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上指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他说，靠“扩需求、扩增长、政策刺激”来提升增长率的方法被证明效果不佳，投资回报递减已经充分显现，副作用越来越大。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长期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供给侧改革的三个要素包括：劳动、投资和效率提高。由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投资回报递减，就唯有靠提高效率来对冲其他因素的消极影响。要提高供给的效率，就要靠结构性改革。过去行政包办的“有保有压，有扶有控”政策，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创新和技术。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无论是降成本，还是去产能，都要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平稳实现，而不是用下指标的方式。
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金融体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利率、汇率市场化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总体比预期的要顺利。这是非常核心的改革，但是它的单项推进不可能发挥整体系统性的效果，在其他方面的改革亟待推进。
关于征信体系的建立问题，他指出，这是金融市场体系非常基础性的建设，如果不能及时进展，会拖累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全化。
提及股票市场，他引用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的观点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缺陷，即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质性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寻租场。他认为，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并没解决。因为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就使得一些违规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非常猖獗。他指出，股市监管改革需要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从依靠审批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
以下为演讲实录全文：
最近正在热烈讨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经济工作的主线，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断，这就是，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讲三点我自己的体会和我的意见。
刺激政策的效率越来越差 副作用越来越大
第一点，我认为，提出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的方针，这是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我们必须作出充分肯定，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指导我们的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在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就发生着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对于这个经济向下，应该怎么来理解，怎么来对应，宏观经济学的已有的成果告诉我们，根据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去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就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来应对。但是，在我们这里，应该说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观察的，为什么中国经济开始的时候，是大概在06年、07年，甚至更早一点时间，有经济学家发现，我们潜在的增长率在下降，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变成了现实。主流的思想是从需求方去观察的，就是所谓三架马车，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呢，是因为需求不够，三架马车的力量不够，所谓三架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所以应对的方针就面临着，所谓扩需求，扩增长，采取刺激。但是这个办法，执行几年以后，虽然反复用这个方法去提升增长率，但是效果不佳，而且存在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刺激政策的效率越来越差，也就是说，我们宏观经济学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这个规律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从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展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效率越来越差，如果说09年的4万亿和4万亿贷款，把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甚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到了近年来，这种刺激政策虽然力度并没有减，可是效果越来越差。甚至没有效果，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造成了副作用越来越大，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迅速的提高，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到了2014年就发现，这个杠杆率还不断的升高，到2015年，国民资产负债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这就是说，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从正面的效果越来越差，负面的效果越来越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的人认识到，通过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再进行，寻求更快的办法，所以争论，09年以后开始的争论，就是说对于观察中国长期增长应该从需求侧入手，还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后一段意见就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从供给侧来说，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我们供给的基本要素中，过去主要是依靠了资源投入的增加，也就是说，靠投资，靠投资拉动。而效率的提高，这个因素，贡献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候，曾经有所进步，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研究都表明，这个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由于过去一些造成效率提高的因素正在消退，比如说，农村的劳动力和农村的资源进入城市，这个使结构的改变，使得我们的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从后进的一个国家，用引进学习的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当中国的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以后，用这样简单的办法，去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个空间已经变得很小了，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供给侧的几个要素，中间效率提高这个要素，若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的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下行的状态会持续下去，就不能稳定住，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要尽一切的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在供给侧三个主要因素中，劳动、投资和效率提高，这三个因素中间，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的消失，因为已经过度的投资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的危险，所以，不能依靠投资，我们要扭转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中间存在的问题，主要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以及提高效率。靠提高效率来对冲我们其他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所以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式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具体的工作和我们具体的政策，都要适应，这个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
怎么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呢？靠结构性改革！
第二点，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呢？怎么提高供给的质量呢？要靠改革，结构性改革，我看到有一些文章说，结构性改革像是一个我们中国发明的一个新词，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比较老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共产主义大论战的时候，这个词就出现过，有一篇文章，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的争论，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提出一个意见，就是要做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意思是，总体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某些环节，某些结构进行改革，修正主义，这个离我们比较远，这个基本意思，结构性改革的意思，就是说，总的框架不变的情况之下，对某些制度结构，某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这是说的50年代的事情。进入到了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在世界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范围内，这个词还是经常有的，我跟一些经济学的同行交流，我们讨论过，为什么西方的经济讨论中常常应该用的词，而我们在中国的经济讨论中，常常不用这个词，而且又叫体制改革，大概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讲的体制改革，是要用整个用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去取代计划经济制度，而在西方国家，是已经建立了市场制度，但是其中有某些结构存在问题，所以这些结构要进行改革，比如说，04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出一些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市场制度中，某些环节，因为已经是一个市场制度了，总体来说，但是某些环节上，有问题，所以要适应市场制度更好的运行，这些环节上，这些制度框架进行改革。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记得英国的经济学杂志，也提出欧洲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他们有一些文章，要进行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这个当时经济学杂志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着重是讲，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的体系，监管的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要进行改革。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用的，我们在2000年，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了，但是我们和许许多多的制度环节上，跟我们原来所要求的市场制度是不衔接，甚至有冲突的，这些地方都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我们市场经济制度还是要完善。所以要提高供给的质量，提高效率，当然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经济结构要优化，因为，效率不高，说到底，首先就是错配的问题，于是就造成了结构的扭曲，所以结构优化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不要像过去包办一切
但是，改善结构，或者叫结构优化，或者叫结构调整，是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按照国际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04年以后，提倡的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就是这种办法。从压来说，下指标，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有保有扶，有各种政府补贴，政府给贷款，给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04年以来做的这个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对于什么是好的结构，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出判断，实际要靠实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实验在市场受到考验，然后找出路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起的作用，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市场的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我们在今天资源再配置的时候，它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另外一个作用，形成一种所谓金融的机制激励，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我们现在要进行，要提高我们的供给质量，要提高效率，应该哪一种办法为主呢？我不是说所有的行政办法都有人用，但是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所谓更好的发挥，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包办一切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提高供给质量的这件大事上也要用新办法，不要用原先的老办法，刚才说了，对应经济下行，不能老是刺激的老办法。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是这样，要用新办法。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怎么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建立，我刚才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其实这个目标不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当时说在二十世纪末期要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不过后来没有达到。
去产能不能靠政府下指标，降成本要靠市场竞争
我们现在要做好这件事，我想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我们现在当前的重点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原先有错配，结构变得不好了，结构扭曲了，现在转回来，转回来就是实现再配置，使它资源配置变得有效，靠什么呢？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外一件事，降成本，降成本可以用降指标的办法，要求企业降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市场的优胜劣汰，市场竞争使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好的例子了，比如说，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不是用降指标来限定去多少产能，而是通过市场，比较平稳的实现了去过剩产能，和实现人员的有效流通。像这样的实例，已经发生，我们要推动这种办法，进行的改革。最后一点，我想讲金融，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金融体系的改革，会是我们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应该说，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金融方面的改革，在有些方面，进行得不错，比如说核心的改革，就是资本价格的改革，一个叫利率市场化，一个叫汇率市场化，比原来预料还要进行得快一些，还要顺利一些。但是，虽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改革，可是单项突进，不可能发挥整体的系统性的效果。其他的方面的改革，也亟待的推进。
比如有一些市场发现价格，在对冲风险上，这个期货市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期货市场似乎这方面的进展不大，所以怎么能够支持各种金融创新，这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跟整个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来考察，中间有些很重要的环节虽然也许在总体中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进展如果不能够达到要求的话，光是有核心的要把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是不能够把这个利率和汇率，真正的反应资本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说，征信体系的建立，想当年，吴晓灵在当副行长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征信体系怎么建立，到现在来说，虽然最近有一点动作，但是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市场金融体系建立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建设，像这些方面如果不能进展的话，会拖累整个体系的建设化。这是一个问题。
信息不对称导致损害股民利益的行为非常猖獗
第二个问题，监管的问题，金融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所以，监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监管体系长时期就存在着争论，就存在着缺点，比如说，我们的股票市场，在9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有一场大的争论，对股票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完善，当时的证监会的高教授曾经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体系，存在着路线上的极大的风险，不是把监管主要放在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实施审批上，这样就使得整个证券市场变成了一个研究场。后来，在21世纪初期的证监会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作为百日新政，好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来这方面到现在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这个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使得一些违规的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非常的猖獗。
是什么导致了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原则性的决定，就是要从事前的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要靠审批来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有明确的规则规范，那么就加强流通。这方面还有很多业界的有见解的人士发言。最后提出一点，我们金融改革，怎么跟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要供给方的提高，不能靠扩需求，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短期政策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短期政策的还是要用的。在用短期政策在某些时点上，用增加需求的方式，抑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这样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和我们的改革怎么配合，我想我们应该从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中取得教训，西方国家在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今到全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中，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往往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就会放松，就会放任一些违规的行为，高风险的行为蔓延开来。所以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一个争论，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还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这两者都不能持续，为什么会发生两防的问题，那是需要执行一个扩张性的政策，所以对于有一些行为，对于延伸工具的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那就往往会放任不管。我讲这些，提供给各位参考，谢谢！
来源：原子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