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政区地理和疆域变迁

历史政区地理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核心，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研究领域；疆域变迁的研究虽然兴起于近代，但长期以来也是“历史地理”重点关注的内容，而这两者结合产生的“历史地图集”一直以来被历史学、地理学视为历史地理学的最高成就。

对于历史政区地理而言，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传统的以考订政区及其治所地理位置及其演变、辖区盈缩和政区本身的置废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和以解释政区演变的规律、动力、原因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两大类，这两类研究中后者代表了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方向。疆域变迁的研究虽然成果众多，且除了历史地理学者的参与之外，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参与其中，但受制于传统的研究视角，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一些基本的概念尚缺乏讨论，目前的主流成果大多只能在其自身的话语体系中“自圆其说”，而不具有全局性的解释力，也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第一节 以考订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

历史政区，是“沿革地理”的最为基本和最为主要的研究范畴，同时基于文献进行考订的能力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功，因此历史学所强调的“四把钥匙”中的“地理”实际上更多指的是考订古代政区演变的能力。正如第一篇所述，受到“沿革地理”强烈影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其诞生的最初数十年中，在研究和学术评价方面，也将对古代政区的考订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由于这方面的成果众多，因此无法进行全面的概述。虽然众多学者对历史政区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且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已经大致得出了共识，例如县、郡的产生过程，历史时期州的数量、名称及其演变等，但从这几十年这一领域的发展来看，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当属周振鹤。

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1]是较早对某一朝代的政区进行全面考订的著作，虽然至少自清代的乾嘉学派以来，对于古代政区的考订做出了大量成就，但或基本属于对某一地理志书的考释、校勘，或属于对某一地理志书所展现的某一王朝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时段的政区及其演变的考订，缺乏对某一王朝政区地理的系统性研究。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全书共分三篇，全面研究了西汉一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上篇为“高帝十王国地区沿革”，下篇为“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地区沿革”，附篇中包括了“有关汉县沿革的几个问题”和“楚汉诸侯疆域新志”两文，书后还附有“西汉郡国沿革表”。

这方面研究成果中不可忽略的就是严耕望的《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2]，不同于历史地理学者进行的政区沿革的考订，这部著作的重点在于对制度本身的详细梳理，但不可否认的就是地方行政制度是政区研究的基础，因此严耕望的这部著作长期以来被列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必读书目。

在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之后，以王朝为对象的政区地理的研究纷纷涌现，如孙亚冰和林欢的《商代地理与方国》[3]、后晓荣的《秦代政区地理》[4]和《战国政区地理》[5]、马孟龙的《西汉侯国地理》[6]、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7]、胡阿祥的《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8]、翁俊雄的《唐初政区与人口》[9]《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10]和《唐后期政区与人口》[11]、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12]、李治安的《行省制度研究》[13]10、靳润成的《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14]1等。

基于众多的研究成果，自2007年开始，在周振鹤的主持下，出版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丛书。这套丛书在各册基本完成后，经过修订，于2017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统一进行了发行，共13卷，即《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秦汉卷》（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三国两晋南朝卷》（上、下册）（胡阿祥、孔祥军、徐成）、《十六国北朝卷》（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隋代卷》（施合金）、《唐代卷》（上、下册）（郭声波）、《五代十国卷》（李晓杰）、《宋西夏卷》（李昌宪）、《辽金卷》（余蔚）、《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清代卷》（傅林祥、林涓等）和《中华民国卷》（傅林祥、郑宝恒）。这套丛书虽然不可能完全囊括长期以来历史政区地理的全部研究成果，但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历史政区地理的最新前沿。

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新清史·地理志》的编纂，《新清史·地理志》不仅吸收了当前关于清代政区的考订成果，而且基于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分析，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认知，但遗憾的是，归结于《新清史》的出版问题，这一重要著作至今未能正式面世。

对于政区考订而言，文献材料的使用和逻辑的严密性是重中之重，辛德勇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15]，其从史料认知和考订方法层面上对以往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逻辑严密，可以说是清代考据学以来的巅峰之作。[16]

由于历史地图集的绘制主要基于历史政区考订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被认为是考订型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毫无疑问当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当然还存在大量其他的历史地图集，关于这方面参见后文。

此外，还出版了其他一些历史行政区划通史方面的著作，如周振鹤的《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17]《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18]《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19]等，周振鹤在这些著作中对中国历代政区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总体性的、解释性的认知，其中大量观点至今依然被学界所遵从。除了周振鹤的著作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包括刘君德等的《中国政区地理》[20]等，但这些著作在整体上没有重要的突破，且各书之间水平差异较大。

此外，还有大量工具书，比较常用的就是牛平汉编著的《明代政区沿革综表》[21]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22]，这两部工具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政区演变的梳理存在遗漏，但大致展现了重要的变化，且书中所附大量表格，便于读者查阅。此外，以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23]为代表的地名工具书中通常也会包含大量对历史政区及其演变的介绍。

第二节 以解释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

随着历史学从考据向解释的转型，再基于自清代以来的以考订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近30年来，出现了一些以解释为主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即解释历史时期政区形成的动因、划分的基本原则以及古代对于政区的认知以及不同时期这种认知的演化过程。

这方面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依然是周振鹤，基于多年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提出了一些总结性的认识，如他在《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下）中提出：“在宋朝以前，历代中央政府都力图维持两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强化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当历史环境变化而不得不建立三级地方政府时，也要尽量使最高一级地方政府处于虚化状态。元明清三代，因为疆域广袤，只能采用多级制的地方政府，但地方分权并未因此而加强，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仍紧紧控制地方。”[24]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上、下）中，周振鹤对古代各级行政区划的幅员及其变化过程进行了梳理，提出县级政区的幅员相对稳定、统县政区幅员有着缩小的倾向以及最高层行政区划的幅员基于历史背景存在起伏变化，并提出如下认识“政区幅员的变化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层级政区的幅员变化原因有所不同”“政区幅员的缩小有一定限度”。[25]

更为重要的是，周振鹤在《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上、下）中提出“政区本来就是为着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其划界当然要以对集权统治有利为原则；但在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持封建政权的基础，政区边界的划定也要注意使政区与地理环境相一致。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在中国历史上，这两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越占上风，这一点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愈来愈紧，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加强的客观事实”。[26]虽然在周振鹤之前也有学者提出过划分地方行政区划的这两大原则，甚至古人对此就有模糊的认知，但都没有基于史实对这两大原则进行详尽的分析。这两大原则提出后，很快就被学界所接受，成为此后研究历史时期政区划分所必然纳入考虑的原则。[27]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这两大原则虽然分别考虑了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但政区的划分并不是仅仅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且中国古代政区的划分也不仅仅受到集权和分权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历史政区划分的研究中，除了这两大原则之外，还应当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涉及的历史事件、牵扯到其中的各种利益群体等，由此才能展现历史的多元以及在历史进程和地理形成中人的作用。虽然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已经展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如王颖在《宋金时期山西南部地区政区演变研究》中提出“周振鹤教授在阐述这两大原则的时候，往往将不遵循自然形势的政区规划归纳为犬牙交错，认为这种划分目的是强干弱枝，使地方互相牵制，防止地方坐大割据。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绝大部分地区是成立的，但是却不适用于宋金时期的山西南部地区。首先，晋南政区划分对自然形势的突破无法用犬牙交错来概括，比如金代河东南、北两路并立，是对河东‘最为完固’的地理形势的反动，二者的分界线是相当平缓的，没有出现犬牙状。其次，虽然宋代陕西永兴军路和周边地区的界分呈犬牙状，但是它的意义反而是使地方政区战略优势膨胀，设置意图在于对外，而非对内，并非强干弱枝型的；宋河东路、金河东北路在西北一隅跨到黄河西岸，也是这种情况”。[28]

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徐建平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29]一书，他在研究中将“人”的因素纳入了政区研究中。虽然在之前的政区研究中，有时也考虑了“人”的因素，但这些“人”是作为地理条件的被动接受者以及作为被固化为有着相同考虑的一个或者两个群体，而不是作为有着活跃思想、不同背景以及在不同利益之下会不断分化的人来看待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徐建平在这方面研究中取得了最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但其并不是这一研究视角的开创者，至少在21世纪初的政区研究之中就开始关注于政区形成、演变过程中不同人群、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协调。这方面的典型论文有，李嘎《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30]、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31]、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32]、徐建平《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33]。此外，张力仁《人类空间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个案研究——以清代陕南秦巴山地为例》引入了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人”的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从长期和整体角度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但在习惯、传统、嗜好、欲望等情感因素支配下，人类行为却体现为短期、局部、自利的倾向”[34]。虽然作者对主题的具体论述过于条框化，没能将理论与具体的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对人的能动作用和感性揭示的不够充分，但其对“有限理性人”理论的引入以及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任何视角都只能反映历史和地理进程的一个侧面，但这种有鲜活的“人”的历史和地理过程，显然比以往模式化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让我们看到了地理演变的更多的侧面。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视角虽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至今缺乏理论或者至少是方法上的提升；在十多年之后，这一视角也已经稍显“陈旧”，且在史料的运用和论述、解释的方式上日益套路化、模式化，已经开始失去其最初的冲击力。

除此之外，胡恒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35]，在对清代县级正印官之外的僚属官佐贰官群体的设置与职能安排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证明清廷采取佐杂派驻乡间划定区域，承担部分或全部管理程序的办法，有效分担了县级行政的责任。这一研究视角基于当前历史学中比较流行的“国家社会”的视角，但对清代县级政区的运作进行了剖析，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也是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也符合历史学从考订向解释、从断面向过程研究转型的趋势。

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某级政区的研究，多默认这些政区自形成后在性质上就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只是相信文献中记载的这些政区性质发生的演变，但如同其他制度，文献中对于政区的记载，通常只是关注于政区制度的某个断面或者“制度”上的变化，且文献的撰写者对于以往的追溯通常会夹杂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政区的演变过程。自20世纪末以来，对于某级政区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有些学者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认知，如对于清代省的认知。“十八省”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对清代前中期最高层级地方行政区划的认识，但是2008年至2010年的几篇论文对于这一“常识性”的认识提出了疑义。如侯杨方的《“安庆省”考——兼论清代的省制》[36]一文，认为清代的“省”并非正式的行政区划，清代的分省问题是后人以自己的观念建构而成的概念，而并非历史事实。此外，作者提出的“《大清一统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志》等清朝官修的志书、政书以及后人修的史书，它们反映的只是以编纂者视角理解的制度、事件，而编纂者由于自身的局限，或出于简单化、标准化的考虑，提供的信息并非是历史事实的原貌，而只是编纂者根据自己的观念解读、建构的历史”，这对于我们理解史料、理解制度和历史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段伟的《泛称与特指：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江南省》[37]，虽然主题并不是清代的省制，但其从职官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清代“省”的不同的标准及其演进过程，并提出“康熙时人对行省的认识并不像乾隆以后那样，将布政使司与行省紧密联系在一起”;“地方史书与中央官修史书按照不同标准对其建省时间进行了追述，得出了不同的建省时间”，并认为以往“学者提出种种建省标准，但都没有充分考虑清代省制变化的种种情形”。

傅林祥的《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38]一文认为，“省”是清代的俗称，并以清代江南省为主线，分析了清代江南、湖广和陕西分省的过程，提出清代“省制”在康熙之前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由此也造成了省制概念以及对分省时间认识上的混乱。

基于上述三篇论文，侯杨方在2010年发表的《清代十八省的形成》[39]一文中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认为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宽泛的通称。

上述几篇论文跳出了以往清代“省”研究的局限，以动态、变化的视角来研究清代的“省”，虽然还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已经拓宽了我们对这一“老问题”的认识，是政区制度研究的新视角。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都可以被看作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与政区有关的一些概念也是逐渐构建形成的。对于行政区划的研究，除了复原某一静态瞬间之外，更应当分析政区以及相关概念的形成和构建过程，除了清代的十八省之外，尚待研究的还有唐代的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40]与宋代的路等，这样可能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才能反映一种真正的“人地关系”，而不是脱离“地”的人的活动以及没有“人”的制度史。

不过遗憾的是，对于清代省的性质的讨论，此后戛然而止，并未再进一步的深入，也未上升为理论思考，因此虽然这一讨论意义重大，但并未形成影响力。

此外，还存在对中国历史政区演变的一些整体性认知，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如从圈层结构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历史政区的解释，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就是郭声波，其著作《圈层结构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羁縻政区与部族》运用历史政治地理圈层结构理论，论证中国古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土官土司政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自治区，也是国家边缘区圈层。[41]此外郭声波还发表有《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一文，认为“中国的五服制圈层结构与各种地方政治实体地理空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似可用‘直接行政区’和‘间接行政区’的概念来指称，历史上的府郡州县等经制区域，都属于直接行政区范畴，而诸侯国、羁縻府州、土司、藩属国等自治区域，则属于间接行政区或统治区范畴，为中央王朝（宗主国）的圈层结构式版图所及”。[42]圈层结构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政区是非常适合的，但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是，这种圈层结构是古人在某种指导思想下有意为之的，还是无意之间形成的？毕竟在古代的文化、交通条件下，对新纳入的疆土、偏远的部族、无法直接控制的地区设置独特的政区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这些地区和部族通常又位于核心区的边缘。

总体来看，解释性的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应当是今后政区地理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前沿，但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对理论、方法的认真和深入思考，以及将政区地理的研究与历史学和地理学所关注的核心、热点问题结合起来。

第三节 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

现代意义上的历代疆域的研究，开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有着大量研究成果，其中直至今天还被广泛使用的就是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43]，其对历代疆域的叙述基本遵从如下原则：统一时期，以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区为主；在分裂时期，则叙述并立的各政权的疆域。此外，还有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等著作[44]，而且在近几十年中陆续出版的历史地理的通论性著作中基本都涉及中国古代疆域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将中国的疆域界定为截止到1840年的清朝疆域。对于这一选择，谭其骧教授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进行了解释：“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是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45]绘制历史地图集，必然要确定一个标准底图，而标准底图则涉及其所描述中国在历史上的范围，且值得注意的是，谭其骧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回避使用“疆域”一词，而是使用“范围”一词，且他在对“中国”一词的解释中，强调“中国”一词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今天“中国”的概念是很晚才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绘制历史地图集需要确定一幅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底图，而历代并不存在统一的疆域范围，因此从绘制历史地图集的角度而言，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1840年的清朝疆域（即当时中国的范围）作为绘制各历史时期地图的范围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概念显然只是适用于绘制历史地图集，而并不能代表历代中国实际的疆域，否则也就与以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为代表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但由于后人没有理解这一差异，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的误解。

这些误解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这样的表达方式。葛剑雄对于这种错误认识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即“我作为谭先生的学生与助手，深切理解他无法突破政治底线的苦衷。他的上述说法在理论上存在着局限性，在实际上也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从秦朝最多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发展到清朝极盛时期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并不能一概称之为‘自然形成’。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最终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就将历史上那些侵略扩张行为视为促进王朝统一、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秦始皇征服岭南，汉武帝用兵西域，唐朝灭高丽、突厥，蒙古人建立元朝，清朝灭明、平定准噶尔，客观上促成国家统一，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奠定了有利条件。但是，这种侵略扩张行为本身，未必就有‘自然’的正义性可言。另一方面，在尚未形成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不同国家民族平等观念之前，世界上能够生存和发展下来的国家，特别是葡、西、荷、英、法、美、德、日、意等近代大国强国，无一不是侵略扩张的产物，中国岂能例外？1840年以前，中国疆域之所以保持稳定，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是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致在工业化以前的外部世界尚缺乏这种突破地理障碍的能力”;“至于一定要强调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些事例不仅显得牵强，并且也与前面对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论述自相矛盾”。[46]在否定某些“自古以来”的认知的时候，他首先引用了谭其骧教授的观点，然后又阐述“例如新疆，只说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却不提及王莽时已经撤销，东汉时‘三通三绝’，以后多数年代名存实亡，或者仅是部分恢复；只说唐朝打败突厥，控制整个西域地区，却不提及安史之乱后唐朝再未重返西域；只说蒙古征服西辽，却不提及元朝从未完全统治西域地区。事实上，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重新实现。对于清朝来说，西域的确是新纳的疆域，因此，才有‘新疆’的命名”。[47]“自古以来”的提法，虽然其初衷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时至今日，盲目强调“自古以来”、盲目从中央王朝的角度来看来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不仅不符合历史史实，而且随着当前历史研究的发展，这种陈述只会损害国家利益，并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知实际上是用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系列西方主导话语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这种基于西方近现代历史的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漠视了中国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脉络，放弃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陷入西方设置的概念、解释的陷阱中，这也是造成目前各种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例如，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中国”一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是一个现代词汇，但在研究中经常与中国古代作为空间概念以及由此延伸作为文化概念的“中国”相混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多数研究中所提及的“中国古代的疆域”中的“中国”，如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的话，那么显然这一提法是存在问题的；如果作为文化概念和地理概念的“中国”的话，那么此“中国”并不能完全对应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在历史上其涵盖的地理空间也在不断变动中，两个“中国”之间是如何转型的，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以往研究中经常使用词汇“国家”和“国”，但经常将这两个词汇的现代西方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的概念相混淆，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分裂时期，通常将各政权称为“国”，但统一王朝通常并不被称为“国”，因此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王朝国家”这样的概念，显然是将现代概念套用于古代，是存在问题的。

总体而言，在史学日益发展的今天，基于西方术语体系的传统的对我国历史疆域的认知框架已经越来越无法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且也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因此我们必须要面对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下，对中国古代与疆域有关的如“中国”“国”“国家”“王朝”“天下”“华夷”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复原中国古代疆域认知的话语体系，用中国古代的术语对中国古代疆域认知的形成、演变以及对今天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新的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中国疆域的话语体系以及解释方式，而这点也是今后历史地理学者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历史地理学重新回到地理学和历史学主流的契机。

第四节 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仅是我国历史地理学而且也是我国历史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而这套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有着深厚的历史脉络。不过以往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通常只是提到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以及清代李兆洛、杨守敬等编纂的历史地图集[48]，但这种描述忽略了从宋代直至清代长期延续的绘制历史地图集的传统。

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就是《历代地理指掌图》，其中收录历史地图47幅。对于这一图集以往多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代地理指掌图》的作者。关于这一问题，虽然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现在绝大部分学者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排除了苏轼作为作者的可能，认为真正的作者应当是税安礼。[49]二是，关于该书最初刊刻的时间，虽然在具体时间上还存在争议，但目前学界大体认为是在北宋末年。[50]《历代地理指掌图》成书之后直至清代前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其中的地图，除了被以《三才图会》为代表的类书收录之外，其中一些与《禹贡》和《春秋》有关的地图被很多经部的著作引用，如关于《禹迹图》就出现在了《六经图》《七经图》中，《春秋列国之图》出现在《春秋四家五传平文》《春秋大全》《春秋左传评苑》等著作中。

宋代除了《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外，很可能还存在另外一套在以往研究中被完全忽视的历史地图集。这套地图集的原书已经散佚，不过在现存的五部宋代著作，即《十七史详节》《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中存在一系列轮廓和绘制方法非常近似的历史地图，目前可以搜集到19幅，涵盖年代从五帝直至五代，当然，由于分散在各书中，因此不同的作者对地图的名称进行了一些修订。虽然这套历史地图集的影响力不如《历史地理指掌图》，但在明代的《广舆考》和《博物典汇》都引用了其中的几幅地图，而且《博物典汇》依据这套历史地图集的轮廓，补充了“宋诸路图”和“大明一统图”两图。

明代前中期，在各种著作中主要还是使用上述两套历史地图集，直至明末崇祯年间才出现新的历史地图集，即《今古舆地图》和《阅史约书》。《今古舆地图》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沈定之、吴国辅编绘，1册，纸本，朱、墨双色套印，纵20厘米，横28厘米。该图集分上、中、下3卷，共包括58幅舆图，采用“今墨古朱”的表示方法，即当时（明朝）的府县用墨书标注，而明代以前历代政区的沿革异同则用朱色标注，各图中均附有图说。《今古舆地图》现存的最早版本为明崇祯十六年山阴吴氏（即吴国辅）刻朱墨双色套印本，此外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藏有这一版本。《阅史约书》，王光鲁撰，5卷，该书专为读史者考订之用，目前有现存有明崇祯刻本。其中《地图》1卷，35幅，用朱色表示今地名，用黑色表示古地名。这两套地图集成书后在后来的著作中被引用得极少，因此影响力应该不大。

清代前中期的历史地图集主要有以下几种：朱约淳的《阅史津逮》，成书于明末清初，不分卷。朱约淳认为阅读史书必须要熟悉地理状况，因此该书附有大量地图，其中属于历史地图的有21幅。马骕的《绎史》，成书于康熙时期，160卷，是一部广采各家著作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其中收录有历史地图8幅。李锴的《尚史》,107卷，基本是根据马骕的《绎史》改编而成的纪传体史书，收录有历史地图7幅。汪绂的《戊笈谈兵》,10卷，成书于清代中期，是有关兵书图籍的汇辑和评论，书中包括有历史地图10幅。

清代后期著名的历史地图集就是杨守敬主持编纂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这套图集从清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陆续刊行，共34个图组，分订成34册，纸本朱墨双色套印，开本尺寸为纵29厘米，横19.5厘米。未注比例尺。与在此之前的同类地图比较，内容翔实得多。由于这套历史地图集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前身，因此以往研究众多，在此不再赘述。[51]

清代后期出现的历史地图集，还有李兆洛晚年所作，后经校刊而成的《新校刊李氏历代舆地沿革图》，该图以李兆洛基于《皇舆全览图》和《内府舆图》所绘《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为底图绘制，涵盖时间上至禹贡，下至明代，共16图，每图又分为5幅（其中隋图分为3幅），图幅30.8厘米×14厘米；六严绘、马征麟订正的《历代沿革图》，上起“禹贡九州图”，下至“明地理志图”，图幅20厘米×16厘米；厉云官编的《历代沿革图》，现存有清同治三年（1864）的版本，共有地图20幅，上起“禹贡九州图”，下至“明地理志图”，图幅19.8厘米×20厘米。[52]在厉云官《历代沿革舆图》（即《历代沿革图》）同治九年版的叶仁序中记述“仪征厉方伯（即厉云官）有历代舆地沿革图二十，云本之江阴六氏，而六氏实本之李养一先生兆洛《皇朝舆地图》而缩摹者也”[53]，由此来看上述三者有着明确的承袭关系。

以《历代地理指掌图》为代表的历史地图集，在中国古代史部的分类中基本属于地理类，且在四部中史部的正史类的作品中基本没有收录地图，由此似乎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地图集的绘制至少自宋代以来得以长期延续，即正如上文提到的某些历史地图集的作者所说，是作为阅读史书的辅助工具，而这也正是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最初编绘以及长期不断出版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由于中国存在编绘历史地图集的长期传统，因而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并不是现代编绘的唯一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除此之外，具有影响力的还有顾颉刚、章巽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54]，以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55]和《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56]，郭沫若主编的这两套图集除了政区图和疆域图之外，还包括大量展现了某些历史事件的专题图。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化大学也曾编纂过《中国历史地图》[57]，其中除了政区图之外，也绘制有一些专题图。

此外还有1982年开始编纂、201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58]，涉及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自然灾害等图组，由众多领域的知名专家参与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目前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将于未来几年中陆续出版。

受到这些历史地图集的影响，加上编纂历史地图集的传统，近年来一些省市也进行了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其中较早和影响力较大的就是侯仁之教授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这套图集的编绘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版的第一集以表现北京地区的政区沿革为主[59]，第二集则以表现自然地貌为主[60]；在21世纪初启动了第三集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又对之前出版的第一集、第二集进行了修订，最终于2013年将新编纂的第三集和重新修订第一集、第二集一起出版。[61]此外，已经出版的各省的历史地图集还有《上海历史地图集》[62]《西安历史地图集》[63]《陕西省历史地图集》[64]《广东省历史地图集》[65]《山西省历史地图集》[66]10《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67]1《浙江省历史地图集》[68]12《山东省历史地图集》[69]13《福建省历史地图集》[70]14等。

还有断代的历史地图集，如由华林甫主持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已经结项，这套地图集是目前仅见的成体系和成规模的断代历史地图集，充分利用了各种满文和汉文文献、蒙古文舆图等，且补充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卷的不足，即谭图只反映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代全盛时期的政区图，没有康乾盛世和清末的各种地理变化，且未能充分反映清代后期展现了社会变化的城市、租借地、边疆失地等内容。除了弥补不足之外，《清史地图集》还解决了县界复原的问题，全面复原了宣统三年（1911）内地府县级政区界线，对边疆地区的政区界线也做了最大限度的复原。对于这套地图集的出版，历史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都甚为期待。

目前，历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的就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工作。确实，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以来，学界对于历史政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新的成果，发现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而且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资料限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本身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地名的准确性定位等。

但同样由于技术手段和研究方式的转型，在各种近年来被广泛采用的技术手段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地理信息系统的使用。[71]在国内历史地理学界中知名度最高的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目前已经完成了时间序列数据，即可以逐年地展现政区和疆域的演变。且即使不考虑GIS的分析手段，仅仅是CHGIS提供的便利的查询和定位手段，就已经使得作为工具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显得过时。而且CHGIS可以不断通过吸收新的考订成果随时加以修订，也即可以持续保持最新状态，由此也使得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修订变得没有必要。

此外，随着历史研究从考订向解释的转型，作为工具书的历史地图集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也在下降。虽然历史地图集是大量考订成果的集成，因此优秀的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必然会得到学界广泛的好评，但作为工具书，其影响力显然难以与三十年之前相比。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陈述并不是否认编绘历史地图集的学术价值，毕竟作为传统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历史地图集作为工具的价值必然是会长期存在的，但历史地理学界应当认真考虑编订历史地图集的意义，以及今后展现历史政区及其演变的方式。

推荐书目

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葛剑雄：《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感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牛平汉编著：《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

牛平汉编著：《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期。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

第四章 城市历史地理

虽然关于城市的定义存在很大争论，但由于城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城市也就成为历史学众多分支学科，如经济史、社会史、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而且还有专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以往我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借鉴了这些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而且与这些学科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交叉，以至于某些研究成果很难在学科层面上加以区分。对于城市历史地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和差异，马正林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绪论”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加以论述。[72]

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侯仁之教授曾指出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城址的起源和演变；城市职能的形成及演变；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征；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城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73]不过侯仁之教授对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内容的总结主要是指导性的，他以及后来的学者未能在研究方法、范式上进一步深化，只是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参见后文各节），因此这方面依然有待于研究者进行归纳、总结和进一步的探索。

第一节 中国古代“城市”的概念

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而言，概念是研究的基础，而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城市”，其概念不仅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而且在史学各学科的研究中都缺乏一个明确的、得到公认的论述，甚至在以现代城市为对象的各种研究中也缺乏统一的概念，因此“城市”的定义就成为当前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个经常会被讨论的问题，绝大多数相关著作都会在前言部分对此花费一定的篇幅，相关的论文也颇为常见。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前，首先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城市”进行定义的目的是什么？回答也显而易见，即为了限定和确定研究的具体对象。紧随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概念是否自古就有？如果自古就有，那么我们是否应当采用古人的定义？如果中国古代缺乏这样的概念，我们用现代的概念来确定古代的研究对象，虽然在方法层面上没有问题，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用现代概念定义中国古代的研究对象。下面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 中国古代并无“城市”的概念

中国古代即有“城市”一词，而且产生的时间较早，笔者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以“城市”一词进行检索，总共命中3423条[74]，对于这些文献中提到的“城市”，有些学者认为表达的即是现代“城市”的含义，当然这也与“城市”概念的界定有关，如马正林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中提出的“城市”概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城是以防守为基本功能。城市则不然，它必须有集中的居民和固定的市场，二者缺一都不能称为城市。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当在城中或城的附近设市，把城和市连为一体的时候，就产生了城市”[75]，并由此推断中国古代城市出现的时代应该是西周，即“夏商的都城是否设市，既无文献上的依据，也没有考古上的证明，只有西周的都城丰镐设市，有《周礼·考工记》为证”[76]，并由此认为文献中出现的“城市邑”和“城市”即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他提出的这一对城市概念的界定，即“城（城墙）”+“市”=“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77]虽然不能说马正林提出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毕竟关于“城市”的概念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这种论证并不能证明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城市”一词具有了现代“城市”的含义。[78]当然，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城市”概念来界定古代的聚落，但回到本节的主题，无论近现代“城市”的概念如何界定，实际上都是从本质上（主要是经济、社会结构）将一组特殊的聚落与乡村区分开来，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古代是否曾将某些聚落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如果存在这种认识，那么这些特殊的聚落是否与近现代“城市”概念存在关联。下面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除了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之外，在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中，并不存在单独的现代意义的建制城市。韩光辉在《元代中国的建制城市》[79]《中国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建制城市研究》[80]《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81]和《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82]等论著中对辽金元时期，尤其是元代建制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叙述。根据韩光辉的分析，元代设置建制城市（也就是录事司）的标准，并不是现在通常用来界定“城市”的经济、人口等数据，而主要依据的是城市的行政等级，即“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诏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83]，从这一文献来看，界定“建制城市”的标准首先是行政等级，然后才是人口，如果行政等级不高，人口再多也不能设置录事司。不仅如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元代“城市”发展的水平，但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水平应当不会低于元代，不过这种建制城市却在元代灭亡后即被取消，从这点来看，“建制城市”的出现并不能代表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很可能只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特殊现象。总体来看，就行政建制方面而言，中国古代缺乏现代意义的“城市”的划分标准，“城”通常由同时管辖周边郊区的附郭县（府州及其以上行政层级）或者县管辖，“城”与其周边地区的区分在行政层面上并不重要。

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中，除了元代之外，清末之前几乎没有用来确定某类特殊聚落地位的标准。在各种文献中提到的“城”，通常是那些地方行政治所和一些修筑有城墙的聚落，因此如果要寻找划分标准的话，那么就是“地方行政治所”和“城墙”，但这两者又不完全统一。一方面，至少从魏晋至明代中期，很多地方行政治所并没有修筑城墙[84]；另一方面，大量修筑有城墙的聚落又不是地方行政治所。因此，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城”，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地方行政治所（不一定修筑有城墙），另一方面是有墙聚落。两者之中，都涵盖了各色各等差异极大的聚落，有墙聚落中既有规模居于全国首位的都城，也有周长可能不超过两三里围绕一个小村落修建的小城堡。即使行政治所，规模差异也很大。[85]因此文献中“城”和“城池”这类的概念实际上表示的是一种地理空间，而并不具有太多的其他意义。

中国古代编纂的各种志书中，在涉及地方的部分很少将与城有关的内容单独列出。如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其中所记的政区沿革、古迹、山川河流都没有区分城内城外，而且也极少记录城郭的情况。《元和郡县图志》之后的地理总志，虽然记述的内容更为丰富，但也大致遵循这一方式，即没有强调“城”的特殊性。地理总志以外的其他志书也基本如此，如《十通》，在记述各种经济数据（如人口、税收等）、山川、衙署等内容时，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将城的部分单独列出。宋代之后保存至今的地方志中虽然通常有“城池”一节，但主要记录的是城墙和城壕的修筑情况；“坊市”中虽然主要记载的是城内的坊（或牌坊）和市的分布，并与城外的乡村（或者厢、隅、都等）区分开来，但这可能是受到行政建置（城内与乡村的行政建置存在差异）的影响；在其他关于地理的章节（如桥梁、寺庙）、关于经济的章节（如食货、户口）中基本看不到对城的强调。

除了极少数“城”（如北京、杭州、西安、开封）之外，中国古代也极少有关于“城”的志书。虽然有学者将少数这类志书认为是“城市志”，如毛曦《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一文[86]，但是这些志书中的一些并不能肯定地认为是“城市志”，因为这些志书也可以被认为是关于“城”或“城池”的专志，如《洛阳伽蓝记》等；还有一些志书，如最早的《通志·都邑略》记述的是都城，内容基本上是对都城位置的考订和描述，虽然后续志书中《都邑》的内容有所扩展，但也只是记载城池和宫殿的情况以及大致的沿革，与当代“城市志”的内容和目的相差极远，而且《通志·都邑略》的开篇即叙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87]，所谓“都邑”其实就是“城池”。因此上述材料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存在“城市”“城市志”或者关于“城市”的研究，而可能只有关于“城”或者“城池”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在这些志书的编纂者看来，作为行政治所的“城”并没有太大的特殊性。

此外，虽然中国古代早已有“城市”一词，但其含义与近现代的概念并不相同，如清代编纂的关于北京的《日下旧闻考》中有以“城市”命名的章节，记载城内的街巷、寺庙、景物等，但该书主要是分区域记述的，与“城市”对应的章节分别为“皇城”“郊埛”和“京畿”等，因此“城市”一词在这里很可能只是一种空间分区，表示的是城墙以内皇城以外的范围，类似于“城”或者“城池”。如《后汉书·西羌传》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88]；又如《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永乐弟长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殴击行路，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89]，这些文献中的“城市”一词同样并不一定表示的是现代意义的“城市”，很可能只是“城”或“城池”的同义词，文献中这类的用法还有很多。

不仅文献如此，在流传至今的古代舆图中，极少出现现代意义的“城市图”，大部分表示“城”的舆图往往将城与其周边区域绘制在一起。当然方志中的“城池图”是例外情况，其表现的是整个政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明清时期的很多方志之中，除了“城池图”之外，还有着大量表示乡村的疆里图，因此这种“城池图”表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地理单元，重点并不在于强调城的特殊性。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很可能存在现代意义的“城市”，但并不代表中国古代存在现代意义的“城市”的概念。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城”“城池”，甚至“城市”的概念，其划分标准很可能只是地理空间，而不是现代的从内涵上进行的界定，同时也没有从经济、社会等方面对聚落进行划分的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城市”这样的概念，至多只有“城”“城池”这样的偏重于地理空间的划分方式。

二 如何在研究中界定“城市”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缺乏“城市”的概念并不是说明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城市，而是说明中国古代并没有一种我们现代认为的“城市”的概念或者认识，在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用现代的“城市”概念来界定中国古代的某类聚落，并划分出一类研究对象。但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具体研究中，讨论“城市”定义的论著不少，但确实能在研究中提出某一具体的界定“城市”的标准，并且应用到实际研究中的则是少而又少，这也是很多古代“城市”研究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对此研究者则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处理方式。

有些研究避免使用“城市”一词，而采用更为宽泛的“城镇”等词汇。如刘景纯的《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其第二章“城镇的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中的第一节“府州县城镇”包括“府、州城”和“县城”，第二节“市镇的普遍兴起及其相关问题”中包括“市镇的普遍兴起”和“市镇及其相关问题”，显然该书中第二章标题中“城镇”一词的“城”指的是行政治所，而“镇”指的是市镇，由此避免了“城市”和“镇”的界定问题。在第三节中作者自己也谈到“因而这里的‘城镇’实际上包括府、州、县城及古代方志中所说的市镇和市集等，其概念的内涵更为宽泛”。[90]

成一农的《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一书在第六章中则直接将“地方城市”界定为“设有各级国家地方管理机构衙署的城市”，也就是所谓的行政治所。[91]

就目前见到的城市历史地理著作来看，实际上绝大多数使用的就是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不过第二种解决方案有可能存在歧义，因为很多读者甚至研究者本人依然会用现代“城市”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城市”，因此不如直接写明是“治所城市”甚至“治所城池”为好。

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么强烈的“城市”的概念，且现代“城市”概念本身认知的不统一，再加上概念应当服务于研究，因此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应当按照自己的研究来定义适应其研究对象的“城市”的概念。当然，在那些没有与现代“城市”进行对照的研究中，似乎使用“城池”或者“治所城池”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更不容易引起歧义。

不过，作为悖论的是，本章的标题以及各小节的标题中依然使用“城市”一词，这是考虑到目前研究者的普遍习惯，笔者依然认为“城池”更适合于作为中国古代这一时间框架下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

一 当前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

城市选址是研究一座城市的兴起、发展和衰落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大多包含在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或者城市史的研究中，极少有专门的论著，也极少有对这方面研究方法的讨论。总体看来，当前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善，并且有着公式化、模式化的趋势。下面首先对以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进行总结。

以往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侯仁之教授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在侯仁之教授之前关于北京城选址的研究中，G.泰勒认为：“看来在北京城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由于巫术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诞生……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他城市相与抗衡。”[92]与此不同，侯仁之教授从地理的角度入手，复原了北京城最初的地理环境，认为“从这一复原工作中，可以发现在蓟城故址的东南一带，淀泊沼泽星罗棋布，原是北京小平原与华北大平原在交通上的严重障碍。那时从华北大平原北上，只有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经过今日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上的古代渡口，才能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原……因此沿太行山北来的大道在进入北京小平原后，便开始分歧为至少是三条继续北进的道路。这个分歧点本来就应该在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的古代渡口上……在渡口最近而又不受洪水威胁的地方开始成长起来，这就是古代的蓟城，也就是古代南北大道上的分歧点”。[93]由于泰勒的观点缺乏文献支持，而侯仁之教授的分析又符合现代地理学对城市选址的科学阐述，因此被学界广泛接受。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中，侯仁之教授还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入手，分析了金中都向元大都城址转移的原因，认为元代规划元大都时用水源丰富的高梁河水系取代莲花河水系以满足这座宏大的全国性都城的需要。[94]侯仁之教授从地理环境（交通、水源等因素）入手分析城市的选址，为之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此后关于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考虑，分析的因素一般包括：城址所在的自然环境（其中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地貌）、交通路线、经济条件，有时还考虑政治环境以及其他历史人文条件（如国都的转移）等。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众多，不一一列举。

此外，有些学者试图对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特点进行总结，如马正林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中总结了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原则，即“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和“气候温和，物产丰盈”。[95]他还在《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中提出“中国城市的城址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普遍规律……在中国，只有河流沿岸地理条件最优越，城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96]，其理由也是因为河流沿岸“土地平坦”“供水方便”“交通便利”和“物产丰盈”。再如陈正祥认为“城的位置，除受地形控制外，也同交通路线、水路航程，太阳光向以及民族迁移途径等有关”。[97]

这种考虑地理环境的影响的研究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合理的，不过却难以回答科斯托夫（Kostof）提出的问题“毕竟在许多河流的交汇处、路道的连接点以及具有防御优势的高地上并没有孕育出任何城市”[98]，这是以往城市选址研究方法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下面再看阿斯顿（Aston）和邦德（Bond）的观点：“城市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它们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并不是不可抗拒的位置操纵的结果。”[99]基于上述非常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和观点，下面即先从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和使用的材料入手，对城市选址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二 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之前，先简单阐释以往从地理环境入手的研究经常存在的两点问题。

第一，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关系。

以往城市选址的研究中非常强调交通线对城市位置选择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以往的研究在论述时通常会忽视交通线与城市选址的先后关系。虽然交通线的开拓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城市的选址，但是在城市形成后，也可以吸引交通线。正如阿斯顿和邦德所述“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100]具体到个案研究，如以往对统万城选址的研究中，强调靖边县通往古代夏州（即统万城）的道路就是胡夏赫连勃勃开凿的。[101]这一点应当没有太大疑问，但问题在于，是先有交通线再有城市，还是先有城市然后为了城市而开凿了（或转移了）交通线。从宋代放弃夏州后，这条道路也随之废弃的情况来看，后者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102]

第二，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以往研究中有时会引用某一城市所在的“形胜”或者优良的地理形势来佐证城市选址的合理性，但一般而言，这些描述基本上涵盖的是一个宏观的、范围广大的地域，并不能用于证明城市在某一具体的、微观位置的选址。

经常作为城市选址合理性重要证据的交通线也是如此，需要区分交通线经过的是一个点还是一个区域。在山区或者某些河流上的渡口，交通线对于城市选址的影响应当是具体的，可以决定城址产生于某一点；而在平原地区，交通线实际上并不是一条线，而是穿越整个区域众多条线路，这时交通线只能决定这一区域中将会产生城市，但并不能决定城市的具体位置。

与此类似，在城市选址研究中，有时也会用存在物产丰富的经济腹地来作为选址合理的证据，这同样概括的是一个宏观的地理环境，不能用于证明城址微观选址的合理性。在一个物产丰富的平原中，可能存在众多可以修建城市的地点。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时通常混淆了影响城市选址的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当然并不是否认以往的研究方法，只是认为在研究中，应当区分决定城市选址的宏观原因与微观原因。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上述两点，以往很多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的出发点（或者潜意识中）认为研究对象的选址是正确，或者至少是非常合理的，并以此为基础寻找能证明其合理性的根据。在方法上，这属于“以果推因”，在这种情况下，“合理性”是非常容易找到的。但人，而且是古人，对制约城市选址的各种因素，很难进行全面、正确、客观的认识，试想这一点即使现代人也难以做到，因此古人对城址合理性的认识，可能并不会像现代人认识的那样全面，而且在选址上很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甚至可能是错误的。[103]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一些研究中对城市选址合理性的认识，可能并不是古人的认识，而是我们今天人的认识。

而且，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选址是由人进行的。对同一城市的选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甚至不同的个人，都会有着各自的观点，对城市选址的认识不可能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因此“合理”与“不合理”并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太容易衡量。这方面也存在一些古代的例证。

歙县（徽州）,《新安志》卷一“治所”载：“宣和三年，睦寇方腊既平，部使者迁其城于溪北三里，民不以为便。事闻，会除卢宗原为守，有诏同徐宏中相度。宗原以为新城地形不正，周四里有余，北皆重山，才能为三门，距溪数里，茶盐载卸者弗便；濒涧为垒善崩，截山围筑，外高内庳，瞰临城中，又无壕堑不足以为固；内之则顽石冈陇虚占其半，崚嶒峻仄不可以建居止；余皆荒草沙砾之地。夏秋山水暴涨，灌注城内，雨雪则停潦为泥，盐米断绝；又顽石不可为井，土井六七，味恶易浊，汲谿则人以为苦。民以其故不愿。旧城据山下平原，大势端正，周七里三十步。左有长溪，春冬水面二十丈，夏秋阔一里许，湍流百尺，循城西南而下，便于载卸；其右则倚山为城，亦临□溪，绕城东北不可逾越。市皆甓甃，民居宽广，井泉且千所，向特以城壁不全，故不能守。今若因故基修筑，足为险固，以此民情愿还。得旨，以旧城为州，以新城为歙县，且令以渐修筑，而新城亦卒不为县，今民间犹号新州。宗原城旧州毕，明年八月与士民复归于旧州。”[104]

在这条资料中，卢宗原对于新城选址存在的问题阐释得非常明确，而且可能也是准确的，因此最终州城迁回了老城。虽然从这条资料中难以得出之前“部使者”迁建新城的原因，不过当时必然也提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原因，并且很可能当时旧城也存在某些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的认识也具有主观性），否则也不会存在迁城的问题了。而且可以想见，“部使者”提出的原因必然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否则新城不会进行修筑。这一例子不仅阐释了在中国古代肯定存在选址错误的情况，而且说明不同的人对于选址“合理性”的认识是不同的。

还可以举一个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105]一文中的例子，下面引用这篇论文中的几段论述：“新竹虽以地方贸易中心和该厅文化民政机关所在地而欣欣向荣，可是在台北盆地兴起的艋舺，却威胁着它的优越地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与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个港口集镇的发展速度与普遍繁荣甚至超过新竹。此外，1808年艋舺取得了重要军事机关以及一个较小的民政驻点的地位，并开始起着台北鸡笼地区的下属政府治所的作用……此后，由于艋舺的全面繁荣和富有郊商的影响，官吏开始觉得艋舺比新竹更有吸引力了。高级军事当局似乎看上了欣欣向荣的艋舺商业中心，或是台湾中部富饶的彰化与鹿港，但却没有看上新竹”[106];“虽然艋舺发生了经济衰退，但邻近的港口集镇大稻埕，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替换了艋舺，成为台湾北部的重要商业中心……新竹地方缙绅虽坚决反对，但清廷当局却仍然毫不动摇，决定在艋舺邻近建立新的府治，而没有把新竹的旧厅址作为台北政府的主要治所”。[107]拉姆利对于选址原因的论述应当是“合理”的，当然这是从政府角度的考虑，但从新竹当地人的视角来看，这种选址是不是就有些“不合理”呢？那么这不正体现了“人”在选址中的能动作用！

再如绥远城的选址。[108]绥远城的选址始自雍正十二年（1734），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选址工作，当时存在多种方案。

“雍正十三年（1735）六月二十四日，右卫将军申慕德议奏，内蒙古大青山地方特木尔、章奇塔尔两村间，宜筑城驻兵及训练兵丁。”[109]同日，原都统丹津、原尚书通智等奏称：“臣等二人与将军宗室申穆德查看筑城之处，定于察素齐山南旷野，图尔根河北岸地方。此处当关外之冲，扼陇西之隘，所谓北门锁钥者，询无以要于兹矣。”[110]但到了乾隆元年（1736）四月，稽察归化城军需给事中永泰否定了之前的方案，提出在归化城东门之外修建一座新城，即“黑河（即图尔根河）离归化城二十里，似毋庸筑城也。盖归化城旧城，即古丰州，背山襟河，出入咽喉，最属扼要，易于防御，今欲于黑河地方另筑一城，咫尺之间，两城相望，既无款制，亦无庇益，殊为赘设。况添造新城，周围约计六七里，设立衙门、仓库、搭盖营房，创始经营，工程约需二三年，工费约得二三百万，旷日持久，糜耗浩繁。在国家蠲租赦赋，动辄数百万，自不惜此，然以有用之钱粮，终为无益之处费，似不如就归化旧城修整完固，于城之东门外地方间广筑，接旧城筑一新城，周围止须二三里。而旧城现有仓库、衙门，小民居住城内者，隙地甚多，房屋无几，酌给价值，令民移居城外买卖为业。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较之黑河地形款制，声势相援，便于呼应，费用亦相去悬殊。”[111]此后，在办理归化城事务正红旗满洲副都统瞻岱请求下，清廷派风水官员前往归化城一带实地勘察，最终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奏“臣前奏建筑城垣基址尚未指定，蒙皇上敕派户部员外郎洪文涧、钦天监监副李廷耀，于乾隆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抵归化城。臣与都统丹津等会同相度，据员外郎洪文涧等称：‘依克图尔根地方处在雨水之中，乃地势漥下，南面高而北面低，西首空而水直□无关无拦，散漫无收，此处建筑城垣未为妥协。详视归化城之东北约五里许处，后有大青山作屏障，前有依克图尔根、巴罕图尔根贰河之环抱，左有喀尔沁口之水，右有红山口之水，会于未方。其中地势永固之城基，实军民久安之处所。城垣建筑于此，取壬山丙向甚为合宜等语。’臣等复细加酌核，今选视归化城之东北五里许地方，实属风水合法、形势得宜。又系翁稳岭喀尔沁口军营行走之通衢大路。臣等公同酌定辛巳时先在壬方动土兴工吉。但今选择之处，非原奏依克图尔根地方，谨绘图呈御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112]，其建议最终被采纳。

从上述叙述来看，绥远城的选址至少存在三种方案，如果按照以往研究的方法，那么必然能找到城市在现在位置上选址的一些合理因素，从瞻岱的奏疏来看，选择在这一位置主要是因为合乎风水，并且位于一条通衢大路附近。不过，这一选址其实也存在问题，仅仅在30多年后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绥远城城垣就被水冲坍损坏，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才修复[113]；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又连续降雨两日，雨势过急，山水爆发，新旧两城积水深达一两尺[114]，等等。同时根据材料来看，其他几种选址方案都具有一些合理性，如果不知道最终结果的话，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方案呢？如果当时采用了其他方案的话，也许也是可行的。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但在这里进行这种假设是为了说明历史是人创造的，城址也是由人进行选择的。

这里并不是将研究推入不可知论的境地，而是希望在今后城市选址研究中能突出“人”的因素。人地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同样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但是当前历史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可能主要受到以往历史学关注政治史的影响，受到寻求“历史规律”这种研究趣向的束缚，并且有时错误地认为历史地理中的“地理”就是自然地理，因此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将“人”的因素主要定位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交通路线等宏观因素上。当然这种视角本身也是人地关系中的一种，但是这种“人地关系”是死板、僵化的，甚至带有一定程度“地理决定论”的色彩，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视带有人的主动性的可能论或者或然论，“没有必然性，但处处有可能性；作为可能性的主宰者，人类对如何利用可能性具有判定权。恰恰相反的是，可能性将人类置于首位——是人类，而不是地球，也不是气候的影响，更不是地理位置的决定条件”。[115]这恰恰也是上文引用的阿斯顿和邦德的观点所强调的。

如果将城市选址扩展到这一层面，那么以往显得僵化、公式化的研究就会变得鲜活起来。

以往对统万城选址的分析多强调地理环境对统万城选址的影响，如丁超等《论赫连夏政权定都统万城的地理背景》[116]（以下简称“丁文”）和张维慎《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原因试探》[117]。丁文从当时的政治格局、交通和军事地理因素、经济支撑系统、社会背景和自然地理因素五个方面，论述了定都统万城的合理性。其中就政治格局而言，该文认为胡夏当时的防御对象是位于其东方的北魏，而不是南朝的刘宋，因此与长安相比，统万城更适合作为都城。就军事地理因素而言，统万城所在的无定河河谷在军事上有着毋庸置疑的价值，而且统万城“背名山而面洪津，左河津而右重塞”，便于军事防御。就交通线路而言，作者引用了史念海教授的考证，即经靖边县通往古代夏州（即统万城）的道路就是胡夏赫连勃勃开凿的[118]，此后统万城也成为东西交通线上重要的节点。经济支撑系统，即统万城附近环境良好，适合农牧。社会背景，即统万城所在的朔方地区是赫连勃勃统治的核心地区。自然地理因素，基本上是上述因素的总和。其结论是“综上所述，大夏国都统万城是在大夏疆域之内，通盘考虑、精心策划而确定的”[119]。张维慎的分析角度与丁文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上述分析中提出的原因，即使是正确的，但也混淆了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除了交通路线因素之外，还有军事地理因素：无定河河谷在古代军事上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河谷范围广大，其军事价值与城市选址并无直接联系。至于“背名山而面洪津，左河津而右重塞”，这种对形胜的描述在古文中非常常见。从实际地貌来看，唯一能作为统万城防御屏障的只有南侧的红水河谷，其余所谓名山、洪津、重塞，距离都很远。此外，在社会背景方面，朔方是赫连勃勃统治的核心地区，在宏观上是正确的，但并不足以说明统万城在具体“点”上的选址合理性。因此，上述几点实际上是统万城选址的宏观因素，至多只能说明在这一地区中出现城市的合理性。此外，关于当时的政治格局，丁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混淆了宏观与微观，并且胡戟也指出，赫连勃勃在占领长安之后，“执意要回到北鄙偏在一隅的旧地，没有借长安地望图谋进一步发展，实在有点愚不可及……这就犯了一个使大夏政权注定没希望的错误”[120]。两者的观点，很难确定孰是孰非，但这恰恰说明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甚至不同的个体，对于城市选址条件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在统万城选址的研究中，大都忽略了这么一条材料，《元和郡县图志》引《十六国春秋》:“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叹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领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121]虽然这条资料并没有提及统万城的选址，但是统万城最初的选址是不是可能只是出于赫连勃勃个人对这一地区的钟爱，而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各种理性因素呢？抑或，在赫连勃勃个人偏好的基础上，也曾经对统万城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某些调查分析，但却没有考虑太多的宏观因素呢？

这里引用斯皮罗·科斯托夫的一段话“如果城市的因果关系本身已经是一个难题，那么我们也应该避免对城市所选择的特定地点或特定地理条件作过多的推测和解释。即使对于在某地区自发形成的那一类城市来说，其发展过程也并非是完全渐进式的。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领袖人物或大众的愿望会发生作用。将城市解释为完全由‘自然’因素——即地理的特殊性以及地区中不可抗拒的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对一种与人类事件的现实不相符合的物质决定论的迷信”。[122]

三 结论

我们可以认为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重点不应当在于寻找城市存在于某一位置的合理性，毕竟城市已经存在于此。既然在一个位置上城市能存在下来，那么必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由果推因，永远都能找到“合理性”（但不一定是最初将城市修建在这里的原因）。而且，如果寻找某一位置上城市选址的缺陷，也能找到一大堆。如很多学者都撰文叙述元代以来将首都选择在北京的合理性，但这一选址存在的问题也是一大堆，偏于北方、远离经济中心和地理中心等，现在不是也一直有人呼吁迁都吗！

但此处并不是否定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在于运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复原了古代城市选址的合理因素（但古人是否认识到这些因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今后城市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而且很多城市最初并不是由人特意选择的，而是随着经济、交通、政治等的变化而自然而然跃居于区域内其他位置之上，最终才在某些情况下由人选择成为治所或者兴建为城市。以往的研究方法，对于这类城市是比较适用的，而且这类城市的数量在中国古代并不在少数。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地理环境或者某些宏观要素对于城市选址起到了一定的决定因素，但是否认识到这种因素，对这种因素认识的程度、方式，以及在各种因素、利弊中的权衡，都是由人进行的，而且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换言之，地理因素或者宏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某一区域中可能会产生城市，但是否产生了城市以及城市的微观选址则是由人决定的。[123]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才能使得以往僵化的研究方法、僵化的研究结论变得鲜活，才能真正回归历史地理学（包括地理学）理论中对人的重视，而不只是在理论研究中强调“人”，在具体研究中忽视“人”。城市选址的研究，应当作为一种过程来进行，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人地关系”。

第三节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

一 都城阴影下的地方城市城市形态研究

中国古代的都城与地方城市之间在城市形态、城市形态的发展历程以及决定城市形态的因素方面是否具有相似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这是至今依然缺乏研究的问题，但在目前主流的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史的研究中，往往以都城的研究来指导地方城市的研究，或者至少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演变阶段的标准。

这种研究思路基本上忽略了地方城市发展的自身的特色，也局限了对地方城市的研究。斯波义信非常准确地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问题：“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通常认为：用长安、洛阳、北京之类模式足以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城市的全部，这种观念堪称根深蒂固，因此难以有普遍意义上的真正的城市论，或城市形态论、城市生态论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城市整体性研究中，也无法就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相对辨析、类比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之所以难以展开，很大程度上是受上述第一印象的影响和资料存在状况的制约。”[124]当然，随着近年来区域城市研究的兴起（具体参见后文），这一现象有所好转。

此外，就都城城市形态的研究而言，虽然城市历史地理、城市史，以及考古学者最近几十年来在某些都城城市形态的细节上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在整体认识上依然没有超出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25]一书的范畴。

二 都城城市形态——“发展史”还是“由个案构成的历史”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史的研究数量颇多，一一进行剖析不仅不太现实而且也没有必要。由于这些研究大都存在本节所分析的问题，因此这里仅以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为例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史的研究中，涉及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就是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该书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其他大量研究类似，以坊市制的瓦解为标志，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演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从先秦至唐代，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唐代之后，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不过，与之前的研究不同，杨宽以“郭”的有无以及“郭”与“城”的位置关系为线索，将第一个大的阶段划分为三个小的时期：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接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

杨宽的著作撰写的时间较早，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其中的一些认识已经存在问题，如由于郑州商城已经发现了外郭，因此杨宽划分的第一时期已经不太可靠；关于第二、第三个时期的划分是否成立，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疑问，并与杨宽进行了讨论。[126]在这里不对杨宽的具体观点的对错进行评价，而主要分析其使用的方法。

杨宽的这种划分方式，已经说明他将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的历史认为是一种发展史，而对于阶段的划分，尤其是第一个大阶段内部的三个小阶段的划分，显然基于他认为不同阶段的都城城市形态应当受到各阶段城市规划原则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城市规划中城、郭位置的布局。杨宽从礼制的角度对其提出的西汉和东汉之际，城郭连接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原因的解释，则是这一论证逻辑的明证。

但是，众所周知，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城市规划的原始材料极为缺乏，对于不同时期都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缺乏明确的记载，为了解决这一缺陷，杨宽采用了形态比较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比较不同都城城市形态之间的相似性，来确立某一时期大量都城的城市布局在总体上是相同的，从而推断它们在规划时都遵从了相同的规划原则。

杨宽的著作中几乎通篇使用的都是这一研究方法，只是针对不同时期，这一方法具体运用的侧重点不同。具体来说，对于先秦城市，主要进行的是城市形态的横向比较，也就是分析同时代的多座都城的城市形态具有相似性。[127]对于汉代之后的都城则主要通过比较前后朝代都城的城市形态，从而认为这一时期的都城城市规划或者形态具有前后连续性。

如他提出“北魏洛阳布局之所以能够整齐而有条理，是综合采用中原几个都城优点的结果”[128]，具体而言“邺都这种集中建设主要中央官署于司马门外的设施，为北魏所效法”[129]，其根据就是两者衙署布局上的相似性。

又如“从建康城的东西两面及南面直到朱雀航一带具有外郭性质，御道从吴宫南门到大航门，共长七里，大航门立有一双朱阙，御道两侧种有青槐，并开有沟渠；同时沿着御道两侧建有一系列中央官署……十分明显，这个布局和北魏洛阳一样，是继承东汉洛阳和汉末邺城的规划而有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唐代长安城规模巨大、以中央北部宫城为主体的、具有对称的中轴线的格局，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130]。虽然可能在细节上存在某些出入，但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者也基本会同意上述观点，但这一结论同样没有太多直接的文献证据，只是建立在对相关都城城市形态的比较之上的。

此外，关于杨宽所划分的两大阶段，主要基于以往对坊市制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其同样是建立在城市规划或布局的比较之上的，只不过比较的是城市形态之间的差异。

总体而言，杨宽建立历代都城之间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比较都城城市形态或规划的相似性（或差异），从而确定都城城市形态之间或遵循着相同的城市规划原则，或有着前后继承关系，或存在根本性的变化而形成了新的阶段，从而构成了一部存在变化脉络、阶段和变化规律的中国古代都城形态或规划发展史。

紧随而来的问题就是，城市形态相似性比较的方法如果在史实或者逻辑上存在问题的话，那么以往构建的历代都城城市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将会难以成立，而整部都城城市形态史也会随之瓦解。下面就对城市形态相似性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

仅就逻辑而言，“相似性比较”的研究方法存在以下三点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由于缺乏比较的标准，因此对都城城市形态相似程度的判断大多基于学者的主观意愿，因而对于两座具体都城城市布局之间相似程度的判断，不同的学者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例如关于北魏洛阳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这座都城的城市布局受到了哪些都城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除了少量间接的、有着多种解释角度的史料外，研究者主要使用的方法就是都城之间城市形态的比较。以刘淑芬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北魏洛阳城的营造主要是受到南朝建康的影响“洛阳的营建几乎全受建康的影响……甚至是建康的翻版”[131]。而陈寅恪则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他先否定了通常根据《南齐书·魏虏传》记载永明九年（491）营建洛阳之前，魏主曾遣蒋少游报使南齐时“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而认为北魏洛阳的规划皆出自蒋少游之手的观点，提出“但恐少游所摹拟或比较者，仅限于宫殿本身，如其量准洛阳魏晋庙殿之例，而非都城全部之计划，史言‘虏宫室制度皆从此出’，则言过其实”[132]，进而认为“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并认为北魏洛阳都城的营造“盖皆就已成之现实增修，以摹拟他处名都之制者”，其中包括河西凉州、中原邺城、代北平城与南朝建康等数座城市。[133]

再如关于隋唐长安城以及北宋开封与《周礼·考工记》的关系。芮沃寿在《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一文中认为隋唐长安城受到帝王宇宙论（基本上等同于《考工记》）的影响不大，“帝王宇宙论对长安城的规划者虽则分明具有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却也有限……在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实用主义的考虑——方便、功能区划分、易于治安管理——就超过古制的规定”[134]，但贺业钜则认为隋唐长安是中国古代“营国制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对于贺业钜依然纳入“营国制度”体系的北宋开封，芮沃寿则认为“可以料想得到，古代帝王的城市宇宙论，已不大受到宋代诸帝的注意了”[135]。两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将两座都城的城市形态与《周礼·考工记》进行比较。

此外，一座都城的城市布局牵扯到大量要素，就当前的研究来看，基本上包括宫城的位置、衙署（或者皇城）的位置以及与宫城的相对位置，太庙和社稷坛的位置、各个方向城门的数量、街道布局的方式。那么上述这些要素中，有多少要素相同才算得上相似？抑或某些重要的要素相同，那么就可以认为相似？而这些要素的相似又如何具体予以界定？如果不确定一些标准的话，那么都城之间相似性的比较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研究，永远也不会达成一种共识。不过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

第二，相似事物的内涵、产生的原因可能并不一定相同，因此两座都城城市形态的相似并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前后影响或者存在必然的联系。

如一些学者认为汉长安城符合《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规制，就研究方法来看，基本上是将汉长安的城市形态与《考工记》的王城规制进行比较。如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136]一文，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长安城模拟了《考工记》，但在行文中有时会将两者（或者与先秦城市的传统）进行比较，如作者提出“崇‘方’问题”,“汉长安城和未央宫继承了先秦时代宫城崇‘方’的传统做法”，且不说汉长安城不是方形，即使认为长安城是“方形”，符合《考工记》的记载，但也并不能说明其是受到《考工记》的影响，“方形”的城市形态可能来自崇“方”，也可能来自一种习惯或者为了规划的便捷；而且世界范围内很多城市都是方形的。作者还提出长安城“面朝后市”，但问题在于这种格局的形式是在一种传统（如《周礼·考工记》）影响下形成的，还是在当时城市交通的影响下产生的[137]，抑或两者都有？

又如，陈寅恪经过复原，认为姑臧的市场位于城市的南侧[138]，而北魏洛阳城的市场同样也位于城市南部，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北魏洛阳市场的布局应当受到了姑臧的影响。不过，与此同时陈寅恪也认为北魏洛阳的市场位于南侧可能是受到交通因素的制约，那么洛阳城与姑臧市场位置的这种相似性是否能体现两者城市规划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呢？显然，其至多只是提供了存在影响和联系的一种可能。隋唐长安城的市场位于城市南侧，其位置也与北魏洛阳城相同，但这种布局很可能是受到地形制约将宫城修建在北侧高坡上而不得不将市场放置在南侧的结果，因此这种相似性所阐释的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影响和联系。

再如，孟凡人在《试论北魏洛阳城的形制与中亚古城形制的关系——兼谈丝路沿线城市的重要性》[139]一文中提出，北魏洛阳城的城市布局与中亚一些古城的布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然后又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了曹魏和北魏时期中原与中亚存在密切的联系，从而提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布局受到了中亚的影响。从该文提出的考古资料来看，北魏洛阳与中亚的一些古城在城市布局上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且汉代以来中原与中亚交流的频繁也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如同上文所述，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没有太多说服力的“可能”而已。[140]

第三，即使内涵和产生原因相同的两个相似的事物之间，也并不一定存在影响或者联系，因为一方面存在各自单独起源的可能，另一方面也许两者都产生于一种共同的背景、习惯或传统。

如以往的研究通过对魏晋隋唐时期某些都城的复原，提出北魏平城、洛阳与隋唐长安、洛阳的街道布局存在相似性，都是棋盘格式的，因此得出了隋唐长安、洛阳的城市街道布局受到北魏平城、洛阳的影响的结论。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棋盘格的城市街道布局方式，在世界城市史上运用的非常普遍，主要使用在新建城市或者老城市附近新的拓展区域，出现于印度河流域、埃及、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直至近现代。这种城市规划方式的优点在于能便捷、快速地建造一座城市。在中国古代都城以及很多地方城市中，棋盘格规划基本上应用于那些新建的城市，如之后的元大都[141]以及明代大量的卫所城市和清代的满城。由此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城和元大都以及其他棋盘格布局的城市的街道规划很可能是各自对这种常用的规划方式的运用，相互之间不一定存在影响。

总体来看，以往都城城市形态史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比较城市布局相似性的方法，不仅缺乏统一的比较标准，而且仅仅是形态上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甚至从内涵或者起源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也仅仅阐释的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可能性”[142]。如果这一方法不适用于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市形态之间建立联系的话，那么以往构建的整部都城城市形态或规划发展史也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以往的结论，因为论证方式存在问题并不代表结论是错误的。

需要强调的是，以往这些研究中之所以运用“相似”比较的方法，实际上都默认中国古代都城存在一种“发展史”，但与数量众多的地方城市不同，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都城数量极其有限，那些重要的王朝大多只有一座具有实际功能的都城，再加上都城对于王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些偶然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往往会对都城的城市规划、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前后都城城市规划和布局之间形成一种强有力联系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143]

三 “中世纪城市革命”

在各种理论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世纪城市革命”。在介绍和评述“中世纪城市革命”这一理论对中国城市史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产生的影响之前，首先需要介绍这一理论产生的过程。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1931年发表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在唐宋之际发生“坊市制崩溃”的观点[144]，其核心观点就是在唐宋之际，原来封闭的、禁止沿街开门造屋的坊制以及原本商业活动都要集中于市中的市制的崩溃，其结果就是“其中，象坊制崩溃，人家都朝着大街开门启户，市制愈来愈完全崩溃，商店可以设在城内外到处朝着大街的地方，设置了叫做瓦子的戏场集中的游乐场所，二层、三层的酒楼临大街而屹立，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的，由此可知，当时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往强烈起来的缘故……”[145]

此后，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在《过去中国的模式》[146]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的概念，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由此造成了中国城市“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其观点实际上与加藤繁等学者的大致相同，即唐代及其之前，市场是由政府建立和监管的，公元9世纪，不断增长的商业自由最终击垮了古老的市场体系，同时中国农村经济开始和市场机制联系起来，地方市场体系得到发展；经济的发展促使产生了城市革命，城市摆脱了城墙的束缚向郊区发展，城市人口也快速增加。不过同时，伊懋可也指出了中国城市的局限，即“然而中国城市却并没有发挥出比它们面积小得多的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那种历史作用。中国城市不是政治和个人自由的中心，也没有独特的法律机构。居民没有公民意识（这与地方自豪感或许是相对的），也不会加入任何自发的‘公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不是商人集团，不会与周围乡村及其统治者发生矛盾……正如本书第一部分中所言，中国和欧洲之间分歧的基础原因，更准确地说，是在于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度，这种制度致使中国城市难以独立发展，就像真正的封建制度的政治和军事结构在中国也难以发展一样。这些制度只能在长期的政权纷争中才会产生”。

施坚雅基于丹尼斯·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147]、伊懋可和斯波义信[148]的观点，1977年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归纳出“中世纪城市革命”的概念，并总结了五个特点，即“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需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149]。

加藤繁的“坊市制崩溃”以及由伊懋可提出、施坚雅发展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理论先后传入中国，构成了中国学者研究、分析中国城市史，尤其是城市形态发展史的核心框架，不仅研究者们围绕这两种观点提出了一些重要认识，对中国城市史或者城市形态史的发展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期，而且很多研究唐宋城市史和城市形态史的学者也撰写了大量论著来论证这两者的正确性，如上文提及的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50]，还有贺业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151]以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152]。俞伟超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中提出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即“从曹魏邺都北城到隋唐两京城的棋盘格封闭式规划”,“北宋汴梁至明、清北京的开放式街道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最后阶段的形态”[153]，显然也是受到“坊市制崩溃”和“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影响；宿白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154]一文中认为唐代地方城市的规模与坊的数量存在对应关系，同时受到整齐的坊市的影响，唐代地方城市的街道也较为规整。该文论证的基础即是坊市制下的街道布局为整齐的十字街，坊市制崩溃后，则出现了“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

此外，还有一些直接以这种“革命”或其结果作为题目的论著，如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155]、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156]、宁欣《“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157]《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158]等，由此也显示了这两种理论的巨大影响力。

其实当前绝大多数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史、城市形态史和历史城市地理的著作和论文都将唐宋分为两个阶段，就可以看出“坊市制崩溃”和“中世纪城市革命”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崩溃”和“中世纪城市革命”，其提出或隐含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加藤繁，还是伊懋可和施坚雅，实际上都没有进行过细致的论证，而且至今也没有学者对这些前提条件进行过论证。[159]

总体而言，无论是“坊市制崩溃”还是“中世纪城市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古代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尤其是古代城市形态史的研究，但由于这两种理论并没有进行过学术性的、真正的研究，因此很可能并不成立。基于此，可以说这两种理论在根本上误导了中国城市史、古代城市形态和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估计也是西方（日本）学者始料不及的，因为在西方的学术模式中，理论提出之后，所面对的除了赞扬、认同之外，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理论的建立、推翻，然后再建立新的理论是西方学术发展的模式。但中国的学术模式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传统的，即古代或者前人，尤其是那些著名学者（现在也包括了西方学者）提出的观点就是经典，不容置疑，在学术发展上缺乏怀疑精神。因此，“坊市制崩溃”“中世纪城市革命”对于中国城市研究的影响，凸显了中西方学术发展模式的差异，也凸显了中国学术发展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整个历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深思的。

四 研究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的意义

对由城墙（如果有的话）构成的古代城市外部形态的分析，以及对由各种城市功能建筑，如衙署、寺庙、庙学、街道等构成的内部结构的分析，是很多单一城市或者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很多以城市历史地理为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侯仁之先生通过对北京、承德、芜湖、淄博、邯郸等历史城市多年的研究实践，总结出的城市历史地理五个研究方面中的“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征”涵盖了城市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但他并没有对此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的思路。不过由于城市外部形态较为简单，且其扩展通常代表了城市的扩展，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

但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大多蜕变为对各种功能建筑位置的复原，至多涉及对其选址的分析。虽然斯波义信在关于杭州的研究中引入了现代城市研究中的功能区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宋代杭州城的功能区进行了研究，其结论得到了学界一定的认同[160]；但问题在于，斯波义信分析的基础是一些基于直觉或者感性的认知，如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存在两个核心，即“官绅区”和“商业区”，而这点至今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且如何确定“分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即使斯波义信对宋代杭州城的功能分区的认定是成立的，但这一结论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城市也是一个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斯波义信并未能深入探讨官绅区与商业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研究最多只能被认为是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复原，而未能回答在研究中区分城市功能区的意义，也即未能回答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学术意义是什么，也未能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提出方法层面的认知。

总体而言，对于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目前缺乏适合的方法，而方法的缺失并不能仅仅通过对方法的思考来解决，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研究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学术意义之后，研究方法才能随之浮现出来。

第四节 区域城市历史地理与城市体系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几乎没有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国内较早提出重视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应当是李孝聪，他认为今后应“跳出单个城市的研究模式，从一定地域范围来考察区域城市群体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是近十年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新方向，这样可以加深对城市群兴衰的内在因素的理解，也有益于对城市群所处区域地理环境变化的研究”[161];“以区域中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核心，连带其他一组城市，分析其相互关系，进行历史城市体系的综合研究。剖析历史城市格局形成的原因，描述其演化的过程，阐明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区域城镇体系成长发育与地区开发的关系”[162]，基于这一认知，他所带的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大多以区域城市历史地理为研究方向。[163]此后，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论著日益增多，这些论著对区域的选择，或者基于地貌单元，如刘景纯的《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164]等，或者基于某种行政区划，如陈庆江的《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165]、钟建安的《近代江西城市发展研究：1840—1949》[166]、何一民等的《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167]等。

不过在绝大多数论著中都未能对划分区域的依据进行足够的阐释，但是无论在地理学传统中，还是在区域史传统中，选择进行研究的区域都是需要界定的，界定区域至少存在两种方式：一是强调区域内在的统一性，二是强调区域内部存在具有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的系统。[168]

如果不对区域进行界定，那么区域城市的研究就很难回答下列这一基本问题：所选择进行研究的区域与其他区域存在哪些差异，或者说选择这一区域进行研究的意义何在。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不能想当然的，不能简单地回答“因为这一区域与其它区域不同”或“这一区域有着自身的特点”，因为任何一个区域都必然与另外一个区域存在不同，甚至任何一个点都与其他的点存在不同。界定区域对于区域研究（当然也包括区域城市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李伯重所说“对于一项认真的区域研究来说，第一步工作是为所研究的地区划出一个明确的地域范围，并且说明划分的根据。根据越充分，越合理，该项研究的科学性自然也就越高”。[169]以往中国区域城市研究中，讨论较多的就是江南地区，在各种观点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李伯重提出的界定方式，他分析的基础是施坚雅提出的19世纪中国经济区应当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即1.一个经济区应当是该地区高层中心地的最大经济腹地；2.该经济区的核心是连接该区内各高等级城市的主要贸易路线的集中之地，这些路线所构成的网络的密度由核心向边缘递减；3.核心是主要经济资源（特别是人口）的集中之处；4.河流的流域是决定一个经济区的关键因素。这种划分区域的方式，是将区域看成一个内部具有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的系统。基于此，李伯重将“江南”界定为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应天）、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以及太仓州，八府一州构成的地区。[170]当然，这是一种经济区的划分方式，并不是定论，其划分方式（也即施坚雅提出的标准）是否合理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这种划分方式随着研究取向的演变、研究主题的变化肯定会发生变化。

但是，当前大部分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对所选择区域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的区域史研究与这种区域史研究之间的差异，正如王先明所说：“要而言之，是研究问题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区域史’研究的选择，而不是人为的空间取舍形成‘区域史’研究，即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前者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史研究’，后者毋宁说是研究中的‘区域化取向’”[171]，这种论断对于当前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是适用的，以往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都可以被视为是城市通史（或者全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化，而不是真正的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当然，以往区域研究的成果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不关注区域理论，将不可能真正达到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目的。

在这里还要顺带提及关于城市体系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是受到施坚雅市场层级研究的影响，但与城市的概念相似，“城市体系”的概念也来自西方。不过当前关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研究，无论进行的论证如何，但大多最终都归结于行政城市体系，如韩光辉等的《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172]、汤芸等的《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173]等，虽然行政城市体系也是一种城市体系，但并不是这些研究最初的研究目的，而且也无法反映现代城市体系研究更关注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体系和层级关系。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缺乏可以用来确定城市的经济体系或者其他体系的数据有关，不过今后的研究中确实应当考虑如何通过其他方式来构建中国自己的城市体系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总体而言，当前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体系的研究只是借鉴了西方区域研究的表象，而未能吸收和理解西方理论的精髓和目的。对于区域更多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二篇第五章的讨论。

第五节 城市历史地理的其他问题

一 中国古代城市的分布

历史时期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也是以往城市历史地理所关注的问题，不过在研究时段上主要集中在汉末至唐代，基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局面以及长期以来对南方的开发造成了全国城市空间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如顾朝林提出“魏晋南北朝全国共新设县城近220个”[174]，并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中唐时期我国县城分布与东汉时期比较，很明显，这一时期黄淮海河流域县城废弃甚多，县城总数仅及东汉时的一半，所占全国城市比重，也由东汉时的1/2强，下降到1/5；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则发展很快，县城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约占全国县城总数一半左右”。[175]李孝聪则进一步提出“这一时期城市真正得到较大发展的是在南方。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新设县城近220个，其中以现今四川、湖北、广东三省所在地区数量上分别为前三名，长江下游三吴地区由于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渐成规模。而北方，除黄河中下游及渭河、济水沿岸新增州县而建造城市之外，总的城市数目并没有显著增减”[176]。陈正祥用中国“等城线”图表现了不同年龄城市分布的地理状况，其中“年龄介于2000—3000年的城，分布偏集北方”,“年龄介乎1000—2000年的城，分布比较散漫”[177]，虽然其时段的划分与本书所讨论的时段存在差异，但也大致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基本与顾朝林和李孝聪的观点一致。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78]主要是以《古今图书集成》所记载的城址资料为基础，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的研究，即“通过这些材料，重新构拟出这些城址移动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推断历史上的我群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动向”[179]。其将1644年之前的发展分为8个时段，其中阶段D（265—617）与阶段E（618—959）的前期与顾朝林、李孝聪和陈正祥研究的时段大致吻合，但根据李济的分析统计，与之前的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筑城活动，在范围上并没有显著的扩大。结论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一方面主要来源于统计数据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李济统计的是筑城活动，而顾朝林和李孝聪等统计的是行政治所城市的兴废，两者虽然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完全一致。

成一农在《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180]中基于对史料的梳理，利用GIS复原了3—7世纪城市空间部分的动态过程，提出这一时期新设的城址数量高达818座，此外城址发生迁移的达191座，两者相加总数在1000座左右，因此可以认为唐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已经不再使用东汉时期的城址。此外，新建和迁建的县城并没有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主要集中在今天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两汉时期城市集中的区域，因此可以认为虽然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废弃了大量城市，但同时新建和迁建了大量城市。

此外，还存在一些单一地域的研究，如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181]一文，对3—8世纪河北地区县治废弃、兴建以及地理空间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分析天宝十二载县治来源，其中西汉县39，比例为25%。天宝县治主体为隋治，约三分之一弱，唐治25，合计只有不到30%天宝县治是来源自三国（含）以前的县治，说明天宝县治已与北魏（含）以前有着结构上的差异”。此后作者以唐代天宝十二载（753）的政区为界，将河北地区分为6个次地理单元，详细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废置过程、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以及原因。作者又分析了县治变动的模式、变动的地理特征（包括海拔高度、县治之间的距离等），并归纳了县治变动的地理趋势，即“增加的部分主要是50—100米间的冲积扇底部”、县治之间的距离趋于合理化等。[182]此外作者还提出“汉唐间城市体系变动的趋势，一方面是汉文明的南向发展与城市增筑，而华北城市群在同一时期进行内部空间体系的重新整合”。

在关于其他时段城市空间分布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何一民等著《清代城市空间分布研究》[183]一书，该书经过分析认为清代十八行省的城市分布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清代十八行省城市分布是对中国两千余年农业文明地区传统城市部分的继承、延续与发展”,“第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清代城市的分布影响深远”,“第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清代中后期人口的迅速膨胀且分布不平衡，对十八行省城市的分布也有着重要影响”,“第四，伴随着西方殖民入侵、晚清工商业以及晚清交通的发展，清代十八行省的城市分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城市分布局限，近现代中国城市分布体系的雏形开始出现”；而边疆地区的城市分布则受到清朝统一以及开埠通商的强烈影响。

此外，关于整个历史时期城址空间分布的变化，上文提及的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第三章主要通过城址分布的变化来分析“我群”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动向，即用城址的空间分布作为资料来研究其他问题；而陈正祥和何一民则只是对城址分布的空间变化进行了复原，何一民在复原之后还提出了历史时期城市空间分布的特点和原因。

二 城市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等级

“城市规模”是现代城市地理学的概念，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职能和经济规模、基础设施规模等，其中实际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有些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当中，当前对于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定义主要存在三种形式。

第一，城市人口。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将人口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化的问题。[184]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施坚雅用于分析的城市人口数字缺乏依据[185]，这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总体来看，虽然施坚雅以人口作为城市规模的指标，使得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更容易应用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但由于中国古代城市人口的资料极为缺乏，由此使得这种方法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第二，占地面积。章生道在《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一文中，根据近代测绘地图测量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都城、各省省会，以及1910年11省的部分府城、县城的城内平均面积。并以此为基础认为“首府城市的城内面积与行政层级之间的关系下伸到了府、县两级。在11个省的每一个省中，抽测的府城平均面积显然比县城平均面积要大”。章生道对这一现象又进行了解释，认为“行政城市的等级愈高，规划者把最初城垣的面积设计得就愈大。高等级的城市被建造得很大，部分原因也许是出于对防御能力的关注，但是，更多的考虑很可能是预期城市的自然发展会产生府城人口比州城人口多，州城人口比县城人口多的结果”[186]。显然他认为城市规模受制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第三，也是现在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运用的最为普遍的城市规模的定义，即城墙的周长。与城市人口和城市占地面积相比，无论是考古，还是古代的文献资料对于城市周长的记载都较为详细。资料的易获性，使得城市周长成为当前古代城市规模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周长山认为汉代的地方城市“一般来说，普通县城的城郭周长为1000—3000米；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稍大一些，3000—5000米”[187]；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对宋代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城市周长进行了分析[188]；关于辽金城址，李健才认为“辽金州县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辽、金的京城较大……一般府和属于节镇和州城，其城址的周长除个别外，一般均在8—10里之间……辽代的观察州和金代的防御州，是仅次于节镇的州城，其周长一般为4—6里”[189]；王永祥、王宏北所列的对应关系更加细致“京城以上的古城，周长在15华里以上；8—10华里古城，为路所在地的州城或府城一级的城；5—7华里古城，为观察一级的州城，或府城一级的城；3.5—5华里古城，为县级或猛安一级的城；2—3.5华里古城，为谋克一级的城；0.8—1.5华里古城，为边堡及戍守一级的城”[190]。

总体看来，在上述三种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定义中，施坚雅的定义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研究中很少采用；以城市面积和城墙周长作为城市规模的衡量标准，都体现了城市的占地规模，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应用得较多。从研究视角来看，以城市面积和城墙周长为标准的研究基本上都将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联系起来，显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陈正祥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地方行政的等级，显然左右城的规模。国都之城概较省城为大，省城概较府、州城为大，而府、州之城又较县、厅城为大”[191]；而马正林提出了更为绝对的观点，认为从汉代以后“中国城市的规模和分级已经趋于定型，即首都最大，省、府州、县依次减小，下一级城市超越上一级城市规模的状况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城市的地位升格，城市的规模才会随之升格”[192]，也就是说城市的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规模。

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既没有对城市行政等级决定城市规模的原因，也没有对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相关性的强弱进行论述，也就说上述的两种认识都是主观的。目前通过统计学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非常低，而且由于同级城市之间规模差异巨大，无论是用城市平均规模还是用占优势的城市规模来代表某一级城市的普遍规模都是不合理的。且任何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都是极为复杂的，仅仅强调中国古代城市的行政职能使得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规模，显然是将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地进行了处理；而且中国古代城市的行政职能占据主导本身就是一个不严谨的说法。且即使上述论述成立，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城市的行政等级呢？”由此行政等级也不是决定城市规模的最终原因。[193]此外，路伟东对晚清甘肃城市行政等级与以城市人口为代表的城市规模的分析也证明，城市规模与城市的行政等级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194]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行政等级是影响城市规模的要素之一，但正如鲁西奇所说，“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乃至风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95]。

推荐书目

侯仁之教授的《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开山之作；李孝聪的《历史城市地理》《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鲁西奇的《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以及钟翀的《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则是当前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城市选址、城市形态的复原以及区域与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一农的《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则是对地方城市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提出的设想；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虽然其中的一些结论已经过时，但其勾勒的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发展框架至今依然具有影响力，而成一农的《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则对这一框架的认知逻辑基础提出了挑战。

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李孝聪：《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李孝聪：《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版。

钟翀：《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成一农：《历史不一定是发展史——中国古代都城形态史的解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第五章 历史人文地理其他领域

第一节 历史经济地理

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大致起源自20世纪50年代，这方面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为史念海教授，他撰写了大量相关的论文，如《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196]《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197]《天皇开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198]《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199]《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这些论文均被收入1963年出版的《河山集》（一集）中。[200]此后，史念海教授的研究重点虽然转向了黄土高原以及历史军事地理，但在从事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时，其依然关注其中相关的经济地理问题，撰写了《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201]《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202]《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203]《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204]《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205]《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206]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多被收录在《河山集》三集[207]、六集[208]中。

在史念海教授的引导下，他的一些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以历史经济地理为主，尤其集中在历史农业地理，这些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大部分后来都作为专著出版，如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209]、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210]、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211]、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212]10、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213]1、周宏伟的《两广历史农业地理》[214]12、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215]13、吕卓民的《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216]14和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217]15等[218]16。

这些研究者后来大都成为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坚力量，但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都转到了历史地理的其他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继续从事研究且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就是韩茂莉。她此后又撰写了《辽金农业地理》[219]《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220]，尤其是后一部著作，除按照传统的研究方式复原了其所研究时期的农业空间布局之外，还将农业地理放置在环境变迁、人地关系的演变以及与农牧文化的关系的背景下讨论，由此在研究方法上极大地推进了历史农业地理的发展。在长期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韩茂莉于2012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性的历史农业地理的鸿篇巨著《中国历史农业地理》[221]，在该书中，她进一步拓展了之前提出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农业地理放置在广阔的历史和地理的背景下讨论，如讨论了人口迁移对农作物传播的影响等，将人、地和自然环境进行了综合讨论[222]，在这一意义上，她的研究已经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极为近似。近年来，韩茂莉开始将GIS技术运用到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中，目前其正在运用这一技术编绘《中国历史农业地图集》。

与农业地理相关的还有对农牧分界线的研究，历史地理学界中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依然是史念海教授，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223]《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224]《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225]。当前从事农牧地区分界线（或者将其称为农牧交错带）研究的主要是现代地理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通常将这条分界线（或者地带）认为是由自然环境因素决定的，但人对环境是有能动作用的，而且人类对环境的开发至今都不是建立在理智的对环境的认知基础上的，正如史念海教授提出的“这样分界线的形成固然有其自然条件的基础，也由于从事农耕生涯的族类和从事畜牧生涯的族类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有所推移和变化”[226]。

历史商业地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一直就较少，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以下几位。

张萍对黄土高原村镇市场的研究，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中，运用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商业发展与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中间的互动与制约机制，进而对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意义进行了探讨。此后，她继续推进了商业地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227]《黄土高原村镇市场的发展及近代转型（1860—1949）》[228]和《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229]。作为长期研究的结果，她在《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及其研究意义》一文中，对历史商业地理的发展历史、研究内容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将研究上升到了方法的层面，提出历史商业地理应当研究：“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其中包括“商路同驿站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其中包括“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农村市场形态研究”，以及“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230]

吴松弟借鉴了现代地理学的港口——腹地的概念和研究思路，将其用于研究近代时期中国各港口与腹地之间空间关系、经济互动以及城市发展等问题。借鉴这一思路较早从事具体研究的是吴松弟的博士生戴鞍钢，其博士毕业论文为《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231]，此后，吴松弟又先后指导学生从事上海、宁波、广州、天津、香港、汉口等20多座近代港口的研究。随着成果的不断积累，自2005年之后，这一研究团队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232]《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233]《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234]《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235]《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236]和《港口—腹地与北方经济的变迁（1840—1949）》[237]。

历史经济地理中成果较多的还有对历史时期矿业分布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七章“历代工矿业的分布、兴衰及其社会经济意义”[238]；较早的研究则有钮仲勋的《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239]、黄盛璋的《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240]。近年来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有杨煜达[241]、马琦[242]，与以往的只是研究矿产和矿业的分布不同，他们还关注于矿业与交通、国家政策以及移民等问题的关联；而且马琦还对以往研究中“以销量推算产量的思路”进行了质疑。

历史经济地理中的某些研究对象，也是现代地理学所关注的，如历史农业地理中对于历史时期耕地（或者其他用地类型）分布的研究。现代地理学中，由于对气候变迁的研究涉及下垫面的变化，因此同样关注历史时期以耕地为代表的土地利用方式。对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者来说，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耕地数量和分布过于粗略，对于县级政区以下的土地分布通常缺乏具有普遍性的资料，因此对于县级政区之下的土地分布和利用情况，传统的历史地理学通常缺乏相应的分析手段，也难以进行相关的研究；而地理学者则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将文献中记载的耕地数据分配到其所需要的10公里×10公里，甚至1公里×1公里的网格中。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关于耕地的记载只存在少量时间断面的数据，而现代地理学研究者同样可以通过建模的方式，模拟各个时间断面之间耕地数量变化的过程。[243]这种通过建模的方式来弥补数据的缺失，在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眼中相当于人为地创造了数据，通常是不可接受的，但从本质上讲，历史学者通过文献复原的历史，也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基于残存史料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对历史事实的复原；建模则是在残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设定各种条件来对史料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从而对历史或者历史过程进行复原，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而且，作为地理学下属的历史地理学，我们必须摆脱历史学这种过时思维的束缚，同时掌握建模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也是历史地理学回归地理学所必须。

第二节 历史时期交通线的演变

历史时期交通线的演变长期以来是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关注的重点，对于境内和境外的交通线进行了大量的考订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如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244]，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见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中的研究综述[245]。整体来看，以往历史时期交通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交通线具体线路的复原上，但对于历史地理和历史研究而言，复原永远只是研究的基础和第一步，而远远不是研究的目的和终结。

虽然目前很多研究都以对历史上交通线的复原为基础，但在历史地理领域，在复原历史时期交通线的基础上，提出更进一步认知的并不多，这方面较为突出的就是蓝勇。蓝勇在考订清代滇铜京运路线[246]的基础上，分析了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认为“明清时期存在一个包括西南地区木材、滇铜、黔铅、川米、犀象、药材等物资的‘西南资源东运工程’，实际上是一种资源东西部跨区域调配，形成一个庞大的东西转运系统工程。其中，‘滇铜京运’工程对云南铜矿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云南地区、长江和运河两岸交通与城镇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沿途地区民工和下层官员增收的机会。其消极意义是增大了云南、长江和运河沿线地区行政管理负担，地方政府、官员用各种手段侵占运铜经费，用不法手段弥补亏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江、运河沿途的正常运输和社会治安”。[247]

随着当前国家和学术界对于“一带一路”的重视，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史料不断涌现，因此历史时期交通线路的研究可以将丝绸之路的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突破点。

在以往的历史交通线的研究中，作为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线“丝绸之路”无疑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关注，且对其的关注不仅长盛不衰，而且在“一带一路”的口号提出之后，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更为兴盛。而且，研究的重点已经从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扩展到了最初没有得到广泛注意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西南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这三条丝绸之路的走向、开通时间以及兴衰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虽然在某些局部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在三条丝绸之路的总体走向方面已经基本有着共识；而在三条丝绸之路的兴衰方面，也基本有着较为一致的总体性认识。基于以往研究的雄厚基础，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这三条丝绸之路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它们不仅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兴替，而且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这三条丝绸之路是互联互通且交互作用的[248]，由此构成了遍及欧亚大陆的一个整体性的交通网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交通网络不仅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不过虽然提出了上述认知，但相关的成熟的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今后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应当从全球史的角度入手，以中国为中心对以三条丝绸之路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交通网络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且需要解决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以往对于丝绸之路路线的复原研究，大部分只是指向性的，即关注某些重要交通节点之间的连通与否和大致走向，但实际上，在大部分交通节点之间存在不止一条可选择的具体路线，而以往对于丝绸之路路线的很多复原研究多未能对此加以分析。

第二，以往对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路线的开通时间、畅通与否，以及在中外交通网络格局中地位演变的研究，主要考虑的是中原政权的控制范围，以及中原政权主导下的对外交通线的开拓，但这种视角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作为物资和文化传播的纽带，这三条丝绸之路的通畅与否固然与中原政权的兴衰和影响范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本身又不完全受中原政权的控制。如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长期存在，草原民族在这条路线上已经长期往来，且通过这条道路，中原与中亚地区，甚至欧洲已经存在一些物资、文化的交流，这点目前已经得到了一些考古证据的支持。张骞的“凿空”只不过是将这条路线正式纳入官方视野。还有明清时期虽然政府对海外贸易加以种种限制，但民间通过海上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依然十分繁盛，甚至北方丝绸之路也没有完全断绝。虽然近些年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开始摆脱这种研究视角的束缚，但目前需要从整体上重新梳理三条丝绸之路的通畅与否、主次和互动关系，以及各自在中外交通网络格局中地位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除了使用传统的文本文献之外，还应重视考古材料所提供的依据。

第三，以往对于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强调的是三条线路在中外交通网络中主导地位的变化，即默认三者之间是割裂的，但实际上这三条交通线不仅在中国国内是相互连通的，而且在中国境外也存在交汇，如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就在东南亚汇合；而北方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通过当地的交通网络也与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存在连接，因此在研究中应当将这三条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看待。而对这三条丝绸之路之间互动的研究，除了确定它们在中国对外交通网络格局中主次关系变化之外，更应当强调它们之间通过互联互通而形成的物资、文化的流动，以及由此带动的文化、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碰撞，且确实也存在这样的例证：如中国的青花瓷瓷器，元代和明代初年烧制青花瓷的原料来源于波斯，经由路上或者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国，而烧制后的瓷器则又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亚和欧洲；中国与欧洲和中亚的人员往来也是如此，如马可·波罗主要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前往中国，但其返回欧洲走的又是海上丝绸之路。总体而言，这三条丝绸之路并不是隔绝的，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交通网络，经由它们的互动，欧亚非大陆上的文化才能彼此交融和碰撞。

第四，以往对于三条丝绸之路的研究，尤其是对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和国外的研究往往是割裂的，即虽然这三条丝绸之路都贯穿欧亚，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大部分只关注这些道路在中国境外的走向以及通畅与否，而中国学者大都只关注这些道路在中国境内的具体走向和兴衰。这种人为的割裂不仅局限了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且也限制了对三条丝绸之路的互动研究，今后应当站在世界交通格局和全球史的视野下，对这三条丝绸之路的走向和兴衰进行研究。

第五，随着全球史的兴起，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也开始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探讨丝绸之路，比如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249]和《塞尔登的中国地图》[250]等，但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西方学者研究的出发点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在全球化之前以及全球化的初期，作为三条丝绸之路东方中心的中国，曾在世界经济、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三条丝绸之路的互动的中心之一也位于中国，因此基于全球视角的对于三条丝绸之路的互动研究，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改变以往世界史的书写方式，进而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对于历史地理学而言，完全可以从交通线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空间格局的变化来对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行阐释。

第三节 历史军事地理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史念海教授不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开创者，但不可否认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军事地理的论文，如《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251]，以及收录在《河山集》三集中的《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等论文。

当前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军事事件发生的地点以及发生的空间过程的复原，典型的研究如对垓下之战[252]、赤壁之战[253]地点的研究；对刘邦进出汉中的路线以及对战争过程的复原等[254]；此外还有对某些重要军事要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变迁和军事价值的研究，如潼关[255]、函谷关[256]和太行八陉[257]等[258]。

在军事地理研究中，关于长城的研究最为长盛不衰，且也是在民众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近代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关于长城的学术研究开始出现。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长城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很多学者参与到长城研究之中，不过发表的论著主要以普及知识为主，真正的研究性论著并不是很多。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两本杂志——《地学报》和《禹贡》中。其中张维华先后在《禹贡》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汇集成《中国长城建置考》[259]。除了张维华的论著外，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论著有寿鹏飞的《历代长城考》[260]、王国良的《中国长城沿革考》[261]以及王国维的《金界壕考》。此外在当时的西北考察热潮中，一批学者对西北地区的长城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如黄文弼1930年在罗布泊发现了汉代烽火台；夏鼐、向达等也先后考察了汉代长城，重点考察了玉门关和阳关遗址，向达撰写了《两关杂考》[262]等论文。

1949—1979年，长城研究的热潮逐渐减弱，除了一些零散的考察报告之外，基本没有重要的研究论著问世。[263]1979年，由文化部文物局召开了中国第一次“长城保护和研究工作座谈会”，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之后，长城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国家文物局对长城考察和研究十分重视，组织古代长城经过的省市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同时对开展群众性的长城调查和研究给以大力支持，各级政府和文物主管、研究单位也都给予重视及经费方面的支持，许多文研单位也把长城研究和调查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组织人员进行研究和考察或派员对群众学术团体的工作进行指导，考古、军事、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各学科的学者也被吸引参加。形成了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专业人员与群众社团相结合，吸引多学科的学者参加长城研究的局面。长城沿线各省的文物部门根据实地调查大都提交了调查报告，以这些报告为基础，出版了《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264]。

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口号之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长城热，很多知名学者，如史念海教授[265]、陈守忠[266]等都发表了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以罗哲文、成大林、高旺、冯永谦等为代表的学者出版了大量学术研究著作和画册。最为重要的就是出版了《长城百科全书》[267]，这本百科全书基本上是对当时研究成果的总结。但是自1996年以后，长城学术研究逐渐冷寂，甚至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将南阳盆地周围山区清代以来修建的堡寨认定为楚方城。[268]

进入21世纪之后，长城的保护、研究和管理现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但在研究方面则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虽然于2016年出版了《中国长城志》[269]，但各卷水平参差不齐，只能看成对以往乏善可陈的研究的总结。

总体来看，对于长城的研究长期停滞在对其位置和修建年代的考订上，缺乏从历史和地理角度进行的解释性研究。由于在各朝各代长城的修建、维护和防御都是长期和浩大的工程，因此除了军事之外，还涉及财政、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问题，由此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与长城相关的一个得到广泛关注的军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主题就是明代的九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270]，且其中一些研究将九边的地理问题与明代边防的粮食供应、环境变化、行政区划等联系起来，如李大海的《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271]、赵毅等的《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272]。

此外，堡寨以及明代的卫所也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多注重堡寨和卫所的空间分布、功能和形态的演变，如程龙的《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273]、郝文军的《明清时期晋东南堡寨聚落地理研究》[274]、赵毅等的《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275]、孙昌麒麟的《江南沿海卫所城市平面形态比较及分类探析——基于旧日军大比例尺实测图的考察》[276]、何一民的《明代卫所军城的修筑、空间分布与意义》[277]等[278]。

总体而言，除了一些明代卫所、九边的研究之外，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中缺乏从地理角度来解释军事事件、军事措施和军事方针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少有的代表作当属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279]和《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280]两书。这两部军事地理著作主要从地理环境入手，分析北宋在西北和华北采取的军事措施和粮草的筹集、运输以及战争补给等问题，且由此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及对整体战略的影响。辛德勇教授在《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序言中称“程龙博士的研究范围、视角和方法，已经彻底超越了传统研究领域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讲，也代表了这一分支学科在当今的最高水平”[281]，这是相当中肯的评价[282]。

第四节 历史地名

历史地名属于传统沿革地理的研究范畴，也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之一，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以考释古代地名的演变过程、今天所在的位置以及阐述古代地名学的成就为主要对象，其代表性成果除了大量考订性的论文之外，主要是地名辞典，如时代较早的有民国时期刘钧仁的《中国地名大辞典》[283]、臧励龢等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284]等，1949年后编纂的较有影响力的则有谭其骧、章巽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28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286]、魏嵩山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287]、戴均良等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288]，最新的则是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289]及其增订本[290]，其增订本收录词条6万余条，是目前收录古代地名最多的辞典。

此外，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研究人员考释了大量古代地名，不过至今这批研究资料只出版有《〈中国历史地图集〉 释文汇编·东北卷》[291]。

不过，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带有考订文本的 CHGIS的发布，作为工具书的地名辞典的价值逐渐降低，毕竟工具书的使用方式是检索，而不是阅读，因此今后可以考虑将已经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名辞典数字化，以检索软件的形式发布。目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其网站上已经提供了基于 CHGIS 的古代地名的检索工具，并附带有释文。[292]

还有少量地名汇编著作，如陈桥驿的《水经注地名汇编》[293]，该书对《水经注》所记载的各类地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将全部地名归入65类；每一类地名都按卷次排列，首先列举经文，然后在每一条经文下列举该经文的注文内所出现的该类地名；备注栏中则列举了版本情况以及前人的相关考证、研究成果等。类似的还有陈佳荣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294]等。

地名学史方面的著作则有徐兆奎、韩光辉的《中国地名史话》[295]，孙冬虎、李汝雯的《中国地名学史》[296]10，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源流》[297]1和《中国地名学史考论》[298]。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综述[299]。

地名研究是研究其他历史和地理问题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可以进行历史时期区域开发、城市拓展、环境变迁、移民等问题的研究，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但运用得依然不够充分。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300]一文，在文中，谭其骧教授指出了在研究东晋南朝人口南迁中侨置地名的价值，即“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此种侨州、郡、县详载于沈约《宋书·州郡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书·地理志》中。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此外周振鹤和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探讨了以地名如何用于文化景观、移民、经济史、历史交通地理、民族史、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301]。

总体而言，地名除了其自身天然的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固定的和流动的，即地名的移置）之外，还是文化、权力、身份认同、记忆及其构建、历史构建的表达，而这些领域应当是今后历史地名研究的重点。

第五节 历史区域地理

区域研究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核心之一，并流行一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区域地理学在美国地理学扮演着基础的角色，而无论是在此前还是在此后，区域地理学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人们定义区域、将区域绘于图上、撰写区域的论文，并在大学里讲授区域”[302]，但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区域的研究在西方地理学中已经日趋衰落，虽然近年来受到计量、学科联合趋势的影响逐渐复兴，但区域研究已不再是地理学的核心。

区域的研究同样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之一，相关的研究在本书的各个部分进行了介绍，本节不再具体讨论。不过在以往中国历史区域地理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没有界定什么是“区域”或者其研究的区域是如何划分的。何为区域？罗威廉在《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导言中认为“首先，什么是‘区域’？我在这里用的‘区域’的概念，自施坚雅以来在中国研究中经常被使用。‘区域’并不是指一个由一些关键因素如语言、宗教或大宗经济产品所构成的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的地带，而是指由一些层级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一个区域，其主要特点并不是内部的同质性（尽管在一些次等因素如方言上会相同），而是在功能上的差异性”[303]。当然，上述罗威廉所论述的只是界定区域的一种方法，在我国历史地理中的区域研究，基本上以地貌单元或者行政区划作为划分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划分的区域，必定要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即这种划分出来的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存在什么特色？[304]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区域研究的意义何在，总体性的研究岂不是更具有学术价值？如果仅仅是为了进行总体研究，而将全国划分成不同的区域，虽然确实有利于资料的掌握，但是这种以地貌或者行政单元的划分方式，是否掩盖了研究对象本身存在的区域差异？因此，今后在进一步进行区域研究之前，非常有必要探讨“区域”本身的问题。

在不多的国内历史地理学者对界定“区域”的方法进行的讨论中，值得参看的有[305]：鲁西奇的《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306]，该文在承认“区域”的特异性和一致性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划分与设定区域的四种情况，即“先秦时期（主要是战国时）诸国的疆域”“行政区”“民族聚居区域”和“某些特殊的地理景观特征”，指出这些划分方式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提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划分应以自然地理区划作为基本构架”，划分区域是要考虑区域的历史性，“在设定研究区域时，应注意保持区域的完整性”以及“区域的现实性”；而对于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他认为包括“重建历史时期的区域地理环境系统”“探讨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变化规律”和“总结区域开发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现实服务”。关于对区域概念以及历史地理学中区域的概念更完整的讨论参见他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一书的绪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307]。

侯甬坚在《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308]中总结了当时学界以及他对区域历史地理学的一些思考，即“（1）打破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之间的界线；（2）关注区域地理中的人地关系；（3）以论题形式，研究区域空间组织结构；（4）分区、分类、分级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的特性、类型和等级体系；（5）研究区域的空间发展过程（诸如形式、幅度和一体化过程等）;（6）研究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区际关系”。且认为“尽管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有关区域历史地理的全面论述几乎没有，好的预见性理论也极为贫乏”。

虽然定位为教材，但李孝聪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309]是当前唯一一部通论性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著作，在该书的“导言”中也对“区域”提出了自已的认识，即“区域存在中心—腹地结构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中心的意义在于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比腹地更占有优势，从而将区域按一定的层次和规模等级关系组织起来。不同的地理类型区，如文化区、经济区，可以具有不同的中心—腹地结构，而政治、文化对经济又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许多不同性质的中心—腹地结构重合性，核心区与边缘地带是互动的”;“各类型的区域可能有不同的边界，可能有相同的边界，依地域分异的性质而定”。在区域研究中，李孝聪强调要从现代自然地理区划入手，由此复原历史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景观，阐述区域地理的历史变化过程。在该书中，“核心”与“腹地”是观察和研究区域的切入点，同时强调城市是区域开发、发展的展现。

在中国的区域史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施坚雅模式”,“施坚雅模式”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两点：一是区域的划分方式，其将中国划分为九个本质上较为独立的宏观区域，在这九个区域中，物质和服务在内部的交换比在邻近区域间的交换更有意义，即这是一种基于内部依赖交换关系的划分区域的方式[310]；二是区域内部的城市按照市场层级构建为一种层级结构，其中位于顶端的中心都会整合区域，在宏观区域内将交换系统化，资源从市场结构中较低的层级向较高的层级流动，从区域边缘向中心流动[311]。

王芳在《〈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 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312]一文中介绍了施坚雅理论传入中国的大致过程，即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1980年，陈桥驿撰写了《读 〈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 的两篇书评》，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这本著作，同时还译载了国外学者的两篇书评，即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y）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与日本爱知大学副教授秋山元秀的《施坚雅编 〈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1981年，《历史地理》创刊号上发表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明思（Marwyn S.Samuels）撰写的《评 〈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陈桥驿于1985年再次撰写了《评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313]。1986年，《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1）》译载了施坚雅的《中国城市与地方系统的等级》[314]一文，将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层级的概念介绍到中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中文译本在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此期间，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史、城市史、社会史以及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施坚雅影响力逐渐扩大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对其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评论，对于这些批评，史建云在《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315]一文中进行了反思，提出“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几乎到了凡研究中国市镇史、集市史者都无法回避的程度，然而，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因而形成了一个怪圈：研究市镇、集市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人全盘接受施坚雅的观点，甚至可以说，不少人以为，如果不对施氏理论批评上几句，就不够水平。但另一方面，这些批评实际上又没能摆脱施坚雅的影响，多多少少顺着施氏理论的模式走，其中一些批评对施氏理论缺乏真正的理解”。不过也确实存在一些对施坚雅理论具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和批评，如刘永华的《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316]、陈倩的《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317]和王铭铭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318]等。

总体来看，施坚雅模式对区域史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1.定量研究和建立模型

施坚雅理论的基础就是基于统计、分析的定量运算，并建立模型，这实际上也代表了西方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在这方面，施坚雅的研究对中国学术，包括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影响短暂。虽然中国史学界在80年代曾经出现过计量的热潮，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退回到传统的注重文字描述的研究模式，只是近年来计量的方法才又在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中逐渐兴起，但是否能产生影响力则有待观察。

虽然施坚雅的人口统计数据确实存在问题，如曹树基在《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319]中认为施坚雅人口数据的来源很不可靠，并进一步对其用来构建城市等级理论的模式进行了批评，认为“按照正常的研究程序，在引出济弗的观点后，应该通过中国的实例来对济弗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然而，施坚雅却将他自己通过设定人口等级所推得的城市人口数（而不是实际的人口数）代入济弗的模型，然后对各区域的城市中心地级别——规模进行讨论和比较。这是一种自我循环式论证”，然后在研究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及光绪十九年（1889）北方各省区人口及城市人口之后，曹树基认为“总之，无论是清代中期还是清代末年，中国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上一级城市人口与下一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表现为非常复杂的关系，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呈现较大的差异。对于城市人口的推算，必须在区域的框架中进行。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模式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试图先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式，再来寻找区域差异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按照曹树基的分析，施坚雅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实际上违背了他自己提出了宏观区域理论。大概正是由于对施坚雅统计数据的质疑，再加上中国古代确实缺乏可以用来进行计量的统计数据，因此使得计量分析在中国史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不大。但数字记录和文字叙述都是对事实的描述，只不过很多研究者将这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尤其是在综合的整体性研究中，由于研究的是整体特征，因此数字往往比文字更能准确地描述事实。而且，正是由于我们不了解计量的方法，使得我们在研究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最为典型的误用就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平均数。由于平均数并不能反映一组数字的离散情况，因此在统计学中较少使用平均数来进行分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99和1的平均数是50,51和49的平均数也是50，虽然平均数相同，但是两组数据代表的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因此，今后的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宏观和区域的研究，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使用。

施坚雅理论中最容易引起人诟病的就是“六边形市场区域”模型（虽然是针对市场的，但也适用于城镇的分布），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的实例。但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模型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差异，对此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一文有着很好的评价，“然而，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抽象的模型方法研究历史到底有没有合理性。我们可以否认建立这类模型的必要性，毕竟，实证分析才是最可靠、最能说明问题的。也可以否认建立这类模型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存史料中可供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数学分析的数据不够多。但如果持这类观点，与施坚雅之间就根本不存在对话的基础，彼此的游戏规则不同，完全没有必要去进行任何争论。如果我们承认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假定市场区域是圆形，无疑要比假定它是方形、三角形、菱形、平行四边形或别的什么形状更为合理。事实上，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区域基本上是圆形的。而当多个圆形挤在一起，互不重叠亦无空隙时，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正六边形。既要建立数学模型，又纠缠于市场区域应该有几条边或几个角，事实上并无多大意义。一个一个地描述具体的市场区域的形状，对个案研究十分重要，但以此对施氏理论模型提出批评，在我看来，同样没有多大意义”[320]。这一批评是非常中肯的，也是极为正确的，当然在中国的学者培养中没有建立“模型”的训练，因此也确实难以理解“模型”的本质。

2.市场层级和中心地理论

与宏观区域、计量和模型式相比，施坚雅对中国历史学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市场层级和中心地理论，很多研究或将研究结论与中心地理论进行比照，或吸收市场层级和中心地理论作为研究的论据。如张萍在《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一文中以清代宜川县商业集镇的发展进程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例，探讨了陕北黄土原梁沟壑区部分典型县域的集镇发展及地域分布规律，认为在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原梁沟壑区，一些典型县域传统集镇的区域分布符合中心地理论，集镇在空间上的扩展受这一规律的制约。[321]又如覃影用施坚雅的“中心地学说”来解释其所研究的叙永厅的位置和职能。[322]冯贤亮在《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一文中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按照施坚雅对清代中国城市的界定，分出上位治所（首都、省会、府州治、直隶州治）、中位治所（府州的非附郭县治）、下位治所（直隶州属县、非直隶厅治）三类”[323]。但也有学者对施坚雅提出的市场结构进行了批判，如前文提到的刘永华的《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和王铭铭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其中王铭铭提出“受宏观历史图景的启示，我们对施坚雅的区系理论产生了两个很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批评：第一，既然在中华文明发轫初期，区系结构早已生成，那么清代便不是中国区系空间结构的‘生成期’。由于施坚雅试图考察的是中国区系结构的生成动力和发展规律，因此他似乎不应该从中华帝国晚期入手，更不应忽视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的发现；第二，区系不仅是施坚雅所说的经济现实结构，而且还是本土文化的世界观（宇宙观、地理观）的组成部分，而施坚雅并未看到这种区系组合的多重性”[324]，并在结论中对施坚雅的宏观区域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从而，以此类的‘集镇’与‘核心地点’构成的‘宏观区域’不是‘经济空间’一词可以概括的。从上古到晚古，中国的区域不只是经济空间，还是社会、行政、文化—象征的空间场域。至于经济空间是否是决定后几类空间的东西，答案也将是否定的，因为这几类空间实际是一体化的，它们也是中国社会构造与转型的共同动因”[325]。但是这些批判都是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角度出发的，而在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中依然对此缺乏反思。

3.宏观区域理论

在一些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喜欢套用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但这些研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施坚雅以及其他西方学者或者西方理论中所谓的“区域”，如张芸等的《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326]，虽然在开篇引用了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强调的各区域间城市化进程上的差异，但实际上作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施坚雅“区域”的概念，而仅仅以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为“帽子”以证明其以“贵州”作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总体而言，虽然当前区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很多，但在大多数研究中并没有真正理解“区域”，也没有认真讨论其所研究的“区域”何以成为“区域”。

第六节 历史文化地理

历史文化地理曾经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热门，有影响力的研究方向大致如下。

第一，研究历史时期各类人物或者人才的地理分布情况，如史念海的《两 〈唐书〉 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327]、华林甫的《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328]、杜文玉的《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329]、肖华忠的《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330]以及范金民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331]等。此外，在后文介绍的历史文化地理的区域综合研究论著中，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也占有一定的篇幅。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史料中尽可能抽取与其研究对象相关的资料，然后复原到地理空间中，然后归纳空间分布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并对原因加以阐释。随着《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332]的发布，再结合GIS（CHGIS），以往的这种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过程的复原研究已经显得过于简单了，或者至少没有太高的学术价值。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人才的地域空间分布？在学术研究中，应当是学术问题引导复原和对数据的使用，而不是相反，而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所面对的问题。在数据日益丰富和易得的今天，这是所有空间分布研究所急需考虑的问题。

第二，历史方言地理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周振鹤和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333]，该书系统地讨论了方言与历史地理的其他领域，尤其是与文化和人文地理的关系，如第二章“方言与移民的关系”、第三章“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第四章“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第五章“语言化石与栽培植物发展史”等。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提出“另有些重大问题尚未展开讨论，如方言渊源和民族融合；方言和文字；方言与文化的地域差异和时代差异等等”。但在该书出版之后，将方言作为切入点进行的历史文化地理的高质量的研究并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周振鹤的《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334]，该文揭示了在中西文化接触过程中，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发展、传播以及定型的整个形成过程；此外还有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的第一编“语言文化区”、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第三章“湖南的方言与民歌”、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第一章“楚语的演替与湖北历史时期的方言区域”等著作中的相关章节。

第三，历史宗教地理。这方面的代表论著主要有：周振鹤的《秦汉宗教地理略说》[335]、张伟然的《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下）[336]、辛德勇的《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337]、李映辉的《唐代佛教地理》[338]以及何海燕的《唐代道教地理研究》[339]等[340]。

以往历史宗教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与宗教有关的要素，如宗教人士的籍贯、活动地域、碑刻资料等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的复原，并以此为基础归纳分布规律，探讨空间分布形成的原因，李映辉的《唐代佛教地理》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但如前文所述，随着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以及GIS技术的使用，简单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的复原已经不再是学术水平的展现，且复原本身，随着历史学和地理学价值取向的变化，也逐渐失去了原有学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形成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且大多数在文献中缺乏直接的记载，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只能被看作常识的归纳，并没有太高的说服力和学术价值。因此，今后历史宗教地理应该首先考虑这一领域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中的学术定位，而这种定位必然不仅仅只是为了复原一种文化现象。

第四，历史文化区的综合研究。这方面的论著大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代表作有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341]、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342]《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343]、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344]、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345]和《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346]以及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347]。另外，历史文化区的综合性研究则有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348]。

最近几年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正在发生的转向，就是张伟然倡导的对古代文化区域的认知过程、认知机理的探讨，代表作就是他的《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349]一书，该书分为四章，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我们今人复原的古人的感知文化区；第二章“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围绕“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认知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关系时空间逻辑的重要性；第三章“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即考察文学作品的地理背景以及在空间中的流传；第四章“‘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

“文化”是历史学和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毕竟任何人类活动都可以归纳为“文化”，因此历史文化地理有着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历史文化地理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确定其研究价值，也即如何通过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呼应目前历史学和地理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

最后，张伟然在《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的“前言”以及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专题视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软”与“硬”》中对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脉络进行了很好归纳。[350]

第七节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思想

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冷门，少量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些古代学者或者某一时期地理学思想的某一方面的归纳，如关于某些古代学者的地理学思想的研究有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351]、周振鹤的《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352]、吴宏岐的《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353]、王青芝的《〈五洲地理志略〉 的编纂及其思想》[354]等；关于某一时期的地理学思想或者地理学思想的某一方面的研究，则有曹婉如的《十七、十八世纪中国自然地理学思想的特征》[355]、龚胜生的《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356]、杜芝明的《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357]以及李辉的《我国古代地理学“三形”思想初探》[358]等；而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综合性研究则有侯仁之教授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359]、杨吾扬的《地理学思想简史》[360]等。

唐晓峰指出了以往我国历史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历史研究往往是一种‘回溯性’的认识，人们容易用今天的价值或者概念去塑造一批古人，进而夸大今天选定的概念在历史时代的影响力”;“中国古人关于地理学原本有一个体系框架……但是，西方现代科学地理学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逐渐占据了人们头脑中地理学思维的统治地位，科学地理学框架遂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地理学框架，于是几乎所有的地理学观察都从这个框架出发。在这个背景下，考察古代地理学成就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以科学框架为准则了。在科学地理学框架中，客观的、规律性的问题是核心内容，而禹迹、五服、华夏等观念有较多的主观性质，缺乏科学性，故不算‘真正的’地理学，因此在地理学史考察的时候被舍弃”。[361]10

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专著并不多，代表了当前古代地理学思想研究前沿的当属唐晓峰和潘晟的研究成果。

唐晓峰努力从现代或者西方地理学的新“范式”中解脱出来，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去还原或者认识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在书中唐晓峰将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核心定义为“王朝地理学”，而上古时期正是“王朝地理学”形成的时期，也即从混沌走向秩序的时期，由此形成“王朝地理学”影响了中国后世的历史进程，即“在王朝地理学中，地理不是被动的记述，而是主动的规划，所以郡县地理的本质是空间政治方略”[362];“以往的以山川为纲（如《禹贡》），或以列国为纲（如《货殖列传》）的叙述方式，退为次要形式。以郡县为纲，以山川城邑人口物产为目的的地理叙述体系，成为王朝官方文献的规范……叙述层次是从京师到周边，从高层到低层，主次轻重分明”[363]。由此构成了一种基于行政区划的等级差异。[364]除了具体观点之外，该书还在“绪论”中阐述了地理学思想在地理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这篇“绪论”应当是历史地理学者所必读的，其中指出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忽视的，如不重视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等，以及前文提及的唐晓峰对以往中国地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此外，在第十二章“王朝地理之学”的“余论”中，唐晓峰简要归纳了中国古代王朝地理学的特点及其影响，“在强调王朝地理的时候，在概念上‘地理’是秩序本身，而不是通常理解的历史环境、历史舞台”;“王朝地理，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它包含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也包含一系列的观念建构”;“王朝地理体系的定型成熟，使中国人有了一个极为稳定的人间世界。中国人生活在自己日益习惯的这个世界里……”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出发点。

潘晟的《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365]一书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唐晓峰的思想，试图从中国古代知识分类体系中研究宋代的地理思想，并且做出了很好的尝试以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对于古代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今人的色彩，尤其是对思想史的研究，因此该书中的某些研究明显能看到今人为古人框定的框架，如将地图绘制与政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所谓“权威性系统地理知识的生产”等。近年来潘晟还在以往学界几乎没有涉及的地理术数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366]，地理术数以往被认为属于“风水”，即迷信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样是古人认识世界的视角之一，而且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甚广的一种地理学思想，因此其研究可谓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第八节 历史聚落地理

除了在本书第二篇第四章介绍的城市历史地理和本章第三节历史军事地理部分介绍的堡寨和卫所的研究之外，以往关于历史聚落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城镇和乡村两大类型上。

在以往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中，乡村历史地理的研究数量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尹钧科的《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367]，该书从按照时代顺序对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复原，主要探讨：不同时期形成的村落；各个时期发生迁移以及消失的村落；影响该时期村落发展的主要因素；各个时期村落与北京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各个时期村落发展的特点及其在北京郊区村落发展中的地位。

此外，鲁西奇还在《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第一部分“《水经注》所见汉水流域的城邑聚落及其形态”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城邑、聚落情况进行了研究，其首先从今本《水经注》入手，复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城邑、聚落的分布情况，认为自汉末至南北朝后期，世家大族和普通著籍民户大多居住于城壁坞堡及其附近，即属于城居的状态，而未著籍的蛮、流则散布在山野间，以散居为主。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作者在结论中通过分析马王堆帛书地图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提出两汉时期汉水流域特别是汉水中游及上游汉中盆地的居住形态主要以“散就田业”的散居为主。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提出的两汉至南北朝中国乡村地区的聚落形态由城居向村居演变的观点。虽然已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但该本书则是第一次从实证的角度予以反驳。鲁西奇在《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368]一文中，按照西方的理论，将农村聚落的形态分为集聚型和散漫型两种，提出“两者的根本区别并不仅在于人口多少及其空间规模的大小，更在于各个民居之间及其与所依赖的田地、山林、湖泽之间是呈现出集聚、互相靠近的趋向，还是表现出离散的趋向”。这一研究方向和研究视角非常独特和新颖，而且作者也结合考古、简牍以及文献等大量资料来论证这一问题，但是关于这一时期村落的考古资料非常缺乏，判断村落的形态具有很大的难度，作者实际上主要依据的依然是人口数据，“大部分时间范围内、大部分地区的乡村聚落都是平均规模在十户、二十户左右的散村”，因此作者得出的结论仍有讨论的余地。

古代城镇不仅是历史地理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历史学长期关注的问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多是历史学的研究者[369]，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这方面的切入点基本集中在城镇产生的地理要素、城镇的分布及其原因、对城镇化的讨论以及城镇体系几个方面，基本类似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因此城市历史地理存在的问题，城镇历史地理也大致存在。如城镇历史地理的代表作有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370]，近年来则有江伟涛的《近代江南城镇化水平新探——史料、方法与视角》[371]，此外还有大量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研究地域来看，城镇历史地理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在历史学研究中，城镇的研究通常与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近代化联系起来，而历史地理对城镇的研究除了为历史学的研究确定地理框架之外，目前似乎并未能很好切入历史学关注的核心，因此研究成果很少得到历史学的重视。

第九节 历史人口地理

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开始于民国时期，代表作为谭其骧教授193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该文1933年在《地理杂志》上登载时改名为《湖南人由来考》[372]和《湖南人由来考续》[373]，以及刊发在《燕京学报》上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374]；大约同时代的还有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375]，其中提出的黑河—腾冲一线后来被称为“胡焕庸线”，至今依然得到地理学界的认同。

此后，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长期停滞，直至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376]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断代人口地理的研究蓬勃展开，不过主要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唐代，出版了大量著作，如费省的《唐代人口地理》[377]、翁俊雄的《唐初政区与人口》[378]《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379]和《唐后期政区与人口》[380]，此外冻国栋的《唐代人口问题研究》[381]一书中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唐代人口的分布和迁移等问题。其他重要的论著还有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382]、何炳棣的《1366—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383]等。

较早的通论性质的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则有史念海的《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384]以及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385]。其中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除叙述了中国历史时期人口数量的发展以及变化特点之外，在上编“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调查制度与现存资料”中还介绍了各种可以用于人口地理研究的资料及其特点和局限。

基于大量以往的研究，葛剑雄等学者合作于21世纪初出版了6卷本的《中国人口史》[386]。在这套丛书的“导论”中，葛剑雄对“人口”的定义、人口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人口史的研究领域和具体内容以及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基本方法和资料进行了讨论，这是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理论的较为完整的阐述。

与人口的空间分布相对应的还有人口的迁移，这在上述中国人口史和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中也多有涉及，只是较为简单。关于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权威研究，则是在谭其骧教授支持下，葛剑雄、曹树基和吴松弟撰写的6卷本的《中国移民史》[387]。在丛书撰写过程中，还出版了简编本《简明中国移民史》[388]。在《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的“导论”中，葛剑雄对移民的定义、中国移民史的分期、历代移民的类型和特点、研究中国移民史的意义以及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包括资料）进行了介绍，是对中国移民史研究理论的较为完整的阐述。

这两套丛书之后，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地理和移民史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一些局部或者区域性的移民或者人口的研究，近年来的主要进展表现在GIS技术的引入，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有：路伟东的《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389]和《晚清西北人口五十年（1861—1911）：基于宣统“地理调查表”的城乡聚落人口研究》[390]，除了在处理各类人口数据基础上，探讨人口分布及其变化，进而分析背后的原因以及与其他因素的互动的传统研究理路之外，其研究还使用了 GIS技术，而且不仅仅用来绘制分布图，还用来进行数据分析，如对陕甘人口重心及其移动的分析。[391]

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数据的处理，与现代相对准确、标准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据不仅模糊、不准确，而且对于统计单位以及统计标准通常缺乏说明，因此往往会引发各种争议，如对“丁”的含义的讨论等，对于相关问题讨论的典型文章如侯杨方的《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与前瞻——兼评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392]。此外，从学者撰写的《中国人口史》的书评也可以看出人口史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对古代人口数据的处理[393],《中国移民史》的相关书评也展现了相似的关注[394]。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所需要的各类人口数据，无论我们运用任何技术、方法手段，实际上都无法完美、正确地复原古代任何时期的人口数据，对今天的人口数据也存在多种认识，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即我们并无可能真正正确地了解古代与人口和移民有关的数据，虽然我们当前的研究看起来比之前进步了很多，比如对于文献中记载的“丁”的认识，但我们依然无法确定我们距离正确数据有多远。面对这一现实情况，在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要扭转传统的研究思路。

我们首先要明确复原历史人口数据并不是历史人口地理和人口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人口地理和人口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更多地要展现一种趋势，即明了中国古代人口数量增减的过程以及移民的方向、输出地、输入地、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虽然是建立在各类人口数据复原基础上的，但这种数据并不一定要极为精确，只要能最终反映出基本趋势就可以，因此并不需要斤斤计较于数据；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所有数据都存在相同的偏差，那么也完全可以反映出基本的趋势，因此数据本身的误差则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且，上述趋势性的研究，会被用来作为区域开发、文化传播等研究的基础，而这些研究对于数据的准确性更不敏感。因此，在历史学转向解释，同时地理学也早就不拘泥数据的绝对准确的现代，历史人口地理也应当不再斤斤计较于人口数据的绝对准确，而同样应当向解释和宏观问题转向。

推荐书目

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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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威廉：《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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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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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

[3].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宋镇豪主编：《商代史》第10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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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7].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9].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10].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5].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期。

[16].当然，所有考据都是基于现存史料的，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学者所遵循的逻辑方法存在差异，因此所得结论只能是基于现有材料和现有逻辑体系的认知，并不完全等于历史事实。这点涉及传统史学以及史料学的问题，恕不展开。

[17].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

[18].周振鹤：《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0].刘君德等：《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牛平汉编著：《明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

[22].牛平汉编著：《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23].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24].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5].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上）,《中国方域》1997年第1期；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下）,《中国方域》1997年第2期。

[26].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上）,《中国方域》1996年第5期；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下）,《中国方域》1996年第6期。

[27].需要说明的是，周振鹤提出的上述这三点认识最早出现在其所撰写的《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

[28].王颖：《宋金时期山西南部地区政区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4年。

[29].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李嘎：《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31].谢湜：《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32].张伟然：《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运——以“南湾事件”为例》,《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33].徐建平：《湖滩争夺与省界成型——以皖北青冢湖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辑。

[34].张力仁：《人类空间选择行为与环境关系个案研究——以清代陕南秦巴山地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

[35].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6].侯杨方：《“安庆省”考——兼论清代的省制》,《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37].段伟：《泛称与特指：明清时期的江南与江南省》,《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38].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

[39].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

[40].通常认为贞观元年（627）划分的十道是地理区划，而开元时变为监察区，而成一农认为贞观十道已经就是监察区，参见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41].郭声波：《圈层结构视阈下的中国古代羁縻政区与部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42].郭声波：《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江汉论坛》2014年第1期。相似的观点还出现在郭声波《从圈层结构理论看历代政治实体的性质》,《云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43].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该书是193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的一个分册，1949年以后曾多次再版。

[44].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版。还有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国疆域变迁与地图发展》编辑委员会《中国疆域变迁与地图发展》，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

[45].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46].参见葛剑雄《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感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7].参见葛剑雄《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感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48].如蓝勇《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丁超《史地徘徊》第六章“人事有代谢——‘谭图’以前的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22页。

[49].如郭声波《〈历代地理指掌图〉 作者之争及我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谭其骧《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50].参见谭其骧《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曹婉如《〈历代地理指掌图〉 研究》，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郭声波《〈历代地理指掌图〉 作者之争及我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1].如孙果清《杨守敬 〈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 版本述略》,《文献》1992年第4期。

[52].以上参照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53].以上参照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54].顾颉刚、章巽：《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中国地图出版社1955年版。

[55].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79年版。

[5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

[57].张其昀监修，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59].《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60].《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61].三集分别命名为《北京历史地图集·生态卷》，文津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文津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文津出版社2013年版。

[62].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3].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64].《陕西省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18年版。

[65].《广东省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66].《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67].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

[68].《浙江省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

[69].《山东省历史地图集》，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6年版。

[70].《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

[71].对此参见本书第四篇第十一章。

[72].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3].这五个方面是辛德勇在《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一文中归纳的。

[74].其中有很多并不是作为“城市”一个词汇出现，或是城和市两个概念的合称或而偏重于“市”，如《后汉书》卷41《刘玄传》:“乃悬莽首于宛城市”;《陈书》卷12《徐度传》:“高祖与敬帝还都。时贼已据石头城，市鄽居民并在南路，去台遥远，恐为贼所乘”，因此实际上出现的次数要远远少于3423条。

[75].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76].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77].如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等。

[78].总体来看，马正林所提概念涵盖范围似乎过于宽泛了，有“市”和一定的居民即可以为城市，且不说其中的市是不是固定市还是集市，人口要到多少才算达标，如果按照这一概念，不仅中国古代大多数行政城市，以及众多的乡镇聚落都可以作为城市，而且世界古代的大多数聚落似乎也可以界定为城市了。对于这种定义，李孝聪在《历史城市地理》一书中曾指出“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仅仅用城墙和市场这两个具体而狭隘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此外，由于“城市”一词具有的误导性，让人容易理解为“城”+“市”，因此有学者认为应当放弃对这一词汇的使用，参见王妙发、郁越祖《关于“都市（城市）”概念的地理学定义考察》,《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而且“城市”一词在古代可能仅仅表示“城”的含义，这点参见后文分析。

[79].韩光辉：《元代中国的建制城市》,《地理学报》1995年第4期。

[80].韩光辉、刘旭、刘业成：《中国元代不同等级规模的建制城市研究》,《地理学报》2010年第12期。

[81].韩光辉、林玉军、王长松：《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82].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3].《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17页。

[84].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筑城简史》,《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85].参见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等级》,《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86].毛曦：《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87].《通志》卷四十一《都邑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页。

[88].《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00页。

[89].《北齐书》卷十四《阳州公永乐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82页。

[90].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页。

[91].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92].Griffith Taylor,Urban Geography:A Study of Site,Evolution,Pattern and Classification in Villages,Towns and Cities,1946,Methuen&Co.Ltd.,London,pp.27-28.转引自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93].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94].侯仁之教授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等，这些论文都收录在其著作《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

[95].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96].马正林：《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97].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3篇“中国的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1页。

[98].[美]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99].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0].转引自[美]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01].史念海：《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102].此外，虽然统万城建成之后，直至宋代废毁之前一直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但问题在于，丝绸之路早已开通，汉代在这一地区也已建县，但是为什么在统万城建成之前，这里并不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还有，除去其他因素，试想如果统万城不是修建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附近其他地区的话，那么交通线是否也会改变呢？是城市决定道路，还是道路决定城市，还是两者相互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03].以往的研究方法，显然忽略了古代城市选址中存在的“非合理性”和“错误”。选址错误的例子，如下文所举的宋代歙县之外，还可以列出台湾的云林县，“光绪十三年，清廷在林圮埔的云林坪设云林县城，并筑竹城，但因浊水、清水贯穿城内，经常泛滥，故在光绪十九年将县城迁到斗六”，参见刘淑芬《清代凤山县城的营建与迁移》和《清代凤山县的研究（1684—1895）》,《高雄文献》1985年第1期。

[104].（宋）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6页。

[105].[美]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1页。

[106].[美]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1页。

[107].[美]哈雷·J.拉姆利：《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4页。

[108].本节引用用了牛淑贞《归绥城市地理》一文中的材料，在此表示感谢。牛淑贞：《归绥城市地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

[109].《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3册（内蒙古卷），档号：1180-009，缩微号：27-284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10].李克仁：《清将军衙署公文选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11].录副奏折：乾隆元年四月稽察归化城军需给事中永泰奏陈筹划归化城久远各条事，档号：03-8267，件号：03-8267-039，缩微号：605-0530。

[112].录副奏折：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办理归化城事务副都统瞻岱奏为酌定归化城基址并兴工日期事，档号：03-0984-007，缩微号：069-0032。

[113].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山西巡抚鄂宝奏明验收绥远城工情形事，档号：03-1127-023，缩微号：03-1127-023。

[114].《呼和浩特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115].引自[英]阿兰·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页。近年来，有些学者对历史地理研究中人地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提出“而最为重要的是，或然论仅仅给出了一定自然条件下的几种可能性，而没有论证这些自然条件用什么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任何特定结果，换言之，或然论只给出了一种思想方法，而没有得出任何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而这显然与近代科学追求规律认识的目的相背离”。作者在强调追求规律的前提下，可能误解了或然论。追求规律与追求或然，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

[116].丁超、韩光辉：《论赫连夏政权定都统万城的地理背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17].张维慎：《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原因试探》，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118].史念海：《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119].丁超、韩光辉：《论赫连夏政权定都统万城的地理背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120].胡戟：《十六国时期丝绸之路重镇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121].《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夏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页。

[122].[美]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个案研究可以参见成一农《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辑；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辑。

[123].当然研究方法上对于“人”的强调也应建立在资料、推理的基础上，前文所引G.泰勒对北京城选址原因的猜测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

[124].[日]斯波义信：《南宋都城杭州的城市生态》,《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2012年版，第350页。

[12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26].如刘庆柱，参见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7].杨宽这一部分的复原中细节上的错误，或者值得商榷之处颇多，不过这与本书论述的重点无关，不再赘述。

[12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129].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130].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131].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86页。

[13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附论“都城建筑”，第69页。

[133].在这里顺带提及的是，从参与修建者的背景入手进行分析成为研究这一时期都城规划来源的一个重要方法，虽然这一研究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逻辑上并不完备。设计者的生活地、学识背景虽然会对其头脑中的都城规划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等于就会应用于规划，而且影响建造者以及城市规划的因素很多，对修建者背景的研究，至多只能提供一种影响都城规划的可能，而不是一种确定的结论。如，同为刘秉忠规划的元大都和元上都，两者在城市布局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异。此外陈寅恪所论述的北魏洛阳受到河西姑臧的影响只集中于市场位于宫城之南，也就是违背了所谓传统的“面朝后市”的制度，但北魏洛阳之前的都城明确存在“后市”的只有汉长安（可能还有秦都雍城），因此谈不上存在“面朝后市”的传统。市场位于宫城之南的原因可能是陈寅恪也提到的交通因素，不一定源于来自姑臧的设计者的影响，而且东汉洛阳也已经出现了“前市”（曹魏邺城可能也是如此），因此陈寅恪的这一研究方法和结论并不完备。

[134].[美]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页。

[135].[美]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6页。

[136].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137].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138].陈寅恪曾根据这一文献对姑臧城进行了复原：由于姑臧城东西狭长，南北较长，因而东西两城规模应当不大，而南城则更可能会比较广大；宫室主要在中城和北城，市场在南城。其复原似乎存在问题，毕竟文献中明确记载了4个城厢的规模，即“增筑四城箱各千步”，大小应当大致相同，并不能排除市场位于其他城厢以及中城的可能。

[139].孟凡人：《试论北魏洛阳城的形制与中亚古城形制的关系——兼谈丝路沿线城市的重要性》,《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140].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以往的研究将棋盘格与坊市制联系在一起。但棋盘格确实是世界城市史中一种常见的城市规划方式，与坊市制并无直接联系，在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此后明代的卫所城市、清代的满城大多数都是棋盘格的规划。而且坊市制本身也不一定以棋盘格布局为其呈现的方式，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41].几乎所有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是垂直相交的，而且这种规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划分土地，《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戌，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赵正之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一文中计算“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为50步，合77米，但这是根据从第一条胡同的路中心至次一条胡同的路中心来计算的。如果去掉胡同本身6步的宽度，则两条胡同之间实际占用的距离是44步，合63.36米，这与北京内城现存的平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符合的。如以两条胡同之间实占距离44步长为准，宽亦截为44步，那么这一方块中，约占地8亩”（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转引自侯仁之《元大都》,《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侯仁之则进一步认为“8亩一份的住宅用地，根据两条标准胡同之间的面积来计算，可以大致求得其分布情况。例如自东四（牌楼）三条胡同与四条胡同之间，从西口到东口正好占地80亩，适可分配住户十家”（侯仁之：《元大都》,《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因此，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棋盘格与元大都的长巷式街道，虽然在外观上并不相似，但却有着相同的内涵。还有一个旁证，即熟悉这种规划方式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将元大都描述为“城中的全部设计都用直线规定，故各街道大都沿一直线，到达墙根……全城建屋所用的土地都是四方块子，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一块地都有充分距离可建美丽的住宅和院子、花园等等。各家的家长各分派一块。这种产业以后则由一人转入他人的手中。城内的全部就在这种情形中分成方块，和棋盘格一样，其设计的精审与美丽，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李季译，上海东亚图书馆1936年版，第133页），起码在他的眼中元大都是一座棋盘格布局的城市。

[142].此外，某些研究者为了强化某些都城城市形态之间的相似，在研究中或将都城城市形态刻意归结于“规划”的结果，或对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过度阐释，具体分析可以参见拙文《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史评述》，新宫学主编：《近世东亚比较都城史诸问题》,（日本）白帝社2014年版，第265页。

[143].更为详尽的分析，请参见成一农《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形态史评述》，新宫学主编《近世东亚比较都城史诸问题》,（日本）白帝社2014年版，第265页。

[144].该文最初发表在1931年1月《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中，后收入[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

[145].[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7页。

[146].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47].[美]丹尼斯·特威切特：《唐代市制》,《小亚细亚》1966年第12卷第2期，第202—243页，转引自[美]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页。

[148].[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版，转引自[美]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页。

[149].[美]施坚雅：《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第24页。“坊市制崩溃”和“中世纪城市革命”也都构成了史学研究中“唐宋变革论”的重要论据，当然“唐宋变革论”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畴，在此不进行分析。

[150].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51].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152].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153].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

[154].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155].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56].林立平：《封闭结构的终结》，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7].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158].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159].具体可以参见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60].[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篇“宋代长江下游地局的经济状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161].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62].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63].遗憾的是，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目前出版的仅有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新光《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164].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165].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66].钟建安：《近代江西城市发展研究：1840—1949》，巴蜀书社2011年版。

[167].何一民等：《世界屋脊上的城市：西藏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巴蜀书社2014年版。

[168].可以参看罗威廉（William T.Rowe）为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一书所作的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以及该书附录一对施坚雅模式的介绍，[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3页。

[169].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70].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71].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172].韩光辉、林玉军、王长松：《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73].汤芸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0期。

[174].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5页。

[175].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1页。

[176].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177].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3篇“中国的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2页。

[178].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第3章“我群的演进：以城址衡量其规模”,《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179].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第3章“我群的演进：以城址衡量其规模”,《李济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80].成一农：《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181].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182].并认为“汉唐间县治距离有朝向合理空间结构发展的趋势，且隋唐进行县治距离调整时，也明显存在与汉代相同的空间基准（县方百里），百里也是当时主要交通工具速率下的合理范围。若将建立合理政区空间结构的课题置于汉唐间县治变动脉络中理解，或可增加我们对汉唐间华北国家结构内部整合过程的了解”，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183].何一民等：《清代城市空间分布研究》，巴蜀书社2018年版。

[184].[美]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2页。

[185].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186].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页。

[187].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88].[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189].李健才：《东北地区金代古城的调查研究》,《辽金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

[190].王永祥、王宏北：《黑龙江金代古城述略》,《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金》，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861页。

[19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3页。

[192].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93].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参见成一农《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94].路伟东、王新刚：《晚清甘肃城市人口与北方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一项基于宣统 〈地理调查表〉 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00页。

[195].鲁西奇：《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结构》，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此外，何一民在《清代城市规模的静态与动态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中再次强调了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周长）之间的关系，但其统计时依然使用的是没有太大统计价值的平均数，且依然没有跳出以往缺乏说服力的解释模式来回答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

[196].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期。

[197].史念海：《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3期。

[198].史念海：《天皇开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9年第6期。

[199].史念海：《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

[200].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201].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202].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3页。

[203].史念海：《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和第2期。

[20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205].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06].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07].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8].史念海：《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9].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0].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11].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

[212].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3].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214].周宏伟：《两广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15].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6].吕卓民：《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

[217].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18].关于史念海教授指导下的学者出版的相关专著的完成列表，参见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219].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20].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21].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22].该书的书评参见李丞《以农为史，融汇时空——评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李宝田等《一部农业地理的长卷——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评介》,《地理研究》2012年第6期。

[223].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2年第1辑。

[224].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225].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2辑。

[226].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2年第1辑，第19页。

[227].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28].张萍：《黄土高原村镇市场的发展及近代转型（1860—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29].张萍：《区域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明清陕西的个案考察》，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230].张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及其研究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31].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2].吴松弟：《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版。

[233].吴松弟：《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234].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235].王列辉：《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6].姚永超：《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中国海关出版社2010年版。

[237].吴松弟、樊如森、陈为忠等：《港口—腹地与北方经济的变迁（1840—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8].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七章“历代工矿业的分布、兴衰及其社会经济意义”，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239].钮仲勋：《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240].黄盛璋：《唐代矿冶分布与发展》,《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41].杨煜达：《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杨煜达：《清代云南铜矿地理分布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兼论放本收铜政策对云南铜业的影响》,《历史地理》第2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煜达：《滇铜、汉铜与清代中期的汉口铜市场》,《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

[242].马琦：《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对以销量推算产量方法的检讨》,《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马琦：《清代滇铜产量研究：以奏销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马琦：《实征、定额与奏销：清代云南矿税研究》,《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

[243].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众多，代表性的参见林忆南、金晓斌等《近两百年来江苏省城乡建设用地数量估算与空间重建》,《地理学报》2017年第3期；潘倩、金晓斌等《清代中期江苏省土地利用格局网格化重建》,《地理学报》2015年第9期；何凡能等《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及时空特征分析》,《地理学报》2016年第11期；李美娇、何凡能等《元代前期省域耕地面积重建》,《地理学报》2018年第5期。尤其是何凡能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

[244].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45].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246].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47].蓝勇：《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48].万明：《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以明初中外物产交流为中心》,《“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6年，第148页；万明：《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

[249].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9年版。

[250].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51].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80页。

[252].较新的研究有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施丁《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事——与陈可畏、辛德勇商榷》,《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53].这方面的研究众多，可以参见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陈可畏《赤壁考》,《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

[254].辛德勇：《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4期。

[255].如侯甬坚《北方军事地理枢纽——潼关》,《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256].如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宋杰《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等等。

[257].王尚义：《刍议太行八陉及其历史变迁》,《地理研究》1997年第1期。

[258].上述研究的综述可以参见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259].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

[260].寿鹏飞：《历代长城考》，铅印本1941年版。

[261].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262].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

[263].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代表论著有：黄麟书《秦皇长城考初稿》，香港珠海书院1959年版；顾颉刚编《甘肃秦长城遗迹》，中华书局1963年版；罗哲文《长城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

[264].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65].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35页；史念海：《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71页；史念海：《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史念海：《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页；史念海：《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等等。

[266].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守忠：《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等等。

[267].罗哲文主编：《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68].如《中国长城权威专家初步认定周家寨“楚长城”》,《南阳晚报》2002年5月14日；《长城专家董耀会公布“惊世大发现”，南阳楚长城是最早的长城》,《人民日报》2001年3月12日；《河南发现楚长城》,《人民日报》2000年6月19日。

[269].《中国长城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

[270].如胡凡《论明代九边延绥镇之形成》,《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王文娟等《明朝长城防御体系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

[271].李大海：《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

[272].赵毅等：《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

[273].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74].郝文军：《明清时期晋东南堡寨聚落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275].赵毅等：《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

[276].孙昌麒麟：《江南沿海卫所城市平面形态比较及分类探析——基于旧日军大比例尺实测图的考察》,《都市文化研究》第1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3页。

[277].何一民：《明代卫所军城的修筑、空间分布与意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78].较早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

[279].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80].程龙：《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81].辛德勇：《序言》，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另见辛德勇《〈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研究〉 序言》,《书品》2006年第3期。

[282].程龙两部著作的书评参见潘春辉、何玉红《粮食补给地理研究的三个维度——评 〈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地理学报》2013年第8期。

[283].刘钧仁：《中国地名大辞典》，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1930年版。

[284].臧励龢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285].谭其骧、章巽：《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286].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87].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88].戴均良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289].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0].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29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292].http: //yugong.fudan.edu.cn/LocQry/index.php.

[293].陈桥驿：《水经注地名汇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

[294].陈佳荣：《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5].徐兆奎、韩光辉：《中国地名史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年版。

[296].孙冬虎、李汝雯：《中国地名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97].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8].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99].相关的研究综述有牛汝辰《清代中国边疆地名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9年第1期；林德春《满语地名研究述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徐兆奎、韩光辉《中国地名史话》，第八章“民国时期的地名”中的“四、民国时期有关地名的一些著作”，第217页。

[300].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301].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六章“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302].[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25页。

[303].[美]罗威廉：《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04].当然，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有时也会提出一些本区域的特色，但是大部分特色都是作者推测的，并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论证。

[305].关于区域历史地理理论的研究综述，参见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张文华《二十余年来区域历史地理理论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2期；熊梅《地理学区域研究与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取向》,《地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8期。

[306].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307].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绪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第1页。

[308].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309].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10].关于施坚雅宏观区域理论的来源，刘永华认为：1976年之后，施坚雅在市场系统之上形成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是受到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期日本的城市网络》（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的影响，并引入了“中心—边缘”理论。参见刘永华《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11].参见[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页。

[312].王芳：《〈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 对中国学者的借鉴作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313].陈桥驿：《评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314].[美]施坚雅：《中国城市与地方系统的等级》，黄飞虎译，《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1）》，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315].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16].刘永华：《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17].陈倩：《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18].王铭铭：《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9].曹树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

[320].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21].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

[322].覃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1期。

[323].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

[324].王铭铭：《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325].王铭铭：《市场与社会结构理论批判》,《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326].张芸等：《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0期。

[327].史念海：《两 〈唐书〉 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尹达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571页。

[328].华林甫：《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

[329].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

[330].肖华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

[331].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332].http: //opendata.pku.edu.cn/dataset.xhtml? persistentId=doi: 10.18170/DVN/XQAM6B.

[333].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34].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35].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336].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

[337].辛德勇：《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唐史论丛》第4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338].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39].何海燕：《唐代道教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000年。

[340].关于历史佛教地理学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张伟然《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史籍述评》,《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景天星《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

[341].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42].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43].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44].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345].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6].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7].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48].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9].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

[350].张伟然：专题视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软”与“硬”》,《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提出“我们可以按照现代科学概念，设定种种文化指标，勾画出古代的文化区域，然而，这些所谓区域是否符合古人的亲身感受？如果不符合，这种研究结论到底有多少学术意义？”但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复原的区域符合古人的亲身感受，即使通过古代文化认知的研究复原了古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那么除了做到“复原”之外，我们是否能提出进一步的学术意义？毕竟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复原只是基础，而绝不是目的。

[35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1、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52].周振鹤：《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地理学报》1993年第1期。

[353].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

[354].王青芝：《〈五洲地理志略〉 的编纂及其思想》,《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55].曹婉如：《十七、十八世纪中国自然地理学思想的特征》,《科学通报》1960年第20期。

[356].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辑。

[357].杜芝明：《宋朝边疆地理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1年。

[358].李辉：《我国古代地理学“三形”思想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59].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

[360].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61].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16页。

[362].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8页。

[363].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1页。

[364].相关的书评参见孙俊、潘玉君《〈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述评》,《地理学报》2012年第8期。

[365].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66].参见潘晟《宋代地理术数区域分布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潘晟《中古时期地理术数在吐蕃的传播——以 〈西藏王臣记〉 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潘晟《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367].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8].鲁西奇：《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2019》成一农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