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一般以明清或晚清为近代史的上限不同，钱穆的中国近代史论述自宋代开端，表现出“全史”与“近代史”双向交流而又互相渗透的鲜明色彩。在其近代史书写中，不仅贯注了强烈的通史意识，而且也体现了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力反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以儒学为宗的文化意识等多维度的学术精神。

江苏无锡钱穆（字宾四）先生（1895-1990），一代鸿儒，自学成才，兼涉四部，尤以国史名家；从教历小学、中学而大学，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有教无类；于风雨飘摇中坚守与阐扬中国文化，尊之者以为朱子以后一人而已。

笔者读钱先生书有年，沉醉其中，久而不知其香。今研究室同仁相约有“近世史学名家之中国近代史书写”专栏，主事者命以钱穆一额属我，仓皇无以应命，乃拟“钱穆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为题，谨就教于读者诸君尤其是爱读钱夫子书者。[①]

一、历史书写与近代史

历史书写，非调弄笔头之谓也。历史为人事之历程、积累与流变，历史之重写或改写乃根源于历史的变动。任何一个伟大的史家均不可能不重视历史之书写。绝非凑巧，钱穆对此有明皙的自觉：“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既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智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在新的时代需要下促成“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乃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②]可以说象《国史大纲》那样的著作就是在此种自觉的书写意识指导下之产物。通史是如此，近代史何莫而非然。他曾告诫学生说：

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多少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此需有一个客观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就我此一问题，就很困难。……将来究该怎样来不断写通史，并不晓得。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③]

钱穆对近代史及其历史书写之重视，可以说是情见乎辞。不过，钱氏毕竟是以通史而不是以近代史名家，[④]而且昔时昔人之“近代史”观念及断限与时下时人所认知者已大不可同日而语，则势不能强人就我，削足适履，由我们来布置“近代史”命题，让前辈来回答。那种“关公战秦琼”的时代错置，乃是时贤讨论晚清民国此类问题中产生的不易避免的毛病。

然而，无论作者对“近代史”抱怎样的观念，“近代史”为“通史”所不可或缺之一段，了解一下顾颉刚先生所谓“创见最多”的通史大家之近代史书写，当别有意义。

所以，讨论钱穆的近代史书写，首先要关注的是——通史意识贯注下之近代史。  

钱穆虽以《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考证性著作初建学术声望，这些也就是他被当时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主流派所能接受的理由与限度，但其国史系统之成立必以《国史大纲》的出版为基准。知人论世，其国史系统孕育期之学术界的状况是：“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其中如傅斯年“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傅的学生专治明史，而傅氏竟不许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因而颇有怨言，钱穆自不以为然；又其时顾颉刚在燕大办《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学生请钱穆办《通典》以鼎足而三，钱穆则诲训以“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不以专门为贵而意主通方；其通史精神之最为旺盛的流露尤其表现在，他严厉批评北大历史系分人分段合凑通史教授为“实大不通”，乃至不肯与陈寅恪两人分任前后两部，而力主“一条线通贯而下”的独任“全史”之主张。[⑤]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时代先后承接变迁之推源穷流、历史事项之全面把握、历史编纂精神之一以贯之上，钱穆均有博通的预备与深切的考虑，而其成果表现主要为《国史大纲》，所以我们当了解，其中国近代史书写，不仅是他极为重视的努力方向，而且还是通史意识贯注下的“全史”段落。

二、钱穆的中国近代论述及其与“全史”之关系

那么，作为贯通古今的“全史”一节，钱穆的中国近代史论述书写，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要知道当时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概念。对此，前引顾颉刚的书作过清皙的交代：

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见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未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⑥]

要而言之，两种看法，将近代史的范围，一则断自“新航路发见以来”；一则断自“欧洲工业革命”，均反映了国人对西洋史观的接纳与因应。而较为定型的观念，则为断自明清。有学者指出，当时一般的或正统的近代史概念，其上限起于明清，而不是现在通行的晚清。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其下设的第一组即历史组的研究标准为：“一、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二、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三、以内阁大库档案（多为明清史料——引者按）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⑦]由此大体可见以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的历史分期时段断限，其中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三段论，深刻反映了近世“西学东渐”（包括了日本“东学”的转述）以来的流行知识，如钱穆所通俗地讲解的：“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不过，他没有排斥西洋分期法，而是借之作为参考：“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比照”的意义，在于揭示特点而非一味趋同，所以他强调：“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权衡之下，他将秦至五代断为“中国的中古史”。与当时一般将上限断自明清的近代史观颇有不同，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掀开：

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

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⑧]  

钱穆的《国史大纲》诸版均作上下两册安排，下册叙自宋代以降，如此看来，下册为其一整部中国近代史代表作。这是读者不可不注意的。钱氏有时随俗以明清或晚清为“近代”内涵，晚年讲课演说中尤多有之，我们不烦举例说明，但不足以为典要。[⑨] 他的史学一大特见，实以唐宋之变为中国中古史向近代史迈进的转捩点，或者说，宋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⑩]无疑是晚近以来国人盘旋于胸头的普遍性焦虑与困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所患的一大心病。如何理解和解释近代中国积弱积病的根源而又合理定位此种病症的性质、程度与趋向，以推动国人的自觉自责自奋而非自戕，此乃史家庄严之责任。所以从历史本相上说，近代史为通史所决定，而从历史书写上看，亦不能不承认，象《国史大纲》那样问题意识鲜明之通史撰著，实为近代史所孕育。

在钱穆看来这并非单纯近代史之研究可以为功，而必求之于全史乃可解。所以《国史大纲•引论》就提出了“生原”与“病原”严加别白之说：“‘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而审其变。”[11]如此则大体可说，中国古代史重在撅发“生力”中国近代史务为检讨“病原”。

而西力东渐以来中国所呈现的种种病弱之相，早已发源于唐宋之变以及宋代以降。“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挽近世一大变也。”由此带来“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有三：（1）“社会”与“政府”之分隔与脱节，“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2）“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社会没有生气。（3）“科举”虽有沟通政府与民间的作用，但诱导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社会益趋于没有力量。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历经明清“六百年之久”“独夫专制之黑暗”，民族元气倍遭戕残，加上满清以“狭义的部族政治”之压迫，“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熸。”“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钱穆沉痛地指出：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12]

从以上的概述可知，着力于从“自身之內部”出发的观察与强调由外及内的类似“冲击与反应”的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倚重倚轻之间，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钱穆与时流之间就这样判分开来。

他曾从许多方面加以阐发：“若论社会经济史，似不如以五代为划时代之界线。五代以前，可称为‘门第社会’。所谓门第社会者，与封建贵族社会有别。宋以后则为‘平民社会’，此又与门第社会有别。再论其经济，宋以前中国经济偏在北部黄河流域，大体为大农制度。宋以后则偏于南方长江流域，大体为小农制度。五代前后，中国史上社会经济形态之剧变，似较秦前后为更甚。”[13]此等历史大变的揭示，虽非专就近代史的界划为说，但是参以其他论述（详下），实为其近代史论述的重要内容。

“社会”角度尤为钱穆观察问题的着力点。他曾总结自己研究中国史的特色，在于“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据之将中国社会分为（1）游士时期（2）郎吏时期（3）九品中正时期（4）科举时期（5）进士时期。论及古、近之变，他说：“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又说：“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钱穆还指出：“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14]盖亦为《国史大纲》所谓“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15]之一好例。

从“文化”角度加以历史分期，也是如此：“我们若把中国文化演进 ，勉强替他划分时期，则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宋、元、明、清四代约略一千年，这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 ，比较上又自成一个段落。若把国力强旺的一点来论，这一期较之汉、唐时代稍见逊色。”

钱穆分析“这一千年来的近代中国”“国力”趋弱的“几层理由”：（1）中国民族本来是一个趋向和平的民族，……一到中唐以下，中国社会完全走上他文化理想的境界了，封建贵族彻底消失 ，工商资本势力亦不能抬头，社会整个的在平铺状态下，和协而均衡，内部再没有小组织特殊势力之存在，再没有一个个小的战斗集团之存在，因而整个社会之组织力与战斗性亦随之降落。（2）与西方国家是向外征服的不同，中国国家是向心凝结的。其整个文化趋向亦复如是。……宋以下的中国人，大体上憧憬于这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的人生之享受与体会，常误认中国早已是一个 “天下”，早已是一个“世界”，却不免忽略了对于国外的情势，忽略了对于非理想的人生之奋斗与摆脱。（3）在自然形势上，中国近代社会不断的向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发展，北方高原大陆，逐渐被忽略，被遗弃，远不如汉唐时代之健旺与活泼了；而在政治制度方面，宋、元、明、清四代，依旧遵照汉、唐旧规模。惟因最先激于唐代末年之军阀割据，而开始厉行中央集权。又因元、清两代均以部族政权的私意识来霸持，因此在中央集权之上还加上一种 “君权日涨、相权日消” 的倾向，这两层都是近千年来的中国政治所不如汉唐的。

另一方面，钱穆也揭示了宋以降中国近代文化的三大成果：（1）“宗教思想之再澄清”（2）“民族之再融合”（3）“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原文俱在，笔者不复详述。[16]

当然，诚如读者所看到的，我还是花了很多笔墨（也只是择要，而且侧重于至宋至清，为其他诸家一般鲜在近代史范围论及的）来传述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论述。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他的有关史见不被他的通史系统所埋没，也希望借这个特殊的机缘有助于读者了解他的近代史书写在他的通史系统的位置，尤其是“最近期的中国”近代史对其整个国史编撰的决定性意义。历史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性格，即它的回溯性。历史的进程虽然是由古及今的，但史学研究与编撰的缘起实建基于近现代。从经济、社会、文化、政制、地势等等方面解释与理解“最近期的中国”遭遇困境的来龙去脉，构成钱穆的中国近代史论述的一个基本向度；而相反相成的是，将“当前问题”“暂放一边”的“通史”精神则又将近代追溯自距离今日遥远的宋代。[17]他的史学表现出“全史”与“近代史”双向交流而又互为支配的鲜明色彩，彰显了史学精神的高度自觉。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最近期的中国”近代史为中国人的大痛史、屈辱史，有关列强侵犯欺凌中国的内容，《国史大纲》只在“外患之纷乘”一节作了仅４００字左右的扼要叙述，[18]这与近因、远源长篇巨幅的剖析讨论形成了鲜明之对照。不时能听到对钱氏史学所谓过于浓于情感的批评，这些地方让人看到的则是其充沛的理性精神。

三、钱穆的近代史书写所见之学术精神

下面再依粗浅的阅读感受简要谈三点印象，从中或有助于增进对钱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

何谓“学术精神”？笔者读钱先生书，不免会费心琢磨他一再强调的写通史要“一条线通贯而下”的“一条线”指的是什么？《国史大纲》借鉴了“近代革新派”的看法，以“社会经济”、 “政治制度”、 “学术思想”为三项基本“历史事态”，[19]他又常常有“学术指导政治，政治转移社会。”[20]一类的历史表述与讲演提示。[21]我觉得，“学术指导政治，政治转移社会。”这句话，颇能揭示他所理解的三項基本“历史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尤能概括他对历史动力与主体的看法，颇可指示他那“一条线”的内在逻辑，极反映他的史观。因此，我所谓“学术精神”，就旨在彰显如影随形地“指导”他作出历史判断、进行历史书写的学术理念、价值观与人文意识。

（一）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

首先，最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他在中国近代史论述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又是以文化为基准的，可以叫做“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

我们不妨从其历史书写或历史表述的关键词入手。如果要精选钱氏史学的核心观念或关键词，而且只限于一两个之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民族与文化》”。

《国史大纲》有云：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22]

《民族与文化》有云：

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23]

不烦再有所征引，也无需乎更多的解释。这几句话，足以说明“民族”“文化”这两个概念及其组合名词“民族文化”之内涵、相互关系及其在钱氏史学中的位置与意义。与一般对历史表述漠不敏感的人完全不同，他很清楚： “‘民族’一语，乃是近代译自西方。”、“今人用‘文化’二字，亦由西方语转译而来。”[24]同样鲜明的是，钱氏讲“民族文化”充满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这可以从钱穆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之史见来看。读者不难发现，《国史大纲》对每一章节的标题命辞最为尽心，这的确反映了其历史书写意识之自觉。在钱的中国近代史框架内，有两个全面主宰中原的异族政权。“蒙古之入主”，是“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他用“暴风雨之来临”这一作为整个元代之部的总章题概括了它对中国史的意义。[25]“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26]所谓“再建”，显然是继蒙元之后的第二次。“狭义的部族政权”作为整个清代之部贯穿四章的关键词，[27]彰显了他对该政权性质的总判断和史家究责的主要意义所在。不经意间阅读钱叙元清史，会直接感受到强烈的批评精神，甚至会疑惑其族类意识是否太强烈了。稍有历史感的读者，或会归咎于钱氏拘泥于晚清种族革命的成见过甚。经过“五族共和”意识的洗礼、又受到民族政策教育后的读者，难免不作此想。更为细心的读者，会往时代背景方面去推论，处于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古典即是今事，日本人当年不是魂牵梦绕于蒙元满清的所作所为而亟亟期以自代吗？我们读他详叙明末汉奸引清人入关的史实，好像就是针对着当时在中华大地的日本人走狗而发的。我认为上述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于《国史大纲》中，但仅此绝不足以充分了解钱先生的史识，这就需要深入体会其批评的着眼点所在了。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只能略举数事以为说明。钱穆强烈批评蒙元“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依种类分四等： 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和社会等级森严：“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又次是猎户与农民。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28]不过，与其说他在严厉控诉种族压迫的残酷，不如说是重在揭示中国史在社会政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倒退。徒“恃其武力之优越”“而并不重视其文治”，使汉唐时代之政治文明在暴力冲击下只成为此下中国人的魂梦，而社会阶级等级之严判，也只成为唐宋以降社会日趋平民化平等化大趋势下的逆流。只要再将之上比钱氏对北魏孝文帝虚心接纳中国文化锐意改革的礼赞，就更可知作如此评判的苦心了。钱穆在各种书文中反复征引“《史记》以匈奴为夏后，氐、羌为姜姓”一节，强调中国历来以“文化方式”判分为严“而最先民族血统之为同为异，转非所重也”。[29]这当然反映了他个人民族文化观的渊源。他又批评蒙元“创为行中书省，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说：“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30]所谓“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乃是他对日后称为“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31]之“民主精神”的一种表述。这是他力反时流以“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32]之见的一个重要环节。蒙元所为，不啻为中国政制演进史上的大倒退。尤有进者，他认为不仅“明代流寇之不能速平，亦有系于地方分省制度之不当者。”[33] 清末督抚的离心倾向也与之有不解之缘，甚至“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之远因，也还要“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 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则权在督、抚。）同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官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与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34]此等处颇可见钱穆以“狭义的部族政权”设辞之确切意味、他以“私意”来批评蒙元满清政权中所包蕴的巨大历史感。千里伏线，一旦昭明。此类对晚近中国积弱积乱“不振”之追源穷流，恐怕确不是截近短视的近代史观所能为力的。可资比较的是，钱穆对明太祖削割废弃相权以“一人的私意”专行“绝对君主独裁”之更为严厉的挞伐，[35]固然也发挥了明末大儒黄宗羲以降的政见，而对秦始皇、李斯，他则力反历来诸如“孤秦陋宋”之类的俗见，而积极肯定他们在建设“文治政府”方面的历史功绩。[36]又可见论史有大公，大公不避嫌，而狭隘的族类偏见，皆在摒弃之列也。

（二）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力反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

钱穆中国近代史论述的第二个鲜明特色，是他坚持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力反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

在“最近期的中国”近代，“革命”与“西化”是时代的主旋律，钱氏根据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带有明确“温情”与“敬意”态度的内在理解，面对这一股强大的时代风潮，尽了一个独立的批评者的责任。当然，他的史观也不能说就是反革命的（尤其在政治革命方面是如此），环宇而观：“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如果清庭顺势而为，中国亦可另有出路，无奈“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所以革命（准确地说——民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37]从这个角度，他敏锐观察到戊戌变法的“革命”意味，及由此而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延续性：“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于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后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38]

但民国以来的乱象(军阀割据、帝制复辟、政党纷争等等)，只激起 “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等之“呼号与活动”，均为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逐步成长”——“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之必然结局。（康有为主张“速变、全变”的口号，可算标语。）[39]甚至“辛亥革命”，在钱穆看来也只不过是一场“假革命”而已。他的理由是：“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所谓“一切推翻故常”，指“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于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40]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人所独擅中国所欠缺的“民主”与“科学”为目标，但在钱穆看来，汉唐文治已臻“民主”之境，由此所孕育发展出的“考试与铨选”，尤为举世公认之善制，惜乎国人不自护惜，自戕国本，以滋纷乱，所谓“惟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41]，此自晚清已然矣。从“政治理论”说：“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42]根据“政府领导民众”的传统观念，他不认可“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43]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批评，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从此等逻辑中去理解。不仅如此，他在回复重庆审查方面批示《国史大纲》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的质疑时说：“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燬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44]所谓“焚燬孔子庙”，早已是“打孔家店”的先声了！这是一个关于中国近代史书写的典型事件，我不知道审查方面为什么只抓住“洪杨之乱”一词不放而轻轻放过了书中关于辛亥革命为“假革命”的论述，在政治不正确的程度上，后者似不让于前者，我想说的是，以保守中国文化为基准，乃钱穆先生最深沉最敏感的关切，是其史论之最核心精神。在“科学”方面，他也不承认人文学方面的全面落后，而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机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45]并强调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对科学输入之重要意义。行文至此，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到，他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中体现的开放而自主的中外观。众所周知，对于我们认知中的中国近代史来说，除了古今之变、满汉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中外之辨（兼及：新旧之争）了。一般来说，钱穆先生会予人以“保守”的印象，其实从保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精神来说，他确是保守的，如上文所述。但绝不可理解为深闭固拒、排斥外来文化之类。事实上，他不仅拥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且此种胸襟正本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以“晚清兴学”为例，他认为“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46]如此高标格的批评，明显是建立在宏阔的历史比较基础之上的，未尝不是国史之伟大开放精神通过史家笔墨的自然流露。钱穆强烈反对自以为“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之“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也强烈反对“一切诿卸于古人。”之“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论，[47] 均可以从这种地方来看，他是要人放开心胸而不是“只横切一点论之”，不过他更强调不可放弃别择的能力与自主的意识罢了。

（三）以儒学为宗的文化意识

在钱穆看来，来作这别择工夫来担当自主责任的，中国古代赋与士，近代当属之知识分子。所以，第三，我们尤当注意于钱穆在近代史书写中体现出来的以儒学为宗之文化意识。

让我就从他对全盘西化的质疑说起。钱穆曾非常精到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所代表之浅薄的西化：“民主是政治上的事，可是人生还有比政治更重要更高的，不能全由民主方式来解决。单有科学和民主，拼不成一个社会，生不出一套文化来。社会是该由‘人’作中心的，单就科学与民主也拼不成一个人。……不能专有科学与民主，而把人丢开了。西方宗教正是教人怎样做人的，我们要学西方，更不能把他们的宗教划掉。西方到今天也仍不能把他们的宗教划掉，而当时我们高呼西化的前辈先生们却要反宗教。既要反宗教，而仅仅接受他们的科学和民主，那样的西化，未免太浅薄了。”[48]这是用人本主义整全的社会人生观来反对片面功利的西化论，钱先生的论证逻辑是有力的，全盘西化行不通，人类社会却有共通性，同样也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与西方宗教有类似的社会功能而又别具特色甚至优长的东西是什么呢？钱穆毫不含糊地回答说，首要者为儒学。[49]他对儒学之社会作用有扼要的概括：“儒家思想之表现，往上是政治，往下就是教育。”[50]他对“儒家精神”之历史功效也有中肯的评价：“中国读书人在乡村做土豪劣绅，跑到政府做贪官污吏，在历史上亦不可胜数。可是一部中国历史是由儒家精神、士的精神维持下来，这是无可否认的。”[51]就整部中国近代史来说，他最服膺和着力阐扬的是宋明理学——“新儒学”的精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清学史之汉宋之辨上所持高扬“宋学”深抑“汉学”的书写立场且不论，《国史大纲》进一步暴露满清“狭义的部族政权”在文化政策上之“私意”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宋士大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有“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的作为，理学大儒小程子又有“天下治乱系宰相”的宏论，在钱穆看来均表示着宋代士气的畅旺，前者既为乾隆所不允许，后者乾隆亦严词批驳之，而“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慢骂。此非敢显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所以，钱穆揭露道：“他们只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决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52]在这一基本判断之下，“完全与现实脱离”的所谓“乾嘉学术”，不啻代表了士的精神趋向之逆流或顿拙。钱穆决不追随清儒中自戴震以降而风行的关于宋明学术之“内佛外儒”、“内道外儒”类的指控，亦与时流动辄牵引西洋哲学流派比附宋明儒家迥乎不牟，而是将之溯源于范仲淹、胡瑗等“转而关心世运，治儒术古经典（与唐代士人山林寺庙读书之风大不同）”的学风，[53]而大大发挥其“秀才教”的精神、“严正的淑世主义”等等，尤其着眼于“上面来监督政府，下面来援助民众”的社会主持功能。所以对他们的“社会自由讲学”运动、对他们所“主持”种种“社会事业”（诸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等）反复三致意焉。[54]用《文化史导论》中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新儒家，以书院自由讲学为根据，一面代替宗教深入社会，一面主张清议上干政治，……而那时的新儒家更有一番重要的新贡献，则为对于‘地方自治’之努力。”[55]如果再上比《国史大纲》对魏晉南北朝“《莊》《老》清谈”不负责任的“务于自娱”[56]之指責，下比《国史大纲》以清中叶以下佛学潮流为“思想界之空虚彷徨与不安宁”的批评，[57]则钱穆的学术宗主可以说不言而喻了。他用“士大夫的自觉”[58]这样庄严的辞句来书写宋学之勃兴，绝不是偶然的。在此，我想再引一下《国史大纲》初行若干版所无而为后来增补的话：

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59]

对于“宋、明理学精神”，钱先生本人无疑有深切的理解与热烈的呼应，他是非常自觉地承当这一“精神”的，所以在“最近期中国”近代史书写中常常流露出刻骨的“士”的自责，而其国史之通体书写则明彻地展现着“士”的自觉。我认为，在钱穆的国史系统中，牵引着那“一条线通贯而下”的线之线头的主角，正是——“士”。然而，这绝不仅仅只是书写的问题了，《国史大纲》论及“晚清兴学”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说：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于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当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60]

我不知道钱先生于离乱之际赴香港办学时，胸中是否装着这几句话，但是我相信：新亚书院的创办，实在是这一“根本精神”久久累积鼓荡于胸中不吐不快地应时喷发出来的。钱先生的学术与教育事业本身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他用他的生命书写的历史，是值得我们反复詠味的。

注释：

[①] 今日钱书所拥有的读者群，大非往昔可比。犹忆20年前笔者方便使用的，只有业师钱逊先生所赠数种而已。今则其全集、散著不仅有众多版本，纸质、电子版等式样各异且不论，其中象《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主要著作，有心人自制之各类个性化电子文本亦层出不穷。钱先生生前著述本不求为当世知而有待于来者，由此观之，真可谓求仁而得仁矣。

[②]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引论》第7-8页。

[③]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④] 此点观乎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即可知。顾氏于是书下编“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第一章“史籍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第一节“近代史的撰述与史料的整理”，以郑鹤声《中国近世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等名家名作为代表；第二节“通史的撰述”，则举“其中较近理想的”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张荫麟、周谷城、钱穆诸家书，以为“钱先生的书（《国史大纲》——引者按）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8页。

[⑤]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3页。“全史”一辞，语出《国史大纲》，如：“故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 见《引论》第11-12页。

[⑥]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75页。

[⑦] 引文出于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6月15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4页。参见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页。

[⑧]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⑨] 最显著者，如《民族与文化》一书所收讲义，以“一、秦以前之中国”、“二、汉唐时代之中国”、“三、宋以下之中国”、“四、近代中国及其前瞻”为序，纵论“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其中所谓“近代中国”，指“道、咸以下”“正值西力东渐”的中国，为顺俗开讲，实应视为其独特之中国近代史架构中（包括了“宋以下之中国”并紧接其后）之“最近期的中国”。参见钱穆：《民族与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5页。“最近期的中国”，语出《国史大纲》，第580页：“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下文钱穆提到的“现代史上的中国”，亦当视为“最近期的中国”。又，《民族与文化》所谓“近代中国”与我们今日通行的“近代”观念很接近，可称广义的“近代”，则钱先生那自宋以降的“近代”为专义的“近代”，以本文的立场，自以后者为主，但也兼用前者，其间的语义区别，读者观乎上下文自可知之。

[⑩]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页。

[11]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5-28页。

[1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7-28页。

[13]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之分期》，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笔者对这条材料的引用，参考了〔台〕戴景贤：《论宋代文化之基本形态及其在中国史上之位置》一文，文中指出 ：“钱师宾四主张中国历史自有进程，因此彼以两宋为中国近代之始，不具有‘世界史’之模拟意义。”。参见《长江学术》2015年第3期，第17页。

[1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44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2页。

[1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5-201页。

[17] 我认为下述讲辞颇能传达其精神：“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这是从心术入手指示治史途径的极为精审的见地。论者或以为钱穆晚年治学颇涉虚玄，我的看法稍稍有所不同，钱先生晚年颇多发挥的是我称之为——“语录体史学”或“讲演体史学”，如在此所表现的，不啻为理学的史学化，善学者若能真正得其只言片语，即足受用，固非专执于现代专家之学或“汉学”立场所得而衡论也。

[18] 钱穆：《国史大纲》，第889-890页。

[1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9页。

[20] 语出钱穆：《国史大纲》，第146页。此类表述弥漫全书，他书亦多有之。

[21] 如他说：“就中国传统思想言，士应该能负担道，代表道，即是负担代表此传统文化理想与传统文化精神者。因此由士来主持教育与政治，即是政教一致。由教育阶层来领导着政治，再由政治阶层来领导着社会，如此则社会全体将永远向此文化理想与文化精神之大目标大路程而前进，此乃中国成立‘四民社会’意义之所在。”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3页。

[2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12页。

[23]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页。

[24]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2、5页。

[25] 钱穆：《国史大纲》，第631页。

[26] 钱穆：《国史大纲》，第813页。这是全书仅有的两次使用“中国近代史”词汇表述之第一次，既然将蒙元、满清两部均包括在“中国近代史”中，则参验可证《国史大纲》已经明确地将宋已降纳入“中国近代史”框架中了。第二次见钱穆：《国史大纲》，第874页。

[27] 第四十二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清代入主】”；第四十三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下）”；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清代乾嘉以前之学术】”；第四十五章：“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

[28] 钱穆：《国史大纲》，第638-640、657-658页。

[29] 钱穆：《国史大纲》，第200页。他书之中，亦多称引之。

[30] 钱穆：《国史大纲》，第640-641页。

[31] 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3、223、229等页。

[3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5页。

[33] 钱穆：《国史大纲》，第824-825页。

[34] 钱穆：《国史大纲》，第907-908页。

[35] 钱穆：《国史大纲》，第665-669页。

[36] 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98-99页。

[37] 钱穆：《国史大纲》，第912页。

[38] 钱穆：《国史大纲》，第903-904页。

[3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之主旨，或当渊源于此。

[40] 钱穆：《国史大纲》，第911-913页。

[41] 语出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4页。

[42] 钱穆：《国史大纲》，第910页。

[43] 钱穆：《国史大纲》，第912页。

[44]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说明》第2-3页。

[45] 钱穆：《国史大纲》，第896页。

[46] 钱穆：《国史大纲》，第898页。

[47] 见《国史大纲》扉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48]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13-114页。

[49] 他也认为“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81页，惟重要性不如儒学。

[50]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30页。

[51]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137-138页。

[52] 钱穆：《国史大纲》，第860-862页。

[53] 钱穆：《国史大纲》，第790页。

[54] 钱穆：《国史大纲》，第794-812页。

[55]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90页。

[56] 语出《国史大纲》，第300页。

[57] 钱穆：《国史大纲》，第905页。

[58] 余英时则以“士之新自觉”一辞属之“魏晋之际”的名士风流，至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就颇有可资比较之处。

[59] 钱穆：《国史大纲》，第812页。笔者初度引述此段文字，参见拙著：《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60] 钱穆：《国史大纲》，第898页。

（作者按：此文为本研究室《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专栏之命题作文，限于篇幅，刊发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的，仅为原文之半，语焉不详，今录全文，以便于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