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许章润教授的粉丝，我买了不少许教授的书。我特别推崇许教授他自己对自己的总结，他一般不太喜欢主义，但是硬要说一个主义的话，他把自己总结了一下，是政治自由主义，这我非常赞同，特别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因为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就叫《论共同自由》，我觉得比较切合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第二就是学术宽容主义，刚才何院长说了，说我最近比较火，实际上比较火是最近被骂得比较火，因为我最近提了个“党导立宪制”，很多人听了这个名字就开始骂。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倡导一下许老师的学术宽容主义，学术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要所有人想的东西都一样就没什么意思。但我一般不叫学术宽容主义，宽容主义是对别人，但是我对我自己强调学术自主主义，因为我提的一个口号就叫“理性之思想，自主之精神”。我认为对的，我认为能说理的，那我就说出来，但是对别人就是宽容，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学术传承，有他的偏见或意识形态。所以，群里面有一个人骂我，说我白痴，后来我就说：“你骂的，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你被北京大学开除了。”

我这个时候说共产党好一点，他肯定就会骂我，这我很能理解，因为每个人有他自身的状态。这就是学术宽容主义。

第三就是生活的温情主义，这个我特别赞赏。因为我是生活在陶渊明的故乡，我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再回家，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最后一个许教授说是文化保守主义，他最后一点，我不太赞同，前面三个主义我都比较赞同。许老师的汉语法学，我觉得与他的文化保守主义是直接相关联的，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汉语法学为什么提出来。实际上广西大学的魏敦友教授，因为他学哲学的，他对于我们中国、中华文明五千年，他有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第一个时代是子学时代。第二个时代是经学时代，第三个时代是法学时代。”当我看许教授实际在这个地方，他进行了一个创造性的转换。他说，子学时代、经学时代也是我们中华法系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法学时代，只不过这个法学时代与西方的法学时代不同，他在这个地方做了界定。所以这个时候许教授就把中国的法学时代分为两个，一个是学古典中国的法学，古典中国的法学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子学时代的法学，第二个是经学时代的法学。另外就是现代中国的法学，他把它定义为“新经学时代”或是叫“新学时代”。我觉得这是创造性的。他不认为以前不是法学时代，以前只不过是古典中国的一种法学，就是对法律的这个文明的理解，因为我们对法的一般理解就是规则。那规则是不是一定是西方的？不一定。所以以前的经学时代和法学时代也属于法学时代，只不过是中国的古典法学时代。

那么这种情况下，既然我们现代中国的法学，它是“新经学时代”或者叫“新学时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能不能称为汉语法学。当然，我们把西方的法学翻译过来，是通过汉语的表达，但是这个汉语表达它只是一个翻译方面的。翻译之后，它算不算汉语法学？我等一下想请许教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汉语法学，我认为我们中国所属的时代背景有关系。我在2013年写过一本书叫《第三次变革》。实际上我们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就非常不自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一直想复兴，我认为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半殖民地，被人侵略了；然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上独立了，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时代，属于第一次变革。政治上独立了，可以自己说了算了。

第二个时代就是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就是经济上的自强。那么它的完成时间，可以以我们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为准。因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中国最难以忍受的是，就是小日本人把我们这么大一个帝国给打败了，这下终于扬眉吐气了。

这个时候，第三个时代开始了，就是精神自主的时代。精神自主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叫“三个自信”。当然我们知道，一般是不太自信的人提“自信”的。起码是从不自信到想自信，还没有自信起来。

学术方面，我认为许教授实际就代表了这种自信，提出了“汉语法学”这么一个概念出来，我觉得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还有像我们提的“儒家的宪政主义”，也是最近非常火的。还有人提出“儒家的社会主义”，反正儒家就是我中国人有的，我爷爷孔子说的，这样就慢慢自信起来了。

但是我有时又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爷爷那么自信的话，那你爸爸被人打败了，对不对？你爸爸不行了。那你爷爷很厉害，你爸爸不行，那你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必须要证明给人家看。当然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在近代以来，我觉得，在知识上面没有真正给世界文明有贡献。如果你们觉得我比较武断，我们可以切磋。马克思的把它拿来，我有一个总结是这样：我们叫的经学时代就是“子曰诗云”，就是所有做的就是把子学时代的那些人搬出来，老子说了什么、孔子说了什么、庄子说了什么， “子曰诗云”就是经学时代做的。

新经学时代做了什么东西？我一个总结叫“马曰美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现在“新经学时代”就是马克思说了什么。你看很多人辩论，我们发现学界今天的辩论，刚才何院长说了，“我们法律为什么不完善呢？因为德国是一千多条，我们只有三百条，那不行。”然后还有就是美国说了什么，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实际上就是这个“新经学时代”，它是没有办法自信，因为你所有说的都是马克思说什么，美国人说什么、法国人说什么、德国人说什么。真正的自信一定是精神自主的。

精神自主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有一种主体精神。什么是主体？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主体，我们说的“中体西用”，中国古代文化是“主”，西方文化是“实用”，我觉得这不对。不管是多么好的文化，多么好的科学技术都不是“体”， “体”指的是人，或是由人所形成的一种组织、国家。不管是中国的文化，还是西方的文化，不管中国过去的制度，还是西方的制度，我们都只是拿来“用”的东西。因为人和国家都是可以成长的，是可以变化的，所以所有过去的、外国的都是可以用的。这样一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中华文明、中华法系它要真正自信，就是我提的，叫“实效主义法学”。

但是到现在没有多大反应，比许老师的“汉语法学”影响力小多了。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他正在研究实效主义法学，他发现了一个什么呢？2014年美国人开始提“实效主义法学”，说“老师你是第一个提的”，说“你比人家早九年了”，很自信“搞了一个世界第一”。我觉得，因为它英文里面实效主义法学跟实用主义法学不一样的，实用主义法学是legal pragmatism,实效主义法学是legal pragmaticism，这个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特别提出来的。一般来理解，实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区别是什么呢？要完整地学术地阐述花时间很多，我基本地讲，实效主义在实用主义里边比较强调科学，强调理性的精神，强调我们要围绕我们的目标，我们主体的目标怎么去实现。这个与我对中国时代的理解有关系。原来是子学时代然后是经学时代，我们第三个时代应该是什么时代？就是科学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接受西方近代的主要文明就是科学。

科学放到制度里面来，它要发生一个转换了，因为科学是求真的，是追求真理的。但是制度它不是追求真理的。制度是做什么的呢？制度是围绕人，围绕主体的目标的实现，所以这时我就提出“科学求真，制度求效”，就求它的实质效果，所以我觉得实效主义法律，应该是第三个时代，也就是科学精神在制度里面一个表现。所以我经常说，如果按共产党的说法，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实事求效就是一个制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