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站在我家屋后柴栏的土墙边，村中小学的一个女教师走过来告诉我：井然死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使我惊呆了：“真的？他怎么会……”我问。“真的，我们也是刚听到信儿，他吊死在一眼井里了……”
她的消息是准确的，井然果然吊死在一眼井里了。和他同时死在那眼井里的，还有一个曾是他学生的刚满二十岁的姑娘。
就在几天前，我从学校回来度周末，走到他所在的那个村头，看到他牵了两只山羊在放，见了我，表情讪讪的，带着一脸的晦气。我们打了招呼，相对站着，彼此都无话可说。我正要走过去的时候，他叫住了我，红着脸，嗫嚅着：“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怎么，你有事吗？”我冷冷地问。
“我想和你……谈一谈，我……实际，根本不是……”他有点儿语无伦次。
我知道他想否认那件事，起码他想解释那件事的动机，“好吧，有时间我们谈。”我敷衍着，走过去了。
其实我根本不想和他谈。走在路上，我想，我恨他，鄙夷他，同时又可怜他，理解他，事实上在心底里，我已经原谅他，宽恕他了。他一定是在极端痛苦和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干下那件事的。没错，他有他的道理。
我们曾经是非常要好的同事和朋友。我们同在一所乡村中学教过书，又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喜欢文学，并且幻想有朝一日当一个作家。我结识他的时候，他大约已三十几岁了，家中已有两个孩子，我当时可还是个光棍。我的村子和他的村子相隔六里地，我经常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他家里去。有时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就着两杯浊酒和简单的菜肴谈天说地；有时他拿一条破麻袋铺在白杨树下，我们拿了两本书，坐在树下大谈作家和作品；还有的时候，我们相约各自写一篇习作，然后交换了看，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他的身世很苦，自小就没了母亲。原来住在一 座小城里，后来和妻子一同下乡插队，在村子里生儿育女落土扎根。他家有一口旧式的大柜，油漆班驳，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似乎是唯一的隔代相传的财产。这口大柜，一头装着小米，另一头装着书，他赖以生存的全部东西——物质的和精神的——全在这里了。我在他那口大柜里见到很多乡下难以见到的书，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根本无处觅求的文学名著，如《巴尔扎克传》，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还有《鲁迅全集》等。这些书都是早年的版本，纸面已经发黄，全是用麻绳捆扎在一起，一捆一捆放到大柜里的。他的要当作家的愿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说，这些书全是他自小节衣缩食搞到的，为了买书，春天常常要卖掉棉衣……我觉得，鼓舞他在极其贫困的条件下顽强乐观生存下来的动力就是他要当作家的理想。这种理想渗进了他的血液，化作了天真的近乎发痴的狂想。他曾经如知心密友般地告诉我，他曾经劝慰和鼓舞他的妻子说，现在的贫困只是暂时的，等到他当了作家，这一切都将改变，幸福将会降临，妻子儿女将会……他的妻子非常理解他，也非常支持他，全心全意相信他的话，因之艰苦操劳，安贫若素。他甚至向我夸耀说，他妻子当年的数学成绩非常好，脑瓜非常灵，长于逻辑思维，他还鼓舞这个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女人将来成为数学家。我望着在窗外操着猪食瓢，倚门而立的那个头发散乱，面容憔悴的家庭妇女，觉得他不仅是在狂想，简直是在胡说。
但是，他的话是十分真诚的。
他在土墙上抠出一个墙窝做碗橱，挡着这个碗橱的是一块小黑板，他在黑板上常常写上一些自我激励的话，有时是名家名言，有时是他自己的“即兴创作”。这些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座右铭，却是时时变换。我很钦佩他的精神，自己也从中受到鼓舞。我记得我最后看到他用彩色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字是：“世界上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如今想起来，他当时生活在那种精神世界里，似乎是十分幸福的。
不久，我当了公社的文化站长，组织农民排演节目，并且由我们两人共同发起，创办了一种油印的文学小报，刊名叫“山花”。这时我们之间交往最密切，每天几乎形影不离。他在上课之余，常常到农民演出队来看排演节目。他穿着中式棉袄，围着一条大围巾，极文雅极有知识的样子，演员们称他“老师”，对他很尊重。他对办文学小报热情极高，亲自在家里刻印钢板，亲自油印，并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诗，内容大约是学大寨之类的，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数量极少的作品之一。要当作家，必须有笔名，根据自己名字的谐音，他给自己起的笔名是姬婴燕。这名字我觉得有点儿女性化，但他很得意，以为这名字会很辉煌地彪炳于中国或世界的文学史册。我至今珍存他一本书，是文革后期出版的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学》，封面上有他亲自题写的“婴燕”二字，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物。
这期间的某一天，大约是初春的季节，我到他家去，正赶上他们夫妻吵嘴，他妻子似乎刚哭过。见了我，就数落起他的不是来，说他只想当作家而不知过日子，家里穷困得连一根火柴都没有了，每逢做饭，妻子必得拿一把干柴，翻过墙头，到邻居家的灶内点着火，再高举着火把似地翻将回来，才能点起火，做成饭。所幸家里还有两毛钱，妻子叫他用这钱买回一包火柴。可是这位先生竟用这两毛钱买回一本鲁迅的《野草》，这日子还如何能过呢！听了这些，我心里很酸楚，同时又很感动，觉得天若不降大任于斯人，真是瞎了眼！
大约过了一年，我又过起了粉笔生涯，“山花”早已夭亡，农民演出队也已解散，作家的梦似乎愈加渺茫和遥远。可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报纸上一则省艺术学校戏剧文学专业的招生简章，怦然心动，决定试一试。我带上这张报纸，兴冲冲地去找井然。他从小院里迎出来，我一边推着自行车向院里走，一边对他说：“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是不是艺术学校招生的事？”他问。
我十分惊喜，忙问：“你知道了？”
他点了点头，很平静地说：“知道了。”我便极力怂恿和鼓动他一道去报考。我说：“像你这样的年龄，这可是命运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考上考不上都得试一试。”
谁想他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最后似乎答应去考。
从他家出来，我爽然若失。他对此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就已出乎我的预料，更加令我狐疑的是他尽管先我知道了消息，却表现得这样不阴不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取得考试的资格，我用一天晚上的时间，在草纸上写了一个独幕剧，题为《拔苗记》，寄给了招生委员会。当我把寄作品的情况详细讲给他听时，他只是支吾和敷衍。我问他是否也寄了作品，他竟王顾左右而言他，脸上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
这之后好长时间，我没有接到允准考试的通知，以为自己习作不合格，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可是有一天，允许考试的通知竟然寄到了，我十分激动，兴高采烈地去找井然，井然平静地告诉我，他的通知早就接到了。
可是临到考试的时候，井然竟然改变了主意，不想去考了。据说他听从了别人的劝告，说是他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孩子，马上就可以转成正式教师，而且全省有才能的人很多，考上的希望极小，一旦考不上，不是丢尽了颜面吗？更何况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并非个个都上了大学的……没有了“志同道合”的战友，我觉得很孤单，很惆怅，就一个人到省城去应试了。坐在考场上，我望着身边贴着井然考号的空桌子，不禁深自叹惋。
这年深秋，周围风传着我在全省考第一的消息，但是录取通知书却没有来，而是来了一位搞外调的老师，调查我在中学读书当红卫兵时是否干过武斗杀人的坏事。我惊诧莫名，深感意外，当时社会上正在清查所谓的“三种人”，如果我真的搞过武斗，不仅上不了学，而且将成为一个被管制的坏蛋，甚至有囹圄之祸。内查外调的结果，证明我那时是一个清白的人，不久，我到省城上学去了。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始终压在我的心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学校不久，真相方始大白：原来校方曾收到过一篇匿名文字，是用山东快书这种曲艺形式写成的，题目就叫《树山外传》。生平第一次有人给我作传，且用的是文艺形式，这使我荣莫大焉！但是这篇传记纯属虚构，通篇是谣言和诽谤，不但不能算作我的“信史”，简直就是诬我为罪大恶极，想把我打入死囚牢里去。学校当局为了是否让我入学专门开了三次会议研究，最后派人外调，让与我相关的若干人按了红手印，才救拔我于子虚乌有的诬枉之中。
后来我知道，热心给我作传的就是我的挚友井然先生。他为了取得考试资格，交的作品也是一篇“山东快书”，而给我作的则是另外一篇了。这或许是他生平最为得意的一篇佳作，虽然未曾发表也没取得意想的“社会效益”。井然是山东人吗？他为什么热中于山东快书这种民间文艺形式，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更加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在周围的同事中，没有比我们更志趣相投，交往密切的了。可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他竟然狠狠地捅了我一刀，这一刀捅得好无来由！任何小心求证都难以诠释人类感情生活中的这个哑谜。人类的心灵裹着千重雾障，在最隐秘的角落里，永远潜藏和发酵着一种情绪。似乎有一个机关，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这个机关被触动了，那种情绪就会被“引爆 ”，因而干出他自己都不能解释的行为来。这或许就叫人心叵测？
井然已经死于地下，这篇文章的目的决非要彰亡人之恶，我现在已经完全宽恕了这个可怜的灵魂。井然是可怜的，真正的可怜！他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抱着天真美好的理想而不得善终。姑且不论他的才具如何，当时的社会，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路几乎全被堵死，他想当作家，想出人头地，想改变自己的人生际遇，脱离穷窘的生活，这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中缠成一个结。这是一个死结，没有人能解得开。当他预感到自己不成别人或许能成的时候，嫉妒之火点燃了这个结，释放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想毁灭别人，结果却使自己陷入了良心的窘境。
我很后悔没能跟他谈上一次，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死，而且竟然死得这样凄惨和浪漫！
我上学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了，我们的友谊也完结了。后来只是听说，他由民办教师转成了正式教师，境遇有所改善。他也当过公社的文化站长，大约在这个时候吧，他恋上了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年轻女子。这女子和他同在一个村，曾经是他的学生，平时很文静，喜欢文学，后来做了本地的小学教师。他经常帮助她，开导她，县里文化馆办业余作者学习班的时候，他就带她去参加。这女子也常到他家找书读，他就利用文学和书籍来吸引她……但据我推测，他原来决非就怀了勾引的念头。他们的关系当初一定是很真诚很纯洁的。女子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教益，他则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某种慰籍。从未熄灭的幻梦之火在他心头又一次熊熊燃烧，破天荒地给他的心版涂上了一层玫瑰红的底色，诱惑他不由自主地去咬那枚偷爱的禁果……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了非正常的关系，局外人永远不会知道。但是，可以确知的是，这种关系发生之后，他们各自的灵魂都被负罪感压迫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在女子的眼里，一切梦幻都已破灭，世界不再是圣洁和美好的了。据和那女子在一起的小学教师们讲，那女子死亡的前一天魂不守舍，面色苍白，常常喃喃自语：“活着没意思，真没意思……”而在井然来说，他一方面被负罪感折磨着，另一方面也在疯狂地享受着肉欲的人生。彼时彼刻，理想的太阳彻底熄灭了，他要对昔日理想的人生来一次报复，在青春少女的肉体上寻求补偿。他原来活的是“精神”，现在活的是“物质”了……
事情来得十分突然和意外，综合许多知情者和目击人的讲述，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那正是北方播种的时节，女子在某一天失踪了。下午近晚的时候，井然在乡下中学的办公室里被人叫出去，是女子的哥哥从外地赶回来找井然谈话。他们在学校门前的大路上徘徊了好长时间，又到一座没有上盖的房子里去谈，接着井然回到办公室，和校长请假要提前下班，理由是要回去种自留地，并且带回了一捆挽犁的粗绳子。这天夜里稍晚的时候，井然被女子的两个哥哥从被窝里叫出来，说他们的妹妹至今没有下落，叫井然仍然去找。井然出去了好久，半夜又回来一次取电筒，告诉妻子不要等他。这次夜半归来，或许已有死亡的预感，和妻子诀别。第二天，在田野一眼井里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事情惊动了县公安局和四邻八乡的农民，现场看热闹的人非常多。公安局的尸检员草草检查一番，确定两人系自杀。这口井是一眼机电井，有房子保护着，只有灌溉时启用，平时无人光顾，估计可能是两人幽会之地。女子先一日失踪后，井然遍寻不见，等她在这里发现时，女子香魂悠悠，已赴冥城。井然在何等心境下决定赴死，笔者也只能臆断。我想他发现情人尸体时，更多的是恐惧，觉得无力承担其可怕的后果，精神的堤坝先自坍毁。而当他放弃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决定和那女子同死一处时，不能说这其间没一点浪漫殉情的味道。总之，人之一死，万事皆休，井然最后一举还是勇敢的，不失为条汉子。撒手一去，人间毁誉，与我何干！任他说长与道短，我自黄泉风流！即使是逃避，也是一次勇敢的逃避。据现场目击者说，他们是吊在同一根横亘井口的树干上的。井然的死相十分难看。公安局的人对待死者极其粗暴，一个人揪住井然的长头发，另一个抓起他的脚，像扔一只口袋一样扔到了牛车上。这也难怪，我们对待活人也常常很粗暴，当然用不着对死人讲礼貌，更何况像他这样一个死人！
井然的葬礼十分简单。事情突如其来，家中没有准备，他的妻子只好倒出那口大柜盛殓了他。这口柜从前装过他心爱的书和全家人赖以生存的米，如今成了他的棺材。这种结局，是他生前决没有想到的。
家乡以至附近的农民们对井然之死如何评价，无须赘述。中国人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偷情男女大多受到鄙夷和诅咒。井然没有像自己所设想的那样流芳千古，但也不会遗臭万年。他的带有某种浪漫色彩的非正常死亡使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家乡人激动了一阵子，好久被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现在几乎被完全忘却。唯有我，怎么也不能忘掉这个人，忘掉这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有这样一个小人物在人间生存过，挣扎过，在理想和现实，道义和良心中间左冲右突，最后爆出一星怪异的亮光，永远地沉寂了……他出事之后，他妻子带着孩子离开那个村，搬到远方去了。那个厚道温顺的女人现在不知怎样生活着，他的一双可爱的儿女，大概也已长大了吧！
“仅以此剧，献给我的一个友人。他的高贵，曾经感动过我，他的卑鄙，曾经伤害过我，但他的充满宿命意味的死亡曾使我夙夜不宁……”
这是我以姬婴燕（井然）为主人公的一部剧作①的卷首语，可惜在剧本发表时被编辑删去了，现抄录在此，作为我这短文的结语。
注释：
①话剧剧本《村子》，发表于《剧本》198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