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舆图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各个重要藏图机构收藏的中国传统舆图的逐渐公布，以及在关于某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其独有的史料价值的日益凸显，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过与传统文献资料以及出土文献资料相比，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几十年来虽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论著，但在研究视角上一直没有取得突破，而且在大批舆图逐渐披露之后，以往研究中一些习以为常的基本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如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是否真的运用了大量数学和测绘技术，其绘制方法是否与现代地图一样建立在数理基础之上，等等。
而这些基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国时期基于当时史学和社会思潮对中国地图学史的构建，这种构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一种整体认识和框架，可以将中国古代地图纳入世界范围内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可以想见的是这种构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传统舆图，因此目前非常有必要对以往构建的地图学史重新进行审视，也许需要对以往这种构建出来的中国地图学史进行解构，从而使得今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了解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者都会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留下一种印象，即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是地图绘制“准确性”不断提高的“发展史”，或者说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历史。任何形式的历史都是构建的结果，那么在分析上述中国地图学史之前，需要了解这一中国地图学史构建的背景和大致过程。中国地图学史的构建起源于民国时期，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无疑应当受到近代史学演变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点毋庸置疑。当前史学很多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基本方法，甚至重要的观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在当时各种史学观念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线性历史观”，按照王汎森的说法，“线性历史观”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但却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他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它（即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这一观念至今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依然居于重要地位。这一观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存在大致相同的前进路径，或者说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这种所谓的共同的发展路径，不仅历史整体的进程如此，而且各个专门领域的历史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科学的宣扬也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种关于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科学”一词，似乎唯有追求科学才是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对于“科学”的追求似乎也成为当时被广大学者认同的人类共同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公例”之一，而且在很多学者心目中，中国的很多学术领域，尤其是那些与近代科学有关的学科的发展自古以来也应是朝向“科学”的，或是一种“科学性”不断提高的过程，甚至目前这种观念依然很具有影响力。
民国时期，一些学科正是在上述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即以线性史观（进步史观）为前提，以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能体现出进步和科学性提高的文献、材料、史实进行解读、阐释。在将近百年之后，我们的很多学科实际上有必要对这一研究理路进行检讨。当然，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以及由此产生的“李约瑟问题”，这里顺带提及的是，如果我们能论证上述两种观念不适用于构建相应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的话，那么“李约瑟问题”也就是成了假问题，本文分析的中国地图学史即是其中一例。
中国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地图学这样的专门学科，当然也不存在地图学史这样的研究，更不存在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了。因此，当民国初年王庸开始整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数量众多的地图的时候，必然并无什么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在当时的史学环境下，他应当也面临着如何评价这些地图，如何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问题。
在当时历史背景和史学环境下，王庸以西方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种“公例”即是地图绘制中对“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这一点王庸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在后来他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的字里行间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了他对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如：“（对于‘制图六体’的记载）这是中国地图史上极重要的史料，因为从此以后，直到明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输入以前，这一千二三百年间的地图制作，在方法上没有跳出它的规格；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真制作。”这段文字已经显现出王庸先生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即那些不按照体现了准确性的“制图六体”的方法绘制的地图是“不认真的”。“……相形之下就不能不说裴秀和贾躭的制图工作主要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显然在王庸心目中体现了“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裴秀和贾躭的地图要远远好于其他传统舆图。
又如对南宋王致远刻石的《地理图》的评价，王庸认为“但论其制图规格却比《华夷图》和《禹迹图》较差，大概是官府的传统绘法”，在这里王庸并未具体说明他认为《地理图》较差的原因，不过可以推想主要可能是因为《地理图》并不画方，而《华夷图》和《禹迹图》则与王庸推崇的贾躭有关，并且《禹迹图》又是“计里画方”的，由此地图的高下也就立现。
另外，从整本书来说，王庸推崇的是那些看上去绘制得较为准确的或者使用了某种代表了准确性的绘图方法如“计里画方”的古代地图，而将附有大量文字注记的地图认为是较差的，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屡屡讲到，当地图本身不能进步甚至退步时，往往在记注文字上加工而蜕化为地志的体制”，作者的判断标准非常明确。
而且就全书的内容而言，除了关于图经与方志的内容之外，大部分介绍的都是那些在绘图方法（也即能将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的方法）上体现了重要进步的人物和地图，而对于其他存世的地图则着墨极少，这其实不仅体现了王庸先生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而且还暗示着他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公例”，即对于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
不过王庸似乎并未有意识地构建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发展史，或者进步史，书中虽然重点分析了一些绘制“准确”的地图，以及一些能使得地图绘制更为准确的方法和这些方法的提出者，但并没有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地图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了那些“准确”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况且这些（汉代）地图，内容既甚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也许是王庸先生隐约感觉到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早在西晋，中国就已经提出了领先于世界的绘图学方法，但后来中国的地图绘制不仅未能取得明显的进步而且似乎还有所倒退？该书是王庸先生的遗稿，并未最终完成，因此我们也难以确定他对中国地图学史的整体看法，不过至少从字里行间来看，王庸先生并未刻意地将中国的地图学史构建为一部“发展史”。
可惜他的这种保留态度，并没有被当时的学者所认同，由此这在后来也成为一些学者对该书诟病的问题之一，即谭其骧在该书弁言中提到的“自《中国地理学史》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感觉书中讲到地理知识和地理学说的发展的地方较少，联系到时代背景和各时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的地方更少，认为还不能满足学术界的要求。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中国地图史纲》基本上也有此同病”。
如果说王庸以“准确性”和“科学性”为标准，构建了一部中国地图史的话，那么李约瑟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直接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计量图”（《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这部分出版于1959年，稍晚于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并在关于中国的标题中直接将中国的地图绘制称为“科学的制图学”。我们试看下列从该书中摘录出的文字和对人物的评价：正当希腊的科学制图学在欧洲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这门科学却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成长起来。中国的制图传统是由张衡的伟大著作所开创的，并且从未中断地一直继续到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那个时候。“正如沙畹所说，这个人堪称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这个人就是裴秀”； “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经纬度的测定）”。
“制图学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贾躭的《海内华夷图》“应当是一幅亚洲地图。赫尔曼认为该图的比例尺是1∶1000000。有人曾试图把贾躭的这幅大地图同巴黎天文台的卡西尼大地图相比，那是一幅直径长24呎并用极地方位角投影的地图”；“唐代的地理学家很可能还曾经作过进一步努力，力图把地理坐标同天文坐标彼此结合起来”（实际上论述的是“分野”）； “唐代可能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最原始的等高线了”。
这样的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不再一一列举，尤其是在关于中国测量方法一节的开始部分，他论述道“现在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简短地谈谈中国的科学制图学的传统”，直接表明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制图学的认识，即是“科学”的。在这些文字中，李约瑟不仅直接将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建立在“计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对中国地图史如此看待，而且也用“计量”上的好坏来评判西方地图学史的发展，将T-O地图认为是一种倒退），并在此也构建了一个不断前进的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这点从与中国地图学有关的各节的标题即可看出。在“比较回顾”一节中，李约瑟通过将中国、西方、阿拉伯三种文化中的地图进行关联分析，将中国地图的发展纳入了世界地图发展史中，也即中国地图的发展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是整个世界地图发展史（建立在科学、计量标准上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不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
王庸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虽然对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褒贬不一，但无疑两者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且整部著作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推崇备至，无疑也迎合了当时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由此，两者结合起来，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构建，奠定了后来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视角和具体内容。
在这种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之下，此后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分析中国地图“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和发展过程，在研究内容上则主要关注那些能体现这种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地图和绘图方法，同时那些体现了准确和科学的地图则被认为是“好”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主流，而那些不准确、缺乏科学性的地图虽然没有被公然认为是“坏”的地图，但通常也被认为不如那些“好”的地图，甚至在某些研究者眼中与“好”的地图相比是一种倒退；此外，中国古代地图的测绘方法和数理基础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具体地图的研究而言，研究的重点除了具体的绘制内容之外，更多地是揭示这些地图中所体现的“准确”和“科学”，因此探讨地图的比例尺、符号等数理要素成为很多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
当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新的见解或者异议。如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一文虽然类似于随笔，但却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即“要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不但需要注意地图带给我们的史料价值，而且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当时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这种对地图编制和使用目的的重视，解决了一些中国传统舆图研究中存在疑惑的问题，如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的正方向，之前学术界争论不休，但李孝聪从地图使用的角度出发，认为“地图的方位恰恰反映了制图者的文化观念……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而且作者更进一步地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这种对地图“务实性”的强调，对于中国传统地图的研究从“定量”的局限中走出来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是最新一部关于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通论性著作，由于作者没有受过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系统训练，因此没有局限于以往从“科学”、“准确”等方面来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视角，因此该书与之前的所有论著不同，提出“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研究中国地图，要把中国地图放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好’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这种研究视角从本质上与李孝聪提出的注重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目的和“务实性”是一致的。虽然该书在一些具体论述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拘泥于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讨论，但他所提出的很多问题非常值得在今后研究中注意。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重视或者认同，如对于余定国的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余定国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重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其中作者强调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实际上主要是从现代地图学的视角入手强调地图的绘制应当基于数理要素和追求绘制的“准确”。作者还强调其写作的这篇论文“利用由今推古和由古推古两种视角分析了地图流传中的‘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的现象,并以地图三要素来区别古地图和山水画……”而其中强调的地图三要素，同样来源于现代地图，即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整饰要素，显然作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主流是对准确和科学的追求。
基于此，本文如果要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进行解构，那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主流是否以追求准确性为目标，或者其发展是否体现在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不断提高，当然是否存在发展史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