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多元文化主义是欧美诸国在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弱势群体在族群冲突和社会抗争中要求平等权利、获得承认并保障差异权利的理论和措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欧美西方国家少数族裔的文化政策，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了挑战，与族裔文化相关的社会混乱事端频发，西方文化界对多元文化主义聚讼纷纭，理论排演越来越复杂。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实践仍很有活力，已经为主流社会文化提供了可贵的批判资源，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也有广阔的空间。
【关 键 词】多元文化主义/族裔/文化/文学
略说
从1994年《撒旦的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因冒犯伊斯兰信仰引起穆斯林对作者的全球追杀，到2012年美国好莱坞在电影中侮辱穆斯林先知，激起埃及与利比亚民众围攻美国大使馆；从2005年的法国骚乱，到2011年的挪威爆炸和枪击案，最近若干年，隔不多久西方发达国家就要发生类似的以族裔为名引发的社会动荡或恐怖事件。而此类频繁发生的社会混乱事端，近期在大众传媒界都有归咎于当代西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文化政策的倾向。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近几年西方文化界聚讼纷纭。欧洲几位首脑已经纷纷表态，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而学者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排演也越来越复杂。
简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是欧美诸国在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弱势群体在族群冲突和社会抗争中要求平等权利、获得承认并保障差异权利的理论和措施，而具体到各国实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则不尽相同。多元文化主义可分为作为政治哲学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作为少数族裔政策的多元文化政策两种。多元文化主义对欧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其中，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对社会文化实践的影响尤其值得人们审视。
综述：多元文化主义的缘起与争论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在族裔事务方面经历了转型，主要表现在由传统的从体制与文化上歧视、隔离或灭绝少数族群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过渡。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有具体效力的文化政策和文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的60年代。在欧洲，文化的多元性本已有寄托，那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随着印刷资本主义而来的欧洲大陆上多种民族意识的兴起，(38-46)不同的民族国家共同组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欧洲。但是目前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真正针对的是二战之后随着欧洲经济复苏的需要而不断迁徙而来的移民群体。上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崩溃，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又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导致原欧洲殖民地人口大量进入欧洲。进入法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其在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前殖民地国家、特别是阿尔及利亚；进入英国的外来移民则来自于其遍及全球的殖民地，包括加勒比海地区、亚洲(印巴裔居多)和非洲国家；德国则从土耳其招来大批打工者。移民经过几代繁衍生息，其人口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已经“蔚为大观”，其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也愈加显豁，于是，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与政策应运而生，它致力于解决民主国家内部源于社会结构和历史遗产在族裔之间的不平等。而为解决这种不平等，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通过调整资源分配和强调补偿性的正义理念进行纠正。
随着20世纪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也与欧陆有了呼应。为了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基于美国自身的立国经验，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解释并正当化的理论在美国也应运而生。这些理论强调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把包容异族文化定为开明进步的价值，任何违反这些价值的言行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为此，1965年美国设立了著名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atris：250-59)试图对历史中处于文化劣势的族裔在教育、公务员招聘等方面给予倾斜性照顾，是最具代表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少数族裔政策。
自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和公共服务政策实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少数族裔问题上一时深孚众望，诸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欧洲的移民、加拿大魁北克式亚国家等族裔问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切。通过一系列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些国家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承认、包容、接纳族裔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氛围。同时，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也向着女权主义者、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开放，但族裔文化无疑仍旧是它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一词似乎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有时候它的含义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它是与时俱进、不断得到重新阐释的概念。在许多时候，它会被推向对西方主流社会固有权力关系的激进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呼吁对民族国家内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固有权力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和组织。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共同体、社会、民族甚至整个大陆的存在都不是天然的，它们只存在于密集编织的关系网中。这种交互的、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使得文化方面的社会政治安排具有了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之后，在一段时期内颇具成效，较好地处理了少数族群在国内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同时在某些国家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少数族裔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效地实现了某种社会整合。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人们都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族裔问题的良方妙策时，它负面的效应开始显现。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下，欧洲穆斯林移民聚族而居，渐渐形成一个个少数族裔的孤岛，并渐渐形成具有民族色彩的社区文化，语言、社区经济甚至民族教育机构都迥异于“主流社会”。这些充分体现出多元文化主义宗旨的少数族裔政策安排，并没有解决少数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上所受到排斥的根源问题，反而梦游般地走向了另一种隔离，被指摘为“制度性的种族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近来面临的指控主要包括：第一，忽视了经济和政治不平等问题。而在强调少数族裔的文化独特性方面，为避免价值判断，故意选择诸如美食、音乐、歌舞等安全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导致文化差异的琐碎化和“迪斯尼化”。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无形中倡导了一种封闭的、静态的少数族裔文化观。多元文化主义往往把文化差异绝对化，忽视了当代社会中任何一种文化所包括的调适、融合的过程和状态，忽略了文化的“共性”，从而强化了少数群体永恒的“他者”的刻板印象。最后，主流文化在描述少数族裔文化时，常常只尊重现有内部精英的意见，实质性地强化了少数群体内部的等级秩序，压制了少数群体内部对其文化持改革态度的人。(金里卡：318-19)
总之，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观似乎是本质主义的，没能理解文化是如何不停地相互混杂与汲取营养的。以当代欧洲社会的“心结”——穆斯林文化为例：在穆斯林国家群里，并不存在单一的穆斯林文化身份。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其日常生活大部分与他们的印度教邻居相同，而可能与生活在另一遥远地区的其他穆斯林却少有相近之处。超越性的“穆斯林性”既是人为建构，为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强加一个这样的身份也显得无稽，而且在强加这一身份的同时还剥除了他们身上的其他身份认同，无形中既是在向宗教右翼势力和东方主义者所鼓吹的观念屈服，也最终使得这一人群报复性地自我选择并强化这一身份认同。(Parekh：199-200)
待到欧美国家看清多元文化主义之弊，才如梦方醒，欧洲国家元首纷纷反思，开始调整原有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希望重振超越了多样性的统一文化和共同文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也蔚然成风。最强大的质疑来自欧美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巴里(Brian Barry)在以自由主义为武器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时，曾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进行过辨析：这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在美国，它所指称的是一种较弱形式社会民主，在欧洲大陆，它更多的是指比较偏爱市场的政治立场。巴里使用的“自由主义”在范围上包括前面这两种意义。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在当代的发展，其核心是平等的公民身份观念。自由主义国家的成员享有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它不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差异，如种族和性别。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法律规定了平等自由权利的框架。(279-80)而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工具正是“差异政治”与“承认政治”，那些无视差异、表面上价值中立的做法，被视为合法化的不平等。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正好为自由主义树立了批判的靶子。
美国保守势力也抓住机会，开始表达对教育和学术界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强烈反感，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批判，导致了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文化冷战”，芝加哥大学教授布卢姆(Allan Bloom)的著作《封闭的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便是这场冷战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级人物、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发出了关于“美国正在丧失统一”的警告。还有保守派资深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国际问题上关于“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以及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忧虑的畅销著作，都汇入了这股攻击多元文化主义的潮流。文化和宗教学者施密特(Alvin Schmidt)把多元文化主义比作潜入西方文化的现代的“特洛伊木马”，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描绘了一幅错误的、欺骗性的图景，暗地摧毁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发出了美国文化的毁灭在所难免的警世之音。(9-23)后来，亨廷顿又发表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进一步强调了其保守立场。从布卢姆到亨廷顿，关于美国核心文化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破坏的焦虑绵延许久，《我们是谁》的论点与施密特的警世之言大体相仿，但在少数族裔对主流文化的影响方面着墨却比前者详尽，其中还着重谈到了墨西哥裔移民的特征，(183)以及美国西南部的拉美族裔化。(209)
在欧洲，荷兰鹿特丹等地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被形容成一个个不断扩张的文化孤岛，宛如“国中之国”；伦敦被忧心之士称为“伦敦斯坦”。(Phillips：1-18)更有人认为，如果穆斯林移民的高生育率与欧洲白种人的低生育率状况一直持续，未来的欧洲也有可能变成“欧拉伯”(Eurabia)。(李明欢：54)事实似乎又一次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随着大量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群因移民而近距离杂居在同一国度内，若没有共同的目标来凝聚人心，缔造“共同文化”，种族冲突将成为21世纪欧美国家的家常便饭。这样一来，“恐怖”仿佛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题中之意。(Levy：11-13)
多元文化主义无形中成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文化过程。一些曾大力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性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悬崖勒马。以法国为例，2004年，总统希拉克推出政策，禁止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使用宗教象征符号，这在以前似乎要犯多元文化主义的大忌，因这些符号构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象征性认识”。(Murphy：34)无独有偶，2010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大张旗鼓地禁止在法国穿罩袍。显然，法国人本想让伊斯兰适应法国，到头来却是法国要适应伊斯兰。欧洲人不想稀里糊涂地走向种族隔离，2014年7月1日，欧洲人权法院宣布，支持法国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法令。
由此，人们似乎看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某种衰退。民族国家开始重新主张国家建构、共同价值和认同、单一的公民身份甚至“同化的回归”等理念，开始强调“整合”、“社会凝聚力”、“共同的价值观”、“共享的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进入了新的模式，“强调政治参与和经济机会优先于文化认同的象征性政治，强调人权和个人自由优先于文化传统的尊重，强调建构一种包容性的、共同的民族认同优先于对祖先的文化认同，强调文化变迁和文化混合优先于静态的文化差异。”(金里卡：317)西方社会似乎进入了“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
但英国左翼思想家詹金斯(Gareth Jenkins)却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角度表达了对这种“共同价值”的质疑：这种超越了多样性的文化是谁的文化？作为“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的文化只能被严格限定在阶级尚未出现的社会，而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总是带有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的价值冲突的痕迹。文化“被共享”的程度，就是统治阶级把自身霸权强加于从属阶级之上的程度。“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并非是对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典型模式的描述，而是一个挑选文化属性的过程，这些属性被设计用来感受与那些可怕的“他者”的差异，同时强化在让人不快的阶级分裂之外的共同性的幻觉。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所谓共同价值和文化是意识形态性的。(58)
但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家之一金里卡(Will Kymlicka)坚持认为，所谓“后多元文化主义”夸大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作为加拿大研究多元文化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专家，2010年金里卡曾受加拿大联邦公民和移民部的委托，撰写过《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现状和2008-2010年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主题报告，他是较早的将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联姻的理论家，在论证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和宪政体制的可兼容性方面居功至伟。金里卡认为近期的多元文化主义主流话语错误地概括了过去四十多年间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性质，夸大了多元文化主义被抛弃的程度，没有真正把握它们所面临的真正困难和限度。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渗入欧美民主社会的价值观，进入了西方社会的日常政治结构，并已成为西方当代文化的血肉。金里卡还通过对世界多元文化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和定量分析，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失败”只是修辞上的，多元文化主义衰退一说更是错误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也不一定和公民整合政策相矛盾，相反，通过对这两种政策的结合使用，不仅在道德规范上符合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选择。金里卡曾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衰”变化过程形象地比喻成“奥德赛”，在他眼里，西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旅程上的曲折艰辛仍旧掩饰不住历史的进步，但目前他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将在全球扩散并不表示乐观。(Kymlicka：315)
多元文化主义视野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
上世纪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在文化与文学批评理论中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词汇。新保守主义者们把多元文化主义漫画化，指责其粗暴地抛弃了欧洲经典和西方文明。其实，多元文化主义所冒犯的既非实指欧洲，也非指宽泛意义上的欧洲文明，而是“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视欧洲为独有的意义本源和世界重心，也是世界其余部分的意义本体。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一样，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或仍有效力的话语，欧洲中心主义在殖民主义形式上终结之后，仍旧渗透并结构着当代文化实践和表述，也一直是诸多沆瀣一气的知识建构和文化倾向的基础。而且，该思维模式也不独为欧洲人所专用，它早就拥有覆盖全球的影响力。欧洲中心主义一直赋予西方一种“天命”一般的自我意识，将欧洲文明普世化，把世界分为“西方和其余”，把日常语言组织成暗地逢迎西方的二元等级。如此，欧洲中心主义视野里的“中心”以外的文化都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资格和能力。尽管这种话语在当代社会表层已渐次溃破，但其流毒深远，细节常换常新，而核心却稳固恒久。
文化领域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去中心”的文化理论和实践，其重要关键词之一是“多中心”。多中心的多元文化主义呼吁的不仅是形象的变革，更是权力关系的变革，其同情很清楚地在边缘的和被表述的少数族裔一方。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相时而动，视所谓“少数文化”为分享的、充满矛盾的历史中积极的、具有生产力的参与者，而拒绝统一的、固定的、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或共同体概念。多元文化主义批评欧洲中心观的普世化，批判主导性欧洲历史中对外部和内部“他者”的压迫性关系。在文学与文化理论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同侪，最终目的都是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对西方文明的知识和话语霸权进行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带来了欧美大学人文和社会学科教学内容的改革。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强调少数族裔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开始蒸蒸日上。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影响尤为显著。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打破了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固有叙述，经过民权运动洗礼的种族、族裔以及女性群体力图重写历史，大学的学科改革与社会改革相互呼应，终于营造了新的话语体系。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中，汇聚了众多的支流：少数民族表述分析、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文学与媒介批评、殖民和后殖民话语研究、第三世界文学和第三世界电影研究、本土媒介研究、少数民族与移民的文学与电影研究、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媒介教育研究等。其中，东方主义文学与媒介批评为少数民族、族裔提供了理论武库和表述榜样。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曾经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他的诸多理论都源于他对“种族”的敏感。他还曾经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対“小说”这种看似透明的文类进行过别出心裁的论述，是对东方主义知识传统所倚靠的欧洲中心主义行釜底抽薪之效的完美批评实例。(69-70)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只是提倡对不同文化的“兼爱”，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纵深，看到以族裔呈现的文化之间发生过的历史关系及其历史语境。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观提升了研究者对文学、大众传媒中种族和族裔问题的敏感。
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少数族裔文学是重要的文化实践，当代西方文学中少数族裔文学虽然地位边缘，研究成果已经颇为可观。比如，研究者很快发现，在涉及少数族裔的形象描绘方面，“刻板印象”(stereotype)难以避免。分析附着于某个族群身上的刻板印象，以及对相关社会成见进行批判性解剖，目的是揭示压迫性的偏见模式。这种形象传播的负面效应，凸显了通过系统化负面描绘摧毁某族群精神的机制。研究者力图揭示刻板印象的社会功能，证明刻板印象不是什么偶发的观点错误，而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常规形式，是一种“形象的囚牢”。因而通过刻板印象分析，呼唤积极的形象塑造，争取正常的社会形象生产所应有的公平份额，有时甚至不惮矫枉过正，为维护族裔文化的“本真”而不自觉重新陷入本质化的陷阱。这种对形象塑造的警觉甚至焦虑，是那些自我表述权占优的文化无心理解也无力理解的。
族裔文学和电影在欧美西方学术界亦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以少数族裔自居的学者们，对欧美西方主流文化产品中的少数族裔形象倍加敏感，源源不断地为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武库输送弹药。以美国文学中的华裔形象为例，历史中的傅满洲和陈查理等形象研究，已经呈现了重要的理论创见。(周宁：8-11)后世华裔文学早已步步为营，以挣脱“形象的囚牢”为己任，钩沉被屏蔽的华人在美历史，也展现华人生活独特文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西方社会华裔文学作者以女性居多，大概因华裔女性作者作为族群与性别的双重边缘，一面能体认文化边缘之困，另一面也能以性别与种族的“双重他者”的身份和形象，更容易获取主流文化安排的文化生产份额，为此，创作者不自觉地迎合主流社会关于族裔文化的想象。几代华裔的文学或电影，如《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雪花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等，虽以更新族群文化形象相标榜，似乎最终总是陷入西方社会铢积寸累的东方主义传统而难以自拔，原因恰恰在于其文化生产最终仍旧要趋附主流社会中不同文化间的固有权力关系。
“流散文学”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似乎也要归功于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养成。“流散”(Diaspora)一词的跨文化内涵使得“流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充满了对族裔文化的纠结，“文化间性”和“身份认同”等成为解读的先在主题。又有“全球化”符号的裹挟，“流散文学”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象征资本。(童明：52-59)
再没有比电影这种媒体更能传播“族裔形象”了。在电影研究领域，欧洲和北美的电影理论在整个20世纪似乎都有一种“无种族”的幻觉。好莱坞的大部分电影史中，种族主义曾被铭刻进正式法规如“海斯法典”，电影中非洲裔美国人或土著美国人都不可能表述自己。尤其是土著美国印第安人，在好莱坞经典中不是嗜血的动物，就是高贵的野蛮人，恪尽文化“他者”之职。好莱坞电影对拉丁族裔少数群体的刻画也多遵循社会刻板印象，强盗、行贿者、革命者、斗牛者等是常见的拉丁族裔角色类型，墨西哥匪徒则是好莱坞电影最爱的恶棍形象，而拉丁女人总是无端让人联想起热辣和激情等等。(Berg：40-41)巴巴(Homi Bhabha)曾批评好莱坞电影中有关性和种族差异的作品，指出这类作品把刻板印象看成是意义生产的安全支点，无非是试图使“殖民主体”地位稳固，维护“社会历史的视觉听觉想象”。(76)
自9.11以来，欧美电影中的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教形象也成了妖魔化族裔形象的重灾区。“伊斯兰教的负面形象一直远比其他任何一种形象来得盛行，所对应的也不是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而是对应特定社会重要部门所认定的伊斯兰教。”(萨义德：186)除了耳熟能详的塔利班式的圣战人员，伊斯兰妇女与西方妇女之间的对立性也被建构起来。前者是受压迫的，后者是已经解放了的，头部有无遮挡成了差异的标志。即便是在奥斯卡获奖影片《一次别离》(A Separation)里，穆斯林女性的形象，也依据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暗合着欧美社会对伊斯兰妇女的刻板认知。欧美电影中并不乏族裔矛盾主题，但当代现实主义艺术家常常能够洞察族裔矛盾的存在，却无力揭示其根底，如在《隐藏摄像机》(Caché)中，阿尔及利亚族裔问题被表述成了难以索解的叙事黑洞，并已成为法国社会“黑暗的心”。
而多元文化主义批评除了在主流文化中揭示少数民族、族裔文化形象的扭曲，也开始关注少数族裔文学与电影等作为积极的文化生产的表述过程，既向历史追索债务，又建构少数民族、族裔文化的“主体性”。拜多元文化主义所赐，欧美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过“黑人电影”浪潮。(Hayward：41-51)而从英国文化研究的视野看来，黑人青年文化的创造者们不是牺牲品，而是行动者，能够在千差万别的历史情况下采用文化形式表达出他们的集体经验，其救赎美学为政治和归属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麦克罗比：62)霍尔(Stuart Hall)从多元文化中看到了主流社会霸权性结构中可以喷涌出反抗和抵制力量的缝隙，这种力量可以更新主流社会的政治逻辑。(235-42)多元文化主义者对肤色的研究还从受害者推及欧美社会的主流人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出现了所谓“白种研究”(whiteness studies)。以往的文学中，“种族”一词被赋予“有色人种”，而白种人却被策略性地、不着痕迹地被定义为无色的标准人种，黑与白分类无形中成为一种种姓制和宗教。“白种研究”宣告了天真的“白种人主体”的终结，法侬(Frantz Fanon)之后，将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视为他者，将白种人奉为无种族意识的非“有色人种”的观念也难以为继了，如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作家就把白人种族的标准观念充分“问题化”了。(Burrows：114-28)和萨义德对小说文类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电影摄像术以白种人皮肤为感光度标准，也被揭示出隐藏的文化政治。(Stam：280)在全球化的世界，“比较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可以更凸显欧美西方主流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族裔文化问题。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大概也要归功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氛围。西方的比较文学以“比较”的名义很容易为非欧美文学壮大声威，似乎在扩大文学研究版图的同时，也摧毁了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等级。但比较文学专业植根于欧美西方国家，往往一方面专挑“重要的”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所研究的非西方语言文学无形之中都成为地方的、文化例外的代表，研究的视角也难以跳脱“以他者的名义践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Chow：107-17)因此，“比较文学”首先须从根子上警惕学科建制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
结语
多元文化主义曾经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多元文化主义的议程设置从一开始就是非历史的，它的良善动机不能改变少数族裔文化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民族国家外部的世界体系。少数族裔都是有历史记忆的文化共同体，所谓“我们在这里，因为你们曾在那里”，当代各种族裔问题无一不联系着殖民史，“我们”与“你们”的历史文化分野最终刺破了“天下大同”的幻觉。族裔问题不绝，是因为产生族裔问题的当代资本体系难以改变。多元文化主义无法消除主流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原罪”，全球化现实政治可能使得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族裔问题更加无解。金里卡曾希望“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大业扩展到“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世界，(295)其实有些国家曾经几欲萧规曹随，但“前车之鉴”让它们不免歧路彷徨。这也有待于金里卡们进一步修正相关的理论。
多元文化主义在文化上仍是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主义已开启了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包容差异为核心的社会文化风气，弱势文化借此发声，在当代西方国家内部以及国际文化政治中，已成为一种可贵的批判性资源。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仍有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Berg, Charles Ramírez. Latino Images in Film: Stereotypes, Subversion, and Resistance. Austin: U of Texas P, 2002.
[2]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3]Burrows, Victoria. Whiteness and Trauma: The Mother-Daughter Knot in the Fiction of Jean Rhys, Jamaica Kincaid and Toni Morri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Chow, Ray."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Ed. Charles Bernheim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5.
[5]Hayward, Susan. Cinem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Oxon: Routledge, 2006.
[6]Kymlicka, Will. Multicultural Odysseys: Navigat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Diversity. Oxford: OUP, 2007.
[7]Levy, Jacob T. The Multiculturalism of Fear. New York: OUP, 2000.
[8]Murphy, Michael.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on: Routledge, 2012.
[9]Parekh, Bhikhu."Europe, Liberalism and the 'Muslim question'." Multiculturalism , Muslim and Citizenship. Ed. Tariq Modood, et al. Oxon: Routledge, 2006.
[10]Phillips, Melannie. Londonistan: How Britain is Creating a Terror State Within.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2006.
[11]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3.
[12]Satris, Stephen. Clashing Views on Controversial Moral Issues. Guilford: McGraw-Hill, 2004.
[13]Schmidt, Alvin J. Menace of Multiculturalism: Trojan Horse in America.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1997.
[14]Stam, Robert. Film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15]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巴里：《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李丽红译，载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7]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18]霍尔：《多元文化问题的三个层面与内在张力》，李庆本译，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9]金里卡：《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衰？——多元社会中有关包容和融纳的新辩论》，高景柱译，载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0]李明欢：《欧拉伯：缘起、现实与反思》，载《读书》2010年第2期。
[21]麦克罗比：《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3]童明：《飞散》，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
[24]詹金斯：《文化与多元文化主义》，陈后亮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25]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慌》，载《书屋》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