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三国演义》的主题作了新的探讨，认为表现“天道循环”亦即“历史循环论”，这才是小说深层次的主题。文章认为，小说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展现主题的：1、 以“点睛”之笔直接宣扬“天道循环”；2、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表现“天道循环”；3、通过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表现“天道循环”。小说表现“天道循环”，意在警戒弑君篡位者、施暴行恶者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
【关键词】天道循环；“点睛”宣扬；相似性；因果报应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可看到的有十余种之多〔1〕。但细察之，均觉欠妥。
“拥刘反曹说”（一称“尊刘抑曹说”）和“正统说”出现较早，影响较大。但此说概括的其实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表现，它是作品的倾向性而非主题。主题是蕴涵于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它有一定的客观性，是作品客观上和实际上显现出来的东西。倾向性虽然与主题有一定联系，但倾向性不等于主题则是可以肯定的。作家的意图与作品实际显现出来的思想未必一致甚至矛盾，这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概括的是小说的人民性，也并非主题。“忠义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仅局限于小说伦理部分的内容，似难涵盖作品的整体内容。“反映三国兴亡说”从题材着眼，是把作品题材（三国兴亡历史）与作品的主题混为一谈了。“悲剧说”认为小说表现了封建社会民族的悲剧（邪恶战胜正义、权诈战胜道德、暴政战胜仁政等等）。但这与作品的某些关键内容并不符合，如曹氏篡汉和司马氏篡魏，很难说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究其实都是一种为夺取天下的篡位斗争。即如魏之灭蜀、晋之灭吴，也很难说就是邪恶战胜正义——以刘禅的昏庸腐败和孙皓的残暴骄奢，能说他们代表正义一方吗？“仁政说”认为作品的主题是歌颂仁政，鞭挞暴政。此说概括的仍属于作品表层或者说浅层的意蕴，因为作品客观显示出来的是：无论仁政还是暴政，都被某种深层的力量支配着。“仁政说”未能概括出此种深层次的内涵，仍难堪任主题。“农民愿望说”认为小说宣扬忠义和正统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显然有些以偏概全。向往忠义和正统者岂只是农民，一切开明的和明智的统治者不也向往吗？《三国演义》之所以受到历代各层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不也在于此吗？“兵不厌诈说”注重军事内容是一开拓，但仅局限于军事内容且仅从军事斗争的智谋上着眼，显然难以涵盖全书内容。“分合说”和“天下归一说”较之前述诸说前进了一步，但犹显空泛而且仍有隔膜。由此可见，以上诸说均有欠妥之处。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去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力图更逼近和更符合作品实际。笔者认为，小说通过“点睛”之笔的直接宣扬，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循环”这一核心观念——此即小说的主题。为了有别于上述诸说，姑名之为《三国演义》主题的“循环说”。下面，试分别论述之。
一 以“点睛”之笔直接宣扬“天道循环”
《三国演义》直接宣扬“天道循环”之处虽然不算多，但在关键部位和关键时刻往往出现。“点睛”之笔不在乎多，而在乎它提示主题的份量和作用。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即是。开篇第一段即议论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汉帝，遂分为三国。”结尾又议论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基业。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前者的重心是“合久必分”，后者的重心是“分久必合”，这就是汉——三国——晋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两段议论，无论说的是“分—合——分”还是“合——分——合”，其言外之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分”与“合”的重复交替，一如七国至晋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观点，是对历史演变现象的一种概括，确也有符合历史实际之处，因而也可以说它勾勒出了历史演变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然而，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直观的概括和描述，纯粹从“分”和“合”的外观形式上着眼，并不涉及“分”和“合”的内容和结果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所以，它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愚昧到文明、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趋向性和质变性。仅就“分”和“合”两种外观形式概括历史，历史必然在“分”和“合”的交替中如走马灯般旋转循环，因而必然陷入“历史循环论”。
尤需注意的是，首尾两段议论虽然字数不多却至关重要。这还不在于它出现在小说开头和结尾两个显眼之处，也不在于它起到了交代背景和首尾呼应的作用，而在于它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思想框架。汉魏之间、魏蜀吴三国之间、魏晋之间的外部和内部斗争，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各方各层各类人物的斗智斗勇、巧取豪夺，都是围绕这一框架展开的。而且，这一框架成了统领一切、笼罩一切、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三国的形成与统一，三国的是非成败与兴衰起伏，无不受此框架桎梏，无不随此框架转动，谁也跳不出框架之外。因此，此两段议论可谓“点睛”之笔，它点出了作品所表现的核心思想是“天道循环”。
如果说上述两处还不够直露的话，那么，第109 回写司马炎“受禅”，即以插诗直接点明道：“魏吞汉室晋吞曹，天道循环不可逃。”诗中的“天道循环”，便是对小说主题的一种直白了。还需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天道”，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天运”、“天数”、“天理”、“天命”等词语的内涵是一致的（如小说结尾插诗中的“天数茫茫不可逃”等），因而凡使用后述诸语的地方，也隐含“循环”之意。
小说的另一关键章节是第14回的前半部份，即“曹孟德移驾幸许都”。曹操移驾许都后，“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此后，即形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刘汉王朝完全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三国也由此渐次形成。此回写曹操与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操由是日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侍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尽，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操以是告或。或曰：“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操意遂决。
此段描写中的“五行不常盛”、“火能生土”、“代火者必土”等，均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一种名符其实的中国式的“历史循环论”。“五德终始说”又称“五德转移说”，它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当符应若兹。”按照此说，五德（即五行金、木、水、火、土）周而复始地循环，每个朝代与五德相配，因而朝代的更替即是五德的更替，亦周而复始地循环。许立所说的“代火者土也”，荀或所说的“火能生土”，即是依据“五德终始说”来推论的：汉为火德（《三国演义》中经常提到的“炎汉”即含此意），火德必转移为土德（魏），因而汉必亡魏必兴，“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此段对“五德终始说”的直接宣扬，亦是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点睛”之笔还有其他一些，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二 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表现“天道循环”
“天道循环”亦即“历史循环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认为历史的演变过程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交替过程，因而前后相似，绵绵不断。《三国演义》在描写政权斗争中，往往不吝笔墨渲染历史的相似性，以此表现“天道循环”。
一是写镇压政敌的历史相似性。曹操和司马昭在掌握朝政大权后，均严酷镇压异己力量。曹操曾先后两次扑灭汉献帝的密谋活动，诛杀了董承、董贵妃、伏完、伏皇后等人；司马昭亦扑灭了魏主曹芳的密谋活动，诛杀了张辑、张皇后等人。曹操和司马昭镇压政敌如出一辙：起因相似，手段相似，过程相似，情景亦相似，所不同者仅为姓氏的差异。这正如小说插诗所写：“当年伏后出宫门，跣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回评》亦谈到这一点：“献帝有衣带诏，曹芳亦有血诏；汉有伏后之见弑，魏亦有张后之见弑；汉有伏完、董录之事泄，魏亦有张辑之事泄。报应之反，何无分毫之或爽耶？”〔2〕此外，前有曹操逼献帝封为魏公加九锡，后亦有司马昭逼魏主曹奂封为晋公加九锡，前后如出一辙。凡此种种，也许有人会以篡权者心理因素相似来解释，但小说的描写分明表现出：这是“天道循环”在作崇，因为“天道循环”，所以历史才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二是写篡位斗争的历史相似性。这集中表现在曹丕和司马炎一前一后“受禅”的酷似中。第80回“曹丕废帝篡炎刘”写曹丕“受禅”，即以插诗暗示了“受禅”事会在尔后重复出现：“黄初欲学唐虞事，司马将来作样看。”第119回“再受禅依样画胡芦”， 回目本身已标明了相似性；插诗还进一步点明：“晋国规模如魏王，陈留踪迹似山阳。重行受禅台前事，回首当年止自伤。”而且，两次“受禅”何其相似；均逼帝“禅让”；均逼帝筑“受禅台”；均在“受禅台”上“受禅”；均发落废帝远离京城；废帝均受到“非宣诏不许入宫”的警告。总之，两次“受禅”的动因、情节、气氛乃至语言都极其相似，所不同者仅为姓氏的差异。两次篡位的酷似，这正是“天道循环”的生动写照。
尤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罗贯中热情讴歌、无限同情的蜀汉政权，在写到它覆亡时，也流露出“天道循环”的观念。当邓艾兵临绵竹，诸葛瞻、诸葛尚父子战死，魏军即将攻取成都时，蜀主刘禅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在这里，小说有这样一句不起眼却十分重要的议论：“试观后主临危时，无异刘璋受逼时。”“无异”一词，亦表明了历史的相似性：刘禅今日之临危，一如当年刘备兵临成都时刘璋之受逼，“临危”和“受逼”都是一种政权覆亡前的惊恐。小说在客观上显示了：刘禅之临危，是刘璋受逼的循环。由此可见，“天道循环”具有强大的支配力，无论正统还是非正统，无论仁政还是非仁政，在“天道循环”这个规律面前都无能为力，都无法走出循环之路，都无法摆脱循环之网。唯其如此，《三国演义》卷首的引词和卷末的插诗，才生出了那么多的哀惋浩叹：“是非成败转头空”，“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三 通过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表现“天道循环”
人物的命运是千变万化的，并非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关系。但《三国演义》往往这样写，其用意仍在于表现“天道循环”。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曹操杀人全家而后全家被杀。曹操行刺董卓不成仓惶逃命，中牟县令陈宫感其大义放走曹操并与之俱逃。至成皋，曹操因疑心而杀掉吕伯奢及其一家。后来，曹父曹嵩一家老小四十余口人投奔曹操路经徐州，徐州太守陶谦意欲结纳曹操，差都尉张闿护送，未料张闿乃谋财害命之徒。曹嵩一行来到华、费间一古寺中住宿，半夜，曹嵩一家均被张闿等人杀害，钱财亦被洗劫一空。小说在此插诗道：“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伯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差。”这里，显然不能以作家诅咒和抨击曹操来解释，因为诗中已点明“天理循环报不差”。
孙坚之死亦是一例。孙坚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诸侯联盟。当各路诸候部队打进洛阳时，孙坚于宫井中得到传国玉玺。按理玉玺应交给盟主袁绍保管，讨伐董卓成功后交还朝廷。但孙坚出于政治目的私自藏匿，还嘱属下保密。目睹现场的一名士兵为进身而密报袁绍，袁绍逼问玉玺事，孙坚拒不承认，还指天发誓说：“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必死于刀箭之下。”众诸候均相信孙坚未得此宝。玉玺乃朝廷之宝、皇权之象征，孙坚私自藏匿自然是一种恶行。后来孙坚果然遭到了报应，确如他所言“不得善终”：在跨江击刘表时，“坚体中石、箭，脑浆迸流，人马皆死于砚山之内，寿止三十七岁”。
再如，孙策不听劝阻屈杀颇得人心的道人于吉，终于遭到报应以至“金疮迸流”而死；刘备不因“的卢”马“妨主”而转手害人，后来“跃马过檀溪”而获救——此皆为因果报应的描写。此外如董太后、何太后之被杀，诚如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回评》中所说：“吕氏惨杀戚姬，而惠帝无子；何后鸩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终，且也，前有何进之弑董后，后有董卓之弑何后，天道好还，于兹益信。”〔3〕
“因果报应”是佛家语，认为因果有必然联系，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行善作恶必有善恶之报。此种观念显然包涵“循环”之义。这正如《涅槃经》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三世”指三生，即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很明显，“因果报应”认为善与善、恶与恶是循环出现的，因而它也是“天道循环”的一种表现形式。佛家以此教义劝人行善，因为行善必有善报；劝人勿作恶，因为作恶必有恶报。其用意无疑是好的。但它显然有很大的虚幻成份，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善善、恶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窦娥冤》所描写的“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在生活中不是大量存在吗？《三国演义》写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未必是对佛家教义的认同，其目的显然在于表现“天道循环”。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不过是表现“天道循环”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罢了。
四 几点辨识
《三国演义》正是通过上述三方面表现“天道循环”——“历史循环论”的。应当看到，《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杰出小说，其思想的丰富性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开掘空间，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概括其主题。就此而言，对其主题的概括有十余种之多，这并不奇怪，相互的争议也是正常的。这在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但笔者以为，既然要概括一部作品的主题，理应发现并把握该作品若干思想中的核心部份；即使一部作品有若干主题，亦应将其最深层次的主题攫取出来。因此，如果说《三国演义》所包涵的思想可以分为若干层次的话，那么，必然有一种思想居于最高或者说最深层次，它足以涵盖其他层次而成为若干思想中的核心思想。笔者认为，“天道循环”正是若干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因而表现“天道循环”即是作品的主题。自然，这样的概括是就小说的核心思想而言的，这一主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与事件、情节与细节一一挂勾，发生直接联系（有的有直接联系，有的则只有间接联系，有的可以说没有联系，仅仅是出于小说艺术的需要）。换言之，我们不必也不应当要求小说所写的一切都死死扣紧“天道循环”，都去表现“天道循环”。对于长篇小说，特别是象《三国演义》这种史诗般的杰出长篇，要求一切内容都与主题挂勾，要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都为表现主题服务，都为表现主题而存在，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其描写还有其他的一些非表现主题的需要，其内容的某些部份虽不表现主题却是小说艺术不可或缺的。
如前所述，“天道循环”亦即“历史循环论”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看到了人类社会是周期性地演变的——这是其积极面。然而，因为它仅仅局限于社会发展的外观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发展观。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指责生活于元末明初的作家罗贯中，要求他必须具有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三国演义》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三国演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民族引为自豪的文化瑰宝。但指出“天道循环”思想的局限性则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部小说。
最后，需要回答的一点是：《三国演义》为何要表现“天道循环”？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能仅凭作品本身，还必须结合作家思想生平、三国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此，笔者只能作一直观的推测：《三国演义》表现“天道循环”，是为了警戒弑君篡位者、施暴行恶者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以使“乱臣贼子惧”。既然“天道”是“循环”的，“乱臣贼子”作恶作乱必然要遭到“循环”的报复，祸及自身或其子孙，因而最好不要作恶作乱。这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三国》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画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弑者戒。”〔4〕
注释：
〔1〕 见《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 四川省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编：《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2〕〔3〕〔4〕 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474页；第312页；第491页。
