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历史地理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历史地理”一词的传入

中国古代并无“历史地理”一词，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以往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认识，如吴宏岐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中提出“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 卷第2 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月出版《地学季刊》”[1]。

在各种观点中，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是由侯仁之教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条中提出的，即“历史地理学名称在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2]。这一观点也被很多学者所遵从，如韩光辉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特点及其贡献》中重复了这一说法，即“‘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术语最早经日本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首先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历史地理列为京师大学堂文科中外地理专业（学制三年）的必修课程。当时课程讲授的内容包括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并未超出沿革地理学的范畴”[3]。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侯甬坚，他在《“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一文中从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入手，对侯仁之教授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年至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 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4]

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历史地理”是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我国的。

第二节 从沿革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在传入我国之后，虽然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其并未立刻导致作为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当时所谓的“历史地理学”依然还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如侯仁之教授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提到“‘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已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5]，谭其骧和葛剑雄在《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中进一步深化了这样的认识，即“1935年，《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方法来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教育部所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6]。吴宏岐也指出“总体上看来，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7]。侯甬坚在对《禹贡》半月刊上刊发的论文进行分析后，提出“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考察，发现‘历史地理’一词在半月刊中出现和使用的频率并不高”,“若与日刊《历史地理》最早的第1、2卷相比，半月刊未能开展有关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资料、方法、名称等问题的讨论，则是至为明显的。由此看来，在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历史地理’一词，表明论者在思想观念上可能已有所思考，即他不完全是把眼光放在沿革地理上，而可能还注意着地理事物变化的因素、过程以及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形成这样的思考，其原动力一方面取决于论者个人的学识素养，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论者对现实社会学术发展的关心程度了”[8]。

虽然，以往的研究多强调民国时期的历史地理学依然具有很强的“沿革地理”的特征，但关于从“沿革地理”向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转型，研究者们多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学人在这一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史念海在《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一文中指出，“可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名称的确定和运用，却是近五十年前的事情。推本溯源，是由禹贡学会开始的”。“三年半的经历虽甚短促，其影响实甚广远。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已成显学，侧身于现代科学之列。其所以致此，颉刚先生的辛勤培植，禹贡学会与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实为转折的关键所在。”[9]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第一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中指出“禹贡学会”为后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10]朱守芬在《顾颉刚与 〈禹贡半月刊〉》一文中同样认为，30年代的《禹贡半月刊》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人才，如谭其骧、张政烺、史念海、王庸、侯仁之等，他们为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基础。[11]丁超在《史地徘徊》中也写到，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上的这个过渡时期，“禹贡学会”的创立及《禹贡》半月刊的出版是最具影响力的事件。[12]冯春龙先后在《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 〈禹贡〉 半月刊评述》[13]与《禹贡学会及其成就》[14]两篇文章中指出，“禹贡学会”虽成立不足四载，但是其对历史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通过分析《禹贡》半月刊曾发表的文章指出，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也出现了古代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以及现代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的研究。半月刊内容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胜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范畴，所以“禹贡学会”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着开创之功。姚兆奎在《“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也指出，“尽管就半月刊（即《禹贡》）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化到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15]。最近的研究则是张伟然的《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一书，他认为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所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会；并认为1935年《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订正为ChineseHistorical Geography 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16]

而关于从“沿革地理”向真正的“历史地理学”转型，以往的研究多强调侯仁之教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即侯仁之教授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以及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对历史地理学学科性质和定义的分析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如谭其骧和葛剑雄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一文直接指出，“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其中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利”[17]。类似的还有历史地理研究室集体讨论、史为乐执笔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949—1984）》[18]、杜瑜的《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19]等。

吴宏岐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早在1913年中国地学界就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1934年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也采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外文译名，但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地理研究仍以沿革地理为主，以至1950年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目中，还列为‘中国沿革地理’。曾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在《新建设》1950年第11 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在国内对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以及后来发表的《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和《历史地理学刍议》诸文中，侯仁之教授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侯仁之教授的系列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现实意义，尽管在当时学术界仍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他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将中国历史地理学带进了现代发展阶段”[20]，也即认为通过侯仁之教授的努力，沿革地理才真正向历史地理学转型。

总体而言，虽然《禹贡》的半月刊英文译名改为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且标志着对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之间差异的某些模糊认知，但这些并没有对传统的研究产生太大的影响[21]，“沿革地理”依然被等同于“历史地理”，而“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真正转型是经由在英国受到正规历史地理学训练的侯仁之教授回国后的推动才开始的。当然，这种转型，此后依然较慢。

第三节 “禹贡学会”地位的塑造

如前文所述，在对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传统叙述中，通常将《禹贡》半月刊置于特殊的地位。虽然这种认知从后来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即后来导致“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真正转型的，以及在后来历史地理学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学者绝大部分或来源于“禹贡学会”，或是“禹贡学会”成员的传人，但如果将“禹贡学会”以及《禹贡》杂志放置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审视，那么就会对这一传统叙述提出稍有不同的解释。

从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历史学学术专业期刊产生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当时将史、地二学并列看待，因此这一时期的期刊往往“史地不分”，其中创办时间较早的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创办的《史地丛刊》、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于1921年创办的《史地学报》、中国史地学会1926年创办的《史学与地学》等。到20年代末，随着史学与地学逐渐独立，这类期刊的数量才逐渐减少。不仅如此，在民国时期，开设“沿革地理”“历史地理”的学校也存在一定数量，而课程的开设也代表了这些学校存在进行历史地理（沿革地理）研究的学者，甚至群体。[22]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刊物和参与这些研究团体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与《禹贡》及其学人发表的论文并无本质的区别，比如以往研究中关注较多的《史地学报》和“史地学派”。彭明辉在《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一书中，提出了“史地学派”与“禹贡学派”的说法，并且分析了“史地学派”对于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在将历史地理学思想引入和史地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23]韩光辉在《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史地学派”代表人物张其昀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从这一介绍来看，张其昀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甚至这一理解在30年代超越于“禹贡学会”的普通成员之上。[24]范今朝在《“史地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一文中，以张其昀为主要对象分析了“史地学派”对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历史地理学的“史地学派”，该派以张其昀先生为核心，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创建与学术研究方面卓有建树。[25]

不仅如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无论是“禹贡学会”还是当时其他学术团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将地理学（绝大部分是沿革地理）作为研究历史的工具，这点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是一致的。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地理属于史学，研究历史者必然要研究或者至少懂得“地理”，由此“地理”也成为传统史学的“四把钥匙”之一。众所周知，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的初衷就是服务于其对上古史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主旨，因此“禹贡学会”的大部分成员此后也并未成为历史地理学家，或者至少并不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主要特长，而主要从事历史学的研究，他们虽然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可能做出过贡献，但没有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挥太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如童书业，虽然其撰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略》等论著可以归入“历史地理学”，但其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历史地理学，通常也不被作为典型的历史地理学家，且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

因此，如果从“禹贡学会”以及《禹贡》半月刊所在的时代来看，除了其强调但并未真正理解和实现的“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之外，这一学术组织和刊物所刊载的论文在当时并无特殊之处。当然，这并不是对“禹贡学会”及其成员的苛责，因为这是由当时中国学术所处的大背景所决定的。

正如上文所述，“沿革地理”向真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型，以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建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在这一转型和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都来源于“禹贡学会”的成员，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当属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侯仁之教授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讨论，以及其在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甚至在这两者之外都产生了巨大、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西北地区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这三位学者在当时从历史地理角度入手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此后历史地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出自这三位学者的门下，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三位学者之所以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与早年参加“禹贡学会”的活动存在密切的联系，或者至少他们自身在此后都一再强调这一背景，因此在他们以及后来学者在追溯学术传承的时候，必然会提及“禹贡学会”。由此，在后来对学术发展的叙述中，“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也就被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的叙述中，强调“禹贡学会”及其刊物作用，从后来结果来看，这一叙述并无错误，但却忽略了“禹贡学会”及其刊物在当时时代中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之所以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与“禹贡学会”的成员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后来的际遇密不可分。如果侯仁之教授当初没有前往英国学习历史地理学、如果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能目前历史地理学的面貌会迥然不同，而对学术史也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26]

正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诞生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因此无论是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者都与历史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章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的边缘化

第一节 对学科属性的讨论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众多研究者都曾经涉及其中，总体而言，经过长期讨论，目前基本没有学者公开赞同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下属学科，而承认其应属于地理学。之所以有这种学科属性的认识，应归功于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27]和史念海[28]教授的倡导。但也有少数学者有着不同认识，如黄盛璋等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29]，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社会科学[30]，或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31]。对于这方面的综述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归纳，可以参见尹国蔚的《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32]。需要强调的是，公开承认不一定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实际上目前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的认识依然缺乏普遍的共识，如尹国蔚在《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就提出历史地理学属于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而在各种私下场合依然能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

这种学科属性认识上的差异，归因于对历史地理学科定义认知上的差异，以及认定学科归属标准方面的差异。就历史地理学的定义而言，目前学界大致都赞同侯仁之教授提出的定义，即“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如上所述，乃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的本身，也就是无异把当前地理学的研究，推回到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探讨同一地区或同一地理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当前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和特点。”[33]基于此，以往在认定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上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对于一门学科属性的认知是应当基于其研究对象，还是基于其研究方法。同意历史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学者，基本都是基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地理”；而那些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学者，基本都将研究方法，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大量采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考订等，纳入了考虑。

但一个学科属性的认定更应当是基于其研究对象而不是方法，否则几乎所有学科都可以被认为是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方法互通有无、层出不穷的年代更是如此。例如，历史学，目前除了传统的基于文献的研究方法之外，属于数学的计量和统计的方法以及地理学的GIS的方法已经被接纳，但绝不可能将计量史学认定为是数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也不能将使用GIS研究方法的史学研究认为是属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历史地理学也是如此，目前除了历史学的方法之外，历史地理学也开始采用社会学、人类学、数学等众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但不能说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成为社会学与地理学，或人类学与地理学，或数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那些内心中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边缘学科甚至历史学的研究者，在认定学科属性时，实际上将研究方法、手段超越于研究对象之上，这不仅造成了对学科属性的误解，而且由于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认知，由此在研究上也必然会缺乏深度。

总体而言，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那么毫无疑问，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是属于“地理学”的。但目前在我国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下属学科，由此在绝大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历史地理学也都属于历史系或者历史学院，毕业的学生拿到的学位证书也基本都是“历史学”的，也即当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是以历史学的方式培养出来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节 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的边缘化

在教育部的学科体系内，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科；在传统史学中，“地理”也是历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沿革地理”与“职官”“年代”“目录”并列为历史学的“四把钥匙”；且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历史地理学也脱胎于“沿革地理”，因此在21世纪之前，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不过，进入21世纪，随着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纯粹的考订，考订越来越被看作基本功，只是一名史学研究者所应掌握的基本的学术能力，而不是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以及衡量优秀学者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在史学研究中历史阐释、历史解释的能力日益得到重视，在这种趋势下，以考订为核心的“沿革地理”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同样作为四把钥匙的“职官”“年代”“目录”也是如此。

虽然在1949年以后我国的“沿革地理”就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转型，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沿革地理”的核心，即政区沿革的考订、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对历史地名演变的研究、交通线的复原，甚至历史地理文献的点校和考订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中之重。[34]随着史学研究的转型，传统“沿革地理”的这些成果虽然依然得到推崇，但只是被当作优秀的工具，再难以获得像《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作为对比的是，传统史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职官，已经通过吸收最新的理论，从纯粹的考订向历史阐释转型，从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但目前历史地理学中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也有着转型的趋势，如政区地理中日益考虑到人的因素以及将制度作为一种过程来考虑[35]，但一直未能在理论、方法以及整体阐释方面获得突破。

不仅如此，随着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其本身的研究重点也在多元化，且热点不断增加和转移，在这一趋势下，历史地理学多年来未能提出让整个历史学界关注的理论、方法、观点和问题，虽然也会追随学术热点，如环境史、丝绸之路的研究等，但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地理学大都只是能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成果，即为更高层次的历史阐释奠定空间框架，并未提出可以引领这些领域发展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也未能成为研究的核心。

总体而言，作为教育部规定的历史学下属学科的历史地理学，由于其自身未能真正摆脱“沿革地理学”的束缚，同时也未能跟上历史学的发展，因此在历史学中逐渐边缘化，日益被看成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而不是一门“阐释性”的学科。

而在地理学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属于地理学，且侯仁之教授和谭其骧教授都属于地学部学部委员（后来改为院士），但由于教育部一直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历史学，历史地理专业主要也设置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历史系或者相关学院，因此培养出的学者实际上主要受到的是历史学的训练，由此使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与地理学的研究者之间，在学科背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在20世纪中期，侯仁之教授、谭其骧教授和史念海教授都通过实地考察、文献考订的方式对现实的地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此后随着地理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渗透其中，虽然对文献依然非常依赖，如在以往曾编纂过大量历史时期的地理数据集[36]，但近年来文献的处理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等理工科的方法，而不是历史地理学依然坚持使用的历史学的方法。

在处理历史文献的方法与历史地理学逐渐分离的同时，日益技术化的地理学也为历史学出身的学者设置了技术壁垒，使得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难以加入真正的地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地理学中早就作为常规工具使用的GIS，在历史地理学界还远远未能普及。此外，地理学中通过建模的方式来“创造”数据以弥补文献缺失的方法也被绝大部分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所拒绝，更不用说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了。上述两方面相结合，使得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距离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困难。曾经兴盛一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研究室于1996年的裁撤，应当就是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关系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样的窘境，历史地理学应当何去何从？

第一，地理学并不是不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研究人地关系、地理变迁的一门学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现代地理，因为任何地理现象都是长期变化的结果。比如全世界地理学所关心的气候变迁的研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追溯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虽然目前孢粉分析、年轮等技术手段开始取代了文献中缺乏定量的定性记载，但在气候变迁的机制研究中，存在大量需要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研究领域，如历史上的土地利用，而搜集、解读这些资料应当是历史地理学者的所长。

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历史学出身的历史地理学者大部分不理解地理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甚至毫不夸张的就是，大部分历史地理学者无法与地理学者进行对话，两者之间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巨大的鸿沟。因此，今后务必在对历史地理学者的培养时有意识地强化地理学的训练，甚至在培养过程中强调与地理学者的合作。由此，历史地理学者只有在了解地理学的研究思路、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发挥熟练搜集、运用历史文献的优势，成为真正的地理学者，那么才有可能在某些地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的研究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提升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影响力。

第二，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的下属学科，且这样的划分方式短时期内也无法改变。那么为了继续在历史学中立足，且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应当适应史学潮流的变化，立足于传统的来自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内容，结合历史地理学所擅长的空间分析，在空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做出自己独到的解释，也即要在成为一名真正的历史学者的同时，发挥自己空间分析的特长。但需要强调的是，空间分析并不只是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研究，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空间分析的方法，已经被很多历史学者所掌握，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论著，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空间分析应当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分析，而恰恰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目前所缺失的。

对于学科发展而言，学科属性是重要的，但历史地理学目前处于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状态，不过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无论是要回归地理学还是要继续在历史学中立足，我们都必须要认真、诚恳地拉近我们与地理学的关系，这不仅是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对于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也是必要的。不仅如此，当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日益疏远，为了学科的生存，作为教育部认定的历史学的从业者，我们也必须成为一名真正的具有“现代性”的历史学者。

基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以往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其中有些在后续各篇章中进行分析，在这里着重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历史地理研究的路径大致就是通过归纳各种材料，对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进行复原，然后以此为基础对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归纳。且不说，所谓的“复原”是否能做到，且就所谓的“因果”而言，在研究方法上属于“以果推因”，虽然绝对能找到看似合理的原因，但这种原因只是我们后人认为的原因，必然无法被证明就是当时“真实”的原因，因此通常没有太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很多研究中归纳的所谓的原因，并不具有普适性，只是可能对研究对象中的一部分发挥了作用，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没有对此进行细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目前很多学科都开始放弃对因果关系的简单分析。

在反思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目的，虽然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都反复强调历史地理学的学术价值，但学术价值并不等于研究目的；除了经世致用之外，我们历史地理学所有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指向是什么？答案可能会多种多样，但绝不应当只是“复原”和归纳原因。只有对这种终极问题进行思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才能深化，才能在地理学和历史学中占据无法被取代的一席之地。

第三节 国内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机构和刊物

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是目前国内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方向最全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成立，与1954年开始的谭其骧教授参与和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密不可分。1959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1981年历史地理专业被批准为国家首批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点。1982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1999年，历史地理研究所入选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目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职人员33人，其中教授（研究员）16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讲师（助理研究员）2人、工程师1人、行政教辅人员5人。周振鹤、葛剑雄和姚大力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张晓虹担任所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历史疆域政区与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研究、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主要代表成果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上海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等，此外还有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主办的学术刊物为1981年创刊的《历史地理》，曾为CSSCI来源集刊。[37]现《历史地理》已获批成为正式期刊，刊名改为《历史地理研究》。

二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者是于2003年在原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的，同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1年改建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历史地理学是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支撑学科，奠基人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史念海教授。目前研究院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共有18人，其中教授（研究员）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7人、讲师（助理研究员）4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历史人文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文化名城保护、历史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地理、村镇历史文化等。

主办的学术刊物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和《中国古都研究》集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于1987年，现为CSSCI来源期刊。《中国古都研究》创办于1983年。[38]

三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努力密不可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立地质地理系，侯仁之教授任系主任，从事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教学科学活动。1957年，侯仁之教授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7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分为地质系和地理系，在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内设置了“历史地理小组”。1981年，“历史地理小组”独立为“历史地理教研室”,1984年改名为“历史地理研究室”，且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1992年，以“历史地理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挂靠于城市与环境学院。2003年，在新合并成立的环境学院之下设“历史地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城市历史地理、区域环境变迁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地理学思想史等。代表成果有：《北京历史地图集》（1、2、3集）、《环境变迁研究》（1—5 卷）、《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城市历史人口地理》《宋代农业地理》《从王朝地理到历史地理》《世界文化地理》等。[39]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之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也设有历史地理专业，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历史城市地理、古地图、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军事地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受制于现有的学科体制，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长期无法引进研究人员，随着原有研究人员的退休，整体研究实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前身是成立于1960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下属的历史地理研究组。1977年，随历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20世纪60—70年代，历史地理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参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负责编绘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 80年代以来，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的工作。

目前研究室研究人员6人，其中研究员1 人、副研究员3 人、助理研究员2人。主要研究方向有：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与研究、历史地名、历史地理学学科动态、历史城市地理、古地图、历史军事地理。近年来的代表成果有：《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40]

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完成后，历史地理研究室人员逐渐减少，影响力也有所减弱，不过随着研究方向逐渐从地名、政区地理向历史地理其他领域转型，以及近年来研究人员的增加，研究力量逐渐恢复。

五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开创的，1981年在中国古代史学位点设立历史地理方向，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研究所成员5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1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自然与人文地理演化过程与规律、古代荆楚地理与文化、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41]

六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于1996年，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主要成员7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3人。代表成果有：《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古旧研究》《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主办的《中国

人文田野》集刊，主要反映人文学者田野考察的成果、过程和方法，在历史地理学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七 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中山大学培养了一批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人员；1980年之后，侯仁之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司徒尚纪回到中山大学任教；2003年之后，从复旦大学引入了吴滔、谢湜和于薇三名青年学者；2012年正式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之外，还借鉴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方法，重点从事山地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

八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主要成员7名，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岭南港澳历史地理、边疆民族历史地理和中外交通历史地理。

九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目前研究人员6名，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2人、讲师3人。主要从事历史地名、历史政区、古地图、学术史、气候变迁、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英国国家图书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史地徘徊》《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等。

十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云南大学的历史地理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学术传统。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已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国瑜与尤中、朱惠荣在云南大学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科研。2004年，云南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增设了历史地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2018年成立了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历史地理研究所目前研究团队中有教授3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研究领域涵盖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边疆地理、交通地理、民族地理以及古地图、历史地理信息化建设、历史地理学术史等诸多方面。

除了上述单位之外，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都有历史地理的专门研究机构或者研究人员。

推荐书目

目前出版的历史地理学的概述、理论著作、工具书以及一些著名学者的文集

以下列出了一些历史地理学的概述、综述、理论著作（或译作）以及工具书，此外一些学者的论文集很难归入后面各篇以及各章的内容之下，因此也一并列入（按姓氏的音序排列）。

陈雄：《历史地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 及其学人群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陈芳惠：《历史地理学》,（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1977年版。

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丁超：《史地徘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杜瑜、朱玲玲编：《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1900—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耿占军等：《中国历史地理学》，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版。

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侯仁之：《历史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华林甫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韩光辉：《历史地理学丛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

姜道章：《历史地理学》,（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林頫：《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刘锡涛：《中国历史地理概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恩军：《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

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史念海：《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河山集》收录其中）。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石泉：《中国历史地理专题》，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隋丽娟：《中国历史地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下册和续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谭其骧：《谭其骧全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王恢：《中国历史地理通论》,（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

吴宏岐：《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张伟然等：《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邹逸麟主编：《中国人文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苏]热库林（Жекулин,B.C.）:《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日]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辛德勇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吴宏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2].《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280页。

[3].韩光辉：《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特点及其贡献》,《江汉论坛》2004年第4期。李久昌也持有类似观点，参见李久昌《中国历史地理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若干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5].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新建设》1950年第2卷第11期。

[6].谭其骧、葛剑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华林甫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7].吴宏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8].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附论我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换》,《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9].史念海：《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

[10].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1].朱守芬：《顾颉刚与 〈禹贡半月刊〉》,《史林》2000年第1期。

[12].丁超：《史地徘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8页。

[13].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 〈禹贡〉 半月刊评述》,《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14].冯春龙：《禹贡学会及其成就》,《文史杂志》1987年第6期。

[15].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16].张伟然：《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页。

[17].谭其骧、葛剑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华林甫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18].历史地理研究室集体讨论、史为乐执笔：《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949—1984）》，华林甫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19].杜瑜：《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华林甫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0].吴宏岐：《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21].这方面最新的研究可以参见丁超的《史地徘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其中一些论述颇有新意。

[22].这方面的梳理可以参见丁超《史地徘徊》。

[23].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24].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1期。

[25].范今朝：《“史地学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辑。

[26].丁超在《史地徘徊》中对此有简单的讨论，参见该书第194页。

[27].如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28].如史念海《河山集》第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9].参见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

[30].参见盛叙功《历史地理刍议》,《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增刊。

[31].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32].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33].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34].当然在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历史地理自身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这一现象有所好转。

[35].参见本书第二篇第三章的介绍。

[36].具体参见本书第三篇“历史自然地理”部分。

[37].以上内容改编自邹怡供稿《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辑。

[38].以上改编自研究院办公室供稿《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

[39].以上改编自邓辉供稿《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简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辑。

[40].以上改编自孙景超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室简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辑。

[41].以上改编自《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辑。

《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949—2019》成一农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