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陌生关系增长并影响了社会生活，但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还在延续传统，依靠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市场交易行为，陌生社会没有替代熟悉社会。根据在长春、株洲和北京等地的市场交易秩序调查，发现熟悉关系陌生化可以为欺诈性交易行为提供方便，而陌生关系熟悉化则可以为诚信交易和稳定交易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应当在中国社会陌生关系与熟悉关系同时并存，而且熟悉关系依旧发挥稳定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秩序问题，探索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不应当单纯依据具有先验性的理性选择原则解释中国市场交易行为秩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机制。
【关键词】陌生关系；熟悉关系；交易秩序
市场交易秩序的实质是交易者的行为秩序，而交易行为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受所在社会基础的规定与制约。因此，分析中国市场交易秩序问题，就必须同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结合起来，否则，难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近些年，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这关系到是否在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社会基础之上分析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通过在长春、株洲和北京等地开展的市场交易秩序调查，我们发现，尽管陌生关系确实强烈地冲击了中国社会生活，但中国社会并未发生从熟悉社会向陌生社会的根本转变，应当在陌生关系和熟悉关系并存，并且熟悉关系具有更稳定和普遍作用的社会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中的问题，并以这种社会基础为根据作出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选择。
一、并未发生质变的熟悉社会
笔者曾撰文论及国内一些学者关于中国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观点， [1]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郑也夫关于“宰亲杀熟”的论述。在我看来，虽然“宰亲杀熟”常有耳闻，但在广泛发生的市场交易行为中，亲情熟悉关系中的“宰亲杀熟”仍是发生频率较低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交易者都比较注重亲情熟悉关系，“宰杀行为”更多发生在无亲情的陌生关系之中。人们之所以对“宰亲杀熟”比较关注，不仅因为从传统道德观念看，亲情熟人之间不应见利忘义，而且还因为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闻之而有新奇感，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尽管“宰亲杀熟”令人心寒，但这种现象也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
另一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贺雪峰论述的“半熟人社会”。贺雪峰认为，乡村社会经历了从自然村向行政村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已经不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了，“行政村已大大不同于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村的情况。行政村是规划的社会变迁的产物。在行政村中,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共享一些公众人物,但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若将自然村看作熟人社会,行政村便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2]可见，贺雪峰仅仅指出乡村社会的熟悉程度发生了变化，并没有认为熟人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
吴重庆认为乡村“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根据大批青壮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出现普遍的空巢现象，把乡村社会称之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在吴重庆看来，“无主体熟人社会”比“半熟人社会”更清楚地揭示了乡村社会质的变化：“‘半熟人社会’揭示的是与‘熟人社会’之间的量（熟识程度）的差异，其解释力表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上；而‘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为了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质的变化，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3]
尽管吴重庆刻意强调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他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也没有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质的变化”，而且这个概念还存在逻辑矛盾。主体是人，社会是人们交往活动的展开形式，当主体或人不存在了，社会怎么还能存在呢？ 从实际情况看，当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后，农村还有很多妇女和老年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从过去处于从属地位的辅助劳动力，变成了主要劳动力，是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主体。因此，“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存在逻辑矛盾，而且也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并且，质变乃是事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量变则是事物数量的变化或场所的变更。农村社会的空巢现象，不过是人口流动的数量变化和场所变更，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近些年中国社会学界发表了较多关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变化的研究成果，而但凡谈到熟人社会和陌生社会的问题，通常都要联系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的论述，认为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的原本形态。虽然应当赞扬这些研究对前人思想观点的承继意识，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中有些人对费孝通思想观点的理解存在明显片面性。仔细阅读《乡土中国》会发现，费孝通并没有使用“熟人社会” 这个概念， 他充分讨论的是“熟悉社会”。虽然两个概念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与外延却有很大区别。
“熟人社会” 主要指谓人际间熟悉而亲密的交往关系，而费孝通论述的“熟悉社会”，既包含了人际间的熟人关系，也包含人对物、对周围环境和风土人情的熟悉关系。费孝通生动地指出：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去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4]
费孝通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他并非像某些人讨论熟人社会时仅仅注意人与人的熟识关系，也并未仅仅依据人口居住或流动的情况去判断乡村社会的性质，而是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传统、人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论述熟悉社会以及熟悉关系。因此，熟悉社会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总体性的判断，而不是仅对人际交往和人口流动现象的反映。并且，费孝通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论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特点。关于以己为中心、以亲情为纽带的差序格局，轻视原则而重视感性象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制度层面的论述，是在同西方团体格局、法治社会的对比中做出的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特点的判断。
费孝通关于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的论述，其重要启示在于，分析评价中国社会的本质特点，不仅要在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环境的总体联系中展开，而且还应当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对比中，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着眼，揭示制度关系或社会结构的本质。据此可知，虽然一些学者在谈论中国熟人社会发生了质变时，通常要把自己的论述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论述联系起来，但应当说没有注意像费孝通那样从社会的制度层面亦即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开展分析，以至于描述了很多表层现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如果承认费孝通关于中国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的观点，是依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本质特点作出的判断，那么当我们讨论熟人社会是否发生了向陌生社会的转变，就应当像费孝通那样去考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以及是否由于这些转变而引起了社会结构或制度关系的变迁。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考察，而是根据一些表层现象的变化，就做出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向陌生社会的转变，甚至是质变，显然有草率之嫌。
事实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那些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 但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和轻视普遍原则、崇尚中心势力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扩展了农民的视野和接触空间，但经过潜移默化、世代相传而积淀于心灵深处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并没有改变。大量研究表明，不仅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仍然在延续着以己为中心、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差序格局，而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更进一步说，不仅农民和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且就是城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能说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虽然城市空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大规模迅速扩张，不仅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把城市居民封闭得难以沟通，而且日益严重的群体利益分化，生存状态不同的人们之间也形成了许多隔阂甚至冲突。费孝通描述的街坊邻里亲密熟悉，同乡之间诚实相待、和谐默契，那些田园诗般的乡土社会场景，在嘈杂而紧张的城市空间中确实难寻踪影。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证明中国城市已经进入了陌生社会。
正是在这种令人感到陌生的空间里，从熟悉社会带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无处不在地表现着。进城农民工结成了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从城乡基层社会发家而起的老板们办起了家族企业，大学校园中数不清并能“传宗接代”的同乡会，遇事总是想着拉关系、拜门子的行动路径，善于模仿从众而不勤于突破创新的行为模式，攀权附势的官本位心理，职位升迁甚至贪污腐化都要拉帮结伙的裙带关系。凡此种种，举不胜数，都是从传统社会中延续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表现。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谁能证明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哪个社会层面上消失了？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够消失。不过，这里似乎过多地陈述了中国社会的负面特征，而事实上，从传统接续而来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多优秀品质。费孝通晚年论述的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善于感性沟通的意会、将心比心的交流方式，注重交往、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5]梁漱溟在东西文化比较中强调的中国人讲究情理交融，长于环顾左右、向旁边看的思维方式，[6]家庭为根、伦理为本、道义为先的行为方式。[7]正是这些本质特征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具有超常稳定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会在十几年的历史中彻底改变。
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在总体结构和本质特征上仍然延续着熟悉社会的传统，但这不否认几十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在这个熟悉社会中展开了大量陌生关系，并且对尽管还很稳定的熟悉关系已经产生了强烈冲击。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社会是一个陌生关系与熟悉关系同时并存，并且熟悉关系具有更稳定和更普遍的基础作用的社会。
二、依赖熟悉关系的交易秩序
如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以熟悉关系为基础同时涌进了陌生关系的社会，那么就应当一方面承认这个社会中熟悉关系和陌生关系同时并存，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尽管陌生关系已经有了增长和扩展，但中国社会在本质上还在延续着熟悉社会的传统。如果以这个兼具熟悉与陌生双重关系的社会为基础，去考察和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就不应当像某些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那样，仅仅用西方经济学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理性化模式来观察和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交易秩序。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化交易模式，是一种在社会关系之外依据先验原则推论出来的理想模式，而在熟悉与陌生两种关系兼具的社会现实中考查市场交易秩序，是一个在社会关系之中面对现实交易过程的经验研究，把前者简单应用于后者，势必产生种种谬误。
西方经济学构建了很多理性化交易模式，但无论理性化交易模式有多少种表现形式，其核心都是理性选择的基本原则。应当承认，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的理性选择模式，具有逻辑推论的合理性和计量分析的精致性。但是，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或选择模式是建立在明确的假定前提之上的，它具有逻辑合理性，却未必具有事实符合性。概而言之，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前提主要是：
（1）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2）经济人具有效益最大化追求；（3）经济人具有逻辑推论和数学计算的能力；（4）经济人能够获得充分的商品信息；（5）经济人具有自主的选择能力；（6）经济人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
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些假定，不是对实际经济行为的反映，而是对经济行为所受限制的超越。虽然这些假定能够保证经济学合逻辑地建立理性模式和理性推论，但却难以保证这些理性模式和理性推论符合事实。其中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理性选择理论最根本的假定是没有道德伦理、惟利是图的经济人，是一种从社会关系中被隔离出来的抽象的人，以这种纯粹的经济人为基础作出的假定和推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找到其真实存在。正是因此，米塞斯说：经济学“这门学科不考虑偶然性，只考虑本质。它的目的是理解普遍性，而它的程序是形式化和公理化的。它看待行动和行动发生的条件，不是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它们的具体形式，也不是以其实际的情景，就像我们在自然和历史科学中看待它们的那样，而是把它们看作形式的构造物，它能使我们理解纯粹人类行动的形式。”[8]
米塞斯的这些论述，对于理解经济学的理性推论同实际经济行为之间的矛盾，具有非常明确的启发意义。米塞斯十分清楚地指明，经济学不是依据经验事实作出的理性化推论，而是根据普遍原则作出的先于经验的逻辑推论。经济学追求的不是事实真实性，而是形式合理性。所以，米塞斯又说：经济学“是先验，而不是经验的。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们不是得自经验，它先于经验。”[9]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基于经验研究而对经济学的形式分析或逻辑推理提出批评的学者，并没有把握经济学的实质，也难以切中经济学的要害。
如果经济学是先验科学，那就意味着它的理论原则不是产生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概括，而是按照先于经验的思想原则推论出来的理性化模式，其根基在于逻辑演绎和形式构建，其意义在于用合逻辑的理想设计引导现实追求经济生活理性化。应当说，经济学的这个学科特点具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设定目标、明确方向和选择方案，具有不可缺失的指导作用。但是，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一些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且旨在描述经验现象的研究，却把先验的经济学原则用作观察事实、说明事实的工具，进而导致用先验描述经验事实的逻辑错误。
经过在长春汽车配件市场、株洲芦淞服装市场和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的市场交易秩序调查研究，我们明确地认识到上述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在各地的调查研究发现，单纯用理性选择的原则去观察和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和交易秩序，难免出现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同实际存在的情况相距甚远。首先，在市场中找不到纯粹的经济人，市场中的交易者，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不是单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都是具有某种道德观念或同文化传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人；其次，市场交易者不仅无法获得充分的商品信息，而且即便获得某些商品信息也未必就能有效地用于市场交易，商品信息在熟悉关系和陌生关系中形成了不同的传递效应；再次，不仅市场交易者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走来的社会人，而且市场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场域，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去研究交易行为与交易秩序。
在长春汽车配件市场中，大部分商铺开展以批发汽车配件为主的销售业务，经营者们非常注意同远在全国各地的用户保持比较紧密的关系。尤其那些经营时间长、效益比较好、规模较大的商铺，更是注意维护他们和用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经营者一旦同某些用户发生了交易关系，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增进同用户的联系，不仅尽可能地让用户了解他们所经销的商品，确信他们的商品质量，而且通过请客吃饭、送土特产和年节走访等办法，加强感情联络，形成熟悉关系。可以将这种经营方式或交易关系称之为陌生关系熟悉化。
在陌生关系熟悉化的交易关系中，显示了经营者和用户对熟悉关系的依赖。长春汽车配件市场（长春高力汽配城）占地45万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汽车配件交易市场。到这里批发汽车配件的用户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各地的汽车配件经销商和汽车维修店铺，川流不息的市场交易者，展现了一个以陌生关系为主的社会场景。按照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交易者可以别无多虑地以经济人身份在这种场面很大的陌生关系中开展理性交易。然而，不仅经营者积极建立同用户的熟悉关系，而且用户在完成比较满意的初次交易之后，也乐于同经营者保持相对稳定的联系。
在株洲芦淞服装批发市场，我们发现经营者和用户之间具有更加紧密的熟悉关系。一位姓刘的服装店老板告诉我们，这里的服装店大都是生产和销售一条龙，大部分店主在批发市场都有门市，同时也有自己的服装加工厂。经营方式也是以批发为主，前来批发的用户既有二级批发商，也有河南、湖北、江西、贵州等地的一些服装零售店。经营者一般都拥有比较稳定的批发客户群，有的经营者同用户之间甚至保持了10多年的交易关系，相互间像亲戚朋友一样来往。甚至他们的交易仅用电话沟通，至多寄来一个白条就可以成交。有时对方来个电话就能发过去几千件服装，年末结算，多少年也没有出现差错。这种在熟悉关系基础上的高度信任，虽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制度，但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交易秩序。在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我们发现了一种同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株洲芦淞服装批发市场恰似相反的交易行为——熟悉关系陌生化。中关村电子市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品交易市场，由海龙、鼎好、E世界等大型卖场组成的电子市场，每天数以万计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其陌生面孔快速转换，展开了一个比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大得多的陌生空间。到中关村电子市场购物的主要是个人消费者，初次来这里的消费者感到这里不仅面孔陌生，而且琳琅满目的电子商品更是难以辨别真伪优劣，这是一个人和物都十分陌生的世界。
为了提防在中关村电子市场这个陌生世界中上当受骗，很多消费者在购物之前都作了一些市场考察。有的消费者到苏宁和国美等电子市场考察自己准备买的电子产品的类别、规格、配置和价格。更多的消费者是在互联网中收集更丰富的电子商品信息，在充分比较和细致分析后胸中有数地前往购物。这种事前准备使消费者实现了一种对预购商品的相对熟悉关系，可谓试图用人对物的熟悉关系去抵御在陌生世界中有可能遭遇的不测风险。中关村电子市场管理部门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建立了电子商品信息发布系统，每天公开发布电子商品市场行情，对消费者清楚了解商品价格、熟悉市场行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消费者的事前准备和市场的信息发布制度，提高了消费者对电子商品的熟悉程度，同时给那些惯于利用电子商品种类繁多、规格不一、配置差别很大和消费者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等因素来以次充好、以伪乱真的经营者造成了威胁。为了突破消费者对商品信息有了比较清楚了解进而压缩了获利空间的压力，一些计谋多端的经营者创造了一种“转型交易”的销售方式，在中关村电子市场中长期流行。所谓“转型交易”，是指经营者通过干扰消费者掌握的商品信息和购买意向，向消费者推销他们不熟悉的商品，以便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实现获得高额效益的目的。简言之，经营者通过各种花言巧语，阻挠消费者预先准备买的商品，诱骗消费者购买他们不熟悉的商品。
“转型交易”实现了一种关系转变，即把消费者对预先要购买的商品的熟悉关系，转变为同实际购买商品的陌生关系。不仅消费者对预购商品的了解,是一种对个别商品的个别性认识,而且“转型交易”实现的也是一种关于个别对象、个别目的的个别关联，都属于关于个别事物的感性认识，因此不具有可以据之推及他物的普遍性。一旦经营者能够把消费者的注意力从他了解的商品中转移开来，消费者就进入了一种陌生关系，原来掌握的商品信息就会失效，经营者就能比较容易地诱导消费者上当。
进一步说，消费者进入交易之前对商品信息的了解，是对某个商品的品牌、性能、规格、配置和价格等方面的感性认识。尽管一些聪明的消费者进入中关村电子市场之前，能够对要买的商品形成完整的知觉和清晰的表象，但毕竟是与个别对象对应的感性认识。消费者同预备购买的商品被间隔开来后，原来形成的知觉和表象就失去了对应物，基于感性认识的熟悉关系就变成了陌生关系，交易行为的目标和策略便被击溃，经营者主导消费者并实现高额利润的目的就会达到。
善于熟悉关系陌生化的经营者们还把这种手段用于同消费者的交往关系上。在交易没有达成之前，经营者会使尽全身招数淡化同消费者之间的陌生关系，通过拉家常、认老乡、示诚意等手段，尽可能地使消费者体验到亲切可信，使初次见面的陌生关系熟悉化。而在“转型交易”完成之后，如果消费者发现吃亏上当，回来交涉甚至退货时，促成交易的经营者会“隐居”起来，一些陌生经营者出来抵挡，形成了熟悉关系陌生化的转变，增加了消费者交涉的难度。另外，那些常年搞“转型交易”的店铺，为了躲避受害者事后算账，经常采取改换门庭的做法。做了几个月的亏心经营后，他们注销了原来的店铺，另挂一块牌子，以新面孔出现，甚至干脆迁至其他卖场中，致使吃亏上当的消费者难寻其踪。这种行为也可以看成是熟悉关系陌生化的一种形式。
总之，无论是在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株洲芦淞服装批发市场，还是在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交易者们都没有脱离社会关系而开展纯粹的理性选择，相反是紧密地依赖着社会关系开展交易行为。在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株洲芦淞服装批发市场中，经营者通过陌生关系熟悉化，培育了同用户间的稳定信任，形成了稳定的市场联系和市场秩序。在中关村电子市场中，虽然熟悉关系陌生化的“转型交易”具有欺骗性，是一种缺德的市场行为，但它也证明了市场行为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并且，消费者对商品的熟悉关系和陌生关系，不仅是人对物的关系，而且其中也表现了人依据感性认识对物的选择，是延续熟悉社会传统、凭借感性认识、依赖感性关系开展交易行为的表现。
三、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新途径
针对市场交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内学术界发表了很多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研究成果，虽然有许多不同观点，但主要倾向是主张通过制度安排和法治建设，提高市场交易行为的理性化程度，进而促进市场形成稳定协调的交易秩序。应当肯定这些主张有其合理之处，近些年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法制管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根据在长春、株洲和北京等地的市场秩序调查，我们发现，仅靠理性化手段很难有效地促进中国市场交易秩序优化，在开展制度安排和法治监管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社会现实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秩序的广泛制约，充分考虑市场交易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层作用，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紧密影响中探寻市场秩序优化的途径。
长春等地的市场秩序调查已经证明,熟悉关系是市场交易者可以信赖并能维持稳定秩序的基础，而把熟悉关系转变为陌生关系就可以为不公平交易开辟方便之门。根据这些事实能够推知,可以在中国社会本质上仍然在延续熟悉社会传统这个基础上，探索一条陌生关系熟悉化的优化市场秩序之路。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交易中推进陌生关系熟悉化，既有符合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根据，也有符合市场交易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现实根据。并且，从市场交易秩序形成的机制上看，陌生关系熟悉化也具有逻辑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
所谓陌生关系熟悉化，首先是交易者之间建立从陌生到熟悉的关系。在具备一定规模且比较活跃的商品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在进行初次交易的时候，大部分交易者之间是陌生关系，交易者特别是经营者，应当努力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与沟通，促使陌生关系向熟悉关系转变，并且精心维护其持续存在。
其次，商品交易市场应当营造一种人与物之间的熟悉关系。不仅消费者要努力了解所要购买的商品信息，形成人对物的熟悉关系，而且经营者更应当主动明示出售商品的基本信息，使消费者能置身一个他能比较容易熟悉的对象面前。这样不仅能够增强消费者的安全感，而且也能提高商品的销售量。
再次，市场管理部门应当以醒目的形式公开商铺及其经营者的信息。市场不仅应当督促经营者主动公开自己的信息，而且应当作为一种硬性制度，要求从事商品销售行为的人员都应当明确公布自己基本信息，特别是商铺老板和经理的信息更应当明确公开， 以便消费者能比较方便地了解经营者，遇到问题能及时找到责任人。
借助陌生关系熟悉化来优化市场交易秩序，这是基于熟悉关系仍然是人们社会生活或市场交易行为依靠的基础而提出的主张。因为熟悉社会的传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以在熟悉社会中形成的道德观念依旧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就像在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芦淞服装批发市场中见到的情况那样，交易双方一旦形成了熟悉关系，道德诚信便会被自觉坚持；而在中关村电子市场的陌生关系中，具有欺骗性的“转型交易”却能长期流行。
为什么市场交易者在熟悉关系中能践行道德原则、保持诚信交易，而在陌生关系中却敢于突破道德规范、进行欺骗交易？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本质或文化传统的延续作用。道德诚信是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费孝通和梁漱溟等人论述的中国人注重道德伦理、讲究诚实信誉，形成并传承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社会，是在农业生产、土地文明基础上的熟悉社会或伦理社会中形成的道德传统或价值体系。尽管近些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有力冲击，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没有断裂，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稳定的作用。当交易者进入熟悉关系时，积淀于交易者心理深处的传统道德观念就会规定他们的交易行为。而当交易者进入陌生关系时，一套基于陌生关系的道德传统还没建立起来，旧传统道德发挥不了作用，而新道德传统又未建立，道德缺失的交易行为也就难免发生。
在当前市场交易秩序问题不断、屡现危机的情况下，应当认真思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本质及其对稳定市场秩序的深层作用。梁漱溟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本质特征做了深入思考，他的很多观点对于理解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层作用，具有十分深刻的启发性。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化，在中国形成了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路向：“往旁边看”。[10]这种遇事环顾左右、往旁边看的文化路向，是中国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基本取向，是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根基。伦理即人际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11]伦理本位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都要把注重情义的义务关系放在首位，成为为人处事的前提。
虽然市场交易是实现功利目标、谋取经济效益的行为，但市场交易一定是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完成的，所以，市场交易回避不了道德伦理关系，并且只有协调地处理好道德伦理关系，才能使商品交易秩序保持稳定，进而提高交易效益。知情达意，珍惜人际关系，乃是中华民族千年文化传统中世代传承的珍贵品德，在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芦淞服装批发市场中，那些注意把陌生关系转化为熟悉关系并加以精心维护的经营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美德，以至于支持了自己的销售效率和经济效益。而在中关村电子市场，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转型交易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曾经蒸蒸日上的电子市场，如今已经江河日下，不仅去那里购物的消费者已经日渐减少，而且效益也日趋滑落，其他卖场也在寻找挽救颓局的道路。
陌生关系熟悉化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在传统文化中孕育而成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追求目标、运思形式和价值取向等因素构成的思维模式。在传统哲学中，思维方式主要是指理性思维的展开模式，而感性意识活动则不被考虑在思维方式范畴之中。然而，思维方式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的产物，在中国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注重感性形象、具体目标和伦理关系的思维方式。费孝通论述的“亲密的感觉”，梁漱溟论述的把情与理融为一体的“往旁边看”，其实都在论述一种与逻辑思维不同的感性层面的思维方式。
注重感性目标、感性象征和感性关系的感性思维方式，是由两千多年的儒学为核心的感性教化培育而成的。孔子的感性教育方式为后来两千多年的感性教化树立了典范，他在讲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很少去讨论抽象的理论逻辑，而是注意用生动的感性事实引导人们的实践行为。例如《论语?颜渊篇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2]孔子像这样从人的具体行为或在人际关系中阐发思想观点， 而不是从概念逻辑或抽象推论展开辨析，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见。
费孝通对孔子为代表的感性教化有深刻领会，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到这种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13]正是这种直接规范感性行为的文化教化，在传统社会形成了礼俗秩序，并且礼俗秩序也是一种人们通过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践行的感性秩序。“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以推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14]“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过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15]
费孝通关于经过感性教化而形成感性秩序的论述十分深刻，但他过高估计了现代社会变迁对传统道德和传统礼俗秩序的冲击。他说：“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16]时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变迁，要比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面对的社会变迁深刻得多，然而，人们的感性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感性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通过感性教化孕育而成的道德传统依然在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休谟曾经论述了感性意识同道德准则的关系。休谟指出：“道德宁可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17]在他看来，人们的道德观念起源于人们的知觉，而知觉是由感觉、情感和情绪等感性意识构成的。简言之，道德起源于感性意识，而不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过程，其作用在于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定性，在于形成是否符合对象的判断。“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或伪。真或伪在于对观念的实在关系或对实际存在和事实的符合或不符合。”[18]而道德观念或道德准则都不是对事物真伪作出的符合与不符合的判断，它是根据主观要求作出的应然性评价，因此，休谟认为：“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19]
休谟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在中国市场交易关系中推进陌生关系熟悉化的重要意义。如果休谟关于道德起源于感性意识的观点是成立的，那就意味着， 中华民族由感性教化而成的感性思维方式，同道德观念具有本质层面的统一性。并且，熟悉关系或熟悉社会的本质联系也是一种感性关系， 所以，注重感性思维的社会成员，在感性的熟悉关系中坚持道德准则，要比在理性化的关系中容易得多。
促进陌生关系熟悉化，还有利于人们有效地进行感性选择。市场交易行为一定是选择行为，但选择未必一定是理性选择。理性思维所支配的理性选择行为，虽然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经常发生的行为，但它不是唯一的选择行为。因为理性选择要在经济人、效益最大化追求、信息充分和选择自主性等假定前提下才能进行，而这些假定前提通常是难以具备的，所以理性选择也不是能够轻易进行的。相反，在市场中广泛发生的选择行为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我称之为感性选择。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注重感性思维和熟悉关系的市场交易者，其大量交易行为是一种感性选择。[20]
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熟悉关系与陌生关系并存的复杂性,感性选择在市场交易行为的问题更值得重视。根据长春等地的实地调查发现，在熟悉关系中，商品信息和交易双方的信息都呈现为相对透明状态。特别是诚信关系维持交易行为不断重复，提高交易过程的熟悉程度，降低了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性。模仿、延续、从众等感性选择行为普遍发生，并且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益。因此，在熟悉关系中，交易双方互相戒备、斤斤计较、力争效益最大化以及无情竞争的理性选择趋于淡化，而保持诚信、注重友情、淡化计算和持续重复的感性选择则能持久发生。
注释：
[1]刘少杰，《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兼评中国社会是陌生社会还是熟悉社会》，《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二期。
[2]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年第1期。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1页。
[5]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2004年，第5-18页。
[6]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载于《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2-49页。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0-84页。
[8]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9]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10]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学术精华》，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1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2页。
[12]《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1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1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1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17]休谟，《人性论》（下册）， 关文运译， 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10页。
[18]休谟，《人性论》（下册）， 关文运译， 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98页。
[19]休谟，《人性论》（下册）， 关文运译， 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498页。
[20]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