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王永兴先生是我修习唐史的开蒙老师，走上问学之路是由于师从王先生，这要先从最初认识先生说起。
一 初识王先生
我从小读历史课时就对唐史有兴趣，但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一些原因，错过了机会。仗着“文革”中曾自学文史和较好的古文基础，80年在复习一个多月之后便直接参加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史学科的硕士生考试，但是专业课成绩不及格。我为此甚感难过，公公赵守俨先生见如此，在了解到是王先生招生之后，沉吟了数日，便破例亲自去了一趟北大，请求王先生给我一些指导。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健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才发现健斋是老北大的旧式建筑之一，鬓发已苍的王先生正坐在他简陋的居室中等着我，给我的感觉是很严肃，而且顿时增加了敬畏感和沧桑感。但是王先生对我很和蔼，他问了问我的情况，知道我在唐史方面毫无基础，也没有再说什么，又聊了几句当年与我公公一起修二十四史的情况，就开始和我谈起学习的计划。他说可以辅导我读书，一直到再参加考试，然后便向我布置了书目。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我已经在读的翦伯赞、范文澜通史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等书之外，王先生几乎没有给我开列什么教科书。他开的书目很简单，主要就是两《唐书》、《资治通鉴》和陈寅恪先生的几本书，其中特别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嘱我这些书要好好读，而第一次的作业就是两《唐书》的《职官志》和《百官志》。他要求我在半个月之后再来见他，就要汇报读书心得。
记得他还指着我带去的几个苹果说，下次再来时，千万不要带任何礼物给我。我指导你不为报酬，我和你公公是老朋友，他为你的学习很感为难，我只是接受他的嘱托罢了。不过考试的事我也不能破坏原则，我只是辅导你读书，将来是不是能考上研究生，不能保证，也不能由我决定。
半个月后我便按照要求再去见王先生。记得第二次去健斋，我先就《旧唐书•职官志》中职散勋爵的官制系统按自己的理解条分缕析地讲了一回，由于事先请教过公公，所以我弄得很清楚。但是王先生听得很惊奇，他对我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将唐朝复杂的官制中彼此的关系、作用基本搞清很感意外，于是很高兴地夸了我几句，似乎也就从此愿意真正收我做学生。我又问了几处读不懂的地方，都由王先生做了解答便离开了。
我此后也是差不多每半月或一月就去健斋一次，向王先生汇报读书心得，请教一些问题，这样大概有半年多之久。请教了什么，大多数都记不清了。但是除了两《唐书•食货志》等一些必读的志外，也聊起过陈寅恪先生的书，对于什么是“关陇本位政策”、宇文泰和府兵制度、牛李党争和隋唐制度的三个来源等等，经过自己读书和王先生讲解，已经初步有了印象，至于唐史的诸多史实，通过读《通鉴》，也逐渐熟悉起来，这和我后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自然地衔接起来。
二 研究生的授课学习
也许是王先生的辅导使我在唐史的基本知识方面有了迅速的提高，所以81年的入学考试总算顺利通过。考上研究生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一届王先生的学生除了我还有王宏治，经常在一起上课的还有周先生的学生杨光辉、胡宝国、郭熹微，许大龄先生的学生伍跃和王硕，商鸿逵先生的学生岑大利，另外还有宿先生的学生张小舟和齐东方，大家相识甚欢。
与学校生活阔别十数年之后再回到学校，内心真是百感交集。而我们在校的那几年，正是国家百废俱兴走上正轨的时期，虽然一切物质条件也许不如今天，但是不搞运动，没有政治斗争的干扰，也没有就业的压力，学生全心全意学习，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加之和已经读了四年本科的师兄师弟相比，自己的学业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以丝毫不敢怠慢。反观王先生，也是在尽心尽力地带学生，似乎要将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
从82年初入学，至84年底毕业，我在北大仅读了两年半书，但这两年半，是我学术生命的起点，无论怎么比，我都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难得、最幸福的时期。我从不知到知，到顺利完成学业，真正走上治学道路，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这一切都与王先生的教诲分不开。
最初认识王先生，他的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和写字时的手抖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但是他一天的工作量却实在使人吃惊。那个时候，王先生是系里给学生上课最多的教师，而王先生除了教授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课程和带我们几届唐史学生外，还要写文章，编论集。将近七十岁的人了，一天忙到晚，有时还要熬夜。
因为授课和编辑敦煌吐鲁番论集，所以78、79级的不少学生和其它断代史的研究生也都不断地来找王先生，但是并不见王先生烦躁着急，他从容不迫地处理各种工作和事务，一生中许多最重要的文章和著作也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
王先生为什么能如此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接触久了，我才逐渐从他的坎坷人生中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在五十年代就研究敦煌文书，1957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关于敦煌差科簿的文章已受到海外关注，为中国学界赢得荣誉，但反右运动以后，被调到山西做一名普通中学的教师，研究条件和机会都被剥夺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西魏大统十三年户籍残卷的发现和研究，竟与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差不多同时，亦被视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有关敦煌文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文革”开始，王先生受到巨大冲击，被造反派酷刑折磨，生命几至不保。后来他曾经多次向我们陈述这些经历，难过到几乎掉泪。78年王先生在一些老先生的推荐和帮助下，才由山西调入北京大学，这个时候的王先生已经六十四、五岁了，而他的学术生命也才重新开始，他曾经积攒的知识、学问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试想经历过如此遭遇的王先生当此之际会有何等感慨，又会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决心来回报迟到的一切？
我想这是王先生焕发起全部的心力以对待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对任何人来说，六七十岁都可以认为是十足的老年，或至少是老年的开始，而唯有王先生，却是可以弥补人生遗憾的又一春天。从王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顽强和责任心，也懂得了什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当了学生，先要选课，三十几个学分是研究生第一个学年最要忙的事。而这个上课，我以为最关乎北大的变化。“文革”之初，我到过北大，见到过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轰轰烈烈的“革命”场景，而后来的不少回忆文章也提到“文革”以前历史系授课学习不能不受教条影响的问题。八十年代北大给我的感觉是换了人间，这不仅是由于没了大字报，也由于老师们的授课方式真正与文革前大不同。
我虽然没读过本科，知识有不少欠缺，但幸运的是，我听过许多教授的课，如邓广铭、周一良、许大龄、宿白、张广达、田余庆、祝总斌先生等，当时除了商鸿逵先生错过之外，其它中古史老先生的课大多都听过，他们的讲课风格、音容笑貌也至今留在脑海挥之不去，如邓先生讲年轻时如何从方志研究辛弃疾，得到胡适的赏识申请到研究经费；许大龄先生讲宦官演兵时的神采令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还有宿白先生，虽然一行念稿子，一行画图令我们手忙脚乱，但所说从遗留在墙上的木孔形状来判断朝代的做法还是令我这个对考古毫无所知的学生觉得不可思议。而周、田和祝等先生的课都是他们所研究的最新专题，其中逻辑委婉，角度独特引人入胜，因之获得的艺术享受，非可一一胜道。
每位老师所授的第一节课，必是本科所用史料，兼而有些前人重要研究成果，我想他们所授都不是五、六十年代掺杂了“大批判”概念的那一种，而是真真正正地灌注着他们自己的心血和識見，体现着个性的风采。而且他们介绍的学问是将古今中外融会其间，让我们理解到研究应当怎样围绕问题进行，也打开了学术眼界，知道了一些学术史上的事，明白什么是学问的高境界和高水平。
王先生的授课也有他独特的风格。与上述先生相比，王先生的节奏要慢许多，而且是围绕史料为主。最典型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课，一个《水部式》，就讲了很长时间。另外很多要用的史料，一一抄在黑板上，再一一说明，一些关键的字词还要特别讲解，看起来一堂课下来内容不多，但是时间久了，还是觉得这种缓慢的节奏另有味道，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知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印在脑子里。
据说陈寅恪先生上课也是携带大量的书，只不过用的不是书包而是包袱皮，而这样史料抄在黑板上的方式，是与陈先生一样的。王先生对陈寅恪先生亦步亦趋，故处处学习陈先生，他自己也说，陈寅恪先生怎么教学生，我也怎么教你们。而我觉得我们从王先生接受的是最传统最正规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继承的也许不是五、六十年代，而是直接地吸收了三、四十年代的传统思想文化理念和精华。
王先生在下课时还要布置很多作业，大都是读书，因此在讲课之前或者中间，还经常以提问的方式做检查。被提问的多是研究生们，我是经常被提问的一个，很多时候被先生一叫，站起来张口结舌是常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唐史或者文书，记得有一次说起十三经非常重要，我那个时候对经书毫无接触，先生问起阎若璩和《尚书》伪孔传，我答不上来，不过王先生也不太责备，只是自己很不好意思就是了。有的时候是上一节王先生布置的，但是因为没有看书，说的有一句没一句，或者指东打西，遭到同学们的窃笑，底下大家说起来，还要笑乐一番，上课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和欢乐的情绪中度过。
三 做卷子和校勘《唐六典》
众所周知，在大学开设敦煌文书课是以王先生为首创，北大中古史中心王先生也是主要的创建人和奠基人。那个时候，听说王先生已经去姚依林那里为敦煌学会申请到一大笔经费，而我们学生活动的地点就是图书馆的213室。213室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今天的北大中古史中心基地，那是先生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而特别申请建立的。
尽管当时的条件远远不能与今天的中心相比，但是有不少与文书相关的资料图书，还有阅读器可以读缩微胶卷，特别是日本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可备查阅。另外基本工具书和史料又可以去同一楼的研究生阅览室，因此一天中的很多时间我们都是“泡”在“213”的，这样对常用的一些文书资料和研究书目便逐渐熟悉了。
通过上课和实际看文书、做卷子，对文书的写法、涉及的一些制度都逐渐了解，一些常用的避讳字、俗体字也见怪不怪。由于经常接触户籍、差科簿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对经济史的一些名词和制度更是耳熟能详。
跟王先生学习，比上课还重要的是做卷子。通过做卷子使学生成熟起来，可以说是王先生的一大发明创造。他在《王永兴学述》一书中说：“讲授与实习相结合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组成部分。整理研究敦煌文书，教师首先动手动脑，为学生做出榜样，学生随之动手动脑，这样，才能具体理解文书……结合我的讲课，学生自己就能解决问题，真正理解了文书。”
在读研究生之前我从来不知文书为何物，更不懂如何进行研究。但去健斋时，经常见一些学生来请教做文书的事，说起一个卷子又多认出几个字，就会非常高兴。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但不知道具体作什么。没想到一上文书课，先生就一人发了几纸卷子，说是新出的吐鲁番文书，让我们做起来。尽管先生讲了一下要注意的内容，但我对要做什么还是不得要领。幸亏张小舟拿到的卷子和我的其实是一件，拼合起来都是相关车坊的，于是她将文章开了个头，我这才有些方寸。
王先生对做卷子可是要求严格。正像他说的，“学生亲自在阅读机下录文，亲自熟读录文，辨字，分句，分段；自己提出应解释的名词，读指定书，解释名词，最后，自己通解全文，这是实习的全过程。”这些程序一丝不苟，总结起来，就是先认字做录文，再作校注，然后是制度、名词解释和问题研究，对文书内容和涉及的重要史事给以说明，它将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整理敦煌文献最基础也最实用的方法。
王先生自己做差科簿、户籍簿就是采用这种做法，他又将这一方法教给我们。后来赵和平师兄整理书仪，即分录文、校记和题解三部，实际上亦用其法。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敦煌卷子的分类整理，但每当面对新发现的卷子，或者是要对某卷进行重点研究，仍习惯于这种方式，也即先认字录文释读解词，再研究相关史事。在我们理解，这种方法也是被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的。
在做卷子之前先生已说明如做好可以发表在论集上，这给了我们动力。记得我和张小舟摸爬滚打地好不容易才将关于车坊的文章写出来，拿到先生那里去，虽然听到的是鼓励的话，但结果却是不合格。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怎么结合《唐六典》等去寻找、应用基本史料，知道了哪些是常识不用讨论，哪些是问题中心必须作为重点，特别是回避前人已经研究过的私车坊而将文书中的官车坊作为主题。
当时如何改动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一篇文章交去发回总不下于十次之多，我们都烦了可先生不烦，这就是王先生书中所说教师批改作业的过程。到了最后先生看我冥顽不灵，对文书反映的西北边境地区车坊的特点抓不住，就亲自手书几条，再由我去修改充实，才算完成。这个过程至少用了两个多学期，是研究生期间最重要的一份作业，写成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王先生编的论集第三輯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显得很肤浅，后来有关车坊的资料又有公布，而由锦绣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不过经过这最初的锻炼，使我初步懂得了怎样写文章，怎样发现问题。此后的研究生论文，就完成得比较顺利，题目是自己找的，是在阅读两《唐书•食货志》和《唐会要》等史书时所发现的唐后期财政三司问题。当时这个题目只有少数日本学者涉及，大陆学者对唐后期的研究很少，所以王先生一听就批准了。
写作的过程中，先生只是听我谈谈想法和要解决的问题，写成后再让修改一次就去答辩了。我后来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王先生对上课的习作这样严格而对毕业论文却相对比较宽松呢？现在想来，除了做文书是按照要发表的文章来要求，也与将文书作为基础教材有关。事实说明，能按部就班地将文书做好，掌握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那么写毕业论文也就会水到渠成，不用发愁了。
王先生以教课和做卷子结合培养学生的方式直到现在还被一些老师们用着。前几年我的学生赵大莹曾去参加北大荣新江老师的文书读书班，一去就分配做卷子，虽然学生们一开始完全不摸门，但做着做着，就逐渐熟悉起来。通过老师的讲解和同学间的交流，赵大莹也在很短时间内就了解了敦煌学的知识和用书，她所作的祭文研究，已经要在《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可见王先生的教学方式已经被继承下来。而荣新江不久前带同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对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进行的发掘整理以及大量成果，也证明这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而行之有效的一条途径。
王先生的教学是唐史与文书并重。除了做卷子，王先生给我们布置的另一项作业是校勘《唐六典》，底本是广池本，每人五卷，要求在一个暑假之中完成。王先生先给大家讲授了《唐六典》的版本，然后又讲了一些校勘的基本常识和校勘记的写法、校勘用书等等，就让我们自己去做了。记得那是我用功最勤的一个时期，整整一个暑假，我都在挥汗如雨地干这一件事，到得开学，才终于能够圆满地交上作业。
我至今保存着这份由先生批改过的作业，是《唐六典》的“卫尉宗正寺”到“太府寺”。其中对我没校出或者虽有异文却未作判断的地方，王先生都予以指出或补充，有的注明“再考”、“再查”，如关于“鸿胪寺，卿一人，从三品”一条，我只以扫叶山房、广雅本对照，并引用《职官分纪》之说，先生却批：“查出《六典》补文所引《通典》、《隋志》、《魏志》的依据，再详考之。”对于有所发现或者考订清楚之处，先生也有“是”、“甚是”之类的批语。
校勘《唐六典》只是课业练习，但通过亲自动手，我却真正实习了那些“版本校”、“自校”、“他校”、“理校”的基本规则和校勘记的写法。后来我也让赵大莹做过《六典》的校勘，同样只是练习，也像先生那样批改她的作业，没想到不久后在我们整理校勘天一阁明本《天圣令》时，这些知识和训练竟然都用上了。
回想起来，我从王先生那里学到的，包括文书、文献史料校勘以及一些唐朝制度史的知识，都是唐史基础的基础。王先生注重的是基本训练，记得有一次我和他散步到东校门，王先生说：“都知道京剧演员有“坐科”，要入科班，是因为可以学得许多基本功。坐过科的演员不一定是名演员，是天才，但舞台上一招一式皆有所本。学历史也是一样，之所以要到学校里来，就是要接受基本功的训练。接受过训练的人和业余自学是不一样的，我要做的就是要教你们这些规矩。”
到现在我总记得王先生这些话，并且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基本功的重要性，知道无论做任何方面的研究，没有基本功是走不远的，而最精彩、最深刻的发现，也常常与对制度的理解有关。
后来，我公公知道我发表文章很欣慰，笑着说：“王先生还真是会教学生，你们几个都学得很快，看起来王先生还很有一套办法。”其实王先生的办法显然并不是一般所认为“聪明”的那一种，也不是可以不费力气的“终南捷径”，但可以让基础不一定好或者并非天才的一般学生得以领会而很快入门，并最终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却自有他不可及的长处与道理在。
我想王先生的做法真正是有教无类。郝春文教授有一次提起王先生对敦煌吐鲁番研究和教授学生成材的贡献非常感慨，认为是应该在将来的学术史上大书一笔的。但窃以为先生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如果能够通过他的学生们被一代代学者传播和继承，那将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和褒扬。
四 讲授、继承陈寅恪
和王先生聊天，谈得最多的无疑是陈寅恪先生。熟悉的人都知道，王先生基本是三句话不离陈寅恪，作为他的学生对这一点都习以为常。王先生对陈寅恪的崇拜发自他内心的体会，也源于他多年追随陈寅恪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他经常讲的是陈先生如何上课，如何教学，即陳先生的教誨。他最尊崇的是陈先生的“贬斥势力，尊崇气节”，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典范，并且将自己的一生，也仿照陈寅恪先生去做，生活清贫，随遇而安，唯以学问为追求。
王先生在学界一般的看法中，从来都不被认为是陈先生最聪明和学术最有成就的弟子，但我想他至少一定是对陈先生最忠实、最本分，在教学实践中也最能够认真贯彻老师原则的学生。王先生始终认为他有责任将陈寅恪的学问告知我们，并希望我们能够理解陈寅恪，继承陈寅恪。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写文章，发凡起例，也往往提到陈寅恪，知与不知，懂与不懂，对陈寅恪先生关注的问题多少能够有所了解，对他的研究方式也多少能够有些领会，这对个人后来的研究确实发生很大影响。
而我体会王先生自己在学术研究的很多方面也是继承陈寅恪的。不了解的人会从王先生老迈的身体动作和待人接物方式误以为他是很老派、很守旧的人，并从王先生的文章中大量史料的引证认为先生只重考据，但我知道不是这样。先生虽然不擅长像陈寅恪先生那样进行框架式、脉络式的演示和论述，但决不是见小不见大。举凡先生发现和论述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特别是经济史、制度史方面，其中五十年代初虚实钱和虚实估研究，是关于唐朝钱币和物价关系的最早、最具实质性也最有价值的研究，我认为今天虽有进展，但先生或许受寅恪先生影响，最早关注这一影响唐后期国家经济的核心问题，在论述的细致和深刻程度上也确实起到开先作用。
他后来又在《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一书中总结陈先生读书札记有“关于唐代估法十一条札记疏证”，足见他对这一问题领会和研究之深。他的户籍、差科赋役与土地制度的研究、流外官的研究，均发前人所未覆，且有不少是制度难点和要切之处。更重要的是勾检制和四等官制，乃读懂敦煌文书的基础，也为认识唐代官制和行政制度的一个关键。在王先生之前，研究官制的人，大多只是从官僚机构设置和官员的一般职能出发，很少去注意行政制度的运作方式、效能与官员设置层次之间的关系，而勾检制和四等官制正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桥梁。先生的创作其实是为我们开拓了研究动态的、活的制度史的先例，这是先生对丰富唐代制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王先生自己从不写空文，也不写泛泛之论，不写糊里糊涂、东拉西扯，说了等于没说的无用文章。记得他在讲《通典》时，特别指出李翰序所批评的“而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以及《四库全书提要》对杜佑“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的赞誉，我想先生是深悟其中的。他善于小中见大，发现问题，并且进行实证研究，的确成就为详而不烦、简而有要的有用实学，因之具备深厚考据功力的问题性研究也是他本人的学术特点，许多重要的发现迄今仍无法超越。
王先生对陈寅恪学问的总结，也透出他对陈寅恪的理解，以及他本人的境界和眼光。王先生对陈寅恪的理解最见诸他的《陈寅恪史学述略稿》，其书指出陈寅恪先生史学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来自乾嘉学派，而是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论述陈先生称赵宋文化为“民族遗留之瑰宝”，继承宋贤“求真实，供借鉴”的史学思想和长编考异之治史方法，最是高屋建瓴，也最是切近陈寅恪的确论。还有他关于陈寅恪三部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其他三篇重要文章的主旨述要以及对《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的疏证，都是对陈寅恪思想和学术的切实理解和阐发。
王先生所选陈寅恪三篇文章中除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外，其它二篇《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与《朱延丰突阙通考序》均为研究者不常提到。然而前一篇他指出陈先生关于追求本国学术独立，“国可亡，史不可灭”和放眼世界学术的思想，后一篇则指出陈先生立意痛矫时俗轻易著书立说之弊，加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关于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以预学术新潮流的论议，确实代表了陈先生的一些重要学术思想，也体现出王先生自身的洞见。
关于陈先生的札记疏证，王先生也一如既往地用史料和实证方法予以说明补充，例如有关黄头军，王先生总结札记共有13条。此项发现陈寅恪先生仅指出黄头军善战的蛛丝马迹并疑之为回纥族类。王先生自己对此课题也做过深入研究，故对忠武黄头军为回纥或者铁勒（敕勒）族类，及其平淮蔡、平黄巢和防御陇州、守陈州的一些功业，引述诸多史料给以具体解释笺证，不但能使我们理解陈寅恪观点的出处由来，事实上也教授了怎样读书和发现问题，对于今天的青年研习者尤有指导意义。
五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导学术研究
王先生在他的上述著作中对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所阐发。他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乎民族气节，“乃吾华夏民族人生及历史发展之最高境界”，为寅恪先生史学思想之根本。王先生还总结宋贤史学之精义在以民族国家之存在发展为其归宿，继承宋贤史学之陈寅恪史学也是如此。这一点不仅关乎思想也关乎学术研究本身，精密的考据之法并不是陈寅恪史学的全部，因为“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
窃以为，王先生本人也有这样的思想和特点。他从来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年轻时参加一二九运动，编辑杂志，写了许多充满现实思考、鼓动人心的爱国文章。见到这些文章，就会知道当年的王先生是怎样的年轻热情，思想活跃而有着旺盛的精力，也会意会到王先生是一个要做事的人。他一生除了是读书人，还曾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有着充分活动能力、具备前瞻性眼光的实干家——后来敦煌学会的建立和王先生在其中筚路蓝缕的贡献说明了这一点。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表现机会，但也许正是这样他才更能理解陈寅恪。
和锦绣谈起来，我们都认为先生是一个具有开拓性和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在他个人的研究和言传身教中都体现了独立精神。在学问方面，先生从不囿于前人成说和为教条左右。五十年代中，他并没有陷入那个时代“五朵金花”的框框，而是从攻读敦煌卷子開始，打开了經濟史研究的思路，并因此最早与国际接轨。他在命运给他的最后三十年中不畏艰难，从头做起，最终证明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他的研究虽细微而关乎大局，他关于经济史、制度史和后来关于军事史的论述其实都蕴含有对大问题、大方向的追求，且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陈寅恪，而是同样体现着人文关怀，是具有一定规模系统和独特风格、历经嚴密思考与实践的一家独创。他将敦煌文书结合制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唐史和敦煌学学者而言开创了一种最具实用性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学者赶上和超过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步伐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而正如上面所说，他的读书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但教育了一代学者，至今也仍被使用和证明为最成功的教学方式，在此基础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通过他的学生们的论著得到发扬和体现。
不仅如此，我在自己向王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他对独立思考和个人发明创见的提倡。我惊异地发现，王先生虽然从来反对“好为异说”，但对我在读书时产生的一些想法往往非常理解，而且很快便捕捉到其中的一些亮点，鼓励我发挥出来。
最初是在作毕业论文时，我向先生说明受皇帝支持的财政使职的发展与宰相中枢机构的矛盾，并认为这一矛盾构成了安史之乱后一段时间之内的政治斗争与人事纷争，元和以后财政机构才逐渐统一起来，我的想法暗合了陈先生关于中古史分期的理论，立刻就得到了先生的支持。这以后，每当我向先生兴奋地谈到自己的一些思路时，先生无不给予鼓励。
而在他的教导之下，我一方面读书问学从不赶潮流、追时髦，另一方面也向自己提出要求，就是研究问题必须从细处着手，而且越细微、越具体越好，但是必须有大方向，也就是一定要注重其中的变化发展，并归结到民族国家的大问题上来。而由于从研究生论文开始，涉及的就是唐后期和唐宋之际，所以以后的问题研究亦多与之有关，这使我对陈寅恪的理论愈来愈体会深刻，从中也领悟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学术研究之含义和分量。
王先生从来鼓励我们研究大问题，而且主张我们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毕业后他仍旧指导我的研究，几乎每一次去看他，他都会和我散步出来好远。有一次是在晚饭后，坐在校园的凳子上，他问我有何打算。我告诉他准备作盐业史，他说盐业史范围太小了，为何不作财政史？你可以作财政史，卢向前作均田制和经济史，这两个题目，过去陶希圣、鞠清远他们作过，现在再作，都会有很多新内容。我那个时候缺乏自信，研究进展又很慢，所以不敢承担，也没有意会到拓展财政史研究的意义，但是先生的教导和谈话的场景一直都印在脑海中。后来李锦绣完成了财政史的课题，果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想起来，我的研究在先前的一些年进展慢，既有基础不够，也有放任自己的原因。一些已经计划好的课题都没有完成，很辜负王先生当初对我的期望。先生曾经很为我着急，每次见面都要问我在干什么，要我抓紧，但没有过多责备，对我还是鼓励多，而且始终认为我能做出来。
最近的十来年，我比以前抓得紧，而且从书仪开始，重点作礼制研究。先生知道很高兴，由于住在一个城市，我和先生很少通信，但最初论文写好后，我有时仍然送去请他指导。而他每次都来信提出过很多具体意见，指出创建和缺点，甚至一条条的指明细微错误，这些信我至今保留着。
不过，先生最关心的是《开元礼》，经常问我所作是不是涉及《开元礼》。《唐礼摭遗》一书写好后，我请他为我写序，他在序中又提到《大唐开元礼》的重要，并且说：“理解《大唐开元礼》及唐社会通行礼仪，诚非易事，然如以坚毅之精神与实事求是之精神进行研究，孜孜矻矻，终必有成，愿黾勉为之。”这些话正是对我提出的厚望。想到先生九十余岁还在写书，并且还学电脑，听锦绣说2006年他生前所出最后一本书《唐代后期军事史略论稿》就是自己用电脑打出来的，和先生比起来，我的确努力不够，不免深感惭愧。
我在之后总算尝试着作了一些《开元礼》。記得大约是先生去世的前几年，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正在从头读《资治通鉴》，想起陈先生生前曾提到周世宗其人很重要，所以准备研究周世宗问题。又说因读《通鉴》，想起《开元礼》，问我作得怎样了。我将自己的一些发现和想法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要我把已发表的论文给他送一些过去。
这个电话是先生最后一次和我谈学问，竟打了一个多钟头。这次的谈话真让我感到，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关心、理解我，於是便如约将论文交给锦绣。锦绣笑说：“你的这些东西，恐怕他已经看不懂了。”果不其然，过了些日子，先生很遗憾地对我说：“看你这些文章，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好，要是寅恪先生看见，也会高兴的。”
这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我不敢自以为拙文能入老师的眼，但是我理解老师的心意。他在“八十述怀”一文中说：“留此健康的身体做什么，我要等着、看着、指导着这几个青年学生，在继承发展寅恪先生文史之学的庄严事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我知道老师心心念念都在想着发扬陈氏之学，他也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创建与成就。我后悔自己做得太少、进步太慢，但只要想着老师的鼓励和期待，便始终不敢放弃，并且决心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断地超越自己，为弘扬华夏学术作出贡献。
先生去世前的最近几年，我去得少了。但是每到春节，我和王宏治、金锋都会约齐，由赵珩开车一起去看他，给他送一些年菜和过年礼物，听他唠叨几句陈寅恪、点校二十四史，怀念与我公公的友谊，等等。生活平静地继续着，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记得病中我去看他，呆了不长的时间，他已经认不出我，而这次会面，竟成永诀。言念及此，与先生在一起的情景历历在目，对先生的哀思不绝如缕。逝者如斯，其能免乎！唯以此文，敬献于先生灵前，不知先生在另一世界可能得见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