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关 键 词】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

唐宋以后礼书的编纂出现转向，“其重心由公礼转向到家礼”①。一方面，国家礼典如唐《开元礼》、宋《政和五礼新仪》，开始编入家礼内容。另一方面，宋代士人继承了六朝以来的家礼传统，②出现了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等私家礼书。以冠、婚、丧、祭为内容的家礼开始突破贵族门阀的限制，不断渗透民间。这一“礼下庶人”的趋势至明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明代礼学由此而别具特点：经礼不昌，而家礼繁荣。

明代家礼繁荣局面的出现，虽有“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明代地方社会积极有效、形式多样的家礼传播，促成明代家礼的普遍化、通俗化。探究这种传播的具体路径及其特点，是明代家礼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笔者于北京、南京、杭州、台北等地收集到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立体、细致的阐发，以期推进明代礼学史研究。③

一　修书：国家礼典、私修家礼书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永乐十三年(1415)，收录《朱子家礼》的《性理大全》编辑完成。两年后，《性理大全》与《四书五经大全》正式刊布天下。随着《大全》的普及，《朱子家礼》由宋元以来士人之间私相传授的家礼书转变为“官修”的国家礼典，成为影响明代家礼传播的权威文本。宣德九年(1434)，时为无锡儒学训导的冯善(1387-1465)亲身感受到《性理大全》版《朱子家礼》的颁布有助于地方社会的家礼传习：

冠昏丧祭之道，《家礼》载之详矣……宣德壬子春，不幸先人背弃，刻意治丧，以革俗弊。于时，国朝《性理大全》书颁在天下儒学，修纂详明，板刻新爽，乃得肆观，逐节笔之，旋行旋究。④

成化、弘治之际的程敏政为常熟赵氏祠堂作碑记，他注意到赵氏由《性理大全》而知《家礼》，遵《家礼》而建祠堂。他概括性地指出：

文公朱子制《家礼》，易庙为祠堂，使事力可通乎上下而礼易行。然当时仅讲授于师生闾里之间，其说未广也。我文庙颁性理诸书，嘉惠臣人，然后《家礼》行天下。三二十年来，卿大夫家稍垂意于礼，而士庶间亦有闻焉。⑤

其实，《家礼》礼典化早在永乐之前就开始了，并持续于永乐之后。太祖开国，孜孜以“礼乐”求治世，上自郊庙大典，下至士庶婚丧，无不斟酌古今。制度之兴，必有所宗。就士庶家礼而言，明朝一开始就取法于《朱子家礼》。洪武二年(1369)八月开始纂修的《明集礼》中“士庶冠礼”以《文公家礼》为准，先加冠巾，再加帽子，三加襥头⑥。关于祭祖礼，《明集礼》仿朱子祠堂之制，有四时之祭祀，有俗节之荐享，神主位次以西为上，皆同《家礼》。品官丧礼亦“本之周经，稽诸唐典，而又参以《朱子家礼》”⑦。

《明会典》是一部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等制度总汇，其中有关家礼内容多是继承《明集礼》。笔者将《明集礼》与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进行比对，发现《明集礼》对品官、士庶的冠、婚、丧、祭之礼的编排，较《明会典》详备，《明会典》较《明集礼》综合、简明。这表明，《明会典》和《明集礼》中的家礼精神与主要仪节都是深植于《朱子家礼》。当然，《明会典》、尤其是万历《明会典》对《朱子家礼》丧服、坟茔之制、婚礼“庙见”时间等方面有所调整、改革，具有时代性，与《朱子家礼》有所不同，这是明人所说的古礼与时制之间的差别。《明会典》、《明集礼》这两部国家礼典的相继刊布，自然会推进明代中后期的家礼传播，特别是补充了《朱子家礼》在传导明朝家礼新制方面的不足。如祠堂祭祖，明后期普遍遵照《明会典》，改变了《朱子家礼》“神道尚右”的传统，四世神主的位次采取了“高曾居中，祖东考西”的排列方式。《明会典》、《明集礼》也因此成为地方士人编纂家礼礼书的重要依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朱子家礼》。如，嘉靖中王廷相丁忧守丧，并撰成《丧礼备纂》一书，传布乡间，而其说“一本《大明集礼》”⑧。万历后期，常熟士人冯复京认为，《朱子家礼》是宋代之制，冠婚丧祭等家礼与《会典》不同者，当依照《会典》，因此作《遵制家礼》。⑨

经由《性理大全》、《明会典》、《明集礼》而实现了明代家礼的官方传播，但这种官方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三书所谓“颁之天下”，不过是到达府县一级政府机构和儒学，流传未广，乡野难觅；内容上，《朱子家礼》礼文深奥，《明会典》、《明集礼》卷帙浩繁，皆不便一般士庶之家收藏和阅读。因此，明代家礼传播，特别是在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并不都是直接通过《性理大全》本的《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等国家礼典发挥作用，往往要依赖私修礼书的接转，即通过士人私修的家礼书把《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中的家礼知识进一步简易、通俗，然后为百姓所接受。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私修家礼书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已知书目者约130种，现存完书者近30种⑩。其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朱子家礼》注释本

明代出现的注释本以冯善《家礼集说》、丘濬《家礼仪节》等流传最广，其中《家礼仪节》影响尤大，成为与《朱子家礼》并行的新经典。这些注释本坚持《家礼》“本注”，再对其仪文加以疏解，使之明白晓畅、通俗易行。因为是在《家礼》原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疏解，删节很少，注释本比《家礼》原本篇幅有增。明代士人注释《家礼》，其宗旨在于改变《家礼》一书本身存在的问题，让《家礼》更广泛地“庶民化”，其方式却各有不同。

冯善早先据《朱子家礼》治丧、立祠堂，后感到《家礼》中的一些内容相互矛盾、模棱两可(如祭始祖、祭墓等)，遂相信宋儒杨复的考论，以为《家礼》是朱子初年著作，未及修改，被一行童窃去，与后来所行不同，“后世因其同异，莫之适从，或遂弃置。”此外，《家礼》中“母服”等制，与明朝现有制度不同，也不便时人行礼。为此，冯善作《家礼集说》，注释《家礼》，以朱子晚年“定论”正“初论”，以明朝“时制”补《家礼》之未及，甚至以“乡俗”释《家礼》。对于各条或有古今异宜及须释义者，则设“或问”于下，给予明解。(11)《家礼集说》修成后，江南士庶家多遵用之。对于《家礼集说》有益家礼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冯善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其或乡人孺子，得以开卷见绪；荒村贫穷，亦可依仪展诚，不必更求诸注详参，然后得其意也。”(12)

丘濬(1421-1495)，海南人，曾任翰林侍讲、国子监祭酒，弘治初入内阁。丘濬乃明代中期的大儒，怀抱“以礼经世”，有感当时佛道盛行，礼教不倡，遂于丁忧居乡时期编著《家礼仪节》，书成于成化十年(1474)。他在该书的序言说：

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世之学儒者徒知读书而不知执礼，而吾礼之柄遂为异教所窃弄而不自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于礼学，意谓海内文献所在，其于是礼必能家行而人习之也。及出而北仕于中朝，然后知世之行是礼者盖亦鲜焉。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窃取《文公家礼》本注，约为仪节，而易以浅近之言，使人易晓而可行，将以均诸穷乡浅学之士。(13)

作为一部朱子家礼的注释性著作，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述《朱子家礼》“本注”中有关如何行礼的内容(即仪节)，并对不合时俗的内容进行变通、简化。注礼是为了“执礼”，丘濬关注的焦点不在礼之文，而在于礼之用。语言之外，丘濬强调后世礼学衰废，礼文曲折难晓，必须设立礼生、相礼，引导、保障家礼的正确实行。总体上看，《家礼仪节》是一部“实行性颇高的礼仪手册”，在明代流传极广，据现存的版本统计，就有十四种之多。(14)因此《家礼仪节》使《朱子家礼》真正嵌入到明代社会生活中，极大地推动了明代家礼的庶民化。当时人曾说：“丘文庄《家礼仪节》一编，士大夫家多有之。”(15)从地域上论，广东、四川、江西、南直隶、浙江、北京等地区尤受其影响。

(二)《朱子家礼》、《明会典》和《明集礼》等礼书的节编本

地方上流传的家礼书有民间翻刻者，亦有地方官主持刻印者，这些家礼书往往不是全本，而是《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的节选、简编本。对《朱子家礼》删繁就简，是明代士人在地方传布家礼知识的惯常做法，各地出现了许多以家礼或四礼“节要”、“要节”、“简编”、“辑要”等名目的节编本家礼书。现在可以见到的节编本主要有嘉靖时河南监察御史朱廷立在扬州刊刻的《家礼节要》。朱廷立在该书序言中称：“婚冠丧祭，礼之大端也，《家礼》备焉。予辑其要，以易夫人之从也。乃刻之惟扬，将布之诸司与学之师若士，率而行之。”(16)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的山东德平葛氏《家礼摘要》，是礼部尚书葛守礼父子为睦族而制定的一部家礼书，其基本内容则是采辑《朱子家礼》，引其文而断以己意，缘义变通。(17)嘉靖时，山东按察司副使朱天球取《朱子家礼》，删纂成《家礼易简编》，颁布于地方儒学，令冠婚丧制一准朱氏礼。(18)永嘉王叔杲曾为常熟县令，为了在地方推广家礼，隆庆五年(1571)刻《家礼要节》，此书乃《文公家礼》之“节文”，“因删繁就简，稍稍损益，俾简而易从，总为一帙，曰《家礼要节》”。(19)万历时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为自家行礼而编撰一部家礼(后人名之曰《李文节先生家礼》)，所据仍是《文公家礼》，只不过稍加裁酌，令简易俭约。这些节编本的篇幅大小并不相同，适用的范围既有仅及家族，也有广布郡县，但“易行、易从”则成为一个共同的宗旨。因为《朱子家礼》主要是士人之家的可行之礼，若要广泛推行于士庶之家，其中必有不可实行者。故李廷机说“人家丰啬不同，意见亦异”，一家之礼也就不能成为家家共行之礼。要改变这种因为贵贱贫富之不同而产生礼仪难行的问题，只有简化仪节，使器物易备，这样的简化版家礼才有可能为更多人接受。

将《明会典》、《明集礼》中家礼条款辑出，另成一书，类似礼仪手册，刊布乡野，这在明后期同样比较常见。嘉靖中，陕西提刑按察使莫如忠为教化地方，以《大明集礼》为本，“揭其纲领，节其仪文”，编成一种简化本的家礼书，包括“士庶冠礼”、“庶人婚仪”、“丧仪”、“品官家庙”、“祠堂之制”五项内容。(20)闵元衢，乌程人，万历时有《会典士民便览》行世。闵氏节编《明会典》，就是因为《明会典》“卷帙浩繁，经生学士苟非博雅世家，鲜得寓目，而况穷乡萌隶之流乎！”由此造成一般缙绅、百姓多不能遵照家礼行事。为此，他于军国重务之外，“采掇有关官民、乡里日用之不可缺者”凡十二卷，计二十四条，包括品官、庶人冠礼，品官、庶人纳妇(婚礼)、品官家庙、品官丧礼、庶人丧礼、丧服、职官坟茔等。(21)与闵氏相类似的还有江西安福的刘元卿，他与闵元衢所见情况大致相同，“予乡陋，士民之家未必尽得其书。即得之，未必尽绎其旨、通其词”，故特取《明会典》、《明集礼》“四礼之切于日用，与五刑之易犯者”，合辑为《礼律类要》，刻布四方，使百姓咸知大礼大法。(22)

以上所举明人节录《朱子家礼》、《明会典》等而成的礼书，皆单独成编，仍存“家礼”、“四礼”或“会典”之名。还有其他形式的节编本，如节编《家礼》、《明会典》，并不独立成书，而是成为“家规”、“宗约”的一部分。宣德、正统间，余姚人何鼐之母以礼治家，“本朱子(《家礼》)，为冠婚丧祭礼三十余条，名曰《家范》，俾宗族行之”(23)。嘉靖时，怀庆府照磨陶某著《陶氏家教》，训诫宗人。其中冠婚丧祭、家祠朔见仪俱抄录《明会典》。(24)

(三)综合改编本

与节编本不同，综合改编本不专某一类礼书，而是吸收几种礼书的相关内容，斟酌古今、礼俗而后成书。其宗旨和形式，与节编本并无二致。万历时，宋纁《四礼初稿》可作为综合改编本的代表。在该书的序里，宋氏说：

余闲乃汇诸家礼书，参互考订，先求制作之源，次及条件、节目之详。其间窒碍难行及有不安于心者，则斟酌变通，谬加损益，期不失乎礼之本义，简要易从焉而已。然皆据一时之见，未敢遽以为是也，故以“初稿”名焉。(25)

宋氏于此处并未明言他参考了哪些官、私礼书。不过，随后的例子都有详明的记载。嘉靖中，昆山人方凤之先祖槐庭公曾“采《家礼会通》、《(家礼)仪节》诸书”，编成《家礼俗宜》，作为家族子孙行礼之书。(26)汪褆(1490-1530)，祁门人。他考订朱熹、丘濬冠婚丧仪节，参以祁俗，屏斥佛事，著为《家礼砭俗》。(27)方养时(1537-1605)，遂安人。万历中，“取冠昏丧祭之仪与《家礼》、《集礼》合者，刊定一书，示族姓闾里，勉共遵守。”(28)崇祯时，山西人桑拱阳编著《家礼维风》，礼制节文主要取《文公家礼》、《司马居家杂仪》，又参以《会典》。(29)

嘉靖时，李开先(1502-1568)编辑自家宗庙祭祖礼仪，迥然不同于以上所举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参考《家礼仪节》、《明会典》、《明集礼》等礼书的综合改编本，其参考的礼书别具一格，主要以晋、唐时期的私家礼书为主：

中麓子既解官静居，每欲集古今礼。酌其经久可行者，必自祠庙始。乃取开元江都礼，参之以徐邈、缪袭之说，觉其未备也。庙制用徐润之家祭，筮日用贾顼之家荐，奠献、荐新用郑正则之祠享，至于识板、降送、陈器、祝文、视牲、烹饎，则又用范传式兄弟寝堂时享等仪。标以李氏名目，不敢施及他族。(30)

万历时，山西佥事范守己编撰《四礼要略》，恐学者固泥朱子旧文，不用朱子原书，也不满意丘濬、朱廷立等人所修礼书，其《四礼要略》另有所取：“日者洪溪衷公删而为‘节要’，淡庵朱公编而为‘易简’，庶得考亭之遗意……乃不自揣量，少加会通，庶使繁简事宜、要约可守。责青衿而肄习之，或不病其难从也。”(31)洪溪衷公指的是江西南昌人衷贞吉，其书不传(或为《四礼图》)；淡庵朱公乃朱天球，有《家礼易简编》。也就是说，范守己根据衷、朱所编的家礼书，再改编为《四礼要略》。

(四)《朱子家礼》补编本

《朱子家礼》主要内容为冠婚丧祭四礼，附录司马氏《居家杂仪》。这些内容是家礼的核心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由于《朱子家礼》成书较早，后又遗失，朱子晚年关注的一些家礼都没有在《家礼》中得到体现，如拜谒、迎送等礼，虽非重大，却是家族、乡党日用常行之礼，亦不可或缺。朱子之后，对《家礼》进行补充完善，也就成为家礼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宋元之际，休宁人程荣秀就曾“取朱子言行有涉于礼者为《翼礼》”(32)。程氏《翼礼》其实就是对《家礼》的补充，属于本文所谓的补编本。

明代是家礼广泛传播时代，针对《朱子家礼》和其他常见礼书主要以冠婚丧祭为主要内容，一些编撰者注意补充四礼之外的家礼内容，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如，丘濬《家礼仪节》注意对《家礼》的补充，除增加“居乡杂仪”外，其他补入内容，约三十余处。(33)再如翁正春《补选家礼》，邓元锡(1529-1593)《家礼诠补》，从书名即可明白作者的补全之旨。当然，三书都以注释为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礼补编本。现存比较典型的补编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弘治时宋诩的《宋氏家仪》，一是万历初吕坤的《四礼翼》。

宋诩《宋氏家仪》共四卷，卷一为事亲仪、事先仪，卷二为居常仪、待宾仪，卷三为冠仪、昏仪、丧仪、祭仪，卷四为谢贺仪、献遗仪、劳饯仪、问吊仪、拜揖请见仪、进退献酢仪、聚会仪、道途仪。宋诩称，其书卷一“事先仪”、卷三“冠仪、昏仪、丧仪、祭仪”依朱子家礼，其他部分皆朱子家礼所未备，《宋氏家仪》“正所以补先圣贤之为礼也”(34)。

吕坤(1536-1618)《四礼翼》不分卷，析为条目，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吕坤曾自述编撰宗旨：

四礼者何？人道之终始也。翼四礼者何？济四礼之所未备也。冠、祭，一朝礼耳。婚礼，自纳彩而亲迎，六日礼耳。丧自含敛、奠食，以至于葬而返哭也，小详、大详而汯也，二十七月礼耳。百年之身，斯须之教，欲以约其积习之慢肆，而纳之绳检之中，俾其终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难……翼也者，豫于四礼之先，而继于四礼之后者也。先王之教也，教以终身；君子之循礼也，循以终身。四礼者，特于人道始终之大节而隆重之，以示大经，以章人纪云尔。(35)

他认为，人持守礼仪应为一生之事，而传统四礼聚焦于冠、婚、丧、祭等几个关键时刻，此前此后，无礼可守。《四礼翼》于四礼之前后而用力，正补此缺失。吕坤为了使《四礼翼》家喻户晓，以浅近鄙俗之语言撰述民间日用常行之礼。此书在明清两代都有翻刻者，成为地方社会以礼化俗的重要礼书。

以上，我们对明代流传的国家礼典和私修礼书进行了介绍和分类，尽管这样的分类有时并不严格，其中有重叠。如节编本虽主《朱子家礼》，仍有少数的礼仪采辑于《明会典》；注释本于注释之外，另有补充。但分类梳理的意义还是清晰可见：我们因此可以整体地把握明代家礼传播中的主要文本以及这些文本是如何在传播中进一步衍生出其他文本，从而注意家礼传播的复杂性。

二　刻图：家礼图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的文本是书、图并用，礼书众多，礼图也不少。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礼书对于家礼传播的意义，对于明代各地出现的家礼图、四礼图等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显然会影响到我们对明代家礼传播情况的准确了解。

追溯中国礼学史，可以知道“左图右书”曾是古人习礼的常规方式。因为古礼涉及的名物繁多、礼仪曲折，仅仅依赖于文字的说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于礼图，只有图、书结合，方能一目了然。图于书之关系，宋人郑樵有精辟的论述：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36)

图本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特别形式，虽然不如文字表意确定，但能“索象于图”。以图彰其形，可以表达书所不能言者。故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礼图，如宋代聂崇义辑“三礼图”、杨复有“仪礼图”。

图本比文字本简约、直观，使人容易掌握要领，便于行礼，特别是对于不识字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图本的意义可能不比文字本小。正因为如此，明代国家在推行礼教的过程中，不仅颁布礼仪条文，还配以礼图。如洪武十六年(1383)，颁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正统元年，颁释奠礼图。

明代最早颁布的家礼图当属行唐县知县胡秉中绘制的“祀先图”。洪武十七年(1384)十二月胡秉中进《功业录》，内有三图，其一为祀先图，明太祖认为“其意甚好”，命礼部刊刻，让地方官依图教民。(37)永乐时颁布的《性理大全》本《朱子家礼》配载不少礼图，可分两部分，一是包括冠履图、丧服图、及五服图、大小宗图等，主要是图示礼仪名物和亲属关系，为行礼作准备；一是家庙图、祠堂图、行冠礼图、婚礼亲迎图、大小敛图、袭含哭位图等，主要是图示礼仪的空间展开，指导如何行礼。后一种家礼图是《家礼》文字性仪节的具体化，有利于家礼知识的实践和传播，因而也较前一类礼图重要。嘉靖初刊布《明集礼》，其家礼部分礼图采自《朱子家礼》，有些部分更为详细，如婚礼在亲迎图外，增加了问名纳彩、见舅姑、谒庙(见祖祢)等礼图。

一些私修的家礼书继承了《朱子家礼》里的礼图，并有所增补，且增补的部分基本是后一种。如冯善《家礼集说》，在已有礼图的基础上，婚礼部分增加了婚书式、父醮子图、父醮女图，丧礼部分增加了族葬图、赐葬图式，祭礼部分增加了正寝时祭图、设馔图和墓祭每位设馔图、祠后土图。丘濬《家礼仪节》中的礼图采《家礼》，又有所改造，于“祠堂祭礼”一节，最为细致用心：既列四世之祀，又图式五世之祀；既用朱子之法，又示以义门郑氏之方；既重神主之位，又详列家众序立之次。(38)其他如翁正春《补选家礼》的“新妇入门图”、“立春祭先祖图”为《朱子家礼》所没有。(39)汤铎《文公家礼会通》有取于“百家纂图”。(40)至于篇幅较小的《家礼》节编本或改编本通常有祠堂图、时祭设位图、冠礼图、醮婿图、醮女图等指导如何行礼的几幅家礼图。嘉靖时，直隶宁国府训导王皞编辑《丧祭礼要》，并“为图数方而翻刻之，以传示于壹邑。”隆庆时，王叔杲《家礼要节》附刻长子冠图、众子冠图、祠堂图、时祭正寝陈设图等。

以上家礼书中的礼图都是以插图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文字为主，礼图为辅，礼图还处于从属地位。为适应家礼知识的广泛传播，家礼图不仅以插图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独立的形式(即“图本”)运用于各地家礼的传习实践中，成为明代地方家礼传播的一种新途径。时光的湮没，我们无法知道明代究竟有过多少家礼图本，梳理相关史料，只知道以下这些家礼图曾经在儒学和乡村展开、张挂。

　这些图本以图为主，辅之以文字说明，图示其式，文导其行，晓畅易明。惠安人张岳曾表彰薛有孚《四礼图》：“详尽明白，据图以观者，真如身出其间而与之周旋也。”(41)礼图是礼仪的具像化，是一种简约和浓缩，它保留了礼仪的主要内容；附录的文字一般分布在图中和图旁，说明仪物、神主等陈设位置、方向、行状以及各色人等的位次，或简述仪注。同前面礼书相比，独立家礼图本的文字简单。我们拿现存的张鲲《四礼图》为例，婚礼图包括四幅图：父醮子、父醮女、婿奠雁、女登车，这是婚礼核心部分“亲迎”的主要环节，所附婚礼仪注仅400字左右。丧礼图包括丧服、铭旌、袭含设位等图45幅之多，而仪注只有600字左右。

礼图简约具体、智愚咸宜，有利于家礼知识最大限度地渗入社会各阶层。衷贞吉《四礼图序》称：

修此四者，撮其要义，各系以图与说，就今时之所废坠最急者先导入之，无蔓言，无玄绎，欲通俗士之志也……兹取家礼而复节之，其何以存旧？已而思之曰，夫积故之士多溺于厌安，繁缛之仪不便于俗习，故变耳目者，以渐而举要，约者易趋。(42)

实际上，这些礼图流传甚广，从中原到边疆，从府县儒学、社学到乡间村舍，各处出现不同形式的家礼图。按图习礼成为当时人们乐意接受的简捷办法，儒学教官以礼图粘之学壁，地方官颁礼图于庶民之家，回乡之士夫散礼图于乡党。有些礼图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表中所列，正德中诸暨教谕宁钦绘《六礼图》，不时陈肄学宫，诸暨士人由是稍知礼。(43)嘉靖时建宁知县何孟伦刊布的《冠婚礼图》，一度“家喻户晓”。(44)浙江巡抚刊刻的《四礼图》，成为百姓婚冠丧祭活动的指南。严州遂安洪氏在家谱中就明确规定，冠、婚、丧、祭悉遵抚台颁布的《四礼图》。如冠礼，“自后家长于子弟当冠者，查照抚台见颁《四礼图》，先期具冠服，请乡族中齿位俱尊者一人为上宾，告于宗庙，行三加三祝之礼。”(45)

总之，无论是教民化俗还是崇先睦族，明代地方社会流行的各式家礼图发挥了传播家礼知识的重要媒介作用。家礼图浓缩了家礼书的核心内容，在形式上又超越了家礼书的文字障碍，它们直观、凝练地呈现出经典的要义，这其实就是《家礼》庶民化的一种真实面相。

三　演礼观习：明代地方社会家礼的非文本传播

礼书、礼图之外，明代家礼传播有没有其他途径？明人杨廉(？—1525)的习礼经历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廉早因家君岁时严祀先之礼，于祭礼闻其一二；中遭先妣丧，于丧礼讲其一二；继以及于冠若婚，笔之得十余条，名以《四礼论略》。按存其稿，以与家之子弟共讲之。”(46)杨廉早年习礼，主要受家人的影响，闻见所得，源自家人的行礼。后参考文献，节录礼仪，据仪行礼。杨廉的经验告诉我们，家礼传播和个人习礼情况较为复杂，往往不是单一地依靠礼书或礼图，在纸面之外，更有儒家礼仪传习的“身教”传统。

六经之教，惟礼最切于学者之身……及贾、郑氏学兴，字训句释，推达伦类，甲是乙非，于是学者始以考据讲问为礼，而切于身之教益微。窃意夫子于诗、书二经常言诵、言读，至于礼而特曰执，则考据讲问，正不足以尽礼。(47)

“执”乃“施行”之意，执礼就是行礼。礼须习之熟，然后行之自易。而习之熟，可通过研读礼书、礼图，也可以观摩他人行礼或在知礼者指导下进退周旋。因此，明代家礼传播就存在两种途径：文本(礼书、礼图)和非文本(观礼)。非文本既可以与文本并用，也可以独立应用。非文本不仅适用于地方学校的家礼传习，还特别适合于朴实少文、习惯于“照着做”的乡村百姓。

(一)地方学校的演礼观习

先看社学、乡塾的礼仪教习。社学、乡塾不以举业为首务，而以明伦化俗为目标。对于童生来说，习礼从人伦日用处指示下手，使之有所持循据守，渐次有得。王阳明《教约》指出：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48)

崔铣于嘉靖八年建家塾，作塾训，重礼仪之教：

礼用本塾释奠仪、本家节祭先祠仪及吕氏乡仪，渐进之冠、士相见礼、射御礼……习礼亦可以遏其佻达，而反之周谨。(49)

社学、乡塾的礼仪教习不仅托诸教约，而且见诸行事。成、弘之际，辽东名儒贺钦教门生行祭先之礼：“每四时仲月，课其背诵文公时祭礼文，且演其仪度……有始行不习熟者，礼生相之。”(50)王阳明巡抚南赣，刊布《四礼节要》，于冠礼则命乡塾每月朔望教童子肄习。嘉、隆之际，浙江提学副使屠羲英在浙江兴复蒙社，编《乡校礼辑》，以童子礼、冠婚丧祭、相见等礼为核心，令诸生“童而习，长而思。即洒扫应对，见尊卑上下之等；即冠婚饮射，究身心性情之则”(51)。叶春及在福建规定，乡民冠礼行于乡校。在广东等地方，社学多设“习礼堂”，作为讲习家礼之所。社学、乡塾处于广大乡村，诸生习礼就可能使家礼知识直接传播于乡民之间。

再看府县儒学。府县儒学乃人才所出、礼仪所生，地方守令、儒学教官常常把府县学作为化民善俗的中心，希望诗礼之教由学校而行郡邑。他们措意于家礼传习，礼书、礼图多先及学校，而据此演练观摩、教习士子，则成为当时学校习礼的普遍做法。周成，字朝美，陈献章弟子，初为歙县训导，教诸生冠、祭之礼，“图冠、祭二仪，揭诸讲堂，每朔望躬为讲习”(52)。弘治时，昆山人吴愈为叙州知州，民夷杂居，鲜知礼法，吴氏撰《冠婚葬祭仪节》，于州学教习。(53)嘉靖时，薛应旂提学浙江，督促辖区学校习礼：

婚丧二礼虽难演习，亦当讲明《仪礼》、《家礼》，务求至当。其冠祭、士相见之礼，限期演习，务在熟娴，庶几仪文节制、防卫检束，动罔不中，而可以为齐民之倡矣。有习熟者，本道按临，许具揭开名呈递，以凭试验优奖。(54)

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儒学的家礼传习既重礼书礼图，又重演习，是文本与非文本并用。当然，演礼观习本身就是一种省繁文而直捷易学的方法，亦多为明人采用。舒敬，永乐进士，任嘉兴知府时，与郡县诸生肄习四礼。(55)成化时，山阴知县王鉴之笃于教化，“躬率诸生行冠礼于明伦堂上，纵齐民观之”(56)。嘉靖时，雄县知县王齐规定生员举行冠礼之前要在县学习礼，然后行于家；婚礼，“必率诸生行之，以作观者”(57)。嘉靖时，有人就冠婚礼问疑于宁国府学训导王皞，王氏乃“习童子于堂下而聚观之”(58)。

综上，地方学校不仅是诸生观习家礼的地方，而且还具有社会倡导作用。学校为风化之源，士子为四民表率，所谓“为齐民之倡”、“以作观者”等语表明，当时地方官、师已经把演习家礼当作家礼庶民化的重要手段，希望家礼知识随着乡民的观感兴起，被于里巷，达之乡村。

(二)礼生相礼

不论是哪一级学校的习礼儒生，也不论是通过何种途径习礼娴熟之人，所学礼仪不仅止及自身，用之自家，往往要传之乡党。若逢乡邻有婚冠丧祭等重要的礼仪活动，通常要聘请他们担任礼仪专家，指导行礼，如礼书中的“通赞”、“唱赞”之类人物，即是所谓的礼生，或称相礼者。明代的礼生分两类，一是职业性的礼生，主要服务于朝廷、王府的礼仪活动，是一种职役；另一种是非职业的礼生，主要服务于府县、儒学及民间礼仪活动，由儒生充任，也有乡间儒士、塾师及其他知礼者担任。本文所指的礼生即是后者。

礼生相礼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家礼的礼节繁多，特别是丧祭礼，繁细委曲，非素习者难以成礼，故有“丧必有相”、“丧祭必用礼生”之说(59)。其次，乡村朴素少文，知礼者寥寥，须用礼生相礼。明代礼家中，丘濬尤其强调礼生对于推广家礼的积极意义，他在《家礼仪节》中多次建议设“礼生”、“相礼”。如行冠礼，他说：

今人家子弟未必皆习礼，况礼多曲折，非有引导、唱赞者，不能一一中节。今拟请习礼者一人为礼生，引导唱赞，如官府行礼之仪，先期演习，然后行之，庶几无失。(60)

在“祭礼”中，丘濬又说：

按，《书仪》“祭礼注”引《开元礼》，有设赞唱者……况今礼废之后，仪文曲折，行者不无参差，今拟用引赞一人，通赞一人，择子弟或亲朋子弟为之，先期演习，庶礼行之际不至差失。(61)

丘濬还提出，利用学校培养礼生。他在《大学衍义补》中呼吁：

礼废之后，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乡里中求其知礼者盖鲜。必欲古礼之行，必须朝廷为之主，行下有司，令每乡选子弟之谨敏者一人，遣赴学校，依礼演习。散归乡社，俾其自择社学子弟以为礼生。凡遇人家有丧祭事，使掌其礼。如此，则圣朝礼教行于天下，而异端自息矣。(62)

丘濬的主张虽然不能普遍实行，但一些地方的礼生确实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家礼实践，既实现儒家政治所追求的“以礼化俗”、祛除佛道等社会教育目标，又满足乡民礼仪活动本身的需要，使礼仪进程合理有序。如福建布衣名儒陈真晟，“督诸生习冠婚丧祭及乡射礼，有延者则从容行之，足以熏陶颓俗”(63)。祁门乡村儒士汪褆著《家礼砭俗》，是当地精通家礼的人。“时有请先生相礼者，先生谕令不设酒，不侑帛，柩行不举乐，以致哀戚。”(64)汪褆利用主持丧礼之机，尽革祁门丧俗三弊。嘉靖时，河南许州行乡约，选生员年长、熟于礼仪者八人为礼生，演示《四礼条式》，指导入约人家的冠婚丧祭。(65)河南通许县，百姓家纳彩、亲迎，请儒学生行醮婿礼仪，此举“甚益于俗而其侈风亦渐变矣”(66)。魏校在广东，注重让“习礼生员”和学校的“先生”主宰乡村的家礼讲习和实践，“有冠婚丧祭之家，许托本里年长生徒就先生问礼”(67)。这里的生徒实际上在问礼之后，成为礼生，再去指导本里人家的礼仪活动。以上礼生相礼的过程也是家礼传播的过程，而且是非文本传播的过程，因为礼生是依靠声音、动作而不是依靠礼书、礼图来指导礼仪活动。

(三)士绅家礼实践垂范一方

名门望族和新兴仕宦人家是地方社会的精英，他们的影响不仅基于政治、经济因素，还有文化的优越性。家礼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士人阶层区别于一般庶民的一个文化标志，进而也是一般庶民向慕、追随的一个动因。像“义门”郑氏，元明以来，其家礼、家规受到全国性的关注，纷纷效仿，不少明人的家礼知识有取于郑氏。这些人中有著名的文人学士(如王阳明)，也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取法郑氏的途径也不一样，有的参考《郑氏家仪》、《旌义编》，从文本入手；有的则拜谒郑府，观礼其家。王阳明就曾参观郑氏祠堂，他家祠堂的神主位次，依照郑氏而设：“曾见浦江郑氏之祭四代考妣，皆异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祢考皆西向，妣皆东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于男女之列、尊卑之等，两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68)义乌陈氏的例子更有代表性，它显示了家礼传播过程中效法他人、照着别人的样子做，实际上是平民之家乐意采取的简便捷径。

(义乌陈氏)将作祠堂于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谋于族人曰，堂不难于作，难者神主之位次，欲其当乎义而不失乎礼也，若之何？于是其从子樵进曰，礼之欲议尚矣，与其议于家，孰若仿诸人。惟麟溪郑氏，世号义门，天下之观礼者皆自远而来，况吾与之邻壤者哉！盍一往观之。既观而归，则告诸叔父曰，樵已得郑氏之礼之意矣。(69)

义门郑氏引起“天下之观礼者皆自远而来”，实在是明代家礼传播的一大奇观，这种“一观而得”的非文本途径，省却了多少文字的纠缠。

明代，像义门郑氏这样的世家大族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新兴的仕宦之家，虽然名声有限，其家礼实践也能影响一方。梅芳，黄陂人。正统间任福建布政司理问。居乡力行古礼，乡人冠婚丧祭视以为法。(70)万历初，曾任吏部尚书的李默回忆他家举行家礼时四方来观的情景：

……始作祠堂，遵用朱氏家礼，日使默等伛偻其间。先兄熟冠，行冠礼。至昏，又如之。高阳俗鲜弦诵，闻李氏创作古礼，四方来观，填咽里巷，莫不嗟异而退。范孺人之殁也，自始死以及卒、祥、禫，无不用礼者，乡人又知浮屠法不足观。观礼必于李氏。(71)

王阳明、李默等人的描述让我们看到，士绅之家的家礼实践具有相当的公开性，这使乡民观礼有了可能。当乡民置身于特定的礼仪场合，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记住、引进那些展演的仪节、次序、仪物等家礼要素。明代的一些地方志注意到百姓对士人行家礼的观习——效仿。如，正德以前，建昌等地人不重冬至祭祖，后士夫家行祀先礼，百姓渐效之而行。(72)嘉靖时，常德士夫家行祀先礼，乡人渐效之。(73)河南通许，先是读书之家遵行文公家礼，因渐有化之者，嘉靖以后化之者众。(74)所谓“效之”、“化之”，体现的是士绅通过家礼实践对广大乡村社会的文化濡染，这一过程往往是在家礼文本之外完成的。由此，可以理解明代的府县守令、教官为何要求儒生冠婚丧祭必须依《朱子家礼》行事，为的是士人倡率乡民，兴礼教而淑世风。

四　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的特点

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是多渠道、多层级的。考虑到笔者再现这一传播过程时，为了行文明晰、条理而有所化约，实际的情况将更加复杂。这一复杂、立体的家礼传播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是我们最后应当总结的问题。

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的过程首先是家礼知识重构和文本衍生的过程。家礼传播是在不同地域内进行的，作为媒介的家礼文本多不相同，据不完全统计，略可分为五大类，约有130余种。文本之外，还有非文本形式。内容上，明代家礼不是《朱子家礼》的简单翻版，而是以《朱子家礼》为主导，兼采程颐、司马光等家礼，同时融入地方礼俗和明朝制定的家礼新制(比如对丧服的改革)。《家礼》本《仪礼》之属，但明代诸多的家礼礼书与经典悬隔太甚。清人修《四库全书》时，并没有把它们放进《仪礼》类，而是归入杂礼类。四库理想的四礼撰著应是尊经注、考仪节、辨制度、明古今，要以“经典”为法式。在精于考据的清代学者看来，“礼有定制，不容轻议。”像丘濬的《家礼仪节》、吕坤的《四礼翼》等明代家礼书都是考证不精、经义不明、以今断古、好为臆说。(75)撇开清人成见，换一个角度看，明代家礼的别具一格乃由于家礼传播中的创造性回应，是明人根据不同情势对家礼元素进行重新取舍和组合，这种重构的结果最直接地表现为家礼文本的不断衍生，譬如改编本礼书和礼图的出现，由文本向非文本的转变。

明人不以考礼、议礼为胜，“执礼”才是明代家礼传播之鹄的。执礼，就是行礼，就是礼的实践，即古人“礼者，履也”之意。明代家礼传播与家礼庶民化趋势的出现，由明朝国家、地方政府“以礼治民”和民间“以礼造族”协同推进，一开始就表现出经世致用的行动性。诸家礼书，无论是注疏还是节编，为的是使家礼节目简明，易晓易行，其用意皆在“执礼”。明人学术虽有朱、王之别，但都强调“于事上磨练”，讲究“执礼”。“执礼”不仅是目的，它还是明代家礼非文本传播的主要手段，因为普遍性的“执礼风潮”(76)，庶民方可观习家礼。

第二，“缘俗”是明代家礼传播的一种策略。风俗作为地域性的文化传统，是影响家礼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协调礼、俗关系也就成为后世礼家关注的一个问题。缘俗而行礼，然后达致“以礼化俗”，即因任百姓生活的原有样态而提升、点化，通常是儒家落实礼教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所谓的“礼俗相交”。

明代礼家对于这种“缘俗行礼”的礼学传统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家礼)缘俗而以先王之意杂就之。缘俗则礼行，节以先王之意则礼存。礼行则防树而民不逸，礼存则所树之防正而不各行其私。”(77)这不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显现在明代家礼撰述和实践中的一种普遍性认识，如冯善、汪褆、吕坤、宋纁、吕维褀等人无不如此。我们把嘉靖时山东德平葛引生的《家礼摘要》作为一个案例，看看家礼如何缘俗而制、缘俗以行。葛氏世代生活在德平，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是葛氏撰写《家礼摘要》必须考虑的因素。如婚礼，多援俗入礼。

请期第四：家礼只用纳采、纳币……然请期之礼，世俗必先令日者合其当婚之吉，以告女家。是请期之礼未废而纳吉之礼亦略改耳。仍宜从俗行之，庶不失存羊之意。

亲迎第六：朱子曰，初昏，婿盛服。今土俗多用未明时，从俗可也。(78)

关于明清德平的祭祀习俗，县志曾有记述：十月朔日祭墓，腊月二十三日夜祭灶，除夕祭内外神，元旦、长至祭先拜先。葛氏《家礼摘要》吸收这些祭俗并进行了改造。如葛氏家礼规定，墓祭宜于寒食及十月朔日，在墓所各设一祭，这是葛氏将德平墓祭习俗与朱子《家礼》中“俗节献食”二者合一。

协调礼、俗关系，从俗行礼，可以避免家礼面临“违众立异”的孤立无援，诚如明末河南人吕维褀所说：“彼其俗相率而然，而一人独卓然之从，众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归于俗。”(79)因此，缘俗行礼实际成为明代家礼传播的一种策略。不过，缘俗并非事事从俗，儒家士人所谓“缘俗”之“俗”，与礼有相合处，俗中可融注礼的精神。而与儒家精神相违背的恶俗，如不经礼仪的教化，往往会流为巫蛊淫祀，明代士人在传播家礼时从不与之妥协。如汪褆《家礼砭俗》吸收祁门礼俗，但对祁门葬俗之设酒、侑帛、柩行举乐三大恶俗极为不满，在相礼过程汪氏予以痛革。吴廷举在广东，一边刊印丘濬《家礼仪节》，一边借助政治权力来排除佛道、淫祠，为家礼的推广扫除障碍。

第三，家礼“乡礼化”是明代家礼传播的趋势。乡礼一般指通行于一定地域内的乡村礼仪，乡礼属于公礼；家礼则不同，吕坤指出：“家礼，有家之礼，非家家之礼也。”(80)《朱子家礼》本是士大夫之家所行之礼，家礼属于私礼。因此，明代家礼“乡礼化”趋势首先表现为原属私礼的家礼下渗民间，成为民间通用礼。只有坚持这一趋向，才能实现家礼化民善俗、敬先睦族等教化功能，这样的家礼传播过程，有的学者名之曰“以家达乡”。(81)著名的例子有广东新会知县丁积(1446-1486)取《朱子家礼》而成《礼式》一书，丁积设都老、乡长，负责礼教之事，在全县推广《礼式》。隆庆时，常熟县令王叔杲所刻《家礼要节》，原来就是他家(永嘉王氏)所行之礼。笔者上文提到的朱廷立、朱天球、范守己等人编撰的家礼书与丁积《礼式》也同属一类。由士夫之礼到庶民之礼，其间的跨越是巨大的，因为贵贱贫富不同，器物礼节亦当有别，礼家制礼必须斟酌损益，使所制之礼能为广大庶民共享。通常的做法是删节繁文，保留大意，如朱子所说“存他一个大概”而已。许多乡礼实际就是简化了的家礼。

明代家礼“乡礼化”趋势还表现为家礼书中加入乡仪等内容。家礼乃冠婚丧祭，乡仪乃乡村交际往来之礼。因为明代家礼传播的重点是乡村，对象是庶民，出家而入乡，二者皆为日用常行之礼，有所分而实难分。故丘濬《家礼仪节》增加了《居乡杂仪》，其他补编类家礼书大致如此。

最后，地方学校成为明代家礼传播的中心。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中有一段话：“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官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作为一种政治理想，黄氏明确表达了地方学校要成为礼教的核心。揆诸实际状况，明代地方学校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家礼传播的中心。乡社之学、府县儒学是演礼观习之所，儒生成为乡村家礼实践的指导者；各种家礼书、家礼图颁布学校，一些教官、提学官常常亲撰礼书，亲督演礼。明代家礼传播常常自学校始，如姜宝在蜀中学校刻《家礼仪节》，“凡(诸)生，人予之一书”(82)。四川提学副使张鲲《四礼图》也只颁布学校，对此张氏有自己的看法：“乃今刻四礼图，凡以防民也。或曰，子之刻止之学宫，称以防士可已，夫于民也奚其防？鲲曰，岂其然乎……士而习焉，民以风之，其谁曰不防。”(83)在明人看来，学校乃风化之源，士人具有文化的影响力，强调学校的核心位置，其实也是强调士人在家礼传播中的主导性，“士夫不行则乡人何所取法，学校不讲则闾阎无所兴起”(84)。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各类地方官员、生员担当了家礼传播者，他们利用学校这一特殊的社会空间把家礼知识通过不同方式传播到庶民中。

注释：

①张文昌：《唐宋礼书研究——从公礼到家礼》卷首《内容提要》，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6年。

②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指出，六朝士族各家制订家礼(家仪)，且行之成文的例子极多。参见氏著《六朝士族与家礼——以日常礼仪为中心》，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3页。

③相关研究给笔者的启发良多，如伊佩霞(Patricia B. Ebrey)等人对通俗家礼书和宋明以后家礼传播的方式的探讨、梁勇对明代家礼文本的考索、何淑宜对家礼“礼典化”问题的关注、李丰楙对闽台礼生在家礼传播中的作用的研究。或许是由于论题的关系，中外学者在考察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时，多集中于礼书，对于礼图及非文本的传播形式殊少关注。此外，他们对明代礼书没有进行分类，对文本之间的衍生关系注意得也不够。这些情况无疑会影响我们对明代家礼传播的合理认识，须给予重新审视。参见Patricia B.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67—187.梁勇：《明代的〈家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6年，第12—18页。何淑宜：《士人与儒礼：元明时期祖先祭礼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7年，第121—131页。李丰楙：《朱子〈家礼〉与闽台家礼》，收入杨儒宾主编《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第46页。

④[明]冯善：《家礼集说》卷首《家礼集说序》，成化刻本，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

⑤[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四《赵氏祠堂记》，《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1252册，第243页。

⑥《明集礼》卷二四《士庶冠礼》，《四库全书》第649册，第501页。

⑦《明集礼》卷三七《品官丧仪总叙上》，《四库全书》第650册，第141页。

⑧[明]张卤：《浒东先生文集》卷六《丧礼备纂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3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69页。

⑨[明]冯复京：《遵制家礼》卷首《遵制家礼凡例》，清康熙十九年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⑩参见梁勇《明代的〈家礼〉研究》，第12—18页。梁勇的统计并不包括家谱里收录的私家礼书。

(11)[明]冯善：《家礼集说凡例》。

(12)[明]冯善：《遵制家礼》卷首《家礼集说序》。

(13)[明]丘濬：《家礼仪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431—432页。

(14)参见何淑宜《士人与儒礼：元明时期祖先祭礼之研究》，第147—149页。

(15)[明]莫如忠：《崇兰馆集》卷一七《大明集礼•祠堂制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04册，第714页。

(16)[明]朱廷立：《家礼节要》卷首《家礼节要序》，嘉靖通山朱氏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17)[明]葛引生：《家礼摘要》卷首《家礼摘要题辞》，嘉庆九年东山葛氏遗书本，现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18)[明]朱天球：《家礼易简编》(不分卷)，万历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19)[明]王叔杲：《家礼要节》卷首《家礼要节序》，隆庆五年自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20)[明]莫如忠：《崇兰馆集》卷一七《大明集礼总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04册，第713—715页。笔者还注意到明人吕本《余姚新河吕氏家乘》卷一二说，吕氏家族所行四礼“一遵《大明集礼》”，即把其中的家礼单独辑出，成《大明集礼纂要》。《余姚新河吕氏家乘》现藏国家图书馆。

(21)[明]闵元衢：《欧余漫录》卷六《会典士民便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0册，第598页。

(22)[明]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四《礼律类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54册，第76页。

(23)[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三一《检讨何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17页。

(24)[明]何瑭：《柏斋集》卷五《陶氏家教序》，《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542页。

(25)[明]宋纁：《四礼初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677页。

(26)[明]方凤：《改亭存稿》卷四《跋家礼俗宜》，《续修四库全书》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4页。

(27)[明]王讽：《蘖庵先生行状》，附汪褆《蘖庵集》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46册，第336页。

(28)[明]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二四《明奉直大夫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止庵方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第721页。

(29)[明]桑拱阳：《家礼维风》卷首《家礼维风序》，崇祯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30)[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一一《介休侯氏祠堂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341册，第308页。

(31)[明]范守己：《御龙子集•吹剑草》卷二六《四礼要略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63册，第144页。

(32)乾隆《江南通志》卷一六四《人物志•儒林二》，《四库全书》第511册，第704页。

(33)“居乡杂仪”是根据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中“礼俗之交”内容。其他如婚礼部分“婿庙见”、丧礼部分的“改葬礼”，皆《家礼》所无，丘濬采《明集礼》补入。

(34)[明]宋诩：《宋氏家仪部自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1册，第17页。

(35)[明]吕坤著，王国轩、王秀梅点校：《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41页。

(36)[宋]郑樵：《通志》卷七二《图谱略第一》，《四库全书》第374册，第494页。

(37)[明]汤铎：《文公家礼会通》卷九《四时祭》，明景泰元年汤氏执中堂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38)《朱子家礼》原有祠堂图把神主位次与家众序立位次合并一起，丘濬为详明其事，分别图式。

(39)分别见该书卷三、卷八，现藏安徽省图书馆。“立春祭先祖图”似用《郑氏家仪》。

(40)[明]汤铎：《文公家礼会通凡例》。

(41)[明]张岳：《小山类稿》卷一七《题薛氏四礼图后》，《四库全书》第1272册，第490页。

(42)[明]衷贞吉：《四礼图序》，载《四礼汇编》(不分卷)，现藏浙江图书馆。

(43)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八《名宦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1册，第234页。

(44)嘉靖《建宁县志》卷一《地理•风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续编》第38册，第421页。

(45)[明]洪汝仲等修：《遂安洪氏家谱•宗约》，明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46)[明]杨廉：《杨文恪公文集》卷一五《四礼论略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32册，第33页。杨廉，江西丰城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47)[明]张岳：《小山类稿》卷一七《题薛氏四礼图后》，《四库全书》第1272册，第490页。

(4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9页。

(49)[明]崔铣：《洹词》卷七《训略》，《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535页。

(50)[明]贺钦：《医闾集》卷一《言行录》，《四库全书》第1254册，第634页。

(51)[明]屠羲英：《乡校礼辑》卷首《乡校礼辑序》，隆庆元年刻本，现藏安徽省图书馆。

(52)万历《嘉定县志》卷九《职官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9册，第27页。

(53)[明]顾潜：《静观堂集》卷一三《参政吴公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48册，第601页。

(54)[明]薛应旂：《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七《浙江学政公移》，《续修四库全书》第1343册，第506页。

(55)雍正《江西通志》卷六八《人物三•南昌府》，《四库全书》第515册，第365页。

(56)[明]杨守址：《碧川文选》卷三《真定府元氏县学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42册，第67页。

(57)嘉靖《雄乘》卷下《乡仪》，《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8册，第5页。

(58)[明]王皞：《四礼纂要序》，载《四礼汇编》，现藏浙江图书馆。

(59)[明]方弘静：《素园存稿》卷一七《四礼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21册，第305页。

(60)[明]丘濬：《家礼仪节》卷二《冠礼》，《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463页。

(61)[明]丘濬：《家礼仪节》卷七《四时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583页。

(62)[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五一《家乡之礼(上之下)》，《四库全书》第712册，第611页。

(63)[明]陈真晟：《布衣陈先生存稿》卷八《布衣陈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30册，第398页。

(64)[明]王讽：《蘖庵先生行状》，附见汪褆《蘖庵集》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46册，第336页。

(65)嘉靖《许州志》卷四《乡约》，《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47册，第15页。

(66)嘉靖《通许县志》卷上《风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第58册，第79页。

(67)[明]魏校：《庄渠遗书》卷九《化愚顽以息盗贼》，《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865页。

(6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六《寄邹膉之》，第203页。

(69)[明]吴宽：《家藏集》卷三二《义乌陈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55册，第255—256页。

(70)[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二《狷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6年，第313页。

(71)[明]李默：《群玉楼稿》卷七《先考吏部府君行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77册，第776页。

(72)正德《建昌府志》卷三《风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34册，第4页。

(73)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56册，第29页。

(74)嘉靖《通许县志》卷上《风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续编》第58册，第80页。

(75)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第47—49页。

(76)[日]小岛毅著，张文朝译：《明代礼学的特点》，收入林庆彰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406页。

(77)[明]张祥鸢：《华阳洞稿》卷一《家礼考订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32册，第523页。

(78)[明]葛引生：《家礼摘要》卷三《婚礼》。

(79)[明]吕维褀：《四礼约言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5册，第112页。

(80)[明]吕坤：《四礼疑》卷一《通礼》，《吕坤全集》，第1287页。

(81)叶汉明：《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82)[明]姜宝：《姜凤阿文集》卷七《刻家礼仪节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27册，第555页。

(83)[明]张鲲：《四礼图刻志》，浙江图书馆所藏《四礼图》有残缺，版本情况不清。

(84)[明]何瑭：《柏斋集》卷五《六礼纂要序》，《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