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作为表达和传承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因库”。这一概念体系在广度上至少涉及17类经济思想范畴，在深度上已触及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性关联的语义网络。立足汉语构词、时空转换、多元取向三种生成机制，这一概念体系呈现出独特性、时代性和层次性特征。当前，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现代转化“两个结合”
作者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段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凝霜，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200433）
引言
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就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而言，梳理和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经济概念，使之既能解释经济现实，符合理论需求，可供国际交流对话，也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是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回顾历史，中国古代虽没有自发演进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体系，但孕育了丰富而卓越的经济思想，其中蕴含诸多立足本土经济实践和文化传统，且符合中国人思维表达习惯的概念术语，形成了一套风格独特的概念体系，整体上取得了不逊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光辉成就。因此，深入挖掘、厘清、转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是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宝贵“基因库”，也是一条重要的可行路径。
所谓“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是指近代以前基于本土经济实践，在传统思维下运用汉语特有的构词方式，抽象地反映经济哲学、经济规律、经济政策等相关范畴本质属性的集合。在理解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传统概念较广泛地被历代所沿用、传播以及再概念化。目前，已有不少成果对散见于浩瀚史料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爬梳，旨在从古代典籍中提炼传统概念，并加以诠释与分类；同时，也有部分文献专门针对单个或多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试图经由史料钩沉，呈现概念的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整体上，既有研究虽已涉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考察，但多是将概念附带于人物思想范畴中加以讨论，或比较侧重对单个概念的解读和诠释，而鲜有专门运用概念史的分析方法，从整体性、系统性视角廓清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
有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经济思想史和概念史领域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古人思想现代化和构建语义网络方法，系统梳理古人使用的经济思想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和内在结构；其次，基于比较分析和共时、历时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三种生成机制与对应特征；最后，从概念功能和局限的角度，分析相关概念对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两个结合”角度探索这些概念的现代转化内涵，由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启示与建议。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与内在结构
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关键在于整合零散概念，考察其相互联结的语义网络。唯有在若干概念元素支撑下，分析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及内在结构，才能从整体上勾勒概念体系的“全貌”。换言之，通过考察核心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以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与内在结构。
（一）语义网络的构建：方法及标准
一个技术层面的考量是，如何搜集“概念”以及如何构建语义网络。考虑到适用性与问题导向性，兼顾研究可靠性与可行性，本文重点关注对概念的识别和整理，即首先尽可能地依托已有代表性成果，从中筛选出某个概念；其次利用古籍数据库进行核对，若古籍确有此“概念”，则纳入语义网络，反之剔除。重复这个循环过程，不仅可以搜集“概念”，亦动态地构建了语义网络。同时，这项研究工作须遵循三个基本标准。第一，力求“概念”搜集的全面完整性。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综合考察已有学术史专题分类、现行“国家标准学科分类”及其前科学特征的基础上，可归纳为经济伦理、宏观经济治理、金融、土地、财政、工商业经济、会计审计、价值与价格、收入分配、人口、农业经济、消费、对外贸易、国防经济、生态经济、经济统计及其他等17类思想范畴。在语言形式上，本文搜集不同类型的概念术语，既包含单一词语构成的概念，也涵盖固定词组或短句构成的复合型概念。第二，重视分析概念层次的逻辑性。对某类经济思想范畴展开系统且有层次地建构，在逻辑上表现为“核心概念—下属概念（概念群）”式的语义网络结构。若某类范畴涵盖丰富概念又存有明显类别，则将其再度细分。譬如，将财政范畴细分为财政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三类。第三，注重归纳核心概念，即从经济思想范畴中抽象出实质性和根本性的概念。核心概念需覆盖该范畴的多数概念术语，其本质特征将渗透于下属概念的具体内涵中。需要指出的是，概念群涵盖了广义上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既有描述性表达，也有判断性表述。鉴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语境，尽管多音节概念中蕴含较多判断性表述，特别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如“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等，但并不妨碍将它们纳入概念体系之中。不过，面对浩瀚的史料以及许多传统概念具有模糊性和多重含义的特征，本文所做工作仍有遗漏和不足，难以面面俱到，这亦是迄今概念史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二）语义网络的内容：结构与联系
依据上述方法，本文初步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见下表），并对每类思想范畴及对应概念加以阐述，以厘清其内在结构与逻辑关联。
经济伦理思想范畴呈现三组核心概念：“义”与“利”、“公”与“私”、“均”与“平”，涉及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衡量标准和基本准则。关于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分歧，相关概念及判断包括以义为先的主流观点，如“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等；也有重视物质利益的主张，如“仓廪实而知礼节”“人非利不生”等。关于如何处理“公”与“私”的矛盾，在“大一统”制度下，古代思想家更推崇“公”而抨击“私”，主张“天下为公”“立公灭私”等，并将此理念贯穿于“公田”“私田”“公币”“私铸”等概念中。关于如何贯彻“公”和“义”，有思想家提出“均”与“平”的准则，其下属概念如“均平”“至平”等。可见，三组核心概念虽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德约束与社会经济行为的理解，并广泛地隐现于赋税、田制、货币等概念之中。与现代经济伦理学的本质类似，这些概念均凸显了道德维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失的成分。
所谓“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是指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国家在制定经济规则、征收赋税、提供公共服务中遵循的基本准则与制度方案。该范畴呈现三组核心概念：“国”与“民”、“轻重”与“无为”、“本”与“末”，反映了古人对国家和民众、国家调控和自由放任、本业和末业等不同面向的权衡取舍。关于如何协调“国”与“民”的关系，其下属概念及判断包括儒家的民本观点，如“小康”“足民”等；也包括法家、墨家的国家利益优先思想，如“富国强兵”“尚同”等。关于“轻重”与“无为”的政策选择，既有强调国家调控的法家观点，孕育了“农战”“编户齐民”等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的概念；也有蕴含不同程度的自由放任倾向的道家、儒家思想概念，如“无为而治”“善者因之”等，这实际上与现代经济理论中“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关于如何定义“本”“末”，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张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并持有重农轻工商的倾向，如“崇本抑末”等。此外，范蠡等提出“农末俱利”等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理念。整体上，这些概念表达了对“政府—市场”“农业—工商业”等关系的关注与思考。
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可主要分为货币职能与政策，货币铸造、发行与管理，信用三类，对应的核心概念为“子”“母”，“钱”“银”“铜”“钞”，“贷”“典”“当”。古代思想家关于“子”“母”概念的讨论，有的是出于货币职能之价值尺度的思考，主张调节商品、货币关系以保持物价稳定，下属概念有“轻重”“子母相权”等；有的是基于货币职能之流通手段的看法，如“环乘之币”“流借”等。关于“钱”“银”“铜”“钞”的概念，多产生于国家对货币铸造权的垄断、足值货币铸造以及纸钞管理等问题的讨论，相关概念有“禁私铸”“奸钱”“称提”等。关于“贷”“典”“当”的概念，多数是基于借贷、抵押等金融活动发展而产生，下属概念有的是产权交易的凭证，如“官契”“赤契”等；有的涉及多元信用机构，如“寺库”“票号”等；有的表达对信贷方式的思考，如“赊贷”“赈贷”等。可见，这些概念基本反映了以政府金融为主体、民间金融为补充的古代金融市场特征，以及古代思想家对于货币职能与政策，货币铸造、发行与管理，信用活动的理解与认知，并且相关概念与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论、格雷欣法则、国家货币流通基金制度思想相类似。
土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两类核心概念：“田制”和“典”“佃”。关于“田制”，古代思想家多从国家角度出发，为抑制土地兼并提出诸多分配方案。其中，最基本的三类方案为：孟子的“井田”、董仲舒的“限田”、北魏时期的“均田”，其他土地制度分配方案则或多或少受上述三类方案的影响，并孕育出“地宜其事”“算地”等农地管理和土地核算思想。关于“典”和“佃”，主要源于民间地权交易，包括所有权性质的“田骨”“田底”等，占有权性质的“田面”“田皮”等，并“形成‘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卖—绝卖’层次分明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地权交易体系”。总之，这些概念深刻反映了古代国家、地主和农户之间的经济博弈，体现了多层次的传统地权制度，并与现代土地产权理论具有一定相通性。
在“大一统”政权和辽阔疆域前提下，中国古代催生出较其他文明更为丰富的财政思想，可从财政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三个维度考察。在财政管理思想范畴中，“理财”作为核心概念，旨在畅通经济循环、调节财富分配。下属概念包括财政收支、财政预算原则的观点，如“量入为出”“量出以制入”等；有的涉及生产与财政的关系，如“开源节流”等；有的反映了财政体制管理的思想，如“度支”“计省”等；也包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如“利出一孔”等。财政收入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四个核心概念：“赋税”“力役”“田制”“榷”，亦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要素。其中，“赋税”的下属概念较丰富，有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的原则，如“至平”“积俭而趣公”“有常”等；有差别化合理征税的观点，如“轻近重远”等；有改革税制以提升征税效率的见解，如“两税法”等；还有诸学派的主张和看法，如儒家“敛从其薄”的口号，法家“重税”的主张等。关于“力役”的下属概念，有体恤百姓、不耽误农业生产的观点，如“使民以时”等；有以征税代替力役的观点，如“出钱代役”等。关于“榷”的下属概念，多数是指政府对特殊商品、活动、场所推行的垄断措施，如“六筦”等。总之，财政收入领域的概念反映出财政收入的组成、力役与税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税权配置、税赋与生产关系等思想。财政支出思想范畴可重点凝练为四个核心概念，即“军饷”“俸禄”“荒政”“节用”。前三者涵盖了政府支出的主要构成要素，后者表达了政府支出应遵循的原则。关于“军饷”的下属概念，多数涉及筹备军队粮饷的措施与实践，如“军屯”等。关于“俸禄”的下属概念，有增加俸禄以推动廉政建设的思想，如“禄以养廉”“俸以养廉”等；有表达对世袭特权的认识，如“世禄”等。关于“荒政”的下属概念，有赈灾救荒的指导性思想，如“以工代赈”等；有围绕“仓储”等关键备荒措施延伸出的相关术语，如“常平仓”“义仓”等。关于“节用”的下属概念，多数是表达勤俭节约的思想，如“政在节用”等；有的亦指出了国家及贵族消费应遵守的标准，如“均节邦用”“节用以礼”等。总之，财政支出范畴的概念揭示了对保障军队供给、建设廉洁官僚体系、维护社会稳定、限制奢靡支出的观点看法。
工商业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两组核心概念：“工”“雇”和“货殖”，分别与手工业经济思想、商业贸易思想相关联。在手工业经济思想范畴内，关于“工”的下属概念，多数是由手工业专业化衍生的工种与制度思想，如“百工”“工商食官”等。关于“雇”的下属概念，多数体现了明清时期初具规模经济的手工业生产及劳动力配置的思想，如“雇织”“机坊”等。在商业贸易思想范畴内，“货殖”表示商人阶层从事的经营致富活动，其下属概念有的是对区域性商人群体的称谓，如“晋商”“徽商”等；有的反映了商业经营的原则与技巧，即通过预测市场行情获取最大化利润的思想，如“待乏”“无息币”等。可见，在小农经济之外，中国古代社会还较早地发展了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生产，并由政府或商人运用经济规律进行流通和经营活动。
会计审计思想范畴可凝练出两组核心概念：“会计”与“审计”。“会计”最早见于周朝，表示通过财物数量来反映、分析、管理经济活动。其下属概念多是基于官府、商帮、寺院等主体的经济活动，有反映财物借贷和收支状况的思想，如“书契”“收支历”等；有体现中式簿记的分类与结构，如“总簿”“流水簿”“底账”等；还有随金融活动发展而呈现的专业化会计符号，如“收”“讫”等。“审计”本质上反映了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监督思想。其下属概念有以账簿为基础的财政监察思想，如“大计”“官计”等；有旨在管理公共财富而推行经济监督的思想，如“勾覆”“稽查”等；还有凸显独立性、专业化分工以提高审计效率的思想，如“比部”“三司”等。可见，古人对于会计、审计思想有着较为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亦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活动中，对维护王朝稳定、繁荣民间金融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几类存在明显逻辑关联的思想概念，在其他讨论频繁的领域也产生了一些具有逻辑联系的概念术语。例如，在价值与价格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一组核心概念：“贵”“贱”，其下属概念有对价格与价值关系的认识，如“买无贵”“物以稀为贵”等；有反映商品货币价格波动的现象与思考，如“谷贱伤农”“市不豫价”等；还有凸显运用价格规律稳定经济的主张，如“常平”“贱籴贵粜”等。在收入分配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均”“分”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如“均贫富”等；有强调合理有效的分配方式，如“定分止争”“计工而受直”等。在人口思想范畴，可提炼出“民”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政府控制人口的思想，如“编户齐民”“民有定业”等；有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及治理人口问题的主张，如“徕民”“早婚”“君相调剂”等。在农业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农”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强调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不违农时”“农伤则国贫”等；有强调农业产出效率的思想，如“尽地力之教”等。在消费思想范畴，可提炼出“欲”“节”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强调奢俭消费等级思想，主要以儒家观点为代表，如“皆有等宜”“俭不违礼”等；有突出勤俭节约的美德，如墨家和道家的“节用”“节欲”等；还有揭示消费对生产反作用的创见，如《管子》的“善于侈靡”。在对外贸易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一组对立概念“夷”“夏”，如何处理华夷关系，相关概念及判断包括“朝贡”“市舶”“海船贸易”等。在国防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兵”“屯”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强调军事与国家综合国力的联系，如“足兵”“国富则兵强”等；也有凸显粮草等物资供应的军事后勤思想，如“因粮于敌”“屯田积粟”等。在生态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天”与“时”这一组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如“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等；有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安排生产劳动的思想，如“不夺农时”“农桑以时”等；也有强调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如“以时禁发”“网开三面”等。在经济统计思想范畴，可提炼出“籍”“册”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关于统计分类、统计平均数等思想，如“关石和钧”“方以类聚”等；有全面调查户籍、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形成统计资料的思想，如“黄籍”“鱼鳞册”等。此外，还有一部分难以归类的零散概念已列入“其他思想”中，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得益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和持续的学术积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蕴含着一系列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且内涵丰富的语义网络，基本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涉及的大部分领域，较大程度上构筑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通过系统考察发现，这一概念体系不仅在较宏观的思想范畴之间存在较强的逻辑性关联，如处理“人满”的人口问题时，古代思想家常会涉及土地兼并问题，提出“抑兼并”的政策方案；而且在较具体的领域亦有结构联系，如傅玄主张的租税三原则，结合来看具有内在的逻辑支撑。此外，部分概念在理论深度上也已触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某些核心要素，如“无为而治”“轻重”“正经界”“相地而衰征”与现代经济学所强调的自发秩序、货币数量论、产权理论、级差地租等理论，在部分核心思想与观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生成机制与基本特征
随着历史的演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一定的生命周期。从概念史考察，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演变历程表现为汉语构词—词汇竞争和内涵竞争—概念的广泛接受—概念改变或概念消亡。其中，汉语构词、时空转换、多元取向作为三种生成机制，从技术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维度型塑了概念的起源、扩散、流行与消亡，鲜明地展现出概念体系的独特性、时代性和层次性。这三种生成机制彼此影响、共同塑造，处于动态互动之中。
（一）汉语构词生成经济思想概念表达的独特性
第一种生成机制来自“汉语构词”，这是概念体系得以生成的技术性机制，生成了概念表达的独特性。汉字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自源性文字符号系统，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概念提供文字载体。汉语部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够广泛地构成诸多概念，并对构词方法、表意方式、思维方式赋予独特风格。本文聚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结合《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辞书，总结出贝、田、木、宀、钅（金）、禾、刂（刀）、彳、土、礻（示）、丶、讠（言）、（竹）等13类蕴含经济思想的部首。
以“贝”字部为例，古人早已认识“贝”可作为交易媒介，具有推动商贸流通的基本职能，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贝”确定为上古的货币，即“古者货贝”。在构词方法上，“贝”字部与“武”“戈”“工”“化”等多数形声字相结合，生成“赋”“贷”“贡”“货”等单音节概念，并进一步构成“朝贡”“通货”“五均赊贷”等双音节和多音节概念。这些概念吸收了“贝”所蕴含的宝物、价值、贸易等衍生含义，反映出各类社会阶层对社会治理、财富增长、商贸活动的看法。在表意方式上，由于表意文字的特点，概念意涵与部首含义紧密联结，并在字形上得以印证，如“赋”表示手持武器征收财富，引申为赋税。并且，汉语构词在心理和认知层面显著影响了中国传统经济思维方式，使得“汉字使用者在心智活动中更倾向于类比表征以及与经验相勾连的命题表征，并与直觉、联想和实质推理模式相适配”。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汉字结构继承图形符号特点，经由视觉通道触发联想。比如，“本”和“末”字形象征树根和树梢，意为事物的根基和细枝末节，可类比为重要行业（农业）与次要行业（工商业）。二是概念的语法结构较松散，无明显词性变化和显式的语法规则，语言精练并注重意合，以直陈或隐喻表达意象，传递较强的画面感，如“四海一家”“利出一孔”“摊丁入地”等。
（二）时空转换赋予经济思想概念演化的时代性
第二种机制来自“时空转换”，这是概念体系得以生成的客观性机制，赋予了概念演化的时代性。正是时代问题更迭、空间发展差异等变化，赋予了概念以特定的社会经济意涵，使得概念呈现出移动、转移和扩散。从演化形式看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词汇竞争形式，即在同一思想范畴中，新生概念挑战或取代旧概念，两种或多种概念呈竞争关系。因此，可通过长时段历史考察，捕捉概念的嬗变规律。结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概念的演化特征，本文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作为经济思想滥觞期，更多体现为概念的原创性和丰富性；秦汉至唐中叶，“三大教条”即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确立，思想层面更规范统一；唐中叶至元，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租税、土地等思想形成新概念；明至鸦片战争前，民间交易体系日臻成熟，货殖、土地等思想涌现新概念。以土地思想范畴为例。先秦“公田”“井田”等概念，反映领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制度安排或儒家思想主张。秦汉以来，国家为抑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推行多种土地制度，“限田”“均田”等依次生成并纳入主流。唐中叶后，在国家、地主、农户的动态博弈下，土地政策从抑制兼并转向不抑兼并，土地买卖日渐增多，“租佃”“典”等概念开始传播。至明清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租佃关系的发展，兴起了“押租”“活卖”等概念，并逐渐向全国扩散。总之，土地思想概念的演变反映出土地制度日渐多元而灵活的表现形式，以及中小地主和农户在地权博弈中逐步向有利地位转变。
第二类是内涵竞争形式，即同一概念的两种或多种内涵展开竞争。换言之，概念语言外壳并不改变，但内涵发生变化。如“称提”概念经历了含义缩小过程，最初表示粮食、金属货币等物品的平衡兑换思想，逐渐聚焦于专门针对纸币管理的思想。“称提”可追溯至北宋，表示采取措施使得两类物品在价值上处于平衡的关系及其引申的原则。南宋因纸币超量发行引发严重通胀，此时“称提”作为纸币治理概念应运而生，专指稳定和提高纸币币值的术语。如“楮币在处可行，但须得本钱称提乃可”。及至元代，政府全面推行不兑换纸币制度，滥发的纸币导致购买力迅速下降，思想家沿用“称提”表示新旧纸币兑换、稳定币值的措施，并为明清继承。
（三）多元取向塑造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层次性
第三种机制来自“多元取向”，这是概念体系得以生成的主观性机制，塑造了概念体系的层次性。“多元取向”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目标取向、政策取向、民意取向，分别生成经济伦理思想概念、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国家调控思想概念和东方自由思想概念四种类型，进而塑造了概念体系的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以经济伦理思想概念为基准。作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看法，经济伦理思想概念是制定各类经济政策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换言之，古代思想家首要考虑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是否符合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而非具体实施细节。在内部结构中，古代思想家的价值取向并不单一，因而生成的观点存在分歧。以“义”“利”为例。根据“公利”和“私利”差异，思想家形成不同阵营。倘若以孔子的义利观为基准，一方更强调“公利”，认为个体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如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另一方更偏向“私利”，重视社会个体的利益，认为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之和，如司马迁的“善者因之”、顾炎武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等。由于价值取向差异，历史上引发数次“义利之辩”大论战，如盐铁会议、王霸义利之辩等。可见，经济伦理思想概念虽是社会经济秩序的首要原则，但古代思想家对其理解不一，导致激烈的政治经济博弈。一方面，主流思想不断强调“重义轻利”，强化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不少思想家倡导“私利”，激励个体经济活动，推动了货殖、借贷、租佃等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
第二层次以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为目标。古代经济社会有着诸多目标取向，如兼顾稳定与发展、富国与富民等，生成若干与“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的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指引着具体的经济实践和制度设计。比如，佛教传入及其中国化带来了特色的寺院经济，但一开始就被纳入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约束，如北魏政府的僧官制度和《僧制》颁布等，以加强对其管理。由于实现目标取向的认识差异，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亦丰富多样，但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而言，强调国家调控的典型代表如《管子》的“官山海”、王安石的“理财”等；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贤良文学的“各得其便”等则与之相反。总体上，历代王朝大儒和改革家影响国家决策方向，指引着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加强国家调控成为中国古代反复论述的议题；反之则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了基层自治、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创新。可见，二者均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方式，且互为补充。
第三层次以国家调控思想概念为中心议题。在建设公共工程、抑制土地兼并、滋生人口等政策取向下，生成了多样的国家调控思想概念。古人对此议题的重视程度，从现存史料可窥一斑，大多数广为流传的古籍都强调了国家调控的作用。具体而言，相关概念及判断可归纳为三类。包括税赋、人口、金融、农工商等相关概念，如“算赋”“救荒”“铸大钱”“崇本抑末”等。二是通过垄断行为以调节经济。涵盖专营制度、调配商品流通、稳定物价等制度概念，如“官山海”“均输”“常平”等。三是制定政策以影响经济活动。包括农业政策、财政改革等概念，如“利出一孔”“折银”等。当然，这些概念仅是冰山一角，多数概念背后包含更详细的子概念。比如，“救荒”包括“治水”“除虫”“赈济”等，在“赈济”中又可划分为“常平钱谷”“以工代赈”等。可知，“大一统”国家因追求整体稳定，更易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设计推行明确的政策规定。
第四层次以东方自由思想概念为重要补充。在民意取向下，民间蕴藏着富有创见的东方自由思想概念。除在传世文献中，此类概念还大量记载于民间文献中，需要深入挖掘和精当解读。相关概念可分为三类。一是在精英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多载于古籍经典，如“无为而治”“善者因之”等。二是在区域内和跨区域流动中的相关概念，多载于方志、书信、宗教典籍，涉及农业、贸易、金融等思想，如“农禅”“海船贸易”“票号”等。三是在基层自治中的相关概念，多见于土地契约、族谱，涉及地权交易、公共产品供给等思想，如“租佃”“义仓”等。当然，多数概念包含更具体的子概念，如商帮在设计委托代理和股权激励时，形成了“号规”“身股”等特有的企业治理概念。可见，东方自由思想概念广泛存在于商贸、金融和地权交易中，对民间基础设施与公益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四个层次实为由宏观向微观的拓展。第一、第二层次分别作为内在价值原则和外在制度方案，从整体上发挥指导作用；第三、第四层次突出所论述的重点议题与丰富内涵。这四个层次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主要功能及其现代转化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主要功能与局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既是历史的“显示器”，亦是“推进器”。一方面，概念作为经济现象的抽象映射，能够解释经济社会现象。首先，概念是对经济材料的识别与概括，有助于认识经济现象。如范蠡用“六岁穰六岁旱”将农业丰歉周期和天文学现象相联系，体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探索。其次，概念具有公共性，能够在公共空间贮存和传播，在反复运用中深化经济分析、实现认知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如单旗运用“子母”“轻重”等概念，提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管子》正是基于已有概念发展了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管理理论。最后，概念作为话语策略，因特定目的产生，有助于表达使用者的利益诉求、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如正统儒家常用“义”与“利”、“本”与“末”等对立概念描述经济现象，并将“义”“本”等作为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反映了面对“道义—逐利”“农业—工商业”等两难问题时所贯彻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经济思想概念作为话语权的重要元素，能够影响经济决策和社会实践。这首先有助于强化身份认同、引导主流价值，进而维系中国古代特有的经济生产方式、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如“养民”“安民”等概念促成民为邦本的社会共识；“孝道”“宗法”等概念发挥代际契约履约机制的作用，部分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备。其次，经济伦理思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和蕴藏隐喻色彩的概念及判断，通常带有争夺话语权的功能。为了争夺公共领域话语表达的资格和权力，不同阶级根据其利益选择不同的概念，或概念的不同用法，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法。中国古代数次有关经济问题的大论争正体现了这一点。最后，概念塑造并引导了人们的认知和思考方式。如“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等富含整体主义色彩的概念，广泛受到社会的长期关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赋予了中国传统思维普遍联系和整体气象。
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因历史局限性，客观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概念缺乏精确定义与边界厘清，易造成理解困难和用法混乱。“田赋”就是一个典型，不同朝代对这一财税概念的理解均有差异。又如，传统概念往往与具象经验结合较为紧密，限制了抽象概念、形式推理的形成深化。古代社会环境也制约了经济思想从其他领域获得正向“外部性”。如隋唐以降推行的科举制度，偏重诗赋经史学问，导致自然科学理论的落后，使得传统经济思想概念难以实现自我变革和跃升。
（二）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
当前，面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大时代命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立足时代需要，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中汲取精华和有益成分，激活其跨越时空的思想智慧和生命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宝库。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古代中国立足经济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积累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概念混杂在政治、哲学等相关论述中，一些概念亦存在客观不足。这就需要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根本遵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传统经济思想概念进行全面系统地挖掘、梳理和甄别。
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客观地认识、梳理和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基因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秉持科学实践观，依照社会实践决定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逻辑，将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与古代历史演变相结合，力求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复原”其意涵。在理解和评价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时，应注意古代和近现代话语在语义语法、体系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秉持合乎规范的阐释逻辑，避免强制阐释。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辩证看待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成就与局限，既要合理评价其光辉成就，汲取精华、古为今用，也要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去其糟粕、推陈出新。
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交织共振关系，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转化和再生。在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基础上，不仅要善于关注和识别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还要善于发现和提炼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开放精神、生态观念等相契合的思想概念，实现“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因此，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当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对“民为邦本”“见利思义”“天下为公”“善者因之”“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天人合一”“革故鼎新”等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予以针对性转化，推动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优势。
第二，激活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时代精神，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中蕴含着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但并非自然地显现，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返本开新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须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主动回应时代呼唤，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具有普遍解释力、经得起实践检验、富有传统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
一方面，掌握概念的生成机制规律，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这并非任由相关概念自由演化，而是在准确阐释概念原义的基础上，立足时代需要，通过改变语言外壳、引申和赋予新内涵、概括和评价旧有概念等方法，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升华与超越。譬如，在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重大课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赋予“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蕴含朴素国际秩序观的概念以新内涵，由此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凸显了对人类整体共同利益、责任和命运的关切，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指引。费孝通立足实地调查，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对“公”“私”“家”“己”等加以学理化阐释，进而提炼出基于亲疏远近关系的“差序格局”这一原创性概念，后被广泛应用于非正式制度、家族企业治理等研究中。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功能，解释并推动中国经济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表现出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共生、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都难以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加以阐释。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功能，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及规律，进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比如，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遍愿望与“四个现代化”相结合，赋予“小康”鲜明的时代含义，并引申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第三，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精髓，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及其蕴含的整体思维、辩证精神，从立体、联系、多元的视角展现了一个丰富、发展、真实的世界。对这些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甄选扬弃，有助于解构、拓展、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一是摒弃以资本为中心，明确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资本利润率最大化为核心构建的理论体系，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在于攫取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家需要，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生产无限扩张、两极分化等发展困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均无贫”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浸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注重人民利益、民生诉求，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和发展，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贯通，可为明确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提供有益元素。
二是超越“经济人”假设，构筑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将人的自然属性抽离出来，只强调经济动机，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利己活动。但该假设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影响，不能准确描述真实的经济决策和行为。“义以生利”“见利思义”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概念，实现了利己与利他、物质与精神、动机与目标的辩证统一，弥补了“经济人”假设的根本缺陷，可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假设提供养分。
三是突破西方资源配置理论，为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新模式。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即可完成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政府只应充当“守夜人”角色，尽管政府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但对于政府介入市场经济，始终持有消极或否定态度。而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救荒”“常平”“无为而无不为”“善者因之”等概念及其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均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二者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四是拓展合作与竞争理论，厘清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层内涵。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市场竞争为主线，意图揭示人类经济行为的竞争性。而“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蕴含着和平发展、协调合作、包容共赢的和合智慧，有助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方式，为当前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五是重视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尽管西方经济学提出了庇古税、产权界定等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但在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下，经济生产、消费的无限扩大与有限的自然承载力之间必然存在尖锐矛盾。“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正是突破了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的机械论思维，强调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能够有力指引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
第四，萃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精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其中皆有体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对相关概念进行充分挖掘和现代转化，有助于推动文化繁荣，更好担负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历史使命。
一是彰显连续性，滋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不息，连接了历史与现实，能够对当代社会产生积极深远影响。如“利用厚生”“均贫富”“天下为公”等概念作为中华民族一贯的理想追求，由先秦秦汉时期传承至今，可为当下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丰富元素；“经世致用”“经国济民”等概念由明清时期生成，所传递的传统文化精髓，深刻影响着当下治学追求与旨趣。
二是聚焦创新性，赓续中华民族锐意进取品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孕育着深厚的创新品格，如“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概念展现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可为当下各领域深化改革创新提供思想支撑。
三是体现统一性，凝聚中华民族强大向心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重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力求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例如，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取向的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是古代反复论述的中心议题，“国计”“郡县”“车同轨”“田制”“赋税”“理财”等概念及其制度安排，亦为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劲的思想动力。
四是展现包容性，涵养中华民族和谐精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注重兼容并蓄和开放包容，如“和而不同”“天地人和”等概念超越了乡土、血缘、宗教等拘囿，展现了对不同文明、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货殖”“农禅”“典”等概念体现了传统民间活跃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这对当下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具有重要启示。
五是呈现和平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古就未出现以扩张、霸权为目的的对外侵略，“兼相爱，交相利”“四海一家”等概念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和睦的文化基因；“市舶”“宝船”等概念及其早期经济全球化实践，为世界和平、繁荣发展注入中国力量。这为当下更好应对全球挑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中国智慧。
第五，促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现代转化各环节的协同提升。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系统观念，并高度重视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为推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科学指引。由于该项工作涉及系统搜集整理史料、调动社会主体积极性、提供良好学术氛围、营造有利于推广传播的客观环境等多个环节，且各环节缺一不可，必须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从上游环节看，考古挖掘、版本考订等基础性工作可从根本上拓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而需要深化史料的系统搜集、整理、数字转化及利用，如依托数字人文技术解决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难题，借助数据平台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与大数据计量研究等。从中游环节看，不断提升学术界的总结、反思及创造能力是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现代转化的关键，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同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创新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从下游环节看，推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乃至国际传播，是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现代转化的重要支撑，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必要举措。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实现精准、智能、个性化传播，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切实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