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4月20日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主题为“经济学为何失败”的主题演讲。从“自私”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分析了当前经济学理论的弊病和失误，他认为，经济学理论需要摒弃一些华而不实的复杂模型回归实证，唯有简单的理论方能解释复杂的世界。最后，还谈了他对写文章、治学的态度：写文章为的是传世，而不是发表。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他的一个重要论调，就是人类的自私带来社会的财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论调。怎么来看这个论调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斯密讲到的人类自私，不是说人类天生自私，而是说人类不可以不自私；他并不是假设人类自私，不是说人类天生自私，而是说他们不可以不自私。这一点很清楚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斯密的理论重点。他说，你要靠兄弟姊妹来养你是不可以的，你不能靠别人的同情心来存在。他说人类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效果，这个适者生存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展的论点。后来那位人类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就是凭着这个提出了自然淘汰思想。
自然淘汰被认为是人类几千年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思维，一直流传到今天，他的思想就是起源于斯密的理论。斯密说，人类自私是因为他们不可以不自私。假如他不自私，就会遭到淘汰。这是斯密理论的一个伟大重点，影响了达尔文，跟着达尔文就是整个科学的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于人类的自私，到了斯密之后的李嘉图，他没有说过人是不可以不自私的，他也不是说人是天生自私的。李嘉图把这个自私变成假设，是一个假设，假设人是自私的。从李嘉图开始，经济学的发展就变成公理性的，英文叫做axiomatic（公理的；不证自明的）。你把它叫做假设也可以，武断的假设也可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争论，就是这样子的。
人类争取极大化，自私是一个假设，你不要跟我辩论，这是一回事。但是我回到斯密这个问题，到底人的自私怎么来的？斯密说，为了要适者生存，所以要自私。这是一个很大问题，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可以说，这是斯密的一个很大的漏洞，他这一点也影响了达尔文。达尔文曾经被人家批评到底是不是有适者生存？到了达尔文的时候，也就是我自己在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适者生存这个是很重要的。而是不是适者生存呢？我们看上去当然是适者生存。根据斯密说适者生存，斯密影响达尔文。
到了1976年，刚好是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两百年后，有个人叫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说，人类不是为了适者生存而自私的，他说人类自私是因为基因里面有自私。他写了一本书，1976年发表，也是一本伟大的论著，那本书叫《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个人讲人类的自私，有不同的态度。斯密的自私是不能不自私，你不自私就会遭到淘汰，所以斯密的自私是适者生存的结果。到了李嘉图，就是到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说就不要管他是不是自私，我们就武断假设他是自私，这是maximization postulate。到了道金斯，他说人类自私不是假设，也不是适者生存，根本是人的基因里面，所有生物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自私的基因。1976年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论著，这本书不浅的。
再回过头来看，我非常佩服斯密。我认为，历史上最好是斯密，我非常佩服他。当我批评斯密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不喜欢斯密，我把斯密捧到天上去。但是斯密这个问题呢？他这个适者生存的自私问题，这个自私不会毁灭人类的。你想想看这个逻辑，人类自私是为了适者生存，又怎么会为了自私自己毁灭自己呢？他是为了生存才自私，他不会为了自私而毁灭自己。但是道金斯不一样，他说人天生就有自私的基因，他要毁灭自己绝对不困难，这简直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在斯密的时候，自私不会毁灭人类，你看整本书，那时候人类的演进是往好的方面走。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是斯密的世界，你看整个二十世纪，多少次人类要毁灭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又霸占，加上文化大革命，又有人民公社，很多次人类很可能自己毁灭自己的。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可能毁灭自己！这点在斯密的理论里面是不可能的，他说适者生存，人类怎么会自己毁灭自己呢？而道金斯认为人是有自私基因的，自私是可以毁灭自己的。
自私自利会无疑给人类带来好处，这点我同意，这是绝对的，贸易会带来好处。但是，自私自利会可以带来互相残杀，会带来欺骗，就是人类的自私是可以毁灭自己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要怎么去讲这个问题呢？斯密说人类自私不可以毁灭自己，你回看达尔文的时候，没有证据说是很多动物都绝迹了，我们现在回过去看，很多动物都绝迹了。为什么会绝迹呢？你看道金斯的看法，假如自私是从基因里面引起的，它绝对有机会毁灭自己的。假如说是适者生存，自私是不会毁灭自己的。适者生存又引起达尔文的自然淘汰，也是适者生存。
在达尔文的时代，没有看到这么多年以来，很多动物都是自己灭绝自己的，现在回过去看的话，很多生物都是灭绝的。到了道金斯，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可以自己毁灭自己，是基因里面有自私。而李嘉图说自私是一个武断的假设，就是你不要跟我争论，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人类就是自私的。他说这种自私也可以自己毁灭自己的。所以呢，到我出道没多久，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人类会毁灭自己的问题。
经济学的发展，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要毁灭自己？从七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发展地相当快，到现在的八十年代开始，人类可以毁灭自己。这种经济学分析呢，就叫做博弈理论，博弈理论由此而来。博弈论在五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学过一两个学期，然后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博弈理论又回头了。
为什么博弈理论受到重视呢？就是斯密那个问题，是说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好处这个问题，这一点经济学家不能接受，经济学家不能同意，自私会带来社会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毁灭人类的坏处。然而从自然淘汰那方面来看，很难说这个自然淘汰的自私，很难说自然淘汰的结果，这个自私会毁灭人类的，这是说不通的。假如你说道金斯说的自私是基因里面的，会毁灭人类。这个假设，李嘉图这个假设人类自私也可以毁灭人类。就是经济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类自取灭亡的倾向，是不能否认有这个倾向的。
我的老师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他就研究这个东西，是他教我，我很感激他，但他教了我之后自己也跑到博弈论那方面去了。（此处有笑声）因为他怎么解释人类会自取灭亡呢？人类会自取灭亡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用斯密的架构怎么解释呢？所以他走向博弈论的那方面。我是接受这个自私的假设，我是接受斯密的，你说自然淘汰，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用什么处理方法来解释人类灭亡呢？我引进了交易费用。
怎么引进交易费用呢？怎么把交易费用放进去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把它放进去了。我不是交易费用的创始人，科斯在1937年有提过，1960年又再提，还很多人都提过的，什么讯息费用之类的。但是怎么处理呢？我认为科斯处理的不够好。怎么把交易费用放进去？怎么解释拥有讯息费用人就变得自私？有交易费用，害得人类可以自取灭亡。假如是斯密所说的那种自私，又引进了交易费用，在逻辑上是推不出人类会自取灭亡的，是推不到的。现在我这里呢？你自私，假设人是自私的，可以灭亡。
为什么会灭亡？那我把交易费用引进来就可以解释的到。但是怎么放进去呢？怎么把交易费用放进去呢？大家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是会说而已。那个德姆塞斯（Harold Demsetz）他也只是会说而已，他能够解释什么呢？经济学者太关心什么东西对社会好，什么东西对社会不好。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社会经济学者，假如人饿死了，我只需要知道他为什么饿死，但他饿死好还是不好，就不关我的事。你们要很清楚，经济学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比如说，从事福利经济学的那些全部是废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都是去解释，为什么人会快乐，或者会不快乐？这是很傻的事情，白痴才做这种事情，但有人从事这样的研究，经济学教授中有人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傻的事情，我怎么晓得你快不快乐？这一类的经济学家，天下蠢材无数。
经济理论需要回归实证
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上，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这一点是肯定的，自私也会带有害处，会毁灭自己，该怎么处理？这两方面一起出现，我的答案，据我所知，唯一的方法就是引进交易费用，这是我知道的唯一方法，除非你采用的是另一条线，重新改过那公理搞来搞去。我不去走博弈理论这条路，因为我认为它无从验证。这个博弈论其实是卷土重来。六十年代没人理它，它再回头，就是我1968年提出的。
我1968年就提出过那个抬石头的例子，我对阿尔钦提出这个例子：两个人抬着石头下山，各自抬石头，每人每次可以抬50斤，但是两个人一起抬可以抬到120斤，那就多出20斤。那当然是联手抬好了，我抬一边你抬一边。我把需要的力气推到你那边，你又把需要的力气推到我这边，结果是多少斤？我们知道，结果是不会少于100斤的，假如少于100斤就干脆分开抬了。
但是也达不到120斤，因为我推你，你也推我。那怎么决定呢？假如两个人合作抬的话，就是110斤，你怎么决定这个数字？因为我提到这一点，而且在1969年我发表的那篇文章提到卸责偷懒的问题，结果他们就197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用卸责偷懒来推出这个公司理论，非常非常的红极一时。我不同意那篇文章，但他是我的老师，我说了他不听。（此处有笑声）他问我好不好，跟着又提到勒索、恐吓，跟着就是威廉姆森，整本书就是讲一些抽像的术语，跟着发展就是博弈理论，博弈理论就好像在说故事一样。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实证的科学。李嘉图之后，跟着有马歇尔，有罗宾逊夫人，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说得很清楚，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实证的科学，是可以验证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也就是我提出这个抬石头问题，这个卸责的问题。我把我需要的这个量推到你那边，我就卸责了，我偷懒了，这就产生恐吓的问题，跟着就是博弈理论，博弈理论卷土重来就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
在验证方面，你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假如没有乙的话呢，就不会有甲。假如没有乙却有甲，那就是错的。关键就是，甲跟乙都是能看得到的。下雨看得到雨，伸手出去也是湿的；天上有云，看上去就是有云，下雨，天上有云。假如没有云的话就不会有雨，没有云而有雨的话呢？有云才会下雨的假设就是错的。所以验证出能看到云就能看到雨。那假如说卸责偷懒，你怎么知道我卸责偷懒呢？我说恐吓，你怎么知道我在恐吓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跟许多经济学家争论，他们看到的都是无从观察的，要验证的话，就是要正式的一个规格，公理性的，经济学就是axiomatic。
经济学有很多种方法来解释，但是公理性的解释，变成把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居然和自然科学走在一起了。自然科学是公理性的，数学是公理性的，数学不能解释他没有验证的。你说它是公理性，他可以验证，生物学是公理性也是需要验证的。那么经济学经过李嘉图之后，在某方面是公理性的。经济历史不是公理性的，经济学是需要能够验证的。
假如甲发生，乙也跟着发生。没有乙，就没有甲。假如没有乙有甲那就是错的，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到的，看不到怎么验证？你说欺骗，我怎么晓得你是在欺骗。我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我惊心大眼地看着她，你到底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意图？你不能说我看她，就说我张五常有意图。
所以我对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失望，充满了机会主义啊，恐吓啊，勒索啊，博弈啊，我怎么晓得什么意图？经济学那些充满了无从观察的术语全都是废物，只有一个无从观察的术语，我不能不接受，只有一个，就是需求量，我不能不接受。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是需求定律。价格下降看得见，需求量是没有这件事情的，需求量是意图的量，真实世界里没有需求量这件事，但是不能没有这一点，因为不能没有需求定律，所以这点我不能不接受，所以我只好接受需求量。
仅仅是需求量一样东西，我已经搞了好多年了。我想不出什么处理的方法，因为没有这样东西存在，需求定律这个东西存在，世界上没有需求量这个东西，需求量是意图的需求，我怎么晓得是不是你的需求，但是我不能够没有这一点，我不可能没有需求定律，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这个需求量我一定要处理，我能够处理的到，就是我跟其他经济学家的分别。我可以解释的到，你们解释不到。仅仅因为一个需求量，真实上没有这样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就已经很乱，还加上几十样东西让我怎么搞。
勒索啊，恐吓啊，偷懒啊，这么多我怎么处理？你说博弈，更离谱，就是因为当年我提出那个卸责的问题，在1969的文章里面提到卸责这个问题，偷懒的问题，跟着就被我的老师阿尔钦和德姆塞斯在1972年写了一篇文章，以这个卸责偷懒为主题，再加上恐吓勒索，跟着就是威廉姆斯的机会主义，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卷土重来。你问我，你可以发表博弈论的文章，你甚至可以因此拿到诺贝尔奖，你可以升级为大教授，但是这对于解释世事来说是废物，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们听，我自己的老师，我很佩服我这个老师阿尔钦，他跟朋友三个人写了这篇文章，其中就提到勒索这个问题，他们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他说，假如你去运输石油的时候，这个输油管在地下，只是从这个油田接到你的炼油厂那边，假如你去租这个输油管的话呢，是很头痛的。因为万一人家一下子不租给你不是完蛋了吗？所以这个输油管炼油厂是要自己建的，因为你租人家的话，人家勒索你怎么办？人家一下子不租你不是就要停工了。他说那些输油管一定是炼油厂自己建的，但是运油的油船就不是了，他说油船就可以租了。他说你这条船不行我就用另一条船，不一定是要靠你这一条船。所以他们在文章中结论，主要的证据，运油船是租用的，但是输油管是自己建的，这是勒索问题的效果，一下子没有人可以勒索到你，你不租船我可以租别人的船，但是输油管一下不租给你就没有办法了。
我当年是加州石油公司的主要顾问，我替他们处理运油的问题，我写了两份报告很厚的。我看到他们的这篇文章错的一塌糊涂，石油公司租用油管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石油公司自己买自己的油船，和他们说的正相反。那我怎么办呢？我那些研究的资料是签了合约，是不可以给任何人知道的，但摆明了老师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合写的那篇文章中的最重要的例子，错的一团糟。
那我该怎么做？我跟石油公司商量，问：“我可不可以把这一点，也就是租船还是自己买船，还有租油管，这些实例告诉我的老师？”他们考虑了半天，说：“好吧，你讲吧。”我就对我的老师说，你的文章错了。我说勒索是错的，我说油管输油管很多时候都是租用的，反而大的石油公司大家都自己买自己的运油船的。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把他们文章里那个例子给划掉，其他不改，照样刊登。那有什么意思呢？那是一篇很出名的文章，就没有了这个例子，但没有了那个例子并不代表你是对的。
所以这个问题，关于那些无从观测的例子太多了。你要验证，比如说一定要有云，要下雨的话一定有要看到云，你要看到雨看到云。原则上一定是要可以看得见的，你看不到的东西越少越好，唯一不得不接受的，对经济学来说，是需求量，没有这样东西的，真实世界里没有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这个需求量，因为没有需求量就没有需求定律了。
所以说，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经济学理论就这么多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所有的，就是这一句话：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就这么多，没有其他，其他的都是骗你的。假如你连需求量都不能接受，那就没有经济理论了。所以我一生都在处理需求量。
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没有前途
谈谈自己的经验。经济学在我之前，马歇尔是好的，费雪是好的，罗宾逊夫人是好的，希克斯比较一般，萨缪尔森也是一般。但是50年代的时候，那些经济发展的学说，一律胡说八道。到了1961年我毕业之后去了研究院，1962进了研究院，经济学的发展有几年是比较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Stigler，Aaron Director，还有Milton Friedman，后来有Ronald Coase。我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有Alchian在，有Brunner在，有Baldwin在，有Hirshleifer在。那个时候，六十年代初期，那个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越战之前，这是好的。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讲验证，那个时候的文章开始说验证。
可是到了越战之后就麻烦了，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我看着美国经济学的制度，因为他们要反传统，他们那个时候勉强地拉学生去当兵，根本打越南是很无聊的，因为越南人也没得罪你，你叫那些年轻人去死，去打越南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很多毒蚊子，你非要把他们逼去打仗，他们就争论起来了，学校里出了很多炸弹事件。
我去华盛顿大学的时候，1969年，上课的时候围起来不准我去上课，几百个学生，有的同事还带着枪去保护我。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要数文章。年轻的教授们说：“老教授为什么比我厉害？你又不懂数学，我学过数学，你连数学都不懂，你凭什么比我高薪水？为什么你有终生雇佣合约，而我没有？”于是就开始吵起来，吵得一塌糊涂，所以就逼着开始有这个数文章的准则。
我是很特别的，1969年一出道，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是终生雇佣，跟着三个月之后，我没有要求的，是他们投票通过，升我为大教授。跟着呢，院长那个时候是诺斯，跟我说：“要数文章不关你的事，你是例外，你有没有文章出都是那么多薪水，你做什么我们不管。”所以我那时候的文章能一直流传到今天，都变成经典。
你们要明白我为什么要选走这条路，我1967年写完《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写完，那时候比较有份量的经济学者，现在再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那时候认为我是价格理论的第一把手，你们现在看我的《佃农理论》就知道，我证明佃农理论的那个分析，有经济学在里面，有很好的价格理论在里面，而且我从事验证，那是我在学生时代的事情。跟着，我又找到了合约的选择。所以我1969年出道的时候，一开始就拿到终身雇佣合约，几个月之后就升为大教授。那个时候是毫无疑问的，同事之间一提到张五常，毫无疑问地认为是价格理论最好的。你可以想象1969年暑假我回到香港，我去跑工厂跑市场，看到那时候的现象，我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有多震撼。
一个物理学的本科生，你问他为什么茶杯会掉地上，为什么会那样子，都会解释给你听。而我是那时众所公认的价格理论的、几乎等于就是第一把手，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过高级理论，而且我的《佃农理论》震撼西方，我回到香港看到那些现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选择？我可以选择放弃经济学，我不一定要靠经济学找饭吃的，所以我就认为经济学一定要改革。
所以我到了华大之后，知道经济学全都是废物，生产函数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看到街边讨价还价这些现象，为什么要讨价还价？经济学在什么地方提到过讨价还价，而满街都是在讲价格，你怎么解释？没有人告诉我。你说麻不麻烦呢？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里面居然有人讨价还价，这在经济学中是没有可能的。在工厂看到那些件工合约。所以，那个时候的问题，是我考虑要不要放弃经济学，不放弃就要做一点事情。
我去了华盛顿大学，我对那些同事说，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时候诺斯在，巴塞尔也在，他们都知道经济学有问题，他们一直认为要全盘革新，重新来过，唯一的人选就是我。经济学要革新，这个人就是你，你不做就没人做了，以前的戴维德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指着我做，现在讲起来是40多年前的事。我的《经济解释》，去年开始算是做好了，有四斤那么重，我现在还要把它整理一次，再加长一点。
回看起来，经济学为什么搞得这么乱？为什么这么麻烦？我解释给你们听，那些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了，这是第一点。太多了。这些是无从验证的。我不是很想批评诺贝尔奖，因为我自己拿不到。说起来真是难以相信的。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学啊，如果他们想要拿到诺贝尔奖，他们的理论是要经过验证的，一定要有验证，为什么经济学不需要呢？假如经济学要验证过，那以前所有拿到过的诺贝尔奖都不值得拿。为什么经济学不需要验证？你们说经济学是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这是公理性的，跟物理一样，axiomatic，未必一定要验证，但是物理学、生物学都是axiomatic，自然科学都是需要验证的。那博弈理论怎么验证呢？看不到怎么验证。
你们说我看到长发的女人，怎么知道我是想入非非呢？无从验证。所以这个问题，博弈论拿了很多诺贝尔奖，怎么可能呢？你们接不接受经济学是不是实证科学？但是假如你们接受经济学是实证科学的话，而这个实证科学是公理性的，你就要讲究验证。你没有验证，你的理论我就不能接受，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拿到诺贝尔奖的是要讲究验证的。为什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呢？瑞典的朋友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到今天都不知道，那我没话讲了，他们不知道我没得讲。
第二个问题呢？假如说到用实证科学来讲，那是一定要有实验室，化学有实验室，生物学有实验室，物理学有实验室。那假如经济学也要变成实证科学的话，也需要个实验室。实验室来干嘛呢？就是真实世界。我绝对反对那些经济学家在教室里做什么实验，你相信那些实验吗？你怎么可能在教室里让学生给你一粒糖看你吃不吃啊？你们不要笑，真的有人为此拿了诺贝尔奖，有人这样从事验证，真有其事，Vernon Smith为此拿到了诺贝尔奖。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真实世界才是经济学唯一实验室，你们要出去走走看看。
我整天都在街边走来走去，人家以为我发了神经，他们说这个大教授发了神经满街走。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五常谈艺术、文化与收藏》，你们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最近在网上，你们到网上去找，你就可以知道我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一天到晚在街上跑来跑去，你要搞收藏就要在街边走，你要去研究讯息费用哪些高哪些低。我1975年就开始在马路上跑，已经有41年了，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么走是划得来的。我不是只能写得出经济分析的文章，我在收藏方面也学了很多东西，最主要是收藏方面，我是替基金收藏，赚到了钱，但是学到的知识都是有用的。
我不是说你要照我这样子整天在马路上跑，但是你要知道，比如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开工厂的，怎么可以推出这种法律来呢？这些人自己完全没有做过工厂。开工厂是很难的，所以谁搞出这些劳动法就该罚他去开厂。那些支持《劳动合同法》的人，假如他们破产的话，就可以杀掉。不可以完全不知道情况就推出这样的法律，经济学家不肯去跑真实世界，政府数据怎么信得过？
第三点呢？经济学上很多理论都看不见的。萨缪尔森的那些，从物理那里搬过来，譬如说物理上的均衡，是个真事。你把乒乓球往地上抛，球在地上会滚来滚去，然后会停下来，这是均衡。月亮怎么绕着地球转，有个什么轨道，这些都是均衡。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完全不是事实。我在芝加哥大学，1967年我去的时候，有位明星学生去发表他自己博士论文的伟大发现，大名家在坐，我那时是学生，就口出大言，我说外面市场为什么会波动？他那时说外面的市场怎么波动，怎么可以找到均衡点。
那些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看到这位明星学生，觉得终于出了一个好学生。我拍案而起，我说你们都是傻子，你告诉我均衡是真事吗？你往窗外看，你告诉我外面什么时候的经济是均衡的？这些都不是真事。芝加哥大学发神经，这种垃圾论文你们还给他一个博士，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不愉快的事。
最后一个日本人，一个教数学的日本教授，Hirofumi Uzawa，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世，很出名的，他当时在场，他说：“Steven，你对，我们错。因为你呢，你是经济学，我们现在搞的不是经济学。你不要发脾气，这是另一种学问，与经济学无关，是从事数学的。”他就打个圆场。
对这个问题呢，把物理上的东西搬过来，又把经济学当物理学来处理，都是用数学搞来搞去，概念都是物理学搬过来的，这是很大的问题。跟着呢，就是说把经济学搞得太复杂了，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你到外面去看看就知道了，你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是没有机会的。你要相信我，世界复杂，你又跟着复杂，复杂对复杂怎么搞？你要解释复杂的世事，你要用的越简单越好。现在经济学乱教一通，理论这么复杂，我写的那本《经济解释》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从简单走入非常的深入。同学们说看不懂，要重复再重复，说来说去，有的人说重复的太多，有的人说批评的不够，但来来去去的就是很简单的理论。
你们想象一下，世界这么复杂，你用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当然很难成功。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对同事们说，我真的搞不清楚。因为那些经济理论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假如我现在蠢一点的话，我就会觉得他们是天才，我不懂。可是当年呢，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嘛，这是你们说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到底我的天才到哪儿去了？没有理由那么多天才。
我看到那些文章真不知道说什么，全部是数学方程式。我不管你的理论怎么样，我不管你怎么复杂，你只要告诉我，你只要说两句，说两句到底你的理论是什么？你说不出来，就像我的《佃农理论》，你问我佃农理论是什么，我两句话就可以解释给你听，什么事情我都两句话解释给你听。你们这篇文章的理论是什么呢？都说不出来，都是抽象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世界复杂，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这成功的机会是零。那我的简单理论是什么呢？就是一条需求曲线，就这么多，没有其他的。什么生产函数啊，弹性系数啊，统统不要理它们，就是一条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边际用值就变成边际成本。反过来呢？需求曲线就变成了供给曲线，加多几个弄下去，我就用件工处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复杂点就是，社会是多人竞争。那多人竞争就麻烦，因为那准则的选择呢，用价钱是一个准则，你可以用别的准则，你就要解释为什么哪种准则会被选择。在我1974年的文章里面，价格理论就谈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你有了准则以后呢，你引进的竞争要复杂很多，但是就要简单。但其中呢，你的处理呢，就要把交易费用或者制度费用加进去，但怎么摆进去呢？那个问题来来去去就是要简单，放进去的时候呢，出来的东西呢，要很漂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很简单，从调查到文章寄出去我只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我的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优良座位的票价为什么偏低，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你去买票，有些贵票，有些比较便宜的票，几个层面的票，为什么贵的票一定是先卖呢？差点的位置呢，一定是迟一点才卖？留空呢？当时香港的戏院分很多种的，有楼上楼下，有些贵位置，有些便宜位置，始终都是价格贵的位置一定先卖光。
据说去听音乐会也是这样子，好的位置一定是先卖。为什么先卖呢？我的解释就是，我的答案很简单，贵的不是先卖的话，便宜位子的人就会跑到贵的位子去坐，但如果贵的位子卖完了，就不会出现这种跳座现象，假如我是戏院老板的话，我就把贵的位子价格弄得便宜点，虽然是高价位，但还是比低价位要便宜，这样能防止跳座的行为。你说是不是非常之简单？那时我在香港电影院的位置，分楼上楼下，楼下又分三个层次，现在没有这种分别了，那时候有的，分不同价钱，楼上的贵价位子先卖，楼下最贵的先卖。我就说，因为楼下的人不会跑楼上去，楼上的人也不会跑下来，所以楼上楼下是不同的。所以你们看，非常简单。解释简单，理论简单，清清楚楚，验证也简单，因为楼上楼下不会彼此换位子。
1977年发表的简单的文章，到今天还存在，说不定一百年后还在，好的经济学文章就是这样子。我1973年发表的文章《蜜蜂的神话》，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说蜜蜂，现在这篇文章还存在着，这篇一百年后也一定还存在，非常的简单。其他的我的《佃农理论》，1968年发表的，现在差不多五十年了，还在。就是因为简单，非常之简单，知得比较深，虽然没有像票价和蜜蜂的文章那么浅，但是都还在。
写文章为的是传世，不是过审
做学问你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你们为的是什么呢？我很同情现在做教授的那些老师们，这样不行那样又不行，写中文又说不算，什么学报有规定，大的学报有奖金，小的学报没有奖金，这么多约束怎么写得出好文章来。当年我是很幸运的，没有人叫我写。我去了华大，才不过三个月，就升我做正教授。诺斯亲自对我说：“人家都要发表文章，你不需要，不管怎么样薪水最高就是你的了，你就自生自灭吧！”院长也这么说，你想你自己的东西就行。后来我出去石油公司做顾问，赚了很多钱，我说我不好意思再拿你们华大的薪水了。不需要不需要，你照样赚你的钱。推来推去，最后还给他们一半我的薪水。
我在石油公司做顾问时写的篇文章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但是不准发表，看过的人都说非常精彩，但不准发表。石油公司跟我说得很清楚，他们说：“我们是被告，有罪，我只是要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有罪，到底有没有犯罪，我们是不是有阴谋，我们要知道，你一定要说真话。”资料什么都可以拿得到，可惜不准发表。
回想起香港的情况，对经济学来说，这么多年来一篇好文章我都没看过。不是说你们不行，我怎么知道你们行不行，只是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机会呢？政府花了很多钱的，又要受到文章怎么写、投哪些学报的规定的限制。如果当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际遇的话，我也是写不出来的，那我也一事无成。你们可能是天才，谁知道你是天才，在这种环境下完全没有可能的，什么都要算分数很难的。
有人批评我，所有发表的文章是不需要经过评审的，所以应该是不算数，那你要怎么说都好。你要知道，我在香港被评审了无数次，谁评审我的文章。我的文章一推出来，人家听到我写了文章，都还没有写就有几个学报都来订，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是不会吹牛的，是忠于学术的，他们知道我写文章就是为了过瘾。
有时候他们说，文章太长了，能不能剪短？我写了一篇文章，是讲中国的婚姻，解释怎么样娶妾室，怎么样绑小脚，怎么样杀婴儿，种种中国婚姻的问题，写到最后的时候一大段都是大骂功用分析，骂得凄惨。那篇文章寄去伦敦，他们说太长了，不够位置，可不可以减少几页纸，我就把破口大骂的那段撕掉，说不要那一段了。文章登出来，Buchanan就大骂：“最好的一段你为什么要撕掉？”所以你们要记住，做学问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希望的是传世。
你们听到我不会说自己是什么博士，什么教授，这些头衔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比如说《佃农理论》是我写的，够了没有？够了吧，你写给我看看。我不是只有《佃农理论》，我有十几篇文章都是这个水平，现在《经济解释》是我写的，所以你们应该是走我的路线，但是现在不让你走，上面逼你要数文章。就像我当年从事摄影沙龙一样，以前在欧洲的摄影沙龙也是这样子。你们知道梵高吗？他没有办法把一个作品交到沙龙。
莫奈那些作品也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进去。因为评选沙龙的那些人士，原先认为他们那些作品都是废物。当年进不去的那些人呢，现在的作品动不动一张就要卖几十亿美金。现在国家逼你们写那些所谓的沙龙作品，你们心里想的是评审员到底喜不喜欢我的文章。这篇文章我写的，我喜欢就可以了，关你评审员什么事？这都是悲剧。
英国有皇家沙龙，法国有皇家沙龙，当年的沙龙名家一个都没有成就。像英国的一个大师Turner，开饭都不够钱，他一生画了七千张画，粗制滥造，真正的大名家，现在一张Turner的作品拿出来两亿美金都算是便宜了，他没有可能参加沙龙。你们现在就是被逼跑沙龙，大学的规定没得救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报，很多人批评张五常没有一篇文章在《美国经济学报》（AER）出现。我的那篇《蜜蜂的神话》是他们写信来求我的，我说我不是给你的，我是写给科斯的，有什么关系，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的文章只要有分量，写完之后，在地上挖个洞，埋到三尺之下都会被人再挖掘出来。你的文章没有分量，在哪里发表都是垃圾！
到时间了，谢谢各位，说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