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自己这一生走过的路，童祥苓感慨万端。
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辈子，和邓小平一样，也算是三起三落了。‘文革’前挺不错的，1957年那会儿就给我定每月350块钱工资呀，那时候上面馆吃一碗阳春面八分钱，一碗牛肉面、红烧面才一毛五分钱。一袋洋面两块钱，35块钱就能买一两金子。上有名的红房子、德大那样的西餐馆吃一顿西餐，也才花1块钱。
“我四姐更不得了，她在京剧院每月开1100块钱的工资，那是多少钱哪!得算巨款了吧?从购买力来说，现在的超级大腕儿恐怕也没几个能和她比呀!解放以后，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私人汽车，童芷苓有!当时上海文艺界除了周信芳，最有钱的就是童芷苓，陈佩斯他爸陈强拍《魔术师奇遇》的时候，坐在敞棚汽车里面钓鱼，你要问那车是谁的，他一准儿跟你说：跟童芷苓借的。进口福特呀!我四姐后来一加入共产党，就主动把房子啊、车子啊，反正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捐献给国家了……那可是寸土寸金的淮海路上，六层楼带花园的大公寓呀，说捐就捐了，不像现在的人，爱玩虚的。那样一幢楼，要放到现在，恐怕得值好十几个亿吧?”
的确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大角儿的工资，比党政军高干们的工资高出一大截。
笔者查到文革时期的一张重庆市文艺界造反派出的报纸，有一篇文章写着：
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请看：
上海市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30分钟，得酬金600元。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16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丛深到底千万不要忘记什么?丛深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文化部保存的另一份历史栋梁档案里写道：“过去有15位名演员已经领受特殊的工资待遇，每月报酬均在500元以上，有的达到1000元。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等。这次他们的工资即不再增加特定津贴。”
这个名单中没有被视为国宝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文件特别做了说明：“梅兰芳现在的名义工资仅163元，但他自己有一个剧团，收入自理，实际上从来没有领过工资;周信芳、程砚秋是分红制，每月约1500元;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在民营公助剧团，马每月1700元，谭每月1600元，裘1500元;这些人均不宜用特定津贴的办法处理。”
1964年现代戏汇演时，周恩来总理曾问过此事，马连良、李少春、历慧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人都报了自己工资数。
这些老前辈们觉得“不好意思”，纷纷要求主动“降薪”。
这时周恩来又问：“还有比马先生高的吗?”
关肃霜很忸怩地说：“不好意思，总理，我回昆明后马上主动要求降薪”。
周恩来的目光一下落到了关肃霜的脸上，继续问：“关肃霜，你每月到底拿多少工资?”
关肃霜一张脸胀得通红，模样儿就像被当众抓获的小偷，声音小得犹如蚊子叫似地回答：“实在太多了，每月3……3000元。”
关肃霜心中七上八下，回到昆明后，果然马上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到每月1000元。弄得文化局的领导们莫名其妙，不知她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按照第一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中共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
一级军委主席610元毛泽东
二级副主席550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元帅500元陈云、邓小平和元帅
四级大将450元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级上将400元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此后又颁布新的工资标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且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吊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际，就明确提出过，即使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
然而，自称马恩忠实信徒的苏联人却偏偏与这一精神背道而驰，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苏联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当时苏联人的最高最低工资之比，高达31.3：1。苏联人建立起来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及党政干部内部的分配差距，大大超过了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
国民政府战后的文官薪给标准，共37个级别，每级别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40元，仅8倍，相邻各级别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之比，亦仅为14.5：1。
正是基于以上列举的情况，再加上党内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使得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显得无所作为。他只能把问题归结为金钱本身存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有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有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注[1])[page]
工资问题，让毛泽东颇伤脑筋。
还在延安时期，毛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他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注[2])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高级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
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
毛泽东却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反驳道：“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六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显然对国务院制订的工资标准不满意，工资改革工作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现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提出了批评。他在为大会做结论时专门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他并且提到，不仅是薪金的问题，实际上还有特殊待遇问题，“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毛泽东发现，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层出不穷。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
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他不止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说，工资固然应该增加，但“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些不很适当，已引起人们的不满”。更奇怪的是，级别高了，工资多了，“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为个人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算什么?他甚至气愤地训斥道：“至于你那个几级几级，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
废弃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固然不可逆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越来越认定，这未必是一种进步。他断言，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注[3])
这实在让他始料不及。他对工资制改革所带来的等级制后果公开表示质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不仅高级干部的薪金太高了，而且因为你高一级，我低一级，那么大的差别，弄成“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把党的传统都丢掉了。
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很快发布指示宣布: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从28：1变成了25.2：1。
替毛泽东管了12年家的吴连登晚年回忆说：“1955年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主席的工资原本定的是610元，后来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成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都有一本明细账。”
但毛泽东指示，宋庆龄的工资不能降。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工资最高的并不是纸面上的毛泽东，而是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每月工资为579.5元，另外她还享有每月300元的活动经费，这样加起来，她的工资比毛泽东的工资还高得多。
中国第一代领导夫人们的工资主要取决于她们个人在党内的资历，而不是领导们的行政级别。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工资级别就比1925年入党的邓颖超要高一级。邓颖超每月领取342.7元的工资，这又比1929年入党的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资高了一级。
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开始享受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月只有243元，“文革”时她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工资并未随着地位变化升上去。一直到“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江青的工资才涨到342.70元。
王光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因资历较浅，工资才120多元，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夫人中最低的。
想想，一个童芷苓的工资，就差不多相当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江青工资的总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工资，不过是童芷苓的一个零头。
而在五六十年代，一个一级工人每月工资31元，学徒工每月18元，解放军战士每月津贴只有6元。
中国在1960年之后连续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当时官方的说法)，国内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难，出现了大饥荒，全国饿殍遍野。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削减行政级别三级以下的工资：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
从那时起，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工资统统是404.80元。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童祥苓说：“我五姐葆苓也是名角儿，那时在北京的中国京剧院，每月工资1000元，也和广州的红线女一样，联名致信党中央，觉得自己的工资和劳动人民比起来，高得来自己都不好意思，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1958年，北京市京剧团有一个上呈市文化局的《关于降低北京京剧团演职员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黑字白纸地写道：
北京京剧团演职员的工资很高，经过整风运动，演职员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和一般演职员都纷纷提出降低工资。特别是在最近的向党交心运动以后，降低工资，已经成为全团演职员工的普遍要求，和急待解决的问题。
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现像当时绝非一个北京京剧团如此，而是在全国蔚然成风。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表态，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没能紧紧跟上趟，政治上就此被打入另册——说白了，当时鼓噪一时的著名演员主动要求降工资的热潮，不过是他们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罢了。
(注[1])引自《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注[2])引自《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3])笔者注:这是1974年毛泽东在谈到八级工资制时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