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学界异议较大的唐懿宗咸通四年 (863) 析置三节度问题, 对唐廷通过析置三节度削弱归义军并与归义军争夺凉州的观点进行了辩驳。文章分析指出:新设立的凉州节度所辖诸州并非原属归义军的势力范围;河陇析置是唐廷从国家 (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 客观形势和全局出发做出的战略部署, 并非意在削弱归义军势力, 也未导致归义军称号被取消;新设立的凉州节度并非由灵武节度使兼领, 而很可能是由张议潮兼管;咸通四年三节度的分设为唐廷日后经营河陇留下了余地, 而唐廷与张议潮的分歧主要是在西北防御问题上的消极与积极之别, 归义军并没有强大和重要到让朝廷处心积虑防范的程度。

关键词：河陇析置; 凉州; 张议潮; 归义军;

归义军史, 尤其是归义军政治史一向备受学界关注, 其中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凉州问题由于涉及该藩镇与唐廷的关系, 也成了相关学者热议辩难的焦点之一。

就目前所知, 对9世纪后半叶凉州统属有所关注, 并据以讨论归义军与唐廷关系的论著主要有:20世纪90年代荣新江先生出版《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 ①该书是治归义军史的必读书, 对归义军政治史研究贡献良多, 包括有关凉州问题在内的很多结论和看法都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参照和坐标;近年李军先生发表多篇论文, 尤其是《晚唐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②《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③《晚唐凉州节度使考》④《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⑤等文均集中探讨了晚唐时期凉州管辖权问题, 诸文多发表于国内权威或核心刊物而影响相当大;2013年冯培红先生出版《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①该书吸收近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在着重研究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政权兴替、内部政争及发展过程和特色的同时, 亦以较多篇幅探讨了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部族政权以及与唐宋辽统治者的关系和矛盾, 其中也涉及凉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最初荣新江先生曾据张议潮与唐廷的奏答文书提出“凉州节度使的设置, 很可能是唐朝企图从归义军手中夺取凉州以及部分名义上已属于张议潮而实际上还未被其控制的陇右州郡与西州飞地的一种努力”, 并判断“随着归义军势力向东发展, 必然和唐朝产生矛盾, 在表面归顺唐朝的背后, 实际上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关系”②。此后李军、冯培红两位先生又通过大量论证, 重申和看似坐实了唐朝与归义军争夺凉州的观点。近年他们的意见已被敦煌学界一些同行视作无可置疑的定论, 甚至被作为进一步论证晚唐西北地区其他政治问题的前提依据和当然基础。

但是, 在认真拜读上述论著的过程中, 我们却产生了一些困惑与不解, 通过对某些关键性史料的重新解读, 进而形成了一些与前贤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 探讨唐懿宗析置三节度, 尤其是析置凉州节度问题, 对研究晚唐归义军和西北边疆政治史而言确实十分关键。不过, 若想形成正确的导向, 必须拥有正确和充分的依据, 并且真理也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愈辩愈明, 这乃是促进认识提高与学术进步的唯一途径。有鉴于此, 本文即拟围绕懿宗咸通年间于河西陇右析置三节度问题略陈管见, 不当之处, 敬祈专家学者教正。

我们的困惑虽早已有之, 但促使我们集中时间精力探究相关问题的, 是冯培红先生的新作《敦煌的归义军时代》。该书第四章第二节的标题即是“唐懿宗析置三节度使”, 其论述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旧唐书·地理志一》:

上元年后, 河西、陇右州郡, 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 陇右遗黎, 始以地图归国, 又析置节度。

秦州节度使。治秦州, 管秦、成、阶等州。

凉州节度使。治凉州, 管西、洮、鄯、临、河等州。

瓜沙节度使。治沙州, 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③

对于这条史料, 由于此前不久张议潮收复凉州, 故李军、冯培红先生遂认为唐政府是从张议潮手中接管了凉州。冯培红先生提出:在咸通四年 (863) 接管凉州城以后, 唐朝并不满足, 还想要扩大对河陇地区的统治, 遂采取措施, 将河陇地区析置为三节度, 分而统之。①他又进一步分析道:

这次析置三节度使, 是唐朝对河陇地区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 目的是为了削弱归义军的势力, 把它的领地一分为二, 凉州节度使实际上主要是从归义军辖区中独立出来的。这对张议潮打击极大, 使其统治区域大幅减少, 甚至连“归义”这一军号也被取消了, 改称为瓜沙节度使。②

河西道原来只有张议潮一位节度使, 且治在沙州, 故将三节度的析置看作是对河陇地区的重大战略调整,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凉州节度是否真的“是从归义军辖区中独立出来的”, 并使张议潮“统治区域大幅减少”?河陇的析置是否确实是针对张议潮, “是为了削弱归义军的势力”?河陇析置三节度是否最终导致“‘归义’这一军号也被取消, 改称为瓜沙节度使”?河陇析置时凉州节度更可能由谁兼领?张议潮与唐廷在凉州问题上的矛盾的表现与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乃是关系到晚唐西北地区政治形势、唐廷基本治国方略、归义军存亡兴废的重大问题, 以下依次讨论。

一新设立的凉州节度所辖诸州并非原属归义军的势力范围

三节度中, 秦州节度使的统辖范围是在收复三州七关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与归义军的原领地也没有关系, 因而我们需要着意讨论的是归义军领地与凉州节度辖地之间的关系。

《新唐书·方镇表四》“陇右”条记大中五年 (851) :

置归义军节度使, 领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 治沙州。③

这十一州之名又见于《新唐书》卷八、④《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⑤只是前者仅记张议潮遣兄进献这十一州的图籍, 后者则称“张义潮发兵略定”诸州并遣兄奉图籍以献及唐廷以张议潮为十一州观察使, 在表述上有所区别。仔细参稽诸史籍, 它们为张议潮的观察州是没有问题的, 但却不都是张议潮“发兵略定”的, 十一州中仅五州 (即沙、瓜、甘、肃、伊) 是张议潮攻打下来并实有的, 其他六州当时还在吐蕃或回鹘人手中。相关学者早已对此达成共识, 但这里还有必要对其他六州的情况予以细述。关于这六州当时的状况及为什么被划入张议潮的观察区, 冯培红先生做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

这十一州中无凉州, 是因为851年凉州尚未收复, 仍在吐蕃手中, 与微松系的论恐热或属同一势力集团。至于处在凉州东南, 属于陇右地区的鄯、河、兰、岷、廓五州, 则因为尚婢婢及其部将拓跋怀光的关系, 而成为张议潮势力的影响地。唐军在收复秦州以后, 没有继续向陇右腹地挺进, 就只好藉助于张议潮的力量, 所以在给他授予十一州观察使时, 自然就把原尚婢婢系的陇右五州划入张议潮的观察范围。在851年归义军初建时, 应该还看不出唐廷与归义军之间有任何矛盾。至于西州, 此时由回鹘人所控制, 建立了西州回鹘汗国, 张议潮对其有名义上的观察权。①

这样, 若将河陇析置后凉州节度所辖州与归义军创建时张议潮观察州相比, 就可以看到三种情况:

其一, 洮州、临州。凉州节度所辖洮、临二州原本与归义军没有关系, 更谈不上原属归义军势力范围的问题, 不需要再做讨论。

其二, 凉州。凉州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 不仅归义军设立时没能实领凉州, 就连唐廷授予归义军节度使的观察州中都不包括凉州, 因而凉州根本不涉及归义军辖地是否被划给了凉州节度的问题。另一方面, 凉州是张议潮于咸通二年收复的, 析置三节度时也是主要由他实际管理的, 那么, 如果新设的凉州节度真的与张议潮没有任何关系, 似乎张议潮的实际辖区就因此缩小了, 前引冯、李两位先生所持“这对张议潮打击极大, 使其统治区域大幅减少”的主张正是基于这种假设提出的。但问题是, 若这种假设本身不成立, 建立在它基础上的推论就难免值得商榷了。本文第五部分的论述将证明新设立的凉州节度乃是由张议潮兼管, 即那时及稍后一段时间的凉州仍受张议潮节制, 故凉州未隶归义军而隶凉州节度同样不能被用来论证张议潮的势力范围被压缩了。

其三, 西州、鄯州、河州。关于这三州, 正如上引文中冯培红先生所分析的那样, 以前张议潮所有的只是“名义上的观察权”, 大中五年将它们划进张议潮的观察区, 实质上是唐廷以自己根本无力处置的敌对势力的占领区, 给张议潮指点了几个征战目标。那么, 析置三节度时这三州的情况怎样呢?《资治通鉴》卷二五○记:咸通七年 (866) , “春, 二月, 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注文谓:“《考异》曰:《实录》:‘义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汉皆归伏, 并表贺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传》曰:‘七年, 俊击取西州, 收诸部。’按大中五年, 义潮以十一州图籍来上, 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 盖当时虽得其图籍, 其地犹为吐蕃所据耳。”①既然咸通七年西州才收复, 那么三年前析置三节度时的西州便称不上是归义军的势力范围, 因为所谓“势力范围”须是能掌控左右的, 而当时张议潮对西州所能做的仅仅是“观察”而已。鄯州, 大中咸通间长期被尚婢婢的部将拓跋怀光占据, 关于他何时投降唐朝, 史籍缺载, 但《资治通鉴》卷二五○在上引文之后紧接着记:“论恐热寓居廓州……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 怀光引兵击破之。”注文谓:“《考异》曰:《实录》:‘义潮又奏鄯州城使张季颙押领拓跋怀光下使送到尚恐热将, 并随身器甲等, 并以进奉。’《新·吐蕃传》曰:‘鄯州城使张季颙与尚恐热战, 破之, 收器铠以献。’”此事排在上引西州事后, 《通鉴》对两事的记叙方式也完全相同, 依理推测, 鄯州归唐应在西州收复之后, 即也是析置三节度之后的事, 故河陇析置时鄯州实际上也不属于张议潮的势力范围。至于河州, 长期被吐蕃诸股势力争夺角逐, 《新唐书·吐蕃传下》在记唐廷建立归义军之后又记“其后河、渭州虏将尚延心以国破亡, 亦献款。秦州刺史高骈诱降延心及浑末部万帐, 遂收二州”②, 是知归义军建立时河州仍为吐蕃人盘踞, 以后他们归降于高骈而不是张议潮, 张议潮在这里并无作为。因而, 西、鄯、河三州虽曾被划入归义军节度使的观察区, 但归义军从来也没有真正拥有过它们, 当然也无从将其纳入势力范围。

以上我们对凉州节度所辖诸州的情况进行了逐一剖析, 归纳起来看, 凉州节度所领六州中, 洮、临二州原本就与归义军无关;凉州原本也不在归义军节度使观察范围之内, 被张议潮率众攻取后成了建立凉州节度的基础, 但因最初的凉州节度由张议潮兼领 (论证详后) , 自然没有脱离张议潮的势力范围;至于新设的凉州节度的辖地中包含的三个归义军原观察州, 则因归义军此前从来就没有真正领有过它们而与所谓势力范围无涉, 即便是名义上的曾经领属, 仍因析置初期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而并未使张议潮统治区域大幅减少。

二河陇析置并非意在削弱归义军势力而是时势使然

既然凉州节度并不是从归义军势力范围分割而成, 秦州节度使统辖地区也本就与归义军无关, 那么, 析置三节度是为了削弱归义军势力的说法恐怕就不能成立了。然而为什么还要析置呢?我们认为, 如果不固守夺地争权的惯性思维, 换个角度思考, 或许能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毋庸置疑, 安史乱后凉州的沦陷曾经直接影响了河湟之地的失守与边防的东移。对此, 白居易《西凉伎》有“自从天宝兵戈起, 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 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 今日边防在凤翔”的形容, ①元稹的《西凉伎》也同样有“一朝燕贼乱中国, 河湟没尽空遗丘。开远门前万里堠, 今来蹙到行原州”的描述, ②是知唐廷由于河湟特别是凉州的失陷不得不将战线紧缩至泾原岐陇, 以至于斥堠已遍布于京畿凤翔国门之外。大中、咸通之际, 吐蕃仍然是唐廷西部防御的重点, 凉州也仍为吐蕃的聚居地和往来侵犯的必经要路, 此乃晚唐边防面临的困境和无奈, 而收复凉州乃至河湟也是唐朝军民上下一致的期盼与梦想。

因此, 张议潮对凉州以及高骈对河、渭等州的收复, 无疑有着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凉州, 其收复使唐廷有了对陇右河西进行重新分配和规划防御系统的可能。故当地理和军事位置极其重要的凉州回归唐朝版图之际, 重树其为边防重镇既是顺理成章之事, 更是唐廷必须要彰显的进取姿态, 因为此举可收凝聚、鼓舞人心之效。同时, 刚刚收复的凉州也不甚稳固, 吐蕃并未绝迹, 其残余势力和其他少数部族还在左近地区不断滋扰。③收而不守等于没收, 为充分发挥凉州作用, 唐廷必须根据新形势重新布防。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 设置三节度特别是凉州节度, 便成了必然之选。

或问:既然凉州是归义军收复的, 为何不将其连同洮、临两州一并划入归义军辖区呢?试想,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 大中五年建立的归义军治沙州, 东距凉州一千六百多里, 如果凉、洮、临等州完全归属归义军, 一旦少数部族等内侵或发生动乱, 远在沙州的归义军定然会因鞭长莫及而缓急不能得力, 不可能独自承担防御任务, 那对唐朝廷西北边的防御而言, 才真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固然, 安史之乱前河西军的辖区异常宽广, 凉州、沙州均由其统摄。但是, 一则晚唐与盛唐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不可同日而语:晚唐廷其时正在努力把握时机将一些大藩镇变小以便于控制 (这是面向全国的普遍做法, 并非只用于归义军) , 以致有的藩镇只领数州, 甚至一二州, 全国也很少有领十数州的大藩镇, 怎会让归义军独大?二则盛唐河西军治所原本在凉州 (后来移镇沙州是边打边退, 凉、甘、肃等州尽失后逼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 自靠近中原的凉州向西辐射和自居处边陲的沙州向东辐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因而, 唐廷审时度势后进行了河陇析置, 在该地区设立了三个防御中心, 三个中心各有自己的任务和防御重点, 既可以分而治之, 彼此之间又可犄角相应, 以抗御吐蕃等少数部族, 故其设置目的和作用一目了然。三个中心中, 凉州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又成了重中之重, 此次划分三节度的要点正在于增设凉州节度, 以使凉州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

客观地说, 析置三节度一举既是为了加强西部防御, 也表明唐廷有着恢复河西军事重心要地的现实考虑与长远期盼, 是朝廷综合考虑全国多种政治军事因素决定的, 是时势使然, 而不可能是仅仅针对归义军这个并无任何反状的西陲小藩镇。况且, 在唐廷的重新规划中, 沙州既不可少, 归义军也仍是西部防御的主力。具体说来, 沙州乃是当时唐版图的最西端和凉州的外围, 沙州和凉州的地域关系决定了两者势必相互依靠, 而归义军也已受朝廷节制十余年, 并从吐蕃手中为唐廷夺取了凉州, 懿宗将新设的凉州节度交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兼管 (论述详后) , 既是要借归义军之力, 又彰显了对张议潮的信任。至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态度的不一致及后来令张议潮赴京为质, 则是立场不同与情势所需, 不能归结为唐廷是要与归义军争夺凉州的控制权———张议潮是归顺的, 他治理的凉州自然是唐朝的。关于所谓张议潮与唐廷的矛盾, 我们将集中于本文第六部分讨论, 兹不赘述。

三河陇析置并未导致归义军称号被取消

归义军称号被取消的问题也是冯、李两位先生提出的, 除前引文外, 《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的第二章《归义军及其名称的变化》也作了特别强调:

从863年 (咸通四年) 起, 张议潮从归义军节度使改称为瓜沙节度使, “归义”军号似乎也被取消了。①

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知道, 唐朝的节度使不仅掌兵, 又兼管民, 是朝廷设在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由于例兼观察使, 同一节度使往往可以有至少两种叫法, 一从军名, 一从地名, 后者即朝廷任命的主要 (或治所所在的) 州镇名, 两名可以互称互换, 应用场合不同而已, 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 以所在州镇之名来称呼节度使并不意味着军名便被取消。如卢龙 (军) 节度使又可称幽州节度使, 成德 (军) 节度使又可称镇冀节度使。《敦煌的归义军时代》亦谓史料中“曹议金的职衔被分别记作归义军节度使、沙州节度使、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三种, 前后歧异, 显然只有一处是正衔, 即归义军节度使, 而其他两处则是俗称或略称”②。所谓俗称或略称其实是别称。不过, 既然曹议金可以有别称而分称归义军节度使或沙州节度使, 那么张议潮恐怕也不会只以地名为称。

其实, 前引《旧唐书·地理志》言河陇析置三节度时皆使用州镇名, 也只是从《地理志》重视地名的角度出发, 并不意味着已置军的节度使就被取消军号了。以三节度中的秦州节度使为例, 和瓜沙节度使一样, 《旧唐书·地理志》也是以地名称之, 那秦州节度使是否领军呢?《资治通鉴》卷二五○唐懿宗咸通四年二月条载:“置天雄军于秦州, 以成、河、渭三州隶焉, 以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观察使。”①《文苑英华》所载《授王安 (晏) 实天雄军节度使制》又曰:“可起复忠武将军, 守金吾卫将军, 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天雄军节度, 秦城 (成) 河渭等州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②据此, 王晏实就是首任秦州节度使, 亦即天雄军节度使。河陇析置时秦州节度使领州从最初的秦、成、河、渭调整为秦、成、阶等州, 但以后天雄军还长期活跃于晚唐历史舞台上, 说明并未因此次调整而撤军。那么, 单独撤销归义军的可能性也不大。

诚然, 若仅就字词本身而言, “瓜沙节度使”中的“瓜沙”与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河西节度使”中的“河西”在所指地域上确有区别, 但我们认为, 这主要是语境不同造成的。《旧唐书·地理志》侧重地名表述, 既不便以军名指称统管沙、瓜、甘、肃、兰、伊、岷、廓等州的节度使, 又不便再以“河西”为称, 因为析置三节度时凉州节度统领的凉州亦属河西, 以“河西”为称容易造成混乱, 而遍称所统八州亦甚冗赘, 择取主要领州便十分自然。只是中原史臣心中并无芥蒂, 未必那么在意此处表述的精准, “瓜沙”之后没有缀以“等州”, 后人猜疑随之而生, 但这类猜疑恐怕还是和先有朝廷刻意削弱张议潮的定见, 进而随顺这一思路刻意解读有关。

可以附此一提的是, 有些学者主张敦煌文书中多处出现的“河西节度使”是张议潮等在境内自高自大的冒称, 并以此作为归义军节度使野心膨胀的证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欠斟酌, 下面几点理应考虑:其一, 就唐史料所见, 节度使无论以军名、道名、州名为称往往都是出自习惯, 不一定有特别的用意。“河西”就地理而言不过是瓜、沙等十余州的简单代称而已, 归义军所辖各州, 尤其是实际占领的沙、瓜、甘、肃等州基本都处在河西地区之内, 凉州节度设立后张议潮管摄的河西之地更广 (论述详后) , 以“河西”指称更没有问题, 而这或许还可用于解释未见明确记载张议潮兼领两节度记录的原因———两节度辖地基本都在河西, 文书中屡屡出现的“河西节度使”恰可以概括其意。其二, 张议潮自称河西节度使谈不上违制僭越, 因为相关学者早已揭示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081 (=P.3527) 上钤有一枚汉文印章, 印文为“河西道观察使印”, 专门研究敦煌印信问题的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先生已考出该件为咸通十年 (856) 的归义军官文书。①这枚印章当然应是唐廷颁赐的, 而如所周知, 观察使印和节度使印是成对的, 至于相应的节度使印为何尚未被发现, 森安孝夫先生已给出了相当合理的推论, 即张议潮赴长安时随身带走了该印。咸通七年入朝时张议潮仍居节度使之位, 按“节度印随本使”②的规定, 自然应该携印而往, 而敦煌文书远非当时官文书的全部, 在其中没能发现钤有该印的文书十分正常。所以, Pt.1081 (=P.3527) 上钤的“河西道观察使印”可证咸通十年 (856) 前后唐廷授予张议潮的观察范围为“河西道”, 而观察、节度的区域、范围向来一致, 那么张议潮等称河西节度使恐怕不能被视为冒称和野心的体现。

四新设立的凉州节度并非由灵武节度使兼领

析置凉州节度是不是由于唐朝廷和归义军的争夺, 关键还在于是否确有史料支持。李军先生曾提出凉州节度使由朝廷派灵武节度使兼领一说, 并以此为主要论据论证争夺说, 其《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③第一部分的标题即是“晚唐朔方节度使对凉州节度的兼领”。该文在提到张议潮收复凉州后唐廷派郓州兵入驻凉州、派人加固凉州城、于咸通四年设置凉州节度之后即称:

而与此同时, 唐政府将郓州兵原来的使主即天平军节度使裴识调任朔方节度使。很显然, 这一连串的事件并非巧合。结合五代初期中原政权多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的事实, 笔者怀疑唐政府或有让裴识以朔方节度使兼领凉州节度的意图, 而郓州兵则可以为裴识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支持。而且这个推测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何凉州节度设置之初, 未见唐政府所遣凉州节度使确切记载的奇怪现象。

其注文中并称:

中晚唐时期, 节度使移镇至险恶或边地, 多从本镇中选人自随, 以备防卫。

上引叙述给人的印象是裴识调任朔方前的本镇是郓州兵所从来的天平, 即他是从天平军节度使改任灵武节度使, 这乃是李军先生以郓州兵入凉州来论证裴识以灵武节度使兼凉州节度使的论据。

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如何解读李军先生据以立论的《唐故邠宁庆等州节使管内观察营田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公食邑三千户袭食实封一百五十户赠司空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① (以下简称《裴识墓志》) 这一重要史料乃问题的关键。考该志所记裴识始任节度使之后的经历为:

诏检校工部尚书, 兼御史大夫, 充泾原节使。就加刑部尚书□检校户部尚书, 转□□□□□移忠武, 又改天平。罢归, 拜大金吾。至阙, 改太子少保, □□□吏部尚书□□□□□□□□□□□□武节使。未周岁, 自灵武复以本官重领邠郊。

《裴识墓志》志石残损相当严重, 但其断断续续残留的文字却可与《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附子裴识裴谂传》相互印证。该传在赞美裴识出镇泾原期间善于理政治军之后又记:

徙凤翔、忠武、天平、邠宁、灵武等军。进检校尚书右仆射。灵武地斥卤无井, 识誓神而凿之, 果得泉。历六节度, 所莅皆有可述。②

将《裴识墓志》与《新唐书·裴度附子裴识裴谂传》认真比对分析后可知:其一, 《新唐书》对裴识任节度使情况的记述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其二, 上引《裴识墓志》所存“移忠武”之前残缺的五字应涉及凤翔之任。其三, 墓志中“未周岁, 自灵武复以本官重领邠郊”一语非常重要, 既可以据之推断出裴识在灵武任上不到一年就第二次担任邠宁节度使, 补《新唐书》所缺 (其实《新唐书》之所以于灵武之后没再提邠宁, 恐怕就是因为裴识此次并非初镇该地) , 又可以据之推理出上引志文最后一处长达十二字的残缺中应提到了邠宁之任。其四, 《新唐书》明确记裴识“历六节度”, 并将六镇全都列举出来了, 其中并没有凉州, 《裴识墓志》也不记志主曾镇凉州, 如果裴识真的兼任过凉州节度使, 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恐怕不可能将这样重要的官职都遗漏了。其五, 《新唐书》所说裴识“历六节度”系指六镇, 而非六次, 其任泾原节度使之后的经历可按先后顺序表述为:泾原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忠武节度使———天平节度使———入京为官———邠宁节度使———灵武节度使———邠宁节度使。

那么, 裴识从天平节度使到灵武节度使之间是隔着京官和邠宁节度使等多次转迁的:卸任天平节度使后被拜为大金吾, 回到京城后又改太子少保, 后又为吏部尚书等, 不知多长时间后才出镇邠宁, 又不知多久后才再改镇灵武。是知, 被派到凉州的那多达2500名郓州兵便不太可能是随他进京, 再转邠宁, 再赴灵武, 然后又去凉州。裴识罢天平后是入朝, 不可能带两三千名镇兵随行, 即便真以灵武兼凉州 (事实上不可能, 论述详后) , 所带也应是灵武将士, 至少得是灵武之前的邠宁军兵, 而与早已离任多年的天平郓州兵无涉。换言之, 郓州兵防援凉州与裴识无关。

其实, 关于郓州兵的属性, 法藏敦煌文书P.3715+P.2729+P.5015《僧官书仪》中“贺赐防秋兵马”那则书状给了很好的解释, 李军先生本人也同意“文书中所提到的‘防秋兵马’应即是唐政府向凉州派遣的郓州兵”。关于唐代的防秋制度, 学界已刊发过不少论著, 兹不赘述。具体到凉州, 同样有类似先例:法藏敦煌文书P.2942《河西节度使公文集》第131—136行判理的是“关东兵马使请加米”一事, 第178—180行所判为“关东防援”, 足见他镇官兵赴凉州防援乃是常态, 不宜过度曲解。

至于李军先生所言“五代初期中原政权多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本是事实, 但以此来倒推“唐政府或有让裴识以朔方节度使兼领凉州节度的意图”就未必妥当。五代时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唐咸通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五代初期的河西与中原已隔绝多年, 甘州甚至是回鹘的天下, 凉州也是嗢末的乐园, 连瓜沙都曾成立过独立王国, 后唐朔方节度使对河西的作用主要是“押蕃落”。而咸通时河西却是被张议潮“奉土归唐”了。因而, 恐怕不宜以时空变换之后的五代情况逆推晚唐。

李军先生认为咸通四年裴识以灵武节度使兼任凉州节度使的另一个依据是裴识墓志中“未周岁, 自灵武复以本官重领邠郊”一语, 此语被释为“裴识是以朔方节度使兼领邠宁”①。这一说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 墓志所说“本官”是指裴识原来所带正式的职事官衔, 非指节度使职, ②应当就是《新唐书·裴度附子裴识裴谂传》与《裴识墓志》所言检校尚书右仆射, ③而不是灵武节度使。其二, “重领”不是“兼领”, 而是“再次领”。如《陈书·宗元饶传》言其原为通直散骑常侍兼尚书左丞, 后“诏加散骑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 寻以本官重领尚书左丞”④, 其中的“重领”即是“再领”。再如《唐大诏令集》所收《王铎义成军节度兼中书令制》说王铎“尔后再持钧轴, 重领藩维”⑤, 意为两度任节度使。因此裴识“以本官重领邠郊”是说他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再次担任邠宁节度使, 而不是兼领两节度使, 即:裴识原来曾任邠宁节度使, 后改灵武 (《新唐书·裴度附子裴识裴谂传》对裴识任职顺序的记述是先邠宁, 后灵武, 即是有力佐证) , 不到一年又改邠宁, 对于邠宁节度使一职而言, 正是第二次出任。这也就是说, 改镇邠宁后, 裴识的职务中并没有灵武节度使一职了, 更谈不上“以朔方节度使兼领凉州节度”, 这一点, 墓志等所记裴识最后的官衔“邠宁庆等州节使”中不见朔方 (更不见凉州) 也可以说明。

如果说裴识是在任职灵武的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兼领凉州, 可能性恐怕也不存在。据《裴识墓志》, 裴识卒于咸通五年四月九日, 从志文内容看, 其时他再镇邠宁已有时日, 那么一般说来析置三节度的咸通四年, 裴识当已不在灵武任上, “以朔方节度使兼领凉州节度”就更不可能了。当然, 由于现存史料失载, 我们难以断言析置三节度时裴识肯定不在朔方节度使任上, 但是, 如果唐廷真的以他兼领了凉州, 裴识出任朔方节度使尚且“未周岁”, 兼领凉州必定更加为时短暂, 若依李、冯两位先生推测, 唐廷析置三节度是刻意地要与张议潮争夺凉州, 这样闪电般地任命并旋即调离, 似乎太不合逻辑。

至于《裴识墓志》还有言:

天子以河西新收西凉府以归, 帅张议潮欲强盛边事, 择其人□□□□□□□□□□□□□□□□□□□止搜究利病, 思以补之。

所记“张议潮欲强盛边事”, 也只是说张议潮想加强边防, 完全没有张议潮与唐廷抗衡的字眼, 同样不可据之得出任用裴识以对付张议潮的结论。“择其人”之后有近二十字的残损, 似也不宜凭空推断甚至进而认为“唐懿宗‘择其人’也就是命令裴识率领随其西来的2500名郓州兵戍守凉州”①。

那么, 如何理解这句话中“择其人”与张议潮收复凉州的关系呢?受现存史料所限, 目前尚难以遽断, 但《文苑英华》所收郑处晦《邠州节度使厅记》等或可参证。该记提到“今天子三年, 西戎款关, 献河湟数州故地, 西鄙益拓。邠为近蕃, 上念兵戎方息, 边备愈远, 始诏司空白公, 由丞相府持节来镇”②。所言系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一事。《资治通鉴》于其事下载:“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 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③可见, 当时对吐蕃的降事沿边诸镇有接应之责, 而朝廷因邠宁的重要, 还特派宰相、司空白敏中任节度使。据《通鉴》所载, 白敏中任使在大中五年三月, 是因当时要招讨党项, 但显然也与河湟局势相关, 这种情况与张议潮收复凉州很相似。我们推测, “择其人”很可能是指选择贤才良将接应靠近邠州的凉州地区的张议潮。

可以附此一提的还有:不仅裴识没有以灵武兼任凉州节度使问题, 冯、李两位先生所认定的另一人物卢潘也有可疑, 因为其推测卢潘是凉州节度使只是依据P.3281v《押衙马通达状》提到的“先随司空到京, 遣来凉州, 却送家累, 拟欲入京, 便被卢尚书隔勒不放”。这段话中的凉州是马通达的所到之处, 他接到张议潮等人的家眷后要护送他们入京。马通达是在东返过程中被卢尚书拦下的, 那么, 卢尚书究竟是在凉州还是灵武并不清楚, 因为马通达要去京城也要经过灵武, 在哪里遭到“隔勒”也不知道, 所以不能轻易认定卢潘就是以灵武节度使兼凉州节度使。

总之, 仔细梳理相关史料并进行认真解读与排比分析之后, 我们认为, 郓州兵入凉州、唐廷派人加固凉州城、唐廷于咸通四年设置凉州节度这三项举措均是为了加强凉州等西北地区的防御力量, 上引“唐政府或有让裴识以朔方节度使兼领凉州节度的意图, 而郓州兵则可以为裴识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支持”的结论缺乏坚实的史料支持和论证基础, “唐廷通过灵武节度使控制凉州”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至于为何出现“凉州节度设置之初, 未见唐政府所遣凉州节度使确切记载的奇怪现象”, 我们后面对咸通年间凉州节度管理情况的推理或许能够回答。

五析置三节度时凉州节度很可能由张议潮兼管

论及于此, 唯有正面回答析置三节度时凉州节度可能由谁兼管才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 最大的可能就是前辈学者罗振玉、藤枝晃、唐长孺、苏莹辉等主张的由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兼领, ①只是前贤未就此展开论述, 今特据传世史籍、敦煌文书、新出墓志等论证如下:

其一,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吐蕃”条通过后唐凉州大将拓跋承谦追述的形式记“吐蕃陷凉州, 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 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②, 据其语境, 这里所说的节度使明显是指凉州节度使。

其二, 赞宁《宋高僧传》卷六《义解篇第二之三·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记:“迨咸通四年三月中, 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 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朝表进恩之著述。敕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 实堪行用。敕依。其僧赐紫衣, 充本道大德焉。”①李军《晚唐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于引文之后称“西凉, 即凉州。咸通四年三月, 凉州僧法信通过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 向唐政府进献乘恩的著述, 证明凉州此时在张议潮的节度范围”。这一推论大体上是合理的, 只是对“本道节度使”更准确的解读应是“凉州节度使”, 而非“归义军节度使”, 即便如此, 李军先生还是承认咸通四年三月凉州在张议潮的节度范围之内, 故本应就顺理成章地推出凉州节度设立前后由张议潮管理凉州的结论, 因而我们对李军先生忽略此无争议论据而做相反论证的做法甚为不解。

其三, 据前引《资治通鉴》卷二五○, 至析置三节度三年后的咸通七年, 仍是张议潮在奏报早已隶属凉州节度使的西州和鄯州的近况, 无疑说明其时张议潮仍在对这两州行使观察权, 其来当然有自。

其四, 前已言及的S.6342+Дх.5474v《咸通十一年 (870) 或十二年 (871) 九月五日张议潮奏表并十月三日唐廷批答》表明, 直到张议潮已入京为质的咸通十一或十二年, 张议潮还在殷殷切切地为凉州事进言献策, 并为了解凉州情况而“累询北人”, 而唐廷的批答非但全无责备, 反而以“深可嘉奖”来安抚。这当与张议潮原本有此职责有关。试想, 如果自河陇析置起凉州节度就划归其他军镇兼领, 且唐廷意欲以此与张议潮争夺凉州, 那么张议潮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不合政治规矩的, 是有觊觎之嫌的, 岂不是自投罗网, 不太可能反而被称许为“深可嘉奖”。

其五, 最近西安新发现了《唐故容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工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并序》, 志主是当年去敦煌劝张议潮入京为质的朝廷专使李行素, 铭文中更提到他此行的目的。据李宗俊先生提供的该墓志图版, ②相关志文为:

使西凉州, 和断嗢末羌与张议潮, 语议潮执笏入觐。奉使称旨, 未及返也, 除容州经略招讨使。

……

单车西凉, 慄彼羌股。系羁侯王, 式是循捣 (蹈?) 。

文中明言李行素奉命出使凉州是要“和断嗢末羌与张议潮”。“和断”意为公断、裁决, 是居高临下地决断他人之事, 说明当时的凉州正由嗢末羌和张议潮占据并争斗不已。试想, 倘若唐廷析置三节度是为了与张议潮争夺凉州并委派了朔方节度使兼领凉州节度, 李行素此行要处理的就应是朔方与嗢末的关系才对, 又与张议潮何干?既然和断的对象是张议潮和嗢末, 就明确无疑地证实了当时凉州仍由张议潮兼领。另外, 墓志记李行素“语议潮执笏入觐”, 于他“使西凉州”之后而未言赴沙州。使者出使自然是入境办事, 故此记述方式也说明当时人们是将凉州视为张议潮辖地的。关于张议潮奉唐廷之命匆忙入朝的时间, 我们已考出为咸通七年八月。①

关于收复凉州后归义军的作为, 李军先生《晚唐凉州相关问题考察》在有关P.3715+P.2729+P.5015《僧官书仪》的注释中谓:“归义军在收复凉州之后, 即派兵镇守凉州城, 同时在其周围设游奕使, 与镇守军呼应, 构成了有效的防御体系。除此之外, 归义军还恢复了行政建制, 以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我们赞同李军先生的归纳, 但认为这些举措既非一日之功, 更不可能在与唐廷争斗过程中完成, 唯有在名正言顺管理凉州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于此, 我们对李军先生既有此论断却又做相反论证颇为不解。

总括言之, 以上这些史料和论点既是明确的, 又是可以相互印证支撑的, 并且, 无论在传世史料还是在敦煌文书中, 至今都未发现没有争议的其他人统理此期凉州节度的证据。这理应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在探讨凉州与归义军关系时不应回避。

因而, 反复分析之后, 我们认为, 凉州节度新立时, 很可能是由张议潮兼管或代管, 这样既照顾到了凉州由张议潮收复的事实, 并充分发挥了归义军的功用, 又为日后根据情况变化而灵活处置凉州问题留有余地。至于后来翁郜等专任凉州防御使和节度使, 则是张议潮身后的事。

六唐廷与张议潮在凉州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相关政策消极与积极之别

以上我们陈述了针对唐廷与张议潮争夺凉州说法的反对意见, 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在凉州问题上唐廷与张议潮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分歧, 双方的确存在着消极防守与积极进取之别, 而这乃是立场不同所致, 与争夺无涉。

收复凉州的咸通之际, 唐朝的边境局势十分复杂, 财力不足更使朝廷对于军事设置和权力划分不得不有所侧重。具体说来, 其时唐军与南蛮的战争已现端倪, 唐廷的军事关注点已转移到了西南, 须将有限的兵力及物资集中于彼, 因此对包括凉州河西在内的西北地区便只能采取消极防御政策, 不愿也无力在西北另辟新的战场, 只是希望新收复的河陇诸州加强防御, 避免西北部族在此多事之秋再添乱, 增加朝廷的危机和负担。可以说, 河陇析置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为了贯彻这一主导思想, 三节度的设立实际已暗含边防重心的战略东移。

但与朝廷的立场不同, 作为地方军政长官, 从地区安全和自身利益出发, 张议潮则一直力主对河西等地全面收复, 希望能在朝廷的支持下积极征伐, 企望朝廷能在凉州河西投注更多人力财力。

以上引《李行素墓志》所记为例, 由于凉州节度设立后唐廷并没有怎么切实经营, 张议潮的力量又毕竟有限, 咸通中期时嗢末等少数部族已染指凉州, 张议潮便奋起争斗, 但未能取得绝对优势, 是以需要中央特派专使来和断。专使西来, 在震慑嗢末羌的同时也“系羁侯王”———迫令张议潮入京为质, 这其中固然有诸多因素, 但既然是在“使西凉州, 和断”的过程中进行, 便与张议潮与嗢末之间的凉州争端密切相关。毋庸置疑, 在始终归顺的汉人张议潮和由吐蕃奴部形成的嗢末羌之间, 唐廷的情感自然是倾向于前者的, 只是国力时局如此, 唐廷必须通盘考虑全国局势, 一时之间只得不让张议潮在河西走廊开衅以免影响朝廷的战略安排。这与当初析置河陇的考虑是一致的。

再看咸通末期。在前引S.6342+Дх.5474v《咸通十一年 (870) 或十二年 (871) 九月五日张议潮奏表并十月三日唐廷批答》中, 张议潮殷殷切切地反复申言凉州的重要, 认为如果国家因边陲路远馈运不充而将凉州置之度外, 任少数部族犯关为寇, 到时不得不举兵诛翦, 就会更加烦扰州县。然而, 唐廷方针已定, 并不为张议潮所动, 断然拒绝再次兴兵收复, 仍以粮料难于供给为由, 声言“不便改移”而令维持现状。张议潮得到的仅仅是文辞上的安抚。这是因为如果同意其实早已实力不足的张议潮再行收复, 唐廷便应像咸通初年一样, 再给其以辅助而派兵运粮, 这是其时的唐廷做不到也不打算做的。

可见, 从将要对南蛮用兵的咸通初年, 经张议潮入质的咸通中期, 再到张议潮于京城上表申奏的咸通末年, 唐廷与张议潮对待凉州问题的态度和策略一直有差异, 唐廷的西北政策不仅不积极, 还不断退缩, 后来竟至连对凉州都是宁愿放弃也不愿再兴兵了。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 追根究底还是时势艰危, 国力日蹙。

但是, 这种分歧却与争斗绝然不同。虽然, 朝廷对藩镇的防范是一贯的, 对归义军的掌控也不例外, 但这是专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不能将它绝对化。归义军只是晚唐诸多藩镇和军事力量中的一支, 偏处西陲的归义军远没有强大到令唐廷不安的地步, 既没有与中央对抗的实力也没有任何反状, 不可能是朝廷在西部军事布防中处心积虑对付的目标, 相反, 唐廷还在借重归义军的军力戍卫西疆。所以无论是对归义军的政策, 还是对凉州河西边防的安排, 朝廷都会首先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考量, 而不会以与归义军争夺地盘和胜利果实为出发点。军国大事自有规矩法度, 毕竟国家要维护、政府要运转, 各方面的力量都需要调动, 以整个河西陇右布局去防范归义军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至于咸通之后归义军地盘不断缩小的原因, 也不应归结为朝廷的限制, 而主要是由于归义军自身实力有限, 其时周边异常严酷的政治军事环境不是频繁内斗自损的归义军所能成功应对的。

总之, 河陇析置是唐懿宗时代西北军事防御上的一件大事, 系藉助归义军收复凉州而实现, 是朝廷在凉州回归唐版图之际的必然处置, 也是在朝廷开辟西南战场的同时安定西北边防的相当务实的战略安排。此一事件对归义军史、西北地区史, 乃至晚唐史均影响深远, 值得重新认真研究。

注释

1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初版, 2015年再版。

2 李军:《晚唐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 《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 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 《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 李军:《晚唐凉州节度使考》, 《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

5 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 《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6 (1)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

7 (2)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 第159、164页。

8 (3)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392-1393页。

9 (1)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第127页, 作者注称“参见李军《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 《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第129-132页。”

10 (2)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第128页。

11 (3) 《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884页。

12 (4) 《新唐书》卷八《宣宗纪》, 第249页。

13 (5)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第8048页。

14 (1)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第56-57页。

15 (1) 《资治通鉴》卷二五○, 第8113页。

16 (2) 《新唐书》卷二一六, 第6108页。

17 (1) 《白居易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75-76页。

18 (2) 《元稹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281页。

19 (3) 据英藏和俄藏敦煌文书S.6342+Дх.5474v《咸通十一年 (870) 或十二年 (871) 九月五日张议潮奏表并十月三日唐廷批答》, 其时凉州仍是“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 累询北人, 皆云不谬”, 英藏敦煌文书S.5697《申报河西蕃情状》亦谓直到张淮深时期仍是“河西诸州, 蕃、浑、嗢末、羌、龙狡杂, 极难调伏”。

20 (1)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第59页。

21 (2)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第66页。

22 (1) 《资治通鉴》卷二五○, 第8104页。

23 (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四五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年, 第2301页;并参[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九六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第9988-9989页。

24 (1) [日]森安孝夫:《河西歸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 《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硏究》ⅩⅤ, 2000年, 第16、50-51页。

25 (2) 《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六》记:“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 使缺则纳有司;观察印, 则州长吏用之;州印, 昼则付录事掌用, 暮纳于长吏。”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年, 第3591页) 这里虽然说的是宋制, 但宋制多因袭唐制, 唐时亦应如此。

26 (3) 李军:《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 《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7 (1)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 (壹)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年。该书将《裴识墓志铭》编为第374号, 图版刊于上册第361页, 录文刊于下册第328-329页。

28 (2) 《新唐书》卷一七三, 第5219页。

29 (1) 《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 第29页注6及第30页注1。

30 (2) 这种情况多见于唐史, 例如太宗时“民部尚书戴胄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 参预朝政”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39页) , 就是说戴胄以本官民部尚书检校吏部尚书为宰相。德宗时“以吏部尚书萧复、刑部侍郎刘从一、谏议大夫姜公辅并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 第337页) , 也是说他们以各自原来的职事官衔吏部尚书、刑部侍郎、谏议大夫而同平章事。

31 (3) 裴识官职并见《新唐书》卷一七三《裴识传》, 第5219页。

32 (4) 《陈书》卷二九《宗元饶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385-386页。

33 (5)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四,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第286页。

34 (1) 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 第126页。

35 (2) 《文苑英华》卷八○○, 第4231页。

36 (3)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第8037-8038页, 下引白敏中事见卷二四九, 第8045页。

37 (1) 见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 (载《永丰乡人杂著》, 1922年) 、[日]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 (一) 至 (四) (载《东方学报》第12本第3、4分, 第13本第12分, 1942-1943年)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 1962年) 、苏莹辉《补唐书张淮深传》 (载《大陆杂志》第27卷第5期, 后收入氏著《敦煌论集》修订版, 台北, 学生书局, 1973年) 。另外,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61页亦谓“唐朝虽然力图夺取凉州的控制权, 但实际上凉州一直属于沙州归义军的势力范围”。

38 (2) 《新五代史》卷七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914页。

39 (1) [宋]赞宁:《宋高僧传》上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 第128页及第137页校勘记[一]。

40 (2) 在此特向李宗俊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李宗俊先生已据该墓志展开相关研究, 在2016年8月于敦煌召开的“2016敦煌论坛:交融与创新---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大作《晚唐张议潮入朝事与凉州等河西政局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 详见该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第738-747页。

41 (1) 杨宝玉、吴丽娱:《P.3804咸通七年愿文与张议潮入京前夕的庆寺法会》, 《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 第2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