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柱，网名“花甲背包客”，周游世界的文化观察者。著有《劳动力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读享世界：花甲背包客眼中的各国文化性格》（华龄出版社）等。
内容提要
在积淀已久的观念中，资本主义被预设为“坏”，社会主义被预设为“好”，由此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姓资姓社”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干扰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对新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30年意识形态演变轨迹的分析表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公平，但追求平等过了头会导致平均主义，诱发人性懒惰，延缓乃至阻滞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价值在于因逐利而创造财富提高效率，但逐利过了头会放纵人性贪婪，导致贫富悬殊、社会动荡。
“混合经济”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目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矛盾统一、平衡发展，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共同富裕之路。
超越“资社之争”旧思维、开创“资社合流”新思维，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再造理想信仰，如此才能厘清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目录
一、孔子墓前的沉思：当传统文化遭遇阶级斗争理论
1、万世师表
2、造反文化·儒家学说·兴亡周期律
3、农民造反文化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结合
二、新中国前30年（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2、从“大跃进”到“文革”
3、国际共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革”而不死的文化之“命”
5、打而不倒的“党内走资派”
三、新中国前30年（下）：“文革意识形态”的溃败
1、从选接班人看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路线
2、《老三篇》与“文革”时期的理想道德教育
3、为什么对毛泽东的评价两极分化？“文革”会不会重演？
四、改革开放30年（上）：新自由主义来袭
1、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
2、改革的理论指引：“猫论、摸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3、农村改革·人口红利·城市化：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4、产权改革与“资本社会化”：重新诠释“私有制”“公有制”
5、市场体系建设与全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形成
五、改革开放30年（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
2、冠名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
3、公共产品与政府有形之手+私人产品与市场无形之手
4、贫富分化的原因：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5、共同富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解决方案
6、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经理人革命”与“权贵资本主义”
六、未来中国30年：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混血式整合”
1、“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中自我扬弃
2、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主义”整合的阶段性成果
3、以“和”为纲，再造理想信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
4、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重塑
5、构筑接地气的舆论话语体系
一、孔子墓前的沉思：当传统文化遭遇阶级斗争理论
在一个祖先崇拜的文化中，挖人祖坟、掘墓鞭尸，是最极端的诅咒，是不可饶恕的暴行。亵渎孔子对于中华文明，如同亵渎耶稣对于基督教文明、亵渎先知对于伊斯兰文明一样，是想毁掉一个古老文明的核心价值。但从全球文明演进的视角看，“文革”时红卫兵砸孔庙、毁孔林、掘孔墓事件，不过是源自西方文明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华文明进行猛烈撞击、上演宏大乐章的一段小小插曲。
1、万世师表
早春二月，一个阳光明媚而空气清冷的上午，我来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府孔庙孔林，拜谒孔老夫子。我站在孔子墓前，久久凝视着墓碑上那七个描金阴刻篆书大字——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开创者，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居功至伟。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名流雅士，没有任何人能担的起“大成至圣文宣王” 的封号。这七个字承载着千年中华文明的主流文脉。
然而，眼前的孔子墓碑，碑体布满裂痕，明显是由若干碎块拼接起来的，虽经修复，却掩盖不住累累疤痕。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前的“文革”和“破四旧”那段历史。
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总负责人谭厚兰，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等人授意下，率领200多红卫兵到山东曲阜造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开始了疯狂行动。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29天，烧掉珍稀古书2700余册，砸碎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打烂孔像、刨平孔坟，掘开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及其家人的坟墓棺椁，拖出骸骨曝尸批判……
想到这里，我心潮澎湃、思绪混乱，无法宣泄郁积心中的愤怒。我实在想弄明白，谭厚兰带领红卫兵丧心病狂，极尽破坏之能事污辱孔子，究竟为什么？是要斩断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吗？
世事沧桑。40多年后，复兴儒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源自国学智慧的心灵鸡汤到处流淌。我曾参加过一次国学讲座，讲者慷慨激昂，主张全面恢复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孔子学说真能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吗？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正统”和“道统”，正统是皇权帝脉的世袭，但随着王朝更迭而更迭，中断了又重新接续。靠什么接续？靠道统。道统就是以儒学为主导、儒释道融为一体的国学思想体系，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无论哪个政权上台，包括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要尊孔崇儒，这才确保了中华文明源流一体、未曾中断地沿袭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儒学只是其中一家。但由于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君主制高度契合，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追捧，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使儒学上升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文脉。
孔子是万世师表，是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老师和表率。孔子去世后，历代皇帝为表示敬意，给孔子加封了各种头衔名号。据我看到的资料，从汉平帝元年（公元１年）至清康熙帝的一千六百多年，孔子共获得十多个不同的 “国家级”封号。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文圣尼父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５８１年）：先师尼父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６２８年）：先圣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６３７年）：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太师
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隆道公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１００８年）：玄圣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１０１２年）：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公元１３０７年）：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１５２９年）：至圣先师
清世祖顺治二年（公元１６４５年）：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历代帝王为何要尊孔崇儒？因为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与中央集权君主制度相辅相成，不仅有利于皇权统治，而且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社会。
从秦到清的中国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于欧洲历史上教权统一、政权分散、四分五裂的封建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两个系统的合一：一个是皇权至上金字塔权力配置的政治制度体系；一个是儒家学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道德伦理体系。两大体系高度契合、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形成了超稳定、大一统的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
认为旧中国是“封建社会”，纯属死搬硬套欧洲教条，但这种错误观点至今未被彻底清算。
中国古代，王朝兴替、政权更迭，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次又一次生死轮回，却没有制度创新，难以摆脱兴亡周期律。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寿命还不知会延续多少年。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
2、造反文化·儒家学说·兴亡周期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时最流行的口号。然而，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文化”，没有革命理论。
造反，就是破坏等级秩序，犯上作乱。中央集权的顶端是皇帝和皇权至上文化，以下是逐级官僚及相应的官本位文化。在这个世俗社会的等级秩序中，人生目标就是做人上人，过得比别人更好。
官场上人人都想向上爬，做更大的官。科举制度提供了中下层精英向上流动的管道，如果循此向上爬，并不破坏等级秩序；如果以造反方式改变自身地位，则属大逆不道；如果触犯了皇权，就是灭九族的罪行。
历史上甘冒灭九族危险而奋起造反的事件层出不穷。小规模的造反是反对贪官污吏，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最大的造反是打倒皇帝，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的依据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目的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造反的原因，是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内在的权利不平等、贫富悬殊矛盾突破了临界点。
乍一看去，造反是对中央集权等级制度的反叛。然而，造反却不反孔，因为无论什么人当皇帝坐江山，都需要治国理论。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思想体系。所以，无论谁当皇帝，都会把儒学加以推崇和发展，虽然犯上作乱造反不断，却鲜有掘孔墓、砸孔庙一类事件。
太平天国是个例外。太平天国不仅是农民造反，而且是西方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与本土造反文化的一次粗劣、浅层次结合。
洪秀全起事之初，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意在借用上帝的力量发动起义；而从西方视角看，则是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并试图本土化的尝试之一。
太平天国崇拜上帝为唯一神，对儒释道及本土其它神一律斥之为“妖”，因而在局部地区砸孔庙、毁佛寺、捣道观，也曾引进诸如四海兄弟、平和博爱、平等自由等西方观念，吸引了大批底层民众，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但从文明演进方面看，太平天国并没有推动思想观念的创新和进步，它先是把基督教演变成了装神弄鬼的迷信，后来又回归了皇权至上、等级秩序的传统文化。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头领纷纷称王，很快出现了王权腐败、官民对立、贫富悬殊问题。所以，昙花一现的太平天国政权，终究没有脱离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农民造反文化窠臼。
总之，中国古代王朝更迭兴亡周期律，其实是造反文化与儒家学说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二者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及诉求，基于一个共同前提：即在认同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反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拥戴仁君明君清官廉吏、期盼仁政善治天下清明。
旧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依附于皇权和造反文化“皮上的毛”。如果有人打到老皇帝当上新皇帝，士大夫最大的理想就是按照儒学的理想，帮助新皇帝治理国家,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造反文化与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依存，形成了特殊的“问责”功能。其积极意义在于，以“忠孝仁义礼智信”为最高道德标准，限制、约束皇权及官本位的无限膨胀，划了一条道德边界、品行底线，即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天理”“良心”。皇帝虽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却不能逾越道德底线，也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否则一定天下大乱。
实际上，由于儒家学说、造反文化的约束，皇帝有所为、有所不为，由此才产生了“社稷为重君为轻”“民为邦本”的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 “好皇帝”和“清官”、从而国家能力强大并数次出现盛世的原因。而评价“好皇帝”“清官”的标准，也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准绳的。
但是，作为观念形态的道德力量，造反文化与儒家学说只是一种“软约束”，缺乏法治和分权制衡那样的制度约束。一旦“软约束”失效，皇帝昏庸无道、贪官鱼肉乡里，造反文化就会酝酿出造反行为，引发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往往被宫廷内斗、权臣军阀、外族入侵所利用，燃起烽烟，结果是天下大乱、秩序破坏、生灵涂炭、旧王朝垮台，然后是新王朝兴起，再来一次轮回。所以，制度和文化的缺陷，是旧中国无法摆脱“兴亡周期律”的原因。
造反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学说和思想体系。除《水浒传》一类文学作品外，并没有留下多少经典文献。造反文化的传承，大多以蕴藏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发牢骚、说怪话、骂皇帝、骂贪官、口口相传或者以沉默抵制的方式而存在。这种潜藏于民间的无形文化，导致社会下层不满情绪不断累积，一旦达到临界点，假以天灾人祸，就会爆发动乱，时势造英雄，出现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人。
然而，文革时红卫兵造反，其精神武装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的造反文化，而是来自西方舶来的阶级斗争学说。
3、造反文化与阶级斗争学说同台共舞
与土生土长的造反文化不同，具有完整思想体系和浩瀚经典文献的阶级斗争理论，源自西方文明。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人说送来的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毛泽东又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土生土长的造反文化就提升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
不同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农民造反文化，阶级斗争理论对“封建主义”的旧中国，既要革“正统”的命，也要革“道统”的命；既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也要斩断旧制度赖以维系的精神命脉。所以，根据阶级斗争理论，红卫兵砸孔庙毁孔墓批儒学，完全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与此同时，本土造反文化与舶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又以一种怪异方式相结合，孕育了红卫兵这样的怪胎。文革初期，年轻狂妄的红卫兵以“封建血统论”为依据，把社会人群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要把“黑五类”统统“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包括孔子在内的一切“封资修”都在被打倒之列，社会上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的暴戾之气。
红卫兵的出现并非孤立偶然现象，而是阶级斗争理论与造反文化交媾并经过历史积累的一次爆发。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自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刨挖孔墓时，谭厚兰曾给北京发电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亲自下达指示，批准平坟行动。显然，这一事件得到了当时高层政治力量的支持。
然而，红卫兵与孔夫子没有私仇。红卫兵批孔反孔，是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
文革时我正上高中，也做过红卫兵，亲身体验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冷暖，深知“红卫兵小将”的心态，是那个时期政治生态在年轻人身上的投射。红卫兵内心或许夹杂着个人私心杂念，但也不乏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崇高使命感和革命激情，颇有英雄气概、自以为是英勇无畏甚至是道德高尚拯救人类的行为。
人类历史上，因意识形态或思想变革引发暴力冲突，并非罕见，有的还十分血腥，如欧洲的宗教改革引发三十年战争，启蒙运动引发法国大革命。其实，每一种文化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都可能孕育一群丧失理性的疯狂年轻人：基督教十字军士兵、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意大利法西斯、日本神风特攻队、基地组织和ISIS自杀式人体炸弹，等等。历史一再证明，年轻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特别是用理想主义包装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蛊惑的社会群体。
所以，红卫兵不是偶然冒出的一群年少轻狂、愚昧无知、被人利用的疯子。驱使红卫兵疯狂行为的动能，植根于文革意识形态，从这种意识形态中去探寻根源，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红卫兵，找到其准确的历史定位。
我想强调的是，滋生红卫兵的土壤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红卫兵现象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红卫兵砸孔庙、掘祖坟这样的逆天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外来异质文明和离经叛道思想的入侵。
西风东渐。基督教与农民造反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太平天国，对中华文明发起了一次攻击，但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一样，并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基。而在辛亥革命后，同样是来自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则以摧枯拉朽之势、无可逆转地推倒了孔孟之道大厦，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全新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之先河。
从全球文明演进的视角看，近代以来，发端于西方文明的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撞击和改造，这一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宏大社会实验过程，并由此发展出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革和红卫兵，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
二、新中国前30年（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建立了新中国，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主导下，从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转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要点，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打倒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为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30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付诸实践、进行宏大社会实验的一段历史。
1、“一化、三改” 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制度，目标是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毛泽东设想，过渡时期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实行“一化三改”总路线。“一化”是工业化；“三改”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在推动工业化即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历史地看，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1929-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随后蔓延到资本主义各国，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体上下降了37.2%；其中美国下降40.6%，法国下降28.4%，英国下降16%，日本下降8.4%。一些国家的经济退回到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水平。
苏联经济却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蓬勃发展，仅用 1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 100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奠定了后来与美国争霸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模式也成功经受了考验。50年代前半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超过了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对于一穷二白、迫切想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新中国来说，苏联无疑是最好的榜样。新中国学习苏联体制，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使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快速发展。统计资料表明，1952～1978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7.9%、8.2%、6.0%。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生产原子弹、氢弹的能力，国防力量大大增强。
实行计划经济 20余年，在苏联援助下，以 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在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1949年相比， 1978年国民收入中工业所占份额从12.6%上升到 46.8%；农业份额由 68.4%下降为 35.4%。财政收入增加，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相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迅猛。到1956年底，只用了五年左右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三改”:
农业改造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阶段，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手工业改造以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推进，全国90%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全部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把资本家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改”完成后，新中国已进入了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阶段。
2、从“大跃进”到“文革”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下一步，中国将向何处发展？按最初设想，过渡时期是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左倾冒进思想逐渐抬头，过渡时期总路线演变成了“三面红旗”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最终到达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按照“五段论”观点，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脱离封建社会后，本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后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毛泽东压根儿就不喜欢资本主义，也不大重视经济发展。他曾多次批“唯生产力论”，对经济的关注，顶多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永远放在生产的前面。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斗争”，试图通过斗争挣脱“五段论”规律，直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快速跨入共产主义社会。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行动纲领和政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解决了“敌我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赢得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坚信，阶级斗争理论仍然是无往而无不胜的利器。
但是，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划分阶级的依据已不复存在，还能再根据什么标准划分阶级？阶级在哪里？阶级斗争在哪里？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解释，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
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了划分阶级的依据，这就为阶级斗争任意化、无限扩大化开了先河。1957年反右就是以思想划线、任意扩大阶级斗争的一次实践。
正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指引下，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四清运动、反修防修，群众运动一个紧接一个，从未中断。
“三改”完成后，继续“拔高”公有制程度，农村搞起了人民公社，有的地方和单位，不仅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也公有，取消商品交换，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脱离生产力和人的道德水平，直接就从按劳分配跳到了按需分配，一步到位全面消灭私有财产。
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层层加码、不断提速，最后终于演变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人均产品产量超过美国；1961年又提出 “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被调侃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也许是受苏联的启发或刺激，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钢产量“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接着，有人提出超英赶美，15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雄心勃勃、豪情万丈。
大跃进“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很多地方为了完成高指标，把农具、铁锅都砸碎作为原料，放在小土高炉里练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
对农业来说，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粮食大丰产。然而，丰产不丰收，很多粮食烂在地里。许多地方不组织农民收粮食，却热衷于虚报产量“放卫星”。“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一个接一个。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的消息，居然毛泽东都信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业部公布的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句当时的流行语，反映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却不知，共产主义概念，本来就与基督教天堂概念有某种渊源。一句流行语，无意间透露了人们所期盼的，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
时过不久，出现了大饥荒，国民经济陷入三年困难时期。
然而，暂时的困难，并没有浇灭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热情。那些年代，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全民斗争”达到最高潮，上上下下，无人能置身度外。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阶级划分却走了样。同样是“广大革命群众”，分化成了“ 造反派”与“保皇派”，阶级斗争演变成两大派之间势不两立的派性斗争。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与保皇派相互攻击、激烈斗争，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后来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文攻武卫”、天下大乱。然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掌握之中。他认为天下大乱是乱了敌人，只有乱了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达到天下大治。
坚信通过天下大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毛泽东“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领袖气概。他牢牢把握着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大方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国际共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索历史隐蔽处的真相乃至个人因素的细枝末节，但更需要把握大历史大潮流，否则视野狭隘、格局太小，难免迷失方向。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结束了旧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状态；在中共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政权已经稳固；生产力有所发展，工业体系已具雏形；自上而下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断上升，成为无可撼动的最高权威。
从国际上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中，一度“东风压倒西风”。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落到了后面，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深受鼓舞，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国际共运达到历史高峰，共产主义成为当时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强大意识形态。
在国内国际一派大好形势下，情况却悄悄发生了变化，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
中苏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建国前3年，毛泽东就多次要求访问苏联，寻求结盟，被斯大林一再拒绝。斯大林不相信“中共游击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斯大林才不情愿地邀请毛泽东访苏，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共对中共的成见有历史的渊源。从国际共运的视角看，毛泽东并不是机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毛泽东思想却不为国际共运的主流所承认。
马克思逝世后，国际共运发生分裂，形成三大派：一是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走社会民主主义和议会道路，为后来西北欧的“福利国家”提供了思想政治资源；二是列宁领导创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后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成了毛泽东思想诞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准确观察到，中国共产党是处在旧中国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农耕社会的现实，工人阶级不成熟，根本不具备“在大城市领导产业工人起义夺权”的条件，于是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却一再被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予以无情的批判、干扰、阻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对立，两党关系逐渐恶化。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同时提出了“三和、二全”路线。“三和”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促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两全”即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条路线在中共看来完全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9年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会谈，毛泽东当面批评赫鲁晓夫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强烈不满，但他与斯大林的政治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更不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三和、二全”路线南辕北辙，当然不为苏联共产党所承认，埋下了矛盾斗争的火种。
两党关系恶化，苏共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废除所有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立即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逼迫中国偿还债务包括抗美援朝时对中国的援助。这对于正经历大饥荒的中国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俄罗斯人做事走极端的性格又一次暴露无遗。
国际共运进一步分裂，后来演变成各国共产党的公开论战。1963年，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抨击苏联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越来越警惕国际修正主义对中共自身的影响，提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一命题。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清除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确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生死决战。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但中苏关系并未改善，反而持续恶化。看到中共越走越远，苏共老羞成怒。在中苏边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并准备使用核弹，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像入侵匈牙利、捷克那样，把中国“拉回”到苏联阵营。
面对来势汹汹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一方面号召“深挖洞、广积粮”，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调整外交战略，与美国接触、恢复中日邦交。这一重大战略调整，不管是否出于毛泽东本意，客观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一方面，打破了美苏两霸冷战格局，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另一方面，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恰恰为中国摆脱苏联束缚、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历史潮流的一脉。毛泽东思想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信奉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跳过资本主义，以“大跃进”的最快方式，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问题是，这条路行得通吗？
4、“革”而不死的文化之“命”
如果说，国际共运的大背景提供了发动文革的外部条件，但真正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关键因素，是国内社会上和中共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发现，坚持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面临来自党内和社会上的巨大障碍，必须搬掉两块绊脚石、拦路虎。
第一个拦路虎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最大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是儒学为主导、儒释道合一的国学思想体系。儒家学说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骨髓、血液，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基于悠久传统的儒家学说，核心价值是皇权本位下的等级秩序。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倡导人们节制个人欲望，恢复君臣、父子、夫妻间的礼制，就能达到“仁”的理想社会。后来又发展为“三纲五常”即“仁君清官、慈父孝子、夫唱妇随”，加之“仁义礼智信”，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思想道德体系，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和谐贤明的人治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消灭私有制，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这与儒家学说追求“仁”和“礼”等级秩序的社会理想截然对立。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持续发酵，复兴儒学日渐时髦。有一个声音呼声很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融合，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家学说社会主义化”的需要。然而，在文革时期，当时的主流政治倾向，毫无疑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消灭、完全取代儒家学说。
我至今保留着许多文革时期的文件、报刊、传单、大字报。这些白纸黑字的印迹，忠实记录了那个年代从上到下、党内党外、社会的各个犄角旮旯，处处充斥着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矛头所指，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每一波运动高潮打倒一个“走资派”或揪出一个“阶级敌人”，都要与“孔老二”挂起钩来。
毛泽东之所以把“文革”定义为“文化革命”，目的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一切封资修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命”，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取而代之。
可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树大根深，哪里是一、二次群众运动就能“革”了“命”、拔了根的?
5、打而不倒的“党内走资派”
阻碍继续革命的第二个拦路虎，也是政治上的最大障碍，是中共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发现，自己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跳跃式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党内遭到强烈抵制。党内已形成一条盘根错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三反”黑线势力，与社会上的“四旧”残余、牛鬼蛇神沆瀣一气，不断滋生腐败和官僚特权。毛泽东极度厌恶这个特权阶层，他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教育部问题更多，“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
1958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重点由社会上转移到党内，对党内走资派的批评不断升级。
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会议主旨，本来是反“左”，只因彭德怀写“万言书”给毛泽东，批评“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结果，共事三十年的两位战友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反“左”改成了反 “右”，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罢了官。
有证据表明，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彭德怀是有所保留的，反而是刘少奇等人推波助澜、激化矛盾趁势打倒了彭德怀。这说明当时的“倒彭”不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而是党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左倾政治气氛。
然而，刘少奇是左还是右？历史隐秘处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尽人皆知的是，在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针对大跃进提出两个“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获得当时党内大多数干部赞同，认为这个评价比较实事求是。但毛泽东认为刘的观点是右倾，想批评却没找到机会，憋了一肚子气。1964年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全国各地搞“四清”，又被批为“形左实右”。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与彭德怀一样，都是右。
为什么是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已不复存在，劳动者获得自由，必将极大解放生产力。然而，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参加的大跃进却失败了，原因何在？按照左的思维逻辑，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不是左倾冒进，而是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刘少奇、彭德怀就是“人还在，心不死”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
于是，大跃进的失败，不仅没有成为经验教训，反而成为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依据，党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1966年初，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前，这篇文章遭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阎王殿”中宣部抵制。毛泽东亲自批准推出单行本并要全国报纸转载，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有人想为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背后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全面爆发。
至此，中共党内的“两个司令部”明朗化：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还有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陆续揪出了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后来“二月逆流”黑干将等。
为了彻底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自上而下发动群众，鼓励自下而上层层“造反夺权”。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策动“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学习巴黎公社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第一枪”。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紧接着，全国各地掀起“全面夺权”狂潮，历时一年多，从中央部委到各省地市县、公社机关厂矿学校，几乎所有党委和政府，无一不被夺了“印把子”；难以计数的走资派一个一个被揪出、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由革命领导干部、军代表、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从上到下统统来了个大换班，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接下来，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标志着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政治路线到组织人事“大局已定”，取得了全面胜利。
然而，后来的几年，出现了潮流逆转。随着林彪、四人帮垮台，文革被全面否定。接下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被打倒的走资派几乎全部平反，恢复职务。与此同时，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其成员几乎全部倒台，全军覆灭。
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了过来。实践证明，当年被打到的走资派，正是中共党内最实事求是的务实派，是后来改革开放的领导力量；当年割断的“资本主义尾巴”“三自一包”，就是后来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当年狠揭猛批的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后来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新中国前30年（下）：“文革意识形态”的溃败
毛泽东的个性，天马行空，傲视一切。斯大林70大寿，他送一车皮山东大葱做寿礼；他当面批评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不留情面；他在自己的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大谈哲学、恣意纵横。基辛格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毛泽东面前是自信不起来的。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斗争的一生。党内党外、国内国际，面对无数对手和敌人，从未低过头、服过输。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重新赢得世界尊重，找回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两部分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但是，新民主主义成功了，作为“文革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却失败了。
具有无比人格魅力的一代伟人，却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栽了大跟头，这是为什么？
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
1、从选接班人看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路线
毛泽东非常注重选拔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也非常注重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理想道德教育。这两件事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传承下去，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选谁做接班人，是毛泽东长期考虑的重大问题。有人把“接班人问题”等同于封建王朝争夺皇位的斗争，毛泽东作为“皇帝”传位给谁，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而那些觊觎皇位的人，争权夺利、用尽心机，其间充满阴谋、欺诈、权术，与封建王朝的宫斗权斗没什么区别。
从个人性格来看，毛泽东雄才大略而又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善于权谋。但如果仅从个人性格、道德品行、甚至用阴谋论去解释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政治行为，显然会落入片面性的狭隘陷阱。
第一，这种观点不能解释毛泽东所选的接班人，都与他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家族世袭。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已在抗美援朝时牺牲（更有阴谋论者说这是毛泽东迫害彭德怀的原因），但毛还有其他亲人，也并没有被选为接班人。
第二，当时的政治斗争具有高度公开性——文革是全民参与的政治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群众运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民众参与程度最高、透明度也最高的政治环境，从而人们可以清晰观察到毛泽东对待左中右各派的态度。所以，把毛泽东选接班人等同于封建帝王一个人说了算的“立储君”，显然说不通。
实际上，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察，是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政治生态下，受到各派力量的制约。毛泽东对党派斗争有清醒认识，他曾引用陈独秀的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虽然掌握最高权力，但他必须在党内各种意见、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做出选择、维持平衡。
毛泽东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采取自己“退居二线”、放手让刘在一线工作的方式，但这不是“禅让”，而是为了考验。经过了数年考察，发现刘少奇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支持“三自一包”、反对“三面红旗”、用“四清四不清”矛盾取代阶级斗争理论；主张“三和一少”与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遥相呼应，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自己不是同道中人，于是决定“拿下”。
林彪是毛泽东选择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并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但他采取两面派手法取得信任，被认为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在中共“九大”明文写入党章。
林彪在开国十大元帅中位居第三，列朱德、彭德怀之后，对此他并不满意，但韬光养晦，建国后前十年一直养病，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了彭德怀职务，也不承担具体工作。对于打仗，林彪是杰出的帅才。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给他的任务是：养好病，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林彪的政治理想，与儒家学说绞在一起。据“批林批孔”揭发的材料，林彪多次书写“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挂在卧室，表明深埋心中的政治理想是“复礼”。但在公开活动中，林彪“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伪装成 “三忠于”“四无限”的样子。为进一步取得信任，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鼓吹个人崇拜。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
“九大”以后，控制了军权的林彪集团觉得羽翼渐丰，加速了 “抢班复礼”步伐。
1969年10月18日，未经事先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林彪先斩后奏地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下达《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即所谓 “第一号令”，这被认为与1964年刘少奇下令150万干部下乡搞“四清”一样，是擅自越权，甚至有搞军事政变预演的嫌疑。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张春桥。张是毛泽东赞赏的“笔杆子”，早在1958年他写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就经毛泽东亲自写“编者按”，批准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代表了毛泽东晚年思想，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总结。
毛泽东对张春桥的思想和能力是欣赏的，有种说法认为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做接班人，引起林彪的疑惧。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揭发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欲置之死地，毛泽东却不置可否。相反，毛泽东借“批陈整风”敲打林彪，重申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文革”进行到底的政治路线。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受到重挫。随后不久，林彪儿子林立果纠集死党，策划“571工程（武装起义工程）”，被毛泽东察觉。林彪仓皇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已经没有时间再从容地选择接班人，一度考虑培养王洪文，认为王洪文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根红苗正，又是工人造反派头头、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于是火箭式提拔为党的中央副主席，位列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第三位。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发现此人既没有理论水平也缺乏政治能力，根本担不起接班人大任。
发动文革，毛泽东十分依赖“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一干人，这些人手握“笔杆子”控制舆论工具，能写漂亮文章阐释他的政治路线，但毛泽东对他们又不完全放心。这些人得不到军队“枪杆子”支持却野心勃勃，搞“四人帮”团团伙伙，到处树敌，缺乏相应的政治资历、政治品德和高瞻远瞩、统御全局的政治能力。
毛泽东强有力地支持江青在文艺战线开展反对帝王将相、封资修、牛鬼蛇神的文艺革命，树立八个“样板戏”引导无产阶级文艺方向，把她推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的位置。江青为人霸道蛮横，仰赖“第一夫人”的身份兴风作浪，甚至想当“女皇”。但毛泽东并未考虑让江青接班，还批评她“有武则天之心，无武则天之才”。
林彪死后，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最高层权力核心，周恩来的资历、能力、威望、品德，无人能及；工作上任劳任怨、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倚重周恩来老到成熟的政治执行力，大事小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却未考虑让他接自己的班。
毛泽东不满周恩来过分圆融的为人和骑墙政治态度。当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做接班人，许多老帅老干部公开表示反对时，周恩来却委曲求全去做老干部的工作。周恩来竭力维护党的团结，保护了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迁就四人帮，有时还推波助澜。然而，四人帮对周的“助推”并不领情，他们策动“批林批孔批周公”,把周逼入绝境。
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政治能力，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但又强烈不满邓的政治路线。正是毛泽东的这种矛盾态度，导致邓小平屡次被打倒又屡次重新启用，铸就了三落三起的跌宕人生。
还有一大批老帅、老干部，与中央文革摇笔杆子那帮文人相比，他们是“大老粗”，做接班人？想都不要想。然而，正是这些老帅老干部所具有的实事求是和理性务实精神，促使他们比较现实地看待中国问题，以不同方式抵制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掀起“二月逆流”、大刮“右倾翻案风”，干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无奈之下，临终时的毛泽东，仓促挑选了未经充分考验的“中间派”华国锋做接班人，却没想到，正是在华国锋主政期间，打到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终止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从接班人问题辨析毛泽东的政治行为，如果单纯从权力之争、维护个人崇拜的视角去解释，是非常片面的。
毛泽东的政治行为，不仅受个人性格影响，更多是基于他的政治理想、政治路线、政治策略，以及在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进行决策的考虑。
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浪漫主义的，或者说是脱离现实的，这在1958年制定并强力推行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方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牢牢控制权力，包括选接班人，目的都在于推行政治路线。
毛泽东以磐石般的坚定意志，践行他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他利用手中的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威，扫清一切绊脚石。谁胆敢阻挡他的政治路线，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对于毛泽东来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处理党内同志关系、党外人际关系的最大准则。温情脉脉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家庭亲情、夫妻感情，都是次要的第二位、第三位的东西。文革中，正是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无情碾压下，发生了无数人间悲剧。
2、《老三篇》与“文革”时期的理想道德教育
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思想道德领域，是要用共产主义新道德取代资产阶级法权及封建旧道德。他在《老三篇》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标准，要求他的同志们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魄力，大力弘扬张思德、白求恩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
吊诡的是，毛泽东用共产主义道德取代资产阶级法权、封建旧礼教的努力，被林彪利用了。林彪把学习《老三篇》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交织在一起，号召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一时间，全国上下党内党外，人人“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睡觉起床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就像宗教祷告一样。当时的舆论工具大加宣传，赞扬这是“意识形态领域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而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好学生”，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活学活用”《老三篇》的光辉榜样。
然而，“榜样”掩盖下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在人们灵魂深处，当时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究竟是怎样的状态？
林彪自我爆炸后，转瞬之间，一切发生了颠覆。林彪事件不仅是政治大地震，在精神道德层面，更造成极为深远的基础性破坏。
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道德上树立了一个阳奉阴违的里程碑——走过这个里程碑，人们似乎突然从梦中惊醒，撕开“最亲密战友、最可靠接班人”的光鲜画皮，看到了深藏在人性中最暗黑的那一面。
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我本人及当时我认识的许多年青人，都是从林彪事件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发生了怀疑，开始对文革、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以及人性善恶等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少人开始相信“人都是自私的”。
在这种情况下，“两报一刊”宣传的所有大道理，统统丧失了公信力，宣传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格分裂:人们口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表面上一心为公，实际上自私自利；要求别人无私奉献，自己却贪得无厌，成了言行不一、诚信缺失的两面派。就连宣传工作者自己也心知肚明“两报一刊”那一套，不过是“假、大、空”骗人的把戏，但作为“镶嵌”在既有政治框架和运行机制中的个体，即使违心，也不得不说假话。在惯性运转的庞大国家机器上，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能起多大作用呢？
林彪事件只是提供了一个反省“文革”的契机，“文革道德”崩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政治理想过于崇高，脱离了现阶段的真实人性。
人的私心是从哪里来的？存在决定意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人们思想中的“私心”和“公心”，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私有制滋生利己动机和自私行为；公有制消灭剥削、培养公心。因此，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是提高人们共产主义道德水平的路径。
正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毛泽东把所有制的改造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金光大道，也是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必由之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一方面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拔高公有制水平；另一方面，根据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大力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以便保护公有制，实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然而，人性在现实不同环境中的表现，远为复杂。
实践中人们发现，公有制其中包括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全民所有制，并没有孕育出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也没有形成“人人争先、各尽所能”的激励机制。相反，公有制铸造了一个背离人们美好愿望的“大锅饭、铁饭碗”体制，诱发了潜藏在人性中好吃懒做的惰性，出工不出力，导致了效率低下的结果。
平均主义低效率的弊端，在人民公社“吃饭不花钱”时期，表现尤为突出，是酿成三年饥荒的人祸之一；在后来的经济工作中，也是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从“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打破平均主义的劳动制度改革开始，启动了整个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
在现阶段历史上，人们的思想道德根本无法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度。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路线之所以会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理想，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假设基础之上：公有制和理想道德教育，可以把人改造成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而冰冷的现实是，公有制打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培养懒汉的温床，还导致了诸如国有企业“内部人腐败”这样严重的问题。人们看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完全脱离真实人性，至少也是脱离了现阶段的人性。
毛泽东提出的道德标准，不仅是他个人性格、品行、思想的结晶，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基于农耕文化的小农意识和平均主义诉求残留，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嫁接，同时又参照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产生了毛泽东对中国式共产主义愿景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想象。
文革后期，人们已经在竭力摆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绑架，尽管当时许多人只是觉悟到“人性是自私的”，还没有认识到人性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但毕竟开启了这种悄悄发生在“灵魂深处”的变革，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讲真话拓展了空间，也为改革开放做了潜移默化的民心准备。
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开始从“经济人”到“社会人”视角，对人性中的利己动机和利己行为、利他动机利和他行为的复杂组合有了全新观察，朦胧中看到，一种超越计划经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旧道德、适应市场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道德，正在润物细无声地发育成长。
3、为什么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两极分化？“文革”会不会回潮？
毛泽东是孤独的，他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继续革命道路上，没有一个自始至终、志同道合的战友。这种孤独，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路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为中共党内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那样的务实派所认同，也不为中国社会的现实所认同。最终失败，不可避免。
毛泽东对自己的总结，说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打败了蒋介石、日本人，对这件事争议不大；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但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到，“文革”之所以遭到多数人反对，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政治理想、政治路线，脱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毛泽东至死都秉持“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反潮流精神，坚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社会的现实，是生产力落后、萌发于农耕社会土壤中的传统文化树大根深，滋养着每一个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影响着毛泽东本人。事实上，毛泽东身上遗存了不少传统文化基因。
当年毛泽东写下那篇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时，许多人批评他有帝王思想。毛泽东的确有帝王思想，却又坚信马克思主义，他并不讳言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中西合璧的奇妙组合。
毛泽东试图以秦始皇的霹雳手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把两种具有截然不同历史传统的文化杂揉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与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不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否掺杂着中国历史上农耕社会小农经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精神遗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等贵贱、均贫富”绝对平均主义的期望?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毛泽东十分赞赏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发表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文章，推崇战争时期红军部队官兵一律平等的“供给制”，带有明显的军事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与平均主义诉求十分契合。
想用大跃进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却导致灾难性后果，或许可以用“好心办坏事”的话语来开脱，但历史的发展，是不能用“良好的动机导致了糟糕结果”那种简单逻辑去解释的。
毛泽东追求社会平等，却用人治手段推进公平。他厌恶官僚主义、八级工资制、不平等的体制秩序；同时又蔑视法治，相信人治，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文革时期，宪法形同废纸，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法定权利都无法保证、被迫害致死，遑论普通民众的人权。
毛泽东自己搞一言堂、终身制，却又反对帝王将相、官本位文化。他支持造反派反潮流、反权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是史无前例的“官不聊生”、官本位文化最弱、平民百姓权力最多、官民最平等的时期。军队取消军衔制，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军服的肩章领章帽徽一律一样，仅有上衣口袋“四兜”和“两兜”的区别。
毛泽东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希望寄托于社会基层的工农兵:各级革委会权力机构要有工农兵代表；学校要培养工农兵大学生；文艺舞台上要树立工农兵“高、大、全”形象。在整个文革时期，歌颂工农兵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音乐，全面占领文艺舞台，以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群魔乱舞的现象一扫而光。那时的银屏、舞台，可比现在“干净”多了。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展现了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另一方面是贫富两极分化、贪官污吏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工农兵被边缘化。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下，有人会非常怀念“文革式公平”。在那一段“美好时光”，虽然物质匮乏、普遍贫穷，但大家都一样，不用攀比、较小极差、平均主义、简单快乐，心理上是平衡的。
毕竟，有些人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工农兵和社会底层民众，宁愿享受“共同贫穷”带来的“幸福感”，也不愿忍受贫富悬殊带来的人格落差和丧失尊严的精神折磨。因为，幸福指数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物质享受，更取决于精神满足。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公平，但不是平均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实质是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对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有着巨大吸引力。
有人对文革怀旧，是因为对现状不满。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存在贫富悬殊、只要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公，文革土壤就难以铲除殆尽，文革意识形态还有惯性，摆脱文革思维并不容易。更何况，总有一些人，试图利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和底层民众，重新祭起阶级斗争大旗，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文革十年动乱，无数受迫害者被打入地狱；与此同时，许多人却感受到了“平等”。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给他的敬仰者和反对者都提供了充足理由，因而对毛泽东评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但文革会不会潮回？历史已经给出判决。尽管有人不情愿，但要推翻历史判决，恐怕也不容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今天的中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形势到国际形势，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这种大背景下，谁能倒转历史车轮、再回到过去呢？
四、改革开放30年（上）：新自由主义来袭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曾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广泛共鸣。我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内在动机，就是为了摆脱“短缺经济”困扰，解决效率问题。
1、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能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后，在“姓资、姓社”问题上，邓小平采取“不争论”策略，有效阻遏了尚具有强大惯性的文革思维；与此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
新自由主义是对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它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同时更强调产权明晰、个人选择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缩减国有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其核心理念是鼓励自由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西方经济，三十年代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宏观调节理论，罗斯福新政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助力资本主义走出危机。此后凯恩斯主义流行数十年，到六十年代已后继乏力。七十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美国里根总统奉行“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革，取得成效。九十年代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时代的真理”，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成为影响世界的主流思潮。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
同一时期，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渴望摆脱极左的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学说，寻找新理论、新思想。
对于亲身体验了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弊端、经历过“短缺经济、共同贫穷”切肤之痛的中国人来说，追求效率第一的新自由主义无疑具有强烈吸引力。
于是，全球化、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货币主义、产权制度、公共选择，一系列新鲜概念和理论，春风化雨般涌进国门；一些著名代表人物如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里茨、布坎南、科斯、诺斯、张五常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引进，经济学成了最耀眼的“显学”；大批官员、学者、留学生到欧美接受学术训练，回国后进入官方或民间机构进行研究、教学、宣传，更有许多人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推广，深刻影响了改革进程。
作为植根于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中国人对新自由主义并非生搬硬套、全盘接受，而是结合国情有取有舍、创造性应用，这使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搞“休克疗法”、南美国家照搬教条，则成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受害者，遗毒至深。
同样是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结出了不同果实，这一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其内在运行机理如何？值得深入研究。
2、改革的理论指引：“猫论、摸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如果说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则是现实主义、世俗主义的。邓小平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邓小平并不特别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是强调“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或许，正是对公有制认识的不同，成为了邓小平与毛泽东政治理想的分野，也为后来的包产到户、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伏笔。
改革开放，靠什么理论做指引？现在回过头去，看得很清楚：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列宁、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以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一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二是有选择、批判性地吸纳新自由主义。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语言朴素而寓意高远，用词浅显却内涵深刻，那就是著名的“猫论”和“摸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哲学化、理论化的语言表述，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大潮。
“摸着石头过河”，用哲学化、理论化的语言表述，与毛泽东的《实践论》异曲同工，它强调实践第一、不尚空谈、循序渐进、问题导向。“摸论”可以说是《实践论》的俗称，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即通过实践的途径去摸索真理，获得经验，反过来指导实践，这在英国人那里叫“经验理性”。
正是基于“猫论”“摸论”的哲学思想，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超越了马恩列斯毛原著的经典论述，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教育恢复高考，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基础上，“大胆试、大胆闯，杀出一条血路”，开启了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潮流，短短30多年，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猫论”和“摸论”在目前中国语境下，显得十分土气、俗气，备受诟病，登不上理论家们和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却不知，正因为又土又俗，这“两论”恰恰准确而接地气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征。
与西方文明比较，中华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世俗性，不信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正是中国世俗文化母体酝酿出来的哲学，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务实性。批评者贬损“摸论”是机会主义，诟病“猫论”是实用主义，不讲原则。却不知，坚守先验的“原则”，是一神教排他性思维的特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世俗社会兼容性思维的特征。
西方文明的发展，深受基督教影响。在一神论的文化土壤中，追求唯一神、唯一真理，孕育了“天堂”、“上帝的选民”等一类“绝对价值”，坚信“末日审判”后人类将进入永恒:下地狱者永远在地狱煎熬，上天堂者永远在天堂享福；世俗生活毫无价值，唯一意义就是赎罪；因为人有原罪，必须通过虔诚信仰才能得到救赎，成为上帝的选民；人活着就是为世界末日后上天堂读预科、做准备。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对世俗生活是厌恶的，只是在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才逐渐走出神本主义，发展人本主义，开启了世俗化进程。但一神论的排他性思维方式已成为生活习俗、成为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文化基因和西方文明的深层结构。
从西方文明产生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本是启蒙主义与基督教神权主义碰撞的产物，却被看作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也被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华盛顿共识”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推向极端，鼓吹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些思维一脉相承，都能看到基督教文化排他性基因深层结构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源头起就是世俗的，就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但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划分成不同等级，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种脱胎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理念。
在儒家文化的等级秩序中，人人努力向上爬，追求“人上人”的世俗幸福，而对“明天”、“彼岸”并不太在意，并不追求天堂幻境虚无缥缈的永恒美好绝对价值。中国古典哲学，很少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人类“终极”问题。
中国化的佛教，虽然把眼界扩展到了“往世、来生”，却也不过是关心“轮回”，做善事是为了“积德”以求“这辈子”兼“下辈子”过上世俗的好日子，追求的是“三生有幸”。
一神教孕育的道德对人具有刚性约束，培养了西方人的线型思维；中国人在世俗生活中培养的道德和思维习惯，则是柔性的“相对价值”、“迂回型思维”，比较容易与时俱进，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变通。
“迂回型思维”决定了中国人对“信仰”不够虔诚，在价值观的坚守上，比较灵活，不那么执着。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大跃进”和“文革”的实践检验，中国人很快就对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的原因。
正因为“猫论、摸论”基于世俗思维而具有高度灵活变通性，因而不拘泥于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可以超越经典寻找新思想，不管东方西方，只要有用，就“拿来主义”。于是，一大批新自由主义的白猫黑猫，就跑到中国来“抓老鼠”了。
上世纪下半叶，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更是把它从学术理论推向了“政治正确”高度，把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绝对真理，向全球贩卖。
对于刚刚改革开放、正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来说，新自由主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结合国情、有选择地吸纳其有益成分为我所用，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国模式。而这一切，都与中国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维密切相关。
“猫论”和“摸论”，用平民化的朴实语言，浅显易懂的比喻，概括了高深的哲学道理，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了。有的理论家喜欢把简单的道理说复杂，让人云山雾罩、高深莫测，哪个更高明呢？
3、农村改革·人口红利·城市化：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农村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之前的人民公社生产队体制，效率低下，难以为继。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包产到户为什么能提高生产率？用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颜色“猫”都来了，其中有一只“猫”叫新制度经济学，对改革具有强大解释力。
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有两个：一是产权，一是交易费用。产权明晰，即产权归属明确，是交易的必要前提。交易费用是影响交易行为的变量，企业制度及制度演进，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产物。
最简单的“企业”是家庭或个人。家庭或个人通过消费、教育的投入，产出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拥有了可与其他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就是所谓“消费的生产”，产出的是天然属于个人所有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产权归属天然明晰。
两个人可组成一个“次简单企业”：一个老板，一个雇员；工资是老板支付的费用；劳动是雇员支出的费用。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所谓“经济人”假设，假定每个人都是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参与交易，因而各方都有降低费用、提高效益的动机。
老板希望降低工资以降低费用、求取利润最大化；雇员希望“偷懒”以降低劳动支出，求取工资收益最大化。工资过高、老板承受不起；劳动强度过大，雇员承受不起，这两种情况交易费用过高，导致交易无法进行，企业就会解体。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生产队，生产资料（土地）归集体，产权是清晰的；个人的劳动力归属自己，产权也是清晰的。
问题出在生产队这种“企业组织”的产出——粮食的归属不明晰，平均主义的“工分”分配，多劳不多得，偷懒不少得。所得与劳动付出成反比、不对称，自然刺激了农民的“偷懒积极性”，因为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偷懒越多相对收益越高，不劳而获则可以达到收益最大化。
这里隐藏着一个更大问题：偷懒者不劳而获，实际上是在“剥削”勤劳者。勤劳者“反抗剥削”的方法是自己也偷懒，于是大家都偷懒，导致生产队的整体效率低下。
在农村生产队，偷懒是非常隐蔽的行为，即使人盯人、一对一的监督，也不能杜绝出工不出力现象。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公有制条件下，并不存在剥削，那为什么生产队的一些农民要偷懒、“剥削”勤劳者呢？
针对农民的偷懒动机和行为，生产队采取“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的方法应对，效果并不好。原因是“ 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并不能改变农民作为“经济人”的利己天性。
从生产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一次伟大“企业制度创新”，为什么？
第一，把土地使用权从集体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交给农民，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
第二，农民以自己的劳动力与土地使用权相结合进行生产，形成一个新的明晰产权——产出的粮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粮食产出按土地和劳动要素进行分配，有各自明确的份额。
农民看到了明确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出，即劳动力要素的“收入份额”明晰了，多劳多得，“劳”与“得”成正比，从而不再偷懒。越是勤奋，产出的劳动收入份额就越多，同时提高了土地和劳动两个要素的生产率，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后来国家取消农业税，进一步提高劳动收入的份额，农民积极性就更高了。
这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解放了生产力的原因。
更大的意义在于，从全社会视角看，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解放了农民的人身自由，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前，生产队这样的“企业组织”束缚了农民的人身自由，离开生产队就无法生活，从而被固化在了有限的生产资料（土地）上。
家庭联产承包制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过去一年的农活儿，现在一、二个月就能干完，这就使农民获得越来越多闲暇时间，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剩余劳动的出现，使农民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多种经营、各种副业、乡镇企业。随着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溢出大量剩余劳动力，积累起巨大可供开发的“人口红利”去寻找新的出路。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国际资本为寻求廉价劳动力，大量向中国转移制造业。源源不断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极具吸引力的巨大“价值洼地”，满足了内资、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在世界工厂打工的主体特别是蓝领工人，很大比例是农民工。
在制造业带动下，与之配套的商业、服务业，还有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也发展起来，形成相互关联的复杂产业链，吸引了更多劳动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但是，30年后的今天，家庭联产承包制这种“小农经济式的企业制度”，已不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必须进行二次制度创新，通过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经营权可流转、转租，从而把分割成小块的土地连接成片，以适应集约化农业大生产的需要。
与此同时，农民大量脱离土地向城市转移，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大挑战。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这条路刚走了一半。
4、产权改革与“资本社会化”：重新诠释“私有制”“公有制”
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转向城市，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微观基础再造”，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企业“动手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充满活力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推进企业改革，在观念上需要对资本进行重新认识:资本，是每个毛孔都流着血污的魔鬼还是创造效益的天使？
8、90年代，理论界和社会上发生过一场“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辩论。讨论结果，引出企业家概念，承认企业家付出的是高级脑力劳动，没有企业家进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也无法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创造税收、发展经济。其实，企业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但人们宁愿使用头戴褒义光环的企业家这个词。
资本是人性的表现，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魔鬼的一面:追逐利润、剥削劳动；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们更多看到了资本天使的一面。
对资本更深刻的认识，发生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也是资本，是否也具有追逐利润的本性？是否也存在剥削？国有资本在法理上属于国家和人民所有，如果有剥削，谁剥削了谁？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发现，与农村生产队一样，改革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存在“偷懒者剥削勤劳者”问题。
国有资本不能养闲人、养懒人，否则死路一条。因此，国企改革一开始参照农村“两权分离”经验，经历了“砸三铁”、政企分开、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等各种“摸石头”实验，最终落脚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资本社会化”，即资本在证券化基础上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理论上任何人包括工人都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即资本所有者，这成为“工人阶级中产化”的原因之一。
在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中产化”已达到很高水平。当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把国有企业折成股票出售、廉租房卖给租户。于是，大批原先依赖国有体制的普通工人，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公司股票和房产的中产阶级。结果，这些原初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了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拥戴者。
在我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也与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的产权改革、福利分房密切相关。我国城市居民中，多数已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很多人拥有股票，这构成了他们跨入中产阶级门槛的主要资产。这部分人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更是支持产权改革、支持资本社会化的动力。
社会化资本包括股份化的资本集体所有、社会所有、国家所有、职工持股、全民持股、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改变了资本属于私人所有的属性，模糊乃至颠覆了原教旨主义的“公有制”“私有制”概念，模糊乃至颠覆了原教旨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界限。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社会化是在朝着“资本的社会主义化”方向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国退民进”。这种观点把现代产权制度与原教旨主义的“私有制”混为一谈，混淆概念，具有极大迷惑性，常常成为改革的障碍。实际上，产权改革后的“所有制”已具有不同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四权分离、要素重组”：生产资料所有权分解为四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接下来成立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经理班子、招聘职工；股东享有所有权，董事会控制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经理班子和职工掌握使用权。于是，原本统一的所有权被分解、然后重新配置，形成了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公司治理结构下，股权、四项权能、劳动力、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都可以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引导下重新组合，从而极大提高了要素组合效率、解放了生产力。
产权改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改进了微观经济结构和企业制度结构、促进全要素流动、形成要素优化组合和创新机制。
现代产权制度，不限于狭义产权即“物质生产资料所有权”，更重要的是广义产权即包括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知识和智慧权属在内的产权。从广义产权概念出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现代产权制度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历史积累的科学技术大多已成为共享产权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科技产权的共产主义。但专利技术、专利发明在保护期内的权属仍归发明人，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制形态，是在狭义产权概念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的“粗放型集权”，弊端在于缺少要素流动、难以形成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创新发展的机制。
市场经济下现代产权制度的所有制形态，是在广义产权概念前提下的“精细化分权”体制，它激励诸要素自主流动重组：股东追逐最大利润、经理人寻求最能发挥才能的企业、职工竞争效益最好的职位、专利发明和管理创新者探寻自主创业；各要素跨岗位、跨企业、跨产业、跨行业、跨城市、跨地区流动，不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社会上形成了促进要素优化组合和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机制。
所以，产权制度改革，类似于物理学的核裂变到核聚变，“四权分离、要素重组”就是微观经济组织从核裂变到核聚变、从而爆发性地释放生产力潜能的一场革命。
可以说，没有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资本社会化和全要素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就是空谈，经济将一潭死水，很难逃离计划经济时期“短缺经济”的窠臼。
5、市场体系建设与全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形成
与“微观基础再造”相配套的改革，是宏观上的价格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包括资本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等各类市场，促进全要素自由流动，变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围绕“价格闯关”，发生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改革受阻、一度停滞。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加速了市场体系建设。
在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至关重要，因为资本流动是引领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资本总是追逐最有利可图、特别是那些具有超额利润潜力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企业、产业、行业、地区进行投资，从而引导和带动其它要素流向效益好的地方。
例如近年来许多互联网企业，开始创业时微不足道，但在风险投资引领和驱动下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几年内就成为巨型跨国公司。
资本证券化、股份化、金融化、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提高了资本流动性，带动全要素流动、迅速提高了我国社会的整体要素配置水平，从而对提高企业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不仅带来了投资，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接轨、组建合资企业、参与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资源配置，极大拓展了资本流动和要素重组空间，成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可以说，没有资本市场和资本流动，就没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生产力发展；没有资本做领头羊，其它要素无论物流还是人流，可能只是盲流、乱流。
五、改革开放30年（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然而，我国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后，共同富裕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国的基尼系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数据，1995年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为0.73，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为最高值0.491，2015年回落到0.462，也远超国际警戒线。
尽管不同机构和学者对统计数据、统计样本、统计结果存在诸多争议，但中国已进入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已是不争事实。由此导致了巨大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引起各方严重关注。
与此同时，停息已久的“姓资、姓社”之争，烽烟再起:改革开放的中国，走的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了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怎样才能填平越来越大的贫富鸿沟？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超越“资社之争”旧思维，开创“资社合流”新思维，清理以往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资产，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探寻共同富裕新路径。
1、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中断了新自由主义风光无限的好日子。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人们对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愤怒和强烈不满。资本是导致财富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而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引起贫富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根源。
于是，在西方各国，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抬头，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风靡一时，新左派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纷纷登台。
西方各国大选，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客，如美国总统初选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英国工党新党魁科尔宾、希腊当选总理齐普拉斯，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忌惮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反而以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吸引选民，一时出尽风头。
同样是社会主义一词，在不同人心目中有着不同含义。关注一下西方左派的言论，不难发现，无论政客还是知识分子，最推崇的是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以10分为满分获得近8分，其它北欧国家亦居前列。今年3月16日发布的《2016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跻身全球10大最幸福的国家依次为丹麦、瑞士、冰岛、挪威、芬兰、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典。北欧国家依然名列前茅。
作为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贫富差距最小、居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北欧国家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北欧国家真正实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那里的贫富差距小、社会和谐、共同富裕，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地享受平等人权和社会福利。
有人认为北欧国家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因为其经济基础仍然是私有制，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国有经济占比很小。
按照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当今世界上存在三类政党、三种社会制度:一是社会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丹麦、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共产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三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代表。
只要简略了解一下欧洲工人运动史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空想发展到现实工人运动，在第二国际走到了“历史三岔口”：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主义分化为两派，一派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一派是“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或“社会党国际”，早期内部分两派: 右派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主张议会道路，是第二国际的主流，但被左派批为修正主义；左派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代表，坚持暴力革命，反对议会道路，后来分裂出去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主义国际”。列宁在严厉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标志着列宁主义诞生，成为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追随第三国际思想成立的政党称为“共产主义党”，简称共产党；根据第二国际思想成立的政党称为“社会主义党”，又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
其实，两派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发现蕴藏于商品中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质，提出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发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有了变化。《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但也不排除通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的主张。
随着形势变化和工人运动发展，恩格斯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再思考，提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民主是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新武器。恩格斯参与创建和领导了第二国际，他的思想也影响了第二国际。
可见，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西方“改良派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革命派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分支，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渊源。
然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虽是同根生，道路却不同:两者的目标都是社会主义，但一个主张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一个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双方分道扬镳、斗了一百多年。共产党一度在俄罗斯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国际多数政党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陷于瓦解，二战期间停止活动，后来又起死回生。二战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形势下，都有了新的发展，又发生了无数风云变幻的故事。
中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追随第三国际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把它归类为与资本主义豪无差别的同一个范畴，认为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的国家，统统属于与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观点直到现在还在误导人们。
然而，从历史长程看，由第二国际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三国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前共产党组织转型为社会民主党，前共产党员转变成社会党党员。截至2004年，社会党国际拥有168个成员党，4000多万党员，不仅在欧洲，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持续扩大。
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一是组织强大工会进行罢工、与资方雇主谈判、不断提高工资，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二是进入议会提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早期确立了“五一劳动节”“八小时工作制”等法案，后来又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条款，推动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参加竞选直接掌握政权，执政后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政策。
社会民主主义通过温和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维护工人利益。与此同时，资本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走上了以和平方式维护自身利益的道路：资方成立雇主协会与工人谈判；游说议会通过有利于资本的立法；组建政党参与竞选。于是，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转化为阶级妥协，资本与工人的博弈达到动态平衡，资本自身也得到改造，从而发生了“资本社会化”、“工人阶级中产化”等重大事件，深刻改变了整体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资本效率，维持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总之，正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改良资本主义、推动社会公平公正、民主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工人阶级变温和了，资产阶级也变温和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进一步模糊了阶级界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给出了证明：早年马克思设想的通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晚年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的社会党曾经上台执政，其中有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澳大利亚工党，等等；更有的长期连续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代表。
瑞典社会民主党累计执政六十多年，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高就业政策，把瑞典引向“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据世界银行报告，2014年瑞典人均年收入35837美元，列世界前茅；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人类发展指数》，2011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为0.25，处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前列。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这个国家既实现了高收入、又避免了贫富悬殊，成为共同富裕的典范。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着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德国早期工人活动家），尊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布兰亭。
主张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政治上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赞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功能的同时，有效运用政府有形之手，调控市场，实行高额累进税干预国民收入分配以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是在这方面，与新自由主义相左。
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美国，“华盛顿共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市场，通过高税收转移支付干预国民收入分配，将导致缺乏竞争性、牺牲效率。美国的全民医保法案从立法到实施争议不断，持反对立场的大有人在，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影响。然而，北欧国家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奥秘何在？ 值得深思。
同样是在欧洲，南欧与北欧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南欧国家深受债务危机困扰，“欧猪五国”都出在南欧。是什么原因？
欧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走议会道路、建设福利国家，把资本驯服了，无产阶级中产化了，工人却变懒了。过高的福利、沉重的财政负担、频繁的罢工、趋于民粹主义的民主，由此形成的政治机制，驱使政客为争取选票无节操迎合民众无节制的福利要求，上台后不断举债以维持高福利，终于导致国家债务危机。从长远来看，削弱了整体竞争力。于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说：老欧洲衰落了。
南欧国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像北欧那样，把握好公平与效率、资本与劳动的平衡，高福利过了头，抑制了资本的积极性。许多政治家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试图进行改革。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
法国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前总统萨科齐搞了一个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引发工人大规模罢工抗议，黯然下台，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希腊走得更远，已经到了国家破产边缘，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紧缩政策的左翼激进联盟领袖齐普拉斯依然当选为总理。
对比北欧与南欧，两者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人口数量、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差异，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因素。但我想到的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南欧国家要想改革、扭转颓势，当务之急是解决由奢入俭难题，同时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社会，需要维持资本与劳动的平衡；资本过度剥削劳动，劳动受损；劳动过度享受福利，资本受损。这两种情况，都会让社会得病，影响社会可持续长期健康发展。
2、冠名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资本无所不在，影响和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虽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刻意回避了“资本”一词，但明显的事实是，离开资本概念，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
毫无疑问，资本是恶魔，资本的存在，导致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但这里需要强调，当今世界上，观察和研究资本，重点不在微观资本剥削劳动剩余价值，而在宏观资本流动，导致了劳动者群体内部利益分化、队伍分化、贫富差距拉大。
《共产党宣言》最著名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这句话已不合时宜。为什么？因为当代世界，劳动者本身已经分裂成不同利益集团:资本逐利而动，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级差、经营管理水平级差、资源配置效率级差，“区域劳动生产率”和“国别劳动生产率”差距巨大，进而造成劳动者群体内部的利益分化和队伍分化。
当今世界，类似于美国劳工组织指责中国人抢了饭碗、英国工会抗议中国钢铁倾销导致1/4英国钢铁工人失业、德国钢铁从业人员抗议中国钢铁低价倾销，这样的现象已屡见不鲜。笔者在里斯本曾亲眼目睹葡萄牙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国人为什么星期天不休息？”欧洲19、 20世纪一度出现的国际主义和国际共运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全世界无产者”已经分裂，卷入了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国内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同工不同酬，收入差距巨大；而同一地区的市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国企职工与非国企职工，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悬殊，已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对诸如城市户籍改革、社保、住房、上学、就业、医疗，具有不同利益诉求。改革动力与阻力混沌不清，成为改革难以深化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时代，资本流动速率愈益提高，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推动土地、人工等要素价格上升。北、上、广、深大城市房价飞涨、中小城市库存大量积压，由此造成大城市财富急剧膨胀，与中小城市及乡村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产品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结构失衡日益严重，这种状态，与马克思分析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资本包括国有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只是我们采取了“产能过剩”等不同于“经济危机”的词汇和表述方式。
然而，资本逐利，本性永远不会改变，国有资本也是如此。资本不养闲人，也不能闲置，否则坐吃山空，终将衰竭死去；国有资本也不养闲人，也不能闲置，否则必死无疑。所以，资本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只要是资本，只要存在资本流动，就不可避免会引起贫富两级分化。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都是利益的调整。钢铁、煤炭国企去产能导致大批工人失业、转岗，直接危害工人利益。但如果不危害工人利益，就只有国有资本等死，然后大家一起死。这是人们期待的吗？
我国在生产过剩、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无论国有资本还是合资资本、民间资本，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洼地，这一过程倒逼产业结构由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升级，“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同时，国内资本向国外转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于是，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
资本转移，引导其它要素和资源重新配置，必然引起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国际之间的利益转移和调整，进而引起新的矛盾和摩擦。但这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是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而引起的矛盾摩擦。
国际上，资本证券化、金融化所催生的虚拟经济，在加速资本全球流动的同时也把泡沫和危机流向全球，加重了资本的全球性危机。然而，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促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埋葬资本主义，反而引起国际工人阶级分裂。各国工人利益与自己祖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富国与穷国的工人和民众，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绝不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无私奉献、白白输送利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变成了一句伟大的空话。
显然，资本不仅是剥削劳动的恶魔，也是分裂劳动者队伍的恶魔；不仅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贫富差距，同样也造成了劳动者内部的贫富差距，形成不同利益集团，引发劳动者与劳动者相互间的矛盾斗争。
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人们认识资本的本性给出了一个清晰视角，看到了资本是每个毛孔都滴着污血的恶魔。但由此就能得出必须消灭资本的结论吗？消灭了资本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吗？
人们发现，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不会消灭资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同样不会消灭资本，即使不断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不断强调中国特色，也不能消灭资本。我们离不开资本，我们必须依赖资本，因为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资本活力的释放。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如此尴尬的现实：资本是魔鬼，而魔鬼却成了天使的翅膀，没有翅膀的天使是飞不起来的。资本是人人都具有的思维，是每个人心中都可能做的发财梦。即使你是屌丝，难道不想去股市买股票发财？
当然，赚钱动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生发于基督教新教的“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以增加上帝荣耀的新教徒精神。世界首富、最大慈善家比尔·盖茨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上一篇讨论了资本作为天使的一面，指出，我国改革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重新定义资本、市场、产权、所有制概念，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市场体系，推动资本社会化和全要素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不再赘述。
这里只想强调，资本的属性是人性的外化，是人性中固有的趋利避害思维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是与人性相联系因而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
所以，要想消灭资本，除非消灭人性。
人性的复杂性造就了资本的复杂性。对待资本的态度，不是彻底消灭，而是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对其抑恶扬善的制度和机制，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不损害效率。
否则，资本死了，大家也一起死。
3、公共产品与政府有形之手 + 私人产品与市场无形之手
寻找共同富裕之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府的功能，充分认识公共产品的供求规律。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有一个非主流学派即“新政治经济学”及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关话语不仅经常出现在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中，也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高层谈话中。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是否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我很怀疑，因为它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其它学派强调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是背离的。
公共选择理论，更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思维，因为它研究的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及政治选择过程。极简言之，有以下重要原理：
第一，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具有消费排他性或非共享性，例如苹果，一个人吃了一个苹果，其他人就不能再吃同一个苹果；公共产品具有消费共享性或非排他性，例如国防，甲公民对国防安全的消费并不排斥其他任何公民对国防安全的消费。
第二，私有产权和市场无形之手，在供给私人产品方面有效率、高效率，但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低效率或无效率；公有产权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在供给公共产品方面有效率、高效率，但对私人产品的供给无效率或低效率。前者政府失灵，后者市场失灵。
第三，介于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存在大量“准公共产品”，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产品适用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需要根据其“公共性程度”及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把握。在这个范围内，往往产权不明晰，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和边界，常常十分困难。
第四，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能够通过征税的方式形成国有资产，用以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从广义上说，政府的一切产出都是公共产品，如法律、政策、秩序、安全。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效用和负外部效用；“善政”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造福社会；“劣政”供给负效应公共产品，危害社会。
上述理论要点，揭示了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经济人”自由竞争为基础，靠价格和供求关系配置资源；政府公权力代表“社会人”、以财政税收为手段、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由于政府采取强制征税方式而不是市场自愿交易方式，因而政府决策的科学、民主、透明程度，直接关系到公共产品的产出效率和供给效率。
公共选择程序和运行机制，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民主，一是专制。前者的极端是全民投票，后者的极端是个人独裁；介于两个极点之间，还有大量中间方式，如代议制民主、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等等。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事决策都由全民投票，决策流程太长成本过高，因而不可行；个人独裁成本低但一旦失误将产生巨大负效应甚至带来灾难，已遭历史抛弃。于是介于绝对民主和绝对专制之间的中间方式大行其道。
现代政治发展，代议制民主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不二选择，即普通民众选出代表成立议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公共选择的偏好。但这里又涉及后文将讨论的“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人擅权、内部人腐败”问题。所以，公共决策模式，没有绝对最优，只有相对较优。
选择适合国情的相对较优公共决策模式，是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关键。以我国实践看，已从过去的皇权专制走向了目前的民主集中制或协商民主制，决策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效益相对较高。
突出表现是，政府控制土地、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自上而下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诸如修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时，只需给原使用单位或农民合理征地补偿，其间不存在复杂的产权交易，交易费用极低甚至为零，因而宏观效率很高。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分析，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交易成本极低，正是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所在。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可供比较的案例如印度，土地私有，公共决策采取西方式民主，产出的社会效益就逊色得多。中国的经济规模原本与印度等量齐观，但今天已是印度的五倍，变化仅在短短几十年间。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的公共决策就没有问题了。正相反，目前我国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诚信缺失等问题，都与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相关。正效应的公共产品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问题一，法治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成堆。以雾霾为例，雾霾是企业或私人排污引起的，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和私人“效益内化、成本外化”问题，只能靠公权力以法治的强制力去解决。污染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正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私人溢出的“负外部效应”越来越严重，对此市场失灵、无能为力，而政府的“环境治理法律及执行力度”供给不同步、严重不足，这是雾霾问题的制度因素，一旦与相应的自然条件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严重雾霾。
问题二，准公共产品供求失衡。从理论上说，产品的公共性越高，政府应管得越多，反之更多应由市场配置资源。但在现实中，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边界怎样划分、怎样交叉配合？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前些年教育、医疗进行企业化改革，让市场机制过度发挥作用，效果并不好，造成了许多问题。
问题三，公平正义这个“最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公平与效率失衡、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出现了“先富人群”与“未富人群”的严重分裂。
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剥削工人才会导致贫富悬殊，但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为什么还会发生比许多发达国家还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
4、贫富分化的原因：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关“公平与效率交替”的学说，颇具启迪意义，提供了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贫富分化的方法。
公平，包括相互矛盾的两方面：一是机会平等；一是结果（收入）平等。机会平等必然带来结果不平等，牺牲公平；结果平等则会导致平均主义，诱发人的好吃懒做恶习，削弱竞争力，牺牲效率。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平虽然美好、却是一个从不同视角观察有不同结论、因而具有“复杂二重性”的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一定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追求的是机会平等，建立市场体系、启动市场竞争、向所有企业和公民提供同等竞争机会；具体政策包括恢复高考，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允许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等等。
由于人的先天禀赋、后天条件各不相同，即使在同等机会上竞争，结果也一定不平等。就像百米赛跑一样，许多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到终点一定有先有后。如果强制结果平等，大家都是冠军，谁还努力争先？哪里还有效率？
所以，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配置资源，引导劳动力、人才与其它要素优化组合，追求效益最大化，一定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因为这里是按要素分配。
首先是按劳分配引起的不平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人力资本(含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商品，而每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有很大差别，价格也有很大差别，无论自我雇佣、自己创业，还是找工作，所得收入都不同。
在农村，刚开始搞承包制，大家按人头分配土地使用权，机会均等，但很快就有一批能人脱颖而出，成了“万元户”；在城市，人力资本更重要，特别是互联网时代，许多大佬、明星都是白手起家，靠人力资本成了巨富。所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自由流动、实行按劳分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按资分配、按要素分配、按要素组合分配引起的不平等。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生产资料配置是城乡二元、工农二元结构，导致了当时工农收入“剪刀差”问题；实行市场经济后，产权制度改革和资本社会化、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被分割开来，全要素流动优化组合，各项权能因组合效率不同从而收益也不同。
其中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不平等、国企职工与非国企职工对国有资源的使用权不平等，仍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由此又导致要素组合效率的巨大差异。
随着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诱导各种要素流向效益高的地区、城市、产业、行业，引起不同地区、城市、产业、行业的效率和收入拉开差距。这类差距不是因为按劳分配、而是因为资本效率、要素组合效率及资本使用权配置的二元结构不平等、同工不同酬造成的，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换、数亿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推动城市的要素组合效率大大提高，进而引起城市土地、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大幅上升，但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不同步，远低于市民的名义工资加隐性收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依然头戴“农民工”这顶饱受歧视的帽子，不能同步享受城市化的好处。
二是国有资本也不会“养闲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去产能，资本以市场为导向流出低效益企业、产业、行业、地区，在淘汰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的同时，产生了大批下岗工人，成为低收入弱势群体。
所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要素组合效率分配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开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劳资关系中，缺少独立工会组织，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劳动处于弱势地位，有时连合同工资都无法保证，讨薪无门，常常酿成社会问题。
5、共同富裕之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解决方案
找到了引起贫富分化的原因，对症下药，怎样才能消除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呢？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绝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共同贫穷”之路，这条老路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再走。初次分配，必须坚持机会平等、效率优先，拉开收入差距。
关键是二次分配。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应遵循公平优先原则、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又促进机会再平等，兼顾效率。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以追求收入平等为目标，运用财政税收看得见的手，转移支付：对高收入者征高税，对低收入者采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式，提高实际收入。同时，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对全体公民提供一视同仁的平等服务，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创造平等机会，从而让人们重新回到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新起点。
这里的最大问题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作为公权力的政府，能否利用税收、财政看得见的手，有效供给公平正义这个最大的公共产品？搞不好会跌入陷阱，例如“城市化的陷阱”。
我国正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一过程存在两个利益的博弈：一是老市民的既得利益；一是由农民转换身份形成的“准市民”新利益。前者是改革的阻力并处于强势地位，后者是改革的动力但处于弱势地位。显然，靠弱势的“准市民”自己的力量融入城市，难度极大。
拉美国家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周边巨大的棚户区、贫民窟，就是城市化进程受阻的结果。贫民窟和棚户区是“城市化陷阱”，同时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分。如何跨过陷阱，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我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应该利用手中控制的土地、国企、财政等国有资源，采取移支付的方法，扶持和培养“准市民”新利益，例如发放购房补贴，就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准市民”融入城市，而且可以减少城镇商品房库存、拉动相关产业、拉动消费、帮助未富裕群体富起来、增加社会公平。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市民曾享受福利分房或低价买房的好处，现已成为市民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公平正义来衡量，农民“准市民”也应享有类似权利。
但是，帮助准市民融入城市，肯定会遭到老市民抵制，还有城市规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里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是否有所作为？怎样作为？
例如，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把卖地的钱用于修建豪华办公楼或过分超前的基础设施，制造了巨大泡沫，而普通民众并没有同步享受好处，失地农民并未得到足够补偿。这样的政府，其实是制造灾难，成了阻碍改革、阻碍共同富裕、阻碍城市化的权利集团。
公平正义，是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怎样才能显示社会对公平的需求？怎样才能达到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显示和调节供求关系，达到动态平衡。公共产品的价格机制不完全，无法通过价格显示和调节供求。在公共产品领域，能够有效显示和调节供求关系的方式，是财政民主、预算民主，而这方面的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6、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经理人革命”与“权贵资本主义”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改革，错综复杂，而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国家治理，是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
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完美，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先天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导致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小股东“白搭车”和用脚投票、“经理人革命”和“内部人腐败”问题。
“经理人革命”是指，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却无法管理公司，实际控制权无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具有专业管理知识和能力的高智商职业经理人手里。
“经理人革命”导致“股东缺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现象，但国有企业问题更严重。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例，小股东委托大股东、大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选聘经理班子，经理班子和职工则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各层级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激励和监督不到位，中小股东和在法理上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内部人”在干什么，出现了所谓“股东缺位”，无法参与管理，留下了腐败空间。
在资本社会化初期，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创造了较高效率，但效率一提高就出现了严重腐败，偏离了国有资本作为全体人民的产权、应为国家和全民谋利的初衷。
“股东缺位”导致公有制、国有企业异化为官有制，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只要掌握了权力，也就控制了国有企业，甚至把国企当成了提款机。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和国企对人民就是一个画饼，理论上人人都有、实际上人人都没有，从来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无法落实的乌托邦。
所以，无论国有独资还是国有控股企业，其制度设计都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谁来控制国有资本？如何改善公司治理？ 目前，国资委代表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模式，追问到底，最终还是存在一个“谁来管理、监督、激励国资委”的问题。这已经不是公司治理，而是上升到国家治理的范畴了。
实际上，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个超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公民与股东、人大与股东会、政府与董事会、经营班子可以看作一一对应关系。理论上公民可以用手投票，也可用脚投票，但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的前提下，怎样才能选出最负责任的政府、最能干的公务员、建立最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保证公务员能够为公民的最大利益服务？
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国企内部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国企高管是“官员+资本”，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而非国企职工特别是农民难以直接分享国企效益提高的利益。
纪委和法律系统介入，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企内部人腐败，但是否已经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激励制度和机制？激励不足会导致“懒政”，监督不足会出现腐败，这都是现阶段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
分配不公和内部人腐败，是国企公司治理和国家治理共同面临的两大难题。解决这两大难题需要有效实行民主和法治，这是深化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解决公平问题的另一关键，是把握不同发展阶段上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改革初期，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短缺经济；而目前的问题是贫富悬殊、福利不足。这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
在欧洲那里，从微观上看，福利国家制度，使个人生活变得优雅休闲令人艳羡；但从国家角度看，经济上高福利过了头、财政不堪重负；政治上迎合日趋民粹主义的民主，结果铸就了“西式大锅饭、铁饭碗”，培养了懒汉意识、降低了竞争效率，终于酿成欧债危机，使公平与效率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了平衡。
所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区域是不一样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了目前条件下，是应该更多追求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的时候了。
* * * *
行文至此，可以对以上文字做个小结：在积淀已久的观念中，资本主义被预设为“坏”，社会主义被预设为“好”，“姓资姓社”的道路之争，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然而，究竟该怎样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两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两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调和互补。第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是错误观念，资本与劳动矛盾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第三，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是平等、公平，资本主义的价值核心是效率、效益。社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公平也需要效率，不可偏废。新中国前30年追求公平过了头，导致大锅饭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前半程追求效率过了头，导致贫富悬殊。第四，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私人产品领域，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有效率，政府失灵；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机制和公有产权有效率，市场失灵。
基于以上四点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矛盾统一、平衡发展，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共同富裕之路。
所以，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各种话题，统统是伪命题。我们需要超越“资社之争”旧思维，开创“资社合流”新思维，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再造理想信仰，由此才能厘清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六、未来中国30年：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混血式整合”
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在引发一系列波澜壮阔社会变革的同时，留给当代中国人三笔无法拒绝的精神财富遗产: 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植根于西方文明，但二者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存在巨大差异，两者各自内部又分为众多不同流派。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属于外来异质文明，因而更可能与之发生文明的冲突。因此，“三个主义”汇聚在一起，必然激烈碰撞，引发错综复杂的文化基因重组乃至基因突变。最终结果，是一个主义消灭并取代另外两个主义？还是“三个主义”融合并由此创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思想、新的文明形态？抑或是长期互不兼容、持续处于杂乱无章的大拼盘状态？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善于吸纳外来文明成果，发生过儒、释、道冲突、融合、“三教合流”后，孕育出新儒学的重大文化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进程。有鉴于此，未来可期待的结果，是在中华“和”文化营造的开放包容社会生态中，“三个主义”先是浅层次碰撞、扬弃；接着深度磨合、整合；最后是“混血式融合”，从而再建国家意识形态、重塑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这也许就是未来30年及更长时期的中华文明演进图景。
1、“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中自我扬弃
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三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即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
令人忧虑的是，目前的“三个主义”，并非和谐共存，而是彼此割裂、矛盾对立，由此导致思想和意识形态混乱、左右极端分歧、相互攻讦，已成为撕裂社会、阻碍深化改革的重要因素。
“三个主义”的价值观、方法论各不相同，传统文化偏重道德、社会主义偏重公平、新自由主义偏重效率，不可避免存在冲突。令人欣慰的是，“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中也伴随着磨合、交融。正是在这种既斗争又磨合的过程中，三者都实现了对自身的扬弃、升华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如果追根溯源，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看，无论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都在发展中经历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自我扬弃的进化过程。
现存中国传统文化，早已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孔孟之道，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翻天覆地变革，“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大厦早已崩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逐渐进入人心。与此同时，许多传统文化观念仍有生命力，如千百年来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庸和谐思维，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官本位文化，等等。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斗争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和“文革”惨痛教训，已遭到冷落或抛弃，铁饭碗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实验遭到失败；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影响社会的重要思想方法，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又陆续发展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新鲜内容。这些内容衔接起来虽有些生硬和矛盾，但也显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非凡勇气和强大的学习、适应、变革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适用理论，如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不仅进入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影响了政府决策，而且已“制度化”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结构要件。即使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风潮中，供给学派的观点仍然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资源，显示中国人具有批判地吸收新自由主义营养的能力，并没有“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另一方面，“华盛顿共识”鼓吹的彻底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则不断被质疑、被批判，并在质疑和批判中形成了新左派“北京共识”的学术派别和思潮。
“三个主义”作为深刻影响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思想，绝不会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它们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吐故纳新、进化升华。而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社会生态，恰好为 “三个主义”自我扬弃的发展提供了适宜气候和环境。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主义”整合的阶段性成果
从纵向视角看，“三个主义”随着社会进步不断自我更新；而从横向看，三者相互间的磨合、整合，可能孕育出新的思想体系和精神文明形态，这才是更重要的。
这里的问题是，“三个主义”内容博大精深、庞杂繁复，哪些是正遗产？哪些是负遗产？哪些是精华需要发扬光大、哪些是糟粕必须淘汰？
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因为对“思想产品”的评价，站在不同立场、以不同意识形态为标准，结论完全不同。在左派看来“满满的正能量”，到了右派眼里，可能是“满满的负能量”。那么，有没有超越左右之争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对思想产品进行优胜劣汰的制度和机制？
在“思想市场”上，确实存在不同于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机制，在这个机制作用下，任何思想都将经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考验。这里的“适者”，就是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产品”；而参与思想市场竞争的力量，不仅是思想理论界和政府公权力，最基础的还是社会民众。对思想产品进行“社会选择”的过程，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基于自身利益和立场进行博弈的过程。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思想博弈中居于强势地位，但这并不能排除其它主义的影响。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思想市场是开放的。在目前中国思想市场上，“三个主义”都拥有众多拥戴者，但真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各种违背实践标准、假大空口号和不适用动态国情的东西，迟早会被淘汰。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市场上，历经大浪淘沙、经过净化和升华的三个主义，逐渐出现了横向兼容的趋势。
如果对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足够敏感，就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文化基因重组”: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相互磨合中，悄然孕育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胚芽。学术界和官方，都已意识到这一现象，并试图概括、总结、描述这个尚处于雏形的“混血型”思想体系。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就是三个主义进行整合的阶段性成果，并且可能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里程碑。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内涵丰富、外延宏大的12个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显而易见，24字12个概念的价值观，绝不局限于某一个主义的狭隘视野，而是努力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力求涵盖三个主义各自包含的几乎所有核心价值。
然而有一点需要强调，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前国情下，最突出的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国家层面的价值是“纲”，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价值是“目”。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不是因为执政党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源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过一百年，而传统文化已经传承数千年，渗透了中国人的骨髓血液。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是由自身历史经验反复淬炼而成，这种文化基因内在地要求维持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政权，才能凝聚民族性具有一盘散沙倾向的中国人，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这里需要对中共政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个清醒认识。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诉求。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地位的转变，许多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对民主、自由的认识，看看上世纪40年代的中共《新华日报》，就与现在有差别。这并不奇怪，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视角不同，建国后中共对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回归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硕果。
基于此，中共提出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价值放在最重要位置，与传统文化的诉求是一致的。国家层面的价值是“纲”，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价值是“目”，纲不举则目不张，一旦国家价值崩塌，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决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不仅是中共的理念，更是中华文明的特质。这种特质也许会变化，三个层次价值观的重心会逐渐下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发生质的突变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的另一特质是对外来文明成果具有强大包容吸纳能力。古代对源自印度的佛教进行吸纳改造，使之重获生命力；而佛教在印度本土却灭绝了。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不断吸纳外来文明成果、并把它整合进自己的文化结构中。
从思想市场的视角观察，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在大一统国家主义价值观主导下，对外来文明成果进行选择、吸纳、整合的历史。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历史，才极大拓展了社会层次、个人层次上的价值观空间。否则，中华文明可能至今还在“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传统文化圈子里闭环运行。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吸纳外来文明成果的能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就崇尚的“和”文化。“和”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包容性思维，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神论排他性思维截然不同。
3、以“和”为纲，再造理想信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缺陷，因为它没有提炼出一个统领全局的“最核心”价值。起源于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12个价值观，生硬地放在一起，给人以“散”、“大拼盘”甚至相互矛盾的感觉。
合纵连横、整合“三个主义”，需要一个统领24字价值观的“最核心”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概念“和”，有资格担当起“最核心”价值重任，作为整合三个主义、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总纲”，实现全局的纲举目张。
以“和”做中国人价值观体系的“总纲”，是因为“和”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核心信仰的功能，是可以超越任何一种具有局限性价值的普世价值。
信仰是人的精神家园，解决人的精神何处安放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终极追求问题。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发端于世俗生活、不依赖宗教信仰的文明，这在源头上就与西方文明有着质的差别。
基督教信仰唯一的上帝，天堂、地狱、世界末日之类教条，教化了信徒在世俗社会中的道德取向及生活习俗。当今西方世界，虽然宗教信仰已十分淡化，但人们的道德取向和生活习俗，仍然深深扎根于基督教文明，构成其精神信仰的基本内核。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中国人不信神，不怕下地狱，所以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精神信仰就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物欲横流、金钱挂帅；而一旦有了钱、出了名，物质享受达到极致碰到天花板，就会遭遇精神空虚，无聊彷徨，于是转而寻找刺激、搞迷信，乱七八糟的东西。
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
中国的主流社会，虽然没有宗教传统却有数千年历史，文化基因里肯定有一种世俗的价值凝聚人民共识，否则何以传承数千年而不中断？
目前社会上的所谓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从中华大历史视角看，是阶段性现象，只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传统文化崩塌，中国人目前的道德、信仰，正处在一个转型、重建过程中，尚未成型，所以看不太清楚。
共产主义一度发挥过凝聚中国人民共识的功能。但是现在，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已不足以作为中国人的主流信仰。经过“文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革开放，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教育了中国人，人们认识到，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理想脱离中国的现实，难以让人口服心服，不足以聚敛人心。
能够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东西，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和”文化。和、合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思想一直是具有广泛共识的中国文化精髓。
自古以来，关于“和”的典籍著述卷帙浩繁，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更为世人所熟知。“和”的意思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又包含“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而不同，即把存在矛盾、差异的不同事物，整合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取长补短、优化组合，由此生成一种新的事物。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整合“三个主义”的强大能力，原因就在于“和”文化具有强大同化功能。以“和”为纲整合三个主义，也就是对原教旨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进行扬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重新组合。
当然，这里有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一统政治实体。中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此把现政权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地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合体”，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三个主义进行整合的任何可能性了。
正是基于“和”的思维，在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和合体”及中华文化生态环境中，三个主义经过碰撞、扬弃、整合，不断进行重组：传统文化，舍弃“三纲五常”旧秩序，保留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内核；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继承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共同富裕理想；新自由主义，舍弃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吸收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思想，由此淬炼成博采众长的新思想体系，可暂时称之为“三元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是一种古老思想，但本文的所谓“三元共和主义”，特指以中国传统“和”文化为中心、整合并超越“三个主义”后所形成的新思想体系。这个新思想体系是由异质文明交媾而成，因而是一个“混血文明”。
正在形成的“三元共和主义”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是远未成熟、更没有形成权威话语对它进行描述。
尽管“三元共和主义”大量吸收了外来文明成果，但其根基仍然是中国心，仍然与世界上其它文明有着明确分野，因为吸纳整合外来文明成果，是基于“和”文化，基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维，基于世俗性的中国文化之根。
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是国家民族心理层面上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上的线性思维，追求唯一神、唯一真理，这种排他性思维，有利于科学发现却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华文明建立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和合思维，有利于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国人不会给自己制造一个上帝，中国的主流社会，历史上没有产生对神的信仰，今后更不会产生对神的信仰。有人认为不信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殊不知，千百年来，支撑中国体制的文化之根是“和”而不是神，“和”价值才是维系中华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一个国家，需要一种凝聚人民共识的信仰，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却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文化基因里始终有一种世俗的价值在凝聚人民共识，“和”是历史上凝聚中国人共识的世俗价值，而以“和”为中心整合三个主义而成的三元共和主义，则可能是未来凝聚中国人共识的新价值。类似于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升华为新儒学一样，“三元共和主义”是对旧三个主义的升华和超越，也是对历史上“和”文化的升华和超越。
从历史深处走来、又将走向未来的“和”文化、“三元共和主义”，有资格有潜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精神目标。
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中国人的终极精神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就是中国人精神的安放之处，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
4、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重塑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并不是新的提法，但这个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目前我国社会对新道德建设的渴望十分契合，可以涵盖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国家关系的方方面面：家庭为我、我为家庭；公司为我、我为公司；社区为我、我为社区；社会为我、我为社会；国家为我、我为国家。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与“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密切相关，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的个人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行为，既可能产生正外部效应，也可能产生负外部效应。
以食品安全为例，消费者追求食品效用最大化，形成对生产者的行为导向，因为只有供给令消费者满意的食品才能赚到钱。所以，生产者从产生利己动机那一刻起，也产生了利他动机，同时具有了“经济人”利己和“社会人”利他的双重动机。
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一些生产者可能弄虚作假，供给假冒伪劣食品以求成本最低效益最大，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法治监督。如果政府的法治监督到位，制假贩假成本足够高，就能有效遏制假冒伪劣食品，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双赢。
所以，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将引导人从“经济人” 走向“社会人”，培养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诚信经商、赚钱有道的公德与私德。
改革初期，为了打破计划经济藩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人的“经济人”属性而忽视“社会人”属性，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与此同时，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法治监督“脱岗”，加之官本位传统文化沉渣泛起，导致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败盛行。
这种情况，反映了市场、政府的不成熟，同时也指出了改革的方向。
5、构筑接地气的舆论话语体系
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离不开舆论宣传。但目前的舆论宣传与现实严重脱节，还停留在“三个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阶段，形成相互割裂的三套话语体系：一套死抱过时的观点和理论，继续进行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洞说教；一套照搬新自由主义，不管国情硬套西式自由民主；一套打着复兴传统文化招牌，不加甄别地制作心灵鸡汤，甚至拿糟粕当精华。
三套话语体系虽有交集，但很大程度上是在自己构建的语境中自说自话，单向度输出不切实际的概念、思想、价值，不仅与现实脱节，而且造成社会撕裂、知识界撕裂，成了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障碍。
针对现状，我认为改革舆论宣传工作，应该以“和”为纲、统领24字核心价值观，并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道德建设抓手，倡导家庭为我、我为家庭；公司为我、我为公司；社区为我、我为社区；社会为我、我为社会；国家为我、我为国家，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经济人”、“社会人”相适应的双向道德。
舆论宣传，还应真实反映客观存在的“三个主义”相互冲突、重组、整合过程，由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连接地气、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历史、现状、未来，“生产和供给”满足社会需要的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
百多年来，中华文明遭遇了“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走过了辛亥革命、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了文化大革命，三十多年前又启动了改革开放。目前，我们正行进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弯道上，试图在器物、制度、道德三个层面全方位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话语体系，能够准确描述飞奔在历史转弯处的中国。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急需一套逻辑严密、思维清晰的话语表达，以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社会上下认同、官民一致认同的舆论和语言环境。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情复杂、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超大型国家来说，需要一个凝聚人民共识、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既扎根历史又面向未来的社会理想。以“和”为纲整合三个主义、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再造信仰理想，是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客观过程。实践早已走在了理论前面。远远落后的舆论宣传，是该奋起直追、构筑一套接地气的、能够准确描述和记录这一伟大历史时代的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