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回归邓小平？
回归邓小平，就是要回归中国过去30年享有的辉煌，回归发展是硬道理的轨道上来。而要回归到过去30年的辉煌，就要回归中国曾经拥有的那种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去拼搏，去奋斗，敢于去冒风险的精神。而要如此，就要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吃大锅饭的惰性，让先富起来的人去投资，去消费，由此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反之又有谁去投资，而没有投资，经济又如何会增长呢？同时，回归邓小平，就是要回归韬光养晦，尽管目前世界与地区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谋求和平发展环境依然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30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购买力市场，更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链，但是30后中国却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创新，中国的成功再次证明制度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制度或者说体制简单地讲就是游戏规则，即人们应该如何根据规则参与生产与分配，这里涉及到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与是否发展的问题，争论在于选择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自由为先还是平等为先，机会均等还是财富分配结果均等，而争论最终归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因为体制的设计离不开人性，理想的体制认为人性是善的，人们应该选择集体主义，选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尽管愿望是美好的，结果则是失望的，集体主义往往导致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终得到的结果只是共同贫穷。那么，人性是不是本恶的呢？从亚当·斯密以来近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越来越趋于对人性这一不完美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恶反过来被认为正是社会发展与效率的内生动力，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发展总比贫穷好，尽管竞争往往导致结果不平等，但是发展毕竟是富裕的基础，也许刚开始只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但是通过滴漏效应会逐步扩散到整个社会。如果对此认识要加以责备的话，只能责备人性本身。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是又是一个必须的选择，要做的是如何在发展以后，尽可能让发展的结果惠及到整个社会。新加坡前政要李光耀曾经在其一文中反映了他痛苦思考的心路旅程，他写到，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努力奋斗的条件,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与李光耀相比，邓小平说的更加直接明了，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起来。但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如何带动大家富起来呢？这是发展之后又面临的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富人的税收，将富人的财富多分给穷人，但是，这样富人就跑了或者不再有积极性了，所以防止财富不平等，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富，而是须另辟蹊径，否则无异于又退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
在解决了体制问题后，一个国家考虑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从近代开始西方国家现代化无非取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科技创新与制度的改革，还有西方国家之所以领先其中很大因素是他们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由此完成了经济起飞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又应该靠什么发展呢？没有资本原始积累，没有技术创新，怎么办？自己不行，只能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打工，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成为跨国公司的廉价加工与制造基地，由此拉动就业，推动发展与出口，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由技术模仿向自身技术创新发展，应该讲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发展道路，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无不由此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这一模式正在被复制到更多的发展中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那么，由此发展模式，是不是被跨国公司剥削了呢？是的，跨国公司主要是为了利润，没有利润，他们显然会拍拍屁股离开。对此新加坡李光耀的理解是这样的，他写到：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同样，中国在邓小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行改革，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导致中国加入WTO，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成为世界工厂，迅速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显然中国目前在世界的影响力离不开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这一发展模式受制于劳动力红利，一旦成本提升，劳动力工资提高，资本投资与产业就会转移，导致经济增长下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无不在快速发展之后，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与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困境，那么，中国会重蹈覆辙吗？转型升级自然是上策，但是转来转去，转不过去，升来升去，升不上去，又怎么办？
最后，一个国家在解决了自身发展问题后，自然考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新加坡李光耀曾经分析到：世界对中国崛起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只要能维持现状、别惹怒现有强国，并跟所有国家做朋友，中国势必越来越强大。这样做将让中国有空间去解决内部问题，并继续发展经济，否则“中国一旦被卷入战争，就有可能会发生内乱、冲突和导致秩序紊乱，那它将再次陨落，而这次可能会沉沦很久”。中国已经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个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何苦因为一时心急，而动摇渐进的崛起？对此李光耀的看法显然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论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导致原有大国的遏制，如果双方针锋相对，必然导致冲突加剧，战争的爆发，但是如果采取不对称的战略，新兴大国不仅能够避开卷入冲突，而且可以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历史上大国战争无不因为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结果，但是逆向思维结果就不一样了，美国之所以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代替英国离不开其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情结与政策，孤立主义政策就像一个魔咒，遵循它，美国就繁荣昌盛，违背它，美国就麻烦不断。那么，崛起中的中国应该继续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为主，有所作为为辅，还是转变为以有所作为为主呢？显然，中国目前外交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国内的发展与改革，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周边与国际环境，事实上中国根本不应在乎与美国争世界老大与老二。
如何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一直研究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目前中国模式无疑已经成为所有模式中最耀眼的模式。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没有一种发展模式是十全十美的，同样也没有一种模式是永恒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前堵后追的威胁，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前堵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推进与制造业的回流，美国经济正在加速从经济周期的低谷走向复苏。所谓后追就是中国制造业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与地区，如印度，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等地区。美国与印度经济正趋于上升周期，而中国则趋于下降周期，由此中国极有可能处于两头高，中间低的凹处。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兔子与乌龟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现在中国更像是兔子，而美国与印度则更像是乌龟。美国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这样批评美国到，“我们能从现在的中国看到美国过去的影子，去挑战、去工作、去奉献、去牺牲、去把握未来，我们过去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有能力制衡另一个同样强大繁荣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了的中国，而美国却在窝里斗。”同样，目前中国从美国与印度那里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正在失去的东西，美国与印度正在得到的，也许就是中国正在失去的。中国正在失去的，也许就是美国与印度正在得到的，这里不仅是指制造业，更是指一种国民精神。美国人正在努力，印度人正在学习，但是中国却在窝里斗，中国曾经拥有的那些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不见了，无疑这比经济下滑更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