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并没有。但是，制造一场论战却是一个“新清史”神话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被固定为“新清史”的精神领袖形象之前，罗友枝是一位杰出的早期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史家，她总能在这些领域中开辟出新天地，例如探索清代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sprouts of capitalism）问题，还有识字率、阶级和性别的问题，以及证明清代帝制文化连续或中断的物质证据，今天她则引导着为东北亚的比较和跨区域史研究奠下基础。她的研究旨趣在满洲人与满语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她对16-20世纪早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趋势的广泛兴趣所致，也正由于研究成就的宽度，罗友枝被选为AAS的主席，并在1995年的会议上发表了她的主席演讲：《再观清代》（即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的《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
她在文章开篇引用了30多年前何炳棣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以一种大部分听众都不会陌生的方式评论道：“在此之后，由于受到当代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对清朝统治的性质和重要性经过了几个重要的转变”。随后，她继续报告这个领域的状况。在一个最开始的冗长段落中，她详细说明了外国学者使用满文档案情况的变化，提到最近许多源自或深受这些满文档案影响的出版物。在随后的一长段中，她提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的变化，以及这种新取向对欧亚大陆东部悠久历史的“非汉”（non-Han）文化及征服政权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变化的益处。她对这些政权中的征服精英们的坚挺存在（而非消失）给予了过分溢美之词，并且回归到清朝的特殊性，进而将其视作一个“多民族帝国”。
在倒数第二段中，她描述了20世纪早期出现的将这些征服政权的文化历史掩盖或边缘化的汉民族主义叙述的影响。她提醒听众们注意何炳棣在1967年的观察，即清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并以一个很简单的评论结束演讲：由于我们发现了新的清史材料与观点，因此中国这最后一个帝国应值得继续得到我们的重视。她没有基于任何特殊的材料或观点为任何研究提出特别的主张，而且预言长期以来即便是最新观点也不会否定的“在未来30年将继续使我们重新认识清朝历史的重要性”。罗友枝当时主张，尽管清史研究的方法或许发生变化，但清史自身会持续保持其重要性，还将被赋予新的活力（这是一个对该领域中存在的很大一部分主张清史研究已经完结、可以被弃置一边以便于人们能将研究精力集中在20世纪的人的信号），发言题目已恰如其分地预示着她的观点。
谁将为这一份描述研究领域状况、并以强调清史研究持续的重要性为高潮部分后结束的报告而感到不快呢？我们都相信何炳棣（2012年去世）因罗友枝的演讲（恭敬、反复地回忆了他1967年的论文）而暴怒，以致于在1998年发表了《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一文。对于一个当时身体状况较为糟糕的老人而言，这篇文章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何也正是由于其卓越的研究和写作伟业而闻名。这篇自称的“反驳”以一个比较刻薄的评论开篇，即罗友枝错误地以为他在1967年的发言是主席演讲，实际上，何提醒他的读者们，他的AAS主席任期是1975-1976年（他也是第一个屈就为AAS主席的亚裔）。有趣的是，正是何自己决定要全力维护“汉化”（Sinicization）。罗友枝对“汉化”的个人评论仅仅基于两个间隔较长的论点：她引用了何在1967年的观点，“清朝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统治者系统性的汉化政策”——何实际上在这篇回应中确认、反复强调其为主要论断——还将其归功于包括何在内的建立这一论断的其他历史学者们，这后来成为费正清与芮玛丽对近代中国史解释的重要部分。罗友枝继续说道，较新的解释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罗友枝在结论中很简要地回顾了“汉化”，称“该论断是说，进入汉族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文化所同化”，指出这是“20世纪汉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
罗友枝的演讲是在说历史编纂学的潮流（historiographical），我到今日也没见到有人批判说她的报告是错误的。她描述的正是1995年的学术趋势，而她也非常恰当地承认何工作的方式创造了一个讨论清朝成功性的参照物。例如，罗友枝曾指出，何将“汉化”作为探索清朝成功性的假设只是在当下学界不再流行了，但并不意味这就是错的。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何炳棣似乎认为罗友枝的话实际上是针对他本人或他的“论断”，因此在这篇“反驳”的开篇，将她的演讲简单地说成是对他个人的“攻击”，他不悦地反驳罗友枝对其有关清朝遗产的多面理论的片面关注，以及她对其有关汉文明起源通论的缩减表述。
罗友枝要如何、且为何应将她针对1996年清史领域状况的演讲变成对何炳棣有关清朝历史观点的冗长、细致的考察呢？他主张的观点已多年没有影响力了——这没有谁去解释过。在何炳棣的回复中（尽管标题没有直接指向罗友枝的整体演讲，但是他对一些段落给予了严重扭曲的重视），他表现出对近期出版物的精细了解，惊讶于他所描述的某些人已不再在这个领域中了。在读文章时，我很惊讶当然也很荣幸地发现何知道我的所有事，就像我这一代的同辈一样，我从刚知道他起就非常尊敬他。但是，尽管何表面上对近期英语学界有关清史研究的名字与题目的知识非常丰富，但是他对内容的了解似乎是有限或缺乏的。
罗友枝对批判“汉化”的祈求，就像我已经表述过的那样，并不是她观点的全部，而只是征服政体（特别是清朝）中精英身份的问题。对英语学界中“汉化”使用的批判，并非在否认来自汉人的语言、习惯和制度随着时间被邻近或间隙的民族所采用。这是第一次对过去将身份归约为非满即汉的过分简化的观点表现出不适。同时也质疑“汉化”的使用，暗示中国历史上这些变化并不是世俗的“同化”（assimil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而是一种无需明显的军事或经济介入而只通过魅力超凡的汉文化就将欧亚东部广阔的文化进行转化的特别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费正清学派的话语中，“汉化”被暗示为一种基于某些除汉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的物质霸权以外事物的历史过程；言外之意，就是除了不能解释的汉文化的力量之外，关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1800年间中国非凡的领土扩张问题没有能提供任何解释。简单来说，对“汉化”的批评是因为它用一种文化转化的神话取代了同化和涵化的过程，使得真正的复杂性、演变及同化和涵化的局限变得模糊不清。而产生自英语学界的对“汉化”批判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对历史上中国奇迹般的疆域扩张的最佳解释是什么？到底是通过经济霸权、边疆殖民和军事征服，还是汉文化的魅力？
简而言之，截至1995年的对“汉化”的批判，只是同属于那一时期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概念与词语的简单的副产物。未能察觉这一点的唯一原因是，在阅读罗友枝的演讲及随后文章时，完全脱离了其所出现的学术语境。但是，何在1998年的回应则表明这样一种误读在当时是可能存在的。他的文章是对汉文化传播的长时段的叙述，完全与罗友枝曾提到的清史研究中对“汉化”的批判无关。这份使人印象深刻而且十分有趣的历史复习就像它的开头一样远离了依据，“罗友枝也许更应该有益地开始探索目前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化作用——既然当代中国忙于重新界定其与西方的文化关系，汉化就与西化和现代化有了新的关系——而不是随便地、舒适地安于时下时髦的‘文化批评家’流派，机械地用空论代替学识和历史的观察”。回顾过去，人们深感如果何没有试图杀死他基本错误描述的历史趋势的信使，而是真正理解罗友枝在演讲中提到的“汉化”，这对他将是多么有用处啊！
罗友枝从未回应何炳棣的指责。他们之间没有辩论，没有战争，除了何攻击罗友枝没能专注将本来传达研究现状的主席演讲奉献于重复他的有关清朝扩张的理论之外，没有任何事情。为什么，在今天，一些中国的历史学者热衷探讨论战这一与罗友枝和何炳棣两人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并将其与“新清史”联系在一起呢？
很显然的答案是，这是神话制造（myth-making）的一部分，是批判“新清史”的基础，而罗友枝的演讲与何炳棣的“反驳”被视作基础文献。这部分解释了整体“新清史”观念的空论基础。当时罗友枝是在报告英语学界的历史编纂学，包括它的材料与趋势，而何所报告的是他所视作客观历史的东西，他想象着能以某种方式使罗友枝所言的内容无效作废，但实际上两者并无关系。但是在制造某种“新清史”的档案或理论基线的需求之外，仍有一些其他在继续进行的事情。现在已有历史学者发现继续歪解罗友枝的演讲的必要性，这有助于补充虚构的“新清史”的主张并且反驳它。
在这些反“新清史”潮流的最新补充中，有一篇是徐泓教授发表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文章，它与早前李治亭和钟焓的风格不同（注：对这两位学者的具体遣词评价请去看原文，我在这里不译了）。他写得十分冷静，提供了许多有关确实发生在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信息。我认为在近期的诸多文章中，这篇能真正体现出作者关于中美历史学者间有意义的历史交流的兴趣。不幸地是，在摘要部分幻想就出现了，我们被告知“新清史”起源于罗友枝对何炳棣在1967年文章的攻击；我们然后被告知在2000年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界加入论战，论证剧烈而白热化。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它将检验辩论中使用的学术规范，以避免非学术意气。
听起来不错，但如果基本的神话已经被毫无保留的接受，所有的这些客观性又将如何实现呢？
这篇文章提供了很多源自美国和中国学界的极其可信的特征描述，包括美国学界对民族主义的怀疑态度，以及1989之后美国内有关中国人权的焦虑（徐并未做出具体解释）。这篇文章提到了定宜庄和刘小萌，将他们视作主张客观回顾西方学术以认识到其诚实优点的案例，尽管西方学术中的其他部分被无视或被拒绝接受了。徐能言善辩地描述了当下治中国史的中国学者的困境，仍然要依赖于西方产生的历史变化的概念，“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
问题在于，当徐试图将这些观察及大量细节汇集成一描述“新清史”背后政治动机的宏大理论时，我们迅速地步入了一个充满了错误假设与逻辑匮乏之域。
徐在文章开端调用了一些基础文献：罗友枝在1996年，以及卫周安在2004年发表在《国际历史评论》的文章，使那些读到他的中国学者们天真烂漫地以为“新清史”是一个实体，而不是作者的历史编纂学的构建。然后，徐认为何在1998年的文章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直到而且包括满洲人在内的非汉征服王朝确实采用了汉人的传统与制度，由此指出许多罗友枝的“观点”中的“失真之处”。然而，徐要么是没有意识到在何对罗友枝的“歪解”中没有说出任何反汉化批判的实际内容，要么就是没有找到能向读者指出的原因。
他也不懂美国学界的规矩。在一个可怖且自命不凡的段落起始，他写道，“何炳棣批驳罗友枝之后，罗友枝并无回应，其他学者亦无多大反响”。这是正确的。我们从来不回应不喜欢的书评，除非在很罕见的情况——就像发表一篇反驳自己不喜欢的AAS主席演讲一样罕见。我们试图尽我们所能地沉默容忍辱骂，这是一种文化。何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那时已经退休了，而且身体状况不明，本将是最后一个反对其他其他学者表现出愤怒的人。我们都知道即便是天才人物都可能有糟糕的一天，制造出笨拙而无关紧要的事物，就像何在1998年一样。只有一些粗鄙的人才会通过进一步激怒他的方式强迫何他变得更为奋力激动或可能同样去做专题演讲。而任何的回应宁愿要短促一些，基本上，“这并不是我们在讨论的东西”。
徐收集到的文献还包括郑小威的文章，“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还有Lynn Struve主编的论文集，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2005，徐认为这是一本讲“新清史”的书，没有说明原因）——令人惊讶的是，徐并没有提到真正的“新清史”的著作——欧立德（Elliott）、米华健（Millward）等人主编的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2004）。总体来说，与其他相比，似乎徐这篇文章因为参考书目的古怪而更引人注目。在遗漏掉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一书后，徐明显困惑地评论道，“似乎西方学界的‘新清史’论争已沉寂下来”。他的话使人感到疑惑。
徐接着注意到他所认为的后何炳棣时代的何炳棣主义的强波。其中以赵刚的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Reinventing China”（请参考我先前对文中忽略dulimbai gurun中国的复杂性的评论）为开始，随后是黄培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1583-1795。后者是另外一位卓越学者的出色著作，被徐认为是试图综合处理新清史视角，并且修正新清史的放肆主张，即清帝国保留了满洲特色。
徐注意到欧立德因为这个原因而对黄培进行批判，对徐而言这意味着美国新清史家与中国何炳棣主义者之间又发生了一场进行中的辩论。欧立德写给黄培的书评，发表在《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上。从某些方面来看，我认为这是很不幸的事情，特别其中是肯定了罗友枝与何炳棣之间有一场论战，而他的假设——与徐很相近——“新清史”确有其事。像徐一样只阅读过不完备书目的学者只需要读这篇书评（就像徐所做的一样），就会认为所有的美国学者被卷入了这场戏剧性的争论，并且排着队急切地想将手上的球砸向何炳棣、赵刚和黄培等任何其他向学术潮流警察提出挑战的人。
实际上，欧立德的书评是针对黄依赖于近期学术作品与他同时存在的观点（关于这些方法并没有特别有用的地方）之间矛盾的谨慎分析。不过徐对这篇书评的看法有一些要讨论的地方。徐相信（在我看来，因为他读美国的学术作品还不够，尽管他已经比他的同事们读得要多多了）美国的清史专家只根据他认为属于“新清史”的征服、“族群主权”的满洲人、满文档案、飞地、族群敌对等等来思考问题。他还把欧立德的书评读成了辩护，意味着被挑战其“新清史”方法的美国学者将会诉诸于僵硬顽固的被具体化的罗-何论战，或一个“新清史”学派，并且声明“新清史”产生的巨大的新发现。对徐而言，这表明他对美国学者有关清史的态度的特征描述说到了点子上，他的批评是合理的。
看到徐泓在阅读书评时的狭隘之处，为有益身心健康我们需要读读像Madhavi Thampi的Reinterpreting China等一样的作品，她回顾了在上个30-40年间有关中国历史阐述的最重要的变化，而在非汉语言文字材料和有关清朝统治的新解释被注意到时，她也提醒我们同样大或更大的变化：挑战-反应论的消亡，作为一种简单解释工具的“中国中心主义”的不足取之处，在中国和西方的阶层动力模型（市民社会、企业主义和城市化）的使用，经过修订的、且更有现代人口学意义的研究，对民族主义及效果的再思，以及新的现代化模型。中美学者间有许多可以互相分享之处，而这在很多方面要归功于那个处于与“新清史”有关的任何事物都相当不同的背景中的罗友枝。两国的清史专家们或许认为，在普遍使用“新清史”为研究清代的一个定位点的效果影响下，他们对专业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狭隘了。
除了这篇书评以外，徐的印象是认为黄培的书被人忽略了，但我觉得这并不十分正确。尽管徐假设欧立德的书评是美国学术群体总体的观点，这使他感到大部分西方的中国学者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清史”。他之所以没有发现其他学者评论“新清史”，仅仅是因为它并不存在。一小部分学者在2004年时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给他们自身加个标签，但对大部分其他学者，包括罗友枝、我、欧立德、米华健、路康乐和其他每个人而言，我们的工作只是存在于主流的现代历史话语中，其中身份认同需要多价、动态的理解，而历史例外论只是过往的事情，语言多样性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和国家的状态，需要找寻许多此前曾因漠视差异（阶级、性别、文化）而未能深入探索的新研究材料。
徐继续给读者讲“新清史”神话在2000年之后的发展，这是故事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包括定宜庄、汪荣祖和其他人在内的学者开始发起讨论“新清史”的会议，自2006年起会议和出版物的数量在增加。根据徐的话，而我也通过其他证据相信他的话，这些会议并非全部是批判性的，有些是被提高信息水平的精神所引导的。他所没能注意到的是，在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开了任何被称为“新清史”的会议。
徐忘了2008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Towards a New Paradigm in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参加者中有定宜庄、米华健和我。定发表了一篇吸引人的文章，“Thinking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nzu’ since 1950s”，米华健的文章是“Chinese World Views and How the World Views Them: Inventing and Reinventing China”，我的文章则是“The Influence of Altaicism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其中没有“新清史”会议；然而，我的部分论文同年在首尔出版，还有针对目前中国国内认为存在类似于“新清史”事物提出保留意见的论文“A Reserved Approach to‘New Qing History’ ”，次年在中国发表。这篇论文在中国被广泛传播，还被李治亭教授读到，就在他2014年发表的《“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一文之前。徐遗漏了这一点。
就满文材料而言，徐针对这些被他打上“新清史”标签的学者研究的意义讨论（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讨论蒙文，仅仅一提）表现出一种独有的不精确与逻辑错乱的结合。他注意到，对不同的“新清史”学者而言，满文档案的重要性其实不同。路康乐的《满与汉》中没有使用满文材料；罗友枝使用了一些满文档案材料，但大部分都是汉文档案；柯娇燕使用的多数是已出版的《满文老档》；欧立德使用了大量满文朱批奏折，但大部分已被翻译为汉文。
这多半似乎是不公平的（尽管我至少使用了与《满文老档》相当数量的Mukden i fujurun bithe 盛京赋和《中庸》的满文翻译），但徐的意思是什么？按照他的观点，罗友枝在1996年号召清史专家都要开始学习并广泛的使用新的满文档案。这种满文档案在研究中使用的变异被他认定是“新清史”的特点，在他看来，这是对罗友枝的控告。根据徐的话，罗声称的观点并没有在被他盯住的历史学者的工作中有明确的证据。他抱怨道，甚至有人极端地提出：不识满文，就不能研究清史。这是真的吗？罗友枝在开头的报告是在说新材料及其对这个领域的影响。确实，但那并非是徐描述的内容，有一些人指出学习读满文档案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与蒙文对比），而那些没有掌握满文来研究清史的研究生可能正在犯错误。确实，但那并非是徐描述的内容。
关于满文档案在近期出版著作中的使用，我们在此看到不同学术世界间坦诚的差距。中国学者比美国学者更侧重围绕综述和引用之前未经审核（即便已经出版）的档案来设计他们的著作，而之后产生的就是二手文献。美国学者更倾向于确认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检验是否还能凭借这些档案继续深入，如果档案是新的，那当然好，如果不是，也仍有揭示出新视角的可能。不仅如此，掌握阅读满文档案能力的价值与满文档案使用的数量没有关系，甚至只用一份，也能说明阅读满文档案的能力。例如，徐无疑认为赵刚2006年的文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提供新的档案，只是运用了作者的满文知识，提出了一个徐承认是非常重要的阐释。
徐没有承认的是，如果缺乏罗友枝在1996年强调的学术技术，那么赵的文章可能就不会出现。至于路康乐写《满与汉》时，并没有人称满文档案将是紧要的。它们可能是有用的，特别是对新疆研究而言，但是没有任何人认为因为他没有用满文档案就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至于罗友枝的例子，能够使用满文档案以及其所揭示的汉文史料中找不到的信息的程度是不同的，她没有义务主要用满文档案，而且她也没有声称要这样做。
关于欧立德的材料已经被译成汉文这件事，完全是不恰当的。任何同时使用满汉文材料的人都知道信息与细微差别并不等同，从一处搜集到的与其他地方的通常不一样，特别是当满文原始档案被译成汉文后，这是特别正确的。至于我的工作，除就我现在能想到的仅有的一两个例外，我使用的材料都是出版的，并且以著名的皇家版本重复出版，它们都已经被译成汉文。我的课题是意识形态，有关意识形态的事情就是通过媒介扩散，或许有一些私密的、未公开出版的、未知的意识形态档案，但是我不能想像那将是什么样子。这些话的隐含之意是我的课题。如果我读不懂满文，我就没办法做任何工作。做一个类比吧，我已经见过至少三种译成中文的美国宪法，我们是不是就不再要求中国的美国史专家们学习英语了呢？
徐继续讨论汉化，但是他只是重复何炳棣在1998年枯燥的历史编纂学的误解。这是文章中很长的一部分，即证明清朝采用汉人制度的新证据。我们跳过吧。
更重要的是，徐探究他认为“新清史”的意识形态威胁以对文章进行总结。他通过罗文中《清史与汉民族主义》一节，提到罗友枝1996年的文章从未被完整译介，大部分的中国学者读到的都是间接摘要或经过细致删节的部分翻译。徐抓住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窘境：“支持‘新清史’的文章，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没读到，对罗友枝这段论述总是略而不谈，似乎是怕读者读到之后会引起对罗友枝论文学术性的怀疑”。真是这样吗？徐的意思真是在说中国学者的专业判断是如此脆弱，以致于反对哪怕罗友枝的一个观点，都将导致对她整体研究成果的怀疑？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新清史真正的意识形态情节，徐继续翻译了她那一节的最后一段，“他的总结是中国是一个‘沒有真正融合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nationless state)’”。
徐接着说了两点可信的话。首先，西方学者倾向于质疑民族主义，指责它是世界上大部分矛盾的根源；其次，在1989之后（他没说为什么），美国学界对中国的态度发生逆转，着重强调人权。但是徐接下来基于这些要点总结道，罗友枝1996年文章中这一节的遗漏趋势使“新清史”清楚的政治议程被模糊化了。对他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段落，它的节略，包含了新清史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困扰中国学者的程度。这是反民族的，用“反殖民主义”的表掩盖了促进中国边疆区域的政治特异性和文化独立的想法的里。
按照徐的观点，很可能部分“新清史”学者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欺诈是值得深思熟虑的。因此，他建议中国学者，在一方面，遵从刘小萌的建议。学习他们能从新清史中学到的；在另一方面，警惕新清史潜在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并且尽其所能地创造自己的民族话语，徐从开始到结束都主张“新清史”除名字外总体发明自罗友枝在1996年的文章，仅仅在后来2004年被欧立德和米华健提议为“新清史”。在徐看来，对抗新清史运动的真正英雄是何炳棣。“新清史”的另一种仅有的命名方式是罗友枝主义（Rawski-ism），并被自1998年起的何炳棣主义（Ping-ti-ism）所反对。
尽管语气冷静，而且许多观察都给我以精准的印象，但是徐这篇文章基本的假设是令人不安的。他看到了一种或持续的、或被打断的争斗，就在何炳棣的继承者与罗友枝的继承者之间。他也察觉到一种未言明的意识形态争斗，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尽力寻找不仅是中国中心而且还是中国创造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有一堆非汉族的历史学者在试图阻挠这种历史的发展。这种内心结构藏的很深，表现出对事实的高度抵抗。很可能对一小部分历史学者而言，自认“新清史”是并不明智的，他们的本意是给自己贴个标签，实际上却成了靶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2004）。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主动提供靶子，那么一些中国学者就会创造一个（何炳棣与罗友枝）。这些是试图创造任何例外论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一种征服者没有征服、统治者没有统治、战争不是战争、胜利还是胜利而失败却是胜利的叙述）的困难时期，当下国际历史思潮的整体力量是与之相悖的，不再倾向于将国族史与全球史分离开，而是试图将其推入全球和比较的框架中。尽管徐泓并未声称只有“新清史”要为中国学者的困境而被责备，他确实认为他们需要自觉抵制一种新的中国国族叙述的意愿。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这是正确的，而事实是这样的，如果他好好观察一下这些被他认定是“新清史”学派组成的学者的个人事业，他就会发现伤害中国是离他们头脑最遥远的事情。在英语学界，我们都是何炳棣的继承者，我们也都是罗友枝的继承者。我们不会被微小的搏斗而撕裂，但我们所有人都是作为个体而被我们时代的主要国际趋势所影响。只有在一种唯我论的世界中，才会使罗友枝主义者和何炳棣主义者被具体化为分离和怀有敌意的部族。
我建议当中国学者开始阅读我们的著作时，他们会发现威胁并不是来自“新清史”，而是来自使“新清史”与由其他美国、欧洲和日本史家实践过的任何其他历史难以区分的主流知识趋势。我个人认为徐在主张每一种历史叙述都有意识形态框架和限制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尽管一些历史学者的严正声明他们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如果这些给自己贴上“新清史”标签的历史学者果真声称自己实际上是客观公正的，就不要相信他们。
但我更强烈建议如果你想继续批判罗友枝，那就去阅读罗友枝的研究，看看她到底说了什么。如果你想了解使用满文档案的所有方式，那就开始使用并去试着找到它。如果你想对“汉化”的批判提出一种批评，那就要看看它到底说了什么（并非是关于征服王朝是否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语言、服饰或其他）。如果你相信每一种历史叙事后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命令，那就回头看看对神话般的“新清史”的批判，并寻找到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