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民族交往有着诸多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的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伴随着民族交往的扩大，我国民族关系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从短期看，“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民族交往，从而使民族关系面临新情况。从长期看，“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民族成员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针对“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交往以及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例如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宣传教育，增进各族群众相互了解；在民族地区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为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在民族地区建设中心城市，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

关 键 词：“一带一路”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  民族关系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党和政府着眼于世界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一带一路”战略将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13个省区市，完全覆盖了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民族八省区(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基本囊括了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聚居地区。[1]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2]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使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而且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推动东北、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中原腹地、东部发达地区的交流交往。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的分析，这种地缘经济交往的扩大必将带动东、西部各民族间的交往，从而促进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交往的提升，这将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交往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民族交往即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贯穿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民族交往有着许多论述，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将由民族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述了部落交往是形成单一的民族的先决条件；列宁在阐述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时提出了民族交往将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国际统一的形成；斯大林在阐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也强调了交往的意义，提出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才能形成民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交往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相关意见。综合而言，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交往是形成单一的民族的先决条件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3]恩格斯认为交往是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在部落交往的促进形成了部落联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民族。正如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写：“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4]斯大林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5]

(二)民族交往是加快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往来，可以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从而提高本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加快本民族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6]广泛的民族交往，不仅为工厂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生产模式的传播与发展，从而带动了相关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将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三)民族交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交往可以打破狭隘的内部交往关系，实现人类更大范围内的交往，通过交往相互学习，从而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民族交往时提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8]马克思认为即便是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相对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一带一路”战略以和平相处、互利互惠的模式，把整个欧亚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欧非各国可以在这条利益一致的纽带上共同发展，因此赢得欧亚非大多数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

(四)民族交往是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民族交往愈加频繁，民族交往程度越高，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越强，民族关系也将因此而得到改善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9]说明民族关系的发展与民族交往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民族交往的扩大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以加快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推动民族间的交往，还可以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五)民族交往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一般会融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不论哪一方在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取胜，其结果都是如此，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恩格斯曾于《反杜林论》中提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0]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写道：“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11]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之中，民族交往有助于消除民族差别，从而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列宁也认为民族交往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消除民族隔阂，而是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1916年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12]列宁认为民族终将消亡，实现民族消亡的途径是民族融合，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则是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只有促进民族交往才能为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创造条件。因此，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1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促进民族交往，能为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创造条件，因此这一战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一种间接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伴随着民族交往的扩大，我国民族关系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从短期看，“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民族交往，从而使民族关系面临新情况

民族关系是各民族成员在交往中发生的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当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民族关系势必受到影响。“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将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民族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极大促进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我国共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其中近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占所有陆地边界线的86％。我国共有138个边境县(区、市)，其中109个在民族地区，占所有边境县(区、市)的80％。涉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和周边邻国如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老挝、缅甸等已有或规划的铁路、公路互联互通项目，大多从民族地区出境。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而且必然带来民族交往的扩大，这种民族交往既包括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了我国各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往。

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认为，民族交往是加快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未来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扩大，各民族间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率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对我国民族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民族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民族交往的迅速扩大，在相关准备工作还未到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因为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冲突而产生一些民族纠纷。在民族交往过程中，部分汉族群众由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缺乏了解，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也因为缺乏彼此的相互了解，一些人习惯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衡量、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容易产生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歧视。[14]如果处理不当，这些民族偏见和歧视容易诱发产生民族矛盾和纠纷。此外，“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带来外来文化，从而与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会受到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族成员发生心理失衡而动摇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心理基础。另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覆盖的中亚地区存在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可能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加大对我国的渗透，也将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从长期看，“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民族成员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认为，民族交往是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各民族频繁的交往中，不同民族的成员对彼此民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了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世界上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保持完全封闭的状态，每个民族最终将融入到世界一体化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为个民族的扩大交往和相互了解创造条件，加强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我国党和政府多次提出通过促进民族交往来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2010年胡锦涛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6]首次提出把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并以此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2014年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17]习近平不仅提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观点，而且提出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措施，例如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居住等等，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从而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因此，从长期看，“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民族成员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东部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提供了新机遇，将进一步带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各民族的分布格局，从而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影响。针对“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交往以及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一)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宣传教育，增进各族群众相互了解

尽管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许多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了解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边陲地带，天然的地理屏障对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具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民族间相互交往的经济纽带并不紧密。同时，由于汉族多居于中原，相对先进的生产力和较为封闭的儒家文化圈使其产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尊王攘夷”、“汉族中心，夷夏大防”等等心理，这种不正确的民族观对民族交往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宣传教育是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工作，如果这方面的工作没做到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民族交往范围的扩大，容易发生因相互不了解或民族歧视而导致的民族矛盾纠纷。目前我国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多集中于民族地区，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在非民族地区也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宣传教育，增进各族群众相互了解，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做好准备。

(二)在民族地区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为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为西部民族地区带来产业的集聚，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将得到凸显。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由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加之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起步较晚，其城镇化发展相对缓慢。虽然整个民族地区平均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但在一些城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民族地区，民族交往程度也较高，这一点可以从人口统计数据中表现出来。例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常住人口中共有49个少数民族，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少数民族个数增加14个，除蒙古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15192人，占常住人口的0.78％，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增长了178.39％[18]；宁夏银川市汉族人口占75.48％，各少数民族人口占24.52％，其中回族人口占23.0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长44.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5.71％，其中回族人口增长34.88％。[19]“一带一路”战略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民族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这个契机，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将改变各民族现有的社会分工格局，从而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来到城镇的少数民族成员大都依据地域和人缘纽带进入相关行业，形成了局部集中、总体分散的分工格局，各民族成员也积极改善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20]这种情况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在民族地区建设中心城市，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

国家“向西开放”的战略将使西北地区偏僻的地理区位劣势得以改变，西部民族地区可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在核心节点城市开展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各族人口的集聚，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通过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民族地区建设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能进一步推动民族交往。从目前民族地区城市格局分析，可以在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发展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赤峰市，在西部形成呼包鄂城市群，在东部建设中心城市赤峰市；可以在宁夏重点建设银川市；在新疆重点发展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市，大力推进乌昌一体化，建设新疆北部政治经济中心，南部则以喀什为经济中心，重点发展喀什市；可以在西藏重点建设拉萨市；在广西重点发展南宁市和柳州市，建设以南宁为核心的北部湾城市群和以柳州为核心的桂中、桂东南城镇群；在云南重点建设昆明市；在贵州重点建设贵阳市；在青海重点建设西宁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通过在民族地区建设中心城市，一方面可以造就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宽就业容量，吸引周边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到中心城市中工作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民族地区较为闭塞的民族分布格局，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创造条件。

(四)加强管理和监督，严防“三股势力”的渗透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断增加。我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地区是“三股势力”的集中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三股势力”的渗透和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三股势力”在进行活动时，总是打着民族和宗教旗号，以此掩盖其制造民族矛盾、分裂国家主义的实质。严防“三股势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渗透，不仅关系到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还关系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针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三股势力”渗透问题，一方面需要我国政府积极与周边国家签订或完善打击防范“三股势力”的多边合作协定，建立跨国打击“三股势力”的联合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着力铲除“三股势力”滋生的土壤，为“一带一路”建设扫清障碍。

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分析，交往不仅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民族的形成与部落之间的交往有关，民族的发展也需要通过民族间的交往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同时，民族交往也是消除民族隔阂、减少民族差别、走向民族融合的必然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应该“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虽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差别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但我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为扩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条件。目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仅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还为我国民族交往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从长远看，“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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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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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6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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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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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3.

[1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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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郑信哲.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J].满族研究，2001，(1).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89.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0-01-23(1).

[17]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人民日报，2014-05-30(1).

[18]鄂尔多斯市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鄂尔多斯市共有49个少数民族[EB/OL].http://www.nmgtj.gov.cn/Html/msxx/2012-1/11/1211110565820216.shtml，2012-01-11/2014-06-20.

[19]银川市统计局.银川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http://www.yctjj.gov.cn/tjgb/284992.shtml，2011-12-29/2014-06-20.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 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