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所以演讲这个题目——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是因我研究历史感着痛苦的缘故。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最没法措置的是记载的偏畸。譬如《史记》这书，在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总是很重要的了，但这书中所标举的本纪、世家、列传等，都是关于贵族方面的材料——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士大夫；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史记》尚是比较能留心民众的，它肯记及货殖与游侠；其他的史书便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就是记载地方情形的志书——省志、县志等，所标举的门类，如选举、仕宦、列女、第宅、坟墓之类，又何尝不是为贵族作记载，为贵族的家谱作汇合的记载呢!

贵族的护身符是圣贤文化。什么是圣贤文化?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大约可分为三项：

1.圣道，

2.王功，

3.经典。

这三种东西，在民众方面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在一般圣贤文化的传承者看来，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所谓圣道，就是所谓从羲农传到尧舜，从尧舜传到禹汤，从禹汤传到文武，从文武传到孔子，更从孔子传到孟子，传到周程张朱的道统。所谓王功，就是尧舜的禅让，汤武的征诛。所谓经典，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书。

道是什么?就是主义。主义是跟着时势变的。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时势，所以各时代有各时代的道。因此，孟子的道已非孔子的道(孟子专言王道，孔子推重霸主；孟子专志圣人，孔子好言君子)，孔子的道如何可以算是羲、农、尧、舜、禹、汤、文、武的道呢(假定羲农们真有其人，汤武们真有其道)?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不过是一句夸诞的梦话！至于禅让制度，明白是战国时的“士”想出来的道德与阶位合一的制度，希望道德最好的成为阶位最高的，使得平民有做帝王的资格，而天下国家永得平治。汤伐夏，武王伐商，这原是一出后代历史所惯演的争地夺国的把戏，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歌颂的地方，不过他们既有意把圣道拍合到帝王身上，所以把它粉饰得惊人地漂亮罢了。说到六经，那更是没有什么神圣的意思。我们只要看古代的知识阶级，便可知道这些经典的由来。古代的知识阶级并没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只是一班贵族的寄生虫。贵族要祭祀行礼，于是有祝宗。贵族要听音乐，于是有师工。贵族要占卜，要书写公牍，于是有巫史(古代巫与史并无严密的界限)。有了这一班人，就有了六经：《诗》与《乐》由师工来，《书》与《春秋》由史来，《礼》由祝宗来，《易》由巫来。这些书和孔子有什么关系！它们所以会得和孔子发生关系，只为孔子以后的儒者把这几部书当做他们的课本(说也可怜，那时可读的书实在只有这几种)，因为重视它，便把它和先师的圣道(这圣道当然也是后儒的理想)胶合为一物，于是六经就都成了孔子的创作了！

由此看来，圣贤文化的中心，并不是真的羲、农、尧、舜、禹、汤、文、武，也不是真的孔子，只是秦汉以来的儒家积累而成的几件假史实(假的圣道王功，假的圣人的经典)!

我们现在平心而论，圣贤们所想像的世界并非不好，只是不适合于人性，不能实行。试举数例。如汉代行了举孝廉的制度，那时民间就有一句谚语，说道：“举孝廉，父别居”，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又如《儒林外史》所记王举人迫着女儿殉节去求旌表的故事，更可以做圣贤文化的失败的铁证。在礼教之下，不知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更如尧舜的禅让，在书本上看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但后世实行的只有王莽及六朝时代的许多伪禅让而已，“伪道学”何以成为一句通行的谚语?只为想做道学家的非矫揉造作便做不像。我们要堂堂地做个人，为什么甘愿在作伪的世界中打圈子！

民众的数目比圣贤多出了多少，民众的工作比圣贤复杂了多少，民众的行动比圣贤真诚了多少，然而他们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他们虽是努力创造了些活文化，但久已压没在深潭暗室之中，有什么人肯理会它呢，——理了它不是要倒却自己的士大夫的架子吗！直到现在，中华民国成立，阶级制度可以根本推翻了，我们才得公然起来把它表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

但是我们并不愿呼“打倒圣贤文化，改用民众文化”的口号，因为民众文化虽是近于天真，但也有许多粗劣许多不适于新时代的，我们并不要拥戴了谁去打倒谁，我们要喊的口号只是：

研究旧文化，

创造新文化。

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存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可是，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以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曾开手做过这种运动，设立了一个风俗调查会和一个歌谣研究会。后来因经济及种种关系，没有干出很好的成绩。现在中山大学有民俗学会的组织，就是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人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我们现在所要调查收集的材料，约可分为三方面：

1.风俗方面(如衣服、食物、建筑、婚嫁、丧葬、时令的礼节……)

2.宗教方面(如神道、庙宇、巫祝、星相、香会、赛会……)

3.文艺方面(如戏剧、歌曲、歌谣、谜语、故事、谚语、谐语……)

这种材料，随处皆是，并且无论谁都是知道一点，只要肯去收集，就会有相当的成绩表见。我希望各学校都立一个同样的学会，一同致力于此种工作。我更希望贵校——岭南大学——早日成立这种学会，与我们中山大学提携并进，因为我们两校是广东全省最高的学府，容易造成空气。我们能搜集文化的材料，才能批评文化的价值；能批评文化的价值，才能创造出新文化的方式。

八年前的五四运动，大家称为新文化运动。但这是只有几个教员学生(就是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做工作，这运动是浮面。到现在，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声呼，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

我今天没有预备，又向来不善于说话，所以只得约略地说了这一点，请诸位原谅！

顾颉刚讲，钟敬文记，《民俗》周刊第5期，192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