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还是G7？

     G20还是G7？这代表了对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方向。如果说当今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之间的矛盾和失衡，一方面在市场逻辑基础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在国家逻辑基础上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不平衡发展，国家间利益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那么，G20的解决方案是顺势而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政治全球化与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而G7则是逆势而动，在政治国家化的基础上闭关自守，以邻为壑，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两种解决方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念，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

25年前冷战结束，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政治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变，合作而不是安全竞争成为界定大国关系特征的词汇。美国和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而民主化与市场化就等于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将达到历史的终结。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的被打开，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其中中国崛起最引人瞩目。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在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相对，因为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势头减弱，经济陷入衰退，根据统计在全球GDP中新兴经济体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从2003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每年都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出4%，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无疑，经济全球化的逆转显然出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意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它们开了一个玩笑。于是它们转而趋于贸易保护主义，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转变为反对者，闭关自守，试图逆转全球化的逆转。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分析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作为受到挑战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太，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美国组建TPP等，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美国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而在后二条原则推行乏力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趋于推行第一条原则，而这显然是目前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的根源。

美国国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约瑟夫•奈曾经写到：“现在流行说冷战后的世界从权力政治时代向地缘经济时代发展。这种陈词滥调反映出分析的肤浅。政治与经济相联系。国际经济体系依赖于国际政治秩序。”显而易见，其意在于既然美国能够打开全球化大门，自然也能够关上全球化大门。那么到底是地缘政治决定地缘经济，还是地缘经济能够改变地缘政治呢？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并决定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目前，美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政治，而中国外交的核心是地缘经济；美国的优势在于政治与军事，其外交目的在于维护已经过时的霸权体系，而中国的优势在于经贸，其外交目的在于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国是顺势而为，并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推动者，而美国则是逆势而动，试图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阻止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如果说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两辆列车或者便车的话，那么显然美国的这一辆是开往20世纪，中国则是开往21世纪。事实上，冷战后25年经济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世界，所以要想再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一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的衰退已经无力承担再次冷战的成本，二是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全球经济连成一体，很难再次分开，所谓再次构筑冷战铁幕，准确地讲也只能是竹篱笆而已。所谓以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将中国排挤在外，也只是一厢情愿,搞不好无异于自我边缘化。对此美国布热津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启动，一个主导性的力量除了执行一项真正体现全球主义精神，内涵和范围的外交政策之外，将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