，如果以一种人为观念方式来进行分割，其事物就失去了生命性而变成了非。比如以思维为例：思维是人之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生存本质。人之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生存运动进程，生成了思维的过程性：思维永远是过程化的。思维是生命的具体性的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人们惯常所说的不同的思维内容是具有不同的思维形式的说法，其实是对思维的一种武断肢解行为。就其思维运动的本来状态言，任何形式和对任何内容的思维活动，都是思维自身的整体生态运动，是绝不可能还存在着一个科学探索主要是逻辑思维，文学艺术创造是形象思维，发现事物是灵感思维——的问题。如果谁（假如有可能这样进行严格操作的话）愿意严格的按照这种观念、方式来进行思维的话，那肯定是不可能形成思维的。［26］
生态化综合之“整体”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是因为它存在着。世界存在的整体化，并不是以我们的“看”来界定的：我们人力所“看”到的世界，只是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的一部分，或许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我们人力不及所没有“看”到的那一部分仍然是世界能够存在所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内容。因此，世界的整体化是指我们人力所“看”到的和所没有（如不愿）“看”到的世界和人力所不及或不能“看”到的世界的整体表述。所以，世界存在的整体性是指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整体地存在着，并且这种整体化的存在是永恒的；因而，世界存在的整体化是以一种生态场的形式存在的。从一定意义讲，世界整体存在的不可分割性，就在于它的生态场化性。［27］
世界不仅是存在着的整体，而且还是生存化的整体：我们说世界是存在着的，这个“存在着”意指其存在始终处于向自身和对象展布的进程与状态中，世界存在之展布进程与状态则构成了世界的生存本身，生存即是其展布运动进程与状态，在运动中展开其进程，在其进程中永不间歇地运动。因而，世界的存在着则意味着其存在的运动性和进程化：作为整体的世界，是以其整体的方式而展布其生存的，因而其生存敞开进程亦是整体的，这是世界生存整体性的本源含义和具体指向。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纪元以来的人类文明史中，由于二元分有的类型思维—认知观念信仰的顽强支撑，人类不仅把世界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相分割，而且也把人类的生存与世界的生存相分割，使之成为两相对立的状态，这样的结果是：自然界的生存是遵循自然规律，生物界的生存是遵循生物规律，而人类的生存是遵循人类规律。由于这种十分偏颇和极为有害的分解观念，生成人类为了自己生存发展而任意地征服、掠夺、蹂躏世界的行动法则，即傲慢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全部生存危机就是这种行动法则的历史性漫延的自然结果。
“宇宙学的最新发展明确的指出，我们日常的条件是无法离开宇宙中遥远的部分而存在的，如果脱离宇宙的遥远部分，那么我们关于空间和几何的概念也就完全错了。我们的日常经验，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是与宇宙的大尺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设想这两者可以分离。”［28］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的看法展示出世界存在达向其自我生存的现实性：世界的生存是在一种圆浑的生态之场中展开的。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生态之场中，宇宙的生存有赖于地球的生存，地球的生存有赖于物种的生存，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整个世界的生存处境(进程与状态)：人的生存则完全在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整体生态之场中展开，因而，人和他自己的同类(人类)在这个浩渺茫茫的世界里存在和生存，只属于沧海一粟，他永远都不是万物之灵或世界的主宰，因为，世界的生命化存在和整体化生存，其本身就流溢和弥漫着生命的灵气、神秘与浩渺，人类的生命之灵最终来源于世界之灵的滋润与哺育；同时，世界的整体化存在形成了世界力量的整体性、聚散性和自我生成性，在这样一种生命之场中，任何具体的物种生命都不可能超越世界自身的力量而成为万物和世界的主宰。纪元以来人类那种自以为能、自以为是的野心与狂妄，恰恰是他那傲慢物质霸权主义观念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幻相在看待世界问题上的集中展示：人类的这种无视于世界存在之整体力量的狂妄性，又最终是建立在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基础上的，这种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局部动力学的分析主义方法(思维方法和思想)。
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整体”精神，还包括存在精神整体的解构性。从更广泛的意义讲，“精神”不单是指人类精神，宇宙自然以及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物种生命都存在着某种精神意向，因而，世界的整体化与完整性，还指整个世界生命精神意向的整体性与完整性。西方古希腊和东方中国前先泰时代的“万物有灵”思想和“无中生有”智慧，其实就是人类先祖们对世界生命之整体精神意向的完整领悟体现；现代动物哲学关于世界动物的物性品质和人性品质在终极尺度上的同构性——即所有动物身上都具有自利性的利己欲、占有欲、攻击欲和利他性、互助性、自我牺牲等等两极品质及精神指向，同样揭示了世界生命的整体精神意向构成性；而文学艺术创造历史中所描绘的种种动物的人化品质，虽然是神话、童话或魔幻化的，但它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文学艺术家们对世界生命存在之内在精神的生存化领悟和创造性再现的体现。人类精神和人的精神只不过是对整个世界生命之内在精神品质和外化精神意向的意识化强化、突现和方向性提升的结果，所以，人类之所以是文化的人，根本不在于他具有独特于生命万物的精神，而在他能够意识地和合目的性地将世界之精神意蕴和万物生命的内在精神意向予以方向化的自我构架，因而，人之所以为文化的人，在于他具有合目的性构架世界精神意蕴和万物生命之内在精神意向的能力，并从而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构架。
从表面看，人类精神构架是关于存在的意识化信仰和关于如何生存的价值取向，但深入地看，人类精神的内在品质恰恰是他的感受、意识、认知、评价世界和自我存在及怎样按照自己的愿意而展布其存在的思维模式、认知意向、思想方法和意志、情感、心灵品质。
人类精神是一个活的、舒卷流动的生命整体：这不仅指人类精神的张扬是整体生命化的，也指人类精神的生成是整体生命化的，更指人类精神的吐骨纳新同样是整体生命化的。从这个角度看，在纪元以来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其对自我精神探索的类型化、领域化、学科专业化道路，恰恰是人类在循环往复地分离自我精神的艰苦进程。由于这种片面、单一的探索倾向的形成，往往导致了人类精神追求陷入一种见树不见林、瞎子摸象的视野荒漠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第一，精神探索的一隅化路向的形成，导致了科学与科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和授业与扬业的师门之分，这是形成科学探索往往流于浅表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精神探索的领域化视野的形成，导致了对世界整体的人为性割裂，这种割裂形成了科学探索越来越趋向于经济技术理性，而人文思考却越来越淡漠人性，社会理论只注目外在的秩序，精神探索者往往在这种领域化倾向中自得其乐而不知往返。在这样一种精神探索进程中，其自身的视野越来越窄，认识越来越片面，观念越来越陈腐和僵化，武大郎开店的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结日益膨胀，最后结果是“绝对真理”观生存化泛滥，人类生活的无意识激情汹涌起凡事“绝对正确”、“绝对真理”、“绝对合理”、“绝对历史进步性”的野性，从而加剧了人对外部强力的绝对依赖，这种对外部强力的绝对依赖集中表现为对霸权统治和暴力的全面崇拜，这种崇拜的生存化展开方式有二：一是人在存在和生存的境遇性进程中普遍表现为对绝对权力的自甘堕落而成为绝对权力的奴隶；二是人的境遇性存在和生存普遍展开为对外部世界无休无止的扩张、征服、占有、以及屠戮与蹂躏。由此，霸权统治和暴力崇拜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最基本、最持久的特色。第三， 精神探索的浅表化方式的形成，导致了人类精神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实际性的倒退，这种倒退不仅体现为其探索精神的存在视域的日益浅短、生存视界的逐渐狭窄，而且还体现在其价值取向的后视性上。这种后视化的精神探索状况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领域：在现代人类精神探索史上，哲学往往成为科学的“跟屁虫”，美学(包括文艺学)更多地成为语言学和科学方法论的“验钞员”，而伦理学却成为技术化的集权政治的“精神打手”。
精神生成与解构的整体性，这是人类精神探索的本来状貌，也是人类所存在的这个浩渺世界的生命存在本质。中世纪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那奎就说过这样的话：对于智慧、理性来说，某种永恒的定律在于上帝的头脑之中并统治着整个宇宙。阿那奎在这里所讲的“上帝”，如果不做望文生义的解释的话，那就是指世界(生命)存在的整体精神。正是世界存在的整体精神，才生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才推动着人类在精神探索之途中对精神解构(消解与重构)的整体性：
从一粒沙子中看到一个世界，
从一朵野花里窥见一片天空，
你手心里掌握着无限，
而永恒却贯穿在每个小时之中。［29］
威廉•布莱克的诗句，恰恰是最形象地表达了生态化综合方法中的“整体”的全部含义。
6、生态化综合的生存构架
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不仅强调其思维—认知和思想视野的整体性，而且更强调其思维—认知和思想境界的生态化：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指感受、体验、认知世界和事物，思考、探询对象或自我时，应在获得一种整体化视域基础上具备一种生态地“看”的方式。所谓“生态地”就是指自然地：即以一种自然的眼光来打量我们所赖以存在着的世界和存在着的人本身。因为，无论就其浩渺的宇宙太空，神幻的银河星系，还是为我们所熟悉的地球与大地，它们都是一种自然形式：世界就是自然。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形式。世界和人的自然化，这是世界和人的本质同构，亦是世界能够包容人、人能够存在于世界之中形成存在整体和整体生态进程的根基。人类现代文明之所以把人类自身推向了生态崩溃的边缘状态，其根本在于时至今日的人类，仍然普遍不情愿地把自己看成是一种自然形式，这种盲目摆脱母体原始关联性的生存冲动与持久观念谬误，主要根置于人类过于绝对地把自己主观认定为是文化的使者，是文明的化身。客观地看，人类确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并且是标志自我独立存在的文明样式。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人类就可以脱离自然、超越自然、并无视自己的自然性，更不能以此认为自己就优越于自然、优越于自然世界的所有生命物种。“事实上，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之一种，既不比别的更好，也不比别的更坏。它在整个的生态系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但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人类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有特殊价值已导致了人类利益和所有物种的利益赖以生存的生态秩序的大规模破坏。”［30］人类的文明并不单纯是人类自身的杰作，而是整个世界存在精神和生命力量的外显形式：人类之所以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其首要条件恰恰是他是自然的生命形式。人类作为一种自然化的生命物，他永远都必须得以世界这个大自然为母体，以宇宙力量的消长为其生命延展的终极力量之源：以神圣的观点看，整个自然世界是神创造的产物，神的力量对宇宙世界的创造在前，对天地日月、大地、海洋、生命万物的创造随后，以对人的创造为其创造的最后完成式。人的创造之所以必须要成为最后的完成式，是在于人的诞生与存在必须需要条件，包括人的诞生和存在的生命条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离开这条件，人作为生命的实存体，是不可能诞生和存在。因而，人类存在和人的生存的自神自圣化，其终极的价值指向恰恰是其存在和生存的自然生态化。如果从科学以观点来看，整个世界存在是进化的展布状态与进程：世界的进化是从无到有的自然进程，在这个历史化的自然进程中，首先是宇宙的诞生，宇宙的进化才生成出星系，星系融进宇宙之永不停止的进化历程中，才诞生出地球、生物圈生命、人类，人类既是世界进化的一般生命形态，又是世界进化的特殊生命形态。由于前者，人类生命始终是世界进化的生态事实；因为后者，人类之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之生态进程中，必须意识地追求其进化的合生态目的性。
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动因于其对存在的苦难意识和其对生存匮乏的困惑激情，并驽力于消解存在苦难、消解生存困惑和生存匮乏的行动展布和行动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整体生命化的世界又为人类自身文明的形成与延展提供着源渊流长的（物质和精神）营养。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世界的自然史。在马克思的领悟中，世界的形成演化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文明历史，而人类的文明历史同样是世界整体生命的自然展开历史。也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如是认为：人的实践主体的道路就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的道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这恰恰展示了人与整体化的生命世界之相向展布之永无止境的生态历史进程。因此，那种认为人类文明产生和不断展开的进程就是人类不断走出自然的历史的看法，确实是有违于人类的自然本性的谬误。人类作为生命化的整体世界的一个细胞，一个具体的并且永不可分离的部分，是永远都不存在走出他的存在母体和生命化展开依据——宇宙世界和自然生态系的。
在生态化综合方法视野中，其所谓“生态地”还指行为地：世界存在是生命化的和生态化的，人类存在同样是生命化的和生态化的：生命的存在性就在于它生气活泼的行为性和行为达向对自身和世界之展布(生存)的生态进程性，所以生命的行为性展开了生命自身的进程性，这就是生命存在的生态化，亦是人的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的生态化：生态化的人，其生命存在的每一刻，都融入了整个世界生命之河中吸取着源源不断的生之灵气、神意，因而，面对生命（宇宙生命、地球生命、物种生命和人类生命）的生态化状态与进程，我们只能以一种谦卑的行为态度来投身于其中，否则，生命的形式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生命化的整体世界的行为性，我们无论是在感受宇宙的浩渺，还是体验月落日升，或者面对芸芸物种生命的自然生存，或者是观照、认知、思考、反省、体验、领悟、沉思自我存在和生存，都应以一种动态的、流变的、展开的和照亮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否则，都将带来感受、体察、认知、思考、领悟、沉思上的盲动与盲昧。
在生态化综合方法的精神深处，其“生态地”更指历史地：人类存在和生存自始至终地展布为历史(宇宙史、自然史、生命史、人类史和个体生存史)的谱写，只有具备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真正“看”到世界，“看”出人，“看”来非堕落的文明和世界精神的健康展示。
这里的“历史”是指世界生命存在的整体化敞开与遮蔽、聚集与消解、突显与隐匿、照亮与沉寂的永恒进程生态：首先，历史就是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首尾相连：“过去”联结起世界生成之点，这是一个无法得知和把握的生命源头(亦即世界存在源头)；“现在”展布着生命的行为，然而，每一个“现在”都是一个瞬间的“生态之点”的消纵即逝；而“未来”却把生命引向了浩淼茫茫的“虚无”状态(即想象化预设的新的存在之境)。因而，历史的态度恰恰是一种整体的态度\进程的态度和生命化展布行为的态度。任何企图以一种单一、静止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存在和人的生存与生活、或企图以过去的经验或成就来沾沾自喜的看待现在，都不是历史的观念和态度，都不可能真正获得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其次，历史就是生命向世界和自身的自然展布：历史的长河始终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自己的基本构架，广漠无限的空间，构成了历史的本来状态，同时也构成了生命展布自身存在的行为状态；而时间则构成了历史的方向性：在这个神秘悠悠的世界里，时间既是生命的源又是生命的流，并且时间又是生命走向空泛茫茫的虚无与未知。时间具有永恒的方向性——时间之矢穿越空间瞬间之点的无限连缀，铸造起了生命的绵绵展布——它是世界之永恒生成与演化的进程，同样是人类历史之艰难曲折的敞开与遮蔽、聚集与消解、突显与隐匿、照亮与沉寂之相向喧哗进程。［31］第三，历史即是自然(生成与演化)史，人类的历史只能是世界整体存在(即人之世界化存在)之自然演化史：历史是宇宙、自然、地球生命、世界所有物种和一切存在事实以及一切未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存在事实相共同书写的伟大成果，没有生命化的整体世界的自然演化史，根本不可能有人类文明展布史。因此，在新的千年中以及在无穷的未来进程中，人类要想继续存在和顺利地生存下去，必须得摒弃人类霸权思想和企图独写历史的梦幻，把自己的文明置于生命化的整体世界之中，把自己的历史融入世界的历史演化之中，这才是人类现实存在的真正起点，亦是人类生存于未来的正确道路。［32］
7、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哲学精神
每一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都来源于一种特定的哲学之思，每一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都产生于一种具体的哲学思想背景。这种具体的哲学思想背景，大而言之是人类存在信仰和生存之历史精神背景，小而言之是人类时代性境遇生存之思维—认知背景。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的因素作为生态化综合的参照背景，生态化综合方法所体现出来的哲学精神恰恰是其历史化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的生存本体论精神：
“生态化综合思想不仅体现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并且，生态化综合首先是以生存为本体的生存理性哲学信仰的基本思维模型，这一思维模型是生态地、整体地、历史地，或者说是场地看待世界和人。因此，生态化综合又是属于本体论的，它是生存本体论哲学信仰和生存价值体系的思维基石和思想基石。因此，严格地讲，以生存为本体的生存理性哲学应该是生态化综合哲学思想。因为它是以人类的此在生存为基点，以人类的历史生存为视界，以人类未来生存为目标的哲学思想、信仰，所以，又称为生存理性哲学或生存本体论思想。”［33］
在这里有必要对“思想”和“方法”作一点简要思考：思想就是方法，因为一种思想内含了一种方法，因而一种方法也就体现着一种思想。但“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却不是一个相等同的概念。“思维方法”是指指导思维—认知正常展开的方法，常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思想；而“思想方法”则是指引导思想形成的方法，其方法表现为一种哲学，或者更为准确的讲，这种方法展开为对哲学的追求。所以，“方法”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层次性问题，即它具有思维—认知意义的和思想意义的这样两种基本形态：思维—认知意义上的方法仅能给我们的思维—认知提供一种水准、视点、角度、视野，它往往很难以上升为对哲学的追求。比如历史语言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系统论方法等等，它们都属于思维—认知意义层面的方法，尽管有不少的人把这些方法理解成是一种哲学，将这个层面意义上的“方法”定位为哲学，其往往是人们为将它进行无限度地运用的一种人为抬高与主观夸大的结果。而思想意义上的方法却是既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思维—认知水准、视点、角度、视野，又能给人创造出一种哲学追求的广阔空间：思想意义上的方法展开了追问本体的方向、道路，以及在这条具有广阔空间道路上可能产生出由某个或某群哲学家的哲学（相同的或不同的）来。比如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所生长出来的局部动力学的分析主义哲学方法，却贯穿在各种形态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唯理主义哲学、唯心论哲学和唯物论哲学等等哲学追问进程中，而各种流派的科学哲学，其内在的思维—认知视野和思维—认知方向，同样是这种分析主义哲学方法。
生态化综合方法既是一种思维—认知方法，又是一种思想方法：它之作为一种思维—认知的方法，是因为它为我们的思维创新了一种视点、角度、视野、水准（即层面），这个新的视点就是生态化的语言；这个新视角就是语言（存在即语言）展布的行为性；这个新视野就是整个世界的生态整体化——或者说整体生态化的时空状态与进程；这个新水准（层面）即人和世界相共生的存在场域。〔2〕 它之是一种思想方法，就在于它展开了一条通向(世界性存在展布向新的存在之境开辟方向之)生存本体的理性道路，展示出了一种刷新人类文明、开创人类精神新纪元的哲学精神：“生态化综合的思想是一种更智慧、更高超、更符合人的存在的思想。它抛弃了主体、社会、政治层面的无穷无尽的纠缠，从更高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切，理解这一切，感受这一切。……生态化综合的哲学思想不能理解为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基本上是现在时的，它更关心此时此刻的生存，宗教则更关心彼岸，它是把过去、现在、未来、自然、社会、人生、统一看作一个生命场的哲学……它是在人的认识历史上经过否定之否定所产生的一种真正属于未来世界的本体论。它的出发点不是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而是把主体与客体综合起来，给予一种本体论的思考。”［34］这即是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基本精神和哲学方向。
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贵形式，具有丰富而迷人的精神内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哲学著作，这是从哲学的物质载体角度而言的；哲学在有时候又指哲学思想，这是从哲学的追问成果角度讲的，哲学的追问成果是通过对其基本概念内涵予以逻辑的展开来实现的；哲学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指反思行为、追问行为进程和沉思状态，这是从哲学的自身展开角度讲的，哲学就是“思”的行为与进程本身，或者说哲学就是哲学家的“思”达向其完整生命存在之境的自然展布进程与行为状态之历史本身；哲学有时又指哲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这是从哲学之“思”形成和展开的人类思维背景和哲学家获得其所“思”的真实底片或者说真诚底色来考察的。以此来看哲学，其最可宝贵的生命存在品质和生存精神品质，恰恰是其隐于最深处的那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正是对这种方法的获得，才促动哲学家去踏上“思”之道路，才把生命投向对“思”之展开；也正因为有了这潜在的底片和这无形的色彩，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才有了厚度、深度、力度和强度，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才获得了代代相传的精神基础。以此为评价的尺度来看生态化综合方法，就总体上讲，生态化综合方法具备了哲学由外及内的四个层次意义的品格。
8、生态化综合的美学境界
关于美与美学的问题，不同的美学家有不同的美学思想，不同的人对美也有不同的看待。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美就是通过人自己的营造来实现一种存在的完美和生存的和谐。在这种存在的美丽和生存的和谐中，人才获得了一种发乎内在心灵感动的轻松感、悦愉感、幸福感，甚至于幽默感、年青感、创造感。美学探索的任务就是为芸芸众生指引出这样一条营造美化人生的生活道路。
纵观人类纪元以来的美学历史，可以说是一条探索人类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的历史。每一时代的美学和美学家，都是那样殚心力竭地在追求完美与和谐的理想境界，但所有的美学思想所展布的这条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的道路却是越来越狭窄，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纪元以来的人类美学一直是处于俯仰哲学与技艺——继而俯仰科学与技术的困境之中，从来没有获得其自身的独立探索品格与精神意向，美学成了一种其它学科的论证材料和明证事例。被称之为古典主义的形而上学美学，近代以来的科学美学、技术美学以及各种思潮的心理学美学，都有可以从整体上展示这一探索品格和精神意向。人类美学思想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基本的美学精神却是基本一致的。鲍桑葵曾认为，古希腊思想家们对美的探讨生成了希腊美学的“三项一般原则”——即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并认为这“三项一般原则”随着后来人类洞察力的不断提高而走了对自我的“崩溃。”［35］然而，鲍桑葵的这种关于美学的“三项一般原则 ”随着时代的展开而“宣告崩溃”的断言，却是一种不实之辞。在古希腊时代，这“三项一般原则 ”是思想家们探讨美的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准则、终极性价值尺度和唯一可以凭借的规范性依据：形而上学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审美原则，此三者共同构成了古希腊思想家们关于美的哲学的“内在精神标志”。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把国务活动称之为艺术，把美规定为善，是非常形象和清晰的表现达了这种美学蓝图；而鲍姆嘉通率先提出“美学”概念的同时又把美的问题与逻辑学（知）和伦理学（善）相对应，并不是目的于对哲学和对伦理学的求超越，而是恰恰相反，它实现了形而上学原则和道德主义原则对美学的强化：在鲍姆嘉通之前，形而上学原则和道德主义原则构成了美学理论的绝对现实规定：没有道德主义原则做基础和没有形而上学精神为支柱，美学理论要获得产生则不可能，审美原则亦无从确立和依附；在鲍姆嘉通之后，人类关于美的看待获得了双重的意义与凭据上的支撑：美学一方面具有古典时期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形而上学原则和道德主义原则实现自身的必不可少的方式、途径、手段：没有美学，就没有形而上学原则和道德主义原则的完美达成。而在现代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把真、善、美的统一作为其最高追求目标之动机和欲望，都无不是这“三项一般原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整体体现，也是古希腊美学精神在现代美学建设中的现实光扬。〔3〕
美学所追求的美(即最终意义上之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与哲学所追求的真和伦理学所追求的善之间，并不构成一一的统一，它们之间的统一具有严格的时空框架的规定性和其层次的要求性，〔4〕 而人类美学所展开的这种绝对三位一体的美学精神对美的探讨的无穷指涉道路，正是那种傲慢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所张扬的外部强力精神在美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因而，美学探索为人类生活所提供的那种以形而上学原则 、道德主义原则和审美原则为基本内容的美学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片面追求外部（感官）和谐的观念理性动力。正是在这种美学观念的指引下，人类之美的道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条追求外部和谐的道路。这里“外部（感官）和谐”是绝对地以人为界限的，并且是以人的外部满足（如外部感官刺激、物质层面的享受、观念幻想的获得等等）为既定内容的。而若追溯其最终原因，人类美学历史的这种独特精神指向，恰恰是生长在人类那根深蒂固的以二元分有为基础的类型化思维模式之深厚土壤中。当我们站在人类美学历史的制高点上来看千年新世纪的人类美学方向，仍然是以追求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为最高目标。但这里所讲的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首先应该是建立在内在指导原则的基础上的，即真正的存在完美是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只有以此为基础和目标的完美，才生成出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和谐：真正的生存和谐是世界生命的整体和谐，进而达向人的生存整体和谐；而人的生存整体和谐则首先是心灵的和谐，而非感官层面的或物质层面的和谐。只有内在心灵(即灵魂、意志、精神)和谐达向对外在存在和谐的真正一致，这才是美，这才是人类生活真正幸福之源。
对于人和人类来讲，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应该是生态理性的。以此，当代人类美学道路应该追求人与宇宙世界、人与自然、人与地球生物、人与大地、人与生命、人与自我、他人、社会和谐生存的道路：人的和谐生存是建立在世界存在整体和谐和自然—大地和谐的土壤中的，没有世界存在整体的和谐，没有自然—大地的和谐，是不可能有人类自身的真正和谐和人的个性化生存和谐的产生。所以，人类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应该是整体生态化的和生命具体化的，因为人类得以存在的土壤，小而言之是地球生物圈，大而言之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整个存在世界：这个世界是整体的，更是生命化的——世界即是生命，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生命，都充满了生意与生气；生命即是世界，一粒砂子蕴含着一个宇宙，一滴眼泪即是一段历史内容，一个微笑则展布出整个人间意向。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化的整体世界和整体化的生命世界的完美与和谐，人类所追求的存在完美与生存和谐，则永远都是片面的和庸俗实在论的。
这就是生态化综合所蕴含的美学理想，这更是生态化综合所努力弘扬并为之实现的美学精神。当以这样一种美学理想和美学精神为指引来探索当代人类美学道路，来建构当代人类美学蓝图，就可能展开一条对人类存在和生存予以更新塑造的全新美学思想：美是人类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之途的永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状态与行为追求进程之历史。〔5〕 ——人的生活，人类的生存，为了要求得其应有(现实和终极)的幸福，他必然要追求存在之完美和生存之和谐，必须要追求生命的壮丽和人生的大美，这是人的道路，更是人类的命运！追求存在完美和生存和谐，追求生命壮丽和人生生活大美，这就是人的自由，这更是人类的自由！然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决不可能为所欲为，他必须以他人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必须以人类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必须以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物种生命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必须以自然—大地和宇宙世界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必须以他所赖以存在的这个生命化的整体世界的自由存在为前提。因而，自由相对任何人、相对人类、相对所有生命物种来讲，都是不可能没有限度没有边界的，正是这种限度和边界才形成了人、人类、所有的物种生命以及整个宇宙世界都不可能最终自由。从其存在之终极意义上讲，存在就是不自由，生命永远处于不自由之场中；但就生存的现实和理想来说，生命又永远在追求和创造着自由，这就是生命的存在价值，这更是人、人类存在的积极意义。因而，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与追求，构成了当代人类刷新自我生命大美的辉煌道路。
9、生态化综合的伦理品质
生态化综合所体现出来的最高存在本性和生命品格是完美与和谐：世界和人之存在整体的完美，即是世界和人之存在达向生存之域并向新的存在之境开辟道路的生态完整；生命整体状态的和谐，即是生命生态化展布进程的和谐。在这种完美与和谐里漾溢着一种消解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观、物质与精神、心灵与环境、世界与人之两相分裂与对立——而达向融融一体为前提的自由感、自主感、自在感。在这种完美与和谐里，生命与人相互获得了一种整体性的平等感和相互尊重感、协调感。因而，生态化综合所追求和展开的这种完美与和谐，是一种大美的完整与和谐：宇宙与自然之相互完美与和谐，自然世界与地球物种生命互存之完美与和谐，物种生命与人类生命互生互长之完美与和谐，人类与世界之存在整体的完美与和谐，构成了世界大美和人类大美之源。并且，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国家，人与人类之整体存在达向生存整体之域的完美与和谐，都有赖于他与自然与整个世界的完美和和谐。在这种性质的完美和和谐状态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人类之间、人与自然世界之间以及物种与物种、物种与地球生物圈和物种与宇宙世界之间，不仅仅是平衡的问题：平衡是一种意识化的努力，而存在完美与生存和谐是却生命的自然展开与体现；存在完美与生存和谐也不仅仅是协调问题，协调更多了一些外部强力的因素，而大美的和谐，是来自世界存在和人的存在的底部、来自于整个世界生命的内部——即来源于生命向生命的召唤和存在对存在的需要。〔6〕 生命所追求的那种大美至美的和谐，还包括现在与过去的和谐，未来与现实的和谐，昨天与今天的和谐，当下与无数个未来之瞬间之点的闪耀之间的和谐，这是生命对生命予以心灵化沟通的和谐，是个体对整体融融一体的自然表达，是现实向未来、在场向不在场、实实在在的“有”向浩淼无限的“无”之无声呼唤与回应、突现与照亮。
在这种至美的和谐理想光照下，人的伦理和人类伦理即是自然伦理、物种伦理、宇宙世界伦理。换言之，在生态化综合方法引导下，当代人类伦理将可能第一次走向对世界（物种、自然、宇宙、生命）伦理的融合：人类伦理首先是生命伦理，其次是自然（地球生物圈、宇宙、世界）伦理，然后才是人的存在伦理和生存的文化伦理。因此，当代伦理学应该是自然生态伦理学，或者称作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
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哲学精神即是生命存在向自身和世界展布的生存本体论精神。
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思维视野和认知方向即是世界存在和生命存在的整体生态化。
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生存构架即是生命和人向自身和世界展布之达向新的存在之境的生态整体的完美与和谐。
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美学理想即是整个世界生命和人在不自由的存在之场中达向自由之境的生存企望与追求。
以此，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探索的思维—认知逻辑起点，不是善恶、不是美德，也不是抽象的人性，更不是功利与非功利的种种“主义观念”，而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人永远是生命，生命始终是自然。“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存在论前提是自然为生命立法，生命为自然护法；“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的内在精神规定是人性根源于物性，物性法则构成了人性法则的最高规定性。因而，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内在精神支柱是世界物性法则。
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定位是生命平等：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努力使存在世界中的一切生命成为完整的生命，构成了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终极价值座标；平等地看待一切人，努力使人间的一切人成为完整的人，构成为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人类学理想；平等地看待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完美的自由人，构成了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的生存论方向。
生命存在的平等，是物种存在平等的前提，亦是人类物种内部成员存在平等的自然基础和物种前提；生命存在平等达向物种存在和人类存在领域的实际生存要求是公正：特殊地讲，公正构成了人类生存道路开辟的普遍行动原则。在生命平等的内在精神和生存公正的普遍行动原则导向下，世界生命整体存在伦理学将特别关注物性需要原则：物性需要原则包括生命存在权利原则和生命存在需要原则：每一种生命，一旦诞生于这个世界上，它就获得了一种存在的整体权利，任何外部力量都没有权利来任意地侵犯它的存在性权利和任意践踏其生命；并且，生命一旦存在了，就有要求继续存在和和谐生存下去的权利，这是生命的本来需要，是不容任何借口以及任何强力阻挠的。因此，物性需要原则实际上就是生命的天赋物权在存在中的具体展开和实现形式：生命就是一种物的具体形式。人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他首先是一种物，然后才是一个人。生命的天赋物权不仅是整个存在世界中所有物种、所有生命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人这种特殊（因为人类有文化）物种生命的天赋权利。就人类而言，其天赋的物权可以具体化为人的物种本性权利（原则）和人的文化本质权利（原则）。世界生命存在的物性需要原则在其生命达向生存进程中，其必然遵循共同生存、普遍延展原则：相对这个整体化的生命世界而言，其生命与生命之间、物种与物种之间，只有创造和建立起一种平等存在、共同生存、普遍延展的生命观和存在观，其生存才能获得整体性和和谐感。因而，物与物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团体与国家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存，必须在平等存在的前提下实现其生态化，必须在共同生存的基础上获得整体性，必须在普遍延展的土壤里才能走向互尊互爱互助的融融和谐境界。——这即是生态化综合所包含的全部伦理品质，亦是生态化综合所强调的生态化和整体化之精神所在。〔7〕
10、生态化综合的教育理想
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母体。人类对每一种文明形式的开拓背后，总是由一种特定的教育作为最坚实的支撑点和最深厚的土壤。反省纪元以来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人类教育，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今人类面临的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灾难与危机，都可能从教育那里找到其根源：今天的教育，其基本的主题、任务、内容都还是知识性的教化。这一人类教育格局所展示出来的服务方向，仍然是对傲慢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之主流话语的强化与扩张。在今天的教育世界里，其最基本的也是从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精神即“知识就是强力”：崇尚强力是人类的光荣传统。人类之所以要特别地崇尚强力，是因为强力可以征服世界。知识就是强力的生存信仰，实际上就是崇尚强权、崇尚征服、占有、掠夺和屠戮的代名词。知识就是强力的生存信仰之所以作为一种顽强的教育精神而代代相传，是因为傲慢物质霸权主义理想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精神作为其坚强的支撑和深厚的土壤：当今教育的惟一任务就是通过知识的强化灌输与接收，而培养出代代弱肉强食的征服者、掠夺者和能勇敢地屠戮和肢解世界之整体生命的屠戮者和肢解者。在今天的教育中，除了如何形成傲慢十足的物质霸权主义雄心和强化培养起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力量、品格、精神以外，对人的内在指导精神、人的生命存在物性、人的存在整体性和生态化品格等方面的教育却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在这种单一、片面，绝对、野性以及充满暴力倾向的教化下，人变成了除了有其扩张外部世界和征服对象（包括统治、压迫人自己）的强力以外，其内在的自我却是一个美丽的空壳，所以从根本上讲，这种教育已把人类引向自我堕落的深渊。在当代生存进程中人类要从根本上获得自救、自拯，面临全面刷新自我、创造出全新的自我形象，这就必须得从根本上入手，即全面刷新教育。全面刷新教育，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观念，重建能够创新未来之健全人类存在和健康人类精神的教育思想和价值体系。在这样一种苦难深重、危机起伏的背景和一切都还不确定不乐观的前景面前，一旦我们重新审视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不难发现，生态化综合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关于当代人类走向的视野、境界、精神、品格、追求，恰恰蕴含着人类未来教育的理想，这种教育理想就是生态理性。这种以生态理性为基本精神的教育即是生态理性教育：生态理性教育应该是对当代人类进行(即世界与生命、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个体与社会、自我与心灵之)整体存在和整体生态(进程)化塑造的“启蒙教育”。
生态理性教育之所以是当代人类的启蒙教育，在于生态理性教育是生命整体主义教育和存在之生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塑造(生命、物种、人)存在的平等主义精神和博爱主义生态智慧，其教育的基本内容恰恰是对人作为生命和作为人的内在指导力量的培养，和对人作为物种的人和作为文化的人的物性品质和人性品质的教育，即对人的存在和生存进行整体存在论和历史生态论的身—心全面训练。只有通过这种教育，人才能真正开发生命的内在潜能，才可真正弘扬生命之自然精神与生命之世界灵性；也只有通过这种教育，人才能真正理解文明的内在精神与品质，从而创造出真正符合世界整体利益的文化来。
生态理性教育所贯穿的教育思想是生命存在的心灵自神自圣能力和生存的动力能力教育思想，前者具体展布为存在之终极关怀教育、生存彼岸教育和生态进程化的心灵历史教育；后者致力于关心人的潜在人性力量和人的自然物性精神的整体化育和行之有效的开发培养：人类一旦能够通过这种教育而全面开发出每个人的内在人性潜力与物性精神，则可全面训练出主—客一体和身心一体的生态智慧，理性地创造自己完美和和谐的存在家园。
生态理性教育必须深根于生态理性哲学，并以生态化综合方法为其根本的教育哲学方法，即生态理性教育必须融会贯通存在整体论方法和生态进程论方法。前者要求当代教育必须具备一种世界整体视野、胸襟、气魄，以此来开发人的心灵，来充实人的内心，从而使受教育者获得一种世界和人存在的整体视野，形成对世界生命的整体关怀意识与情感，并进一步获得一种世界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精神与品格。从根本上讲，生态化综合所展示的这种存在整体性教育方法，其内在的教育精神和品质就是平等的博爱——爱自我生命、爱他人、爱人类、爱自然、爱地球生命、爱宇宙，爱整个世界；后者要求当代教育必须以一种行为的、成长的、延展的生命观念和一种平等存在、共同生存、整体发展的思想和智慧，来培养受教育者做人的理想，来创造和激发出受教育者存在和生存的大智慧，从而使受教育者真正成为人类新文明的缔造者和开造者。由此从一定程度讲，生态化综合所蕴含的这种生态进程论教育方法，其本质性的内容和精神就是培养人生态地看待自己，生态地看待他人，生态地看待社会、人类，生态地看待自然和整个世界。〔8〕 这是生态化综合思想给当代人类教育所注入的恢宏于未来理想和伟岸生命的美学追求。当我们从这里开始——从教育开始，从对人的重新塑造开始，人的真正伟大必将在我们的时代诞生；人类的真正伟大必然在我们这代人的手掌中托起；世界生命的永恒礼赞，必然会合乐出人类新文明的宏壮进行曲。
（2004、6）
本文是作者已经出版的《生态理性哲学导论》一书的第三章“生态化综合：生态理性之思的哲学方法”。。
注释：
〔1〕有关于“当代人类书写”的思考，参见唐代兴《人类书写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作家哲学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1年版)、《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当代语义美学论纳：人类行为意义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有关于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哲学反思与建构，本书作者另有其专门著作（《方法论反思与重构》，该著正在联系出版）探讨。
〔3〕详细参见唐代兴：《当代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4〕其有关于美与真、善的生成构建关系问题的具体探索，可参见唐代兴《人类书写论》第8章“形式化：书写的审美本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和《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二）》第3章“美是自然向人和人向自然的形式化书写”和第5章“作为哲学的美学和作为美学的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本书作者认为：未来人类对生存、发展的美学探索的主题是 “美是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与行为追求”。它也构成了本文作者对21世纪美学探讨的中心课题，其初步的成果体现在已经出版的《作家哲学论》和《人类书写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和1991年版）和《当代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四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1年版）中。
〔6〕“存在”作为一个十分严肃的哲学命题，它本质上是一个生命的生存问题和生态问题。因此，“存在”不仅仅指生命的此时的在场（即 “此在性”），“存在”还指“此时的在场”的由来性和“此时在场”的去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存在”的完整本体论含义是：生命的产生、成长、延展进程就是存在。所以，生命的存在性不仅具有其空间意义上的广延性——整体性和生态化，而且还具有其时间意义上的渗进性——历史性的完整感和方向性的无限感。因此，生命的存在性就是生命的整体化、生态化和其历史性延展与方向性渗进的整体表述。
〔7〕本书作者认为，21世纪人类伦理是一种具有崭新价值取向的公正伦理，对公正伦理的生态化思考和整体性建构，就是公正伦理学，又可称之为“自然生态伦理学”，或“生命整体伦理学”。公正伦理学所探讨的立足点是现实生态性，所思考的思维视野是世界整体性，其基本的行动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物（人）性需要原则、普遍生存与延展原则、动机与效果相一致的评价原则。参见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利益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优良道德体系论：新伦理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
〔8〕有关于生存理性教育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成为本书作者对人类教育创新的进行思考的主题，曾先后发表过《当代教育的人类学方向》、《大技巧论》（收入《中国写作学的当代进展》论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0年）、《从人力资源看教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动力能力教育的未来方向》（《现代人与教育》1994年第一期）等论文，并分别于1996年和2003年完成了专著《动力能力教育论纲》和《汉语教育的哲学反思与重塑：我的生态理性教育理想之梦》（此二著均正在联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