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民族命运，王先生到老都保持着一股连年轻人都自叹弗如的热情。这是王永兴先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道统”。
我特别喜欢大学教书生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必朝九晚五坐班，每每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职业。而今天，我不再欢喜。几天不去学校，信箱照例塞得满满当当。我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地整理来信，却让其中的一封击中了。
惨白的信封，右下角印着惨黑的一行字：“历史系王永兴教授治丧办公室”！我惊呆了。近两年，尽管我经常去北京，但是，都没有拜见过王永兴先生。我知道，自己对王先生感情很深。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并没有想过。这几天仔细想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习惯性地以为王永兴先生的身体非常好，想当然地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意外，因此今天推明日，明日推后朝，失去了至今想来无比珍贵的拜见王先生的机会，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哀痛。二是，距今不到二十年前，我离开了北大。内外各种因素使然，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连自己也不喜欢的这一切，自然更和王永兴先生对我这个后生小辈的殷切期望绝不相符。因此，这使我总有点怯于见王永兴先生。这也不能不让我感到彻心彻肺的无奈。
2008年9月15日十八时在北京去世的王永兴先生享年九十五岁，他是和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等先生同一行辈的学界耆宿。王先生的身体好，在北大是知者甚多的。但是，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并不是王先生与生俱来的禀赋。十多年前，林在勇先生发愿主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不嫌我废弃在家，找我商议。我从自己的认识角度拟了一份应该敦请的学界名家的名单，供在勇先生参考，王永兴先生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王先生答应了，很快就完稿了。这就是 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兴学述》。可惜，这套丛书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我的治学经历”开头一句就是：“我乃农家子，少年体弱。 ”弱到什么地步呢？“家大伯父认为我体弱不能务农。”然而，却正是体弱改变了王永兴先生的人生道路。幼年的王先生在乡下村塾读《三字经》，很得塾师的夸奖。大伯父看在眼里：侄子虽然体弱不能务农，却应该是一块可以读书的好料。于是，竭力支持侄子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王永兴先生正在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高一，不愿做亡国奴，十八岁的少年流亡到北平，过着近乎乞丐的生活。还是大伯父，在1933年到北平来看望侄子，问乡亲借了十元钱，嘱咐侄子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1934年，王永兴先生考取了极难被录取的清华大学。王先生曾经讲过：“孝于家而忠于国，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我是儒家门徒，不能不守孝道”，对大伯父感念终生。
进大学以后，1936年，王先生还患上了当时近乎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被迫休学一年。1937年，大病初愈，他还冒着巨大的危险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业。不知道是否因为经过这样的艰苦磨炼，反而使得王先生的身体康健了起来呢？这似乎没有人知道。北大很多人都知道的却是，在经历了二十一年的灾难和折磨后，1978年11月，王先生从山西调到了北大历史系。那时，王先生已是六十五岁了。重见天日的王先生如饥似渴地研究，只争朝夕地工作。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好身体，能够弥补在疯狂岁月里被无情浪费了的生命，王先生每天清晨都在北大南操场跑步。这不是健身慢跑，而是真正的“跑步”，五圈共两千米的快跑；不仅如此，最后两百米还是全力的冲刺！这是北大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对这位老先生都充满了崇敬之情。这样的跑步持续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是，一直到我考进北大的1984年，王先生依然是如此跑步的。那时，王先生已经年过古稀了。
谁又能够将如此这般的王先生和疾病联系起来呢？更何况，王先生的晚年是安宁而幸福的，志同道合的李锦绣师母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我一直知道，九十岁以后的王永兴先生依然步履康健。
王永兴先生是一位默默耕耘、与世两忘的历史学家，毕生严守着自己的专业疆域。读书界对他感到陌生，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这没有什么，王先生本人更是毫不在意。但是，作为深受大恩的后辈，我总觉得有写点什么的责任。
1934年，王永兴先生考进清华大学，起初读的却是中文系，志向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且创作白话诗。在历经艰辛抵达长沙后，王永兴先生才第一次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课后，高阮兄和我均极振奋，能遇到这样的教师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要一生从寅恪先生受教，因而要转系。”于是，去找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先生申请。徐高阮先生因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两年，王先生则是因病休学一年，倘若转系，那么徐先生的大学就要读七年，王先生则要读六年。两位年轻学子对此毫不在意，坚持转到了历史学系，后来都成为陈寅恪先生门下的得意弟子和传人。
王永兴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学术界知者甚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的说法：“南方蒋天枢先生，北方王永兴先生。”十多年来，学术界、文化界颇有好为“相提并论”者，绝大多数拟于不伦。唯独对这个并举，众口概无异辞。
这种感情当然有师生情分的基础，但是，又绝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与凡俗意义迥异的“学统”在焉。王永兴先生的治学，就是恪守陈氏学统的。《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固无论矣；《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1994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以及数十篇厚重的论文，无一不是陈氏学统的承继和弘扬。屡屡称述陈寅恪先生“我拿国家的薪水，怎么能不教书”的王永兴先生，也将三尺讲台视作是培植陈氏学脉的神圣道场。当今中国学界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学的好几位中坚学者都是王先生的学生，这就是明证。
顺便提一下，正当学术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兴未艾之际，王永兴先生命我前去，示知他想编一本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当时正是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候。我找了当时还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唐建福兄，由他安排，1994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永兴先生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我还奉王先生之命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拜见陈述先生，拜领陈寅恪先生手迹复印件，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陈述先生。这是一本相当重要的纪念文集，可惜只印了三百册，今天几乎可以“珍本”视之了。值得一提的是，主编王永兴先生除了半页“后记”，没有在其中发表文章。这充分反映了王先生的为人风格。今天想来，我总算也为王先生做过些须小事，这多少让我在哀痛中略微有点宽慰的感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王永兴先生的专业领域是冷僻的。王先生也确实在这个毕生珍爱的领域里“寂寞勤苦”，但是，对于中国文化、民族命运，王先生到老都保持着一股连年轻人都自叹弗如的热情。这是王永兴先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道统”，当然，这也不是流俗可以理解的。
1935年至1936年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我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其实，岂止是“积极参加”那么简单呢？在“一二·九”运动中，王先生是以一腔热血担负过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他在当年的许多同志或者部下，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只不过王永兴先生自己从来不提而已。
前面提到过的徐高阮先生是陈寅恪先生非常喜爱的弟子，也是王永兴先生的好友，他也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他和王永兴先生一样选择了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王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很像当年的徐高阮。”我当时不以为意，其实是自己太浅薄。后来，我知道了徐高阮先生的人生遭遇，特别是他在台湾的故事，实在不能不佩服王永兴先生的眼光和智慧。
如此性格的王先生怎么能够绕开人生的坎坷呢？1957年，王永兴先生终究没有能够逃脱罗网，被遣送到太原改造思想，控制使用。二十一年的无妄灾难就此降临，读书治学自然是不可能了。王先生的全部藏书更是在1966年被付之一炬，人则被投入土牢，后来被送到农村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最让我钦敬和感念的是，这一切苦难仿佛都没有在王永兴先生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毕生养护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有一件和我有关的事情，今天是该公之于众了。
将近二十年前，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王永兴先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北大哲学系王守常教授相伴，在一个晚上，步行爬上四楼，向新调来的北大校长说明我的情况。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却是在此后，才由守常教授告诉我的。我现在抹着泪水，眼前是这样的一幕：满头白发的王永兴先生，在守常教授的搀挽之下，吃力地爬楼，为的，只是我这个在他眼里还算是可造之材的，其实完全是朽木一般的后生……
王永兴先生走了，已经42岁的我在给锦绣师母打电话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位毕生坚守学统、道统的真正的读书人就这样走了。我想，比起我们来，老人或许还是幸福的，因为在他身上，学统和道统不仅没有分裂，而且依然保持着历经劫难后的完美统一。
临离开北大前，我请王永兴先生赏字。几天后去拿，竟然是毛笔书写的一整张宣纸的《海宁王观堂先生碑铭》！笔迹艰难颤巍：前面说“这一切苦难仿佛都没有在王永兴先生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是不对的：王永兴先生的手在那个疯狂岁月里被铁丝捆绑，是几近残废的。
这幅字必将是我的传家之宝。此刻我却不忍，也不敢去打开它，尽管它就在我的座旁。我知道，这是王永兴先生所秉承的陈氏学统和道统的宣言。在我面临苦难的时候，王永兴先生以它相赐，是有深意的。
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今天的我也许让九泉之下的王永兴先生，以及其他许多关心我的先生失望了。我只能说：“对不起！”然而，王先生，您或许还可以看下去，我想，我终究是不会让您太过失望的。到那时，您还会微笑的，就像我坐在那张由梁启超送给陈寅恪先生，又由陈先生送给您的书桌前，经常可以看见的那样微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