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在冷战中获胜，使得美国政界认识到文化因素这一“软权力”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后冷战时期，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美国两党的一致认同，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职能也在不断加强。其活动领域除了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保健外，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艾滋病的传播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且，和平队的活动范围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进入了中、东欧及中亚地区，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协助上述国家实现社会体制的转型。作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平队以一种不用枪炮、不用高压政治、甚至没有赢利动机的方式，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并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
【关键词】和平队 软权力 后冷战时期 美国对外关系
为了加强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同时也为了利用美国文化这一有力武器，美国从肯尼迪政府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以教师、医生、护士、农业专家和工程师等为主要成员的和平队。在冷战时期，以志愿者形式出现的和平队对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与北约一样，作为冷战的产物，和平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销声匿迹，而且，它还先于北约，将自己的触角向中东欧及中亚等地区扩展，其规模和职能也在不断扩大和加强，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更是提出要将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翻一番。因此，和平队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走势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问题，下面即根据所能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以对认识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提出管窥之见。
一、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得到美国政界的普遍认同，其职能有所加强，而且更加注重和平队在促进美国对其它国家文化的了解中的作用
自1961年和平队成立至今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和平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涉外政府机构，如60年代大批和平队志愿者卷入到反战运动中和国内民权运动中、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和平队的地位问题、里根政府时期和平队与美国对外政策联系过于紧密等。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关于和平队的争议反而消失了，对于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基本上取得了共识。正是在这种两党对和平队一致认同的基础上，和平队获得了自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以来前所未有的重视，其职能也相应的增加。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财政上给予了和平队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使得和平队的规模呈稳步扩大之势。1990财政年度和平队获得的财政拨款为1亿6千5百万美元，到200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2亿6千5百万美元，整整增加了一个亿。在这10年中，除1996财政年度略有下降外，和平队获得的拨款基本上呈稳步上升的趋势。由于有财政上的保证，和平队志愿者和受训者的人数也在逐年递增，如1990年和平队志愿者和受训者为5583人，2001年则增加到7300人，是自1974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出，到2000年，要使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达到10000人。虽然国会没有完全接受克林顿的建议，但美国众议院还是在1999年3月通过议案，到2003财政年度，给和平队的拨款将达到3亿6千5百万美元，和平队志愿者的人数亦将达到10000人。[①]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尽管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对阿富汗塔利班战争牵涉了新政府的大部分精力，但布什政府还是给予和平队以足够的关注。在布什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布什宣布：美国“将为和平队输送新鲜血液，在未来5年中，让和平队志愿者人数翻上一番。”[②]如果布什总统的承诺能够兑现的话，和平队的规模将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巅峰时期。
冷战结束后，和平队在财政上能够获得越来越大的支持，其志愿者的规模能够不断扩大，与和平队取得美国政界特别是两党一致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冷战时期，由于和平队带有浓厚的肯尼迪和民主党的色彩，[③]所以在共和党特别是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和平队无论是经费还是人员都被大幅削减，里根政府时期略有改观，但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许多人士认识到是美国的文化战略打赢了与苏联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获得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致认同。他们认为，和平队的行动不仅使受援国获益，而且也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正如1999年美国众议员吉姆·里奇在提出和通过扩大和平队的议案时所强调的：“和平队象征着很多东西，但是最主要的，它是以人民对人民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念在全世界最完美的表达……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都明白，扩大和平队的规模将重申我们在全世界扩展民主原则的义务”；“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是一种投资，这一投资在未来将获得巨大的收益，它有助于在当前受援国创造贸易伙伴。”[④]克林顿政府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唐娜·沙拉拉女士更是将和平队称为“美国国旗上的第51颗星”。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关于增加和平队活动经费和扩大和平队规模的法案都能在国会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
正是由于受到美国政界的普遍重视，和平队的职能也在稳步扩大，突出地表现在一些新项目的设立上。自冷战结束以来，除了与其它政府机构的合作项目外，有两个和平队独自设立的项目较为引人注目。一个是危机应急队(Crisis Corps)，一个是世界智慧学校（World Wise Schools）。
危机应急队是和平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新设立的项目。其主要内容是招募归国的和平队志愿者前往发生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灾难”的地区，帮助当地社会进行重建工作，危机应急队的志愿者工作时间一般是6个月。由于参加危机应急队的志愿者都有作为和平队志愿者的经历，所以他们具有一定的语言、技能优势，对国外的文化背景也有所了解，所以在紧急关头不需培训即可为有关国家提供所需要的帮助。自1996年这一项目正式创立以来，已有380名危机应急队的志愿者为26个国家提供服务，其中最大的的行动是1998年代号乔治和米奇的飓风过后，和平队马上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危机应急队，与当地的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一起进行修缮房屋、修筑道路和桥梁、灾后防疫等善后及重建工作。1999年委内瑞拉洪水过后，2001年萨尔瓦多地震发生后，危机应急队都参与了当地的重建工作。此外，危机应急队的志愿者还在非洲参预全球性的反对艾滋病蔓延的活动，并于2001年4月到达波黑，参加那里的市政建设和国内民族和解工作。[⑤]
世界智慧学校是由和平队的前任队长保罗D·科弗戴尔在1989年倡导创立的，因而这一项目又称为科弗戴尔世界智慧学校。科弗戴尔认识到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性，他创立这一项目的目的就是要给美国青少年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归国的和平队志愿者、通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志愿者，对世界不同种族、文化和地理有着直接的了解。同时让美国的在校生通过互联网、电视会议、教师在线指导、教室里演说等方式分享志愿者的经历。自这一项目实施以来，已经帮助200多万美国学生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志愿者建立联系。目前正在海外从事活动的大约5000名和平队志愿者与美国50个州的40万学生保持着书信联系，不定期地向他们介绍志愿者的经历及受援国的各种信息。
世界智慧学校可以看作是和平队对美国纳税人的一种直接回报，它使更多的美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世界各地的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一点也正是和平队工作的三大目标之一，即促进美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民和文化的了解。自1961年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末，和平队主要致力于向第三世界展示和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对于帮助美国人了解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则是顺其自然，未予以相应的注意。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于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认识到美国了解世界其它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如后来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2000年11月在白宫举行的“文化与外交”研讨会会上所总结的：文化对我们每天都在处理的许多国际性挑战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对我们与之互动的国家的文化知道和理解得越多，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就会越成功。[⑥]所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这一本属和平队的职能，在被忽视了近30年后，又被“重新”发现了。危机应急队实际上是和平队传统职能的延伸，它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将在下文分析。
二、在关注教育、医疗保健、农业发展等传统领域的同时，和平队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艾滋病的传播等予以更多地重视，但提高美国形象、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的目的没有变
在冷战时期，教育、医疗保健、农业（农业和医疗保健往往被划归社会发展类）是和平队志愿者工作的主要领域。在后冷战时期和平队所开展的项目中，上述传统领域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如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占总数的38%，医疗保健占20%，农业技术人员占8%，三项合计占66%。[⑦]
自和平队成立至今，教育一直是和平队最大的单个项目，约1/3的志愿者是作为教师被派往海外的。根据和平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02年财政预算报告，除了中南美洲的洪都拉斯、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等9个国家和非洲的马里等3个国家外，和平队在近60个国家有教育项目。作为教师的和平队志愿者在受援国主要从事初等教育，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授英语、数学等课程（其中英语教师最多）。一些志愿者还承担了东道国的教师培训任务，并协助进行教育资源开发和课程设置规划。此外，还有一些志愿者从事学前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只有少数志愿者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学里从事英语教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国家，和平队志愿者协助东道国政府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为蓝本，进行了教育体制的改革。
在和平队所从事的的众多教育项目中，女性教育是其特别关注的问题。和平队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在受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要远远落后于男性，而和平队志愿者在这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61%的和平队志愿者是女性，而且绝大大数在农村工作，她们可以为缩小女性在受教育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作出贡献。这些女性志愿者采取的手段主要是促使所在地的女孩子进入当地的学校，鼓励她们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向学校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示范性别平等，为女孩子提供生活技能训练，促使当地社会认识女性的成就和潜力等等。
医疗保健也是和平队的传统项目。考虑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自己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有些国家甚至缺乏安全卫生的饮用水，缺乏足够的卫生设备，更多国家的怀孕妇女得不到产前和产后的必要检查和照顾，而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一些传染性疾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命。从事医疗保健的和平队志愿者比例比冷战时期有增无减。志愿者在受援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通过宣传教育进行疾病预防，促使当地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历史上，和平队志愿者为一些国家为根除天花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和平队志愿者在非洲正致力于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的工作，这是一种在很多非洲国家流行、能使人急速衰弱的疾病。除此之外，和平队志愿者还致力于改善所在地居民的食品结构，特别是注重儿童和妇女的营养。他们还与当地政府和社会协作，建立公共卫生设施、解决居民的饮用水问题，宣传免疫预防和控制寄生物引起的传染病的重要性。
和平队的农业项目主要集中在非洲，因为在不少非洲国家还存在粮食短缺问题。然而，和平队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粮食生产方面，而是与保健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东道国，和平队志愿者直接与农户联系，教授农民如何提高产量、如何改变种植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避免土地的侵蚀、减少使用有害杀虫剂；他们还与当地的农民合作共同经营果园和菜园，生产微量元素含量较高的水果和蔬菜，以预防儿童缺乏铁、碘和维生素A；志愿者还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工作，提高它们管理当地资源和为当地农民服务的能力。
除了上述传统领域外，和平队对一些全球性的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艾滋病的迅速传播、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化和新经济时代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传染性疾病，在非洲大陆更是泛滥成灾，据估计非洲至少有2350万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占世界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的70%，而且，已经有1730万患者失去了生命。可以说，艾滋病已经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结构构成严重威胁。刚刚卸任的和平队队长施奈德认为艾滋病的传播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是非洲发展最大的障碍，他在2000年世界艾滋病日发表演说时宣称：“艾滋病危机不仅正在损害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今天全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的人道主义挑战。”[⑧]和平队既将艾滋病问题作为其医疗保健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又将其作为全球性问题纳入几乎所有和平队项目中。2000年，在非洲的志愿者中，有四分之一是直接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从事教育、环境、农业等工作的志愿者，也被要求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艾滋病的防治。在和平队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动员每一位志愿者加入到对付一种疾病的洲际运动中。此外，和平队中的危机应急队也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派到非洲，加入到预防艾滋病的活动中。
随着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人口的增加和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环境问题已成为整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和平队在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物力，目前有17%的志愿者直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此外一些从事农业和教育工作的志愿者也将一部分精力用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志愿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人类的需求、可持续发展和通过教育、宣传改变一些当地人的观念。由于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已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志愿者的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的较为顺利。在一些国家，和平队志愿者帮助当地政府制定了森林保护计划、植树计划、寻求以其它能源代替木材；同时与当地的学校、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促进环境保护的教育宣传工作；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志愿者还与当地的农民合作，建立了为数众多的苗圃和秧苗储存库，其中仅在喀麦隆就建立了145个苗圃和118个秧苗储存库。
和平队还将信息技术的传播作为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和新经济挑战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从事哪种工作的志愿者，都被要求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自己的领域中，并以此帮助东道国认识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为确保上述政策的实施，和平队在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时，加大了信息技术在培训项目中的比重，使每一位志愿者都能成为信息技术的传播者；此外，和平队还招募了一些信息技术专家到发展中国家，直接帮助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中小企业、学校等建立自己的网站，建立计算机培训中心等。施奈德称这种举措是将全球化“个体化”和“当地化”。
无论是在和平队的传统活动领域如教育、医疗保健、农业发展，还是在和平队近年来关注的领域如环境和预防艾滋病的传播等，其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很强的“慈善”和“利他”色彩。不可否认，多数和平队志愿者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到一些不发达国家，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经济、教育，改善卫生条件，提倡保护环境，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当地人民的事情。由于和平队志愿者大多在受援国的最基层从事各种工作，他们基本上是当地人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人，在当地人眼里，他们就是美国。正如美国驻几内亚大使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所强调：“真正的美国大使是那些和平队志愿者，而不是在首都管理大使馆的大使。事实是，这个大陆的大多数人民是通过对志愿者的观察而形成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的。”[⑨]志愿者以其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神为美国赢得了朋友和信任，并提高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形象。这既是当初肯尼迪成立和平队的原因之一，也是今天美国决策者要通过和平队达到的重要目的。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要求和平队参加到促进伊斯兰国家的教育和发展的活动中，就是要通过和平队改变美国的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中东一些国家相对不佳的形象，力求淡化一些穆斯林国家人民的反美情绪。
和平队还是美国价值观念和大众文化的传播者。和平队志愿者中人数最多的是教师，这些教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语言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文化载体，通过英语教学，甚至业余时间的娱乐活动，志愿者不知不觉中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及大众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教师培养的很有可能就是某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和平队志愿者的学生成为一些国家的内阁部长、驻外使节、企业或贸易组织领导人，其中，加纳现任正副总统都曾受教于和平队志愿者。这些受美式教育的政治、经济领导人正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些国家的重大决策。所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称和平队是“我们对外援助项目中最好的部分……对于作为美国及其价值观念的大使而言，没有比和平队更好的美国项目”。[⑩]
三、和平队的活动超越发展中国家的范畴，扩大到前苏联及中东欧地区
和平队是冷战的产物，肯尼迪当初建立和平队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这一“中间地带”，其活动范围就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然而，苏联解体后，和平队不仅没有解散，反而扩大了其活动范围，进入了“铁幕”的另一面，即前社会主义国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美国先后向中东欧的绝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绝大多数共和国派遣了和平队。和平队的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和平队活动区域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和平队卸去了冷战时期戴在手上的“丝绒手套”，[11]更加公开地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
和平队进入前苏联及中东欧地区，其主要目的就是巩固冷战的成果，协助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顺利“实现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跨越”。[12]1990年6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白宫的玫瑰花园接见了第一批即将前往东欧（波兰和匈牙利）的和平队志愿者。他在当时的演说中强调：“今天，我们在人民之间发起了新的努力，力图使美国、波兰和匈牙利的公民通力合作，在令人振奋的进程中建设新的民主社会”。布什将志愿者的工作称为一种投资，“你们的投资就是美国的投资，这是一种在中、东欧巩固民主与独立的投资。对于中、东欧朝着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进行的民主转变，和平队在波兰、匈牙利及而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项目，是美国持久承担义务的有其它实质意义的组成部分”。布什将即将奔赴东欧的121名和平队志愿者称为“121盏明灯”。[13]这种使命也使得前往中、东欧及中亚的和平队具有一些不同以往的特点。
首先，和平队在中、东欧及中亚的活动首先是适应这些国家的转型需要，所以，派往这些国家的志愿者已不仅仅是“中等人力资源”，而是相对高级的人才，其中不乏工商管理硕士、法学家、金融家、高级会计师、企业经理等高级管理人才，这使得这支新型的和平队具有的高度职业化色彩，其活动的主要领域是经济及金融界。其任务就是资助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帮助发展小型私有企业，将西方的企业制度、金融体制、保险体系等介绍并嫁接过来，最终在这些国家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在谈到和平队的这一职能转变时，布什政府后期和平队的队长赵晓兰曾指出：“过去，和平队以修建水利系统而闻名，今天的和平队志愿者则以建立财政体系、分配体系和法律体系而著称”。[14]
其次，和平队在中、东欧及中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项目，也要配合上述国家转型的需要。如教育同样是这一地区和平队最大的项目，派往这些国家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英语教学。自从上述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转变后，英语成为它们与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交流使用最多的语言，甚至被视为通向“现代世界的通行证”。75%以上的各级学校的学生将英语作为自己的第一外语，因而，英语教师的需求量非常大。和平队志愿者在这些国家不仅仅是教授语言知识，而是通过在课堂上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在俄罗斯，志愿者还在部分地区废除了旧的教材体系，代之以志愿者自己编写的教材，原因就在于旧教材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负面的描写。[15]从这一角度看，作为教师的志愿者不仅是美国价值观念的传播者，而且是美国文化的传播者。此外，和平队志愿者还参预了一些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对教育体制的改革。
第三，与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活动相比，和平队在中、东欧及中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是相对短暂的，决定是否结束和平队的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不一样的。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时间一般比较长，很多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和平队正常撤离的国家，一般都是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如土耳其、南朝鲜等国。而自1990年和平队进入东欧国家、1992年进入前苏联地区，到现在不过10多年的时间，但和平队已经结束了在捷克的项目，并且在2002财政年度，还将相继结束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斯洛伐克四国的存在。和平队官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上述国家已基本实现了由中央控制的经济向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朝着更大的自主方向发展，并同欧洲邻国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16]意即只要这些国家完成了社会制度的转型，并成为自由、民主的欧洲的一部分，和平队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使命也即告终结。
在向中、东欧扩展问题上，正是由于和平队将自己与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过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和平队内部才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指责科弗戴尔将和平队“政治化”；有人认为东欧国家需要的是粮食和贷款，而不是英语教师；还有志愿者认为东欧的匈牙利、波兰等已经很“西化”了，和平队根本没有在那里存在的必要。[17]但对于美国的决策者而言，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只存在是否需要和平队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应该派遣和平队的问题。
小结：和平队，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软权力
2000年1月3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千万不要浪费的权力》的文章，再次阐述了他的“软权力”理论，约瑟夫·奈认为，“硬权力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力量发挥作用，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力而非高压政治来达到我们目的的能力，当其它国家想得到与我们同样想取得的结果时，我们就不必付出与高压政治同样大的代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两种权力的特性同样重要，当它们互为补充时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18]而他在1999年7-8月号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重新界定国家利益》一文中，更是强调：“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影响力”。[19]
和平队即属于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由于和平队所从事的工作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易为受援国所接受。和平队在向受援国提供帮助的同时，也传播着美国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及大众文化，这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改变了受援国的大众意识；而和平队志愿者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更是赢得了当地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和平队正是以一种不用枪炮、不用高压政治、甚至没有赢利动机的方式，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并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承蒙和平队新闻办公室惠寄了2002年度财政报告，特此致谢）
[①] Julie R.Hirschfeld, House Passes Peace Corps Expansion Bill, CQ Weekly, 03/06/99,P.565.资料来源于EBSCO数据库。
[②]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资料来源于白宫网站，其网址为：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③] 20世纪60年代，和平队志愿者往往被称为“肯尼迪的孩子”。
[④] 资料来源于美国众议院网站发布的两篇文章：Leach Sponsors Bill to Boost Peace Corps; Leach—Sponsored Peace Corps Bill Passes House With Bipartisan Vote.其网址为：http://www.house.gov/international-relations/105th/full/ws31881.htm
[⑤] 和平队的网站上显示，第一批危机应急队的志愿者于2001年4月到达波黑，但和平队新闻办公室向笔者提供的2002年财政预算报告却说将要向波黑派遣危机应急队的志愿者，笔者估计和平队向国会提交的2002年财政预算报告说法有误。分别见和平队网站http://www.peacecorps.gov/news/news/view.cfm?news_id=556及 Congressional Budget Presentation Fiscal Year 2002 (Peace Corps), P.7.
[⑥]阎世训：美国“文化与外交”研讨会值得关注，文章来源如下网站：http://www.arts.cn.tom.com/Archive/2001/4/13-40528.htm
[⑦] Congressional Budget Presentation Fiscal Year 2002 (Peace Corps), P.13.
[⑧] Mark L. Schneider: Peace Corps: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Century ; Remarks by Mark L. Schneider for Announcement of Peace Corps HIV/AIDS Initiative.上述两篇文章来源于和平队网站，其网址为：http://www.peacecorps.gov/news/news/view.cfm?news_id=494
[⑨] Mark L. Schneider,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eace Corps in the 21stCenture,文章来源于和平队网站，其网址为：http://www.peacecorps.gov/news/news/view.cfm?news_id=487
[⑩] Julie R. Hirschfeld , House Passes Peace Corps Expansion Bill, CQ Weekly, 03/06/99,P.565.资料来源于EBSCO数据库。
[11]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伯纳曾对对肯尼迪时期的和平队做了如下分析：“和平队的成员极少替美国的对外政策辩解；但是由于尊重他们驻在国的文化整体，他们建立了友好亲善关系 ，这无疑在政治上起着有益的作用。如果这是更高程度的肯尼迪的反叛逆策略，那么它戴的是外柔内刚的丝绒手套”。戴维·伯纳：《约翰F·肯尼迪和新的一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12] A. Nagorski ,Opening a new frontier , Newsweek ,1/27/92,Vol.119,P.34.文章来源于EBSCO数据库。
[13] Remarks at a White House Ceremony Marking the Entry of the Peace Corps into Central Europe,文章来源于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其网址为：http://www.bushlibrary.tamu.edu/papers/1990/90061501.html
[14] Jerry DeMuth , Peace Corps Notebook, Europe, November1993,P.24.本文来源于EBSCO数据库。
[15] 相关内容在和平队向国会提交的2002年预算报告中多有提及，见Congressional Budget Presentation Fiscal Year 2002 (Peace Corps)，P.54、142.
[16] Congressional Budget Presentation Fiscal Year 2002 (Peace Corps)，P.66、98、102、148.
[17] Karen Schwarz,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91, PP.276-277.
[18] Joseph S. Nye,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3,2000.文章来源于如下网站：http://www.ksg.harvard.edu/news/opeds/nye_nyt.htm
[19]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1999,P.25.
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