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时人关注的重要政治焦点问题，就是军阀政治这一现实问题，因为军阀问题，已成为困扰那个时代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时人看来，军阀问题的表现，一是军闽干政弄权之乱导致国家纲纪、政治道德败坏；二是军阀各割据一方为霸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三是军阀内争、兵变之祸“甚于匪祸”；四是军阀“率兽食人”陷民生于绝境。根据这种观察，当时的思想界得出了对军阀的否定性认知结论。时人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虽显朴实却颇具典型意味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的认识虽不无形容和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关于民初军阀问题，学界已有诸多丰硕翔实的研究。据笔者由中国知网从1979年到2013 年34年间以“军阀”为题的检索结果，共达683篇之多，不可谓少，主要涉及近代军阀人物、军阀战争、事件以及军阀特点等问题的研究，是对军阀本身即“军阀史”的研究。但从思想史、思潮史的角度对五四前后时人关于军阀问题的认识与讨论作一考察，看时论是从哪些方面讨论和认识军阀现象这一问题的：他们讨论军阀所依据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什么？他们对军阀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在今天看能否成立？他们对军阀问题的上述认识与五四时期的时代思潮有什么关系或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等等，这些问题学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知识考古”思想梳理的角度，就上述问题作一学理上的专题探讨。军阀问题是五四前后思想界颇为关注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谓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指军阀的存在乃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军阀”这一特殊军事类群乃成为国人热议与讨论的对象。时人认识军阀，对军阀概而言之为“现在中国一般人的心中，都知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这类话语，是在对军阀之行事的具体观察和切身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否定性认知。这些对军阀的认知，对我们今天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民初军阀问题以及反对军阀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对军阀干政弄权之乱的认识
近代中国军阀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传统君主制时代，权臣或藩镇干政乱国往往是王朝统治后期乃至末期出现的特殊现象。民初的军阀干政乱政，则是新政权建立不久就出现的一种现象。此种现象，表面与中国古代王朝末期权臣专横或藩镇割据相似，但其产生的历史动因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是多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受多个帝国主义列强支配；在政治上，虽然民国建立，但传统封建的政治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民主制度有名无实；在经济上，中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没有形成国内的统一市场。种种因素使民国根基未稳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乱象。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事集团群龙无首，各派系军阀如皖系、直系、奉系等先后各援引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干政乱国，给国家的统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而此时的中国，由于产业工人队伍人数的激增，新式教育的举办，新式出版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新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使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革命思想在内的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激发，使得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处于与军阀现象相对立、相抗争的状态。时人根据对民初军阀这种“新”问题、“新”乱象的观察，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和思考。
其一，对军阀干政乱国的观察与认识。
按照近代国家制度的结构性要求，军权应受制于政权或党权，是为通例。但在民初乱象下，军权僭越其位，走上前台干政乱政。无论是天津督军团会议，还是皖系、直系两派在南征问题上的妥协与冲突，都说明军人才是国家政治决策的真正主角。时人揭露道：“今举国共痛恨于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惟武人，调和武人者，亦惟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 ”军事强人段祺瑞制造了为自己御用的新国会，后来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更是内阁的操纵者。时人指出：“军人每挟其特殊之势力，侵人行政范围，居最高之权位，以蹂躏议院与宪法，立国之本摇，而一切之乱源，皆由此起。”军人集团走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按照其特殊的军事规则干预国家政治管理活动，形成“特殊之势力”。“特殊之势力”凌驾于现代国家法政制度之上，国家运转遂脱离常轨，形成与政治法律规则格格不人的军人干政祸国之象。
时论多从社会道德和公共政治的立场出发，对军阀把持国家中枢、干政乱政的行为，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际，论者深感“政局随武力为转移”之患，抨击道：“自武人乱纪，中央政权，被征服于强权之下，一进一退，随武人之势力为转移。彼赳赳者，遂得傀儡中央，指挥政局。国家最高之行政权，卵翼于武人之肘腋，莫可如何，此今日中国之大患也。”各派军人以私人武力为“进退”的后盾，“轮流”傀儡中央，背离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追求的建国路向，表现了“武人”为国家“大患”的突出景象。由具有特殊势力的军阀作为政府的后台，国家政权成为军阀进退的工具，国家政治表现出军事化的鲜明特色。
其二，对军阀与政客勾连变政、军阀谋夺大位的观察与认识。
民初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与军阀伴生的还有民初的政客。一方面，掌握军事权力的军阀，乐于利用某些政治势力为其施展政治野心服务；另一方面，由于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民初一些政治势力转而依附强权以求荣。于是，形成了军阀与政客的不正常结合，导致国家政治扭曲发展。社会中正义的舆论遂起而揭露军阀的乱政阴谋。1920 年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皖系军阀及依附于皖系的安福系政客议员下台，时人遂撰写《安福祸国记》一书以记其丑行。尽管该书被后人认为“多有偏袓皖系军阀之处”，但该书序言仍表现了时人对军阀深恶痛绝的明确态度：“安福一小小俱乐部耳，何以能祸国？盖有酿成其祸者也。制造安福者军阀也。奔走军阀者安福也。无军阀即无安福……今倒安福者军阀也……非安福之易倒也，谓之军阀倒军阀也可……若军阀倒军阀，祸犹未已也。”此论虽不无“偏袒”政客之嫌，但就史实观之，军阀确是制造其御用政治组织、祸国事件、政治阴谋、政潮和战争的真正根源。
1923年直系军阀势力驱黎与贿选等事件，是军阀不顾政治规则的重大乱政乱国行为，议员刘楚湘愤而控诉道：“今岁政变，乃并全国四百兆人民之代表（指议员——引者注），与万恶之军阀万恶之政府同恶相济，焊然不顾国家之纪纲法律，揉躏无遗，将中国数千年道德所涵养薰陶而成之廉耻大防扫除净尽。以暴力胁走元首（指驱黎——引者注）……以总统大位为交易货品，神圣议会为交易市场。至是而彼辈直将全国人心为之沦胥以尽。”在作者看来，军阀以暴力手段公然破坏现代国家纲纪法律、胁走国家元首，以市场交易手段贿选总统，严重败坏了政风和人心，毒害至极，而必须予以批判以匡正世风和人心。
1924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率军在山海关前线作战之际，率军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吴部在张作霖与冯胡孙部包抄夹击下大败。对于曹锟之败，时论认为其败是武力破坏“政治常轨”之举循环相沿而来，此例既开，曹锟自种恶因自食恶果：“当曹锟思篡黎元洪而夺总统也……全国人心愤法纪之毁坏，于是大哗。本报当时亦曾笔诛而口伐之……以为此风一启，后患将不可堪言。且本报不特于驱黎一役有所驳斥，抑且其前亦曾于驱徐时早有预言，以为对于去者诚可快心，而来者必将作法自毙……政治常轨……断不容挟武力以为运用。今不幸武力与诡谋之例既开，前既有曹、吴之倒徐，后复有冯、王之倒黎，则当然有今日冯、胡、孙之倒曹。谓曹之有今日皆由自造，殆无不可。”在舆论看来，曹吴之有今日，是“政治规矩”被“武力与诡谋”所取代之必然结局，曹氏非法谋取大位，虽能得计于一时，实则其败自取，由曹氏之败可反证“政治规矩”之重要。
军阀公然“暴力胁走元首”、“以总统大位为交易货品”之行事，即使从中国传统政治规则的角度看也破坏了中国政治道德的底线，足以“将中国数千年道德所涵养薰陶而成之廉耻大防扫除净尽”。不仅如此，近代革命者犯难冒死而从西方引人的新型法政制度及其道德规则，也遭到军阀的肆意践踏，而代之以原始状态“残暴野蛮”的“丛林”规则，所以武人“傀儡中央”、军阀“制造安福”、“暴力胁走元首”和总统“贿选”等一系列丑剧、闹剧才得以公然上演。军人不择手段问鼎，表现出强烈的军事集团政治化特征。
其三，对军阀破坏法律的观察与认识。
近代国家制度与传统国家制度相比，主要表现为以法治代替传统的人治（或曰“贤人政治”）。时论已认识到，“法律是维持国家秩序，保护人民权利的准则……共和国家之所以为共和国家，其根据在于共和国家的法律”。还有论者指出，在现代民主体制下，“军无所谓阀。军人者，直接受命令于参陆两部，间接受命令于总统，再间接受命令于神圣之宪法者也。军人之天职在服从，不惟议法定律军人无置喙之余地，即布令行政亦绝对不容军人之干预”。这表明，时论对军人与现代国家法政“应然”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反映了时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准。但这种认识并未获得军界人士尤其是军人首领的信服与认同。军人军权在握，“徒法不足以自行”，移植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在民初并没有其得以健康成长的思想土壤和政治条件，特别是握有军政大权的一帮“赳赳武夫”的“知”与“行”，均与现代法律的规制、要求格格不人。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走上国家政治的前台，肆意践踏法律和民主规则。
军阀“藐视法律”，“破坏一切国法”。他们不顾法律约束，任意夺取地盘，任意扩兵，任意增加人民负担、掠夺人民财富，任意镇压工人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确是无法无天。时人在观察军阀破坏法律的“实然”情形后愤慨地议论道：“事实上现在究竟怎样？一班豺狼似的军阀不是凭藉他们的武力，横行不法地在那儿乱闹么？保障国民权利的法律全被他们揉躏了！”中共领袖陈独秀也注意到军阀把持政权下的“法律无效”问题。国家大权被时论称为“豺狼”的军阀控制，他们弄权作势，无视法律制度的存在，民初的法律无力把军阀的军权装在制度的“笼子里”，军阀凭借手中的武力，将“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全踩在脚下，法律的权威性在军阀强权面前荡然无存。法律无效，必然导致社会普遍失序。
军阀破坏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普通法，也包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导致了国家失去纲纪，陷人政治混乱之中。皖系掌权时段氏毁弃“临时约法”，直系掌权时，曹氏先表示尊法，随即又毁法，后又匆忙抛出“贿选宪法”，再到后来为争所谓正统，张作霖、吴佩孚又各拿民元约法与曹锟宪法为自己“说事”，法只是他们玩弄权术的临时用具。孙中山曾痛斥军阀“毁坏约法，夺去人民所握之主权”。时人更感叹：“国家根本大法，何等尊重，今乃玩于军阀股掌之上，其地位将居何等耶?”军阀既能“横行不法”地“胡闹”，即使最“神圣”、“尊重”的国家大法，也终逃脱不了成为他们“掌上玩物”的命运。法律、制度与权力呈现的竟是这样的颠倒关系，不能不令时论者质问：军阀为何敢于如此“蹂躏”法律？时人谓曰：“此多数武人者，或起自绿林，或出身仆役，目不识丁，知识暗昧。即间有系学生出身者，亦只略谙军学，而于民治主义之精神，毫不了解。彼等以为谋民主国家之统一，一若君主创业龙兴，可以武力统一也者……七八年来，国家来滔天没顶之祸，吾民处水深火热之中，皆军阀政治之赐也。”时人的这一认识说出了部分道理。军阀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传统中国“君主创业龙兴”时代，故一旦军权在握，既无现代治国之知识与智慧，亦无治国之经验与能力，因无知而无畏，一味迷信武力，践踏法律、毁坏国家纲纪，结果使现代法治治理蜕变为军阀的“武治”，武力成为法政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对军阀在国家政治上干政弄权的认识和批判，已经触及到国家统治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国家中央政柄纲纪失序的问题，古人所言“朝政崩坏，纲纪废弛，危亡之祸，不隧如发”的险情乱状，重现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活中，成为时人所焦虑的关乎国家安危的时代性问题。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现代民主和法治意识在思想界乃至社会上已被广泛接受，成为时代的新思潮，因而当出现军阀蹂躏与破坏国家法律和政治规则现象时，时人往往是以民主和法治的观念对军阀的上述行为进行批判和认识的。无论是段祺瑞，还是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抑或是陆荣廷、唐继尧、张敬尧、王占元等大小军阀，一旦被民意视为军阀，即为“人民公敌”。即使北京政府体制内一些高、中级文官私下也不认同军阀之所为，军阀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从近代革命的时代要求看，这种对军阀的批判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的“反对军阀主义”和“打倒军阀”的革命思想，也有某些相通之处。中共在刚成立之际，即把军阀现象提升到“军阀主义”的认识高度，显示了中共对军阀现象和军阀问题本质已有明确的把握，这一认识体现了中共对中国国情问题的深刻探索。此一认识成为中共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起点。
二、对军阀各割据一方为霸的认识
军阀之所以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出于支配和控制中国的目的，各自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军人为其代理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地缘性、业缘性和区域性传统经济仍然延续，拥有军事实力的封建势力仍十分强大，新生的政治力量比较弱小，国家缺乏制约军权的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力量，致使军事力量崛起并进而控制了国家政权。这些各成系统、逐渐对立的军事系统和军事集团，各为控制国家政权而展开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这种军阀之间的纷争，导致国家陷人分裂状态。民国创建者孙中山痛心地指出：“现在民国的景象，还是在分裂之中，到处都有战事……没有一年可以得太平。”“国家还是在变乱的时代，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担忧地指出这样的图景：“大乱不已……祸患没有止境。”在他看来，以革命志士的热血和生命创建的民国，不但没有带来幸福和太平，反而陷于战乱和分裂，使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状况促使孙中山进一步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军阀割据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而关心国家前途的时论作者，面对军阀割据与军阀称雄祸国的现实，也从其观察中做出各自的评判与分析。
其一，对军阀陷人分、合怪圈现象的认识。
军阀纷争造成了国家分裂的现实，但有实力的军阀却仍企图进行“据国家为己有”的“武力统一”，然而其结果，却仍使国家归于分裂的状态。这一不正常的症象，纠结着关心国是的人们的思虑。他们观察此分、合之象，以便寻求一解。根据时人乔山的观察，在“兵权分散，势成割据”的局面下，“则统一之日，即破裂之机”，循环而往复。分、合怪圈现象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有一二雄心者”，即拥有“特殊之势力”的大军阀；二是军阀间利益对立，各“挟其势力以互攻”。分、合怪圈是军阀政治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军事权力私人化和碎片化的鲜明特色。军阀的所谓“统一”，并非是事实上的统一。每一派的胜利都是暂时的，因其内部的利益竞争者必和另一派暂时失利者取得军事上的联合，新的纷争又随即开始。故而“统一”在军阀政治中，只是一个画饼充饥的幻象。
这种军阀间不断一派倒另一派、互攻、分合的乱象，也引起外媒时论的关注，如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曾指出：“中国内乱之重要原因，凡中外人士及中外报纸皆异口同声谓，由于军阀之专横……其战乱之所以频仍者，不过因军阀之互相嫉忌、互欲发展野心而已……每次内乱之起因，皆为对于大军阀之反抗而彼联合以推倒大军阀者，无不宣言战胜以后当即恢复合法政府、而祛除军阀之专横与干涉等类之口头禅……然胜利甫得，则战胜者即置其宣言于不顾，而殚精竭虑于巩固权势。”社论例举了皖段推倒张勋后把持政权、直曹奉张联合倒皖段、奉张势大为吴驱逐出关等战例，并言时下吴胜后“对于彼前此之宣言现已置诸脑后”，预料不远将来“必得有第二次奉直战争发生”。果如该社论所预料，1924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其实，由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发生和结局，而推断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生，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共识。
其二，对军阀割据称雄、国家呈无政府状态现象的认识。
不同军事集团间相互争战，造成了国家呈无政府状态、军阀各霸一方的局面。军阀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的是军事专横统治。时人指出：“疆吏割据拥兵自逞……有力者……纷纷扩旅成师。要任疆吏，陈请任命部属督理军务，以总统增缀善后事宜四字而不惬。元首命吏到任，督军即晚自兼省长，扬言决不干政，而阴常掣肘。近更有驱逐省长，擅先派署然后电请任命者。”地方疆吏恃其武力“自逞”，割据一方，往往因派系或利害关系，藐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号令，无视中央政府之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原有正常关系，被彻底扭曲。时人指出：“民国以来，武人跋扈……满清时代专制魔王不过一个，民国以后，概括说来，简直所谓都督，督军，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皇帝，在同一时间，二十二省就有二十二个实质上的魔王。”作者把违背国家纲纪的都督、督军此等军阀比喻为“魔王”，十分形象，确非虚语；但把违背国家纲纪法则的军阀与清代治国理政的帝王视为同类，则不免“抬举”了军阀。当然从军阀权力之大、不受监督角度而言，各割据一方的地方都督、督军也确如皇帝一样，拥有武力的“地方”，成了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独立王国。陈独秀精辟地指出：“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陈的话不多，但一语中的，说明了中国战乱分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军阀的割据；揭示出要消除分裂乱象，就必须解决军阀和军阀的割据问题。地方军阀割据问题，无疑是地方政权军事化和军事权力碎片化的重要体现。
周鲠生更是看到了军阀专横割据，与国家权力中心缺失的关系。他指出：“就民国全体言，则为无政府，因为事实上国中已无一权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国或其大部分。而就局部言，则为割据的专制；每一省或一地域之军队首领，事实上行使无限的威权，自成一个专制的君主。”“无政府”，本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一种绝对个人自由理想的空想性状态。而在周的笔下，则准确地指出当时中国纲纪失序、政局纷乱、国家权力中心不能有效支配地方的现实混乱状态，显示了他作为一名法政学者认识国情政情的敏锐、准确与过人之处。他在看到当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各地军阀“割据的专制”问题，前者的无政府状态和后者的专制状态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现。陈独秀也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当时的“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专权”问题。孙中山对此问题的看法，与周鲠生也比较接近。他多次说过：“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但是推翻那个大皇帝之后，便生出无数小皇帝来。象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都是小皇帝。”“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孙中山说的大皇帝“被推翻”后的问题，就是旧的政治中心被推翻后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中心，致使国家政治失序出现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要消除这些“暴虐无道”的“小皇帝”、制造“乱源”的“武人割据”和让国人蒙羞的“无政府”状态，就要重建能支配全国和地方的新的权力中心。
民初军阀的内乱、纷争和割据，造成了国家的一种特殊分裂状态。这是一种在保存和承认民国名义下的“割据性”分裂，是国家中心力量虚化、地方势力坐大、地方政权军事化的分裂。随着近代中国革命思想潮流与时代一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军阀的分裂割据问题。五四前后的一个重要思想表现，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空前觉醒，其对外要求是国家独立，对内要求则是国家统一，尽快结束军阀的割据纷争状态。军阀割据的时代问题遭遇到了针对这一问题的时代思潮。上述对军阀割据和纷争现象的认识与批判，其立论的基础是国家统一思想，这正是五四时期民族主义思想要求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后，很快洞悉和把握了军阀割据的时代问题，于1922年7月就及时、郑重地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重大政治目标。这表明，中共自成立起，就鲜明地体现了其在挽救国家危局的近代革命中所具有的非凡的政治判断能力和卓越的政治担当意识。
三、对军阀内争、兵变之祸甚于匪祸的认识
民国成立之初，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官僚军事集团很快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他们扩张权势，藐视现代国家规则，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派集团在国家领导权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矛盾。平心而论，是时的政治领导集团在其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际，低估了自身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与后果，其结果造成国家政治力量的严重内耗和国家政治秩序的严重危机，也造成了南北两大政治力量自身的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军阀集团乘虚崛起，控制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他们没有明确的治国理政的政治信念，没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卓识，只追求短期利益，惯于采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遂使整个国家陷于不断战乱之中。代表民意的舆论，对于军阀间的各种内争和军阀武装的兵变，在猛烈抨击之际，往往又不乏冷静的分析，反映着国家乱局中芸芸众生的道义立场，思考着国家的现状和前途。
其一，对军阀内争及其原因的认识与分析。
军阀为何内争不休？前述有关部分对此问题实已多有涉及，在此再稍作集中考察。时人观察指出，军阀内争，“约不外军阀之巩固地位与扩张地盘之二原因。甲军阀欲扩张其地盘，乙军阀必从而抵抗；乙军阀欲巩固其地位，甲军阀必从而撼动……一攘一夺，一拒一攻，利害相引者则联络之，利害相斥者则摈去之，因果相生，万象纷起。”军阀要巩固其地位，必以扩充军队为资本；军事实力增强了，又势必扩充地盘，以争夺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军队，但其结果是导致不同派系的军阀间不断的战争。其原因无论是“巩固地位”抑或是“扩张地盘”，均是“利害”问题，是由其个人之私利而引发的“不义之战”。还有论者认为，军阀所以能连年混战不止，是因为军阀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特殊势力”：“世界上无论何国有特殊势力之一阶级，则必为一国之乱源。中国之特殊势力在军阀，军阀之一物不铲除，则争此一物者必众，而战祸必不能免。”在时人看来，军阀内争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利益分割，论者平指出：“中国历次内战，表面观之，似为万恶军阀争城夺地，为其致乱之原因。然细察其内幕，实皆帝国主义者，以自国利害关系之故，时居于后台老板之地位。”无疑，如前文已有所述及，帝国主义利益集团以其武力为后盾在中国建立了特殊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各自根据其利益需要在相当程度上操纵着中国的各派军阀集团并引起其不断的内部纷争，时人对此有深切体认，孙中山也深有所悟，认为中国的内乱“实有造于列强”,表明那个时代对军阀起因的认知。
在直皖战争未爆发之时，严复在与友人熊纯如的信札中，就谈到他对直皖两系内争的观察: “皖直两系相持势将决裂。日来京邑人心殊皇皇。赴津及避居他所者，据闻数十万矣，影响于商界民间生计者极巨。”随后他给熊纯如的信札谈到对直皖两系内争时局的看法说：“直皖两系之争，日来已决……对于时局，终是悲观。所悲者一是大乱方始，二是中国人究竟无治军能力(弊法不改直是绝望），三是吾辈后日不知托足何所。”严复对时局“悲观”的主要着眼点，除了叹“后日不知托足何所”外，应是对中国人治军能力的失望。严复对军阀内乱原因的认识是准确而深刻的，正是因为彼时中国管治军事集团的制度规则遭到破坏、中国政治领导层无力控制军人集团，形成了军阀乱政的“弊法”，才导致了军阀内争和军阀内战。而在严复看来，国家一场“大乱”（军阀混战）已经开场，而且亦无能力制止这场大乱，体现了他对军阀统治方式所持的否定和绝望态度。严复所见甚确，正是直皖内争和内战，打开了中国军阀混战高潮阶段的大门。
其二，对战祸频次、规模及其性质的认识与分析。
军阀战争的祸端一旦开启，战争的频率和规模随之都在发展，战祸在不断蔓延。1922年6 月，中共就预测即将展开的战争：“奉直还正在战争……直若胜了，吴佩孚和曹锟或冯玉祥都又有战争……其他若甘肃，陕西，四川，湖南，安徽内部……都已危机四伏。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局，是直胜奉败，而接下来还在上演着不断升级的混战。军阀间的不断混战，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深的印象，他于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谈到中国的“军阀混战”问题时说：“内战已是年轻的中华民国司空见惯的事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军阀与战祸“如形影不相离”、“司空见惯”的观察与认识，是中共制定救国革命方略的重要依据。
1924年，直奉之间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战争，以争夺政权和地盘。《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一书系1924年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即编撰而成。该书作者在自序中写道：“予何谓而作此书？痛军阀之害国也。夫国民纳税以养兵，而兵应尽力以卫民。乃中国之军阀，竟视兵如爪牙，以为掠夺地盘之利器；增赋加税，以重我民担负；暴强胁迫，害及商贾交通。既督理而掠一省地盘，复巡阅而掠数省地盘，犹不足更纵兵掠全国为己有。此掠而彼守……一掠一守，而战争因之而发生。”作者的认识，并非出于义愤的泛泛之谈，而是从军队的性质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高度来分析军阀战祸的性质，也即本来由人民纳税而供养的军队，其职责无疑即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但军人蜕变为“军阀”后，却“掠夺地盘”更欲“掠全国为己有”，背叛了其应尽的职责，做害国、害民、害商、害社会的行径。这一言说，切中要害，使军阀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舆论的严重打击。作者举直系盛极转而大败的事例，阐释军阀武力内战的恶果，说：“吴佩孚欲掠全国为己有者也……自将大兵剿奉张”，直奉二系两方“皆为军阀之私斗，胜败虽分，其为民害一也……所苦者为双方供战利器之兵士，一则暴骨战场，永为无头之冤鬼；一则断肢折胫，终为天下之废人。战线之内，妇女被其淫杀，财产任其掳掠，扶老携幼散之四方……吾民徒惧亡国灭种之祸，而不知军阀之害无[更]甚于万倍也”。在作者看来，军阀祸国的危险程度和性质，是比“亡国灭种”之祸尤“甚于万倍”的“人间祸孽”，极言军阀存在的非正当性。1924年二次直奉战后，北方军事集团于1925年相互又发生多次争战。该书作者另撰一书《乙丑军阀变乱纪实》，以记其实，并在“总论”部分指陈：“旧军阀倒而新军阀继之……然而以前之阋墙，尚有派别之界限系统之可寻；今则派别混乱系统愈杂……无友敌，无人我，惟计利害。无是非，无道义……浸削浸伐，元气凋敝，几不足以图存……可知军阀祸国甚于洪水猛兽。”随着军阀祸国害民的程度愈来愈烈，作者在此对军阀祸国现象的观察和描写也就更加深入，既让人们看到了军阀与战祸的共生关系，又看到军阀间“无友敌”、“无人我”、“无是非”、“无道义”的“丛林规则”及其对国家生存的严重危害，将其害比之为 “甚于洪水猛兽”，仍然是强调军阀存在的非正当性问题。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联合冯玉祥国民军消灭直系主要力量后，有时论评道：“民国十四年的历程中，自袁世凯皇帝驾崩以后……所谓大帅者，此仆彼兴，究竟有多少？……他们生殖率的迅速，实在不亚于原生动物……军阀……细胞逐次增长到某程度有独立生存的本能时，于是离叛他的母体而独立了……死一个母体，因分裂细胞而可繁殖其族类，这也是自然率[律]的应用。”作者以原生物的分裂与繁殖，来比喻军阀这一类群的扩张与战乱的频仍，也是喻示军阀这一邪恶物类的非正当性。还有论者直指军阀混战的丑恶性质：“何物军阀……循环报复……非为吾民福利而战，非为国家光荣而战，为少数人利禄而战，为拥护恶势力而战，其战也，不仅无价值之可言，论其罪恶，直打入阿鼻地狱犹有余辜!”作者这里仍然是强调军阀之战的非合法性、非道义性，强调其“打入阿鼻地狱犹有余辜”的祸国殃民的极大罪恶。蒋梦麟曾谈到民国初年的军阀间的内战问题：“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十六年来（指至1928年张学良易帜前——引者注）中国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里。内战一次接着一次发生……内战的结果，国力损耗，民生凋敝。”蒋梦麟这里说的也是军阀战祸的频次、规模及其祸国家害人民的非正义性质。
其三，对兵变之祸的认识与分析。
军阀害国害民的另一表现，就是兵变频繁。兵变当然并不是军阀本人所乐见的行为，但却是军阀政治所无法避免的必然性现象。据时人统计，到1922年止的民国以降的11年间，兵变竟有179次之多。具体说来，照年份计算，1912年28次，1913年4次，1914年13次，1915年3 次，1916 年 24 次，1917 年17 次，1918 年 8 次，1919 年7 次，1920 年19 次，1921 年11 次，1922年45次。按省级行政区域计算，直隶兵变9次，奉天3次，吉林4次，黑龙江6次，山东 I5次，河南20次，江苏10次，安徽14次，江西11次，湖北27次，湖南11次，福建6次，广东8次，广西1次，云南2次，贵州1次，四川5次，陕西5次，甘肃1次，新疆1次，山西5 次，京兆4次，绥远4次，川边2次，察哈尔3次，阿尔泰1次。省区之中，兵变次数最多者，要推湖北的27次。就原因统计，为欠饱或加饷而兵变者共38次，为解散者15次，为反对长官者22次，被匪煽惑者21次，因长官冲突而兵变者19次。其他原因不明者64次，这64次大概就是普通所谓“无故哗变，肆行抢劫”式的兵变了。民国建立后，各地有兵变，甚至连国家中枢机构所在地的京兆都发生数次兵变。各年都有兵变，尤其是仅1922年1年就有兵变45次之多。兵变的原因，看起来是欠馅、人事冲突或为土匪煽动，但实际上是由于军阀军队的私有性，军人缺乏忠于国家和保卫人民的观念，只有“有奶便是娘”的个人私利观念，所以军阀的军队一般凝聚力有限，一遇内部特殊情况（政治危机或财政危机）或外部压力与诱惑，极易哗变。兵变时往往对驻地烧杀抢掠，对社会的破坏力与军阀间战争并无二致。论者论及兵变给社会造 成的巨大恐惧：“兵本来是凶器，兵而至于变，那就更凶了。兵变偶起一二次，或者还可忍受，民国不过十一年，兵变竟有一百七十九次之多，那真可谓凶之又凶了！……现在的中华民国难道还不是强盗世界么？丘八老爷们吃的是小百姓的饭，穿的是小百姓的衣，拿的是小百姓的钱…… 还要这样地变了又变，一次抢劫，二次焚掠，小百姓真好晦气啊!”下层商民“小百姓”是兵变的主要受害者。频繁兵变，对商民“小百姓”的一次次抢劫，兵匪一家，加深了人们对当下沦为“强盗世界”的切身感受。在此“强盗世界”，人们无以求生，最后必将把人们逼向险途以死求生。当时舆论认为：“今者人民与军阀将处于肉迫之境矣。”人民与军阀处于对立地位，但人民手无寸铁，在人民没有被唤醒组织起来反抗军阀以前，只能被军阀压迫和掠夺。因此，人们极端畏惧军阀战争或兵变的破坏力。有论者于民国国庆节日发表感言道：“呜呼！吾人不幸生于斯世，躬逢其乱……军阀横行，残民搜利，甚于盗贼。”胡景翼早在1918年就认识到“兵祸更甚匪祸”的问題。1925年蒋介石也观察到“人民畏兵甚于畏匪”现象。国家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力，没有国家力量控制的军队，不但不是国家和社会的保卫力量，反而恰恰成为祸国殃民的破坏力量。
上述对军阀内战、兵变之祸的讨论与批判，主要是基于军阀“祸国”与“殃民”两个重要维度。“国”的角度即与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思想相联系，“民”的角度又与彼时社会舆论关注民间、关注普通人民的思想倾向相联系。国家和人民养兵本为卫国保民，而军阀既不卫国又不保民，反而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对力量，军队性质的蜕变和军阀合法性的根本消失才是上述讨论和批判的核心问题。正是基于此，一方面，旧的军阀遂为民族主义新潮流和人民思想新潮流所要冲决，成为随后而起的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国民大革命”打倒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如何组建“能以力量为全民谋利益”、“能以力量防止国际的侵略”的、由革命政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也就必在情势之中了。
四、对军阀“率兽食人”陷民生于绝境的认识
军阀集团之暴戾贪婪，对民生破坏之惨烈，在时人眼中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使人有今不如昔之感。实则，中国古代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仁政”、“德主刑辅”为治理核心的理念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套相当成熟、发达的文明治理规则系统，客观上也维护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基于这一理论和制度，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往往在处理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关系时，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而民国成立后，传统的治道及其道德规范因不符合新时代要求而被批判和抛弃，新的现代化治道及其政治道德却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暴力统治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行和日常生活遭到军阀政治的无情摧残。
其一，对军阀间不断战争致使社会经济陷人极度困窘状况的认识。
战争无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战争之事是国家中枢决策时不到国家危机时刻一般绝不会启动的。然而，军阀势力走上民国舞台后，军阀战争、战祸连绵不断，中国的社会经济深受战争之害。时论对此多有揭示。时人指出，军阀由“统一时代变为分裂相残，中间害了无数的百姓，消耗无数的金钱，卒使今天民穷财尽，国趋阽危。”军阀间频繁的战争，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和混乱，在经济上也导致了“民穷财尽”，扼死了社会经济的生息，在论者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时人在民国国庆之日撰文指斥军阀道：“国人渐人于绝望之境，庆于何有？今国庆日又届矣，旷观国事，军阀专横，统一无期，财政紊乱，破产将至，政府自身岌岌焉，几不能维持。”作者由军阀政治导致“破产将至”的情景的观察，进而得出了“国人渐入于绝望之境”、“政府自身岌岌焉”的认识结论，在国庆喜庆之日喻示国人，是该严肃思考军阀问题之时了。时人乔山指出：“军阀政治首领愈演愈多，乱源愈久愈众……国家财富，只有此数，安能任其无量数无穷期之挥霍乎？……频年兵战，库空如洗……夫国民负繁重之赋税，被兵匪之摧残，百业凋敝，生计日困。”他分析认为：“军阀政治之推演愈久，必至民穷财尽，国家灭亡。”乔山通过对军阀政治导致的“无穷期之挥霍”、“库空如洗”、“百业凋敝”经济状况的洞悉和分析，得出的也是必至“国家灭亡”的看法。军阀之战对民生的破坏力甚至外媒也看得很清，认为军阀战争届时无论谁胜谁负，“惟战地人民将更蒙一次抢掠焚烧而已”。军阀破坏的不仅是政治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规则，更有经济上社会发展与存续的生机。
陈独秀也注意到中国军阀战乱对社会经济的破坏问题。他指出：“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及地方之政权、财权……财政紊乱而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军阀互斗之故，战祸遍于全国，金融恐慌，运输停滞，工商业莫由发展。”军阀的扰乱和混战既使国家财政“濒于破产”，又使民间“工商业莫由发展”，未来的前景不能不令人忧虑。他又指出：“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瀕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在此，他同样强调的是军阀的破坏，致使“财政枯竭”、“百业凋敝”而“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的后果。
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也观察到军阀对社会经济摧残的状况。他们分析道：“军阀盘踞在各省，各省的财权、政权悉归于他们的掌握……教育经费被挪移了，实业经费被侵吞了，将各种为公共事业而用的财源都集中于养赡游民，和征夺地盘之用。战争的荼毒、勒索的淫威、兵匪的横行，将中国的工商业摧残殆尽，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只得苟且偷生。言念及此，我们真觉不寒而栗了。”在李大钊等人看来，军阀对社会经济、对中国工商业的摧残，竟到“以致毫无发展的余地”程度。这一观察认知，使忧国忧民、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等人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
严复在与熊纯如的信札中谈到对军阀内讧内斗造成的经济困顿金融萧条状况也有切实的感受：“京师自军阀交哄之后，闾阎为所蹂躏，无处呼冤。金融停滞，商贾不行……钱商银行，大受其扰，因以破产停业，往往有之。”“世事江河日下，民生困苦，日以益深。”严复并非激进之人，时居京师，他对经济金融与民生社会的观察与上述其他论者的看法整体上是一致的。
其二，对军阀摧残社会肌体之程度，竟至“率兽食人”、“民不怕死而怕生”状况的认识。
军阀在通过频繁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民穷财尽”、“百业凋敝”、国家濒临险境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强权和垄断等各种方式强取豪夺，搜取了国家和社会的大量财富，进一步加剧了下层社会经济的枯竭。
蔡元培对于军阀通过不正当手段搜取巨额财富，造成下层民众经济绝望的状况，有十分形象的揭露。他说：“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蔡元培的立场比较温和，但对军阀贪婪、奢侈和压榨民众无以为生的状况有强烈的谴责。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内部倒戈反直的将领胡景翼和孙岳，联名发表的“有电”所诉军阀罪行，颇可体味。该电曰：“溯自辛亥革命告成，颠覆专政，创建共和，号称民国……奈何十三年来，适得厥反，而且祸福相寻，灾害并至，国无宁土，土无宁民。振古迄今，国家人民未有如斯之衰落樵悴者也。推其近因，无非执政者多贪权当国之徒，拥兵者以借势凌民为武……只闻某司令、某督军囊满腰肥。因为其剥削攫夺之资财，垄断市利，惟日不足。民益贫而官日富，民愈劳而官愈逸，甚至权力进展之地，自由之寸草不生，金钱纵横之廛，博爱之微光不露。无怪乎忘外侮，急内讧，怯公战，勇私斗，有若最近所谓讨逆之役，直可云发挥军阀之淫威极矣。乱拉车马，为城乡之一空，预征钱粮，贫富因而两窘。以致国民呻吟，叫号鞭笞之下催科之中者，不乐生而乐死，不怕死而怕生。诗云：‘我生不辰’，云：‘不如无生’，殆为今之人民咏焉。”胡、孙二人本为清末革命党人，后因世事变迁而为隶属直系军事集团之将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们与冯玉祥联合发动北京政变，率部倒直，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此电是胡、孙二人率部占领北京、囚禁曹锟之后所发。胡、孙因有辛亥革命经历，后又纳入军阀军队行列，因而他们对军阀战争的破坏性别有体会与反思，他们对军阀揉躏民生之害的感受，也更为具体与深切，如其所言揭示了军阀“囊满腰肥”、“民益贫而官日富，民愈劳而官愈逸”的社会乱象，和战争状态下“为城乡之一空”、人民在军阀“叫号鞭笞”摧残之下“不乐生而乐死”、“不怕死而怕生”乃至云“不如无生”的生活绝望状态。胡孙“有电”所诉军阀言说的话语表达，生动而真切地反映了军阀战争的不合理性、残酷性和对社会肌体破坏性的惨烈程度。
其三，对如何结束军阀给中国造成的灾难的认识。
如何结束军阀之祸？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宣言中就指出：“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的财政秩叙[序]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横征暴敛想他们绥靖地方制止兵匪扰乱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工商业怎能发展，教育怎能维持和振兴?”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提出只有打倒军阀才能解决军阀祸乱、给中国社会发展找到出路的主张。而要解决军阀问题，就必须同时解决军阀背后的后援外国列强问题。陈独秀指出，军阀“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下面的臣仆”。蔡和森在文章中论及军阀与外国列强相互利用的关系，指出军阀实质上只不过是外国列强的“驻华武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也就是“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正是由于认识到“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所以中共二大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并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双重目标，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的统一。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逐渐走到了一起，实现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战略目标，两党谋求合作对敌。在国共合作达成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中详细列举了军阀祸国殃民的行径：“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由于“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遂由列强控制。不仅政治，中国的经济亦为列强“剥夺无余”。“自革命（指辛亥革命——引者注）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军阀的内乱阻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路，社会各阶层、群体均受困于军阀。当军阀“率兽食人”而使人民“不怕死而怕生”，中国已处于求生不能、“瀕临绝境”之际，反对军阀的力量也就聚集而起了。
以上所论主要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来分析军阀之害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五四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建党后中共所极为重视的问题，这种分析框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在时人的认知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社会经济的新的分析框架与孙中山先生原有的民生观念有相近之处，两种思想对军阀批判的交汇表明了国共两党在认识军阀问题上已产生了相当的共识。当时对军阀的认知和批判表明，经济民生问题是社会存在的必要物质基础，军阀的“率兽食人”，使军阀与人民已处于生死敌对的关系，军阀的行为已严重威胁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基础，不解决军阀问题，整个社会已无出路。鉴于此，国共两党作为批判军阀的主要救国革命力量，也就必然走到了一起。
五、军阀现象的再讨论
通过梳理五四前后思想界对军阀问题的讨论和认识，有下面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一)如何认识对军阀的批判观点
近年来，在对革命史观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出于对革命史观“遮蔽部分”的发掘，关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较前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对军阀的评价也突破了以往简单化、片面化的局限，军阀历史的多面性得到了彰显。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把军阀作为一个历史的整体进行考察与研究时，无论用不用革命史观进行研究，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破坏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对于当时社会舆论有关军阀问题的批判诸方面，如军阀破坏法律干政乱政、军阀称雄割据、军阀兵害如匪几项，严谨的历史学者不会有大的争议。按理，有此三项行为者，就足以使其失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但今人多有从经济角度肯定军阀统治者，认为军阀对经济发展有推动或促进的一面。其实，考察目前肯定北洋军阀统治对经济发展有推动或促进作用的论者所举之史实、证据，主要是1912—1920年间的经济发展数据，而对于1920—1926 年的经济状况则予以回避。实则，军阀混战主要是1920年到1926年间（1927年到1928年是北伐继续进行时期，战则有之，但不是“混”战了），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当时社会舆论对军阀的批判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在军阀时期的非战争年代，社会当然还要发展，经济活动当然还要进行，但这种现象是人的一种经济本能的要求，黄侃所谓“颇怪良民偏耐死，平原不改田禾青”是也，并不能归之于军阀的推动，甚至北洋政府实行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不能与军阀的活动划等号（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情况也可作如是观）。因为，北洋政府的绝大多数内阁是文官组成的，这些文官与军阀虽有联系，但并不相同，文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军阀则代表了其某派系军阀的利益。致力于研究军阀问题的海外华人学者陈志让认为：“它（指军阀一-引者注）造成中国政局的不安定，破坏和阻挠交通运输，摧残中国的教育，搅乱中国的货币制度。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一绅政权毫无正面的关系。”他又说：“以每一个士兵每年需要一百二十元的饱为标准……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中国的军费最低在二十四亿元左右。如果中国能裁兵到五十万人，那么这十六年中可以节省军费十五亿四千万元，这已经就超出中国工业总资本额五亿五千二百七十万元。”陈志让作为一位海外华人学者，他对军阀的研究无疑是比较客观的。他的分析，与当时的有关资料和舆论也是吻合的。当时任职于北京政府陆军系统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所记载的有关史料，有助于佐证和说明陈志让的分析与立论是符合基本史实的。徐永昌1920年在其日记中记云：“参陆处统计，自本年六月以前，全国共百廿七万五千兵。若连合防营毅军暨诸不正式名称之军，合计全国为百廿师。其军费占岁人百分之七十五……现在中央月人仅六百万，而出款一千二百万。若此下去，即无战事，亦足亡国。故决定厉行裁兵，全国以五十师为度（复宣统初年景况）。”徐的日记证明，当时北京政府确已决定裁军，且整编兵员总额全国以50个师为限。这说明，陈志让先生以裁兵到50万人计算是有根据的，只是由于军阀对裁兵计划的干扰而未能真正实行。也正因为裁兵计划未能实行，恰恰说明了军阀政治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军人人数的费用，更在于这些军人并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利益而战，而是一场一场地为军阀个人利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进行无休止的破坏性的内战、混战，其破坏的负面经济总额，算起来就更大了。徐永昌1920年在其日记中记曰：“频年百万军人之血战为公者有几事?”胡景翼更在日记中记云，大军“所至丘墟，一筋不存”。因此，我们认为，当时社会舆论有关军阀对社会经济破坏已至“绝境”、“灭亡”地步的判断，虽不无宣传的成分，但并没有偏离军阀战争严重破坏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除了经济方面外，也有论者从个别问题上对军阀进行肯定，如认为有的军阀某个时期做了些好事，某个军阀的人品尚有可圈可点之处，等等。笔者认为，只要所论符合历史事实，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丰富了我们对军阀的进一步认识。笔者也认为，不同的军阀个人其行为是复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某些军阀在办教育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甚至在某个时期对发展本地区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是要给予充分肯定的，这是尊重历史事实。但是，就整体和主要方面来说，军阀在国家发展中的消极和破坏作用是无法否认的，如时人所提出的“军阀亡国论”所言，“实在我国军阀的行动，都是亡国的行动”，计军阀亡国的行为有十二种：一是“破坏共和”，二是“蹂躏国会”，三是“压迫政府”，四是“操纵行政”，五是“把持外交”，六是“摧残教育”，七是“侵犯司法”，八是“搅乱财政”，九是“阻碍统一”，十是“抑制民治”，十一是“助长政争”，十二是“增长内讧”。总之“我国的军阀，恰像和我们的国家有了十世冤仇一般，从四方八面进去干这亡国的功夫，五花十色，件件都齐，惟恐其亡之不速”。这是时人对军阀整体性的认识，是一种历史的看法。
史家钱穆曾言：“我们学历史，更重要的，要了解在当时历史上的人，看他们对当时的事是怎样的看法?”他举例说，“如在汉代有一制度，汉朝人在那里批判这制度，他们这种批评才真是客观的”。这是钱穆的治史经验之谈，说明历史上同时代的人对当时的制度或事件的认识，对于后人研究或认清此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就本文所研究军阀问题而言，时人对军阀的整体性否定和批判认识，无疑是真实的、客观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从整体上对于军阀消极和破坏事实的认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此，考诸当时的批判舆论，当时批判军阀的舆论载体既有政论性的，又有学术性的，既有高深的专业性的，还有通俗的直觉的，既有国共两党创办的，也有出于商业目的私人股份创办的，还有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社群创办的。这些报刊都在刊发着讨论和批判军阀的文字；当时批判军阀者，既有国、共两党的声音，又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有比较保守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更有些是身份不明的社会人士，甚至有政府中高级官员乃至军阀个人，没有根据说国共之外的舆论载体及其声音是受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但他们对军阀现象的上述批判却是一致的。这证明，反军阀是那个时代民意的共同要求，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考诸军阀的祸国殃民之事实看，当时舆论对军阀批判的诸方面的观点无疑是成立的。
(二）如何认识对军阀讨论、批判所体现的时代特色
对军阀问题的讨论和批判，是在五四前后展开的。那么，这一讨论是否凸显了五四那个时代的特色？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清五四的时代特色是什么。在一般人的认识里，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就是“民主和科学”。民主与科学当然是凸显五四的时代特色的重要思想遗产，但事实上这一认识是并不全面的。如有的学者认为五四传统是“民族主义、革命、民主”。如果考察五四时期的舆论，就颇能透视五四时期所体现的特色与趋向。1920年10月国庆节之日，有论者在《申报》撰文指出：“去年五四以后之运动，仅于去年收几微之效，而今年之国民则未见将其五四运动之精神主义而加以发展也。故今年之变动可谓军阀官僚之自决自动，而不得谓为国民自决自动之成功。”尽管作者因1920年没有发生1919年那样的国民自决自动的运动而发出责难，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五四的时代特色已经在I920年得到了体现。从思想史角度看，论者已意识到五四是国民自决自动的、与军阀势力相对立相斗争的一场运动。五四运动的这一认可，在同一天的《申报》上也有论者撰文阐释“民国九年之新产物、全国思想之集中点”问题，认为可分为：“其一，打破中央集权”；“其二，铲除军阀专横”；“其 三，略采国民直接表示制“其四，略采职业团体代表制”。其中，对于铲除军阀专横问题，论者指出，“军阀与民治绝对不能并存。军阀之思想与眼光，纯欲以一人控制群众，而民治主义根据公众之意思，发挥公众之才能，建立公众之幸福。是故，谋自治而不敢与军阀一决斗，不足谈自治。”可见，反对军阀、倡导自治被认为是当时全国的新思潮。
实际上，《申报》远不是一个热心政治问题的报纸，更不是“激进”的报纸。在中共领袖人物邓中夏看来，它的“社论是模糊的，模棱的”、“其实是滑头”的，是一份“暗中常与各实力派相结托”的报纸。即使被中共认为与各“实力派”有“结托”的《申报》社论都如此认为，此乃有力地说明批判军阀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舆论。正是由于《申报》这一并不激进的“灰色”特点，笔者认为分析在《申报》上“军阀”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情况，可能更有助于分析五四前后对军阀认识的思想发展状况。
据笔者检索统计，从1915年开始到1925年《申报》10年间每年“军阀”一词出现的频次情况及出现频次最高月、日的情况如下：1915年，“军阀”一词共出现3次，分布在一个月份内，3次均为6月份，其中最多者6月22日出现了2次，表明军阀问题刚刚引起个别注意。1916年，共出现2次，分布在2个月份间，其中9月1次，10月1次，关注军阀问题的总次数虽然减少了一次，但关注度在月份间却又有所扩大了。I917年，共14次，分布在4个月份间，仅6月就10次，其中最多者6月26日出现了4次，表明军阀问题的关注度不仅在月份间较前有了较大增长，在关注的个别点上也有了较为集中的倾向。1918年，共出现了59次，分布在11个月份间，月份中12月最多为15次，其中一日最多者12月12日出现了4次，表明军阀问题的关注度有了更大的进展，一个是年总量突然较前有了较大的跃升，比1915年增长了1867%，比 1916年增长了2850%，比1917年增长了321%;另一个是月份的分布几乎遍及全年，仅4月份空缺，说明对军阀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性的现象，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于军阀和北京政府的紧密关联度，可以想见一年后当北京青年学子了解到中国外交交涉失败的消息时，爆发学生运动也就不感到意外了。而到1919年，军阀一词共出现了488次，分布在全年 12个月份间，平均每月即出现40.6次之多，平均每日出现1.3次，其中日最多者5月26日出现了13次，而月份最多者7月出现了74次。7月份的这一情况可以说与6月份北京政府被迫表示顺从“舆情”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五四运动取得顺从民意的结局有关，五四运动胜利的高涨情绪可以在《申报》7月份对军阀问题的批判和讨论中得到印证。顺着1919年的发展，1920年，军阀一词共出现了721次，分布在全年12个月份间，平均每月60次，平均每日出现2次，其中月份最多者8月出现了127次，日最多者10月10日出现了26次，在1919年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增长。1921年，共出现880次，分布在全年12个月份间，平均每月出现73次，平均每日2.4次，月最多者9月出现144次，日最多者9月4日出现19次。1922年，共出现1597次，分布在全年12个月间，平均每月133次，平均每日出现 4.4次，月最多者10月出现214次，日最多者9月19日出现34次。1922年比以前有较大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根植于前几年积累的丰厚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就时局看应与中共在1921年提出“反对军阀主义”和1922年提出“打倒军阀”口号有关，尽管《申报》在邓中夏看来属于比较“滑头”的报纸，但不可能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故在《申报》上1922年关于“军阀”一词较前大增，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1923年，共出现2160次，分布在全年12月份间，平均每月180次，每日6次，月最多者7月出现280次，日最多者2月21日出现34次。1923年是个高潮，以后几年稍减，1924年共出现1522次，1925年共出现1306次，大致回复到1921年的状态。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军阀”词汇在《申报》上从1915年到1925年出现的频次情况，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发动和发展的状况，恰好是吻合的。如果从1917年起看关于军阀的舆论，与五四运动的关联就更为紧密。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方面军阀政治是五四运动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推动了反军阀运动的兴起。反军阀思潮及其实践，无疑带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当事人钱玄同曾指出：“编‘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的人所谓‘国贼’，当是指军阀政蠢而言。军阀政蠢自然是国贼。”可见，从五四运动“内除国贼”这句口号看，五四无疑是与反军阀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的。还有时人指出：五四运动对内“反对‘军阀政府’”、“主张‘国民自决，”，即是受“德谟克拉西”这一“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的影响。时人清楚地看到了五四运动“反军阀政府”问题，表明了反军阀思潮具有的五四特色。蒋梦麟后来在《民国初年》一文中，在写“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两个问题之前，先写了“军阀割据”这个问题，显然在蒋梦麟的思路中，军阀是五四运动的背景和原因。他更明确指出：“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当时被邀请来北大讲学的“杜威引导中国青年……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北京大学的革新在全国影响极大，“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到1928 年北伐军抵达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尽管蒋梦麟以上所说的某些看法不无可议之处，如关于杜威的学说是否对青年学生的情绪起到反军阀的作用、中共是否仅因在北京大学这一环境中即“渐具雏型”，但就其整体所论宗旨，在于说明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与反军阀的关系、反军阀与国民革命运动及北伐战争的关系，其所论大体符合史实，说明了反军阀思潮及其运动是五四时代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其实，学界所论的五四的革命与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也恰恰体现在反军阀问题上。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军阀自身外，各种政治势力都把军阀作为革命和打倒的对象。打倒军阀成为五四前后那个时代的潮流和要求，反军阀思潮无疑成为五四时代的重要特色，具体即体现在民族主义的觉醒、民主和民治观念的昌盛、社会革命思想的盛行之中等等，这些思想也都是反军阀革命话语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军阀话语虽在民初已由日本输入，而“军阀”概念的流行和“反军阀”革命话语的广泛传播，则是乘五四潮流之势而成为时代的主导性强势话语，因之蒋梦麟说开始于北京的五四运动在全国的扩展，是北伐战争胜利的“心理基础”，应是就五四的反军阀时代特色而言的。
结 语
综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简短认识。
第一，根据时人对军阀问题的批判，可以归纳和总结如下几点，大约不失其文本原意：一是军阀破坏法律、干政弄权之乱，军阀政治在国家政治上导致了严重失序，是指国家纲纪、政治道德出了大问题；二是军阀各割据一方称霸，军阀政治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地方政权军事化、地方政权割据化，国家中心势力虚化或分裂，是指国家权力中心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出了大问题; 三是军阀内争、兵变之祸，军阀军队因频繁的内乱和兵变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恐惧，是指本应专职为国家和社会保卫力量的军队职能和性质出了大问题；四是军阀“率兽食人”，国家和社会生机已濒临绝境，是指军阀政治及其严重的战乱已使社会肌体和广大民生出了大问题。时人以军阀问题为对象，从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对关乎国家纲纪与军政关系、国家中心权力与地方关系、军队职能与性质、军民关系与社会民生等具有递进连环考量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观察和思考，集中体现了时人的忧国之心与谋国之思。根据这种观察，时人得出了对军阀的否定性认知态度，而其所集中蕴含的核心是“反军阀”和“打倒军阀”的思想。尤需说明的是，在
“反军阀”和“打倒军阀”的革命思想之动员与传播中，年轻的中共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以今日观之，综上所论，时人对军阀的批判观点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是对军阀批判认识的历史内容之“真”；同时，这种对军阀的批判认识，又是惕惕于国家前途命运的爱国担当意识的勃发，是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困境中民族生命新陈代谢活力的释放，是对军阀批判认识的历史性质之“善”。正是以时人对军阀批判认识的“真实性”为反军阀话语传播的基础，以对军阀批判认识的“向善性”为反军阀话语传播的方向，尤经“新青年群体”的引导，挟“欧风俄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雷”，反军阀话语短短几年内形成了以万钧之势所向披靡的时代思潮。这种思潮为中共成立后的国共合作所主导的以“打倒军阀”为重要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勃兴乃至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时人对军阀的四个主要方面的批判，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时代思想，有颇值得深思和警示之处，主要就是时人所深思和焦虑的，军阀之所以能干政弄权、割据称雄一方、“兵祸甚于匪祸”乃至“率兽食人”，主要在于国家缺少为国谋忠为民谋利的强大政治中心力量，在于法律无力将祸国殃民的军阀强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一历史强烈地揭示和昭示了，经历了过去长期受困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形成为国谋忠为民谋利的强大的政治中心力量，和建立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法治系统权威，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人民的福祉，是多么的珍贵、重要和必要。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时人对军阀上述四个问题的批判，体现了时人在军阀问题成为时代难题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现状、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注与系统性的思考，真切表达了时人的焦虑、思想和感情。这种思考、焦虑、思想和感情，就是那个时代时人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史，对军阀行为的思想反抗史，是以这种情感史为基础形成的反军阀思想史、思潮史。如果从更宽广的历史角度看，它还是以国民革命为背景的反军阀斗争的民众思想革命史。就此而言，五四前后对军阀批判的思想和社会思潮，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革命、探索中华民族复兴道路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进一步认真加以系统总结和研究的。
作者简介：翁有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