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海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南海战略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海权战略、南海问题、地缘政治、海权强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海洋政策研究。鞠海龙教授已出版个人专著6部：《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海南侨务工作概论》（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中国海权战略》（时事出版社，2010年），《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南海地区形势报告（2011~2012）》（时事出版社，2012），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海上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教育部一般项目“南海周边国家与地区南海政策与我国南海维权”、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南海开发与广东海洋经济建设”、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南海海洋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重点项目“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海洋问题动态”、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九段线巡航实践的法理研究”等重要课题，是国内研究海权与南海问题的知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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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近些年，南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您一直长期关注和研究南海问题，能否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海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鞠：南海问题的由来非常复杂，而且时间相对久远。从主权所属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渔民、沿海行政机构自古以来就在南海地区岛屿及附近海域活动和行使有效管辖权。19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殖民统治的日渐深入，南海海域中的岛屿逐渐进入西方国家的文献记载。在西方的记载中，包括英国海军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南海航行指南》等书中都明确记载了当初英国探险者初登南海岛礁时遇到中国海南渔民的情况，以及相关岛上有中国渔民所建的小庙宇等情形。根据一些语言学者的研究，当初很多英文命名的海岛其实都是中国海南方言的音译。这些相关记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国对南海岛屿的历史性权利。
19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者在南海地区的活动逐渐频繁，对中国一些岛屿的偶尔登岛活动和侵犯活动也逐渐增多。随着西方殖民者侵犯活动的增加，清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维权行动也相应地开始增加。其中包括对西沙的考察和对南海部分海域的官方巡弋等主动出击的行为，也包括针对日本商人盗采南海岛上磷肥等非法行动的外交抗议。
民国时期，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南海权益的侵犯逐渐增加。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法国越南殖民政府侵犯中国南海九小岛事件。抗战时期，日本又占领了所有南海诸岛。
追述南海问题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殖民者对亚洲的侵犯和二战期间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侵略战争是当今南海问题产生的由来之一。
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南海问题的缘起，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从19世纪初开始西方殖民者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已经逐渐延伸出一种新的与历史上中国清王朝（以及之前的历代大一统王朝）所主导的不同的东亚秩序。这种新旧秩序的更迭，以及其中所夹杂的西方国际法规则、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念等现代国际政治体系的雏形对旧有以朝贡体系为外壳，以中原文化为内涵的东亚国际政治体系的严重冲击，最终产生出当今南海问题的一系列争端和日趋复杂的矛盾。
如果用简单一点的语言解释这种学术性的缘起观点，我想可以找到几个佐证的思辨点：
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当今西方的国际法体系的创立和发展，那么也就没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外大陆架等等国际法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些国际法的概念，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的利益诉求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强烈，南海问题也就不会有这么突出的矛盾冲突性。
另一个就是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主导了当今亚洲各国的发展模式。南海周边国家也不例外。当今的越南、菲律宾等国经济发展的确比较快。但是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采用能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能耗增长的速度基本上呈正比。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各国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更加强烈。这也是南海问题为什么越来越热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思辨点是，国际法的很多观念性的问题模糊了客观现实的真实面目。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很多外国学者批评中国过去没有有效管辖我们南海所属岛屿，认为这是其他国家占领的合法理由。他们的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我曾经去考察过南海的部分岛礁。即便是现代化的条件下，在没有专门补给的情况下，人都是非常难以在南海小面积的岛礁上生存的。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记载，我们的渔民在这些岛上的生活规律一般是随着季风的变化和鱼群的活动规律来进行的。通常在某些岛上生活几个月，或者半年。即便是现在，在没有外部补给和现代化的设备的条件下，南海很多岛上常年生活都会是很大的问题。因此不能说别的国家占领了我们的岛是因为我们没有有效管辖。在那种情况下，教条地套用有效管辖的解释是根本不现实的。即便现在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所占领的岛礁上如果没有后期的建设，他们也根本无法生存，甚至连中国渔民的阶段性居住都做不到。他们之所以能够驻扎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参考了后来的国际法原则，采用了非正常的手段（军事手段）才实现了现在所谓的有效管辖。不过这种所谓的有效管辖是以非法占领为前提的。即便长期驻扎在那里，也不能算作是一种主权行为。
南海问题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争端矛盾尖锐化、问题复杂化、战略迂回化、影响深远化。中国在应对南海问题方面，包括主权维护、地缘战略环境的改善、海洋经济建设、周边战略环境的维护和巩固等等都存在很大的压力。
所谓争端矛盾尖锐化主要是指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政策日趋激进化，相关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斗争性日渐加强。
问题复杂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南海问题已经进入国际化状态。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已经根据各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确立了相关的南海政策，而且这些区域外大国的政策已经与区域内国家的南海政策密切相连，甚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南海问题的矛盾尖锐化。第二个方面是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趋于强硬之外，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动了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发为南海问题的和平协商解决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同时，也为南海问题的最终走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的因素。第三方面是国际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倾向性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争端问题的难度。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舆论的引导能力是非常强的。2009年以来，西方媒体基本上主导了南海问题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虽然有很充足的历史证据和现实依据，但是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方面却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种国际舆论强势与弱势的对比状况对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判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促成当今南海问题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略迂回化和影响深远化主要是指美国在亚太战略整体框架下调度南海问题的发展，而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很难从战略高度上将二者整合，做出有力的反应。美国的这种战略迂回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南海问题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利益，更关系着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实际上，美国“重返”亚洲以来，南海问题重新成为热点问题，对中国的确构成了重大的战略压力。但是，这并不是对中国最大的战略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南海问题的持续发酵彻底瓦解了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苦心经营的“10+1”经济合作战略的全部战略效能。时至今日，南海问题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在安全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对立已经彻底堵塞了中国通过“经济合作——经济结构性战略关系的建立——政治安全合作”的战略发展通道。美国亚太宏观战略框架下，中国想要实现战略超越是非常艰难的。随着近几年国内对海外争端部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中国应对南海问题的战术压力难免会对战略判断有所影响。
问：我国对南海问题的研究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鞠：中国的南海问题研究可以从具体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梯队的基本状况两个角度来考察。
在研究成果方面，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史地、国际法、相关国家南海政策等方面。其中，历史研究可上溯至清末及民国时期。19世纪30年代法属越南殖民政府占领南海九小岛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调查、命名，以及1947年中国政府再度对诸岛考察、登记、更名并颁布“南海11段断续疆界线”等基础调查研究为我国的南海历史性权益提供了国际法基础。
20世纪80~90年代，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台）陈鸿瑜《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戴可来《越南关于西沙、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等研究整理了自东汉《异物志》到清末《广东水师洋防辑要图说》等有关南海诸岛的史籍，梳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相关史料和国际文献，批判整理了越南南海主权主张的依据，为南海问题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地理方面，南京大学地理系和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测算和实地测量的“南海九段线地理坐标”，广东省海洋地质调查局制作的“南海海底地形图”，以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绘制的“南海油气资源地理分布图”为我国有针对性地应对南海争端提供了现实而科学的依据。
国际法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台）傅昆成《我国南海历史性水域法律地位之研究》，刘楠来《从国际海洋法看U形线的法律地位》，以及吴士存的《南沙争端的起源和发展》等。相关研究提出了以历史性水域概念，或岛屿归属线的概念，解决U形线的国际法适用问题，以及以“时际法”、“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原则批驳越、菲等国南海权利主张的观点。
2009年以来，《东南亚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当代亚太》、《现代国际关系》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我国南海维权的国际环境，以及越、菲、马、印尼、美、日、澳、印等国海洋安全和南海政策的论文，初步梳理了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有关政策。
2010、2011年，上海交大傅琨成“南海地区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策略研究”和南京大学沈固朝“民国时期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先后获得重大资助，这为南海争端国际法和历史证据链等研究产生突破性成果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梯队方面大概有三大块：一个是坚持南海问题研究超过10年以上的一批学者和智库人。这个层次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国内南海问题研究先驱戴可来、韩振华等先生的弟子李金明、李国强、于向东等人，参与北部湾划界并且一手创办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士存先生等人，以及自上世纪末以来追随这些南海问题研究前辈长期从事南海问题和中国海权问题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南海问题研究的前沿课题主要集中在这些学者圈内，而且这些学者的成果也是国内研究南海问题最多、最精华的。
另一个是南海问题执法、维权、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线人员和科研人员，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智库专家。例如国家海洋局战略所的高之国、张海文，南海分局的徐志良等人，以及中海油、中远洋、中科院海洋所、渔政局、海事局等职能机构的一线专家和学者。近年来，这些一线的专家学者和上述从事南海问题研究的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智慧共享通道基本建立，彼此之间的成果相互共享。相关研究成果对国家南海问题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三块主要是拥有一定历史、法律、经济研究基础，随着南海问题的发展进入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的跨界学者。这些学者包括年轻一代的博士、博士后，也包括一些对南海问题研究有兴趣，同时有一定其他领域专业基础的学者。这一部分学者群是国内南海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南海问题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也没有学派争论和观点大辩论。这些学者的加入对我国南海问题研究走向精品研究、高端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目前这批学者对南海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缺陷。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有些虽然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却对南海问题的很多技术性问题不是很清楚的学者通过公共媒体发表偏激言论和抢眼球观点的做法对国内南海问题的研究和中国对外形象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个是一些专业学者过分专注于南海问题所带来的时效性和经济利益，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做研究。曾经有一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某学者在一个正式场合脱口而出越南占领了28个岛，而另一位来自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的自称研究南海问题的某学者弄不清北部湾划界和九段线到底存在什么历史和现实联系。
南海问题是热点问题，但是研究南海问题不能有捧热点的心态。南海问题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利益，也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利益。如果为南海问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群体中能够多涌现一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少一些凑热闹的人，中国的南海问题研究和中国的南海政策将会越来越好。
问：国外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国内外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研究的差异在哪里？
鞠：国外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包含史地、国别南海权益主张、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等方面。史地研究主要是19世纪末西方列强基于航海安全和殖民需要对南海海域进行的自然地理研究。主要成果有英国海军部海道测量局1868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China Sea Directory），1882~1888年相继出版的6本地图册（4本同名的China Sea和 Paracel Island及 Reefs in the China Sea.），以及美国1909年出版的《亚洲航海指南》等。《中国海指南》对南海航道的描绘一直被国际社会使用到二战之后，而相关南海地图更直接影响了1933年和1947年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定位与命名。
二战后，菲、马、越等国先后对南海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相关学者根据本国的南海主张发表了一些有论证缺陷却影响深远的论著。其中，越南学者阮雅的《长沙和黄沙考（上、下）》和Le Phue Hanoi的The Truong Sa Meteorological Station等有一定影响。当然，这些成果没有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南海权利的基本观点，美日等国也并未因此而介入南海地区事务。
冷战后，先后由加、美、中资助的印尼“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成为影响南海问题的重要准官方论坛。美国亚太战略、中国崛起，以及东盟的发展均成为影响南海问题研究的重要因素。2009年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实施，以及各国向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提交提案使南海争端再度激化。南海问题地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增强。将南海问题纳入区域性制度安排（DOC与COC）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主流。我国U形线的法律地位、南海航行自由与地区安全、域外国家的南海利益等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学术辩论的焦点。
国外的南海问题研究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学者做一个基本的区分。近几年来，随着南海局势的紧张，很多学者加入到南海问题的研究中来。这些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基于南海问题相关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而进行比较相对客观的研究；一类是基于本国的利益而进行专门论证的学者，这些学者普遍受本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大，虽然也有一些学术研究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绝大多数研究因相关观点相对偏激而缺乏学术严谨性；另一类是受某一个南海争端声索国影响而支持某个国家权利主张的学者，这一类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某些国家的御用学者。这些人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对南海问题没有任何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其主要观点也基本上按照东家的要求量身定制的。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但是因其研究成果多以时政评论等为主，而作者又有第三方的身份，所以对国际舆论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因为南海问题本身很复杂，国内外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的差异性又很大，所以成果的差异性和研究状况的差异性都非常多。当然，这些差异性方面，立场差异是最主要的。其次是研究内容的差异。中国学者很重视历史和政策研究，国外学者则不太认同我们的历史研究。仅以U形线的合理性解释为例，中国学者强调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意义，并且提出了相关国际法概念的适用性解释，而国际学者则更主要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诸如此类的差异还有很多。
问：从政策层面来看，相关国家在处理和面对南海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方式和态度，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鞠：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处理上的确存在不同。从不同角度切分，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从各自对中国的立场看，那么南海争端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在这个问题上将中国视为主要矛盾对象。
如果从政策手段上看，菲律宾和越南是激进派，马来西亚是实用主义者，文莱是随大流的国家。然而，从政策细化的角度考查，菲律宾和越南则又有不同。越南的南海政策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长期的、稳定的。所以中越南海争端的冲突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则更多受外部环境和国内政治斗争需要的影响而趋向激进。虽然此次中菲黄岩岛对峙对中菲关系的影响非常大，很多菲律宾人都开始认同将中国视为外部威胁的观点，但是，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程度是有限的，它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也不具备长期性和稳定性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马来西亚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但是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所不同的是马来西亚比较好地处理了中马南海争端与中马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
问：最近一段时间，南海问题愈演愈烈，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地区频频动作，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国家也有意介入，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鞠：菲律宾、越南的政策有着本身国内政治的深层次原因，也有着经济发展的原因，这些深层次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根源。2009年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举措进入到了质变的阶段。这一国际环境的变化为菲律宾和越南加强南海利益的争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美国、日本、印度的介入各自有着各自的目的。三国因为南海问题集合在一起针对中国的原因在于各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在整体上针对中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存在推动了美日印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相互借力。
从三国和中国的战略关系角度进行评估。亚太地区战略竞争整体态势下，中国和美国是真正的战略竞争关系。日本和印度是这场宏观大战略竞争中的搭顺风车的投机者。日本虽然希望在亚太战略中超过中国，夺取主导亚太的机会，但是它的战略在根本上被绑定在美日同盟主导亚洲的大框架下。日本没条件，也不可能挑战这个框架。因此，在战略层级上日本是没有资格和中国进行战略较量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日本在南海问题和其他海洋战略问题上的挑战和帮凶作用。
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中国在印度洋周边的战略影响。从根本上看，它还不是一个够分量的南海战略挑战者。对于印度，中国在战术上重视的情况下，战略上完全可以藐视它。
问：面对南海争议愈加白热化，中国政府近期在政策上似乎做了一些调整，积极维护中国的主权，那么对于南海问题未来的走势您有何看法？中国政府未来应该在南海问题上通过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鞠：中国的南海维权政策一直是积极的。之所以给人以近几年加大了力度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些年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发展为南海维权提供了硬件支持。从主权维权角度出发，中国南海维权的政策过去没有改变过，将来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没有原则地让步。当然，中国政策一直欢迎和平、和谐地解决南海问题，并且也一直致力于这样的机制建设。
中国的南海问题和海权维权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其复杂不仅因为南海维权问题本身，而更多的在于中国在战略应对和战术应对上的技术性矛盾方面。从战略上讲，南海问题的本质是一个中美之间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秩序主导权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着中国和美国谁来掌握亚太地区的未来战略主导权。
2009年美国“重返”东南亚之前，中国与东盟的10+1关系发展实质上已经为中国主导东亚地区的秩序奠定了一定基础。美国目前的南海政策，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实质上打断了中国的这一战略秩序建立的发展过程。现在，南海矛盾的尖锐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化等趋势将中国和世界各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点聚焦到了南海问题的具体技术和具体争端方面。南海问题的这种现状趋势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很多学者甚至政治家都在南海问题的具体研究当中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国际战略的大视野。一个比较不利的后果可能就是我们志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大有作为的时候，却在亚太战略秩序的建构方面落入了美国挖下的另一个陷阱——失去了从战略高度建构新的亚太秩序的战略机遇。
从战略和战术两个角度考察中国政府未来的政策，战略的利益对中国的影响会更长远、更大。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南海问题的一些战术性问题处理不好同样会产生战略负效应。从这个思路考察问题，中国的南海政策应对应当首先理清南海问题和相关海权问题的战略价值、战略影响所在，然后再在应有的战略高度指引下细化每一个具体的战术性决策和政策，最终做到使战略、战术一脉相承、相互印证、相互支持。如果真能如此，未来中国政府的南海战略与政策将得到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长期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