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湘江桔子洲头，已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追忆起多年前学生时代的生活，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粪土至贱，万户侯至贵。视为万户侯为粪土，显示了这位农家出身的布衣青年睥睨权贵的傲气。但是，倘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粪土确实比万户侯更为重要，因此可以说是粪土重于万户侯。
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大概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以厕所为题材的作品。通过这篇作品，我们可对粪土（主要是人粪）在经济史上的重要性，获得生动而直观的了解。兹不避烦碎，将有关内容摘引如下：
清初的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穹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村中有一穆太公，颇有经济头脑，“想出一个较策来，道：‘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出个制度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盖好后，穆太公“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又请镇上塾师，为粪屋命名“齿爵堂”。装修毕，“恐众人不晓得”，央塾师书写海报百十张，大书“穆家喷香粪坑，奉迎远近君子下愿，本宅愿贴草纸”，四处粘贴。消息传出，“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见有现成草纸，怎不动火？又且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莫讲别的，只那三间粪屋，粉得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于是“老老幼幼，尽来鉴赏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床，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到夜里便将粪屋锁上，恐怕人家偷粪换钱”。因有粪，“一时种田的庄户，都来他家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以买粪坑之后，倒成个富足人家”，号“新坑穆家”。后来村中有人与穆家作对，另建一坑“抢生意”，于是酿成人命案。
清代江南人民对人粪收集的重视，也给乾隆末年来华的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发消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段外国观察者的目击记录，证实了酌元亭主人小说中所说并非子虚乌有。
从上述故事和记录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至卑至贱的人粪受到高度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土地连续耕种将会导致肥力减退，古人早已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陈旉《农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肥力减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清初人梁清远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昔日人有记：嘉靖时，垦田一亩，收谷一石。万历间不能五斗。粪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当昔之半。……乃今十年来，去万历时又不同矣，亩收二三耳，始信昔人言之果然也。”（《雕丘杂录》）嘉庆时，松江人钦善听到“八十以上老农之言曰：‘往昔胠苗，亩三石粟；近日胠苗，亩三斗谷。泽革内犹是，昔厚今薄，地气使然’”（《松问》）。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须施肥，以保持和增进土地肥力。因此清初学者张履祥说：“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补农书》）
虽然今天人人都知道施肥的重要性，但是在江南，直到南宋，农田施肥的情况才开始比较清楚。陈旉从《农书》和楼璹《耕织图诗》，我们得知南宋江南已使用人粪作为肥料。到了明清，随着对肥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人粪也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人粪的收集与加工，也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江南农村，早在宋代就已有收集人粪的记载。《陈旉农书》已说到建造粪屋、粪池收集人粪尿。王祯、袁黄也说元、明两代的江南农家“各家皆置坑厕，滥则出而窖之，家中不能立窖者，田首亦可置窖，拾乱砖砌之，藏粪于中”（王祯《农书》、《了凡杂著》）。但事实上，一直至明代后期，江南许多地方对人粪的收集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到了清初，人粪的收集才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出现了穆太公一类的有心人不惜斥重金在农村兴建公厕以收集人粪。
城镇人粪的收集又另是一回事。城镇人口密集，而人多则粪多，粪多则肥多，肥多则田沃，田沃则谷多。故徐光启说：“田附廓多肥饶，以粪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处亦然。”（《农政全书》）但是城镇肥源分散，且距离稻田较远，因此要把城镇人粪肥送到田间，还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保存，二是运送下乡。
早在南宋时，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人粪。吴自牧说杭州“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己”。吴氏还说：“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梦梁录》）到了明清，城镇人粪肥的收集、运输工作有很大改进。在收集方面，不仅有“挑粪担的，每日替人家妇女倒马桶，再不有半点憎嫌，只恨那马桶里少货”，而且城中“道旁都有粪坑”（即公共厕所，见《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这种粪窖往往租给乡下富农，被后者视为“根本之事”（《沈氏农书》）。而租厕所也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故现存徽州文书中，就有厕所租约，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徽州万富租厕所1个，每年交租钱140文（章有义编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此外，清代中叶苏州还备有专船，“挨河收粪”，效果很好，因此包世臣建议南京亦仿效之，将所收之粪卖与农民。在运输方面，有专业的粪船（粪舡）运粪下乡，“粪舡上的人，饮食坐卧，朝夕不离，还唱山歌儿作乐”（《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这种专业粪船在运载粪肥时有一定之规，以免装载过坝遭受损失（《沈氏农书》）。明清江南城镇分布广，水路运输方便，因此徐光启说江南“凡通水处多肥饶，以粪壅便故” （《农政全书》）。
人粪收集起来后，还需要加工，否则会影响肥力，正如农史学家陈恒力所言，“比如同是一堆猪粪，管理得法，其效力就大，不得法，其效力就小，甚至全无”（《补农书研究）。不仅如此，人粪直接施用还会伤害庄稼。陈旉已指出这样会“瓮腐芽蘗”（陈旉《农书》）；元代王祯也说：“若骤用生粪及布粪太多，粪力峻热，即杀伤物。”（王祯《农书》）清代奚诚则说：“人粪虽肥而性热，多用害稼，暴粪尤酷。”（《田井心农话》）只有腐熟后施用，才能避免峻热伤苗之弊。
在宋代江南，人粪大多是直接施用。但是到了元代，农民已普遍使用腐熟的方法，“于田头置砖槛，窖熟而后用之”（王祯《农书》）。但是这种自然腐熟法费时颇多，通常是“水粪〔即新粪〕积过半年以上”，方成可以使用的“熟粪”（《农政全书》）。为了加快腐熟，而且避免暴露田间丧失养分，明代江南开始使用“蒸粪法”。此法据是在冬天地气回暖时挖深潭聚粪，封闭沤熟；或在空地建茅房，凡粪尿、灰土、垃圾、糠粃、藳秆、落叶皆可堆积其中，以土覆盖，关闭门户，使之在屋内发热腐熟。所得熟粪，又称“蒸粪”（《了凡杂著》）。明末江南农民还通用一种人粪加工法，即“于白露前，日中锄连泥草根，晒干成堆，用穰草起火，将草根煨过。约用浓粪挠和，加河泥，复堆起，顶上作窝，如井口。秋冬间，将浓粪再灌三次”，所得的“粪灰泥”，用作油菜基肥（《农政全书》）。到了清代中叶，苏州人潘曾沂和奚诚又分别创造出“煨粪法”和“窖粪法”，以加速人粪腐熟并增加养分。前者是“先用浓粪拌泥，筑一土堆，空了这当中，放柴草在内烬烧，烧得四周都有热气，便住”。经过这种“拌泥烧用，以解热毒”，即可施用（《潘丰豫庄本书》）。后者则是“于秋冬农隙时，深掘大坑，投入树叶、乱草、糠秕等物，用火煨过，乘热倒下粪秽、垃圾，以河泥封面，谓之窖粪。来春用此垫底下种，则（棉）花、（水）稻之精神，都在蕊穗之上”。此外，奚诚还提出另一种方法，即“如窖粪不及备而用热粪者，其法将柴草、砻糠作堆，用火煨过半，以稠粪拌泥覆之，令其中外蒸透，以解郁毒而滋生发也”（《田井心农话》）。此外，据斯丹东目击，在浙江舟山一带，“他们所施的肥料不是兽粪，而是一种更难闻的东西。英国田地里不大使用这种东西。这种肥料是用一个大缸埋在地下盛着的，里面还盛着性质相同的液体肥料。在播种之前先将这种肥料加在土地里，据说可以帮助生长，也可以防止虫害”。在浙江另外地方，农民购买了粪块之后，“不成块使用它。他们首先造一个大池子存放这种粪块以及其他各种粪便。他们还积存各种植物的残根、残梗和叶子，运河上的泥土，甚者理发匠修剪下来的须发等等废物，加上尿便或者清水使之冲淡，然后积存起来使它腐烂发酵。他们就用它作为肥料进行耕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前一种方法，就是传统的沤粪法，而后一种方法，则显然就是上面所说的“蒸粪法”。
不论如何加工，上述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加工出来的粪肥未能克服体积大，份量重，单位肥料养分含量相对较低，使用、运输均不便等缺点。克服这些缺点，明清江南农学家们进行各种尝试，以图制出浓缩的高效肥料。首先有这种相反的人是袁黄（了凡），他设计了一种“煮粪法”，即把粪便放入大锅，加进人发或动物骨头，一起煮熟。然后取一些田土晒极干，加鹅黄草、黄蒿、苍耳子所烧成之灰，拌合煮熟之粪，晒极干，又洒熟粪水再晒干，即得高效肥料。袁氏自称“亲曾试验，凡依法布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粪而不用草灰，可收二十余石；凡不煮粪、不用草灰，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了凡杂著》）。徐光启也说使用这种肥料“依法播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树虽将枯，灌之立活”。这些说法当然不免夸大，但袁氏希图用加料煮熟的方法提取并补充养分的想法，却值得注意。在此基础上，徐氏又提出了一种更富于想象力的设想，即用“烧酒法”（蒸馏法）来提取人粪中养分。运用这种方法所得的蒸馏物，肥力“百倍金汁”（“金汁”指蒸煮熟的粪）。他还提出另一法，即“锅煮法”：用三四个缸砌成连灶，缸内放入“真粪”，盖好，烧数沸，并不时搅拌，所得物肥效也很高。徐氏另外还在前人“粪丹”法基础上，设计了一种高效混合肥料，即用人粪、畜粪、禽粪、麻渣、豆饼、黑豆、动物尸体及内脏、毛血等，再加入药物如黑石凡、砒信、硫磺等，一同混合，收入土坑或大缸里密封，腐熟后取出晾干、敲碎施用，“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农政全书》）。当然情况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这种“粪丹”内含多种成分，肯定会有显著肥效和杀虫作用。这些构想虽未为生产实践所采纳，但作为当时人们努力探求肥料制作新技术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
正是江南农民在人粪和其他肥料的收集和加工、使用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江南成为富甲天下的锦绣河山，当然也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明世宗实录》）。康熙初年的江苏巡抚韩世琦则说：“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请减浮粮疏》）他们所言，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确凿不移的事实。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1/5以上。其中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特别要运送l74000余石号称“天庭玉粒”的白粮。还要指出的是，漕粮运到北京，耗米、过江费、承运费以及征收运输途中的抑勒等各种附加费，往往数倍于正粮，“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苏州府额粮270万余石， “加征至八百万石”（ 乾隆《江南通志》卷111）。江南其他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是，故正德时松江人顾清感慨地说：“是正税一石，而征八石有奇，从古及今，未闻有此制也。”（《与翁太守论加税书》）
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早在唐代中后期，王朝存亡就已命系来自江南的税粮了。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禁军因缺粮，在大街上脱下头巾大呼：“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惶恐万状。在这危机时刻，丞相李泌上奏说，治理江南的浙西节度使韩滉运米三万斛到了离长安已不远的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德宗大喜，当即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命人于坊市取酒庆祝，并将此消息通知禁军各部，士兵都欢呼万岁。（《资治通鉴》卷232）自此以后，巨额的江南税粮成为了历代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江南，稻米是用人粪滋育出来的。而正是这些人粪滋育出来的粮食，养活了端居禁中的至尊天子和住在京城的天潢贵胄、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养活了拱卫京师和捍卫边疆的百万貔貅之士。而正是这些依靠江南粮食活命的人中，有少数雄心与才具兼具者，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动人心弦的历史剧，而其中一些人更风云际会，“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实现了“万里觅封侯”的追求。如果没有江南的粪土，就没有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粮；而没有漕粮，也就没有这些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当然也不会有由这些历史剧而涌现出的万户侯了。从此意义上而言，粪土确实重于万户侯。至于那些仅只依靠祖宗荫庇或者行贿跑官而得到的万户侯，本来就一钱不值。从在历史上的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地位而言，这些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的万户侯，与构成支撑帝国大厦的基础的粪土相比，更是天差地别。在此意义上而言，将他们等同于粪土，还是大大抬举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