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今天是我们天则的230次学术讨论会，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陈志武教授，他是耶鲁大学的终生教授也是清华大学的特聘教授，今天的题目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下面请陈教授开始作报告。
陈志武：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是比较特殊的，我首先要谢谢天则所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下面我先讲一下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向性，就是我会更相信市场的作用，而不愿去相信政府能把很多事做得很好。因为我今天讲的媒体的作用实际上讲的是信息的透明，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披露，把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取向告诉大家。
现在人们常说有些经济学家把国外的一些机制应用到国内来，但是每次不管引进来什么机制，无论它在国外看起来是多么的好但在国内却行不通了，比如开放式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在美国股市中起的作用非常好，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国的股市需要引进机构投资者，开始时我们引进的是封闭式基金，我们才发现这些钱到了经理手中他们就可以坐庄，从而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反映了在国外运作很好的机制一旦引进到中国来就变味了，但其实我想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业界的人士在引进这些机制的时候，每次的愿望都是好的，理解也没有错，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主要在于经济学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机制在经济上应该起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技术层面来看基金的作用，而忽视了这些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在美国我基本上不用考虑设计的这些合约是否有相应的机制作为保障，因为美国的法院可以保证这些合约的实施，但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美国的媒体基本上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现在我有一个非常担心的事就是监管会，我们在90年代时好不容易把各个不同的部去掉了，以为往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又主张重新设立相应的管委会，并认为现在的管委会和原先的部委是不同的，因为原先的部委及制定规则有参与操作，经营，而现在的管委会只会去管规则而不去管具体的运作。但我觉得比如象证监会和原先的部没有多少差别，因为他同样要操纵上市公司的领导层。这说明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一旦给了一些部门权力而导致的危害，他可以不受约束地给他自己很多权力，这是非常有危害的，而且不好克服，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媒体不敢去报道。
我做现在的研究是有原因的，就是财经杂志被起诉，他们的编辑来找我让我在美国找一个相应的案例，但是我没有找到，但也就开始作这方面的研究，首要的就是思考媒体的受保护程度。下面的这一个表可以反映出来：（此处略）
可以看出在中国媒体败诉的概率接近70%，相比之下在美国媒体败诉的概率是8%。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如果你要去起诉媒体，除非你非常的有把握胜诉，否则都会败诉，所以给出的8%已经是在如此强的一个条件之下的一个样本，一般的人如果它的胜诉概率不是太大时候就不会去起诉，然而即使是在如此强的一个条件之下也只有8%的媒体败诉。我在看了国内相关的关于媒体侵权的法律和书籍之后，发现法学院和传媒系的老师写的东西的差别很大。法学院的老师往往特别注意对人身权利的保护，因此每次我在和法学院老师讨论时提到要给新闻媒体相应的自由权，他们都说这样的话新闻媒体不就无法无天了吗，他们往往认为如果这样民权就会遭到践踏，所以大多数法学老师首先都是从对名誉权、人格权的保护去思考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而传媒系的老师却强调对新闻自由权进行保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不同行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要想到杂志往往是不赚钱的，一旦败诉，他就会想如果他不作一些自我约束的话，他就经常会得到一些诉讼，因此这往往会影响到对文章质量的把握。起诉对公司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可能就只有几句话，但对媒体来说就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因此如果媒体会轻易地被起诉的话，媒体就不敢再去登载一些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说明了如果片面的对名誉权人格权进行保护的话，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往往会受到损害。
还有一个事情就每次我在讲到新闻自由权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反馈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权完全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也就是认为只有在牵涉到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时候，新闻自由权才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没有新闻自由权这件事情了，因此新闻监督以及新闻自由权就被大大地缩减了。是不是新闻自由权就应该从属于名誉权？所以这让我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由的新闻媒体是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机制，我觉得如果能得到正的相关性的话，就说明了在超出政治的范围之外，也应该去保护新闻自由权。我将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我收集了大概77个国家的数据来说明新闻自由和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人均收入的高低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第二个角度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如果没有新闻自由的话我们如何能恢复诚信。现在讲诚信的非常的多，大家都有一种怀旧的心态，认为乡土中国的诚信很好，而今天的中国人都变坏了，因此我就想看一下是不是真是这样，也想看一下用什么机制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好的诚信体制；第三个角度我会讲一个非常的模型来推出如果新闻自由得不到保护的话，市场将会关门。
我们首先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明第一个问题。为了有利于计量，我用了1970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用的是60个国家，我把它后推倒95年来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国家的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到底有多高。我这里用的是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和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凡是新闻自由保护得越好的国家，它的证券市场也是发育得最好的。但我们得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证券市场。根据这一个划分我把国家分成了3等分，一类是保护得最好的，一类是最差的另一类是保护得一般的。如图：
而且，新闻自由和GDP之间有很强的关系：如图（略）：
我们可以看出GDP在新闻自由保护得最好的国家是16220美元，在新闻自由保护得最差的国家是5223美元，但我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字，比如一些中东国家的新闻自由也不是太高，但是他有石油，因此GDP同样可以很高。在计量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就是其他条件不变，因此我们对这个关系的理解应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闻自由保护得越好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越高。
还有的一个就是我们得意识到新闻自由的保护的程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往往能找到什么是必要的，而很难找到什么是充分的。下面还有三组图（此处略），是从新闻自由和政府绩效之间的关系，不难理解新闻保护最好的国家的政府绩效也是最好的，腐败最少。
当然我们得注意这种统计上的相关性有可能仅仅就只是一种巧合，而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得注重理论上的相关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在看了统计之后又去看了一些乡土中国的书，看一看乡土诚信和人们之间的交往的关系。我刚才也讲了可以把新闻媒体看成是把乡土诚信推广到全国层面上的一种必要的制度机制。另外一个就是要说明乡土中国社会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人口的流动性很少，世世辈辈都在一个地方。我是湖南人，在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之后，我想起了在我家里几乎往任何一个方向走两三公里都会进入另外一个方言区，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几千年下来，这些方言是靠什么方式维持下来的。我想这些方言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好，其中一个基本的经济原因就是传统中国基本上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跨地区的交易是很少的。所以乡土诚信能够维持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组织形式，古代主要还是武大郎开店，夫妻店，既是股东又是总经理，信息不对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而现代企业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分离之后，就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容易产生诚信问题。我综合了一下就是传统社会的信息非常得对称，跨地区的经济往来基本上不存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也基本上不存在，这三个方面使在传统的中国有没有新闻媒体并不是太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正因为原来没有什么人口流动，也没有什么跨地区的商品流动，因此那时候即使是有什么犯罪也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无论你怎么地坏，你能产生的公害也非常有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时候对法律的需求不象现在这样的急迫。而现在的全国性的市场已经形成，因此一旦产生公害它的危害的范围将是另外一个数量级的，也就更有必要形成法律。现在的人口流动性也大大加强，危害也就更大。这里有几个数字，是根据1994年的研究论文得出的。外来人口占违法犯罪的比率， 在广州的犯罪率是80%，在上海是70%，在北京是70%，天津市的流动人口犯罪率在1994年是9.33%，而常住人口犯罪率是0.3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小的社区里，信息是对称的，这就大大地减少了违法犯罪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下，一个陌生人跑到外地去就更可能犯罪。一个月前我回到老家，发现了一些事更让我去想信息不对称，比如我又一个亲戚靠发豆芽卖，但是这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激素，另外一种就是不加激素。加激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效果，而不加激素就会耗费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就有了两个选择，如果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显然会选择加激素的方法，但是加了激素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因此这个亲戚把卖给外人的豆芽和卖给熟人的豆芽分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如果信息对称，激素豆芽就可以避免，因为这家人的子子孙孙都在这个村子里，一旦卖给了熟人激素豆芽，这些后代就会承担一定的损失。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作用，当他看到别人因为吃了激素豆芽而得病之后，就会有一种负疚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加强信息的对称在对商品价值的判断上是有好处的。据观察，信息对称不光会使人的经济判断发生变化，也会使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上面说的都是乡土中国下的诚心，但今天就不是这样了，从下面的图（此处略）就可以看出有现代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在形成从下面的图就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在形成。
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经济方面的往来增加了。而且现在的人口流动性就增强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机制怎样改才能确保诚信。如果说没有新闻媒体来发挥作用，简单地靠原来的乡土诚信是不行的，反过来新闻媒体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把乡土诚信扩大到全国。
下面我再简单地讲一下为什么在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下，信息严重不对称市场的经济会关闭。首先要申明一点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手段也有很多，比如可以通过法律、行政的手段。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通过国家行政的手段一层一层地收集信息，发布信息，一个是效率很低，另外一个行政部门更容易受到利益的损害。我们可以想象可以在全国建立一个大的计算机网络，大家都把信息往里边输，理论上来说可以让全国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去访问，去获得一些信息。但这样是有问题的，比如可以设立一套计算机程序来控制，因为国家必须注意到任何一件事情的社会影响，这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即老百姓想要知道的信心的愿望和他们应该知道信息的权利，一般来说政府部门对这种情形的处理都是把老百姓的知情权放在第二位，因此靠行政部门来解决信息的不对称是不会成功的，最终都要靠独立的第三方，至少要让他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不一样。因此减少信息不对称可能有多种但可能媒体是最有效的。
下面我讲一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可能会解决很多问题。首先假设两个上市公司，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人们只知道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只要把钱投都坏公司里，就会颗粒无收。但是新闻媒体无法发挥作用，当两个公司都向外披露他们的前景辉煌的时候，这时如果有独立的媒体报道就会多少让老百姓清楚到底谁是好的，但是媒体无法发挥作用。这时投资者就只可能假设A 公司是好公司的概率是50%，投资者就会把它的钱平均地投到市场上。从数学上我们知道这时的信息是最混沌的，人们无法做任何判断，最理性的投资策略就是一半一半地投，每只股票都投10万，但这对投资者来说是最糟糕的，因为这样投以后，肯定有十万拿不回来了。但如果他把所有的钱都偷盗A这个公司，而正好A公司是不好的公司他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因此投资者为了规避信息混沌的状态就会均匀地投资。但只要概率稍微地改变一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不妨以下面的这个模型来定义市场清晰度 /U-0.5/的绝对值来表示，当绝对值越大的时候市场清晰度越好，我们可以定义只要透明度越高，投资者的福利就会越高，一般来说只要一个社会的信息透明度越高，我们可以建立计量模型来证明这个社会的福利会达到最高。这个模型可以推广到其他方面，比如艾滋病的携带者到底有多少，就是一个政府越能够把一个确切数目告诉群众，这个社会的艾滋病患者将减少新增量，因为人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认为艾滋病就只有几千个人，但后来发现数字却有几万个，人们的行为就可能发生调整，只要人们的行为在震惊之后有一个调整就可以把艾滋病的进一步的扩散降下来，这样就反过来使更少的人感染上艾滋病，当然也得考虑到社会稳定。有人认为这样会引发混乱，但我觉得这不是两个极端，因为还有很多中间状态，一旦社会冷静下来之后，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福利就会提高。
下面我来解释这个模型的几个应用，一个是关于晚清的股市，我给出的是1882年9月2号申报上的一段评论，因为1882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牛年，那时候炒股的程度不比今天差，评论是这样的“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可以获利与否，但逢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这就说明了当时股民和今天的表现是一样的，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股民太不理性，他们不是根据基本面而是根据谣言去购买股票。但实际上中国的股民是很理性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在信息混沌的状态下去获得有用的信息。从刚才那个模型可以知道只要信息混沌，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就是不加区分平均分配资金，而且在信息最混沌的状态下最好每一支股票都买一样多，这样一来在外人看来就会责备这些股民为什么不从基本面去做选择，实际上股民是没有办法，更根本的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的民企股票在香港上市，大家的一个普遍的反映就是要涨都涨、要跌都跌，这个现象发生以后，有些学者就说香港的股民太不理性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信息十分地混浊，人们往往无法区分好的民营企业与差的民营企业，因此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是信息混浊的牺牲品，因为对香港的股民来说他们也无法区分到底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因此一旦一个出了问题所有的企业都会遭殃。回到刚才的模型，在信息混浊的状态之下，股民无法区分到底谁好谁坏，因此一旦有好消息我就把这个好消息看成是每一个民营企业的好消息，一旦有坏消息我就认为都坏了，说这这我还给出了另外一个图，可能有一点意思（此处略）。
从这个图反映了上市公司同方向移动和信息混浊度的关系。根据模型在信息最混浊的状态下，应该是100%的公司都往一个方向走。最好的情况下就是50%的股票往同一个方向走。这个图有一个用途，上次有一些民营企业家问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上市，我告诉他如果它的公司是一个好的公司就应该到信息充分的国家去上市，如果是一个不好的公司就应该到信息不好的国家去上市。因此根据刚才的测度的指标，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来测度一个国家的信息混浊程度。我们想看看信息混浊程度和一个国家的新闻受保护的程度有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国家分成了三等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新闻受保护的程度和一个国家的股票往同一个方向走呈现反相关。
这个图告诉我们信息混浊程度和新闻自由的受保护程度是逆向关的。（此处略）
最后我在讲一下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把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的话，最后市场将会关门。回到刚才那个简单的模型，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只分析了投资者的行为，任何一个市场都有两方，一个是买方，另外一个就是卖方，下面可以分析一下卖方的选择，即上市公司的选择，因为信息混浊，所以投资者平均分配资金，反过来说愿意为每只股票付的价格都会一样，因为他无法区分究竟哪一支是好的，对他来讲每一家公司都是一样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香港要规定每支股票只要连续20或者是30天都在5毛钱以下交易的话就会被停牌，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规定，是因为香港的很多股票只要一涨就会拆股，把价格降低，原因就在于香港的股市的信息也很混浊，他没有办法区分那一支股票是好的，假设一家公司是10块钱，而另外一家是1毛钱，在股民看来1毛钱的股票更便宜，风险更少，因此都跑去购买1毛钱的股票，结果就让大家都把自己的股票往零靠近，这样一来就会把好的公司给淘汰掉。
对于商品市场还有一点不一样，比如月饼，人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因此他会更有弹性，这样一来就更容易导致市场关门。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就失效了，我认为不是这样，这正是市场在发生作用的体现，因为通过市场教训了温州一次，现在温州就汲取了教训，从而进入了更好的一轮发展，所以只要给市场足够场的时间，他就会生效的。下面就通过讨论来补充一些我想讲而没有讲的东西。
盛洪：非常谢谢陈教授精彩的演讲，陈教授的核心论点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新闻自由权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一点。当然我觉得如果能知道新闻自由的边界就更好了，下面请李希光教授和喻国明教授来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