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一个问题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这就是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分类学研究。认真反省一下过去的岁月，在传统理论教科书体系教学和学术探讨中，我们较多地关注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理论文本，并将其视为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依据。究其客观原因，是由于马克思的大量笔记和手稿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才逐步问世（就中文版的文献来看，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没有翻译过来）；而更主要的因素是我们自己解读构架的错误引导机制，即总是认为在正式论著与笔记、手稿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倒真是不成熟的。以我之见，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基本类型和具有各自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研究的往往多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而我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第一、二类文献深入解读中，才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缘起性语境。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面对自己所进入的新的学术领域或尚不熟悉的文本，有目的地读书摘录的心得笔记，这还包括马克思用作记录一些研究提纲、重要书目和随想心得的记事笔记。从目前已经发表和整理的文献情况看，这类笔记本约有250本， 其中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标示和批注的内容达6万多页，约160个印张。本世纪20年代末，这些笔记开始部分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一版（简称MEGA1版）第一部分，70 年代以后全部重新发表在MEGA2 的第四部分，约有40卷之多。现有文献显示，马克思是在大学学习期间（1836—1837年之交）形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此后这一做法贯穿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从马克思大量笔记的内容来看，在早期，除去诗歌、文学内容，主要是哲学、艺术笔记，如7本《伊壁鸠鲁笔记》（1839年， 现有中译本）、8本《柏林笔记》（1840—1841年，无中译文）和5本有关《波恩笔记》（1842年，无中译文）、5 本历史政治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现有中译摘要）。而1843年以后，除去一些札记性记事笔记本（约有17本，其中重要的如《1843—1847年记事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重要文本就写于这一笔记本）和中晚期的一些历史、人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笔记外，90%以上都是经济学笔记。比较重要的如7 本《巴黎笔记》（1844年，部分中文摘要）、《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无中译文）、9 本《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无中译文）和24本《伦敦笔记》（1850—1853年，约100 印张，无中译文）等。

在我看来，这些笔记是我们了解马克思各种思想的原发因素。因为在这些笔记中，我们可以直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学术观点摘录的特定意向性，最初的随机性评论和由议论产生的写作计划和构想，其中，我们能找到马克思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这些重要的原发性理论边界，是我们在一般理论手稿和论著中无法获得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笔记往往是理解第二类文本（手稿）的逻辑解读之钥匙。譬如，不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为思考中轴的政治历史摘录，就无法完整理解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的第一个哲学转变，即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也就可能出现传统研究中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转变简单地视为对费尔巴哈的“拥护”，而忽略马克思自己的独立思考；不研究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萨伊、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的经济学递升式理解逻辑及其深层转换，就不可能科学地解读同期同体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失去对手稿理解评估的客观基础；不研究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柯夫的信》，也就根本谈不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个伟大转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不研究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笔记》，就不会深入发掘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这也就自然会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要哲学理论建树失之交臂，等等。再如马克思的《1844—1847年记事笔记》，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哲学变革时期真实思想历程的一种记载。除去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记事本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思考提纲，即《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和《札记》（参见拙文：《马克思走向哲学革命的第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 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许多重要写作计划（现代国家问题的写作提纲、社会主义者丛书计划），以及一部分十分关键的读书摘要（汤普逊笔记和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笔记），都出现在这一记事笔记本上。这一记事笔记成为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少微观缺环的连接构件。

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一文本群的研究是十分不够的。而前苏东学者在本世纪20年代末MEGA1出版部分笔记以后， 特别是80年代开始出版MEGA2第四部分全部摘录记事笔记以来， 已经产生了一批全新的极有价值的成果（前苏联学者拉宾、巴加图利亚、马雷什，德国学者耶克等人的研究成果）。我国中央编译局的研究人员也在80年代以后介绍和编译了部分成果。但由于这部分文本的绝大多数笔记至今没有编译出版，所以研究工作在客观上是难以展开与深入的。由此我认为，在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中，这一部分内容的出版是应该优先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战略问题。

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的每一理论创作前期所形成的手稿与有关理论研究的各类学术书信。这基本上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原始地平，因为这是马克思自己弄懂问题，建构新理论的思想实验室。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一些未完成和主动放弃的理论手稿和文本初稿，如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44年的《评穆勒手稿》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初的《评李斯特手稿》、19世纪50年代末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79—1880年的《评瓦格纳教科书手稿》等；还有马克思在一些重大理论创造进程的多重修改稿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多重手稿、《资本论》的多重手稿和《致查苏里奇的信》的多重手稿。在马克思的书信中，特别是他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关思想探讨的私人通信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比如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卢格等人的通信，1844年至1845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1846年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18世纪50—8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通信。

在这些手稿和书信中，能最真切地看到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建构进程中许多没有经过修饰的最真实的语境和发展过程。从研究和表述的差异性上说，有的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超过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论著。比如马克思在1846年底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过程中写给俄国理论家安年柯夫的信，就直接反映了他在理论思考中的一些新的观点，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统一起来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情境论（参见笔者的研究成果：《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解读》，《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再如马克思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在传统的研究中（主要是经济学），学者们一般总将这一手稿仅仅作为经济学文本进行解读，并且以《资本论》的经济理论建构（剩余价值理论）的成熟度为评判尺度，甚至将这一手稿简单地判定为“《资本论》草稿”，这就极大地忽略了这一文本中丰富的哲学成果。而以我的观点，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手稿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创造，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这可以视为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第三次重要转变和飞跃。因此，这个手稿应该叫《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有一个研究方法上的隐性制约方面，这就是在原来对这一类手稿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用马克思后来正式发表的论著来简单地评判手稿的非科学惯性思路，这让我们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论及第三类手稿时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部分文献，绝大多数都已经发表在MEGA2的第一至三部分上， 其中重要的文本也都已经在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0卷中译成中文。对这些文本的研究，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也陆续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理论成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本世纪30—40年代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60—80年代前苏东学者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前苏联学者维戈茨基、前东德学者图赫舍雷尔等），日本学者70—80年代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研究（广松涉等）。在国内理论界对这一新文献群的研究中只有马克思经济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主要是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周围的一批专家及其成果，如汤在新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研究》等一批重要论著，还有张钟朴、顾海良、李建民、姚晓鹏等学者的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除去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所关注之外（其中多为无文本学语境的传统解读结果，许多论著作者连《巴黎笔记》都没有读过）。这不能不严重影响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全面性。更为严重的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类是马克思意在出版而撰写完成的发表或未发表的各种论著。这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各种已经完成的思想的形式化表述的文本。对于这一类文本的研究， 过去容易发生的问题有三：一是不能很好地区分1845年前后在马克思文献中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界线，比如马克思在早年尚在青年黑格尔自我意识构架中写下的一批文章（《莱茵报》时期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还处于新旧理论转轨中的《神圣家族》等论著，与1845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的异质性；二是不能历史地界定马克思1845年以后不同时期论著的具体写作语境和不同成熟度问题；三是总去注意各种学术性较强的大部头专业论著，而忽略了马克思投身于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各种政论性文章。在这最后一类问题中，如果说前者是理论研究，而后者却恰恰是各种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而这一部分文本在马克思的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实际上占有更大的数量和份量。

相比较前两种文本，马克思的这类论著当然主要代表了他较为成熟的思想与观点，这自然应该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主导性文献。像1847年以后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的科学理论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但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在这种文本中考虑较多的已经不是理论逻辑本身的建构，而是实现的形式和体系化表述。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写作，由于被批评对象赫斯同时正参与该书的撰写，所以必然受到影响。再如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左右导致原写作计划改变，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四卷之间，未必就是后者在整体上为更成熟更全面的终极成果，因为前者包含的丰富内容（比如精深的历史哲学论见）的被选择与放弃并不是以科学性为尺度的，而有学科主导线索的制约因素。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研究必须全面注意的重要参照系数。我的一个观点是，离开了对前一、二类文本的认真理解和深入研究，对马克思的这些正式文献的研讨是不可能获得完整的科学的认知结果的。我不得不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过去的不少研究都是严重无根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注意。

除去以上的分析，我还有一个建议：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不能过分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相互之间是渗透和包容的关系。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不行，哲学分析完全离开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也同样不行，这两种研究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更不行。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定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否则，难免会流于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