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 译
针对资本的抵抗运动
当考虑到国家和资本的特性时，可以发现以往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一，是试图依靠国家来抑制资本主义。这虽然有其可能性，但结果却使国家变得十分强大。而为了国家的永续存在，反而又会重新将资本主义召唤回来。这正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中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对国家的独立性保持警惕。对于资本主义的扬弃，如果不同时伴随这对国家的扬弃，将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个缺陷，是社会主义运动把生产领域中的工人斗争一直置于根本的位置上。考察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我们看到正如欧文和蒲鲁东那样，是以流通领域为重点的。他们重点考虑的是劳动者对抗资本、创立通货和信用，进而通过劳动者的联合(合作社)以废除工资劳动。不过，那时还是独立的小生产者居多而劳动者为工匠的时期。当靠产业资本的劳动“结合”得到发展的时候，马克思指出，前一种运动无法和资本主义较量，因而，这样的做法存在致命的局限。但现实之中除了英国，其他地区还处于产业资本主义未发达的状态，蒲鲁东主义式的运动仍然占优势。
实际上，当产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就会放到生产领域，即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方面。其分水岭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例如，巴黎公社暴动之后，无政府主义者曾一度衰落而奔向恐怖主义。其后又转变方向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说，他们开始提倡以工会为据点的工团主义，试图通过罢工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可是同时，生产领域的斗争也存在固有的困难。在产业资本主义未发达而没有工会的状态下，资本与劳动的斗争是激烈的。它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斗争，也成了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结果一旦使工会合法化并扩大开来，劳资斗争就会变成经济性的斗争，某种意义上它成了“劳动市场”的一个环节。在此，不会产生废除工资劳动那样的革命运动。产业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和深化，就越会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越发难以期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了。
例如，列宁就强调在这种事态之下，如果什么也不做，劳动阶级就会封闭于自然意识中，为了使他们起而参与阶级斗争，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先锋党“从外部灌输”阶级斗争的意识。而将此转换为一种哲学性表述的是卢卡奇。他主张，由于劳动阶级深陷物象化的意识之中，因此为了使他们的“阶级意识”觉醒并走向政治斗争，就需要知识阶级先锋党的参与[1]。但是，问题在于产业资本主义越发达，这种方式就越来越行不通了。
在产业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资本于残酷的劳动条件下任意驱使工人。劳动者的确是“工薪奴隶”。于是，针对资本的工人斗争与奴隶和农奴的叛乱相似。但是，资本－工资劳动的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主人－奴隶乃至农奴的关系。产业资本主义呈现出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还没有达到商品交换样式Ｃ渗透到社会构成体全部并改变其结构的阶段。因此，工资劳动还没有和半封建、半奴隶制的劳动区别开来。这种事态，今天依然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和底层。那里的斗争与所谓古典式的阶级斗争或奴隶的反叛相类似。但是，在这样的地方并不能发现产业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即使颠覆了这样的体制，那也不可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产业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是一个贯彻商品交换原理并由此获得剩余价值的体系。将以往的“阶级斗争”观念拿过来，并不能对此达到有效的对抗。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只要源自资本和工资劳动关系的对立没有被扬弃，阶级斗争就不会终结。而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它将生产过程当作斗争的中心了。就是说，这缺乏把产业资本的特性放到积累过程的整体来观察的视角。
在资本制社会中，商品交换样式Ｃ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这也存在着各自程度上的差异。例如，初期阶段中一方面工业生产在发展，但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共同体式生活。随着产业资本主义的发达，交换样式Ｃ开始慢慢渗透到家庭、共同体以及国家所分担的领域。但，还没有渗透彻底。例如，即使在资本制企业中，共同体的要素即交换样式A的要素依然浓厚地存在。
但是，产业资本主义一旦真正发展起来，交换样式Ｃ就会深深渗透到所有的领域。这种渗透得以急遽展开，是在1990年以后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化不仅发生在旧社会主义圈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在这里，以往相对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领域如福利、医疗、大学等，也迅速被资本主义化了。总之，交换样式Ｃ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渗透到了人类(劳动力)再生产的根底。这种状态之下，对资本的抵抗还有可能吗？若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从将资本积累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则并非不可能。
这里，我们再次对资本积累做些思考。一般是将资本和货币等同视之，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意味着实现Ｍ－Ｃ－Ｍ′这一变态的过程整体。例如，生产设备是“不变资本”，劳动者以契约方式被雇用的形态则是“可变资本”。资本依靠这样的姿态改变来实现自我增殖。资本如果是这样的东西，那么劳动者当然也是一样。劳动者亦根据与资本关系所处的位置而改变。劳动者与资本家相遇，是在以下三种局面之下。第一，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时候；第二，从事雇佣劳动的时候；第三，劳动者作为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的生产物之际。
在第一种局面下，雇佣契约基于双方的协议。这基本上由“劳动市场”来决定。在此，不存在“经济以外”的强制。因此，工资劳动与奴隶和农奴不同。可是，在第二种局面下，劳动者服从于资本的命令。他们必须履行契约。从生产领域来看工人阶级，也就是在第二种局面之下来观察。的确，在此工资劳动者与奴隶相似。所以，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将工资劳动者命名为“工薪奴隶”。
在这种局面之下，也可能实现劳动者对资本的抵抗。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例如，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时间与条件。但是，这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回到了第一种局面。就是说，这正是雇佣契约的革新。因此，工会运动最初与“奴隶的反叛”相似，可是不久就得到了资本家的允许并被制度化了。资本不仅接受了工会，甚至到了需要它的地步。就是说，“劳动市场”靠通过接受工会斗争的结果而确定。
不过，即使工会被制度化了，在第二种局面之下劳动者依然要履行与资本家的契约。就是说，必须服从资本的命令。然而，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期待的工人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局面之下的斗争。在这个局面之下，曾经出现把工会视为“革命”的那样的时期。而且因地区的不同，这种观点至今依然存在。但是，这种斗争如果在法律上被制度化，那么生产领域的斗争就会归结为雇佣契约的革新。就是说，它成了一种“经济斗争”。然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在这一局面即生产领域中劳动者必须起而参加“政治斗争”。
但是，劳动运动得到合法化之后，在生产领域工人阶级要参加政治的普遍斗争是困难的。首先，他们为此必须意识到有解雇的危险。其次，在生产领域劳动者和资本家容易站到同样的立场上。个别资本处在与其他资本乃至外国资本竞争的环境之下。如果竞争失败，企业将破产而工人也将被解雇。因此，在生产领域中劳动者某种程度上与经营者共享利害。因此，我们无法期待他们参与到超越这种特殊性的普遍的“阶级斗争”中来。在此，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使劳动者摆脱“物象化意识”而获得觉醒并真正形成阶级意识当作了自己的课题。但是在发达国家里，这并没有效果。于是，他们便将方向转到生产领域的斗争比较活跃的资本主义边缘区，或者与狭义的工人运动不同的性差、少数族裔等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方面的斗争。由此开始，反而产生了轻视劳动阶级斗争本身的倾向。
然而，在思考劳动阶级的问题时，有必要从第三种局面来观察。产业资本主义的积累与其他所有财富积累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不仅雇用工人使之劳动且让劳动者本身购买自己之生产物的体系。使劳动者与奴隶或农奴构成根本不同的，与其说是在第一种局面之下，不如说更在第三种局面中。因为，奴隶虽从事生产，但决不会成为消费者。农奴也是自给自足的，而与产业资本无缘。
劳动阶级，一般认为他们只是穷人。所以，当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出现并引人瞩目时，人们便开始谈论起“消费社会”或“大众社会”等，仿佛发生了什么根本变化似的。然而，产业资本中的无产者本来就是作为新的消费者而出现的。就是说，在劳动者同时作为购买自己之生产物的消费者而现身的时候，产业资本主义才终于获得了作为自我再生产体系的自律性。如果只是在第二种局面下考虑问题，针对资本的劳动阶级的斗争便容易被类比为奴隶对主人的斗争。但是，如果从第三种局面来考虑，则可以看到与以往不同的斗争形态。
让我们再一次引用马克思的那段话∶“把资本从支配(隶属)关系中区别出来的，正是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及交换价值设定者而相对于资本的东西，而成为货币持有者的形态，货币形态上流通的单纯起点――无限多的起点之一，在此，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规定性消失了。”[2]如今很明显，这段话意味着即便劳动者在个别的生产过程中是隶属性的，而作为消费者则并非如此。相反，在流通领域中资本被置于针对作为消费者之劳动者的“隶属关系”之下。如果这样，在劳动者对抗资本的时候，可以从劳动者占优势于资本的场域中开始进行，而非从劳动者处于困难状况的场域。
如前所述，在生产领域中劳动者与经营者拥有共同的意识，而难于从特殊的利害关系中挣脱出来。例如，我们难以期待劳动者会告发或制止企业所做于社会有害的事情。在生产领域，劳动者很难拥有普遍性的观念。例如对环境问题等，反而是消费者或居民方面比较敏感，他们可以立刻站到世界公民的立场上来。就是说，劳动阶级在第三种局面之下，比较容易获得普遍的“阶级意识”。
基于上述对产业资本主义的理解，我们对抵抗资本的运动也就会获得不同的认识。例如，有人说社会运动的中心从劳动者转移到了消费者和市民的方面。然而，并不存在什么完全不从事工资劳动的消费者和市民等，除了不劳而获者(吃利息者)。应该说消费者是无产者在流通领域所崭露出的形象。这样，消费者运动正是无产者的运动，而且也应当作为无产者的运动来展开。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市民运动或少数族裔、反性差别运动视为与劳动阶级的运动不同的东西。
资本在生产领域可以控制无产者，并使他们积极地与之合作。因而，在此进行抵抗是非常困难的。以往的革命运动，提倡的是无产者掀起政治性的罢工，但这总是归于失败。但是，若在流通领域则资本是无法控制无产者的。因为，有可以强制人劳动的权力，却没有强制人购物的权力。流通领域的无产者斗争，也便是所谓拒买。而且，对于这种非暴力的合法斗争，资本是没有办法的。
由于马克思批判过蒲鲁东，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便轻视流通领域的抵抗运动。但是，劳动阶级作为自由的主体从事对抗资本的运动场域，还是在流通过程。由此，可以从普遍的观点去批判和改正资本追求利润所犯的各种过错。不仅如此，据此还可以自然创建起非资本制的经济。具体来说，就是形成消费者－生产者合作社和区域通货、信用体系等。
由于马克思曾指出其局限性，合作社和区域通货，即试图在资本制社会内部摆脱资本制的运动，即使没有被完全否定，也受到了轻视。然而，即便由此不可能超克资本主义，也会创立起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圈，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人们事先实际感受到超越资本主义是怎样一种东西。
我已指出，如果说生产领域的抵抗资本的运动是罢工，那么，流通过程中对抗资本的手段则是拒买。拒买，有两种方式。一是拒绝购买商品；二是不出售劳动力商品。不过，为此必须创造出不如此也可以生存的条件。就是说，必须有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圈存在。
当资本无法实现自我增殖的时候，资本将不再是资本。因此，在利润率普遍低下的时刻，资本主义终将完结。不过，这不能不导致暂时的社会整体的危机。这时，如果非资本制经济广泛存在的话，就可以吸收这种危机的冲击，成为摆脱资本主义化的推手。
以上阐明的是，对生产过程的过分重视和对流通过程的轻视有损于应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抵抗运动。为了对此加以改正，就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从“交换样式”角度来观察社会构成体的视角，而非“生产方式”的视角。
针对国家的抵抗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与外海交易的基础上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存在于世界－经济之中。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一国的。例如，一个国家产生社会主义革命，马上会遇到他国的干涉和制裁。而没有遇到这种干涉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福利国家类型的。这对资本和国家不构成任何威胁。另一方面，旨在扬弃资本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觉悟到干涉与制裁的危险。可是，如果因此要保卫革命的话，其自身就必须作为强有力的国家而存在。所以，从一国的内部是无法扬弃国家的。
国家只能从内部扬弃，同时又无法从内部扬弃。针对这个二律背反，马克思也很伤脑筋。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很明显只有“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才有可能。实际上，1848年的“世界革命”正揭示了这一点。巴枯宁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孤立的一国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必须有以自由为志向的万国人民的革命同盟与联合。”[3]
那么，下一次世界同时革命如何才有可能呢？不可能什么也不做，突然有一天世界各地会同时爆发世界革命的。如果没有事先实现各国革命运动的联合，世界同时革命就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和巴枯宁在1863年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这应该成为“世界同时革命”之基础的。
可是，要统合处于产业资本主义和近代国家各自不同阶段上的各国运动，是困难的。在“第一国际”中，就有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家和意大利那样以民族－国家之统一为课题的革命家混合在一起。而且，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还存在着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的对立，这种对立并非单纯的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矛盾。因为，其中隐含着各国社会现实的差异。
瑞士劳动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支持巴枯宁。这与他们主要为钟表工匠，受到德国和美国发达的机械化大生产的威胁有关。另一方面，在德国产业工人则比较适合于无政府主义者所讨厌的组织化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派的对立，又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结合在一起。例如，巴枯宁就非难马克思为泛日耳曼主义的普鲁士间谍，对此，马克思则将巴枯宁与沙俄帝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第一国际”便因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的对立而于1876年宣告解散。然而，我们不能将此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立的结果。
其次，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乃是以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心的。然而，即使在这里各国的差异也比较大，而且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上的对立要素。结果，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转向支持参战。这表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无论怎样联合(associate)在一起，一旦国家实际参与了战争，就无法与民族主义相抵抗。例如，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墨索里尼这时就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俄国于1917年2月爆发了革命。之后，就出现了议会和工人农民协会(苏维埃)双重权力同时存在的体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少数派。列宁与托洛茨基于10月不顾布尔什维克干部的反对，强行实施军事政变并由此封闭了议会，进而在苏维埃中渐渐排除掉反对派而垄断了权力。据说，这时他们预期到“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将爆发。然而，这很难说是真的。
德国革命当然没有相继发生。因为，十月革命的强行实施本来就使外国特别是德国迅速提高了警戒和对抗的意识。而且，十月革命还有受到试图脱离沙俄帝国的革命与战争的德国国家支持的一面，如帮助列宁从流亡地回国等。就是说，俄国的革命救了德国的帝国主义，使该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放慢了脚步。在这种状况下，若说对“世界同时革命”抱有期待，那是很奇怪的。
列宁和托洛茨基志在“世界革命”，他们于1919年组建了“第三国际”(Komintern)。然而，这与“世界同时革命”看似相同，其实不然。在以往的共产国际中，虽有运动规模和理论等方面影响力的不同，但各国的革命运动基本处于对等的关系上。可是，在第三国际中，只有苏联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各国的运动则遵从于苏联共产党，而支持作为国家的苏维埃联邦。其结果，一方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拥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现实力量。因为，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支援下得以避免资本主义强国的直接干涉。另一方面，他们从属于苏维埃联邦，并被组合到世界－帝国型的体系当中。
而世界同时革命的理念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例如，托洛茨基就组建了第四国际。他试图以此组织起反资本主义乃至反斯大林的运动。不过，第四国际基本上停留于没有势力的状态。其次，可以说是毛泽东提出了对抗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和第二世界(苏联圈)的“第三世界”之同时革命。但是，这也没有持续多久。1990年苏联圈即“第二世界”瓦解了，这同时也是“第三世界”的崩溃。当同一性消失后，则分解为伊斯兰圈、中国和印度等几个区域国家(帝国)。
这其中，若说“世界同时革命”的蓝图已然消失，那也并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1968年就是一场世界同时革命。这是一场并没有预期到的革命，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它只能是失败的，但若从沃勒斯坦的“反体系斗争”这一观点来看，却有巨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与1848年革命相似。实际上，在1968年中1848年的欧洲革命所产生的东西得到了恢复。例如，早期马克思、蒲鲁东、施蒂纳、傅立叶等得以复活。那么，这之后“世界同时革命”的展望又如何呢？1990年以后，这种展望是作为对1968年或者不如说是对1848年世界革命的再次唤起的形式而显现的。例如，奈格里和哈特所谓“民众”世界同时期的反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民众”与1848年的“无产阶级”是同义的。因为，1848年反叛中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并非产业工人，而正是民众。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同时革命”的观念至今依然存在。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思索。所以，它发挥的是一种作为神话的功能。而我们，为了不再重复失败的历史，有必要对此加以仔细的体味。再次重申，“世界同时革命”是要求从内部扬弃国家的运动。但是，各国的运动在利害和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纠缠着南北之间难以消除的分裂――目前这在外观上以宗教的对立而显现。跨民族的运动不管怎样紧密地合作，都将会被国家之间的对立所切断。在一国或几个国家中可以获得社会主义政权，或许这种切断可以得到避免，但又会在掌握国家权力和没有掌握国家权力者之间导致另外的分裂。因此，这使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各国内部之抵抗运动的尝试遭遇挫折的命运。
康德的“永久和平”
当思考世界同时革命的时候，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康德。当然，康德并非对社会主义革命做了考察。他所思考的是卢梭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他注意到了这种革命所面临的困难。既然资产阶级革命不单是为了政治上的自由还包括追求经济上的平等，则难免招来一国乃至周围绝对主义王权国家的干涉。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康德这样写道：
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缺少了后者前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制定一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法的公民宪法――也就是说安排一个共同体――又有什么用处呢？那同一个迫使人们达到这种状态的非社会性就成为使得每一个共同体在对外关系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处于不受约束的自由状态之中的原因。[4]
所谓“完美的公民宪法”，乃是基于卢梭式社会契约基础上的作为联合的国家。而这是否能够成立，则受制于它与其他国家或者不如说周围的绝对主义王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要未能阻止这些国家所发动的干涉战争，那么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康德这样补充说∶“部分地是由于内部有公民宪法的可能最好的安排，部分地是由于外部有共同的约定和立法，人们才会犹如一架自动机那样地建立起能够维持其自身的、就像是公民共同体的这样一种状态来。”[5]就是说，“各民族的联盟”的设想，原来是为了真正贯彻资产阶级革命而构想的。
事实上，法国革命实现了“公民宪法”，但立刻受到了来自周围绝对主义王权国家的干涉和破坏。这使民主主义革命本身遭到了扭曲。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政治(Terreur)大半也是由于外来的“恐怖”而被强化的。1792年，立法议会开始实施革命保卫战。可是，与此同时作为联合的国家亦转化为强有力的国家。这样，革命保卫战与革命输出战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从另外的角度讲，也可以说输出革命的战争与征服战争的区别模糊了。康德刊行《永久和平论》，正是在通过革命保卫战而拿破仑崭露头角的时期。这之后，欧洲发生了被称为拿破仑战争的世界战争。
但是，从上文来看很明显，康德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这种事态的出现。单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挫折归结为世界战争的产生。这个时候，康德出版了《永久和平论》。因此，他的“各民族联盟”的构想被解读为单纯的和平提案。就是说，是在始于圣彼得的“永久和平”论的谱系中被阅读的。然而，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并非没有战争的和平，而是“一切敌意将终结”意义上的和平。这意味着国家已不存在，即对国家的扬弃。如果再考虑到下面这一点，即早在法国革命之前，他为了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构想出各民族联盟，那么他的“永久和平论”意味着对国家的扬弃，就将更为清楚了。
虽然如此，但康德否认单纯一国的革命其理由并非仅仅在于会招来别国的干涉。康德原本将实现了“不能把他者单纯用作手段，还要同时用作目的”这一道德法则的社会称为“目的王国”。这当然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状态。但是，“目的王国”不可能只在一国之中实现。某个国家即使实现了“完美的公民宪法”，但如果是通过以别国为手段(掠夺)的方式实现的，那么就不是“目的王国”。换言之，我们不能只在一国之内思考“目的王国”。因此，“目的王国”实现之际，它必然是“世界共和国”。康德是把世界共和国作为人类历史应该到达的理念来论述的。“把普遍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6]
一般认为，康德是将“永久和平论”作为实现这种世界共和国理念的、现实而可能的设想提出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人说康德从理念那里倒退了一步，或者与现实妥协了。例如，他这样写道∶
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无法律状态仅仅蕴含着战争，是不可能根据理性再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只有是他们也恰好像个体的人那样放弃自己野蛮的(无法律的)自由，使自己适应于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并且这样形成一个(确实是不断在增长着的)终将包括大地上所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civitas gentium)。可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国际权利观念却根本不愿意这样，因而就in hypothesi(在假设上)抛弃了in thesi(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东西。于是取代一个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观念的(如果还不是一切都丧失尽净的话)，就只能是以一种防止战争的、持久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联盟这项消极的代替品来扼制人类的害怕权利与敌对倾向的那种潮流了，尽管是不免有经常爆发战争的危险。[7]
然而，康德提倡“各民族联盟”的理由并非只是因为这可以作现实的“消极代替物”。他原本设想的走向世界共和国之路，并非“多民族的国家”，而是朝着“各民族联盟”的方向的。在这里，存在着与霍布斯及其延伸观点根本不同的思考。当然，康德的出发点其前提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相同。“和平状态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statusnaturalis)，那倒更其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就是说，纵使不永远是敌对行为的爆发，也是不断在受到它的威胁。因此和平状态就必须是被建设起来的。”[8]但是，他与霍布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建设和平状态这一点上。
对于霍布斯来说，垄断暴力的主权者(国家)才意味着和平状态的建立。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自然状态仍在继续。对霍布斯来讲，只有国家存在就够了，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国家的扬弃问题。可是很明显，按照同样的做法而试图扬弃国家与国家间的自然状态，所设想到的只能是作为世界国家的主权者。康德提到的“多民族的国家”(世界国家)就是这样的东西。他对这样的世界国家表示反对。因为，这的确可能带来“没有战争的和平”，但无以导致“永久和平”。对于康德来说，和平状态的建立正是对国家的扬弃。相反，世界国家终究是国家而已。
康德和黑格尔
在此，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样的问题∶并非世界国家那样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而是各民族直接联邦并遵从“国际法”或“万民法”，这如何才能成为可能？按照霍布斯式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正如国内所有的状况那样，在通过战争而垄断了权力的主权者之下，各国缔结了“社会契约”，这时和平状态才成为可能。如果不如此，在各民族的联邦中就无以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予以处罚。例如，黑格尔就是这样思考的。他批判康德说∶
国家之间没有裁判官，充其量，只有仲裁员和调停人，而且也只是偶然性的，即以争议双方的特殊意志为依据的。康德的想法是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持永久和平。这种联盟将是被每个个别国家所承认的权力，旨在消弭纷争，从而使诉诸战争以求解决争端成为不可能。康德的这种观念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者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总之，始终是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9]
黑格尔认为，为了使国际法发挥作用，必须有对违反协约的国家拥有制裁实力的国家存在，因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也就不会有和平。而且，战争本身也并非一定要遭到否定。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史就是各国相互抗争的法庭。世界史的理念则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就像拿破仑那样，这将通过一个主权者或一个国家的权力意志而最终获得实现。在此，存在着“理性的狡黠”。
但是，康德并非以天真无邪的观念在提倡黑格尔所说的“理想论”。康德在与黑格尔不同的意义上，采取了和霍布斯相同的看法。就是说，他认为人类本性(自然)中存在着“反社会的社会性”，这是难以排除掉的。在这一点上把康德与霍布斯相对照来看的做法，是非常肤浅的。康德在设想为了永久和平的国际联盟时，他是站在国家基于暴力这一本性很难消除的认识基础上的。不过，他并没有放弃世界共和国这一整合性理念，而是认为可以逐渐接近这个目标。而各民族的联盟就是其第一步。
而且，康德在设想各民族的联盟之际，并不认为那是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和道德性就可以实现的。他强调，这个目标的实现在于人类“反社会的社会性”，换言之，即战争。针对黑格尔“理性的狡黠”，有将此称为“自然的狡黠”的说法。实际上，康德所设想的目标只有通过“自然的狡黠”才能得以实现。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黑格尔的思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说，大国间的争霸被赋予了“世界史国家”间之抗争的意义。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方面，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康德的各民族联盟论也复活了。而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理念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出现，与其说是源自康德式的理想，不如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所谓人类“反社会的社会性”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得以暴露出来。
国际联盟，由于其提出者美国本身并没有批准签署，故没有发挥其效力，而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过，作为二战的结果，联合国得以形成。就是说，康德的设想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即“自然的狡黠”才得以实现。二战后组建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基于对国际联盟之挫折的反省之上，但依然是没有力量的。有批评说，联合国只是一些国家由此实现自己之目的的手段，同时，还存在着下面这种实际情况∶因为没有独立的军事组织，它只能依靠拥有军事力量的大国。对于联合国的批判，结果总是归结为黑格尔式的批判。即，靠联合国来解决国家纠纷，这种思考不过是“康德式理想主义”而已。联合国的确是无能为力的。可若是一味的嘲笑和蔑视，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便是世界战争。而世界战争又会最终归结为联合国的形成吧。因此，在康德的观点中，潜藏着比黑格尔的现实主义更为残酷的现实主义。
在各民族的联盟之下，并不能抑制各国间的对立和战争。因为，人们不承认能够行使实力的国家。但是，根据康德的看法，这种结果导致的战争将使各民族的联盟变得更加牢固。能够抑制各国间战争的，并非拥有超强实力的霸权国家。而是经过各国间战争而形成的各民族的联盟。关于这一点，晚期弗洛伊德的观点很有启发性。早期弗洛伊德曾在家庭父母和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禁令中去寻找自我的存在，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遇到战争神经症的病例，从而修正了此前的看法。于是，他将超我看作是向外的攻击性转向各自内面的东西。例如，十分宽容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很少是拥有强烈道德性的人。可以说，康德所谓的人类之“反社会的社会性”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攻击性。这样观之，就可以理解攻击性的流露会转化为抑制攻击性的力量[10]。
以上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议论，看上去有些陈旧，但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性。例如，围绕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主张脱离联合国而行动的美国和遵守联合国决议的欧洲之间发生了对立。即，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和多边合作(multilateralism)的对立。其中，新殖民主义的代表性论客罗伯特•卡根就强调∶军事强国美国依据的是“万人对万人的战争”这一霍布斯的世界观，而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欧洲则对经济力量和非军事手段(软实力)更为关心，他们依据的是追求“永久和平”之康德的世界观。据卡根讲，欧洲所偏爱的康德式永久和平状态，实际上只有通过美国依据霍布斯式世界观而行使其军事力量(硬实力)并确保其完全，才能得以实现[11]。
但是，采取单边主义的美国，其理论与其说是霍布斯的，不如说是建立在黑格尔之上的。因为，他们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实现世界史理念的战争。正如新殖民主义者之一的弗朗西斯•福山引用黑格尔的话所表述的那样，这个理念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而且，并不能因为美国在单独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霸权，就否定这种自由民主主义。美国对特殊国家意志的追求，在结果上可以导致普遍理念的实现。这正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的狡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便是“世界史国家”。
另一方面，针对这种对立，奈格里和哈特指出∶“有关当代地缘政治学的讨论，几乎都是以下面两种观点的一种为前提的，即维护欧洲秩序有两种战略――或者单边主义或者多边合作。”不用说，单边主义是美国的立场，它“重新规定以往的敌我界线，并开始组织起统御世界的单一网络”。与此相反，多国合作是对美国持批判态度的欧洲或者联合国的立场。奈格里和哈特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是无效力的。“正是民众必须面对困难而创造出由民主主义构成的世界之新架构”。“当民众拥有了统治自己的能力之际，民主主义才有可能实现”[12]。
如果说欧洲的立场是康德式的、美国的立场是黑格尔式的，那么奈格里和哈特便是马克思式的(1848年时刻的)。各民族是以民众的自我异化形态而存在着，因此民众将通过自我统治以实现扬弃，这种思考很明显属于早期马克思的，或者从根本上讲不如说是基于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而且，“由民主主义构成的世界之新架构”乃是蒲鲁东派和马克思等组建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那样的东西。但是，在奈格里和哈特那里，却缺乏对19世纪以来的“世界同时革命”为何失败的反省。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990年以后的状态下，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一古典哲学得到了反复。因此，对他们所做的再检讨，就成了现实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排除康德被黑格尔超越、黑格尔被马克思所超越这样一种通俗的见解。相反，我们应该从各地对资本和国家的抵抗运动以及自治的共同社会(commune)遭到分裂并产生对立时如何解决的角度，来重新阅读康德。对于康德来说，各民族的联盟将作为“由民主主义构成的世界之新架构”而出现。
基于赠与的永久和平
康德不是在世界国家而是在各民族的联盟中，发现了走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前所述，这意味着康德拒绝了靠利维坦式拥有超越性的权力以创立和平状态的霍布斯的思考。那么，这以外还有创立和平状态的原理存在吗？我们将从交换样式的角度来思索这个问题。
霍布斯所说的和平状态之创立，建立在主权者与“被恐怖强迫的契约”，即交换样式Ｂ的基础之上。那么，康德怎样呢？例如，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是把商业的发展看作和平的条件的。各国之间紧密的通商关系使战争成为不可能。这有一部分的正确性。但是，交换样式Ｃ依存于国家的规约，即交换样式Ｂ。因此，它并非对交换样式Ｂ的彻底扬弃。实际上，交换样式Ｃ即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与以往性质不同的对立和战争。帝国主义式的世界战争，就是如此。
当今，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避开了康德所说的理由。但是，在发达国家与隶属于发达国家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与处于和发达国家相竞争位置上的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在“南北”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敌对和战争的危险。它们即使以宗教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根本上还是经济政治性的对立。要消除这种敌对性，单凭军事上的压制是不济于事的。敌对性的真正消除只有靠各国间经济差距的消失，以及不断生产这种差距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消亡。
在消解各国间的经济差距方面，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例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这被视为“分配的正义”。但是，现实中毋宁说是通过这种援助而使发达国家实现了资本的积累。这与国内的福利政策类似。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环而已。因此，“分配的正义”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制造出新的差距来。而且，“分配的正义”还使实施再分配的国家权力正当化且越发强大了。这使南北之间的“战争状态”变为永久化。
顺便一提，约翰•罗尔斯晚年的工作《万民法》，试图从经济上之平等的实现来观察国家间的正义。该书是作为对主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正义”之旧作《正义论》做自我批判式的发展而写作的。但是，罗尔斯依然只是把正义作为“分配的正义”来思考。因此，正如一国的“分配的正义”将归结为福利国家那样，各国间的“分配的正义”将要求实行再分配的体制之强化。结果，这成为经济列强的再分配，实质上只能归结为世界帝国或帝国主义。
然而，康德所说的“正义”并非分配的正义，而是交换的正义。它不是通过再分配以缓解经济上的差距，而是通过废除制造出这种差距的交换体系而得以实现的。这种交换的正义不用说，不仅要存在于一个国家之内，还要存在于国家之间。就是说，它只有作为全新的世界体系才能被实现。那么，这如何可能呢？若只把“力量”理解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就只能走上霍布斯思考的道路了。
在此，给予我们的思考以启发的是国家诞生前的部族联合体的例子。部族联合体在其顶点上不存在王或者超越性的首长。之前，我曾将此视为“抗衡国家的社会”。现在，我想把它作为思考下列问题的参照，即各国在其上位不存在主权者时如何克服其战争状态。支撑部族联合体的是交换样式A，即互酬原理。换言之，不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是一种赠与之“力”。它同时还保证各部族间实质上的平等和相互的独立。
当然，康德意义上的各民族的联盟与部族联合体不同。前者的基础是发达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即，交换样式Ｃ的普遍化。不过，所谓各民族的联盟正是在其基础之上对交换样式A的恢复。以往，我们是以一国为单位对此进行思考的。但正如反复强调的那样，这在一个国家之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有通过各国间关系的实现，换言之，只有靠创设出新的世界体系才能得以实现。它是超越旧有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近代世界体系)的东西。这不是别的，正是世界共和国。即，所谓“微型世界体系”在更高维度上的恢复。
前面，我们在消费－生产合作社方面考察了互酬性原理于更高维度上的恢复。现在，应该进一步在各国间关系上来观察。各民族联盟作为新的世界体系而形成的原理，是赠与的互酬。这与以往的“海外援助”似是而非。例如，这时所赠与的不是生产物，而是为了生产的技术知识(知识产权)。进而，威喝对手的武器之自愿废除，也算是赠与的一种。这种赠与，乃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家之基础的放弃。
而这并不会发生无秩序状态。因为，赠与可以发挥比军事和经济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普遍的“法之支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赠与的力量支撑的。如此这般，“世界共和国”将得以形成。而将此视为非现实梦想的人们才是可笑的。例如，一贯坚持最刻薄的霍布斯之观点的卡尔•施米特，就在消费－生产合作社中看到了国家死灭的唯一可能性。
当“世界国家”包括全地球、全人类的时候，它已非政治性的单位，而只是在习惯上称其为国家而已。……当它超越这个范围而成为文化、世界观及其他某种东西、“更高维度”的单位，而同时依然试图形成非政治性的单位时，那便是在伦理和经济两极之间寻求中立点的消费－生产合作社了。它与国家王国帝国，与共和制君主制，与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乃至保护和服从均是无缘的，它恐怕是抛弃了一切政治性格的东西。[13]
施米特在此所说的“世界国家”，与康德所谓世界共和国相同。施米特认为，从霍布斯的观点来看，国家的扬弃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此就相信扬弃国家是不可能的。他暗示，只有依靠与霍布斯不同的交换原理，这世界国家才有可能实现。
作为世界体系的各民族联盟
正如康德所预见的那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联合国终于诞生。如今的联合国与全新的世界体系还有相当的距离。它成了各民族国家争夺霸权的场域。然而，联合国乃是在人类付出重大牺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如果人类不对此加以活用的话，那么人类将不可能有其未来。
对于联合国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安全理事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方面。但是，现有的联合国并非仅仅局限在这几个方面。实际上，它是一个被称为“联合国体系”的庞大而复杂的联合体。它基本上有三个部分构成。第一是军事，第二是经济，第三则是医疗、文化、环境等领域。其中的第三个领域与另外两个领域不同，有许多部门是早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而存在的组织。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ＷＨO)就是诞生于19世纪而后加入联合国的国际机构。就是说，除了第一和第二领域，所谓的联合国体系并非由哪个人所设计的，而是原本作为国际性的联合(association)而生成并与联合国合流从而产生的。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这种东西将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而且，在这个第三领域中，没有政府组织(nation)和非政府组织的区别。例如，像世界环境会议非政府组织(NGO)可以和各国政府一起派代表参加那样，是超越民族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体系”超越了联合国(UnitedNations)。
当然，第一和第二领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它们是与资本和国家直接相关的领域。而且，它们规定着现有的联合国。换言之，交换样式Ｂ和Ｃ规定着现有的联合国。如果在第一和第二领域中也能实现第三领域所产生的事态，那么就可以说它是全新的世界体系了。不过，这并非只靠世界交往的扩大就可以自然生成的。它取决于对国家和资本的抵抗。
要将联合国变成全新的世界体系，各国针对国家和资本的抵抗运动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各国的变化才能改变联合国。同时也可以反过来讲，联合国的改革正可以使各国的抵抗运动成为可能。各国的抵抗运动，有被国家和资本分割开来的危险。它可以超越国境实现自然的联合，就是说“世界同时革命”可以自然地爆发，这种预测是不能成立的。而且，即使建立起了全球的联合组织(international)，也未必有抑制各国家的力量。即使曾经实现过，也不能成为今后可以实现的任何保证。
世界同时革命，常常是以各国的抵抗运动一齐爆发这样的印象被谈论的。但是，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只有以联合国为根基，各国无论怎样的抵抗运动都会不知不觉间与其他运动联系起来，并形成渐进的世界同时性的革命。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各国的抵抗运动，联合国将遭到忽视，结果会导致世界战争的爆发。实际上，这种可能性相当高。但是，我们没有悲观的必要。因为，正如康德所思考的那样，世界战争将实现更为高度的各民族的联盟。虽然如此，这种事态的发生也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各国存在对抗国家和资本的抵抗运动。
实现基于互酬原理的世界体系即世界共和国，并非易事。交换样式A、Ｂ、Ｃ将顽强地存在下去。换言之，共同体(nation)、国家和资本将顽固地持续存在。无论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发展，都无法完全消除源自人类关系之交换样式的那种存在。不过，只要这些交换样式依然存在，那么，交换样式Ｄ也会顽强的存在下去。不管怎样的压抑和否定，它都会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地持续地回归。康德所谓的“整合性理念”正是这样的东西。
注释：
[1]卢卡奇写道∶“无产阶级正确的阶级意识与其组织形态就是共产党”。(《历史与阶级意识》日文版第338页，东京∶未来社)
[2]《马克思资本论草稿集》日文版第2卷，东京∶大月书店。
[3]巴枯宁《国际革命协会的原理与组织》，见《巴枯宁著作集》日文版第5卷第216页，东京∶白水社。
[4]此处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文版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此处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文版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此处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文版第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此处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文版第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此处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文版第1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9]此处采用范扬、张企泰的译文，见《法哲学原理》中文版第3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参见柄谷行人《死与民族主义》，见《定本柄谷行人集4 民族与美学》，东京∶岩波书店，2004。
[11]Robert kagan，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VintageBooks，2004，pp．3，37，57-58，73.(参见《新殖民主义理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世界战略》日文版，东京∶光文社)
[12]安东尼•奈格里、马克•哈特《民众》日文版下卷第200、204、214、238页，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5。
[13]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日文版第68-69页，东京∶未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