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何中国几千年创造发明了这么多科学技术，但现代科学的诞生却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也就是所谓“李约瑟之谜”。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谜题:为何中国古代曾经有那么光辉的历史成就，现代经济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诞生，或者说中国经济思想为何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而要从西方引进经济学。对此问题，经济学界也有一些讨论。黄少安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地大物博，不存在严重的资源稀缺，因此以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以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学不发达。易纲则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经济科学的发源地，与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有关，与形式逻辑的欠发展有关。从经济思想的学术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学术比较注重事物内部各方面、各环节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作用，缺乏分门别类的精细研究和共同话语的范式构建，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思想理论图像的清晰度。
其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本蕴藏着诸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元素，孙中山甚至在1912年就提出“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的说法。关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贡献和历史地位，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仅介绍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成就所给予的肯定。
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施格在其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写的序中就指出，儒学“是一伟大的理财体系，伟大的道德与宗教体系”。陈焕章学贯中外、兼通古今，其专著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诠释儒家经济思想，无疑为国际学术界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打开了一扇大门。凯恩斯1912年曾在为《孔门理财学》作的书评中花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转述中国的货币制度和思想，并指出汉代贾谊、宋代袁燮、明代叶子奇等“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
除了儒家经典的经济面向广受宣扬之外，道家老子的治理哲学和经济思想，以及司马迁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1966年9月，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讲演中就曾指出，《老子》第57章的“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这句话，正代表了他“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精髓。奥地利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穆瑞·罗斯巴德在其著作《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中对道家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庄子重申并发挥了老子“清净无为”的思想，是第一位发展出“自发社会秩序”的思想家，比西方发现这一思想的蒲鲁东和发扬这一思想的哈耶克要远为超前。著名经济学家莱斯利·杨格则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于《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水之趋下”，而斯密在创作《国富论》之前去法国访问，杨格推断斯密曾直接从杜尔阁及与之熟识的两位留法中国学者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很多经济概念，可以发现其往往缺乏一致公认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常常因人因事因时而异，这就导致难以形成具有可继承性的学术传统。并且，在重务实轻玄想的思维习惯下，由于注重综合而忽视分析，注重人文意蕴而忽视科学内涵，注重规范性质而忽视实证性质，古代思想家们鲜有将这些零散的经济思想归纳、演绎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经济理论体系，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认知停留在直观性、表面性的经验层面，没有上升到抽象性、思辨性的理论层面，从而未能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科学。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因此就没有现代意义了呢?显然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其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其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派提供思想牵引;其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哲学基础。
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讲究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深刻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蕴含的深层内核和基本精神，并进行必要的现代转换和诠释，可以为判断、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提供独特的视角和路径。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在挖掘、整理、展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的同时，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联结起来，发挥其以古鉴今、经世致用的功能。
单就改革而言，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有数次变法、变革，其中的改革思想就有许多值得引以为鉴之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历史上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刘晏变法、后周世宗改革、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等，这些变革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时期对既有体制机制桎梏的突破，史家对于其利害得失均有研判，如能善加辨析、记取，对全面深化改革大有裨益。诚如钱穆总结历代政治得失所言，“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改革已经成为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必定涉及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转型，是制度的大规模变迁，因此必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果还是只在某些方向上进行零碎的制度变迁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核心命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无为而治思想，对于当下的治道变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实，“无为而治”不是道家的专利，在儒家的思想源流中也有迹可寻。早在《论语·卫灵公》中，就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叙述。在汉初学术走向融合的大背景下，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道家“无为”学说基础之上，也融入了儒家“无为”思想的成份。司马迁基于此提出的“善因论”，其要义就在于对“俗之所欲，因而予之”(《史记·管晏列传》)，给予并保护私人从事农渔工商等经济活动自由，以为其自身谋利，进而实现民殷国富、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这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个体自利的现实之下实行“简单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自然而然达到一个可能是非自利个体本意的结果，实现利己和利他的激励相容与共融，导致社会福利的整体提升。也就是说，政府要实现善治目标，就必须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不能过多地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因为那样常常会适得其反，既压制了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也无法集中精力将该管的事情管好。
贯穿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辨，对于扭转当前中国社会上重利轻义、商业伦理滑坡的现象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孔子那里，义和利是对立的，可用之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则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也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都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贱利。与儒家不同，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理学繁荣的宋明时期也非常重视义利之辨。“二程”、朱熹等理学的主流派依然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相斥的，“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语录》)，而陈亮、叶适等的功利之学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主张以利导义，“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这其实与市场经济讲求经济与伦理的统一是一致的，单靠市场主体内在的道德规约不一定能够奏效，应该从利入手完善激励机制，才能匡正经济社会秩序。限于篇幅，此处仅列举一二例。其实，传统经济思想中还有许多与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相恰的思想元素。
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与寻根
近代以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条主线，当下国人的问题分析和理论创新基本都是以此二者为基础。上世纪90年代，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理论并没有给中国提供现成的答案，全面照搬西方的经济学是行不通的，因此提出“创造中国独有之经济学”以及“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的论断。这一思潮一直延续至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的学术呼吁形成了历史呼应，如唐庆增即认为“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王亚南亦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自称将“‘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我研究的重心”。
关于要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是有争论的。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更有学者直接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基于此，我们认为妥帖的提法应该是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经济学派。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已经有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瑞士洛桑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众多带有国别色彩的经济学派，其起伏演变大致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逐渐移往美国的变迁轨迹，这也是与全球经济重心的迁移相随的。所以，有理由期待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派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审视当下，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经历，其市场经济的历史厚度非中国可比拟，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城乡二元体制积弊之深，包括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等，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所以，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之中，以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解释力、影响力和预测力。那么，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派?又由谁来创建呢?显然，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在经济学说史上，许多经济学家面对社会转型提出理论上的创新，并吸引了大批的学术追随者研讨精进，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和革命。中国经济学派的创建也需要一批如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等的经济学大家及其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继承、竞争与合作来推动，才能达至目标。
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建至少需要两大条件:一是此前社会历史上有过充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许多先行理论元素。例如，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欧重商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等都已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过很多研究，积累了大量理论素材。二是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和经验的积累。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工业革命这么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试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多年，再过20年左右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必将积累足够多的素材和比较丰富的经验，其中定不乏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元素和经验总结，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学派创新建立扎实基础。
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不应是“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而是在遵循一般性和普世性的基础上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此，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二要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三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中的有益元素。三者不可偏废，过去一直备受忽略的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思想渊源尤其需要加以重视。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这个哲学文化即为德国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发展和创新中国经济学派，同样需要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些被长期保留下来的基本要素，其历史积淀愈深，持久影响力也将愈大。比如，在现代经济学的伦理和生态关怀复归趋势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合一的伦理养分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尤其值得充分汲取。
儒学的复兴与中国式管理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了古代中国的合理化经济发展，不能形成新教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上世纪70年代，韦伯的这一论断遇到了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崛起的挑战，其后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余英时分析了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精神，指出儒家伦理也具有新教伦理的“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eticism)特质，具有“勤”、“俭”等资本主义兴起所需之条件以及“理性化的”贾道。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这些精神要素必须在其他客观条件，尤其是经过“理性化的过程”的政治和法律的适当配合之下，才能推动合理化的经济发展。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儒家伦理的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元素与一些现代性的因素相结合，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儒学指的是融合各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今思想没有高低之分，差异在于论证的一致性和严谨性。儒家伦理、儒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其对宏观经济面向的促进作用，也在于其对微观管理层面的借鉴作用。古代的管理思想一般都很简练，但那些对人性进行深刻揭示和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会穿透时空，给今人以启示。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和黎华伦即认为，“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全球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所能解决的，需要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台湾学者曾仕强对中国式管理模式曾做了一个界定，即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是一种合理化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更具有包容性，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从事管理，而事业则是修身、齐家及治国的实际演练。卷轶浩繁的古代经典文献中蕴藏丰富的管理思想，历代齐家、治国、用兵、经商创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传统管理思想与实践可以给当今管理者深刻的启示。这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概念界定，其本质是中国文化主导的管理模式，融合了西方优秀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当然，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构建，也不能仅仅是从古典文献入手，还需要着眼于当代企业的成功实践，加以理论升华。
反观西方管理模式，亦经历了一个向伦理、文化复归的过程。早期工业革命使得经济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张，在“工具人”、“经济人”的行为假设下，企业管理也越来越机械化、制度化，使得人性的异化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为了扭转这一管理偏差，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经历了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管理科学阶段、企业文化管理阶段的发展进阶，使得科学思维与伦理文化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背后是人作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的本质属性得到正视。实际上，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也是从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开始的。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在企业文化的营塑中，通过注入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价值元素，可以弥补制度刚性管理不足，促进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具有人文底蕴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形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随着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中西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大分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渐渐落后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通约性，中国经济学派应是建基于一个可通约的研究分析框架和规范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上的。这就需要推动传统范式的转换。否则，还会落入传统经济思想的旧的发展路径之上，难以有大的创新。
(程霖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陈旭东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载自文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