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伯君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又在同一个系统工作，我在省社科院，他在市社科院，都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常有来往。这部书在交出版社出版之前，他先打印了一份送给我，希望我为本书写序。

伯君以敏锐和稳健的文风为学界所关注。他喜欢研究问题，常常为问题所困、所惑，但所思是深邃的；同时，他又坚信体制改革的力量，用历史的眼光考量问题，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更是乐观的。他的文章好读，敏锐与稳健之间形成张力，引人入胜。

书稿很长，一叠又一叠。虽然忙，我还是一口气读完。伯君说，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思考，成书之前，又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来梳理。看的出来，这部书稿非一鼓作气而成，甚至不是在事先设置好写作框架后再按部就班完成的。正因其如此，书稿对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的研究和思考都有充裕的时间和平和的心态。我们在年龄上有差异，经历也不同。观察和思考问题都会有各自历史印记。我不一定认同书稿的全部看法，但认同这种敏锐而不乏理智、不乏平和的研究态度。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没有谁能够抹杀改革发展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使中国焕发出无穷活力，在经济、贸易总量上进入世界前列，实现了初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百年梦，令世界瞩目。同时，也没有谁能够忽视改革发展带来的矛盾和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日渐拉大，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群体。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变化与问题交织在一起。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争取自己的合理利益，相互激荡。在改革发展中，利益损益不同，对改革发展的感受与评价自然不同，莫衷一是。舆情也是影响改革发展进程的力量。伯君用“晕眩”来形容进入“深水区”这个时代的特点，力图弄清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力图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厘清决定改革发展走向的制度力量，力图使改革发展的成本控制在制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力图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并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共识，走出“晕眩”，应该说，这样的研究和努力是有价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以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因为它能正确反映和兼顾群众的利益，调节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引自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但是，政府的兼顾和调节，并不都是正确的，也不是都能成功的。甚至还站错了位置，损害了某一群体的利益。伯君的研究，可以为政府扮演好这一角色提供思想理论上的借鉴。

不改革不行，改革的力度小了也不行，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不发展不行，发展的速度慢了也不行，过去是这样，今天仍是这样。这是伯君对待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就此而言，他是改革与发展的坚定的支持者。但他更为关注的是：改革和发展还有一条不可冲击的制度底线——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条底线，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划了出来。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还出现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就真的走到邪路上了。多年来，伯君密切关注改革发展中生发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对改革发展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和少数高收入者利益群体的趋势，坦陈自己的忧虑。仅此而言，他又是改革发展的精心呵护者。

发展慢了不行。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但发展快了也不行，因为发展过快，新的矛盾凸显，而又不能及时解决，结果问题越积越多，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发展的下滑、停滞、倒退。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伯君重点研究发展的“陷阱”，避免“异化”，是有益的。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先试点，再铺开，循序推进；中国的发展也是渐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历史证明，这个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符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情，是正确的。伯君在肯定这一路径选择的同时，对起点不公所造成的非公平的经济增长，从而拉大社会群体间和地区间的差距，挑战社会公正这条制度底线的发展提出质疑。他十分担心，一旦差距拉大到了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就会跌破制度底线，发展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由此，伯君解答了为什么“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社会现象，解答了为什么在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面前，仍然会出现质疑改革、质疑发展的社会舆情。

渐进式改革发展，必然形成先发展起来的强势地区、强势群体和发展中的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在常态下，弱势地区、弱势群体需要发展，强势地区、强势群体仍需要发展。国家的作用，就是把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力激发出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效益最大化必然是资源配置的优先选择；同时，用协调发展的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形成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发达国家采取的是这种策略。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提高了国家的总体实力，在此基础上，2000初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又实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今年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战略的提出都是在区域资源配置和区域利益协调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在，权力配置资源的弊端还在发挥作用，新体制还不完善，制度补偿机制还没完全形成，等等。这样，资源配置不仅要受到市场的影响，还要受权力的影响，以及旧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缺陷的影响，使资源配置难免烙上非正义的印记，加重了经济增长中非公平的程度，加重了发展的“乘数效应”的危害。这些，既是伯君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是本书的亮点。

在这个躁动的时代，伯君始终保持冷静、理智和自信，很难得。冷静、理智和自信来自于他坚信制度的力量。他以制度为底线边际来观察和研究改革发展的战略部署和经济增长的得与失，以满腔的热忱关注和研究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决策。这些使他不为浮云遮望眼，不因矛盾和问题的严峻程度而犯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重大指导思想和理念的提出，都体现了制度对改革发展的要求，都展示了中央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力量。

改革还在进行。新情况、新问题还会出现。正如本书的开放式结构一样，希望适值壮年的伯君，继续保持对改革发展的关注，承担好一位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时期应尽的责任。

2005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