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兴起于近代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致力于经世济国与富强中华的学科，更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所长。文章回顾百余年来学界前辈投身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心及努力发现，每一代学者始终将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挖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要素以及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走向世界，作为全力肩负的学科使命。未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须在发展方向上紧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在治学方法上融通古今中外，在研究与探索中践行前述四个维度的历史初心，从而在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充分发挥学科价值。

关 键 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历史初心  学科使命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兴起于近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从形式上看，中国经济思想史以中国历史上各时期产生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发展演变规律，应当是一门回首看、溯过往的学科。但若深究学科本质与历史脉络，中国经济思想史又是一门向前望、思未来的学科，以经世济国为己任，强调学以致用。百余年来，各时期仁人志士之所以要继往圣之绝学，挖掘前人在经济问题上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并加以重新审视，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思考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万世之太平，为实践探索提供积极的借鉴作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尤其当今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更应秉承初心使命，发挥学科所长，继往开来，砥砺前行。本文拟溯本清源，总结回顾百余年来学界前辈探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心及努力，温故知新，重新审视这门学科的独特价值和中心任务，以期为学科的发展深化提供参考。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初心：经世致用、富强中华

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立足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思考“变革”与“富强”这两大时代主题。通过梳理历代学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与意义的认知，可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初心归纳为四个维度：一是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与世界意义，将树立自信、复兴文化作为首要任务；二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将根除时弊、富强中华作为根本目的；三是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将立足本土、选择创新作为内生动力；四是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将走向世界、贡献智慧作为必由之路。

（一）首要任务：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与世界意义，树立自信，复兴文化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五千多年，历经数个社会经济转型与学术思想繁荣期，积淀了底蕴深厚、内容丰富、涉及广泛的经济文化遗产。无论是光辉灿烂的古代，还是历经曲折却自强不息的近现代，都产生了许多内涵丰富而独特、具有分析性和创新性的经济思想。近代以降，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始终将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从全球范围考察其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作为学科首要任务，以图在世界文明之林树立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烛照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近代中国在民族危亡之际，总结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成为觉醒国人迫切找寻文化自信的历史必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卷入世界经济文化浪潮，欧美经济思想开始流行于中国，而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却从未对自身的经济思想进行过系统梳理与历史研究。中西方在经济实力与经济学说方面的双重差距刺痛了国人朴素的民族自尊心，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着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试图从古人思想中挖掘闪光点、找到不逊于西方的经济思想。1926年，中国第一部以“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出版，作者甘乃光认为中国古代虽无经济学但有经济思想。①1936年，李肇义在其留法博士论文中指出，先进的经济科学需要繁荣的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于古希腊和罗马的、高度发达且系统化的经济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令其他文明相形见绌的重大意义，并曾对法国重农学派产生重要影响。②同年，马寅初表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古先圣哲经济思想之灿烂，较之欧美各国，未遑多让，惜汉后儒者以言利为讳，经济思想遂少系统的发展，海通以还，西学东渐，欧美经济思想史，遂亦风行于我国矣，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者，尚鲜其人，能无憾乎”。③唐庆增则称其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就是希望能引起国人研究我国经济思想的兴趣，④并主张“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⑤上述前辈学者的探索，拉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序幕。虽然彼时的研究视野主要局限于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但从前述论述中可知，发端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就蕴含着国人摆脱文化自卑、树立文化自信的学术渴求。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积极地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研机析理的总结。有研究认为，“我们祖先的经济思想”放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也堪称是“一群灿烂的明星”，“足以使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惊为奇迹，也可以证明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经济分析还不如欧洲中世纪的现代美国庸俗经济学者是何等的愚昧与无知”。⑥198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其创会宗旨正在于“为了很好地推进对旧的经济思想遗产的整理和即将涌现的新的经济思想成就的总结”。⑦

为客观准确地评价中国经济思想的价值和地位，许多学者主张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总结，并进行中外比较研究，进而了解“我们祖先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什么贡献”。⑧赵靖曾“痛感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迄今还很不普及”，因此主张“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总结祖先留下的这些内容丰富瑰丽的经济思想遗产，以“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⑨巫宝三也指出，为了“破除一般轻视我国古代无何经济理论的观念，树立民族自豪感”，必须系统梳理“悠久而丰富的古代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并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论著中，确实有不少卓越的至今犹烁发光辉的经济分析”。⑩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学者对这一方面的表述更加自信。如严清华等主张，应“勇敢地和外国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优势与不足”，从而认清中国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11)蒋自强等编写的《经济思想通史》指出，研习经济思想史“必将增进我中华学子、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进而鼓舞其为经济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12)谈敏强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体系总体上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的，包含着“与同时期世界上任何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的丰富而光辉的成就”，也包含着“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而颇为典型的经济观念和思维习惯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中“足以引为自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深深沉淀于文化底层，不易改变。(13)

文化的兴盛，历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强盛的重要支撑，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必然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百余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危亡边缘到民族独立再到国力强盛、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的崛起过程，历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不断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不断加深对中国经济思想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的客观评价与科学认识，将前人传承下来的经济思想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自信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根本目的：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根除时弊，富强中华

人们在思考当下经济问题，寻找可能对策时，常常通过两个渠道来获得思路上的启发：其一是跨越空间，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其二是跨越时间，从历史上寻找类似案例参考其解决方案。西方经济理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为国人提供了跨越空间的经验参考，但这些外来学说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在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方面存在不足。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摆脱落后，富强中华，借鉴外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考察回溯先秦经典，试图通过融通古今中外、综合跨越时空的经验，来寻找若干能有利于当时经济发展的思想与对策。此后中国历代学人始终把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根本目的，希望从前人智慧中找到根除时弊的良方以富强中华。

早在19世纪末，梁启超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便言明，该书的写作缘于“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因此挖掘湮没千年的“前哲精意”，主要是认为“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14)步入20世纪后，国人逐渐意识到，要找到适合中国的救国方案，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实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不仅需要研究外国的经济思想，更要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甘乃光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并进行中西比较有助于了解经济思潮的“前因后果”与“学术进化的途径”，为中国将来必定经过的工业革命提供帮助。(15)李权时指出，研究“中国历来经济思想之关于经济制度者”，主要是为了寻找既“最合乎国情”又“最合乎公理”的经济制度。(16)黄汉相信，要“解决中国现代之经济问题”，就必须研究、整理、批评本国经济思想“以明瞭我国经济之背景”，同时又研究、整理、批评西洋经济思想“以为他山之助”，那么“中国之现代经济问题，得迎刃而解欤”。(17)赵人俊提出，经济与经济观念的革新若变动剧烈将“既足使大部人民受非常之痛苦”，因此在“适合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渐次脱离传统的社会经济之观念”，这就需要“将吾国旧有之经济学说，阐明挥发，以资借镜”。(18)夏炎德主张，有必要细加检视我国过去“各派经济思想的起伏及其得失”，“于目前国民经济情况有深切的关系”。(19)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提出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胡寄窗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要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改变研究方向和范围，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0)叶世昌认为，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学是“了解历史的一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21)马伯煌主张，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要根据政策绩效来评述历代经济思想学说的历史意义和作用，目的在于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和客观规律，“磨光历史这面镜子使古为今用”，从而“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22)何炼成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前言中指出，积极发掘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目的在于“为当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3)叶坦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直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借鉴，为探寻东亚现代化模式展现深层历史文化积淀与经济发展理论参照的实际意义。(24)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世致用”“针砭时弊”的时代感与使命感的认知进一步增强。例如，严清华等主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理论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时代感与使命感”。(25)

（三）内生动力：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立足本土，选择创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产生，本身就基于外来西方经济学说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清醒认知，因此蕴含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意识。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方面具有天然独特的学术优势，毕竟“经济学决非凭空建立起来，在经济学还没有体系化以前，我们称它为经济思想”。(26)故而，为创造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是历代学人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正因如此，“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动议就成为中国百余年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学术现象，其认识也在探讨中不断深入”。(2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国内欧美经济学说盛行与本土经济学说缺乏的窘境，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基于对经济思想与经济科学的分析，萌生了创立“新思想”的祈愿。20世纪40年代，在“学术中国化”思潮下，国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诉求愈加强烈。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中指出，“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盖一国自有其特殊之环境与其需要，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同时“欲产生一适合国情之经济思想，非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之历史不可，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28)赵人俊在为该书作序时则表示，爬梳整理“此数千年间关于经济之学说与造成种种学说之背景”不仅有裨益于经济变动与学说演化的研究，更有利于“进而研究吾国历代特殊之经济状况，冥索其变动之因果而归纳之，而演绎之，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其有造于经济科学，岂惟中国，抑寰宇所共同翘首而待馨香以祝者矣”。(29)类似地，夏炎德也指出，“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学的时候，必须适合国情。我们对于一般经济原则与世界经济趋势，固然要有充分的认识，但实地应用起来，非针对本国环境不可。试遍涉西洋各国经济文献，几乎没有一种不注重其本国环境且以本国立场立论”。(30)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针对中国经济学说和理论的构建与探索有了更深的思考。胡寄窗指出，“整理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光辉经济思想遗产，无疑是必要的，应继续前进，但如将此点看成是唯一的任务，那就不妥当了……本学科的特点决定着我们在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时，要求他们既要具备整理古代经济遗产的能力，也要准备好整理当代和不久将来可能涌现的中国经济理论成就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31)巫宝三认为，“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大发展，亦是缘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奋起，学者们思悠久而丰富的古代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以破除一般轻视我国古代无何经济理论的观念，树立民族自豪感，并鼓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建”。(32)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学界掀起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世纪大讨论，(33)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潜在理论来源。严清华等指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这两大学术课题所必须的基础工作”，(34)因此呼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并提出应将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作为重点领域，予以关注和强化。(35)

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主题的提出，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讨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应当主动承担起助力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时代使命。赵晓雷指出，对中国古近现代经济思想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对中外经济思想的融会贯通以及联系实际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演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相互关系有深入的认识，有助于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36)贾根良、姚开建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做出多重贡献，具体包括：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瓦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为经济学中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理论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其目前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新思路和灵感来源；为解决中国问题并提出重大与原创性的理论命题提供支援意识。(37)程霖等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对其进行系统总结和传承创新，“是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特有的经济和管理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创建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中国经济学派的必然要求”。(38)

（四）必由之路：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走向世界，贡献智慧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世界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构成要素，前辈学者在学科初创时就一直秉持中外比较的视野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以丰富世界经济思想史的中国元素。百余年来，中国学人一直力图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走向世界，将向世界展现、分享中国优秀的经济思想视为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初至30—40年代，前辈学者在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时，对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作出过一些重要尝试。例如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前言中指出，儒家文献是“一座蕴含着丰富宝藏的大山”，而自己则是一名“采矿者”，将“宝藏”采出，通过自己的勘探、挖掘、提炼，贡献给“世界生产”，使得“宝藏”对人类有用，为人类知识作出一些贡献。(39)唐庆增则明言，“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40)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世界意义认知不断深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世界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力主积极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改变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学说史著作中几乎空白的缺憾。早在1984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就曾主张，“积极介绍和宣传我国经济思想在历史上的光辉成就，丰富世界经济思想史的内容”。(41)胡寄窗则希望通过《政治经济学前史》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将中国经济思想成就列入世界古代经济思想史”，从而“破除经济学家们心目中广泛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偏见”。(42)叶坦指出，要“将本学科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在理论上、内容上、方法上以及实践价值上的新阶段，以扎实的成果，取得本学科在世界经济学说史和经济科学中的应有地位，改变现今世界经济学说史专著中中国经济思想史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43)严清华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与国际上的学术交流合作将会得到加强，中外经济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也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必将为本学科争取在世界经济思想学说史和经济科学中的应有地位，现今世界经济学史专著内中国经济思想史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必将会得到彻底的改变”。(44)李守庸亦主张，“促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世界和促使中国丰富的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融入世界经济思想史、学说史学科”，但其也明言，“要使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得到西方学者较为普遍的承认、重视，真正被融入世界经济思想史、学说史学科领域，我们还必须继续作更大的努力，甚至要作几代人的努力”。(45)李超民在分析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对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农业立法的影响时曾表示，“考察包括美国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史，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影响痕迹处处都有，这显示在中国文化的持久影响里，这也是我们应该引以自豪的，现在也该对之加以总结了”。(46)

进入21世纪以来，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传播中国经济思想、宣扬中国经济主张，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的普遍主张。如叶坦指出，“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47)程霖等主张，“借助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来对传统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和理论分析”，“用国际通行的规范学术语言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内核元素”。(48)

百余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对上述四个维度历史初心的认知不断清晰，并逐渐将其作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科性质开始初步形成，1949年以后发展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百余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奠基（19世纪末-1949年）、形成（1949-1978年）、发展（1979-1999年）和拓展（2000年至今）四个时期。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研究初心的四个维度为标尺，可以动态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不同发展阶段取得的主要成就、创新突破和发展进路。

（一）奠基时期：19世纪末—1949年

19世纪末，梁启超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但直至20世纪20—3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创建基础才得以形成。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前辈学者潜心钻研，不仅相继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还在国内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为学科的形成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统计表明，1900至1949年间，学界共出版了至少46本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发表了461篇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49)

以四个维度的初心为标尺来看，奠基时期学界在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方面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出版了一批系统性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为分析工具，以人物和学派为分析核心的研究框架，初步明确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认识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助于客观评价中国经济思想的成就与世界地位，倡导了比较分析和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史料学基础，对中国古代（主要是先秦时期）和近代（1840-1919年）的经济思想做了初步系统的梳理总结。(50)其中的代表性论著有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马君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中华书局1930年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正中书局1935年版），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等。具有家国情怀的学人通过初步系统的梳理总结认识到，中国古圣先哲具有灿烂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同时代的经济思想相比并不逊色，并指出历史上出现过中学西渐的局面，而且“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确曾产生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学派为最显著”。(51)但客观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先秦和近代时期，对秦汉以后至1840年期间的经济思想重视不够，缺少贯通性、整体性的研究。

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这一时期的学者达成了共识，即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为了顺应近代社会经济变革的现实要求，比较典型的研究专题有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思想、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思想、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考察。例如，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版）汇集了甘乃光、廖仲恺、章履刚等人对孙中山平均地权及土地单一税思想的讨论与中外思想比较，并试图藉此讨论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但这方面的探索总体上仍较薄弱，对于如何发挥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史鉴今”之作用，尚处于摸索阶段。

在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方面，该时期的学者大多通过论述经济思想与经济科学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利于创建中国经济学科，但这一主张基本都是在序言中提及（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并未出现以文章或著作形式加以专门分析的成果，可见此时尚处于意识萌生阶段。

在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方面，该时期取得了开拓性成果，主要有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52)和李肇义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各大流派及其对重农主义形成的影响》。其中，《孔门理财学》是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最早著作，也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名著，《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53)影响广泛，在其出版的第二年（1912）就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关注并为之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撰写书评。此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将该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也在《经济分析史》中特意指出了该书的重要性。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统计，该书具有较高引用频次，自出版以来共获全球引用119次，对于西方学者系统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并对1938年美国农业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54)

（二）形成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一步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建立和形成了科学的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并搭建起教学和研究的专业队伍。(55)学科的重要发展时期是在1949-1965年，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十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基本陷于停滞。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有291篇，(56)出版著作约20本。(57)

以四个维度的初心为标尺来看，学科形成时期学界在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代表性成果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3年出版，下册于1965年完成、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创建了研究古代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基本框架，首次系统总结了自西周至19世纪中叶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在未经探索的航程领域中间开辟出一条路径”，有填补空白和澄清误区之功，(58)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新颖、脉络清晰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59)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分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64、1965、1966年版）作为“解放后第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专著”，(60)对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的经济思想做了详细论述，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探索出一种新体系。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等。

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该阶段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通过“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研究方法实现“古人思想现代化”，从而进一步理解和解释古代经济思想，(61)这在客观上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有助于更好地阐释古人思想和为现实服务，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些过度解读古人思想的倾向，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二是围绕重农抑商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货币与价格思想、均田制思想等展开了讨论，这是由于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土地问题、社会主义分配问题、农业问题都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关注点。例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历代大同理想》（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中国历代被压迫阶级要求改变现实，建立大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思想，指出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62)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在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提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为指导开展学科研究，例如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指出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打造社会主义经济上层建筑提供理论武器。(63)但这些讨论仍然主要是在相关著作的序言中提及，仍未见专门性的文章或著作。

在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时期的成就较少。

（三）发展时期：1979-1999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并于1980年成立了全国性学科社团组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领域、时段与方法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改进，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统计表明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超过7000篇，出版著作312本。(64)

以四个维度的初心为标尺来看，这一时期学界在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涌现了一批通史著作，如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开辟了从1919年五四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30年间经济思想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分上、中、下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83、1980年版）挖掘补充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新史料和内容，重新评价了管子等重要人物或学派。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共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5、1997、1998年版）建立了以“地产、地租、赋役”的理论结构作为梳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指导原则，以丰富的史料和思想内容展现了四千年间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共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1984年版），马伯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分上、中、下三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992、1992年版），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大特点是专题与断代史著作不断涌现。代表性著作有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何炼成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姚家华《商业经济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韦苇《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豆建民《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1842-1996）》（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此外，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也成了该时期总结中国经济思想光辉成就的一种重要方式，并开始以更为系统化的专著形式集中出现。古近代研究有李守庸《王船山经济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胡显中《孙中山经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等。当代研究主要关注党的重要领导人，如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倪大奇《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益寿《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顾海良、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等。

这一时期对中外经济思想史进行比较的研究工作有所深化。如胡寄窗在《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将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经济思想放入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中考察和总结，客观、历史地评价其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另外，胡寄窗所撰写《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为中英双语版，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英文版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则通过近60个经济概念的中西对比分析，说明了17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都走在西洋经济思想之前。严清华在《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首次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经济思想做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唐任伍在《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分系列专题对中外经济思想的异同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学界还开拓了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一新领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思想纳入考察范围。代表性著作有王毅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文奇、李洁明、江洋《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李占才《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另外还有谈敏主编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有部分出版于2000年后），包括赵晓雷《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信元、金楠《新中国会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徐国祥、王德发《新中国统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1999年版），李扣庆等《新中国贸易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施兵超《新中国金融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孙林《新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方面，学界围绕彼时的热点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管理、价格、人口、消费等）探索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实经济发展结合的可能，以求古为今用，充分发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扩大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杨敏《儒家思想与东方型经营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郑学益《中国价格思想史稿》（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王莘耕等主编《中国历代经济思想今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路兆丰《韩非与企业经营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唐任伍《荀子思想与现代企业形象》（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方面，这一时期学者开始深入考察中西两个独立经济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之一，增强了国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信，提供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要素。例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通过对重农学派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相应思想的比较分析，充分论证了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形成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主要渊源之一，成为积极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和地位的代表作。还有许多学者梳理“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历程，给当下构建中国经济学以历史启迪。例如，赵晓雷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经济学融合的历史，讨论了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可能。(65)刘诗白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并与实践密切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66)何炼成、丁文锋提出要在反思和创新方法论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经济学。(67)叶坦考证了中国接受“西学”并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努力的艰难历程。(68)卢根鑫指出，中国在20世纪始终是外国经济学家的学生，但到21世纪不会再甘居这一地位，这从学界1995年开始讨论建立和发展中国理论经济学即可见一斑，并提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寻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69)

在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方面，胡寄窗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4）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8）两书的英文版先后出版，提出并论证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打破了经济学说史中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传统，积极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统计，《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一书英文版自出版以来共获全球引用123次，是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英文著作中引用率最高的书籍。

（四）拓展时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强调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又注重学科研究成果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延伸，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时段也在不断拓展，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日益成为本学科“热点”研究领域和探索空间。此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拓宽，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都开始被探索。随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论文发表量大幅增长至1.1万余篇，出版著作接近400部。(70)

以四个维度的初心为标尺来看，学科拓展时期学界梳理新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脉络与成就的论著显著增多，如白永秀、任保平主编《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柳欣、秦海英主编《新中国经济学60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钟祥财《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赵晓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经济思想发展与转型（1949-201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程霖主编《复兴之路：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1949-2019）》（共10部，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赵晓雷、王昉《发展与转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思想变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张卓元、张晓晶主编《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分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顾海良、邹进文总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共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洪银兴、杨德才《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分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等。其中不少论著选在历史关键时点（如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出版，旨在总结建党、新中国成立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理论及学说发展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总体而言，对新中国经济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理论创新进行系统的总结，是该时期的一个重要突破。

该时期不少研究从全球视野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与影响。如李超民考察了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和青苗法对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农业思想与政策的影响。(71)刘群艺考察比较了近代东亚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72)张申、张亚光则将罗马与秦汉的经济思想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下，指出中西经济思想自该时期进一步呈现出显著不同并深刻影响各自后续发展。(73)张亚光、毕悦对海外期刊上华人经济学者文献进行了梳理，从一个独特侧面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科的探索和创新历程。(74)魏众、蒋颖考察了SSCI期刊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发现在中国经济得到更多学术关注的同时，中国学者逐步确立了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展示了中国问题研究与中国经济思想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的过程。(75)邹进文采用英文文献，通过西方汉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视野，论证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亦对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定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76)

此外，这一时期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应用新方法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例如，张亚光使用统计学方法讨论了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77)郭旸、柴毅利用计量方法考察了古代城市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78)周建波等运用数理模型考察了秦人功利与伦理思想对军功爵制功效的影响。(79)岳翔宇通过古气候分析考察了汉初农业危机与重农学说发展的关系。(80)柴毅等采用经济模型分析了战国时期诸国竞争的军事、经济需求与学术供给，进而探讨墨家学说兴衰的原因。(81)

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方面，对于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世致用”特性在逐步加强，许多关于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注重从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考察中国历史上先哲的相关智慧，并开拓了许多新的专题研究作为学科研究领域中新的“生长点”。如马涛《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讨论了儒家传统对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成为支持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文化历史资源的可能。(82)王昉《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探索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制度思想历史演变，为当代土地制度改革探索提供了足资珍视的历史经验。(83)周建波《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分析了古代多学派经济管理思想的当代意义，考察了儒墨道法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借鉴意义。韩枫《中国第三产业经济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年版）考察了传统商业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为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参考。高伯文《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系统论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与执政理念演变的历史轨迹，为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支领域。(84)黄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系统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借鉴。(85)叶坦、王昉讨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古代“富民”“养民”等民本经济观的传承与超越。(86)

在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方面，该时期学者一方面注重探索将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相结合。例如，林光斌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活水，经国济世等富民富国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底色。(87)周文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8)陈旭东提出，要坚持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菁华和西方经济理论有益养分，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的构建。(89)熊金武以近代民生经济学为案例，考察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路径特征及其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作用和启示。(90)缐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和政策实践经历了从常平仓到用中致常平再到常平律的演变，指出见对立而尚中的经济传统标识出中国经济思维简易而深刻的中道精神，它是中国特色经济思想之慧命，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创新离不开这一大根本。(91)

另一方面注重探讨中外经济思想的交融与相互影响。近年来学界特别注重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本土化，梳理中国学者运用外来经济学说分析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代表性成果如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分上、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分上、中、下三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1920-1929：从民国著作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共6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对近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源流、路径、形式、方式、内涵、演变和启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梁捷、李丹、夏国祥、张登德等学者针对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展开了研究。(92)严清华、邹进文主编《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014年版）考察了民国时期经济、管理、贸易、保险、财政等领域传统思想与外来学说融合发展的过程。魏众等考察了中外经济思想交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形成过程中的作用。(93)缪德刚考察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外来学术思想传播背景下的学科化构建过程。(94)

该时期学界关注的还有一个重点是梳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历程，总结近代以来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并提供历史启迪。如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作考察了关键群体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学术贡献。程霖、张申、陈旭东对中国经济学概念提出的过程、表述方式、具体界定、理论逻辑及特征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历史梳理，并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学应满足的标准。(95)张申、信瑶瑶考察了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在学科意义(96)、研究内容(97)和方法论(98)层面的探索进展。易棉阳以留学生为中心，提炼出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三步走”路径。(99)张亚光、沈博则以格义、分野、自立三个阶段去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100)陈旭东认为近代探索表明，中国经济学构建应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经济实践，来源于中国与世界经济思想的互动。(102)此外，程霖、洪永淼、周文、孙立冰等讨论了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思想来源，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等。(101)

在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想方面，国内经济思想史学者与国际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交流增多，许多学者受邀参加其他国家的经济思想史学会年会，并作专场主旨报告，有效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海外传播。此外，一些学者还出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外文著作增加学科影响力，如马颖、Hans-Michael Trautwein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思想》（Though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Routledge，2013）；程霖、Terry Peach、王昉主编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Routledge，2014）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学及历史遗产》（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Routledge，2019）等。陶一桃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经济发展史两个维度考察经济特区的著作《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以多语种在海外出版。(103)此外，国内学者也在国外知名经济、金融刊物发表文章传播中国经济思想史，如郑学益、张亚光、John Whalley基于西方货币理论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和货币政策，并与欧洲和北美晚期的货币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104)张亚光、刘晟亚梳理了欧美期刊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考察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海外影响。(105)

百余年来，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笔耕不辍，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并坚持初心不改，对学科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使命：融通古今中外，紧扣民族复兴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当前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须在发展方向上紧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树立强烈的思想自觉，在治学方法上融通古今中外，以今释古、以古鉴今，在未来的研究与探索中继续坚持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挖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要素、推动中国经济思想的海外传播这四项学科使命，充分发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历史机遇期的重要价值。

（一）深入挖掘，古今贯通，全面系统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百余年来，前辈学者虽在发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就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贯通性而言，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走进世界前列，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地位，树立文化自信，未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须在“深耕”与“打通”方面下功夫。(106)一方面，继续深入挖掘已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领域；另一方面，进一步打通目前相对分散、割裂的不同时代（古代、近代、现代）之间的经济思想考察，从而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之下，完整呈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动态变化。

一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行动指南，推动其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客观、科学、准确地评估中国经济思想的地位与价值，尊重历史，不夸大，不缩小。

二是就研究领域而言，既要深耕现有的领域，强化相对薄弱的领域，如加强在时间上起步相对较晚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挖掘“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思想智慧；也要勇于开辟新研究领域，扩展研究对象，将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些不被重视的问题纳入研究视野。这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强挖掘新史料、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

三是要从分散走向综合，构建贯通古今的框架，汇聚学科研究力量推进纵贯古今的通史性著作研究。通史性著作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是研究资料的挖掘、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体例和框架的创新与深化、研究团队的组建与合作，因此，通史性著作成果的形成与出版往往具有很大的标志性，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和价值要坚持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相统一，不仅要将中国经济思想放入历史纵向和全球横向的维度中，分析、提炼和概括其光辉成就、基本特点和理论贡献，还要系统梳理和考察中国经济思想的海外传播以及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和经济实践的影响，并总结经验和启示。(107)

五是要立足史料挖掘和整理，注重与中国经济史的互动融合，推进中国经济思想史分析框架和研究体系方面的创新，加强分析性和理论性研究，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持续推出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学术性的优秀学术成果。

（二）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是历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人的学术追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继续坚持的使命。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虽有问题意识，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程度还有待提高。我国目前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还面临着若干重大问题，如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宏观环境风险压力加大等等，未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和理论依据。

一是要与时代同行，强化问题意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要紧密结合国情，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一方面从当下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尤其要勇于直面和紧扣最为突出的经济矛盾）出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已得到检验的理论和方法去回溯历史，考察哪些类似问题前人已有论述，其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有怎样的经验教训等等；另一方面也要从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入手，抓住以往经济思想产生的问题根源，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结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二是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推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现代经济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养分。通过加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尤其是新发展理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髓相连接，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中国经济学的继承性、民族性和现实性。

三是要依托具体经济问题，加强对经济学细分领域研究，强化专门史研究。虽然经济实践的不断推进总是会涌现新的经济现象，但同一或相近领域内的经济事件存在历史必然性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和应对现在或即将发生的经济实践。立足于当下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建议围绕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经济治理、经济与生态、发展与民生、调均贫富、经济与防疫救灾、产权制度保障等具体问题展开经济思想的专题研究。

（三）加强对理论创新成果与经验的梳理，充分发挥经济思想史为中国经济学构建提供理论要素和历史启迪的作用

构建中国经济学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学说构建往往需要三个条件：经济的持续发展、有一系列经济理论创新的积累、进行理论创新的完善与综合。这些条件在当前的中国已逐渐具备。未来要进一步发挥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加强对既有理论创新的成果与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客观的评价，为经济学家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完善与综合，乃至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一是经济思想史学科要加强综合研究的能力，必须着力促进“经济理论知识与实际经济知识、经济学科知识与历史学科知识、经济思想历史描述与经济史发展背景分析等的交融渗透”，“不断构建完善包括学科界定与学科特质、研究对象与基本逻辑、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等在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基质，保持学科的科学性、严谨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108)

二是加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自身建设，优化学科配置，培养创新人才，建设研究队伍，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构建起符合学科自身特性和规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自觉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任务和责任，发挥学科总结历史、把握规律的学术优势。

三是要总结和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提炼中国经济理论，尤其是要总结好百余年来“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等，这是党的伟大实践赋予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宝贵思想财富。

四是要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历史探索经验，研究西方经济学体系演进史并考察“中学西渐”及其影响，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提供借鉴、启示和自信。同时，要及时总结分析当前国内经济学学术的进展与不足，提示未来应该着重发展的方向。

（四）立足本土，融通中外，面向世界积极传播中国经济思想

中国经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要立足本土，融通中外，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经济思想，讲好中国经济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与精神力量，展示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并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宣扬中国主张。

一是要始终立足本土，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思想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底色”。当代语境下的中国经济思想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模板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再版，更不是西方经济思想的翻版，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版。

二是要坚持融通中外，以开放思维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化发展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要主动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纳入世界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加强对融通中外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例如中国学者在开展世界视域的通史性、比较性经济思想考察中，应鼓励将中国篇章作为必要构成；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应加以批判性吸收和灵活运用，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三是要大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向海外传播，通过严谨的研究与翻译成果呈现中国经济思想的世界意义和价值。此过程不应局限于现有的存量成果的翻译出版，而应进一步出版更多面向海外各界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普及性文献，以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经济思想的文献，以国际通行的经济学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百余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交汇冲突中不断发展，既兼容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各种外来理论成果及术语元素，具有国际化的基因和可通约的话语，又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了继承、扬弃和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只有从学科百余年发展中看清楚过去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仍有哪些不足，才能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历代学人的初心使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总结、凝练、抽象中国独特经济实践中所蕴含的经济规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学科所长，在重要历史关口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责自负。

①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5页。

②Ly Siou-y,Les Grands Courante de la Pensee Economique Chnoise dans L' Antiquite et leur Influenc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Physiocratique,Paris,1936,pp.7-8.

③马寅初：《马序》，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序”第1—2页。

④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自序”第1—2页。

⑤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362页。

⑥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序言”第8页。

⑦孙引：《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10期。

⑧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1986第3期；胡寄窗：《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1—7页。

⑨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自序”第2页。

⑩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展望》，《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巫宝三：《中国古代经济分析论著述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1期。

(11)严清华、吴传清、景新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新使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12)蒋自强等：《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8页。

(13)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第36页。

(1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第13页。

(16)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例言”第1页。

(17)黄汉：《管子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

(18)赵人俊：《赵序》，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赵序”第4页。

(19)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页。

(20)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2页。

(21)叶世昌：《努力发展中国经济史学》，《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3期。

(22)马伯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关于古代部分的讨论》，《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

(23)何炼成：《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

(24)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25)严清华、吴传清、景新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新使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26)王亚南：《经济学与哲学》，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27)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2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自序”第1—2页、第4页。

(29)赵人俊：《赵序》，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赵序”第4—5页。

(30)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第152页。

(3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32)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展望》，《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

(33)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34)严清华、景新华、吴传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第5期。

(35)严清华、吴传清、景新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新使命》，《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36)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版前言”第1页。

(37)贾根良、姚开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38)程霖、陈旭东、张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39)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宋明礼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1—2页。

(40)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362页。

(41)《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召开年会》，《人民日报》1984年7月20日，第5版。

(42)胡寄窗：《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1页。

(43)叶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

(44)严清华、景新华、吴传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第5期。

(45)李守庸：《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跨世纪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评论》1998年第3期。

(46)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序幕”第9页。

(47)叶坦：《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8)程霖、陈旭东、张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49)程霖、毕艳峰：《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

(50)参见程霖、毕艳峰：《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

(51)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366页。

(52)Chen Huan-Chuan,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Longmans,Green & London:P.S.King,1911.

(53)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54)曾任美国农业部长、美国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指出，“我接任农业部长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常平仓’的名称，我是从陈焕章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一书中得来的”。参见唯明：《华莱士在华言论集（Wallace in China）》，重庆世界出版社1944年版；李超民：《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对美国新政农业立法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55)参见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56)以上数据整理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索引（1900-1999）》，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0年版。

(57)根据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部分高校图书馆书目整理。

(58)Chang J.L.Y.,"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9,No.3,1987,pp.481-502.

(59)谈敏：《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论著——〈中国经济思想史〉》，《财经研究》1984年第4期。

(60)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6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62)卢育三：《〈中国历代大同理想〉评介》，《读书》1959年第14期。

(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华书局1964年版，“导论”第4—16页。

(64)程霖、张申、何业嘉：《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1978-2014》，《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65)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家》1997年第4期；赵晓雷：《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解》，《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3期。

(6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67)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丁文锋：《对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68)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69)卢根鑫：《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性质、途径与条件》，《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卢根鑫：《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思路》，《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

(70)此处将2014年以前数据（整理自程霖、张申、何业嘉：《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1978-2014》，《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与2015年及以后数据（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文献库，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部分高校图书馆书目估算）分别计算后求和。

(71)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72)刘群艺：《经济思想与近代化改革：中日韩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73)张申、张亚光：《中西经济思想的首次“大分流”——基于罗马与秦汉时期的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经济科学》2017年第1期。

(74)张亚光、毕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与体系构建——基于国际顶级期刊的华人学者文献述评》，《东南学术》2018年第6期。

(75)魏众、蒋颖：《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国际发文的几个特征事实——基于SSCI的分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10期。

(76)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77)张亚光：《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

(78)郭旸、柴毅：《禀赋、制度、道德：中国城市演化路径的因素驱动与城市经济思想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79)周建波等：《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80)岳翔宇：《气候变化、农业低产与重农理论——以晁错“贵粟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81)柴毅：《外部市场变化与理论转型：墨学兴盛和衰败的经济学诠释》，《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柴毅、雷晓霆：《诸侯需求与学术供给：基于墨家思想的再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82)蒋春、吕泽华：《儒家人文精神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驱动力——评〈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管子学刊》2001年第1期。

(83)程霖：《浅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创新——评〈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84)孔永松：《当代区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拓荒——评〈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武力：《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85)张锦高：《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研究——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4期。

(86)叶坦、王昉：《对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传承与超越》，《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9日，第9版。

(87)林光彬：《中华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活水》，《光明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11版。

(88)周文：《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与历史使命》，《人民日报》2019年6月24日，第9版。

(89)陈旭东：《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近代探索与现实镜鉴》，《光明日报》2019年4月17日，第16版。

(90)熊金武：《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1840-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91)缐文：《永远的常平仓：中国粮食储备传统的千年超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92)如梁捷：《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与译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李浩、梁永康：《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王昉：《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版；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财经研究》2011年第3期；程霖、岳翔宇：《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财经研究》2014年第6期；李丹：《晚清西方经济学财富学说在华传播研究——以在华西人著述活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等。

(93)魏众、王琼：《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经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魏众：《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

(94)缪德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学科化建构》，《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第1期。

(95)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陈旭东、程霖：《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与新时代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96)张申、信瑶瑶：《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文汇报》2020年1月17日，第14版。

(97)张申、信瑶瑶：《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近代探索——基于研究内容的视角》，《财经研究》2020年第9期。

(98)信瑶瑶、张申：《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中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99)易棉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财经研究》2019年第7期。

(100)张亚光、沈博：《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财经研究》2021年第1期。

(101)陈旭东：《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近代探索与现实镜鉴》，《光明日报》2019年4月17日，第16版。

(102)程霖、陈旭东、张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洪永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周文：《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来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与总结》，《经济学家》2018年第7期；孙立冰：《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质疑洪永淼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103)陶一桃、鲁志国等：《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Tao Y.,Lu Z.,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Path.Springer,2018.该书还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俄文，参见一带一路数据库（www.ydylcn.com）。

(104)Zheng Xueyi,Zhang Yaguang and John Whalley,"Monetary Theory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ought",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February-March 2011,pp.49-53; Zheng Xueyi,Zhang Yaguang and John Whalley,"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from a Chine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na Economic Review,Vol.26(September 2013),pp.89-104.

(105)张亚光、刘晟亚：《中国经济史学的新视野——欧美期刊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106)陈旭东、程霖：《深耕与打通：新时代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金融博览》2020年第8期。

(107)程霖：《经济思想史研究助推经济学学术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20日，第5版。

(108)陈旭东、程霖：《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与新时代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