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与学术的发展捆绑在一起。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时至今日，三十多年的光阴，改革的话题一轮接一轮：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转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基层自治到社会建设，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从自由民主到国家治理。在每一轮改革的起承转合处，学术研究都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学术研究到底是要服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谋求相对独立的自由发展？这个争论再次把我们拉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原则和使命是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仍然有必要重申。
第一，学术引领思想，思想主导实践。经常看到一些励志口号，如“心有多远，路有多远”，“思想能走多远，行动就走多远”。其实，思想所能及的地方，行动未必能够到达，但是，思想所不及的地方，行动一定不会到位。现实的改革实践需要学术研究支撑，学术研究的深入能推动认识的深入；认识不到位，改革行动就不可能到位。总之，社会政治改革需要学术理性的参与，而学术理性的形成还是要贯彻思想无边界和学术无限制的原则。
第二，学术研究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现实主义意味着关怀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并从现实条件出发来讨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而绝不意味着放弃理想追求和知识良心，向现实妥协，从而丧失学术批评的立场和能力。今天，无论进行任何一项社会研究，都需要有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并不一定表现为政策宣讲和注解，也不一定表现为站在政府对立面去批评政策。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如何，那不是学术评价的标准，有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才是学术评价的关键。换言之，学者的使命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现实政治，而在于本着“问题意识”，说明“问题”的性质，揭示“问题”存在的真实原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那些最有贡献的学者，一定是面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的人。他们的意见包括表达对以往学术思考的不满，指明目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之不足，并尝试给出新的解释。给出新的解释，才能产生新的观念，设计新的政策。正是这样，学术的进展和政策的改善才有可能。所以，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对“问题”给出新的说法，进而促成某些新的共识以改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学者就应该立足于中国的“问题”，以中国的视角做出解释。
第三，犹如其他学科，今天，中国政治学者面临诸多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去阐发那些被现代国家的人们所认可的政治价值，并将之转化为可行的制度和政策改进方案。令人备感欣慰的是，中国学者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研究转型”，即从理想目标的讨论转向现实路径的思考；从简单的“概念套用”转向“理论再造”。然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构建毕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诸多问题互相纠结，一时难以理出头绪，而且就问题的诊断也远未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这就要求学术研究能够系统梳理国家治理的“问题”，形成系统的研究任务清单。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政治建设的探索更加活跃，也日益自觉。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表明，一方面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红利”，促成了社会经济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弹性也为吸纳发展和变化的要素提供了空间。这些经验为政治研究和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政治学坚信这样一个命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好的制度，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坏的制度。那么，中国的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它的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应当如何发挥？人们常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中国制度也算是一块“好钢”，那它该用在什么样的“刀刃”上？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国政府在诸如重大事务的决策效率（decision-makingefficiency）、紧急状态的应急管理（emergencyresponsemanagement）、跨地区跨政府的统一协调（coordinationforcross-regionalcooperation）、管理人才的选拔与储备（meritselectionandreserves）等方面的表现，往往会受到一些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甚至青睐，他们借此也表达了对于通行的自由民主体制改革的期待。然而，对于深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人士来说，这样的治理绩效，通常会伴随较大的制度成本和代价。那么，有没有在保留制度绩效的同时降低制度成本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然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多重目标，其中包括要完成现代国家建设、政府建设、政党建设和社会建设等诸多任务。国家建设需要致力于基础建设，而基础建设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机场、道路、高楼大厦等物质工程建设），还应该包括信息建设（网络、通讯以及公民信息共享体系建设）、社会建设（社区建设、社团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建设）、基础制度建设（国民身份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法制建设（旨在树立法律和司法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司法建设）。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国家基础建设的核心在于实现国家的统一——不仅实现领土、政权和语言的统一，更主要的还在于实现市场、管理、标准以及公民权利的一致性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的有限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政党建设的核心在于重建执政党的领导力——完成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的转变；社会建设的核心在于投资和改造社会资本——培育社会自治机制，促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社会化。
本书由作者多年来思考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所形成的学术成果汇编而成，这些成果发表于不同的学术期刊、报纸和其他杂志上。此次汇编再版之时，根据“国家治理及其改革”这一编辑主题进行了适当修改。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够引发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思考、讨论。
原文以《社会学者的使命》为题刊发于《中国科学报》2012年8月20日第7版，这里做了部分文字修改。摘自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