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处于“十七年文学”中的“1960年代”部分，尽管并没有被概念化，不过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这段时期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比如唐小兵在解读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时，就认为这部在1960年代影响巨大的剧本和同时期另一部话剧《年青的一代》一起“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日常生活”开始成为时代焦虑的问题，究其根由，在于社会主义追求现代化的需求形成了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个人日常生活和经验层次上的片段化和零散化”，在唐小兵看来，这和“传统的有机社会的价值标准”相冲突。

蔡翔则在《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进一步详细的阐述了“物”、“消费”、“日常生活”在1960年代所引起的焦虑，在蔡翔看来，“在物质相对丰裕的1960年代，尤其在城市，某些消费主义的‘症候’已经隐约出现”，而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对“物”的警惕乃至焦虑与之正构成了“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传递出的是“工业化时代向消费时代悄悄转折的信号”，蔡翔直言：“如果说，在1950年代，物质丰裕的‘现代’成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总体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导致了‘生产’的正当性），那么在1960年代，‘生产’（物质丰裕）却引起了‘革命’的焦虑”。“日常生活的焦虑”或者说“物的焦虑”所反映的正是当革命的理念贯彻入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治理之中、当现代性的需求和革命的理念相互碰撞时，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这一矛盾与冲突构成了1960年代的时代主题，也构成了1960年代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大背景，换言之，此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的文艺创作所要表达的主题都致力于用“革命的理念”对“日常生活的焦虑”予以克服。尽管这“焦虑”在不同的文学文本中表现的不尽相同，教育的方式却大同小异，比如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的结尾，问题青年丁少纯在爷爷的教诲下幡然醒悟，唐小兵认为这幕话剧是用“最传统的忠孝驯服”取代了“革命”的基本价值，来召唤“革命接班人”，由此，传统父权体制的压制压抑了时代真正的焦虑。老一辈人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苦口婆心规劝“误入歧途”的青年人，确实在前三十年文学中屡见不鲜，不过此种“传统”究竟是前现代社会的“父权体制”传统还是延安以来的革命传统，恐怕需要进一步追问。蔡翔在分析《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的一代》这类作品时，也注意到了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这两部话剧中通过把“革命史”转化为对“家史”的叙述重新确认了“‘老人—青年’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合法关系”。也即是说，在这些文本中，不仅文本本身承担者“教育”的功能，在文本内部，完成“教育”手段的也是“教育”——老人对青年的谆谆教诲。

文化艺术承担着教育的功能，并不奇怪——在新中国的语境中，“教育”从来就不简单的体现为学校教育系统，而是一场面面俱到贯穿全社会的文化实践。大到社会运动，小到个人生活，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生产劳动，都或者是教育的对象，或者是教育的手段，最终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意识、思想、文化和历史理解，1960年代的文艺创作自然也不例外；而老一代人的重新出场，不仅意味着对革命传统的征用，同时也说明，对于1960年代的年青人，“接受教育”是一件异常严峻的事情。能不能有效的用“革命理念”克服“日常生活的焦虑”，关乎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导权”上的争夺。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革命中国”将会面临着“解体”的危机。

因为“日常生活的焦虑”投射的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性危机的存在：历经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生产、分配、消费领域的差异在此时凸现，而城乡、农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也日益增大，三大差别无法消除，修正主义滋生，导致社会生活的现实土壤在不断生产着无产阶级的“敌人”。这种结构性危机的严峻性还在于，如果说，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曾试图对近十年所产生的官僚机构的常规化以及新形式不平等等问题予以克服，那么进入1960年代，新的局面则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把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的社会状况。

以“教育”为手段，意味着，面对如此“危机重重”的社会状况，难以通过改善现实的生产关系来调整这一社会结构，而是致力于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来反作用于生产关系，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觉悟来克服“危机”，在思想领域对“日常生活的焦虑”予以斗争，以“主观”改变、创造“客观”。“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即在这一语境中展开。

像丁少纯、林育生这样的青年，正处于此种社会状况中。针对这一时期的青年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不断的强调意义感，要求把超越性的人生意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连、要求年青人以共产主义道德来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可另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发展模式不断在产生等级制度、特权阶级。也即，这一代青年人被要求在思想层面克服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差异性结构。生产关系不断产生实实在在的“不平等”，而这一代青年人却需要把这种“不平等”纳入到一种全新的对世界的想象中，通过一种想象性的革命理念既接纳这种“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又要对其消化、克服、转化，防止革命走向自身反面的同时，还要开创出一个超越性的、总体性的生活世界。

而对于即将毕业的青年学生来说，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就是“就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是一个在现实层面关乎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三大差别所形成的等级制社会结构而导致的劳动分工，不仅意味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有时候还彰显着“体面与不体面”的尊严感。

如何选择，体现的是能否实现自我克服、自我教育，能否重新认识被传统价值观视为“平凡”“低人一等”的工作，能否在这样的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找寻到人生意义，并且，最终在“意义感”的召唤下自觉自愿的服从安排。

本文所试图解读的小说《接班人》，就讲述了一个高中毕业生，如何用“大话语”对“理发师”这样一种看似“低人一等”的职业观进行克服的过程。不过，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克服”本身，尽管作者“一厢情愿”的让小说中的人物成功的进行了“自我克服”，然而，就文本内部的逻辑而言，这场克服其实是失败的，是用一种“教条化”的方式完成的，也正因创作者的业余，无意中表达出了“时代话语”日渐“教条化”的状况；然而，作品本身又体现出创作者对这套观念性话语的深信不疑。也即，通过这篇小说的文本内外，让我更感兴趣的是，触及创作者感性世界的真实体验为什么只能被日渐“教条化”的语言所表达？

二

短篇小说《接班人》发表于1963年第6期《上海文学》上，作者是杨秀昌，没有找到关于作者的更多信息，不过从这一期《上海文学》“本刊编辑部”的推介撰文来看，杨秀昌应该是一位爱好文学创作的业余作者。这篇就艺术而言不甚成熟的作品能在《上海文学》上刊出，得益于《上海文学》从同年三月举办的《灿烂的生活》征文活动，这次征文，针对的对象是“广大的业余文学工作者”，要求是“反映当代斗争生活的作品，使文学更有力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时代要求文艺大众化，不仅表现在创作对象上，也体现在创作主体上，这也是意图打破专业作家体制的一种努力；而且业余作者的创作也更能折射出社会普遍的看法，也恰是这篇构思不够精巧的作品，为我们进入1960年代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呈现出了文本之外的社会情感结构以及裹挟在其中的普通人的情感模式。  

故事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城市中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如何从最初看不起理发师这一行业，到最后热爱并成为理发员的转变过程。

取《接班人》为题目，就内容而言，指的是主人公“我”最终接了理发师的班，从此以理发为业。写理发师，却以“接班人”为题，象征意味很明确。“接班人”在中国语境中明确指称建国之后继承共产主义事业的年青一代；进入1960年代，随着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遭遇到的新困境，以及中苏关系交恶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将要“变修”的危机感，对“接班人”的培养也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接班人”被寄予厚望，肩负着“反修防修”的重任，这一培养方案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如果说，马烽在195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韩梅梅》所处理的“青年人未来出路问题”还囿于就业危机层面的话；那么到了1960年代，“接班人”的提出则直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青年人何去何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休戚相关，青年问题的严峻和迫切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文中，这名业余作者把包含着如此巨大能量的“接班人”，当作标题安置在一篇小而又小的习作上，一方面折射出关于“接班人”的话语表达已经弥漫在普遍的社会氛围中；另一方面，赋予“理发师”以“接班人”的“地位”，至少对于作者本人而言，就不是站在一般的意义上去看待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以大局观、大视野超越了这份工作——小人物获得大视野，从而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发生在作者身上，然后，才发生在作者的创作中；亦即，这是一个被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意图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培养”一名“接班人”，让自己笔下的人物通过获得政治视野，超越“理发师”的职业局限，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

把“理发师”与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贯通，是因为每一种职业都被镶嵌进了“为祖国服务”的体系中、都被纳入进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这样的意义感、崇高感使一份平凡的职业不再平凡而充满价值；不过，“理发师”这一职业在196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还不全然等同于一份普通的工作；作为服务性行业的一种，在解放前的城市中，“剃头的”与“修鞋的”一样，是最低人一等的，不仅在于这是“伺候人”的行业，还在于缺乏技术含量；而且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剃头师傅”、“修鞋的”“小裁缝”大都来自于苏北地区，因为经济落后的缘故，大批苏北人来到上海以从事苦力、码头工人等职业为生，生活习惯也被认为粗鲁没文化；所以，“老上海”向来瞧不起苏北人，那就更别提“剃头的”了。技术含量低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是这一职业与一整套粗俗的生活方式相联。尽管小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背景，但理发这一行当，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比较同属体力劳动的“工人”，也更难获得尊严感。

一边是地位低下的“理发师”，一边是承担建设社会主义重任的“接班人”，在一般性的理解中，这两者地位天悬地隔；要把这两者相提并论、等而视之，意味着要让一份“伺候人”的工作不仅获得尊严感，而且还拥有使命感，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任务；不过透过作者创作本身可以看到，新中国的教育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是成功的，且看作者是如何让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获得使命感。

这篇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又以诸多心理描写为主，恰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主体被召唤的过程。

小说写于1963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

……当我整理好最后一把剃刀的时候，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回想起我这难忘的一年：

去年夏天，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真是难过极了。整天待在家里，唯恐碰见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听说有些没有升学的中学生要安置到各种服务性行业上去的时候，真如冷水浇身，心想一个高中毕业生，去做这种工作，真是太没出息了。

“我”是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这一人物设定精心，针对性很强，直接面对的就是“中学生就业”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问题。与马烽写作《韩梅梅》的背景相似，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够充沛，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匮乏，无法满足相当一部分中学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愿望；因此一大批中学毕业生就面临着现实就业选择的问题。与农村受过教育的学生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一样，这批城市里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看不起体力劳动，不愿意从事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作。小说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经过普及教育之后以从事服务性行业为耻的中学毕业生。设置在“我”身上的难题，其实要比破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更难也更微妙。

这段话的情感逻辑也与此相关。“我”首先是“难过极了”，由考试失利而带来的挫败感不难理解，不过继续分析，挫败感具体是什么呢？小说在后文中提到“我”“一心向往着大学生活，想将来当上什么家，名扬四海”，那么可知，挫败感首先就源于“我”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一类人，这关切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自我价值在此处等同于某一领域的专家、大知识分子。挫败感如此强烈，以至于难过得“整天待在家里”，“唯恐碰见自己的亲戚朋友”，虽然没有展开描述，小说也丝毫没有交代“我”的家庭背景，不过这句话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却是：在中学生即可称之为知识青年、大学资源普遍匮乏的60年代，没有考上大学，让“我”觉得会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那么“我”的这一主观判断有没有现实基础呢？不得而知。后一句似乎提供了依据——“特别是听说有些没有升学的中学生要安置到各种服务性行业上去的时候，真如冷水浇身”，“特别”两字更强调了落差之大：“我”失去了“成名成家”的机会已经够沮丧了，竟至于要沦落到“服务性行业”上去，那是真如冷水浇身透心凉。这句心理描写在写出了我对“服务性行业”拒斥的同时，也描绘出了“我”的职业观：知识分子尤其是专家名家高人一等、服务性行业低人一等。这不仅仅是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观念，还包含着普遍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社会中，伺候人的行业总是低人一等，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机制中，服务行业隶属于第三产业，难以获得尊严感，相比较，像工人这样的职业因为与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的目标相吻合，即便是体力劳动，也能获得人们的尊重与重视；比如在《韩梅梅》中，自视颇高的张伟就嫌弃在机关里当勤务员“没出息”，因为“那是伺候人的差事”，转而去当工人，而他的母亲就整天宣传“工人是最吃香的。听说工人是领导”。

而通过“听说没有升学的中学生就要安置到……”这样的表达方式，还能隐约读到对“被安置”同样抱着不值态度的未出场者。

那么这段叙述就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认为“高中生”而去从事“服务性行业”是“没出息”的这一价值观，不单是小说中的“我”所有，而且至少没有出场的“我”的亲戚、和“我”周围的一些人也同样共享。

这群共享同样价值观的未出场者与对韩梅梅“明目张胆”冷嘲热讽的村里人是同一类人；不过，这个群体，在两篇小说中的“待遇”大相径庭，小说《韩梅梅》中，这群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话语，与国家政治话语几乎要平分秋色。但是在此篇小说中，这群人却成了失语的隐秘群体；他们似乎环绕在“我”的生活世界，但是读者却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读者只要稍微想象“他们”如何绘声绘色对“我”讲述“被安置”的不幸，就会发现，作者在描写“我”的心理活动时，是怎样的选择性无视这个并非不重要的群体了。

就小说的创作主题而言，接下来应该是破除以“体力劳动”、“服务性行业”为耻的观念——不是通过追问社会结构，而是以自我克服、用主观改变客观来克服问题的方式，几乎构成了社会主义时期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方式。

小说首先安排“我”“无巧不成书”的去理发店理发，等了半天给“我”理发的却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雪白的工作服，小辫子一甩，倒挺神气的。她手里拿着轧剪，笑嘻嘻地招呼着我。怎么，这样小的年纪能剃头吗？我用轻视的眼光向她看了一眼，带着不快的心情，懒洋洋地跟着她坐上了理发椅。心想真倒霉，我真不愿意她给我剃。同时我又替她叫屈，年纪这么小，个子这么矮的女同志，能够给人剃头，为人民服务了，却还要被人家瞧不起。”

有意思的是，“我”“轻视”小姑娘和我替她“叫屈”竟是同一个原因：年纪小，个子矮。“轻视”源自于“我”的以貌取人，如此外形让“我”对她的理发技能不信任；至少在此时，并不是对“理发”这一行业本身的不屑。换句话说，如果小姑娘的手艺娴熟，“我”就不会轻视她。

可最后“我又替她叫屈”，叫屈的理由却是如此“年纪小，个子矮”的小姑娘“为人民服务了，却还要被人家瞧不起”，这“瞧不起”如果是指向“手艺差”，那么这话就应该表述为“就算是为人民服务，也应该要手艺好，否则照样被人家瞧不起”；所以，“瞧不起”并不是指向“手艺差”。那么这话的潜台词就是：一个小姑娘能够克服自己年纪小个子矮的困难给人剃头，已经很了不起了，却照样被瞧不起，由此可见，即便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从事的是“剃头”这一服务性行业，所以照样没出息、不光彩。

描写这段插曲，作者本意恐怕是塑造出一个和“我”情况相似的青年人（后文紧接着提及，“我”发现小姑娘手艺还不错，而且是“去年中学毕了业才来的”），以此为“我”的转变做铺垫。

然而，作者自己恐怕也没有意识到这段描写其实揭示出了“我”更为内在的心理，进一步强化了“我”对服务性行业的不屑，以致即便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大话语也并不能动摇“我”的价值观。

紧接着回家之后居委会主任来找“我”，说：

“小杨，你来得正好，我们研究过，准备也安排你到理发店，看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叫我怎么说呢？我喃喃地说：“笨手笨脚的，恐怕搞不好。”

“不会可以慢慢学，只要自己热爱它就一定能掌握它，有什么困难，党一定会帮助你的。”主任再次亲切地劝说。

“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这句话如果加一句补充说明的话，恐怕是——这一天究竟还是来了，我该怎么办？——显然不能真实的表达意见，所以以能力不足——“笨手笨脚的，恐怕搞不好”作为回绝的托辞。可问题是，“我”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的回答呢？是亲切的主任不够亲，还是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的党失灵了呢？

显然是，“我”不仅清楚的知道此时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压倒性的话语是什么，而且“我”也同样清楚“我”的真实想法在此时的社会氛围中不具备合理性。因此，“我”没有底气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想去，因为中学生去做理发师没出息。这一段心理活动生动的呈现出了当时的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与社会氛围之间的微妙关系。

三

小说发生的背景是1962年夏天，中国社会从“大跃进”开始就上演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无论是“红专辩论”还是教育革命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都在意图宣传“劳动不分贵贱”这一理念。追溯起来，“我”的初中高中正经历这些过程，“我”对这些话语不可能不熟悉。换句话说，“我”知道“正确”的话语是什么，可这套话语并不真的能说服“我”，亦即国家政治理念关于“劳动”的意识形态在“我”身上是失效的；而且关键是对于这套意识形态，“我”不能说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对比小说《韩梅梅》中，张伟对韩梅梅的劝说直截了当的回应： “我丢不起这份人！””、“我没你进步，谁爱表现谁表现去！”“我”的“憋屈”正说明在经过数场运动之后的1960年代，国家政治理念生产出一套压倒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也生产出了一套压抑性的表达机制。

由此便可知，“我”的真正问题是，国家政治理念关于“劳动”的一整套话语对我而言是无效的。强调劳动的价值，是整个中国现代政治的重要基础。劳工神圣，一直是中国革命史的基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强调并确立劳动者的尊严，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然而，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基础在解决新问题时却遭遇了困难，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那么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有一套新方案。

首先必须厘清的是，为什么身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会产生“看不起体力劳动”这种意识？为什么十几年的“红色”教育对“我”无效？“我”身上的这一潜在问题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更无意于回答。这似乎在暗示我们，这是在经历了“教育革命”之后的社会的普遍印象：以往的教育确实出问题了。但留给我们的缝隙是，如果“教育革命”之前的教育出了问题，那么，“教育革命”本身呢？是否“教育革命”致力于破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这一目标也是失效的？这一问题很关键，它直接决定了小说后面的展开。因为，如果作者认定“教育革命”是有效的，这篇小说似乎失去了讲述下去的基础。那么如果作者认为“教育革命”是无效的话，他给出的方案应该是比“教育革命”侧重于用“主观改变客观”的方式更进一步。

同时，如果把看不起“剃头的”视为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它又如何在新社会新青年身上复辟的？进入60年代，历经若干次社会运动，旧有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早已无所遁形；那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是现实社会滋生了“我”的思想意识。

新中国在教育普及运动为的同时也生产出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形成了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巨大差异的观念。现实的社会结构无疑支撑了这一点，在1960 年代，尽管经历了1959的大跃进失败，不过历经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国民经济体系。生产积累所带来的物质的逐步丰裕相应也在分配和消费领域产生了连锁反应，特别是城市中，分配的不平等导致消费的差异在此时凸显出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目标，采用科层制的方案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加大城乡、农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只会强化这种差别，从而形成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一旦有特权阶层的存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处在这一结构中，从而进一步强化由官僚体制构成的社会结构，加剧思想分化。如果不能对这一社会结构有效克服，任其蔓延、扩大的话，最终会危及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然而“按劳分配”所产生的问题却无法通过生产关系来调节，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觉悟来实现，在思想领域对不平等采取斗争的方式，以“主观”改变、创造“客观”。这套方式并非中国社会进入1960年代的创造；事实上，这也是新中国社会的特点——通过激发人的意志去把客观世界主观化，从而使人的“精神”摆脱物质的束缚，让不再从个体欲望的角度看待世界成为可能。所以，我们看到，当社会需要“教育”、“动员”人民群众时，总是先创造主体，创造先进人物。

也正是这一方式，回答了前一个问题：“教育革命”所产生的效果，一方面，它成功的在“我”这样一代人身上根植了“劳动神圣”的观念；但另一方面，这套观念在与具体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时候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

小说就此呈现出一幅较为复杂的图景，60年代的青年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中：一面是现实社会不断在呈现差异，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不断在提醒青年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实际区别；一面是国家政治理念话语不断生产一种普遍的以劳动为光荣、以自我牺牲为美德的强势话语，以此教育青年人对差异予以克服。而同时，又因为“正确的劳动观”不仅是一种美德，还代表着政治品质，所以，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即便并不认同“正确的劳动观”，也只能表现为口服而心不服。所以小说真正面对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处理、缝合观念与现实的距离。

那么，小说中又是如何扭转的呢？

第一天上班，我心里真像一团乱麻似的，想这想那，担心碰上自己熟识的人，只是无精打采地站着。刘师傅大概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旧社会里，剃头的、做裁缝的、上鞋子的人是被瞧不起的，是低人一等的；而今天不同了，每个人都成了国家的主人。服务性行业上的工人，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受到人们的尊重，是要兢兢业业地干，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无上光荣的。刘主席在全国群英会上还对清洁工人时传祥说过，现在在党的领导下，作什么工作都是光荣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小说最重要的一段话，不仅在于，这番话使“我”醍醐灌顶，从此“端正态度”。还在于它揭示出文章意图表达的一个主题：伺候人的体力劳动，是如何在新社会转换为“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权成立，劳动人民从政治地位上翻身了，但在文化上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权利。只有新的劳动观念——人人都是国家主人，劳动不分贵贱——的确立，才能使劳动人民在文化上也翻身。唯其如此，同样是“剃头的”，在旧社会是伺候人、低人一等的体力活，在新社会才能变成堂堂正正受人们尊重的工作。首先把社会结构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异置换为德性问题，从而使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唤起道德感来对其克服成为可能。这也构成了“前三十年”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比如在1960年代广泛引起讨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的一代》中同样如此，教育的问题在戏剧中被想象性的解决了，党最终成功教育了林育生们，崇高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不仅唤醒了他们，也以此抚平了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以及地区发展的差别。

果然，也正因为听了这番话，“我”才意识到“过去我总看不起剃头的，上鞋子的，认为干这活儿不光彩，没出息。因而在毕业之际，我就片面地考虑志愿问题，不高兴去干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一心向往着大学生活，想将来当上什么家，名扬四海。现在才感到这种想法不对头。”

刘师傅的话，与主流话语并无二致，“我”也并非自外于当时的社会，但为什么是刘师傅的话点醒了“我”？

小说读到这里会略感失望，因为面对“口服心不服”的“我”，此番说服教育等于是重复了“教育革命”的方式——而问题却解决了。作者复制了60年代解决问题的典型方式——经过教育（老一辈的苦心教导、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之后重新认识到自身的缺点，继而克服改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这种想象性的解决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小说中“我”在面对居委会主任提问时的心理状态：叫我怎么说呢？

就如“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不能说实话”一样，作者的写作也下意识的采用了“说服教育”来解决问题，这固然体现了以主观觉悟来召唤革命主体是最主要的方式，但也揭示了试图解决问题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最终通过惯常的激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当言语越高蹈，它的实际意涵则越空洞；这，最终使得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述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实际状况距离越来越远。

四

这篇作品有趣的地方还不仅在于作者无意中泄露出来的时代状况：在小说中，意义感和崇高感并没有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这个说服教育的过程并不成功，“我”的“主观能动性”是被作者“强制”调动起来的。

还值得思考的是，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创作？

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虽然小说中，“我”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但是，创作本身却显示出，作者本人是一个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青年人；也即，“大话语”没有说服“我”，对于作者本人，却十分有效，作者对此深信不疑，并且急迫的想分享传递。那么，是什么让这套话语在作者身上发挥了作用？又是什么，使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自觉的把“理发师”和“接班人”相联，怎样的社会结构、生活实践能让像作者这样的青年人觉得：一个普通职业，却能够承载“接班人”这样的政治使命；一个小人物，却把关心大政治视为理所当然？作者用教条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其实对自身却真实有效的那套教育方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另一个层面则是，为什么作者并不能动情动理的把自己的体验表达出来，为什么，自己深信不疑的体验一经表达，就流于空洞和抽象；这显然并不单是作者的业余所导致的，在脱离时代语境半个世纪之后回望1960年代的文学作品，不免会留下这样的普遍印象。而这篇小说的作者，作为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他对语言的把握、他的表达方式，都尚在学习、摸索的过程中，他能够学习的对象显然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能追溯出他这种“教条化”的表达是如何被塑造的，不过，当我们从《中国青年》对读者来信的回应方式——一经谈到日常生活就被斥为“小资”，当看到《早春二月》的抒情语言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或者看到陈耘在创作《年青的一代》时，作家的创作初衷是如何一步步被改写的，或者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摸索到些许时代的话语方式，当我们在谈及这一时期文学形象的“空洞”时，这一“空洞”恐怕是由于此种话语方式所导致的？这不免让人扼腕，普通小人物获得政治能动性所开创出来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深远而巨大的，然而这一意义世界却悖论性地并不能被以召唤意义感与崇高感为目的的话语方式充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